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坐在自己家乡小镇的一大堆人面前，他父母就坐在人群中的第二排，内森平静地交握双手，眼睛直视前方。人群里有高中老师、农民，还有许多店主。利奥的全家人大举出动，还有几个是专门从艾奥瓦市和道奇堡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贾维斯和“少校”也在。台上四张座椅还有一张空着，那是留给拉里·墨菲的，他帮忙策划了这场见面会。就在见面会开始前的几分钟，他打电话给内森，说他“堵在了路上”：显然，他的工作就是在见面会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评估小镇居民的反应，从中获得他要的公共舆论。下了班的警察、药剂师、餐厅服务员、加油站员工、高中生，还有镇上新建的生物科技制造厂的工人们也来了。人群正中坐的是一群正在康复或还在吸毒的成瘾者。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没来——传言说，我对她那间酒吧的描写惹恼了她。杰里米·洛根也没现身。我没跟洛根聊过，但内森说，洛根觉得这本书对他控制奥尔温镇上的那些小作坊制毒者的功劳有些言过其实，却忽视了他手下那些警察的付出。奥尔温镇上唯一一位药物滥用咨询师金洁·奥康奈尔和洁米·波特也来了。人群中还有不少六七十岁的妇女。看着每个人，我感觉自己生命中的那些岁月好像已然合成了一种效力强劲的药物，而现在这种药物就在我的血管里流转。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每一次拿起面前的塑料杯喝水时，都要强忍着才不会吐出来。
当室内安静下来后，克雷的身体往前探了探，内森则是往后靠了靠。苏西·里基奥递给我一个话筒。我对小镇居民给我机会举办见面会表示了感谢，然后我们直接进入问答环节。在会议室后面的一个十几岁女孩举起了手。她有一头棕色头发，穿了一件灰色的卫衣。而她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你要对我们做这些？”
美国的冰毒市场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〇九年期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市场不再完全被五大墨西哥贩毒组织所控制了，这多亏了墨西哥通过立法把伪麻黄碱定为非法物质。美国这边对此的回应是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冰毒产量达到新高，以填补冰毒经济中出现的各处空白。据估计，美国消费的所有冰毒中，百分之三十是由那些人称瘪四和大头蛋的制毒者生产的，相当于二〇〇七年的三倍。到二〇一〇年时，根据托尼·洛亚的说法，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冰毒中，有百分之二十五产自我老家所在的密苏里州。
这并不是说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就此退出了这桩生意——事实远非如此。他们似乎不过是再次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墨西哥关于伪麻黄碱的联邦法律。而在墨西哥联邦政府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力的米却肯州，据说有一个新组织正在崛起：这个名为“家族”(La Familia)的贩毒组织在行动中的标志性做法之一就是对其敌人实行斩首。洛亚推测，“家族”正从包括中美洲、非洲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地方采购伪麻黄碱，而且，他们会像阿米祖加兄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做的那样，很快开始将其绝大部分的冰毒生产放在美国境内。
与此同时，《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漏洞不断暴露出来，无论是本地的小作坊制毒者还是进行工业化生产的大毒枭，在钻法律漏洞方面都越来越游刃有余。至于像西维斯和塔吉特这样的零售药店连锁企业，在抵制感冒药销售应受到监控的概念并阻止这种做法方面，也越来越行之有效。大多数情况下，顾客的名字还是手动记入销售日志中。其结果是，对于冰毒前体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数量上的限制，而负责洗钱的人、制毒者和主要的贩毒组织只需通过购买大量的感冒药就可以获得这些材料。
面对如此情况，洛亚采取的新策略是积极推动感冒药只有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很多小型司法管辖区已经强制执行了此类法律，他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结果却发现以伪麻黄碱为原料的感冒药的销售随着逮捕冰毒涉案人员的案件的减少而下降了。其中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是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县，当地人口为一万三千五百人。华盛顿县距离圣路易斯有一小时的车程，位于密苏里州的富兰克林县和杰斐逊县这两个冰毒产量最大的地区的中心。根据富兰克林县刑侦警长、禁毒执法队负责人杰森·格雷纳以及俄勒冈州林肯县的地区检察官罗伯·博维特的一份报告，在华盛顿县禁止药店柜台销售含伪麻黄碱的非处方感冒药的法律条例通过前的九十天里，当地药剂师们售出了四千三百四十六盒此类感冒药。而在该法律条例通过后，这类感冒药的销售数量为二百六十八盒，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那些不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的销量也没有相应地增加。同一时期，向华盛顿县警察局举报冰毒实验室的电话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五。
