托马斯·P.M.巴内特和摩西·纳伊姆是后冷战时期的两位思想家，他们近年来非常有名。阅读他们的著作为理解奥塔姆瓦和奥尔温融入世界——以及最终，冰毒成为当地生活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方式提供了一个框架。巴内特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和研究员。他在其题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The Pentagon's New Map)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世界观之一，即国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功能核心”国家，以及“非一体化隔阂”国家或称“断连”国家(disconnected states)。前者包括八国集团，加上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业化国家，它们在基于全球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规则集合”上运行。后者在巴内特看来，包括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些长年战乱、经济和政治遭受重创、实行独裁统治的，此外还有其他松散随意的实体。非一体化隔阂国家依赖于一套单独的规则集合，该规则基于黑市和物品、服务的流动来进行预测，但对功能核心国家而言这些恰恰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全球毒品交易本质上倾向于在法律、政治和传统经济的范畴之外进行。不过，正如冰毒交易所显示的那样，这并不能阻止毒贩一边在政府政策和稳定的金融体系框架下运作，一边又找它们的空子钻。有人可能会说，麻醉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运作起来就像一个断连国家，无论它们是功能核心的还是断连的——全球化的还是边缘化的，都在各国的地理边界内和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如来自非一体化隔阂国家朝鲜的甲基苯丙胺会出现在像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功能核心国家，伪麻黄碱也可以从印度这个功能核心国家被运到墨西哥（另一个功能核心国家），在那里被制成冰毒后再送往美国（也许算是个功能核心国家）。而这一切的发生正是通过一个松散的市场力量网络来实现的，这些力量将深植在同一边界内的有连通性的和有差异分歧的想法联合在了一起。墨西哥的米却肯州就是一个例子，新拉雷多、华雷斯、诺加利斯和马塔莫罗斯等城市也是如此，即使是墨西哥军队也无法对这些地方加以控制。
但是，美国境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比如说，加州的中央山谷，或者艾奥瓦州小小的奥尔温镇上人称“冰毒房”的那一小片区域，或者比它更小更宁静的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本顿市？还有阿尔戈纳和卢文市，以及索德尔众议员所代表的家禽业发达的印第安纳州东北部第三行政区，这些地方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几个地方跟美国其它地方以及整个世界到底有多少关联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你今天吃的大部分东西，无论是鸡蛋、牛肉、枣子，还是橘子或者生菜，可能来自中央山谷。而你昨晚吃的鸡肉，极有可能来自印第安纳州韦恩堡附近方圆一百英里的某个地方。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乡村的许多小镇跟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之间是相当断裂的。贫困率更高，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更少，而药物滥用跟美国城市相比更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你晚餐的食材之所以能从平均一千五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来到你的盘子里，是因为泰森、嘉吉和康尼格拉这些公司选择的产地——或者确切地说，多个产地——是由公司根据它们能在当地支付最便宜的劳动力成本来决定的。巴内特假设，当一块地方不再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时——也就是说，当其与标准规则相脱离的时候——个个都是脆弱的。奥尔温或许看上去跟独立镇完全不一样，但奥尔温的问题还是会影响到它的邻居。奥尔温的弱点就是艾奥瓦州的弱点，同时也是美国的弱点。
作为委内瑞拉前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现任《外交政策》杂志主编的纳伊姆在他的《谁劫走了全球经济》(Illici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巴内特的不谋而合。他没有以国家为例，他所列举的受害者更有可能是深受中国仿冒零件之苦的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或者是被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这个金三角组合的DVD黑市交易所打击的好莱坞。对纳伊姆而言，在任何一件东西抵达消费者手中之前，本质上就已经被盗走了，那么没有人可以真的免受这个混乱的“系统”的波及。现在，把好莱坞DVD或者汽车换成奥尔温、奥塔姆瓦、格林维尔以及古丁这些小镇上的工作。当这些小镇陷入困境时，纽约市郊的斯卡斯代尔和密苏里州的拉杜镇——分别是美国第二富和第四富的城镇——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从那些在农村的小转运点停留后最终抵达纽约或圣路易斯的冰毒里头能找到证明。
