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当我给奥尔温镇的全科医生克雷·豪贝格打电话，请他描述他家乡冰毒泛滥的现象时，克雷告诉我，冰毒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癌症”。他解释道，自己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就像癌症一样，冰毒的格外危险之处在于它在整个机体中的转移能力，在这件事上，是指削弱一个地方社会结构的能力，而且对一个地区、一座城镇乃至一个社区、一户家庭来说也是如此。克雷说，就像脑部的恶性肿瘤常常会转移到肺部一样，冰毒往往会在不同的阶层、家庭和朋友之间传播。由冰毒造成的横暴行为影响到了学校、警察、市长、医院以及镇上的商业。因此，用克雷的话说，一旦一个城镇的文化必须只对单一的——而且是异常负面的——刺激做出反应，就会产生一种集体自卑感。
我刚到奥尔温的时候就知道，克雷作为小镇上的医生，在观察冰毒现象方面占据着绝佳的位置。然而，经过三年的时间，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他希望能在别人身上治愈的那个病症，即“集体自卑感”，对克雷本人所造成的伤害同样残酷而严重。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像跑进一间着了火的汽车旅馆，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把里面所有的人都弄出去。这间汽车旅馆就是奥尔温镇，而克雷的时间却永远不够用，假如他不及时撤退的话，恐怕连他自己也会惹火烧身。事实上，三年后，克雷将需要人拉一把。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故事多少与他家乡的故事有些相似。
克雷和他的双胞胎兄弟查理在一岁时离开了奥尔温镇的孤儿院，收养他们的是自一九五三年起就在镇上当全科医生的豪贝格。克雷和查理是同卵双胞胎。他们一个右眼是主眼，另一个则相反，一个左撇子，另一个是右撇子，就连他们的头发侧分的方向也相反——克雷的头发分在右侧，查理则分在左侧。克雷弹贝斯，查理打鼓。克雷获得生物学和化学学位；查理主修了哲学和神学，辅修埃及学。
这两个男孩打小就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包括化学；他们会利用所学的化学知识制作爆破筒，有一次还把邻居家小孩的沙坑给炸了。他俩都极富幽默感，会热情地给客人们端茶递水，几分钟后却宣布这水是他们从厕所里取来的。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把他们俩一起睡的婴儿床倒扣过来，在上面堆满了书，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屋里到处乱跑搞破坏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用客气点的话来说，这对十几岁的双胞胎兄弟对毒品已经并不陌生了。两人一起从位于锡达福尔斯市的北艾奥瓦大学毕业后，克雷去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的医学院继续深造，而查理则前往克瑞顿大学的法学院学习。一九八七年，新婚不久的克雷结束了他的住院医生实习，回到家乡加入他父亲的诊所工作。此后不久，查理搬到克雷的房子所在的那条街上，而且住得离克雷不远，并开始当费耶特县的公共辩护人。
克雷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六十磅。小臂壮得跟焊工似的，手掌厚实，掌纹很深，看不出和音乐家或外科医生有什么关系，倒觉得像个农民。克雷梳着大背头，一头棕发开始泛出灰色（他管这叫“盐和大粪”）。他的山羊胡修得短短的，时髦的无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深邃的蓝灰色眼睛。他的妻子说话总拉长语调，克雷却不同，他有着更明显的明尼苏达口音，每个词开头的音节会被后面的吃掉。他的谈吐用词准确，还会跟自己的专业联系在一起；他经常会说“要不然这样”和“好吧”，当他拒绝别人的要求时就会说：“不行吧，好吗？”他形容那些在脸上穿了好几个洞的年轻男女“是一头撞进了渔具箱”，说酒吧就是“无人监管的减压门诊，提供廉价但有很多副作用的处方药”。
