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去艾奥瓦时，有天晚上，我开车去独立镇看望“少校”。当我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带孩子，他的儿子巴克现在已经四岁了。“少校”仍然跟他的父母约瑟夫和邦妮一起住。那天晚上，他们允许“少校”外出参加一个派对，这种充分的信任是二〇〇五年夏天以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想当年，“少校”和他女朋友会闯入他父母家里看到什么就偷什么，然后出去卖了换钱买更多的冰毒，刚刚经历过三年这样的生活的约瑟夫和邦妮甚至连留“少校”一个人在家十五分钟都会担惊受怕。如今，他的父母重新考虑起了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明年夏天去加拿大，来一次他们最爱的钓鱼之旅。
当我来到他父母家的时候，“少校”正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嚼烟，一边用微波炉热番茄芝士披萨给巴克当晚餐。而巴克，那个头发毛囊里曾经检出艾奥瓦州历史上最高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的孩子，把一条毯子的一边固定在沙发垫子下面，另一边放在咖啡桌上厚厚的书本下面，搭了一个堡垒坐在里面看电视。至于两侧，他把纸板当墙砖，从地上一直砌到堡垒的顶部。巴克从他在砖缝上留的洞洞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放兔八哥智胜燥山姆的故事，后者是个一心想要吃炖兔肉的法国厨师。这会儿，巴克推倒了他搭的堡垒，走进了厨房间。
“怎么了？”“少校”问道。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巴克说道。
“这么说你是老板？”
“没错，”巴克答道，“老板饿了。”
趁着巴克坐在沙发上吃晚饭，“少校”把后来发生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我。遇到“性”“啤酒”“冰毒”这些词的时候只能用字母拼，因为巴克已经到了听到什么都会学着说的阶段，并且开始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少校”说，总体而言，巴克的状况很不错。在发育方面，他还是领先于其他的孩子。两年前他习惯眼睛注视着人、害羞地微笑，特别惹人喜欢，如今可以一边盯着你的眼睛，一边问你问题——我进门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你是谁啊？”——而且在等你回答这段时间始终看着你：真的很有老板范儿。
“少校”说，自从我上次见过他到现在，有一点没变，那就是他担心有一天，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巴克突然出现一些因为“少校”当初大量吸食冰毒而导致的问题。这个想法——无论“少校”的人生取得多少进步，它都可能突然出现并且成为一个压垮一切的现实——就像一个良性肿瘤，在“少校”的身体里不断生长，随时都会转变成无法治愈的癌症。无辜的小巴克可能成为他父亲的过去的牺牲品，只要一想到这个，少校就想用纯度最高的冰毒了断自己。
跟二〇〇五年那会儿一样，关于儿童接触冰毒的长期影响的研究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多伦多大学的药理学教授肖恩·威尔士博士告诉我，“要得出确凿的发现得花上二十年的时间”，因为“短期的研究不可能弄清楚长期的影响”。对巴克和“少校”而言，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但信息的缺乏也让“少校”抑制不住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加重了他的负疚感。命运对于像“少校”这样的人是残酷的，他太想讨人喜欢，轻而易举便被“沉默之子”控制了，而他至今仍称这些人为“家人”。“少校”兀自沉浸在自我厌恶的情绪中，有时候这样的情绪还会蔓延到巴克身上，这个孩子承载着自己父亲的罪过，如同一道新鲜伤疤，展示着自己父母可鄙过去的残余。
“少校”说他仍然感觉自己远没有被独立镇上的人所接受。跟冰毒和摩托车帮搅在一起，使得他跟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相去甚远，而这有时只会进一步诱使他回到过去的生活。虽然“少校”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依然困难重重，但他父母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巴克的母亲还在吸毒，而且还跟摩托车帮的人混在一起。“少校”深知，只要他跟巴克的母亲接触，一切就会前功尽弃，但他非常想念她。除了她，还有谁会真的愿意去了解他的处境呢？
“少校”还在缓刑期，每个星期还要去参加麻醉品滥用者互助协会的聚会，并且仍在干建筑方面的活，为了去上班总是要找人让他搭车；他的驾照被吊销了还得再等六个月。他说，好消息是他现在有了一份工作，而且每天都不碰毒品，这让他离自己希望的彻底戒掉冰毒、结束缓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一旦再次可以开车，他希望能给自己和巴克找一处房子，或许还能回到自己六年前离开的社区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他说，他仍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机械师。
