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的夏天，在我第二次回奥尔温镇住两个星期之前，我花了十天时间在伊利诺伊州南部、肯塔基州西部以及密苏里州的北部转了转，开着车子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在伊利诺伊州富兰克林县那个闷热的洼地，我跟J.R.摩尔一起在当地一个名叫本顿的不景气的黑土农场小镇上开车兜了好几天。摩尔不仅是镇警察局唯一一名负责毒品事务的警官，还是本顿的临时镇长以及镇上三家餐厅之一的老板。摩尔整天开着他那辆黑色的野马GT，车窗玻璃是有色的，后排凹背座椅上还放着一把霰弹枪，一路上他抽着万宝路特醇，每次开到停车标志前就会摇下车窗，跟那些他认识了大半辈子的熟人打招呼。奇科利西位于密苏里州北部，是河流交汇的中心地带，这里牛羊成群，草原丰茂。那天晚上，我就在一间汽车旅馆住了下来，然后听到我楼上的房间里一个男人正在打自己的老婆，这对男女当晚刚结的婚，就在这家旅馆。和群山环绕的本顿一样，在三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奇科利西一带，冰毒问题也相当严重。只听得那个新娘大声叫喊，说要不是因为冰毒吸嗨了，她的新婚丈夫是不会对她痛下狠手的。我打电话报了警，随后一位女警在位于一楼的我的房间窗外跟新郎交谈了片刻。在他保证没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女警结束了自己的调查，与此同时她也好奇究竟是哪个外乡人把人家洞房花烛夜的插曲错当成了一场家暴。
在那时，美国小城镇的冰毒问题是否比大城市的严重，已经不再是我脑子里关心的问题了。毋庸置疑，旧金山的吸毒成瘾者要比默塞德的中央山谷镇的瘾君子多得多。得梅因的吸毒者上万，而奥尔温的人口总数才刚过六千。洛杉矶是美国的冰毒发源地。跟纽约、旧金山和迈阿密一样，洛杉矶有大量的同性恋冰毒成瘾者。在过去五年里，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的比例在同性恋人群中有所增加，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冰毒造成的。冰毒问题在那些城市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同之处在于，跟奥尔温、默塞德或者本顿相比，洛杉矶在消化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相关成本方面更轻松些。而那些小城镇对抗冰毒的手段似乎越来越渺茫。
问题是，当一些地区的冰毒问题在二〇〇五年夏天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之后，如何才能在不带刻板印象——且最终不心存轻视——的情况下描述美国农村地区的冰毒问题。瘪四和大头蛋、负责拆分洗钱的人(Smurfers)、夫妻老婆店式的冰毒作坊—吸毒者，这些词句已经以漫画手法式的夸张描述被收录进了词库，而它们归根结底来源于与毒品有关的环境而非毒品本身。奇怪的是，对小镇瘾君子的偏见——以及拙劣的模仿——表现得最直接露骨的莫过于奥尔温镇自己了，据克雷·豪贝格所说，杰·雷诺曾在自己的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中，把奥尔温镇说成“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地方”。甚至连内森·莱恩也要拼命克制才能不把那些被他起诉过的人视为“屎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冰毒的流行只是增加了奥尔温的孤立感，就好像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什么，而这里浑然不觉。
把冰毒当作一个犯罪故事来看，是对这个问题的过度简化。同样，克雷·豪贝格在我们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故事可不仅仅是说毒品和毒品产生的影响。其实毒品代表了某种东西。我现在开始明白克雷说这番话的意思。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会学家、研究毒品流行问题的专家克雷格·雷纳尔曼的话来说，冰毒代表了“社会学上的断层线”。连着两个晚上——头一晚在必来客栈，后一晚在克雷·豪贝格家的一个派对上——这些断层线被描绘得一清二楚。而尤为清晰的一点是，尽管人们有着极其美好的初衷，但由毒品流行而产生的分歧似乎是沿着阶级的分割线或者至少是沿着对阶级的理解而产生的。“少校”来自一个成功人士的家庭，所以他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典型的”瘾君子。然而，因为他吸毒成瘾，他被自己的父亲看不起，也让内森·莱恩这样的人不齿，后者的成长环境要远比他的艰苦。