假如纳伊姆或巴内特是流行病学家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倾向于核糖核酸病毒(RNA viruses)方面的研究，比如流感。普通流感的威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谓的抗原漂移，也就是说，当人类产生抗体以抵御感染时，病毒会使其蛋白质发生变异，从而使抗体不再与病毒表面结合。换言之，这相当于你造了一把锁，而病毒打了一把钥匙。钥匙一转动，你就会生病。这些核糖核酸病毒会自我“重组”，平均一个生命周期内只发生一次。正因如此，人们对H5N1病毒——通常被称为禽流感——充满恐惧，包括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这些地方正对此进行密切监测。人们担心的是，这种特殊的流感病毒株会“弄明白”如何接受（或选择）同一种常规的陈旧性感染的基因特征，这种感染会导致世界上大量的人在每年的几天或一周内呕吐并感到虚弱。H5N1病毒通过重新排列或者重新分配其核糖核酸，理论上可以利用普通流感从鸡和鸭传染到人类身上。一旦人类感染了这两种流感，这两种病毒就能够同时复制在同一个细胞中，从而导致抗原转移。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免疫系统的钥匙会在几天或几周内随着世界各地的每一架飞机和每一个办公室里的每一个喷嚏、每一次咳嗽一起传递。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在他关于病毒流行病学课程的开篇讲座中所写的那样：“这太糟糕了！”
毒品交易跟普通流感很像。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中，它一直保证会周期性地变异。毒品贩子们通过给政府的锁配钥匙而得以保全，有时甚至是在人们还没想到有锁这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当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开始通过伪麻黄碱生产冰毒时发生的事，是因为它们预计到了一九九六年吉恩·海斯利普所提出的立法草案，而不是出于对那个立法的反应。但是，纳伊姆说，在过去二十年里，毒品交易变得更容易了，或者至少是跟踪起来难度大很多了。毒贩们就像核糖核酸病毒一样，始终影响着抗原漂移，毒品像传染病一样来来去去，每十年就会流行一波：七十年代是LSD和PCP，八十年代是可卡因，九十年代初是“快克”，此后直到现在是冰毒。一种毒品想要变异的话，所需的只是一个政治体；当这个政治体极其羸弱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异，因为此时失业率高、普遍贫困，并且人们省悟到自己被边缘化或者意识到他们处于与“核心”脱节的“断连”状态。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不仅仅是巴内特想象中的那些“流氓国家”，比如也门、塔吉克斯坦和厄瓜多尔。而“功能核心”国家自己在奥塔姆瓦和奥尔温、塞林德和阿尔戈纳、埃尔帕索等这些地方也有漏洞。
纳伊姆在书中这样写道：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全球非法贸易已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就跟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变化一样。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从固定的等级制度转向分散的网络；从全权控制的首领，转向多个联系松散、分散的代理人和小组；从僵硬的控制和交易线，转向机会所决定的不断变化的交易。这种变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府几乎无从知晓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指望去模仿的”。
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它让我想起了当为写这本书做调研时多次听到的一种担忧：毒贩们有朝一日将会与恐怖组织联手。或者说，最起码会利用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弱点，即那些已经被阿雷拉诺·菲利克斯组织和海湾卡特尔成功利用过的东西。事实是，这种事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二〇〇一年，曾负责一九八七年危地马拉“白头蜂鸟”行动的托尼·洛亚，在从美国缉毒署退休后，出任“国家甲基苯丙胺化学行动计划”(National Methamphetamine Chemical Initiative)的主任一职。他的工作是代表司法部追踪冰毒交易情况，并预测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洛亚注意到，那些售卖汽水、香烟和基本药品（比如感冒药）的、被他称为“停车打劫点”的加油站，正在买入数量相当巨大的片状伪麻黄碱。此外，加油站老板们有一种特殊的机器，可以把一整板伪麻黄碱药片像给大蒜头去皮一样从泡状包装中一次性挤出来。在中央山谷，特工们在被拆除的实验室附近发现了垃圾场，里面到处散落着数以千计的空泡袋。
洛亚一注意到这个情况，立即着手调查美国其它地方是否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果然：新泽西州的便利商店也在做同样的事。而且调查发现，新泽西那边便利店的老板是也门人，他们不仅大量进口感冒药，还非法进口粉状的伪麻黄碱并运送给贩毒组织。在美国缉毒署动手查封了他们的生意后，这些也门人搬去了加拿大，主要是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地方，那里在监管大批量进口伪麻黄碱方面没有相关的立法。洛亚对此也是鞭长莫及。
到二〇〇二年时，跟世界各地的执法人员建立了联系的洛亚，接到美国缉毒署特工的消息，称墨西哥毒贩中的大人物们将定期去底特律。洛亚从其他联络人那里获悉，中央山谷的冰毒产量呈指数级增长，由此推断墨西哥人将在离也门人的地盘比较近的底特律与也门人接触，寻求合作。凭着个人直觉，洛亚让人对加拿大入境点那里偏远的道路进行夜间监视。他说，那些地方通常晚上连一辆车都没有，但在他们拍到的画面上居然有几十辆十八轮大货车。经搜查发现，好几辆货车的挡泥板下面藏有大量的伪麻黄碱。