至于坏消息，“少校”说，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他一直非常努力——不碰毒品，抚养巴克，出去挣钱。但是没有冰毒，“少校”觉得自己很难感觉到——用他的话说——“快乐”。而这种进退两难正是克雷·豪贝格经常在他的病人，比如罗兰德·贾维斯身上看到的。就算“少校”做了正确的事，他也不能完全相信其正确性，因为这种事无法让他感到满足——而冰毒可以。我第一次在电话里跟克雷聊天的时候，他说整整一代人都被这个问题所折磨，与其说冰毒是罪魁祸首，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完美的隐喻。要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再次开始从生活的单调事实中找到意义所在——可能需要花上数年时间。克雷自己最近突然领悟到，本质上智力不能替代本能——知觉不是感觉。同样，“少校”告诫自己，他应该心存感激，但这并不能用来取代他无法再生的神经递质以及它们创造的那种幸福感。与此同时，冰毒那种如地心引力一般的诱惑，以及它总能带给人的烟火般绚烂的迷醉狂喜，可能是势不可当的。星期六晚上，“少校”站在他的厨房里，似乎仍在一个劲地甚至反应激烈地寻找内心的秩序，即使他明知自己不会找到。我问他，是否准备好用回自己的本名托马斯，还是更愿意用他的绰号。
“那不是绰号，”他说，“那就是我。”
我第一次跟“少校”见面，是在七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少校”的要求下，我们去小镇之外几英里的一个偏远的公园玩飞盘高尔夫(Frisbee golf)。球场就在林子里，而球“洞”其实就是按一定间隔摆放的一个个巨大的金属筐，距离每个“发球台”一百码到几百码不等，至于“发球台”则是林子里修剪出来的一块草皮。结束之后，“少校”给我指了一条回家的近路。砾石路开了一段又一段，四周都是齐胸高的绿色玉米地，环顾一圈看不到地平线，显然我们并没有朝着回小镇的方向开，而是离小镇更远了。“少校”明知我已经没了方向，还是问了我好几次是否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显然喜欢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最后，他让我把车停在了一处周围没有人家的农舍的车道上，原来这就是他的“家人”现在的住处。这里住着“沉默之子”的首领鲍勃和他的女儿——巴克的母亲——想必他们这会儿应该正在谷仓里制作冰毒，就跟“少校”在监狱里关着的时候一样。
就在几天前，鲍勃半夜三更打电话给邦妮和约瑟夫，说他要来杀了他俩和“少校”，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并把巴克掳走。然而，“少校”一有机会，就精心炮制了这么一个去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园玩飞盘高尔夫的计划，为的是搭我的车回到那种让他既厌恶又渴望的生活中去。当我把车驶离那栋农舍的车道时，“少校”先是恳求我把他载回去，接着拒绝告诉我回小镇的路怎么走。在我开车的时候，他对着我骂骂咧咧，威胁要杀了我，还故意敲打汽车的仪表板。“少校”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他认识的一个女孩，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如果我把他载回他“家人”那里，他会给那个女孩冰毒，让她吸到嗨，然后我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我漫无目的地开了一小时，最后总算把他送回了家。
可想而知，“少校”经历了多少事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依然祈祷巴克的母亲重新回到他身边，但前提是她不再碰毒品。晚上睡觉时，他还是会梦见“家人”，偶尔还得跟自己想要重新加入他们的冲动做一番斗争，但他已经不用每天经历这样的挣扎了。只要想想罗兰德·贾维斯，甚至是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二次从联邦监狱放出来的洛芮·阿诺德，你就知道“少校”到底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说来也怪，我最后一次去探望贾维斯，也是我唯一一次在他母亲家外面见他。他当时，正坐在他母亲家前院的一张草坪椅上，尽管天气很热，他还是穿着他常穿的法兰绒衬衫和厚厚的保暖裤，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经过人行道的邻居们聊天。不过，那似乎已经是他很不错的状态了。我曾试图联系贾维斯，但根本找不到他，联想到过去两年里我几次去奥尔温时他的受欢迎程度，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貌似没有人知道他人在哪里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医生克雷·豪贝格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了。罗兰德·贾维斯这个人仿佛突然被他母亲家客厅里发霉的地板吞噬了。
然而再看看“少校”，他二十七岁（贾维斯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刚满四十岁），不再碰毒品，有一份工作，似乎很喜欢儿子在他身边，而他儿子巴克，到目前为止还不需要做移植手术，也不需要特殊教育。“少校”曾吸毒吸到精神恍惚，错把五美分硬币当成婴儿食品，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巴克差一点被那枚五美分硬币噎死，而“少校”担心如果带孩子去医院自己会被关进监狱，于是把巴克带到父母家让他们带巴克去看急诊。一到急诊室巴克就接受了紧急手术，取出了卡在他气管里的那枚硬币。）“少校”似乎也不再有精力一个人滔滔不绝地描述他的“家人”是如何把他们的对头绑在椅子上，给他们静脉注射致命剂量的甲基苯丙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拿去喂猪的事。到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的时候，“少校”已经对拥护“沉默之子”的白人至上主义事业失去了热情，颇为讽刺的是，他总是以一种听不见的节奏把它吐露出来——仿佛就算在他对黑人大发雷霆的时候，脑子里响起的依然是他最喜欢的武当帮乐队即兴重复的唱段。相比罗兰德·贾维斯，“少校”已经昂首阔步地迈入了一个新天地。