当洛亚和他的“国家甲基苯丙胺化学行动计划”小组与博维特和格雷纳进行合作，共同推动更严格的针对伪麻黄碱的法律出台时，历史似乎再次重演了。由于伪麻黄碱不再唾手可得，墨西哥几大贩毒组织开始越来越多地制造“P2P”冰毒，即摩托车帮销售和使用的一种毒品(Biker Dope)，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阿米祖加兄弟时代这种毒品的首选形式。相比晶体冰毒，P2P冰毒的威力小，纯度低。正是由于纯度不够，加上美国对洗钱的宽松监管，促成了本地产冰毒的市场的死灰复燃，达到了近三十年来前所未见的高峰。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艾伦·雷辛格所代表的所有权协会——一个代表制药公司和零售商进行游说的团体——的努力，最终帮助开创了利用伪麻黄碱来工业化生产晶体冰毒的时代。今天，这个所有权协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消费者保健产品协会”(Consumer Healthcare Products Association)。尽管雷辛格本人早已离开，但该协会如今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零售商：沃尔玛、塔吉特以及西维斯。
根据消费者保健产品协会的数据，二〇〇八年，美国几大制药公司在美国销售了价值五亿美元的感冒药。不过，这并没有反映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的数据，因为该公司的数据不对外公开。与此同时，二〇〇四年，俄克拉何马州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该州从对一个冰毒实验室开始进行调查，到最终定罪并把罪犯送进监狱，成本平均为三十五万美元。根据俄勒冈州毒品受害濒危儿童联盟(Oregon Alliance for Drug Endangered Children)的数据，俄克拉何马州在二〇〇八年捣毁了二百五十八个冰毒实验室；二〇〇九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百分之三百。二〇〇五年时，俄克拉何马州在利用药店的感冒药销售记录打击冰毒方面还是领先的。在洛亚和博维特看来，这套系统已经失效了，因为无论是手写还是用什么别的方式，药店员工很容易就会忘记录入销售数据。再加上那些负责洗钱的人被捕时，身上常带着三四十张假身份证件，要查清他们的行踪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数据被录入系统且都有据可查，警察也无法顺着所有的线索进行跟踪调查——他们要么没有时间，要么缺少经费。尽管如此，根据洛亚和博维特的说法，消费者保健产品协会仍不断在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机构面前坚称，药品销售记录本和计算机程序在降低冰毒销售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甚至还提出要拿钱出来支付监控系统的费用，尽管在博维特看来，该协会明知这套系统将是无效的。
有关消费者保健产品协会各种手段的最后一个例子尤其令博维特和洛亚感到恼火，即该协会还在继续与一切抵制冰毒交易的措施进行斗争，就在其以所有权协会的身份成功阻挠美国缉毒署三十年后。洛亚说加州是最后的立法战场：只要在那里打了胜仗，就有机会在美国各地赢得胜利。因此，二〇〇九年七月，在这场被博维特称为“旷日持久的史诗般的权利与可能之战”中的主要参与方——美国缉毒署、NMCI、各地毒品受害濒危儿童联盟以及州和县的律师组成的方阵——选择加州作为试图通过美国最大的处方药伪麻黄碱法案的地方。
该法案在加州参议院获得通过后，便移交到加州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在那里通过投票来决定交由整个议会表决还是推迟表决。正是在这场听证会上，消费者保健产品协会宣布其有意为全加州监测数据库的提供资金支持，尽管按照博维特的说法，事实是，这些数据库已被证明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俄克拉何马州和肯塔基州可获得的冰毒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提议也足以说服两位委员会成员暂停他们的投票，直到有更多的证词出现。药品公司的游说活动再次得逞。
对洛亚而言，这是又一个让他心寒的例子。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并在加州参议院获得巨大的胜利之后，这个法案一度搁浅——就跟一九九六年吉恩·海斯利普的伪麻黄碱法案搁浅并最终被参议员奥林·哈奇扼杀一样。尽管如此，博维特还是相当乐观，他的老家在俄勒冈州，那里是全国唯一一个已经通过处方法案的州，而且在当地冰毒实验室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二〇〇七年仅捣毁了两个运作中的实验室）。他说，制药公司“知道留给伪麻黄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剩下的日子尽可能延长”。
“这些人赚的钱上面都沾着血啊，”洛亚说，“就是这么回事。这些药品公司不在乎你能用不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治好感冒，也不在乎伪麻黄碱并非治愈癌症的良药。从医学角度来说，这是个一无是处的药。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是一座金矿。纵观三十五年来的溃败，你不禁想看看在这个国家事情是如何运作的。”
