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去奥尔温是二〇〇七年的十二月中旬。当飞机从纽约起飞，一路往西的时候，一场暴风雪正向东挺进。我到奥黑尔机场时正好遭遇暴风雪，机场差不多关闭了一整天；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五〇号公路沿途结冰的地面泛着刺眼的光，令人目眩，天气雨夹雪转雪，之后又转为雨夹雪。我在奥尔温的整个星期都在下雪；最高温度是十八华氏度。而这仅仅是漫漫冬季的开始。到四月份的时候，费耶特县的积雪已经接近八英尺了。莱恩家农场那边地势开阔，风似乎是从上千英里之外吹来的，刮起的雪堆了有四十英尺高，一直堆到屋顶上。
在最后这次行程的第一天早上，内森和我一起坐着他那辆白色柴油捷达（这车现在的行驶里程有二十二万二千英里，比我上一次见到他时多了四万五千英里）前往西尤宁县的法庭。内森身着他常穿的灰西装和白衬衫。头发仔细地抹了发胶，还戴了路德学院的班级戒指。洁米重新找了一份公共服务部的合同工工作，不再去草莓角小镇那里做酒吧招待了。他们住的那片地区的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现在洁米处理的大部分案子都在独立镇。也就是说，当她出门在奥尔温镇上四处走走的时候，不会再撞上她客户的家人甚至客户本人了。此外，她和内森也不必担心会影响彼此对某人的看法，比如说之前，当内森对某人提起诉讼的时候，洁米竟然正在试图说服法庭不要将其孩子带走。
从奥尔温到西尤宁，开车要三十分钟。三华氏度的气温在风寒效应下感觉像是零下二十七度，捷达车里打的暖气差不多到行程过半时才慢慢感觉到。我们一边开车，一边看沿途是否有野鸡出于好奇从溪底走出来，啄食从农用车上掉落的谷粒。等看到了它们——三两成群，绿色和红色的脑袋在斜射过来的刺眼灯光下泛着亮光——内森就会记下这些野鸡是出现在谁家的地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下午回程的路上征得农民的同意，去他们的地里打野鸡。在经过一处围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整整一排的鸟，我兴奋地吹起了口哨，双手拍打汽车的仪表盘。
“呃，呃，那是阿米什人的。”内森说道。
阿米什人是不允许非阿米什人在他们地里打猎的，反之亦然。这倒不是说在奥尔温镇上和周边，这两拨人之间真有什么彼此看不顺眼的地方。而是当地有一些用来区分阿米什人和社区其他人群的差异的规定。就算阿米什人来到镇上，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他们也总能把自己与人群中的其他人完全区别开。前一天晚上我在Kum&Go加油站时，看到一辆超大的蓝色面包车开过来。至少有十五个阿米什人从这辆五排座的车上下来，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允许操作汽油驱动或电动机器的。猎鹿季的第一天——根据艾奥瓦州北部地区这项运动所具有的半宗教色彩——在日落时分结束。阿米什人那天雇了这辆面包车和司机，带他们到一块位于伏尔加河野生动物管理区的州属土地上打猎；挂在车子后挡泥板上的是一个笨重的、可以用来放托运设备的铁笼子，现在笼子里装了四具已经清除内脏的白尾鹿。这十五个阿米什人当中，从上了年纪的长者到十几岁出头的男孩子，每个人的下巴上都留着大胡子而不是那种留在嘴巴上面的一点点胡须，那几个男孩的下巴上留着绒毛似的细胡子。他们排成一列走进了Kum&Go加油站，吃着用微波炉加热过的墨西哥卷饼，喝着装在泡沫塑料杯里的黑咖啡。尽管外面冷得要命，他们穿着有领的白衬衫、深蓝色的厚羊毛西装，脚蹬及膝的橡胶靴。他们按照艾奥瓦州的狩猎规定，每人都在草帽帽檐上罩着猎人的橙色绒线帽，并用安全别针固定。当这些阿米什人离开加油站时，店里排队结账的人都看着他们。然后有人说他们是约德家的人。
“不是的，”收银员说，“他们是邦特拉杰家的，绝对是。”
不管有没有野鸡，我们都不会去请求阿米什人同意我们去他们地盘上打猎的。这跟最后的结果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打猎的主要目的是跟内森多待一会儿，他和克雷·豪贝格一样，都早已被我视为朋友，打猎本身倒还在其次。那天早上开车去西尤宁镇的路上，在说到我两个月前结婚的事之后，内森跟我聊起了他和洁米的关系。内森说他很难想象自己会结婚。一想到这事，就有点像要想象死亡或者来世；当他闭上眼睛仔细思考这件事时，感觉周围都被黑暗所笼罩。他最好还是把眼睛睁着。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对任何人都这般信任。或者，坦率地说，别人是否能掏心掏肺地相信我。”
内森说尽管他有差不多一年没带洁米去农场了，但他父亲还是会问起她。而他母亲对洁米却只字未提。当父亲的善意询问让内森感到了一丝家庭的温暖与包容时，母亲的沉默却像当头一桶冷水浇下来。最终，内森开始连父亲的询问都懒得搭理，就让那些问题在他母亲的冷漠下渐渐燃尽、消逝。不难想象这样的画面：他们三个人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夜，挤在农场的那间狭小的厨房里，裹着羊毛毯站着匆匆吃完晚饭，然后返回谷仓给正在生羊羔的母羊接生。简单来说，他们都眉眼低垂，视线落在斑驳的绿色油毡地板上，没人搭理他父亲提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内森的父亲最后怎么会不再询问洁米的情况了。