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亨茨维尔，道格拉斯·康斯坦斯是该校的一位乡村社会学家。当康斯坦斯说美国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时，他是把雷纳尔曼的观点放在了一个不一样的语境中。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总是让个人对集体负责，一味地指责吸毒成瘾者，却不去调查他成长的环境，（反之）在橄榄球队获胜后，我们对四分卫的颂扬超过了对整支球队的。在一个小镇上，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划清界限的那种本能却很强烈，就跟在纽约的情况一样。事实上，把纽约的人和伊利诺伊州本顿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两地的人都不相信的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少校”的父亲似乎把自己自动地跟孙子而不是儿子联系在了一起。同样，内森·莱恩每天必须提醒自己，事实上他和罗兰德·贾维斯在很多地方是相像的。
将康斯坦斯的分析延伸开去，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是指在毒品流行期间，本能会要求我们发现瘾君子不对劲的地方；实际上，这种流行诱使我们认为，瘾君子人数相对较少是反常现象，即使我们承认毒品大范围地存在。二〇〇五年八月，《新闻周刊》登出了后来非常有名的几组照片，都是冰毒成瘾者，这些照片上的面孔一开始看上去很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几乎不堪入目。我还记得，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些照片看起来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士兵宣传画，当时德国士兵被刻意蔑称为“匈奴人”(Huns)。同样，《新闻周刊》上刊登的这些照片中的瘾君子看上去也是憔悴不堪、毫无生气，甚至像是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照片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某种程度上让吸毒者对他自己感到陌生，也让他们感觉自己与一贯涌现出瘾君子的美国乡村的疏远，甚至感觉自己被置于整个国家之外。在我看来，一本真正反映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的冰毒高峰期的编年史，必须从一个小镇以及镇上的所有居民开始讲起。如果仅仅用冰毒来定义奥尔温——然后通过它来定义所有美国小镇——那么真相将无可救药地被掩盖。而真相，就是克雷和“少校”、内森和罗兰德、墨菲和洛芮以及必来客栈的人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必来客栈的常客中有乔什和本，这两个超级胖的十九岁男孩都骑自行车，基本上成天霸着两张七十五美分的投币台球桌。丽萨也是一位常客，她无业、患有光敏性癫痫，在奥尔温的卡拉OK界就相当于“鳍乐队”；还有二十四岁的索菲，她在一场车祸后陷入昏迷，一年后才苏醒过来，不得不重新学习说话、走路和吃饭，她的社交生活包括每天晚上牵着猫去麦当劳，然后再到必来客栈点一杯百事轻怡可乐。除了这几个人，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还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光头党、玩家(tweakers)、白皮黑鬼（当地人给一些白人小孩取的绰号，他们总是一身城里黑人才穿的那种长而宽松的衣裤）、摩托车党以及农场家庭出来的孩子，因此，必来客栈——套句克雷·豪贝格的话说，有时的确会让人感觉像是一个无人监督的门诊部。
尽管如此，这样的混乱还是有办法可以对付。必来客栈的老板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更像是童子军女训导员，她对每个来客栈的人都相当了解。米尔德里德有着漂亮的橄榄色皮肤和深棕色眼睛。她身着华丽的彩色印花上衣，描着浓眉，还喜欢抹口红。米尔德里德的身高有五英尺十一英寸，看得出来她胃口也不错：身材说不上胖，但应该没少吃炸嫩鸡胸肉。她有六十岁了，从没结过婚。自从一九八四年盘下必来客栈后，她每天从下午五点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但她从不喝酒，也从没吸过烟。米尔德里德说，接手客栈的两年后正好赶上所谓的“杜松子酒革命”，因此，酒吧里包括蜜桃、黑莓和奶油风味的DeKuyper力娇酒全都卖疯了，几乎是店里烈酒销量的两倍。