当我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日去那里时，奥尔温的变化极大——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拉里·墨菲说，去年小镇已经新增了四百个工作岗位，其薪资差不多是县平均水平的两倍。一家名为“Abraxis生物科技”的提供肿瘤疗法的公司接手了过去泰森公司肉类包装厂的厂房，在此以动物副产品（尤其是猪耳朵）为原料生产抗癌药物。阿什利工业模具公司搬到了小镇上，区域数学和科学学院的办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〇〇八年，小镇为一个育儿中心投资了五十万美元，又给镇上的科技大楼注资一百万美元，希望再引来一个大雇主。至于吸引过来的公司是哪个行业的，可以从墨菲自己的咨询与游说生意——“L&L与墨菲公司”——到处发放的备忘录里看出端倪：“九十六亿美元：二〇一四年本州和各地政府预计用于健康信息技术系统和服务的资金总额，较二〇〇六年的七十六亿美元，年复合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六。”那个呼叫中心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
从某些方面看，在奥尔温方圆四平方英里之内，冰毒已成往事。因制毒而被捕的人几乎为零。冰毒实验室也不复存在。毒贩不会再去镇上的高中蹲点了。拉里·墨菲逐渐形成的假设——奥尔温的冰毒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财务偿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似乎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在我收到的关于《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的很多最怒不可遏的电子邮件中，都因为这本书把贫困和吸毒跟美国农村联系了起来。与毒品和内城区经常联系在一起不同，报道同一个问题，把地点换成了小镇不知何故就是大不敬的，从盐湖城到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再到西棕榈滩（这些地方几乎都不是小镇）的问题让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里是奥尔温，一个对所有关心它的人敞开怀抱的地方。奥尔温之所以能起死回生，正是因为能够直面现实，而不是一再否认。
尽管如此，小镇还是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在镇上举行的那次见面会前的一个月，内森·莱恩拿到了艾奥瓦州费耶特县的“儿童救助项目”(Child in Need of Assistance)的最新数据。所有案例中，百分之七十五都是药物滥用造成的。而这当中吸食冰毒的占百分之七十。费耶特县所有案例中的百分之六十来自奥尔温。有一个案例尤其离谱，一个男人为了训练两岁的儿子自己大小便，把孩子的脏尿片扔到他头上，强迫他站在椅子上直到筋疲力尽摔下来。内森说，从整个县来看，过去三个月以来需要处理的冰毒案件还是太多了。
这说明了两件事。首先，奥尔温必须继续发展，才能使自己始终跑在最近这些麻烦的前面。假如小镇上的经济状况不持续好转的话，那么当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换言之，三十年前，镇上有两千人，即小镇人口中的百分之三十受雇于高薪酬的肉类包装厂；在这段时间里，去年新增的四百个工作岗位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开始，并不能一夜之间把小镇长期遭受的影响抹得一干二净。
二〇〇九年六月的这些数据同时还说明了，奥尔温跟十年前的独立镇没什么两样，也是靠着自强不息走出了困境，成功地把镇上的大部分冰毒问题推出去，变成了全县的问题。内森说，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市场焦点了，目前，冰毒在费耶特随处可见，无处不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让打击冰毒变得更为艰难。问题似乎变成了：谁是下一个奥尔温？这造成了一种有趣而且几乎是两极分化的动态：即使一个小镇不断发展繁荣，另一个小镇还是有可能要开始应对那种仿佛在全世界蔓延的瘟疫一样的困境。下一个变成“冰毒房”的地方会是西尤宁、沃科马还是沃迪纳呢？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尔温的财富会继续增长。美国各地的人甚至远在德国的人都已经联系了墨菲，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并问他是否能帮助他们的城镇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然而，如果不改变奥尔温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就算胜了也是惨胜(Pyrrhic)，因为尽管小镇不可思议地重获新生，但这番结果的一个不可逃避的含义是——冰毒、失业、医疗保健的严重不足、人口的负增长以及税收的下降——所有这些困难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当中，甚至是在我所称的美国非沿海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奥尔温确实是一个例外。但是，奥尔温这个特例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农村地区持续遭受的打击有多严重，而且我们似乎没有任何计划去扭转——甚至减缓——近四十年来困扰小镇生活的根本变化。假如我们一再对墨菲、克雷和内森所面对的困难和取得的胜利视而不见的话，我们还能要求他们战斗多久呢？