就算如此，“少校”的希望也是暂时的。因为他虽然不沾毒品，但他拒绝戒酒。（当我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问我喝酒是不是违法。我摇了摇头。“少校”见状生气地说：“那不就是了，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巴克吃饱了披萨后睡意就上来了，他爬进重新搭起来的堡垒里又看了一会儿动画片《乐一通》(Looney Tunes)，然后安静地睡着了。这时“少校”给我讲了个他差一点点就前功尽弃的故事。
“少校”说，就在前一晚，他把巴克弄上床睡觉后，在刺骨的寒气中走了八个街区去他最喜欢的酒吧。当他还在跟摩托车帮的“家人”一起住的时候，或在监狱里服刑期间，或躲在父母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怕自己一旦跟人接触就会毒瘾发作的时候，“少校”的大部分朋友都有了各自的发展方向。其中很多人离开小镇打工去了，或者结了婚、忙着工作，晚上没空出去泡吧。其余的人则害怕跟一个前新纳粹分子和毒贩打交道，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在那晚，“少校”碰到了一个跟他一起上高中而且还曾暗恋了许久的一个女孩。他们一起聊天、喝酒，“少校”意识到他年少时的那份暗恋的情怀依然还在，而且，她对他也一直怀有好感。
因为长期以来他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放松几乎让他头晕目眩。在这个甜蜜而短暂的瞬间，随着一扎接一扎的啤酒以及温暖而昏暗的房间，与生活、巴克、他的父母、他的过去有关的一切念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喝得晕头转向而且喜滋滋的，重新体会到了自己生命中与最近的烦心事没有瓜葛的那段时光。“少校”直到毕业前也从没碰过任何一种毒品，而且还正儿八经地给学生做了一次有关甲基苯丙胺的危害的主题演讲，说起这些高中时候的事，他和那个女孩都笑了。
他们的卡座在酒吧的角落里，随后，借着昏暗的灯光，“少校”和那个女孩欣喜若狂地拥吻起来，一个迟到了十年的吻。然而，“少校”在吻她的时候，偷偷瞥了一眼酒吧前面的大窗户。他知道他得走了，尽管她温暖的身体紧紧地缠着他。这天是星期五，很快就要到午夜了，警察会出来巡逻。他们都知道“少校”是谁。他很确定警察中没人会真的相信像他这样的人会彻底戒断毒瘾，他们会拔出枪指着他。他还有八个路口要走——一个在寂静而寒冷的街道上独行的人，就跟罪犯一样醒目。从法律上来讲，他面临的情况是：当众醉酒（而“少校”现在肯定已经醉了）将算作违反缓刑规定。如果被警察抓到，他毫无疑问会被判入狱三年。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最后，“少校”告诉那个女孩他得走了，然后一下子冲出了卡座。他想过让那个女孩开车送他回家，但他知道那么做很愚蠢。她也喝醉了，如果警察把她拦下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他一样会进监狱。他也想过自己开她的车，这个念头很快闪过。毕竟八个街区不算远，“少校”也算得上是酒后驾驶的老手了。但他再次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当众醉酒会让他坐牢，但如果再加上违章驾驶的话，他的驾照就会被永久吊销。因此，跟女孩吻别后，“少校”独自离开了酒吧，朝家里走去。
一开始，他贴着人行道的边缘走着。接着，他说他把风雪大衣上的兜帽拉起来罩在头上，把整个脸都遮了起来。他想起了巴克还有巴克喜欢玩的搭堡垒，想着一个这么小的男孩怎么会相信如果自己看不见别人的话，别人也会看不见他。“少校”拉紧了大衣上的帽子，低着脑袋走了一个街区。然后又把帽子甩了回去。这会儿他有点心慌起来了，开始沿着白雪覆盖的草坪往前走，他越走越靠近路边的房子，整个人没入了遮阳篷和冰冷的装了纱窗门的门廊投下的阴影里。
没过多久，“少校”感到一阵犹如冰毒戒断时那种让人身体发软、想要呕吐的痛苦——在他从锡箔纸上吸完最后一次冰毒之后的整整三年里都是这般痛不欲生，他就靠在一棵树下使劲地喘气。所有的疑神疑鬼和狂躁都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像倾泻的洪水一样把他肺里的气都冲了出来。他的瞳孔缩小，人也开始冒汗。他在雪地里呕着，心也狂跳不止。呕干净后，他突然跑了起来——他跃过篱笆，同时惊恐万分地回头张望，朝着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一路狂奔，而驱使他这么做的并不是逃跑，反而是一种想被抓住的渴望。他希望听到的警笛声并没有响起。回头看到警察的话，该是一种解脱。“少校”说，随便什么都好过这股在他身后紧紧相逼的无形力量。
尾声 重返家园
二〇〇八年六月，在阔别家乡十八年之后，我和妻子一起搬回圣路易斯居住。回去后的第一个星期里，《圣路易斯快邮报》每天都会刊登有关一起跨州谋杀案的报道。一开始是杀手正在大开杀戒；随后是他被捉拿归案的消息；最后是有关他情况的详细披露。凶手名叫尼古拉斯·谢利，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岩石瀑布镇(Rock Falls)，一个位于奥尔温镇以东约八十英里的地方。在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和密苏里州费斯图斯之间的方圆三百英里内，就在圣路易斯附近，五天里有八人被谢利殴打或重器击打致死。而在此过程中，他一直处在吸毒后的亢奋状态。
除了谢利的新闻之外，《圣路易斯快邮报》在我回到家乡后的头两个星期还发表了几篇有关密苏里州杰斐逊县（也在圣路易斯附近）的冰毒作坊的报道。若以每年拆除的数量来衡量的话，杰斐逊县的冰毒实验室数量为全国之冠，这让该县在二〇〇五年一举成名。那一年，密苏里州共拆除了两千七百八十八个冰毒实验室，居全国之首，而其中杰斐逊县就达二百五十九个，数量堪称惊人，差不多是排在密苏里州第二位的加斯珀县的两倍。鉴于跟我交谈过的警察大多认为他们捣毁的冰毒实验室最多不过实际数量的十分之一，那么，二〇〇五年在杰斐逊县的农村地区处于工作状态的冰毒实验室就有两千六百个。据《圣路易斯快邮报》报道，在《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通过后，二〇〇七年期间，当地冰毒实验室的拆除工作有段时间出现过急剧下滑，到了二〇〇八年六月，杰斐逊县又步入正轨，并计划在那年年底前拆除二百个冰毒实验室：这清楚地表明制毒者们卷土重来了。