早在二〇〇五年，必来客栈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人因为侵犯人身安全、贩毒、打架或者引诱未成年人犯罪被警察逮捕。米尔德里德把楼上三层的房间按周或月出租。最近，警察跑到楼上的一个房间，一脚踹开了门，当场抓住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他们身边的那张桌子上放着她刚卖给他的八分之一盎司冰毒。我到奥尔温的第一天，内森·莱恩就带着我去警察局，当我看到警察局长洛根的电脑屏幕上的那些罪犯大头照时，我告诉内森我打算去必来客栈转转，看看是不是能碰到个瘾君子或者毒贩，内森回了我一句：“自求多福吧。那个地方连警察都不会一个人去的。”
除了睡觉的时间，米尔德里德都在收看福克斯新闻频道。她可以告诉你全天二十四小时的电视节目表，哪个节目在哪个时间段播出她全知道。她把自己的装修风格称为高级阿米什媚俗风，或维多利亚晚期大杂烩。客栈餐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正面的两侧用红色蕾丝窗帘装饰，米尔德里德把正式的餐桌放在电视机前面，桌边配有装饰着圣诞灯的高背餐椅。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可以从酒吧后面的一面烟色玻璃镜子里看到勤俭节约的米尔德里德，正悄悄地把一个客人刚喝完的加可乐的威士忌里的吸管放到给另一个客人新调好的伏特加汤尼里。墙上的装饰品都是五十年来从各种庭院特卖会上淘来的东西：活鱼标本、复古瓷器以及约翰逊总统在任期间的日历。厨房门的上方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办公室！除了我，闲人莫入！”还有一台电视机播放的大都是吉拉尔多·瑞弗拉的节目，米尔德里德喜欢叫他“我的头号甜心”。
米尔德里德认为镇长墨菲和警察局长洛根都是恶棍。他们才是奥尔温问题的根源所在，就这么简单明了。他们为了清除小镇的冰毒而通过的法律条例越多，就越让米尔德里德认为他们侵犯到了她的公民权利。而她并非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坊间的说法是早在二〇〇五年的时候，警察局、镇长、内森·莱恩以及他的老板县检察官韦恩·索埃就在奥尔温各自为政。在这个大半的店铺都空关着的贫穷小镇，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肯定对警察在她酒吧的行动颇有怨言。她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全年无休，但她现在赚的还没有以前的多。克雷·豪贝格、内森·莱恩和罗兰德·贾维斯都跟我说，在必来客栈卖掉的冰毒比奥尔温镇上的其它酒吧卖的都要多。当我向米尔德里德进一步求证的时候，她坚称她是遭人陷害的。随后，她又隐晦地补充了一句，在她看来，“警察跟这镇上的坏人在一条船上，他们是一丘之貉”。
一天傍晚，这个镇上最臭名昭著的酒吧上演的那一出，充分展现了奥尔温镇四分五裂的复杂现状。那是个星期天，酒吧里只有我跟米尔德里德。我们正在看电视新闻，说的是一个来自盐湖城的摩门教年轻女孩，在自己卧室遭人绑架，而她的妹妹当时就睡在她身旁；警察怀疑作案的是一名勤杂工。就在我们看这条新闻的时候，一个男人跟一个女孩走进了必来客栈。女孩看着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男的有三十多岁。他身穿卡哈特牌牛仔裤，上身是配套的牛仔工装外套，他应该是在漫天沙尘的筑路工地上工作了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脏得不行。而且他的长指甲又尖又脏，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变质牛奶的味道。那个女孩一头齐耳短发，油油的，整个人几乎陷在了宽大的灰色运动衫里，胸前印着“德卢斯是个超酷的城市”，这几个字简直是在向明尼苏达州的严冬致敬。从这两人放大的瞳孔以及那男的看上去一副极度自信的模样，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他们正处在吸食冰毒后的亢奋状态。
米尔德里德一边看着女孩的驾照，一边说道：“甜心，你不可能有二十一岁。”随后，米尔德里德挑起了眉毛，严肃地看着女孩，等着她报上自己的真实年龄。眼看着女孩默不作声，米尔德里德的语气欢快起来：“但如果这个州说你是，那你就是吧。”她望向那个男人，说道：“我知道，你是完了。”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冷冰冰的。她把他们点的酒水递过去。尽管没人点什么吃的，米尔德里德还是立马转身，快步走进了厨房，把我们三个人留在了空荡荡的酒吧里。
男人的叫查德，女孩叫艾拉。吧台的一头有一台基诺电子游戏机，艾拉端起她的酒走过去坐了下来，然后开始在屏幕上点来点去。从我的座位到她那里，中间就隔着四张吧椅，而她到查德的座位则隔着七张；我就坐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查德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试着找些共同话题。比如，当我说到自己出生在密苏里州时，他就说起自己曾经在那里坐过牢。而他那放大的瞳孔，完全遮住了他虹膜的蓝色。
查德说：“艾拉去哪里了？”