在图书馆举办的见面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人们排着队又问了两个小时的问题。很多人也请克雷、内森和我在书上或者当天的《奥尔温日报》上签名，报上刊登了关于我此次到访的三篇社论。见面会的开场并不好。火冒三丈的人，正如内森和克雷预料的那样，大都是自己没读过这本书，而是听人说它罗列的全都是奥尔温不好的地方。还有一些人愤怒是因为我的观点和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而这本书的精装本中存在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实性错误——比如，艾奥瓦市是本州最大的城市（其实应该是得梅因市）——也是活该被喷了。不过，见面会在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变了画风，一位年逾古稀、从头到脚都是粉红色服饰的女士站起来，挥舞着一本书说道：“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你读过这本书而且认为书里有一个字不是真的，那你就是在逃避现实。”
不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走到我们的桌旁。他一身肌肉，头发剃得光光的，裸露的手臂上有很多纹身。他说他叫谢恩，因为最近发生的一起与冰毒有关的违法行为而坐牢，见面会的前一天刚刚出狱。此刻，他拿着从一个朋友的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希望内森和我在上面签名。
在我签名的时候，他对内森说：“有这么一阵子不用见你挺好的。”
内森说：“如果我再也不用见你也挺好。”
“就这么定了。”谢恩一边回答，一边站在那里等着内森在纸上签名。内森签完，本能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外套，盖住了别在腰上的点四五口径的半自动手枪。
谢恩一走，排在他后面的一位高中女教师走上前来。在见面会上，她两次质问我为什么把学校描写成一个某些老师害怕自己学生的地方。她说那不是真的，我跟美国其他地方的人这么一说，对她和这个社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说奥尔温并不完美，却是个好地方——在她看来比大多数地方要好。这是她的家乡，她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比我要多。虽然她对我那天的到来表示尊重——她对我微笑还跟我握了手——但她拒绝相信冰毒是奥尔温的症结所在，认为那都是我声称的。
这位老师跟我只聊了半分钟。那时谢恩已经走开了，在他走后不到一分钟，这位女士也从同一个图书馆的同一扇门走了出去，走上了同一条街。但是对这位老师和那位吸毒者而言，各种事情在那里一分为二。街道、图书馆、高中、农场、发动机厂车间：将这两个人的生活截然分开的所有这一切，在那些完全不同、彼此几乎毫无关联的城镇上都存在着。
那一刻——一切澄澈得几乎让人难以承受——让我想起了拉里·墨菲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几年前，墨菲和杰里米·洛根带着奥尔温当地的警察突袭了一个冰毒实验室。拉里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尽管他所期望的和巡逻车停在奥尔温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上的一栋普普通通的房子前时所看到的全然不同。拉里认为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或者警察只是把车停在了跟真正的制毒作坊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也许他们安排了一个体面、守法的好邻居从后院绕到实验室。
“我们进入了那个地方，眼前的毒贩生活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墨菲说，“我们走了进去，那里简直一片狼籍。我的意思是——我这个在屠宰场干过活的人都这么说——这个地方绝对令人震惊。我们缴获了毒品，然后看到两个女孩走下楼来。她们是那个男人的女儿——你知道，她们看上去就是两个很普通的女孩，跟她们那个制毒的父亲一起住在这个人间地狱，而从外面看的话，这栋房子跟街上其它房子没什么两样。”
突袭制毒作坊那天，墨菲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他向他的妻子琳达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就在这时，当老师的琳达告诉拉里，那两个女孩都是她的学生。整件事给他们俩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人们对彼此的了解竟然会那么少，墨菲说，这一点让他们感到害怕。“我是镇长，我太太是一名老师。我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生命。即便如此，我们两个还是被发生的事情吓到了。你怎么解释才好呢？”墨菲说，“如果你根本看不到——甚至无法想象到这些，你又如何去阻止它呢？”
尼克·雷丁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致谢