每天，克雷都会到慈心医院街对面的那个小砖楼里去上班。这家慈心医院所在的大楼非常雄伟，是六十年前由天主教会建造的。它的隔壁是小镇上的高中和一个小型的居民区。再过去就是肃穆而平坦的草原，终年孤独地守在那里。从豪贝格医生家庭诊所的候诊室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片的天空，相比之下，克雷这间在大楼靠里的位置的小办公室显得更为杂乱。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被地上堆起的一排放着病人档案的盒子挡住了。一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有些年头的医疗器具；大部分都是克雷的父亲用过的，在二〇〇三年的一场车祸夺走了他妻子的生命之后，他最终决定退休。这些东西的旁边放着一百来本书，包括：《临床神经解剖学》(Clinical Neuroanatomy)、《肾病病理生理学》(Pathophysiology of Renal Disease)、《普通眼科学》(General Ophthalmology)以及《胚胎学基础》(Patten's Foundations of Embryology)，从中可以窥见克雷的行医职责范围。
克雷恪尽职守，不仅在大厅对面的检查室给病人做检查，还会开车去病人的家里和农场出诊，而且每周有两个晚上在急诊室工作。他在汽车后座接生过婴儿，还有一次是在谷仓里。几年前，他在他父亲的手下担任县助理验尸官。他还是慈心医院的办公室主任。奥尔温镇这一带的人情冷暖，克雷全都看在眼里。
跟很多人想的完全不同，几十年来，美国农村吸毒和酗酒的比例要比城市来得高。克雷说，如果成瘾有自己的表情的话，那么它会满是抑郁。克雷说，基因不好是没有办法的事，但要是环境不好，那么所有的基因，无论好坏，都容易受到影响。他这么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克雷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回到了奥尔温镇，想到处看看再决定自己接下来能干些什么。他的父亲豪贝格医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的右腿因为骨髓炎造成的退行性关节炎，比左腿短了十八英寸，平时右脚得穿有内增高的鞋子，而他就这么一瘸一拐地在费耶特县的乡间各镇来回奔波，行医治病四十年，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医疗奇迹。克雷特别容易招惹他父亲生气。他跟人组乐队玩，留了一头长发，还大量地吸食可卡因。他对自制炸药的热情从没有消退。一次，因为下雪，高中停课一天，克雷在校园草坪上引爆了一个土炸弹，就为了看看爆炸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奥尔温镇上的报纸声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并要求抓捕罪犯，交由联邦法庭起诉。（克雷从没有被抓到过。）克雷找不到让他和他父亲都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来做，在父亲犀利、令人无地自容的怒视下，他的脑子里各种念头窜来窜去，他越是心神不定，吸食毒品的次数也就越多。他说，最终他意识到，自己要么去上医学院，否则只能进监狱了。
那时，奥尔温的经济才刚开始恶化。几年之后，风云突变，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关闭了在小镇上的营运，与此同时，农场陷入危机，但克雷将自己愤懑和无奈的原因主要归结在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假设之上：“如果你没有钱，就不能去看乐队的表演。假如你不能去看乐队表演，那你也完蛋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好工作，大家手头可支配的收入就少，就没什么钱可以在当地消费，包括酒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那段好日子里，奥尔温的酒吧从滑铁卢到韦纳齐(Wenatchie)，可谓远近闻名，原因就在于它们有密西西比河上游流域最好的地方乐队。