读杰斐逊县的新闻和尼古拉斯·谢利的报道时的感受，让我想起自己在二〇〇五年五月为写这本书而开始调研时的心情。那一年的夏天和秋天，当我开车去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加州、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各地时，我走访的每个城镇里都有一种货真价实的震惊和恐惧感。不知为什么，就在同一条街上或者小镇的另一头，一种在水槽里制作出来的毒品会让人做出疯狂的举动，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我跟佐治亚州调查局的前负责人、特工菲尔·普莱斯见面前不久，他无奈地逮捕了自己相识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好朋友——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刚沾上冰毒的瘾君子。这个人躲在佐治亚州坎顿市郊区一家汽车旅馆里，还把自己九岁的儿子扣为人质，普莱斯在特警队的掩护下对他喊话，叫他从房间里出来。像这样的事件不必太多，就会让人们开始质疑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认知。
随着我和妻子在新家安顿下来，一想到那些小打小闹的冰毒生意死灰复燃就让我心烦意乱。而且还非常害怕。当初决定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了我妻子，她从小在纽约郊区的一个小镇长大，正在戒酒的康复过程中。我曾经上千次地设想过：如果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冰毒就跟现在一样唾手可得，那会怎样呢？如果她选择的不是酒而是冰毒，那又会怎样呢？当然，有理由认为我可能根本不会遇见她。如今，她怀着我们俩的第一个孩子。一切都不曾改变——无论是对格林维尔的詹姆斯和肖恩，对杰斐逊县，还是不久的将来我和家人生活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我感到沮丧。跟那些我二〇〇五年在坎顿市、本顿市和奥尔温镇遇到的父母们一样，我想知道我的孩子会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事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好像又回到三年前的那个起点。
据美国缉毒署的说法，《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应该能有效地铲除家庭作坊式的冰毒制作活动。用这个国家的“缉毒沙皇”的话来说，冰毒已死。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要担心的话，那应该是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而不是杰斐逊县那些小打小闹的制毒者。那么，为什么冰毒流行的情况没有按照预测的方式变化呢？现在冰毒制作已经卷土重来，跟过去没什么两样，和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那时一样，人们又开始把这种毒品跟某种超自然的邪恶力量进行比较。人们再次恐慌起来。
为了对这些事情有个正确的认识，我给托尼·洛亚打了电话。在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中，他不仅证实了冰毒已经重整旗鼓；而且还暗示情况类似于回到了一九九六年，就跟吉恩·海斯利普最终成功地使对粉状伪麻黄碱的使用进行监控的法律获得通过后的情况一样。那一年收缴的冰毒数量下降了，纯度也有所下滑，标志着美国缉毒署在打击毒品扩散方面第一次取得重大胜利。当然，一旦毒贩们转而使用在医药公司说客的要求下继续不受监管的片状伪麻黄碱时，这个胜利就变得不堪一击。正因为一九九六年通过的海斯利普的法案被打了折扣，才开启了近代冰毒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时期，并在九年后的二〇〇五年达到顶峰，当时这种毒品在美国国内以及全球的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如今，很明确的一点是，随着《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通过，冰毒流行马上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具有破坏性的时代。
洛亚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格颇有些健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圣地亚哥的联邦政府大楼的一间安全室。他戴着一副金边变色眼镜，皮肤晒得黑黑的，对一个五十九岁的男人而言，看着非常健康。洛亚有一种拉斯维加斯艺人般的若隐若现的魅力。他从事政府工作已经有三十九年了：先是在麻醉品与危险药品管理局，接着在美国缉毒署工作了二十五年，现在在“国家甲基苯丙胺化学行动计划”任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政府雇员，极不情愿批评政府或者任何政府机构。他认为美国工业是“我们领先全世界的原因”，提倡财政上保守，寻求小政府以及减少政府干预。然而，最近事态的发展确实拉伸了洛亚的许多信念。