在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当中，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奥尔温镇居民。如果他们不曾允许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并在那里停留——我相信自己有时候跟蜱虫一样惹人烦——就永远不会有《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内森·莱恩和克雷·豪贝格，他们的智慧、坦诚和不变的人文情怀让他们成为真正杰出的人。我也非常感激镇长拉里·墨菲，在他解决奥尔温镇的问题时，允许我近距离地观察。在一个“英雄”一词被滥用到几乎丧失其本意的时代，拉里让人想起英雄该有的样子和举止。我还要感谢洁米·波特、杰里米·洛根、塔米·豪贝格、蒂姆·吉尔森、查理·豪贝格、艾伦·科夫曼、简·波林、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
对于另外一些艾奥瓦人，我也同样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主要是吸毒成瘾者、戒掉了毒瘾的人和毒贩子，感谢他们允许我用他们的故事来写成这本书。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那些其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犯罪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我要感谢罗兰德·贾维斯，近四年来他一直跟我保持沟通，就是希望别人不要像他那样吸毒成瘾，以致自己二十多年的生活都被毒品所控制。感谢洛芮·阿诺德从联邦监狱给我寄来很多信件。她愿意跟我沟通——并对我关于美国冰毒交易的问题答疑解惑——这对我撰写本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感谢库珀一家——约瑟夫、邦妮、巴克和托马斯（也就是“少校”）——在他们和朱迪·墨菲的帮助下，我更好地理解了受冰毒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为人父母者及他们的子女，还有整个社区。最后，我要感谢杰弗瑞·威廉·海耶斯，他在莱文沃思监狱坐牢的时候花大量时间给我写了上千页的信。
托尼·洛亚跟美国的冰毒问题较量了三十七年。和拉里·墨菲、内森·莱恩以及克雷·豪贝格一样，他也是位无可争辩（或者说默默无闻）的英雄。一九七二年，他作为一位麻醉品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年轻特工第一次参与打击毒品，因而他在洞察这一年以来的冰毒流行的趋势方面让我如获至宝。如果有人能够成功遏制这种毒品的流行，那人就是托尼。
还有一些州及联邦的缉毒特工、警官、地方治安官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有时甚至还不惜赌上他们自己的事业。在这些人当中，我非常感谢在加州的比尔·鲁扎门蒂、克雷格·汉默以及瑞奇·坎普斯；艾奥瓦州的汤姆·麦克安德鲁警官；亚拉巴马州的亚历克斯·冈萨雷斯警官；以及佐治亚州的菲尔·普莱斯和雪莉·斯特兰奇。我还要感谢鲁迪（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从冰毒贩子转变为联邦政府的线人，他的人生故事既精彩又令人生畏。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的安东·穆勒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重写了四遍，最后才找到感觉。或者说，才搭出了现在这本书的框架。虽然每次安东读了我修改过的版本叫我重新写过的时候，我都——说客气点——打不起什么精神来，但现在我很高兴他当时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自己作者的书那么有耐心、不厌其烦而且还一直那么热情的编辑，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充满感激。
我也要感谢我在ICM的经纪人希瑟·史罗德。她不仅能在没人对冰毒流行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卖掉这本书，而且当最初的出版商霍顿·米夫林与哈考特·布雷斯合并时，还帮这本书度过了可能出现的危机。如果希瑟当初没为我和我的书找到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这个新家，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没有比我的母亲和父亲更可贵的财富了。最初萌生写《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的想法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且都是在我开始动笔之前就已经跌倒了。在我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我的父母依然坚信我能够成功，他们对我的信心超乎想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全心全意支持我。在为这本书进行采访时，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了艾奥瓦州的阿尔戈纳镇，我父亲出生和长大并且在半个多世纪前离开的地方，这似乎也是十分合宜吧。实际上，在我走访过的艾奥瓦州任何一个地方以及我遇到的很多人身上，我看到了我父母所具有的那种直率慷慨的精神。
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凯丽，她帮助我度过了著书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正是她鼓励我在二〇〇五年定下了《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书的写作方案。那一年的下半年以及二〇〇六年一整年，我之所以每次能安心地出差好几个星期，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回去的时候凯丽在家里等我。在我撰写《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的时候，她是那么耐心、体贴，当本书即将于二〇〇八年完稿时，她的反馈意见又反映出她是那么深思熟虑。作为一个妻子、朋友和我们孩子的母亲，她是我的一切，有了她，我别无所求。