克雷说，奥尔温曾经有“小芝加哥”之称，那里号称有中西部最好吃的意大利菜，每到冬天，每一间酒吧里挤满了台球联赛的球手，而一到夏天则是垒球队的天下，这里的“运动员之家”酒吧有全艾奥瓦州最棒的肉眼牛排，这一切多亏了奥尔温的地理位置，从芝加哥的一些畜牧场出发往西行，这里是第一个过夜的站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贝西伯爵和格伦·米勒在从明尼阿波利斯前往圣路易斯的途中经过奥尔温时，经常会在星期二晚上来到奥尔温体育场(Oelwein Coliseum)表演。体育场老板和乐队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他们在奥尔温演出后，至少一周内不得在小镇方圆五百里的任何其它场所演出。利润丰厚的铁路公司雇了两千名员工，差不多是镇上适龄男性劳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因此演出门票仅在当地就可以售罄，小镇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巴迪·霍利到奥尔温兵工厂(Oelwein Armory)表演过四次。克雷说，一旦所有这些都消失无踪，奥尔温镇上所弥漫的深深的落寞，只会加剧豪贝格家双胞胎兄弟的失落感。
打那时起，双胞胎兄弟俩就努力用音乐保持一种平衡感，通过这样做他们体会到了身心合一的完整感，并将之与镇上的人分享。克雷老爱说他一直是琴不离手，而查理从一生下来就是“逮着什么就敲”。当他们只有五六岁的时候，立志要成为贝斯手的克雷会在通往厨房的过道里拉几根钓鱼线；查理则敲着锅碗瓢盆追着保姆跑，等她一被线绊倒，两人就开心地大叫起来。克雷到现在还是很享受酒吧大战，从这种精彩场面中获得乐趣，据说他曾经将一名乐队成员从一辆正在行驶的大众巴士上推了下去，然后不经意地听出那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时，发出的声音像是B小调。直到今天，这兄弟俩还和各种乐队一起在艾奥瓦州东北部各地的场馆演出，到克雷买下的距离IGA杂货店两个街口的录音棚去录音。对克雷而言，表演是社群共生关系的一种表现；当他和自己的同胞兄弟在舞台上卖力地表演，人们也跟着过去流行的摇滚乐一起哼唱、起舞的时候，没什么能比这个让他感觉更像在家那样自在而完整的了。
显然，音乐可以让克雷平静下来，二〇〇五年我跟克雷见面时，他一天可以抽掉一包半的烟，酒也喝得很多。计算我们谈话时间的不是多少分钟或几个小时，而是几壶咖啡或多少罐百威清啤(Bud Light)。他知识面的跨度令人称奇，而且思想多维，跳跃性极强，想要跟上他的思路就得拿出追踪蜂鸟的架势。比如说，在反复谈及苏族印第安人医者的历史时，他很容易想起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并问你是否希望他“把康德的思想提炼成三句话，这样你就能集中注意力继续听我说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以一种乔姆斯基式的评论对慈心医院的危重病护理计划予以补充。克雷是一个做事全身心投入的人，而且他投身其中的事情也会让他消耗极大；要是没有音乐的话，他整个人肯定早就被榨干了。
作为一名医生，克雷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作都是在治疗他所说的折磨着奥尔温镇的各种精神疾病。他说这些病基本上不是压抑就是焦虑，镇上来来往往的很多人其实两者皆有之。由此看来，奥尔温并非个案；据他估计，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患有某种心理疾病。这个地方的情况也一样，人们没钱去寻求适当的帮助，那么病情的影响也被放大了。奥尔温镇上的人口逐年递减。高中毕业班每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人数平均减少五人。仅在二〇〇四年，奥尔温的税收收入就减少了十四万七千美元。它无法像滑铁卢（那里在二〇〇四年损失了二百万美元的财政收入）那样消化这种严重问题带来的社会成本和财政成本。但克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也不是近亲繁衍和缺乏教育造成的，而是一个正在衰退萎缩的地方所特有的：“如果说第一批离开的肯定是聪明人，这些人带着足够的钱走了。那剩下来的会是些什么人呢——好吧，我很抱歉这么说——奥尔温高中可不够资格为哈佛大学输送人才啊，好吗？”
克雷感慨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奥尔温所面临的情况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他说没有人愿意谈论眼前的现实，这真是得了最早到此定居的寡言少语、感情淡漠的先人的真传。一百年前，人们在嘴上念叨艰难困苦，不会思来想去，而是会直接付诸行动，这么做对社会是有利的。克雷说，现如今人们太穷了，没法拿出钱来采取行动，好在说说话至少可以有助于缓解无助感。为了找到解决办法，很多人去了教堂，那里有像恩典卫理公会牧师达文·摩尔这样的好人，尽管他一片善意，殷殷心切，但也不能拿来当作社会和心理学方面的真正的职业培训。还有一些人，他们没钱到克雷那里看病，更别说去买他开的抗抑郁药了，于是就去奥尔温镇上的那十一间酒吧里进行自我治疗。克雷说，冰毒贩子很容易在那里找到买家。