我在电话里跟洛亚交谈的那天距离我第一次跟他在圣地亚哥会面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了，此时很明显他有些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吉恩·海斯利普的角色。洛亚是《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起草者之一。他还说服墨西哥政府在二〇〇七年禁止了伪麻黄碱的进口，这样一来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可以用于生产的原料也就基本枯竭了。洛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四十年之后，他也愈发感觉筋疲力尽，用他的话说：“这该死的问题，政府一边口口声声说要着手解决，一边却似乎总让它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他接着说：“每隔十年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彻底解决冰毒这个问题的机会，从此一劳永逸。但我们总是以失败告终。”
据洛亚所说，《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失败，一如一九九六年海斯利普的法案的失败，都是由医药行业的游说直接导致的。《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背后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对全国各地感冒药的销售进行监管来减少国内冰毒的产量。洛亚介绍说，美国缉毒署向国会提出了三项条款以保证该法案获得成功。第一条，监测手段必须由联邦政府授权，而不是由各州政府自行决定。第二条，药店需通过电脑而不是手写的记录来跟踪感冒药的销售情况。第三条，洛亚说，美国缉毒署坚持认为药剂师电脑上的监控程序中需要内置“停止购买”的指令——也就是说，如果一位顾客已经购买的“速达菲”达到了每月可购买量的上限后仍试图购买，那么电脑就会自动提示药剂师不许出售，或“停止购买”。
这一次，对一项反冰毒立法的关键要素提出反对的不是艾伦·雷辛格所代表的所有权协会，而是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tail Chain Stores)，它代表的是塔吉特(Target)、沃尔玛、西维斯(CVS)、沃尔格林(Walgreens)以及来德爱(Rite-Aid)这美国五大药品连锁店。洛亚那天在电话里语带讥讽地指出，该协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正是NARCS。
二〇〇六年，当《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处于辩论阶段时，代表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的游说者们辩称，法案中关于“停止购买”的条款让药剂师和零售店员工充当了警察的角色。例如，该协会问道：西维斯的员工为什么得告知顾客他不可以买什么东西呢？然后指出，还不如在销售完成后把数据提交给当地警察，然后由警察视其所看到的情况采取行动。店家应该会愿意配合，但在可能造成潜在的不公平的销售损失时，它们不必对此进行配合。
托尼·洛亚的反驳是：“拒绝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和烟草是否有‘当警察’的意思呢？”
“是的，那也是当警察啊。”洛亚接着说，“但药店已经这么做了好多年，也没抱怨过啊。那么，这跟让他们告诉一些顾客不可以购买超过一定数量的“速达菲”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那些游说者却坚称，任何试图对销售进行追踪的举措都会对他们的财务健康构成威胁。事实绝非如此。”
最终，国会拒绝接受“停止购买”这条指令。而更重要的是，国会驳回了美国缉毒署提出的该法律的解释权归联邦政府的请求。相反，国会决定让《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更像是指导意见，而不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授权，并交由各州政府做出各自的解释。而这，用洛亚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将法律暴露在了强大的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游说团体面前。与此同时，这一法案的主要倡导者和谈判者——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索德尔和加州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却宣称该法案是对冰毒的一个突破性打击。
洛亚描述《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失败时所用的措辞，是拉里·墨菲在追忆二〇〇五年时再熟悉不过的了。他说，管理一个州，跟做生意其实是一个道理，城镇和县也是如此。像密苏里州这样的贫困州，跟奥尔温这样的贫困镇一样，不情愿冒险把跟西维斯和来德爱这样的连锁企业的关系闹僵。当初拉里·墨菲为了重建奥尔温镇而决定将那些不利于社区的企业拒之门外的时候，他也是说服自己冒着奥尔温镇可能变得更穷、自己因此被众人指责的风险的。奥尔温赌了一把，并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获得了胜利。当密苏里州面对来自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对其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的潜在威胁时，选择了打安全牌，在二〇〇六年对《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进行地方解释时，拒绝采用美国缉毒署提出的“停止购买”指令。洛亚还指出，在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的进一步要求下，该州立法机构甚至允许药店靠手写的方式来记录感冒药的销售情况，于是，这些连锁药店也就没有购买电脑新程序的必要了。一年半后，密苏里州的人均冰毒产量再次达到全美最高。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洛亚说，“作为有史以来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我们却让上千个人把几十万人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我们通过了法律，然后基本上告诉这些大公司他们并没有义务遵守法律。真让人瞠目结舌啊。”