艾拉还是在跟我隔着四张椅子的老地方坐着，玩着基诺游戏。她后背挺直，双脚悬着，看起来像是正在用电脑参加网上的高中语法测试似的。她没戴耳环，什么首饰都没戴，当游戏机屏幕的亮光在黑乎乎的酒吧里忽明忽暗时，她的眼睛一眨不眨。而查德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看着她。
“艾拉去哪里了？”他又说了一遍。
我开始告诉他艾拉就坐在那里，与此同时，我记起锡达拉皮兹市有个女人曾经告诉我有关她前夫的事——在他吸上冰毒几年后，他躺在床上问她人在哪里，而当时她就在他身旁。还有些时候，他会把枕头、靠垫和裙子错当成自己的老婆。她说，如果她敢纠正他的话，他起初会慌乱、哭泣，瘫倒在地，央求她重新走出来一次。而当她这么做了，他就会指责她不忠，然后随手操起身边能找到的家伙暴打她一顿，比如一盏灯，一个烟灰缸，有一次是一条断了的桌腿。
查德问我艾拉是不是跟我在一起。接着，他用他的长指甲在木吧台上来回划着，就好像吧台身上痒痒而他知道在哪里。
他一脸严肃地问我，我是不是跟艾拉有一腿。
我说：“就在这儿吗？”当他抓起他那个空啤酒瓶的瓶颈时，我告诉他：“她正在玩基诺游戏呢。”
查德说：“我简直无法相信艾拉操了你。我没法相信你们就当着我的面干那勾当，艾拉。”
艾拉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从基诺游戏机上抬起头说了声：“来了。”那反应就跟一个孩子听到有人喊她回家吃饭一样。
“这人他妈的是个陌生人！”查德说道，“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跟他干了那勾当？”
这个时候，我起身把艾拉带到他面前。我叫她抓住他的手。
“看到了吗？”我说，“艾拉就在这儿。这是艾拉的手。”
查德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才真的看清楚他的女朋友。几秒钟后，她放开他的手走开，他看着我说道：“你他妈在这里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只是路过。
“你在说谎。”他叫道。站直了身子之后，他看上去有六英尺二英寸高、两百磅重。我顺着吧台朝着厨房那个方向望去，十分钟前米尔德里德钻进去之后就再也没露面。这会儿看不出她是否还在里头。
当查德问我是否为美国缉毒署工作时，语气就不再那么客客气气的了。他说他必须跟我实话实说：他讨厌缉毒署。他还说要不计后果地确保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小镇上。我正喝着威士忌；手指扣住玻璃酒杯的平底，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酒杯戳破查德的一个眼窝。
这时，他重新坐了下来。“说吧，”他说，“你到底是不是缉毒署的？”他看上去一副真的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这突然变成了一个诚恳的问题。他极为真诚地想要知道我是否在缉毒署工作，因为他一直都想见一见缉毒署的人，但从来没有真的遇到过。
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他这次运气不佳，我确实不是。一般来说，卖冰毒的毒贩和想要抓捕他们的人似乎都穿得差不多。头发都剪得几乎贴近头皮，而且胡子也都是留了几天的那种长短。我在这一点上有点跟风。
“天啊，你看着真的太像联邦政府派来的家伙了。”查德这么说的时候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
我回了他一句：“才这么点就像了啊。”
查德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他拍了拍我的后背。我们握了握手。他在几分钟前的痛苦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兴奋感，似乎酒吧里沉闷的空气也都随之轻松了起来。我觉得我俩不仅仅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而且有点兴高采烈。查德回到吸食冰毒后的纵欲期(the shoulder)，他跟艾拉一起，抄近道从必来客栈的后门出去，走进了废弃的发动机制造厂对面的小巷里。就在这个时候，米尔德里德像变魔术似的再度出现。她一直透过门框的缝隙看着呢。她说：“人们这种样子真是太可怕了，不是吗？”
从某些方面来看，奥尔温这里的人说的没错，冰毒确实只存在于某些地方。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没有证据——至少是实物证据——显示冰毒存在的地方。因为在奥尔温，就算毒品带来的麻烦已经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无论有没有冰毒，那里的生活节奏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克雷·豪贝格和塔米·豪贝格都表现得很出色。每个星期，奥尔温镇上的人会在克雷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或者在急诊室跟他擦肩而过。在一年当中的那几个节假日里，大家也会聚在豪贝格的家里一起庆祝。