奥尔温镇的甲基苯丙胺问题以及四处弥漫的绝望感，最终把克雷的兄弟查理逼走了。查理说他当了七年的公共辩护人，一些瘾君子竟然在凌晨两点到他家里，只想知道为什么他还没有把他们的朋友弄出监狱，这些让他感到厌烦。他觉得奥尔温对自己那两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而言并不安全。克雷说，查理的妻子都已经做好跟他分手的准备了。最终，查理搬去了锡达拉皮兹市，从奥尔温往南开车过去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当克雷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下巴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似乎要通过慢慢咀嚼这些细节来好好理解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毕竟，他们兄弟俩是一起回的老家，都希望能为解决奥尔温的问题出谋划策。但现在查理离开了。自从他们一个选择上医学院、一个选择上法学院以来，这对双胞胎是第一次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小镇的冰毒问题。
查理是在二〇〇三年离开的，这一年，他们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现在克雷的身边没什么亲人了。他心里没着没落的，自己的孩子如今都已独立，查理和母亲也都不在他身边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加倍努力地去帮助那些病情日益严重的人。但是，随着他的保险费率年年上涨，他已经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即使我们下个月能控制住冰毒，”克雷在第一次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三代人需要接受治疗了。更何况我们到下个月还是无法控制住整个形势，那么我们需要治疗的就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或许第六代：医疗问题、心理影响——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早已深陷这种困境中。”
我第一天去他家时在他车库里看到的东西最能说明他因此所遭受的痛苦；车库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三个很大的垃圾袋，里面装满了啤酒罐。但凡晚上不需要等医院的电话随时待命，克雷大多独自一人在车库里呆着，干掉十二罐啤酒，抽着烟来回踱步，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他再想办法休息一会。
六月下旬的一天，阳光和煦，如果你此时从奥尔温往南开十四英里，进入艾奥瓦州的独立镇，一路上摇下车窗，就会感受到美国小镇的田园魅力。尽管独立镇和奥尔温很像，面积也比较接近，但跟它的北方邻居相比显得更大也更干净。开在主街沿街老建筑里的店，全都敞开大门迎接顾客。街上行人如织，在阳光下散着步。人在这里不会感觉漫无目的，即使是冬天，当餐厅温暖的灯光在黄昏中闪烁，暴风雪还未到来扫雪机已经早早地开始在街上巡逻时，让人感觉一切都如此井然有序，凡事都未雨绸缪。
我去独立镇是想要见一个正在康复期的冰毒成瘾者以及他的儿子和父母。我想看看克雷所说的对各代人的影响——就是他提到的冰毒流行病所引起的“病状的多维展开”——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理解冰毒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去独立镇比较合适，那里的问题并没有奥尔温来得尖锐。独立镇的腐败问题也明显没有它北边的邻居来得严重，因此，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跟毒品相关的一些问题上，都要落后邻居几十年，在这里人们仿佛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奥尔温的样子，那时克雷·豪贝格和查理·豪贝格才开始在酒吧里表演。