对内森来说，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在他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其它方式之前。当我问他那会是怎样一种方式时，我俩沉默了良久，装模作样地在结了冰的平原上找野鸡的踪影。最后，内森终于开了口：“洁米并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用内森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非理性的恐惧吓倒了，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知道洁米不会一直等他。二〇〇七年时，她已经三十一岁了。她想结婚生子，并且希望那个人是内森·莱恩而不是别人。他俩同居快十八个月了。洁米希望他计划农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把她也考虑进去。但是，在内森去他父母家的那些晚上，她仍然独自一人在他的屋子里吃晚饭，或者有时候尽量自己也工作得晚一点，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同时回到家里。有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回到一个不属于她的房子，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着，而她想嫁的男人此时正在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晚餐。但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光是说对洁米而言不容易——对内森也是如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相信，事情最终总会解决的，”内森说，“在那之前，我们就先这样了吧。”
话音刚落，我们拐进了法院的停车场，捷达车的轮胎在结了冰的地面上擦出像是压塑料纸发出的声音。这会儿正好是早上八点整。内森连外套也没披就在车后站了好一会儿，把公文包放在被冰雪覆盖的后备厢上，翻看着自己的文件，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冷似的。
位于西尤宁镇的费耶特县法院大楼建于一九〇五年。楼里有一个大理石砌的中庭，上面有三层楼，还有一个巨大的绿色玻璃的圆形天窗。到处都窗明几净，就连收费亭大小的花岗岩喷嘴式饮水龙头也擦得干干净净。楼梯也是大理石的，内森和我拾级而上来到三楼，经过未成年人法庭外挑高的长廊时，看到那些穿着工作裤和风雪外套的父母们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坐在走廊舒适的长椅上。再往前走，就是一扇旧橡木门，上面有块牌子，写着“法律图书室”。门边的长椅上坐着两个身穿橙色连体囚服的年轻男子，他们的双手被铐在自己腰间拴的链子上，链子的另一端连着下面的脚铐。
“你好。”其中一个男人说。
“又回来了。”内森答道，好像是在跟一个刚离开商店不久，因为忘了买购物清单上的什么东西又折回到店里的人打招呼似的。
图书室是费耶特县的三位助理检察官和各种各样的私人律师、州辩护律师一起喝咖啡的地方，他们还会在这里跟某人再过一遍当天庭审的案件。图书室里都是十二英尺高、抛过光的雪松木书架，几乎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少有案件真的是在费耶特县审理的。这里处理的大多仅限于辩诉交易、假释续期以及县监狱监禁等熟练的程序。再加上这些律师中的很多人在过去十年至二十年里，每个星期有五天早上都会到这里来——而且他们还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退休为止——因此，在这里大家对彼此的熟悉程度是迈阿密—达德县那种地方无法企及的。精简与对手打交道的策略，不仅能让所有人更快地离开法庭；理所当然，对律师们的个人效率也是大有裨益的。
三层高的法院大楼建在草原的高坡上，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人们可以看到街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和斯蒂格药店，在它们身后，越过周围房屋的屋顶看去，是从西尤宁镇和密西西比闸坝之间向东延伸出的大约三十英里的一片区域，以及在威斯康星河汇流处附近的十号大坝。这一路会经过埃尔金、冈德、圣奥拉夫、法默斯堡、弗勒利希和麦克格雷戈这些小镇。从法院到河这段路一半的地方，地势起起伏伏，随着坡度的不断增加，河谷也变得愈发狭窄，林木和煤炭的数量也大量增加。一万二千年前，一座面积有威斯康星州那么大的冰山把艾奥瓦州的大部分地区压平了，随着冰川的消退，小碎石和石灰沉积了下来，日后形成了今天所称的密西西比。曾经有段时间，艾奥瓦州的这一小片地区被冠以“小瑞士”之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这里茂密而肥沃的山丘所吸引，最后选择在这些山谷安家落户。