克雷和塔米的房子在小镇以西半英里的一条长长的碎石铺就的车道尽头，跟他们邻居之间就隔了一条掩映在绿树中的小溪。虽然克雷不是农民，但他在自家地里种了几英亩的玉米，还在屋子一旁的谷仓养了几只鸡。塔米在谷仓前面的马厩里养着几匹马，她最远还在肯塔基州赢过比赛。坐在这间错层的农场屋舍的厨房，从餐桌边透过宽敞的东北朝向的窗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那五十英亩土地的大部分尽收眼底。
这天是二〇〇五年的七月四日，克雷和塔米在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烤猪大会。在这样的欢乐时刻，要记住生活的确是美好的，人们只要愿意花时间吃好喝好，享受彼此的陪伴就行了。那棵八年生的橡树枝繁叶茂，来自水务公司的员工、酒吧调酒师以及高中老师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树下聊天，大家都等着塔米宣布，由本地UPS快递送来的二百五十磅重的猪经过六小时的烤制，终于要大功告成了。克雷的孪生兄弟查理和他的妻子也来了，还带了一位智利的朋友过来，那人在锡达拉皮兹的窗玻璃工厂担任翻译。
专为烤猪定制的潜水艇形状的烤箱很大，得在皮卡后面加个拖车运过来，UPS的那个司机就站在烤箱旁边，听着豪贝格兄弟俩滔滔不绝地说着昨晚他们在艾奥瓦州沃迪纳的一家酒吧的演出，现场听众有一百来人，两次要求他们演唱林纳德·斯金纳德的《自由鸟》(Free Bird)，二十五年来这首歌一直是人们的最爱。另一边，塔米正跟一群女人说着她著名的啤酒罐烤鸡菜谱中的几个亮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把自家养的土鸡宰杀、掏空内脏后，要拿一听百威清啤倒进鸡肚子，灌满整个腹腔，然后把鸡腿朝下地吊起来，在木炭烤炉的架子上烤制。塔米说，用中火烤出来的效果最好了。你还得趁你那位医生丈夫不注意的时候，每隔十五分钟用盐、融化的黄油和更多的啤酒淋在鸡身上。她拉长了声音说道，一小时后啊，你就会吃到以前从未享用过的美味啦。
除了明显的社区纽带外，把聚会者联系到一起的是克雷，到场客人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他接生的，而在他行医期间，塔米一直是他的前台接待员。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多如今也都是成年人了），克雷又是他们的儿科医生，同时还会治疗他们父母的各种健康问题，包括皮肤癌和痛风。在担任县助理验尸官期间，克雷医生还负责正式宣布这些人父母的死亡。奥尔温位于艾奥瓦州东北部的一个十字路口，而克雷和塔米的生活就好比奥尔温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交叉点，其坐标虽然保持不变，但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奥尔温已经不断向贫困线靠近。镇上的人相互熟悉，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往往比较复杂，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在很多方面，克雷和塔米就处在这个家庭的中心。姑且不论过去三十年来当地人的健康趋势如何，或者对抱怨最多的病痛的变化有怎样的反应（以前抱怨最多的是肌肉酸痛和骨折；现在则是抑郁症和冰毒），假如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可以庆祝的，都可以去找豪贝格夫妇。
那个当翻译的智利人本名叫豪尔赫(Jorge)，大家都管他叫乔治，很快他就成了派对上最令人好奇的客人，而他非常友好亲切。他离开智利的圣地亚哥，是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从萨尔瓦多·阿连德手中夺取政权的那一年。儿科医生出身的医学博士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个社会主义者，一九七〇年成为智利的民选总统，他把智利精英阶层的大量资产分配给了下层阶级；三年后，阿连德（被困于智利的“白宫”拉莫内达宫）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遇害。站在一群穿Levi's牛仔裤、Dockers卡其裤和短袖polo衫的人当中，乔治一身Wrangler牛仔裤、牛仔衬衫和擦得发亮的黑色牛仔靴的打扮看起来格外显眼。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张口就来，这些让他一看上去就是那个年代的拉丁美洲左翼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在此之前，费耶特县的人对拉丁美洲的那个时代一无所知。作为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教育部长的侄子，乔治（迄今为止）的观点是这个派对基本还算中立的政治议题中走得最远的，所涉及的话题包括保持适度的税收和高的农作物价格；对公共教育系统投入更多的资金；把对上帝的信仰留在生活而不是政府的执政中。单就乔治在派对上的出现，还体现出了这个派对以及小镇在直觉上的包容性。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以为乔治是墨西哥人。这里每个人的祖父的母语不是挪威语就是德语或者意大利语，而乔治代表的是美国移民史上最新来乍到的那群人，有着出人意料的乖张举止以及难以听懂的口音。