大规模的社会病会传染到个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闻。事实上，我早就开始意识到奥尔温的命运对克雷造成的影响。之后更长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小镇所处的困境是怎么造成克雷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的。如果社会分化直接导致人与人的分离、考验着婚姻和人际关系这样的说法有失公平的话，那么在考虑不同人的问题时，将一种更大的困难所附加的额外压力纳入考量范围，似乎倒也合情合理。而在独立镇所看到的恰恰与此相反：一旦整个社区已然支离破碎，不仅将会造成家庭的四分五裂，还会使家庭成员产生一种去不同寻常的地方寻求帮助的迫切感。冰毒不只将人们分开；也推动人们走到一起。
我来这里是找一个正在戒毒的瘾君子谈谈的，“沉默之子”摩托车帮的其他成员叫他“少校”，作为这个帮派的前成员，他视这些人为“家人”。鉴于他在这个小圈子里具有的相对惊人的影响力，这个名字看起来也算合适。那时，“少校”二十五岁，跟他的父母邦妮和约瑟夫一起住在一栋漂亮的红砖房里，房子坐落在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那里离主街有五个街口。“少校”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八十磅，宽肩窄腰，手臂强壮，小腿肌肉结实。“沉默之子”是类似于“雅利安国”那样的组织，“少校”那天生的金发碧眼想必让他在那个圈子里颇受欢迎，他还在左臂的三角肌上纹了SS字样。十四个月前，在他毒瘾最厉害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一百三十磅。
我去跟“少校”见面的那天，和他一起坐在他父母房子的前廊。那时，“少校”已经九个月没碰毒品了，但他依然滔滔不绝地讲话，沉浸在瘾君子那种夸张的独白中，时不时地发出阵阵爆笑。我发现他这人风度翩翩，有自嘲精神，为人风趣，既懂拍马屁，也会恐吓人，为了摆脱麻烦，他绝对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得出来，他聪明有余，但自信心不足，这让他带有一种卡通人物般的魅力。跟他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混乱状态，我猜这是他这么多年来被“沉默之子”洗脑的结果。吸毒还是戒毒；留在亲生父母身边还是回到帮派之中；自我厌恶还是自我夸耀——在目睹“少校”内心的各种撕扯和挣扎之后，几乎无法让人不对他心生同情。
“沉默之子”曾是艾奥瓦州北部最著名的摩托车帮和毒品团伙，如今基本沦落成一个夫妻老婆店规模的制毒小作坊，躲在这里或那里制几磅“纳粹冷”，然后把这个团伙里仅剩的几个摩托车骑手改造成一个零售团队，让他们拿去销售。他们的头头叫鲍勃，是“少校”前女友莎拉的父亲。而莎拉是“少校”的此生挚爱，也是他儿子巴克的母亲。鲍勃和他的妻子以及莎拉住在艾奥瓦州杰瑟普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那里他继续制作冰毒。住在十二英里之外的鲍勃，以及跟他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的回忆，是一个沉重负担，“少校”似乎无法将它从他清醒时的每个苦闷日子里卸下来。
我去拜访他的那次，巴克才两岁。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一双会说话的蓝眼睛，红唇在他饱满的雪花石膏般的皮肤上显得格外突出。他脸颊红润，身上已经显露出一些肌肉线条，看着跟一个大孩子似的。事实上，巴克总体而言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发育得早一些。他性格讨喜，好奇心十足，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他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情绪反复无常而且还会走神，这些通常都是所谓的“冰毒宝宝”的标志。巴克不仅是个冰毒宝宝，而且正好就是艾奥瓦州的冰毒宝宝。当公共服务部和当地检察官在“儿童救援”(Child in Need of Assistance)项目的支持下，将他从“少校”和莎拉身边带走的时候，他们在巴克的头发毛囊中测到的甲基苯丙胺含量是该州有史以来最高的。而该纪录的第二名是巴克同母异父的妹妹卡洛琳，她被带走的时候才六岁。