那天早上第一个过审的案件是在走廊里戴着镣铐跟我们打招呼的那个男人的。虽然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岁的模样，但实际上已经三十八岁了。他有一头金发，胡须也是金色的，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个鹰钩鼻。他用一口极具幽默感的明尼苏达口音表示自己认罪。
这人是费耶特县法院的常客，和罗兰德·贾维斯一样，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进出监狱好几次了。几个月前，他因为在非法药物的影响下驾驶而被判缓刑，在本案中是冰毒。一个星期前，他在费耶特县东北部的文尼希克县因为行车轨迹飘忽不定而被警察带走。现在他声称自己不知道驾车和离开本县这两条违反了缓刑条款。内森都已经被搞得不耐烦了。半小时前，他小口喝着咖啡填写文件的时候，跟法律图书室里坐得离律师只有几英尺远的法官说过：“我最受不了人跟我装傻充愣、自作聪明了。”
“我也是。”法官答道，眼皮抬都没抬一下。接着，内森说他希望最多判三年刑。法官和辩护律师都同意了。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因为艾奥瓦州监狱系统已经人满为患，这个人应该在六个月后就会被放出来。
在法庭上，重要的是按流程例行公事，向这个男人宣读对他的指控、他抗辩的意义、量刑的基础以及在艾奥瓦州对人实施监禁所基于的哲学信条。法官在他的位子上开始宣读起来。然后，他在填写文件的时候，凭记忆背诵出其余的内容，偶尔才会瞥一眼他的起诉书。这位法官的须发都已经白了，最近才刚退休。本来他和妻子计划驾驶他们的旅行拖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但县里要求法官回来工作，直到他们招到取代他的人为止。虽然他答应回来了，但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他刚过了七十岁，对寒冷的天气也受够了。
宣读完判决之后，法官抬眼对被告说：“你不能指望我相信你这么一个常干坏事的老手会不知道缓刑期是什么意思，对吧？”
“没错，先生，”那个男人说，“我不能。”
法官耸了耸肩，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重新低下头去，翻阅在他面前堆积如山的文件，说道：“那么，祝你好运吧。”
二〇〇六年的大部分日子以及二〇〇七年的部分时间里，克雷·豪贝格都在为奥尔温镇严重缺乏的戒瘾辅导而奔波忙碌。他成功地帮助说服了艾奥瓦州儿童健康专业诊所在镇上开了一间分部，离豪贝格家庭诊所就隔着两扇门。那里有四名女医生，都能为父母吸食冰毒成瘾的孩子提供帮助，这家诊所把一个小镇上可以提供的援助翻了四倍，尽管这是短短三年来的一个长足进步，但对于瘾君子及其家人来说仍然是僧多粥少。不过这是一个开始，通过出一份力让诊所开到奥尔温小镇来，克雷感觉自己参与了小镇的复兴。这也是一种手段，让他减轻因辞去慈心医院办公室主任一职以及越来越想关闭已有七十年历史的豪贝格家庭诊所而生出的内疚。
克雷戒酒已经有十八个月了。他说这使他对事物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洞察力，其中有些也让他感到相当痛苦。正如他所说，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在对待医药方面，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已有的问题，真是得不偿失。因此，他决定不去打那两场自己根本赢不了的仗——一场是对保险公司，另一场是对慈心医院不道德的招聘过程——而是卷起袖子，到一线继续基础工作，在一些郊区急诊室做合同工。那里钱多，工作热情高涨，回报也快。克雷不用仓促地给某个因为吸食冰毒或患有癌症而久病缠身的人进行治疗，只需集中注意力帮助某个病人撑过下午，或者确保他活到第二天的早上。这正好呼应了那条救了克雷一命的匿名戒酒会所信奉的哲理：船到桥头自然直。
尽管有了这些进展，但在克雷·豪贝格持续清醒的刺眼的事实映衬下，他的生活看起来跟他酗酒那会儿不一样了。克雷说，有些方面甚至比以前还要糟糕。他的血压已经失控到让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还说，戒酒也让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其实他早该那么做了，而他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提倡沃尔夫语言学说和音乐的流畅交际和声的男人，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跟他结婚二十年的妻子说有意义的话的能力了。他说，他们夫妻俩说话时彼此都有点对牛弹琴的意思。