最后，我要感谢伊利诺伊州格林维尔市的两位居民，是他们启发了我去写这本书。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我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了他们俩——一位是吸毒成瘾的白人罪犯，一位是刚从阿富汗回国的黑人军士。经过几个晚上的接触，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不一样，实际上却被他们无法掌控的环境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一就是他们镇上大肆泛滥的甲基苯丙胺。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故事应该呈现出来的样子，那个瞬间我永生难忘。我将《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献给他们，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和希望。
关于消息来源的说明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是对奥尔温居民在过去四年时间里告诉我的一些事件的重述。“采访”一词在这里并不适用。在我在镇上度过的那几个星期或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聊的那些话完全没有用录音机录下来，或者在记事本上问题下方的空白处写下来。更确切地说，书里的这些人是在我们分享一天的大事时，把他们人生中的一些故事和真相告诉我。我们一起准备晚饭，然后看电影，开车来来回回地跑杂货店，铲雪，在屋里屋外地干家务活。他们慷慨地让我和他们一起打桌球，猎野鸡，参加派对，去他们上班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在去看医生的路上去一下邮局，到邻居家串门。在追忆往事的同时也展现了当下的生活现状，因此——我希望——增加了原本无法实现的深度和质感。
因为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我总是瞅准合适的时机做些笔记。每天晚上，我趁着记忆还鲜活的时候，拿着这些手写的笔记，逐一扩展成书里的场景。在奥尔温之外的地方，我也尽可能采取同样的实时报道策略。在艾奥瓦州的独立镇，曾经的瘾君子和冰毒制作者托马斯，也就是“少校”，更喜欢跟我一边聊天一边玩飞盘高尔夫，就是把不同尺寸和不同重量的塑料圆盘（分量重的圆盘被称为“推杆”，而那些分量轻的，因为可以飞得更远，则被称为“一号木杆”）扔进一个固定在树上的篮子里面。趁着和我一起玩飞盘高尔夫，“少校”可以从跟他一起住的父母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尽管只是一小会儿。同样，“少校”的父母似乎也乐得有机会出去一会儿，他们在家里不仅要监督他们吸毒的儿子的非正式戒毒治疗，而且还要帮忙抚养他们的孙子巴克。去找“少校”的父母聊天的话，我通常选择午饭后登门，或者一起喝啤酒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他俩可以吸烟的地方。在他们家外面短暂的见面，反而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处境依然复杂。
对于两位前毒贩——奥塔姆瓦的洛芮·阿诺德和奥尔温的杰弗瑞·威廉·海耶斯，我在和他们的互动中采用了稍有不同的策略。三年时间里，洛芮和杰弗瑞·威廉（他喜欢人们这么叫他）从联邦监狱给我寄来了成百上千页的信件，他们俩都被判了较长的刑期。这些信件不仅详细介绍了他们各自家乡主要的冰毒生产和销售的来龙去脉，而且还描述了他们监狱生活的各种起伏。尽管杰弗瑞·威廉在书里几乎是一笔带过，他写给我的信几乎跟洛芮的同样重要，在为我提供了现代冰毒流行兴起的背景和细节的同时，也厘清了由他和洛芮发起的加州、墨西哥以及美国中西部农村之间的工业化冰毒贸易的因果关系。最终，他们的信件也成了勾勒出美国农村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的故事。
为了写好洛芮、杰弗瑞·威廉和“少校”他们的经历，我大量参考了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和美国国家药物成瘾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Drug Addiction)发布的报告。同时，还以美国缉毒署定期发布的国际、地区和各地方的甲基苯丙胺评估报告为依据。除此之外，有几个人还向我提供了一些未曾公开的信息，其中绝大多数是关于墨西哥大毒贩在历史上以及当前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贩毒组织与恐怖分子组织之间的联系。被我正式采访了至少两次的人当中包括：加州中央山谷“高发毒品走私地区计划”主任比尔·鲁扎门蒂；“国家甲基苯丙胺化学行动计划”的负责人托尼·洛亚；负责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缉毒署东南片区的雪莉·斯特兰奇特工；以及佐治亚州调查局的前特工菲尔·普莱斯。二〇〇六年五月，我参加了在达拉斯举行的一次墨西哥和美国冰毒峰会，出席的两国官员中包括美国司法部长和墨西哥总检察长。在会上的采访中，有一位政府官员开诚布公地说——但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姓名——在他看来“失败的美国移民政策和冰毒流行之间存在直接而且有意识的联系”。