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是，在乡下农舍里的冰毒产业要比洛亚所能想象的更有效率。他说那些瘪四和大头蛋的冰毒实验室已经达到了中等规模。洗钱居然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不仅在当地，甚至在全国发展出了分销链，那些负责洗钱的人还开着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购买感冒药然后倒卖给日益高产且组成网络的制毒者们。而在本地，洗钱者还会付钱给药店员工，这样后者就会对他们盗窃感冒药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些西维斯或沃尔格林的员工，”洛亚说，“在对这些盗窃行为假装视而不见的那两分钟里挣的钱，要比他们在柜台后面站一个星期挣得多。这肯定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啊。”洛亚说，其结果是制毒实验室的数量虽然仍不及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的高峰期的，但产量提高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洛亚得到的信息显示在墨西哥边境沿线缴获的可卡因达到十二年来的最高纪录，要知道上一次可卡因有如此大的消费量还是一九九六年的事，当时，海斯利普推出的法案暂时压制住了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的冰毒市场。洛亚将这次可卡因缴获数量的增加，归因于他自己在不遗余力地要求墨西哥政府限制伪麻黄碱进口这件事上取得的成功。然而，洛亚担心的是本地的冰毒制造者会让市场继续存活下去，与此同时，从蒸蒸日上的可卡因生意里赚了一大笔钱的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将有时间和资本从暂时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并且还会变得更强大。
“我的意思是，”洛亚继续说道，“我被困在时间隧道里了。墨西哥人先用可卡因耗着，他们在等待良机，直到找到一个办法，把我们刚刚端掉的那部分冰毒生意再拿回去，这样的事十二年前发生过，如今又重演了。他们会去加拿大、朝鲜或哥伦比亚找伪麻黄碱吗？谁知道呢。我猜会是加拿大。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去某个地方。因为那里有瘾君子。那里有钱赚。当墨西哥人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些洗钱的人在保证每个人都能吸到嗨。”
洛亚指出，无论可卡因市场有多火爆，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都不会放弃冰毒生意，因为对于冰毒，这些墨西哥贩毒组织全面掌控了生产、分销和零售环节。冰毒是一个很棒的生意。它可能也像帕特里夏·凯斯曾经指出的，是“最美国的毒品”了。再加上美国人对工作的狂热，就好像冰毒一直在重组的基因组已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正如洛亚的朋友、美国缉毒署的前特工负责人比尔·鲁扎门蒂曾经跟我说过的：“冰毒真的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不可能的。它早已成为塑造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了。”
洛亚一边静观其变，看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下一步会做什么，一边在私底下继续跟制药公司和销售其产品的连锁零售商店进行谈判，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为了“让他们看清其中的利害关系”。假如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不对州立法机构施压的话，那么立法机构就有可能修改他们的冰毒法，如此一来，当地的法律有望更接近洛亚和美国缉毒署长久以来的构想。
“你知道，”洛亚说，“我是同情这些大公司的。我也不想他们难做。我只不过通过游说者们告诉西维斯：‘你看，你的员工和毒贩子们都成了一丘之貉了。我们要把他们端掉，而这会让你们很难堪。难道你真的想让你们公司看上去像个犯罪集团吗？’”洛亚停顿了一下，“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尽量保持冷静，而此时杰斐逊县那边一些该死的房子被炸上了天。但我没法再继续冷静下去了。所以我冲着他们吼了起来。”
洛亚告诉我，就在我们谈话的几天前，他跟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的副总裁开了个会。洛亚听着这个人一再强调西维斯和来德爱雇用的员工及药剂师不是警察，说不应该期望他们去告诉顾客不能买感冒药。而且，这位全美零售连锁店协会的副总裁还想知道，如果有人在店里顺手牵羊，店员要把这个行窃者逮住、铐起来并关进监狱吗？不——他应该打电话给警察，那才是他该做的。他接着说道，不管怎样，药店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做超出他们工作范围的事。毒品和毒品制造者，都是警察的工作，不是药店的。他告诉洛亚，《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对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