一天晚上，在拉斯-弗洛雷斯餐厅吃过晚饭后，克雷和我来到街对面冯·塔克家开的比耶豪斯酒店。跟镇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相比，冯·塔克家的这间酒店通过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北方饮酒传统提升到了小镇其它地方前所未见的一种优雅华丽的程度，捕捉到了小镇向上流动的那种渴望。就算是一个正在戒酒的医生，也能在那里体会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酒吧最上面一排擦得锃亮的架子上威士忌整齐排列，酒吧里并不喧闹，就算你不认识酒吧招待，他也把你招呼得好好的。我们坐在酒吧里，克雷一边喝着健怡可乐，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万宝路特醇，一边跟我说起他最近幡然醒悟的心得。
“我是一个混蛋，行了吧？”他说道。
我以为他还没说完，等了一会儿。但没有下文了。
“没错，这就是我的感悟：我就是个混账，现在我可以不是了。”
克雷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灵光一现。也没有遇到像三年前夺走他母亲性命的那样的车祸。这种理解上的飞跃，并非像佩尔什马那样在夜里从公路边的沟里腾空而出，撞上了克雷思维里的那辆交通工具，打碎了他长久以来一直照着审视自己的那扇情感的挡风玻璃。这可不是一种令人欣喜愉悦的领悟，不像是把他所有的神经递质都放在一个小玻璃杯里一饮而尽的那种。生物化学、水文学、谱系学、物理学、埃及学——对他而言，事实远比这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要真实得多。
这番觉悟的结果就是他的血压降下来很多。他说：“我血压低得就他妈跟蜥蜴似的。”他全心投入急诊室的工作，不担心出什么差错，也不担心要尽力抢救那些甚至都没跨进急诊室大门的人的性命。
“我逼着自己去喝酒，”他说，“我可能把我身边的人都逼疯了。无论是哪一个，这都没关系。我还是我自己。当你一团糟的时候，你把自己当作别人。你为别人考虑。我所要做的就是不再那样了。其余的自然就会好起来。”他又点了一支烟，“问题是我从来没相信过那些。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但现在我明白了。”
到那年的十二月，奥尔温镇上有几家店开张，包括开在J&L运动器材商店隔壁的卢·安的拼布花园，就在二〇〇五年玛丽·费雷尔被托尼·巴雷特乱棍打死的那栋楼对面。在市议会前一年承诺的减税政策的激励下，卢·安和她丈夫买下了这栋楼，并在里面开班教人做拼布被褥。如今，卢·安不仅把自己的商店开在楼里，还把楼上的两间公寓租了出去。她的拼布静修会要提前三年预约，参加者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她们跟着卢·安一起去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或者堪萨斯城待过几天，一起做拼布被褥、看电影、去有名的餐馆聚餐。拼布花园和开在附近的晨益咖啡馆有一些共同的常客。在隔壁这间缝纫和拼贴店的客流带动下，晨益咖啡馆的咖啡和早餐生意也跟着做大了。
工业园区那里，艾奥瓦州东北社区大学的奥尔温校区和隔壁的数学和科学学院的建筑工程即将竣工。学校计划在二〇〇八年秋季开学。当呼叫中心还在为选址印度还是奥尔温犹豫不决时，墨菲已经开始在数学和科学学院大楼的东面建造一个技术规范中心。与此同时，警察局对面占地十六万平方英尺的那片地，过去是唐纳森工厂，在空置了近二十年之后，有两家全新的客户入驻。一家是名为Sector-5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另一家是东宾公司的电池制造厂。这两家加在一起雇用了近一百名奥尔温当地人，时薪是十五到二十四美元，远高出该县的平均薪资水平。
拉里·墨菲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他第四次连任镇长，而他履新后的工作远没有完成；正相反，他的信念爆棚，而且对小镇的投入比以往还要多。他的下一项工作安排是将被他称为“市中心街景”的范围从现在的七个街区扩大到十二个街区。这将包括更多的排水和供水方面的改造工程、翻新绿化以及修复路灯，并将更多的空置建筑改建成具有吸引力的新商业空间。作为他“社区康健”议程的一部分，墨菲计划在小镇的公园里修徒步小径，还要建造两座公办的室内游泳池。他希望那十二个街区配有更高效的地暖和制冷系统，这样可以降低能源成本。他还希望启动多个住房计划，这是对拆除废弃和低收入者出租房的一种委婉说法。为此，墨菲向内森施压，希望他能参加市议会的竞选。在墨菲的指示下，警方已经开始执行土地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内森成为市议员的话，墨菲就会有一个盟友支持他发起的倡议。
叫内森去参加市议会竞选的想法，显然是为了他“有朝一日能竞选镇长”做准备的，墨菲这么跟我说过。内森那边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隐私的人，单就这一点来看，政治根本就不适合他。另一方面，内森喜欢说他几乎不喜欢遇到的每一个人，然而当你看到内森从人群中走过时面带微笑的样子，就会肯定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内森要是保持他在外面那种脾气暴躁说话像吵架似的形象，肯定会让他在竞选中获得胜算，不仅是四月份的这次，克雷·豪贝格断言，哪怕今后竞选州议员也管用。