洛亚说，不久之后，有迹象显示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和也门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牢固，也门人开始到墨西哥人的后院——拉斯维加斯去看望他们的墨西哥伙伴。
“他们大排筵席，”窃听过这些晚宴的另一位美国缉毒署前特工称，“喝了好多酒——那场面简直太情意绵绵了。之后，我们从窃听设备中取回录音带，听到墨西哥人打电话给在加州的朋友说：‘要不是为了钱，我会杀了这些异教徒摩尔人狗杂种。’而也门人在他们酒店的房间里给多伦多那头打电话说：‘要不是为了钱，我早把这些婊子养的臭天主教徒给宰了。’”
与此同时，窃听到的谈话也显示也门人正向恐怖组织哈马斯输送数亿美元。托尼说，他能捋出这些线索全凭运气。
到头来，任何针对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的行动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因为毒品与恐怖主义之间真正的联系在巴内特提出的“断连”国家和纳伊姆的“无形的边界”的概念中可见一斑。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只消自我重组一下，将毒品制造从位于加州中央山谷的偏远农场转移到墨西哥的米却肯州，因为道理很简单，正如一位美国缉毒署前特工所描述的那样，“政府也只是对其所在地周围的一带进行有限的控制，你离政府越远，就越能无拘无束，并且想怎么无法无天都行”。米却肯州跟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相隔好几个州。这位美国缉毒署前特工说：“我们甚至都不会派特工去米却肯州——因为他们一旦去了立刻就会没命。就算是墨西哥的联邦警察也无法进到那里。那个地方像是墨西哥境内的一个独立的城邦，所有主要的毒品交易点——比如华雷斯、诺加利斯等——都是如此。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集中管治。”这种缺乏控制的情况延伸到了边境以北，遍及美国所有贫穷的分散脱节的地区。在奥塔姆瓦，汤姆·麦克安德鲁正在努力想办法确保他的手下都能一家老小性命无虞。
在跟鲁迪见面前的两周，因为卡特里娜飓风的缘故，我一直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待着。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据托尼·洛亚说，在过去几个月里，从得克萨斯州东部边境流入该地区的冰毒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在兄弟城市拉雷多和新拉雷多附近，毒品卡特尔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这使得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对此断断续续地报道了好几个星期。作为回应，墨西哥政府派出了军队。毒枭们的反应则是加倍地互相攻击。为此，他们开始雇用人称“泽塔斯”的黑帮，这些人是前墨西哥特种部队成员，受过美国人的训练。
一天早上，我和美国缉毒署特工、时任亚特兰大办公室负责人的雪莉·斯特兰奇交流了一下。根据她的说法，在她管辖的七个州里冰毒市场非常火爆，以至于很多“泽塔斯”成员利用自己在监视、武器和反情报方面的专业知识，自己做起了这桩生意。
“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控制了亚特兰大，”斯特兰奇说，“而他们控制这座城市的方式，在我这样一个二十五年来负责过各种不同地区、具有实战经验的人看来，是令人恐惧的。以前我们就对付墨西哥人，抱歉我用这个词，我指的是一小撮人，但确实当时所有的大毒贩都是墨西哥人。那时，这些墨西哥人还只是相当小的联盟，无非就是几个想在一年里赚够钱然后回家养老的人而已。如今，在过去八个月里，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毒贩，无论是在情报搜集、逃脱技能，还是武器使用方面都训练有素，与我们旗鼓相当。他们太可怕了。说真的，我只要走在街上——这在不久之前发生过——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的话，你就会一眼看到，然后满脑子想的是：‘天呐，我的上帝啊。’”
二〇〇五年晚些时候，我去亚拉巴马州北部的家禽养殖地区与胡佛警察局的亚历克斯·冈萨雷斯警官会面。作为禁毒专员，他的工作是示意小车和卡车靠边停下，然后对其进行搜查，冈萨雷斯和他的搭档也是托尼·洛亚那张巨大的人脉网络的一部分，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洛亚能对正发生在毒品世界边缘的情况进行评估。关于自己和毒贩之间的关系，冈萨雷斯是这样描述的：“某天，我们截获了一批，可能是发往亚特兰大的冰毒，大概有一百磅那么多；也可能是运回墨西哥的一百二十万美元的现钞。然后当天晚上，毒贩打了个电话到你手机上，对你说：‘伙计，干得不错啊！截了好大一票啊！’这话听着好像我们关系很好，甚至是在彼此打趣。然后，他们问起你妻子的事，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而他们就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对你了如指掌。他们会说：‘真是太糟了，趁着你花五个小时处理那一百磅的东西，我们把另外一千磅的货从你眼皮底下运出去了。’那一百磅的货其实只是个诱饵而已。”
他接着说道：“他们看着我们监视他们。他们的‘反情报’工作比我们的‘情报’工作更胜一筹——我甚至不用拿什么废话来强调这一点——这一点根本没什么好争的。你们互相奚落，就好像这是个游戏，但这是个他们总是能赢的游戏。
“至于什么不是游戏，那就是，如果贩毒组织不仅能够每天在我们眼皮底下运送大批货物，而且还能知道成功运送的数量，并拿这个来说笑——如果他们真能知道得这么详细——那么，恐怖分子正在做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明面上不在做的事。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什么游戏，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想的。假如毒贩和恐怖分子联手的话会怎样呢？他们之前不是没这么做过。那么接下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