“少校”从我们坐的前廊上的那张桌子边看向他的母亲，后者正站在纱门里面听我们谈话。与此同时，巴克绕着桌子周围的四张长凳转圈。显然，如果他母亲打算就这样在一旁听我们谈话，“少校”是不会对我说些什么的，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都有些尴尬地僵在那里。我一把抱起巴克，把他从我腿的这一边抱到另一边放下，这样他就可以跑向下一张长凳，如果他的线路保持不变的话，他会短暂地停下来，快速地发出“穿越隧道”的调子，“穿越隧道”就是那个电子游戏，一个塑料机车一边鸣着汽笛，一边在围成一圈的黄色轨道上跑，那个蓝色大按钮按下去一次，汽笛就会响一下。然后，巴克会跟之前一样继续围着桌子绕下去。
“妈妈，”“少校”说道，“能不能请你不要站在那里？”
“少校”看着邦妮从门口走开，回到厨房。然后他开了口，二〇〇三年他和鲍勃一起琢磨出了一种办法，通过微波炉加热咖啡滤纸，过滤掉毒品中的杂质，以提高冰毒的产量。加热滤纸所产生的大量粉末状冰毒都已被滤纸吸收了。但问题是，粉末状冰毒在此过程中也会散布在微波炉内壁，而鲍勃和“少校”正是用这台微波炉给巴克和卡洛琳做饭的，以致孩子们摄入了数量难以估量的毒品。
在我二〇〇五年见到“少校”和巴克的时候，有关吸入甲基苯丙胺对婴幼儿造成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如今依然一片茫然。只有一位研究人员——位于得梅因的布兰克儿童医院的里兹万·沙赫博士，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整整十二年，这样的时间跨度足以观察到问题的趋势所在，但要进一步追踪其后续影响的话又太短了。“少校”说，巴克的确表现出了沙赫博士指出的那些从小暴露在冰毒中的孩子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巴克早上醒来后会浑身上下剧烈地颤抖，他睡不着觉，急性哮喘经常发作。在跟人说话时，他很容易发脾气，还严重挑食，经常一口东西也不肯吃。不知道后面的这几个特点只不过是巴克进入“可怕的两周岁”、自己开始有主见的一个标志，还是因为他持续暴露在冰毒中所造成，对此只能全凭各人猜测了。到目前为止，巴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接触冰毒会导致的另一个常见问题，即没有与别人进行互动的能力，据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父母长期吸食毒品，在狂欢中昏睡，疏于照顾孩子，以至于孩子一连几天无助地躺在婴儿床上。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冰毒对儿童的长期影响，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影响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都是根据对成年人的观察所得出。很多接触冰毒的成年人会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心肺功能减弱、高血压以及严重的焦虑症。令人担心的是，无论一个成年人会遭受什么样的身体残疾，一个孩子，从理论上讲比成年人弱小，也会在多方面出现这些相同的生理缺陷。
“少校”说，上一次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算是真正见识了冰毒的厉害。没了毒品，他整个人都变得惊慌失措。想睡的时候睡不着，睡着以后却醒不过来。他食不下咽，眼前出现了各种幻觉。他浑身疼得像是被车撞了似的，而且还疼了好一阵子。据一位在艾奥瓦州奥塔姆瓦镇卧底的缉毒特工说，有个瘾君子进了监狱后才开始相信，他烧制和注射的冰毒中的杂质——特别是在毒品制造过程中用作溶剂的锂电池的金属条——已经实实在在地在他身体里面了。他甚至认为自己手臂上的一条静脉就是那个金属条，在自己的床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想用长长的手指甲把那条静脉给抠出来。与“少校”的交谈使我弄明白了一点，冰毒的身体戒断只是他的戒毒问题的开始，因为最让人吃惊的是，当他不再吸毒后，他似乎连自己现在是谁都全然不知了。
巴克准备再次从我的腿上翻过去，好继续绕着桌子转下去。他说了声：“嗨！”从桌上抓起一个打火机递给我，说：“这个给你。”他穿着一条红色短裤，刚换上的尿片把小裤子塞得鼓鼓的。对“少校”而言，看着儿子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的代价，无异于每天都在提醒他为什么必须戒除毒品。但他的焦虑和内疚之情也时时刻刻让他有再吸一口嗨上一把的冲动。当他允许自己去想他可能对自己的儿子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少校”唯一想做的就是给自己准备最后一剂，吸过量，直接自我了断算了。
“这个不是你玩的。”“少校”一边说着，一边从巴克手里收走了打火机。