“经过了这么些年，又经过了所有这些谈话和会议之后，”洛亚说，“我开始做些之前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我就站起身来走出去。打断对方的讲话。就好像我……”说到这里，洛亚再次停了下来。一九七二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作为麻醉品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的特工在旧金山第一次参加打击街头毒品交易的行动时遇到的就是冰毒。自那之后，他始终在跟这种毒品做斗争。他接着说道：“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终于破灭了。”
但洛亚并没有起身离开。他就这么坐在那里。然后不再听那位副总裁讲的话。相反，他从灵魂最深处唤起了自己所能唤起的所有耐心，任由此人滔滔不绝，并尽量不让此人说的任何一个字入耳。洛亚说，终于，这个人的嘴巴消停了，而这时候他又得再次开始向他解释。
二〇〇八年四月，内森·莱恩通过选举进入奥尔温市议会。克雷·豪贝格说，他是以压倒性多数获胜的。内森居住的那栋小白房子位于第三行政区，街对面以前就有一个冰毒实验室，如今，第三行政区不仅仅是他居住的地方——还是他的选区。五月，“少校”从独立镇的社区大学毕业，拿了一个机械维修方面的学位。“沉默之子”的头头鲍勃，跟他的女儿——“少校”的前女友以及他儿子巴克的生母——因制造并意图贩卖甲基苯丙胺而被捕。鲍勃和他的女儿在等待量刑宣判。巴克同母异父的妹妹卡洛琳则被人领养。这年秋天，巴克就要开始上幼儿园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日，洛芮·阿诺德被释放，离开了位于伊利诺伊州格林维尔的那座中等安保级别的专门收容女犯人的联邦劳改营。她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市，这样离她的一个兄弟近一些。一个星期后，她接受了第一次强制性尿检，以检测其体内是否含有非法物质。但是她没能通过，被判缓刑五年。
二〇〇八年七月，我最后一次给罗兰德·贾维斯打电话时，他正坐在他母亲的那栋两居室房子的客厅里。这通电话距离我们上次坐在同一间房子里一起看《好家伙》这部片子已经过去三年多了，贾维斯开始把他这二十年来与冰毒的斗争慢慢放松下来的各种蛛丝马迹向我娓娓道来。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打给他电话从来没有接通过，此时听到他的声音，我心里一阵欢喜。有一次我听到传闻说他或者他前妻自杀了。
“没有，”他说，“没人自杀。”
除了这个，其它的事情——用奥尔温镇当地人的话来说——都是些一击全中和落沟球：有起有落，有好有坏。贾维斯的一个儿子终于换了个肾，现在身体挺不错。然而贾维斯的母亲不久将要再次入狱，这次是因为醉驾。他的两个女儿也挺好的；一个女儿在这年春天从奥尔温的高中毕业了。就在前几天，他还跟他们一起去小镇的湖边钓鱼了。
“还是老样子，还是老样子。”贾维斯说。
我问他是否已经戒毒了。
“还没有完全戒掉，”他说，“但我还活着呢。”
挂掉电话后，我想起了我在二〇〇五年夏天的一次旅行。当时，我还在找一个可以写一写的小镇。那个夏天我去过两次奥尔温，在那里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一路开着车，遇到我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小镇就停下来看看，请人们跟我讲讲冰毒的事。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走访急诊室、法院和县监狱。某个周末，我从肯塔基州开了五百英里到艾奥瓦州，然后又开回来。问题是我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考察什么，或者说甚至连要找什么都不知道。因此，跟其他人一样，我也去了加州。
我以圣地亚哥为起点，在那里，我遇到了托尼·洛亚。接下来，我开着车在中央山谷一带转悠了有一个星期，最后来到了圣何塞。一路上，每到一个小镇我都会住进汽车旅馆，尽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央山谷就像约翰·斯坦贝克描述的那样：炎热、平坦、尘土飞扬，凉爽而遥远的山脉是一种向往，或许只是一种幻影。这里的天气感觉就跟夏天的艾奥瓦州、达科他州甚至密苏里州一样。当我看到山谷中最偏僻的地方的一些运河如何变得通红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后来，一位美国缉毒署的特工告诉我，这些运河除了为全美最多产的农业地区提供水源之外，还是隐藏在橘子和山核桃林里的那些冰毒超级实验室倾倒红磷的垃圾场。
在那次旅行结束之际，我从圣何塞搭一趟傍晚的航班飞往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起飞三小时后，我看着机上一本杂志后面的地图，估摸着我们正在南达科他州东部的上空，朝艾奥瓦州的方向飞去。这个时候飞机正处在它的飞行弧度的最高点，在这个高度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后，开始缓慢而平稳地下降。在我们身后，太阳低低地挂在空中，大地淹没在白天即将消退的光亮所折射的温暖里。在这片亮光中，从离地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是不可能看到下面的那些小镇的。
这个高度也将我们困在了一个短暂的秘境中，一个由特定于下午晚些时候和傍晚横贯大陆飞行造成的幽冥世界。地球表面的弧线清晰可见。在飞机前方的北面和东面，天空是深沉的蓝色。在机身后方的南面和西面，天空散发着红色的光芒。这真的就像黑夜推着自己越过了大地的广阔轮廓，推着它前面的白昼。然而在我们的下面，在苏瀑市和阿尔戈纳，那道亮光连同可能性的概念，依然存在。
十五分钟后，飞机继续向东飞去，就算是地上最显眼的特征也开始渐渐模糊起来了。我情绪低落。我不想回纽约。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渴望回密苏里州去。我们已经往北飞得太远了，已经看不到圣路易斯，于是我从昏暗的大地上稀疏的点点光亮中寻找密西西比河。我思忖着，至少这条河或许会给我一些和家乡的短暂联系。