值得注意的是，内森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乡土气的敏感，体现在他从下意识地拒绝里培养出了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潜藏的不满。他坚称自己“不喜欢别人”时所展现的那种防卫态度，就跟他习惯说的“这里只是奥尔温；不是纽约”这句话中表露出的向往一样明显。为了更好地决定自己是否参选市议会，内森在预选季(pre-election season)期间在冯·塔克的比耶豪斯酒店办了个公众见面会，看着他忙碌的身影，你就会知道他根本不是不喜欢别人，他喜欢每个人，而且希望自己不会因此变得易受伤害。正是因为他一直渴望别人的认可和包容，才会让他不信任别人。
内森的举止是带有寓意的。十年前，奥尔温沦为杰·雷诺的《今夜秀》上的笑料之一。在这十年间，冰毒是雷诺所说的美国贫困和剥夺公民权的情况进一步升级的象征，也就是说，它是美国农村的象征，最终是这个国家的外来者地位的充分体现。而奥尔温成了这个现状的标杆。在这之后，在骄傲和防备之间小心地保持平衡就成了整个小镇——包括内森这样的人——的一种姿态。
在杰·雷诺说出这个笑话后不久，拉里·墨菲开始着手为奥尔温在一个全新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定位。为此，墨菲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小镇就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达成共识，即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来制衡毒品造成的难以撼动的巨大影响。小镇为实现这种制衡所做出的努力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小镇中心城区的改建工程中，还是在深夜第三区(Third Ward)黑漆漆的街道上，抑或内森、克雷、贾维斯和“少校”的个人生活中。科尔维特跑车、钱、承诺，洛芮·阿诺德和杰弗瑞·威廉·海耶斯之类的人貌似可以提供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奥尔温镇所没有的诱惑，贾维斯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结果把自己的生活毁了。十年后，“少校”因为加入摩托车党也差一点毁了自己的生活。作为学成后回归故乡的报偿，克雷·豪贝格希望能够融入他父亲的世界，那个年代，在镇上当一名全科医生是不必跟医院和保险公司对抗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似乎跟所有这些人一样，美国农村地区一直在斗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是为了争取平衡，更多时候是为了在一个中部和沿海地区严重分裂的国家争取大家的接受。在最近十年里，冰毒已经成为分裂的代名词。那些冲突，甚至奥尔温也存在，因为在奥尔温，冰毒再次丰富了词汇库：你要么是个一无是处的瘾君子，要么不是。虽然没什么理由对此不友好——也就是说，在进法庭的路上没有理由不彼此寒暄一下——但每次内森把一个瘾君子关进监狱，天平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略微倾斜一些。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墨菲组织了一场活动，他称其为“低迷形势的集体埋葬仪式”。其中一个环节是小镇居民组成的游行队伍抬着一口棺材，里头装着代表奥尔温残余的经济不景气和社会无助的象征物。别管这看上去有多老套，墨菲想要让大家明白的是，人们不应该继续认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痛苦不堪的。墨菲希望人们去抗争，并且对重建工作怀有热忱、充满自豪。至于一个小镇的改变会对这个国家的其它地区产生什么作用，墨菲、内森和克雷都心知肚明，奥尔温这边发生的事不过是杯水车薪。这里有一种类似被围困的城邦的感觉。奥尔温正在把入侵者赶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就此离开。缺乏好工作的情况肯定依然存在，毒贩们也可能会继续站稳脚跟，无论玉米价格是否保持高位，当地企业是否都改为地暖，这里的人口数量还是会继续减少。
有天晚上我跟内森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问他，一旦墨菲离任，他是否会考虑竞选镇长。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车库里。炉子里的火熄了，我们正在劈柴把炉子重新点上。
“会的，”内森说，“我会参选的。”
两年半以来，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内森在谈论未来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模棱两可。拉里·墨菲确实改变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