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食品行业的合并，是基于广泛的信息来源。这些信息中很多都来自艾奥瓦州的奥尔温和奥塔姆瓦的农民以及肉类包装厂工人。此外，我还参阅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业危机爆发以来的几十篇报纸文章，这些男男女女帮助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基础。有两位农村社会学家的成果也同样至关重要：位于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的威廉·赫弗南，以及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道格拉斯·康斯坦斯。我大量借鉴了赫弗南博士与玛丽·亨德里克森博士、保罗·格隆斯基博士一起撰写的题为《食品与农业业务的整合》(Consolidation in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Business)的报告，它基本上综合了赫弗南博士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是他著有大量文献的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康斯坦斯博士通过写长长的电子邮件及电话交谈跟我分享他的见解。
无论我是否有理由在本书中引用他们的作品，还有几位社会学家的著作对于我撰写《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亦是至关重要。尤为令我关注的三份文献分别是帕特里夏·凯斯博士的《甲基苯丙胺的历史：一种流行病》(A History of Methamphetamine:An Epidemic in Context)、克雷格·雷纳尔曼博士的著作《美国的裂缝》以及卡伦·范甘迪博士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卡西学院完成的论文《美国农村和小镇的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 in Rural and Small Town America)。
数不清的科学家为本书所涉及的信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感谢他们让我能够深刻理解冰毒的化学性质、冰毒成瘾的特定行为和心理影响、冰毒对人脑的生化作用以及毒品流行对个人乃至社区所造成的心理效应。我获得的许多信息都是公开的，但也有几个人特地给我发来了他们正在准备中的论文，而且还花时间跟我讨论了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有的是面谈，有的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有的是通过电话。这些人当中包括纽约大学的佩里·哈尔克蒂斯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瑞克·劳森博士和汤姆·弗里茨博士、多伦多大学的肖恩·威尔士博士以及夏威夷大学的琳达·常博士。
在撰写《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的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参考的已归档的报纸文章多到塞满了两个文件抽屉。刊载这些文章的报纸无论从地域还是人口分布来看，都各不相同，比如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早安电话报》(Morning Call)和加州的《弗雷斯诺蜜蜂报》(Fresno Bee)。这些摘选的文章形成了这本书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基石之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史蒂夫·索撰写并于二〇〇四年十月发表在《俄勒冈人报》上的“不必要的流行病”三篇系列报道。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三年在《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它们详细介绍了肉类包装厂的移民违法行为，尤其是对二〇〇一年联邦政府诉泰森公司案的后续报道。《芝加哥论坛报》《旧金山纪事》《圣路易斯快邮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日报》刊登的文章和系列报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最终，在《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里，没什么比人来得更重要的了。报纸、科学和研究论文，这些只是证实了我在艾奥瓦州的奥尔温镇上亲眼看见以及当地居民亲口告诉我的那些事。那才是这本书最终的消息来源，它以最简单的形式将一个美国小镇放进了一个危机的大框架里。在《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这本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通过自主选择而且在充分认知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件事。没有他们，《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将是一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