不一会儿，我找到了自己在这片渐渐深沉的黑暗中寻找的东西。我的眼睛顺着泛起光亮的河流向北望去，我知道在那些有一小撮亮光聚集的地方，其中一个肯定就是奥尔温。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自己在想什么，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后记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近一年半之后第一次回到奥尔温镇。《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书在几个星期前刚刚出版，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与此同时，克雷、内森和老墨告诉我，奥尔温镇上几乎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三本，而等待借阅的名单上有四十六人。奥尔温镇上没有书店；最近的书店在艾奥瓦州的滑铁卢——大约三十英里之外。而在巴恩斯-诺布尔(Barnes&Noble)的网上书店和亚马逊网站上，都已一售而空。奥尔温镇上的人要么是从搬去明尼阿波利斯、塔拉哈西、圣罗莎的亲戚那里听说这本书的，或者是从报纸的书评上读到的，大部分书评都会特别强调罗兰德·贾维斯这个人物，却绝口不提奥尔温重现生机的事。由此产生的效果是，奥尔温当地人不仅是从外人那里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事，而且跟他们所知道的不尽相同。人们为此感到气愤。我还收到了几个死亡威胁。有人甚至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名为“向Methland说不”的页面。该页面的标志是一个纸餐盘，上面的书名被一条红线划掉了。发起人指责书中存在事实性错误，还说我满嘴谎话，而红线下面居然连我的名字都拼错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重返小镇的，从很多方面来看，奥尔温都是《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书当仁不让的主角。尽管事实确如一个女人在写给我的邮件中所说，我并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允许就把这个被六千一百二十六个居民称为家的地方写进了书里。而我认为为公平起见，唯有我亲自去回应奥尔温镇的居民日益堆积如山的质疑。苏西·里基奥是奥尔温镇图书馆管理员，她建议举行一场见面会。地点就在镇上的公共图书馆，而该馆的主要捐赠者中至少已有一人威胁说，如果苏西不禁掉这本书的话就要撤回赞助。（苏西拒绝了。）她预感到“问答环节有可能会充满敌意，之后的茶歇上可能会拳脚相向”。苏西五十多岁，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顶着一头修饰过的蜂巢式发型，她希望这座小镇可以将不满和分歧宣泄出来，这种不满和分歧远远超出了书上所写的一切，更多地暗示了阶级、经济和文化的概念：而这些议题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尔温镇。
“图书管理员们，”她说，“几乎百分之百支持你。但其他人没有一个支持你的。除此之外，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镇上的人也会有什么说什么，希望最后没有人受伤。”
有四百个人来到了见面会现场，杜比克、滑铁卢和锡达福尔斯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来了，还有从得梅因和明尼阿波利斯赶来的报纸记者。图书馆大楼后面的一间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地排了几十张椅子，会议室的前面放着一张桌子和四张椅子；队伍已经排到了大楼的两个出口的外面了。书架之间也站着人，都想听听会议室里会说些什么。
克雷和内森要求跟我一起坐在台上。克雷将奥尔温镇对这本书的反应视为一次认知失调的实验。一边，是奥尔温镇的现实。另一边，克雷说，则是小镇对自己的认知。他认为小镇和书中展现的小镇形象之间并没有脱节。因为厌倦了人们总盯着他问，为什么要跟外人说镇上的事，所以他来了，上身穿着高尔夫球衣，下面是牛仔裤和运动鞋，极其放松地——甚至还挺开心地——和我一起由苏西领着，穿过狭长的过道，来到会议室的前面。克雷说他问心无愧，因为书中并没有他没说过的话或他没注意到的东西。
内森更克制一些。比起我，作为民选地方官员和公仆的内森似乎要担心的更多。我在五月提前给内森寄了一本样书。然而，十天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刚说了声“你好”，他就回我：“你这狗娘养的，第一章的头两个词就是‘内森·莱恩……’。”虽然他知道自己是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有三年的时间了，但还是没有准备好从别人的眼里读到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也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才修复彼此之间的友谊。这本书引起的关注和骚动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就跟内森还没准备好在字里行间看到他的生活是一样的，尽管有些奇怪，但现在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变得团结一致。自我们认识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彼此的关系里建立起相互平等的感觉。四年前，我们俩就同意一个执笔写作，一个成为写作对象，但我们俩都被我们自己引发的浪潮卷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