乔治曾遭到皮诺切特的死亡威胁并被流放，最后不知怎么地来到了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并在那里结了婚。之后他途经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了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他现在离了婚，每个周末都会跟当地的爵士乐队一起表演。白天，他代表大部分墨西哥人和非法劳工，向窗玻璃工厂的管理人员汇报工人的工伤情况，他把这份工作比作在喀布尔卖《圣经》。塔米·豪贝格承认所有这些听上去都“非常有意思”，但她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墨西哥人学不会英文。她说，就连阿米什人都学会了。
克雷瞅准这个机会，用黑格尔辩证法和沃尔夫假设对此做了一番解释。总结起来大概是说：如果你不被允许融入社会（也就是说，如果你始终在不同的受人欺凌的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而且没有标准化的方式追踪你的变动），那么你对语言的选择将会反映出这一点。乔治对此深表认同，似乎只有从他的母语中才能找到确切的词汇来表达他的这份热情。
“精辟(Claro)，”乔治一边说，一边点头，“精辟啊。”
“克雷，”塔米也用上了她母语的沟通方式，直截了当地说，“别说话了——从现在开始。”克雷医生立马照办了。
除了烤猪，别的菜都是参加派对的人各自带来的。UPS派来的男工作人员把烤好的猪肉切成小片，码在盘子上，然后端进了厨房。塔米走到院子草坪的露台上，敲响了铜制的晚餐铃。盛着猪肉片的盘子周围摆放着不同的菜肴，容器更是各式各样——有特百惠的塑料餐盒、Ziploc的密封食品塑胶袋以及可用微波炉加热的玻璃容器，但从食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以玉米作为主要食材或辅料，还是以“沙拉”这个词最宽泛的定义来看，都相当一致。有玉米棒，也有用从水煮过的玉米棒上刮下的玉米粒跟黄油和盐混合做成一个菜的；有加了墨西哥胡椒的玉米面包；撒上洋葱和细香葱的烤玉米；有爱达荷州产的红土豆做的土豆沙拉，旁边一个很大的容器里盛着一模一样的土豆沙拉，但用的是育空黄金小土豆。还有果冻沙拉，豆荚沙拉，一锅煮熟的羽衣甘蓝。甜品那一块有很多的果冻，是在车轮形状的模具做好后盛进贝壳形状的盘子里的，还有切开之后尚有余温的厚饼底大黄酱派搭配自制的香草冰激凌。
除了那盘多到吃不完的猪肉，大家把别的菜都清空了，这时候，女人们待在屋里，不是在厨房里吸烟，就是帮忙清洗碗碟，塔米则把剩下的二十磅左右的猪肉分好，用大袋子装起来，等客人要走的时候在门口一人拿上一袋回家。男人们则回到了院子里。秉承着路德教派喝酒的美好传统，男人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边从容而熟练地喝着酒，一边抽着烟，讲讲笑话，在这样静谧的夜晚，他们的说话声也慢慢地轻了下来。
智利人乔治坐在查理旁边听大伙说话，克雷说着关于厄尔和梅纳德在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VFW)里发生的事。
克雷的烟嗓开腔了：“跟往常一样，梅纳德喝醉了，和厄尔一起坐在吧台那边自己的凳子上。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吧，梅纳德吐了，全吐在了自己身上。”
“我喜欢听这个，”查理说道，靠到露营椅的背上，“这个听着不错。”
“梅纳德跟厄尔说：‘这是我老婆刚给我买的衬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
“于是厄尔说：‘别担心。就告诉她是我吐的。’
“厄尔摸出自己的钱包，取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进了梅纳德胸前的口袋里。‘告诉她，’他说，‘我赔了你二十美元让你买件新衬衫。’”
克雷伸出手，做了个交换的动作，假装把什么东西放进了乔治的牛仔衬衣前胸的口袋。
“于是，”克雷继续说道，“梅纳德回家去了，他老婆对他大发雷霆。‘但是亲爱的，都是厄尔干的！’梅纳德说道，‘他还给了我二十美元让我买件新衬衣。’”
“梅纳德把手伸进口袋，取出钱，递给他老婆。
“她说：‘这里有四十美元。’
“‘没错，’梅纳德说，‘那是因为厄尔还把屎拉在我裤裆里了。’”
第二部分 二〇〇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