巴克哭了起来。一开始“少校”还好好跟他讲道理。但当“少校”把巴克抱起来的时候，巴克打了他的脸。邦妮这时再次走到门口，注视着眼前这一切。“少校”望向她，脸上起先满是求助的神情，转眼间就勃然大怒。“少校”回头看向巴克，小家伙正在奋力咬他爸爸的鼻子。“少校”怒气冲冲地摇晃着巴克，孩子嚎啕不止。这时候邦妮冲了过来，一把抱走了巴克。邦妮和她的儿子互相瞪着对方，而巴克夹在两个人中间像个盾牌似的。又或者说，巴克其实更像是一个威胁，因为邦妮随时可以把“少校”扫地出门，而巴克必须留在她这里。
最后邦妮开口了：“他这是饿了。没别的。”
几天之后，我在独立镇上一间餐厅的酒吧碰到了约瑟夫和邦妮。这家餐厅看着像是用小镇的标志性色彩装修而成的T.G.I.星期五餐厅，墙上挂着一张《福禄双霸天》的电影海报，上面是主演约翰·贝鲁什和丹·艾克罗伊德，斜对面是一块橡木牌匾，上面嵌了一条碧古鱼，牌匾上有一只金盘子，刻了钓到这条鱼的人的名字、湖的名字以及鱼的重量：七磅三盎司。
那天是七月五日，约瑟夫和邦妮过来找餐厅老板商讨他们最小的儿子的婚礼彩排晚宴，日子定在十月，他们想在这家餐厅的一个小包房里吃。但在预订房间和确定菜单之前，他们跟餐厅老板聊了很久，说的是后者最近一次去加拿大的一个湖旅行的事，餐厅老板说此行最棒的地方在于他吃到了极好的碧古鱼，并且像他梦想的那样钓了一次白斑狗鱼。约瑟夫和邦妮已经去过那个湖好几次了——他们俩都很热衷钓鱼——看得出来，他俩都为无缘这样的旅行而遗憾。他们已经有两年没钓过鱼了，他们照顾巴克的时间差不多也是这么长，实际上，巴克都快成邦妮和约瑟夫的第五个孩子了。
从法律角度讲，从事社会工作的邦妮和担任县长的约瑟夫拥有巴克的监护权。他们允许“少校”住在自己家，这种情形不属于监护权诉讼范围，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安排。在我二〇〇五年见到邦妮和约瑟夫的时候，他们已经五十三岁了。到这个年龄，他们已经不打算抚养一个两岁的孩子了。然而就在一年前，还住在鲍勃农场里的“少校”和莎拉会闯入邦妮跟约瑟夫的房子里，随便拿点东西出去卖掉，然后拿钱去买感冒药来制造冰毒。有天晚上，“少校”偷走了他母亲的内裤和胸罩拿去酒吧里典当。还有一次，“少校”和莎拉闯进去之后，决定把大量的冰毒藏在邦妮和约瑟夫房子的空调排风口。等邦妮和约瑟夫打开空调制暖时，从排风口吹来的被冰毒污染过的空气让他俩双双病倒，而他们还不得不花一万美元，相当于约瑟夫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更换掉整个通风系统。因此，每次他们跟“少校”打交道时总带着些怨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股怨气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约瑟夫平时沉默寡言，说起话来却铿锵有力。他烟瘾很重，脸色灰白，喜欢穿卡其裤和短袖牛津衬衫，简单地系根领带但不穿外套。邦妮看起来温和善良，是个高挑、苗条而且漂亮的女人，有着瑞典血统的那种立体五官和出众气质。那天在餐厅里，跟她一脸阴郁的丈夫相比，邦妮显得更能言善道了。自从收养了巴克之后，约瑟夫和邦妮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一边。退休是不可能的了，更别提什么生活目标。他们甚至不能把“少校”一个人留在家里超过几小时，担心他会复吸，也担心鲍勃真的会过来绑走巴克，杀死“少校”，然后一把火烧掉他们的房子，就像鲍勃在深夜打来的几十个电话里威胁的那样。
邦妮拿起约瑟夫的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递给了他。谈及那天我跟“少校”在前廊里聊的那些话，她说她听到他给我讲了关于他跟鲍勃和莎拉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其中的很多事情她根本不信。邦妮称呼自己的儿子时用的他的本名托马斯。托马斯给我讲了好几个关于他和鲍勃是如何杀死对手、赚了几百万美元的故事。“我觉得这当中很多说鲍勃有多厉害、多聪明的话都是夸大其词，”邦妮说道，“托马斯喜欢把他想象成一个举足轻重、不可思议的人物。但事实上鲍勃就是个傻瓜。”
“我的老天啊，”约瑟夫一边摇头一边说，“等托马斯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他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说不上来。他已经习惯了谎话连篇，以至于说到任何简单的事实都结结巴巴。”
“我认为毒品加上他们跟他玩的那一套，双管齐下，真的占领了他的大脑，让他变了样，”邦妮说，“他所说的那一大家子会在某个农场住上一阵，从不付房租，然后想走就卷铺盖走人，换到另一个地方。他们这一辈子都在这么干。假如你去找鲍勃聊一下的话，就会知道他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十足的马屁精，就跟黄鼠狼一样，根本不是托马斯说的那么回事。”
邦妮说，有些问题时常害他们抓狂。他们不仅想知道“少校”跟那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想知道该怎么帮助他康复。对于如何在此过程中给予帮助，或者合理预期的结果应该是怎样的，即便身为社会工作者，邦妮也知之甚少。邦妮和约瑟夫经常回想过去，从岁月中找寻线索，而不去想那模糊不清的未来。
邦妮说：“我的意思是我一直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托马斯吃母乳长大。我怀孕的时候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他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们帮他租了一套公寓。他当晚就又开始吸毒了。因此，我们让他跟莎拉搬到我们家来住。她父亲得知此事后打了她。就因为莎拉要搬来跟我们同住，并试图戒毒，鲍勃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一拿到巴克的监护权，莎拉就想让公共服务部派人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理由是我们抽烟。她说我们危及了她孩子的生命。她告诉警察说我们绑架了他。即使到现在，她有时还会一晚上打三十个电话给我们，一接就挂断。”
邦妮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根约瑟夫的香烟，这一次她没有把烟递给他。就在她讲话的时候，约瑟夫安静地用他粗糙的手指摩挲着自己的手臂，就像一个人抚摸自己最爱的毯子或一块布料那样。邦妮接着说道：“而这就是我们努力帮助他们的结果。”
邦妮说，像他们这种情况，忙忙碌碌的反而是件好事。最让他们忙得团团转的是一边要监督“少校”在家里戒毒，同时还要观察巴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里可不像洛杉矶、坦帕或是波基普西，附近没有可提供住宿的滥用化学品者康复中心。就算有，邦妮和约瑟夫也负担不起，尽管他们的收入是当地收入中位数的两倍。
根据法律，“少校”每个星期必须去参加麻醉药品滥用者互助会的聚会；每个月跟他的假释官碰两次头；还要保住一份工作，也就是建筑工地上的那份活。如果巴克的监护权归他的话，公共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就会每个星期来家访一次，每次一小时，评估家里的情况并提供帮助，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调整，无论平淡无奇还是意义非凡，都是“少校”努力适应戒毒后的生活所需要面对的。“能为冰毒成瘾者和他们的孩子所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邦妮这话指的是情况相对好些的艾奥瓦州独立镇。
当约瑟夫终于打破沉默，说起该为冰毒成瘾者做些什么的时候，也表示他们没什么选择余地。他冷酷而平心静气地轻声说道，所有的瘾君子都该被绝育。在监狱里服刑时，他们就该为那些被他们玷污的社区服务，去挤奶、修公路。接着，他重复了一下他妻子说的话：“在艾奥瓦州的独立镇，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邦妮让他稍微冷静一下。然后她提醒约瑟夫，“少校”最后一次进监狱的时候，也就是他三进宫那次，约瑟夫每个晚上都会去探视。他甚至想利用自己的县长身份把“少校”早点弄出来。邦妮接着说，要是“少校”在哪次进监狱的时候被绝育了，那么他们就不会看着巴克蹒跚学步，体会到他带给他们的那么多欢乐了。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她把手覆在了他的手上。
约瑟夫摇了摇头。接着，又点着头表示同意。“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们有了这个孩子。”
有一瞬间，他的话好像说得不清不楚，“这个孩子”指的究竟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随后，他说道：“从今往后，无论托马斯把事情搞砸到什么程度，他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