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期间，冰毒——与美国上下对其产生的复杂反应相结合——开始实现社会学家克雷格·雷纳尔曼所说的毒品流行病的核心功能：去“追溯一个文化的社会学断层线”。这发生在好几个方面。首先，美国媒体的报道让冰毒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其次，厌倦了被大家忽视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通过本地针对冰毒的一些法律。这反过来又促使联邦政府对一种毒品做出反应，自从吉恩·海斯利普在缉毒署的首次反冰毒行动失败之后，联邦政府就一直忽视这种毒品，而当时阿米祖加兄弟正把这种毒品发展成一个风头无二的产业。在一些报纸——主要是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以及一些州立法机构矛头直指国会的愤怒的夹击下，一段联邦政府参与冰毒交易的历史被发掘了出来。可以看出，在过去三十年里，制药行业的游说者在几位关键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帮助下，阻止了每一项反冰毒的法案的诞生。迫于大量闻风而动的媒体负面报道的压力，国会在二〇〇六年九月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部重磅的《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Combat Methamphetamine Epidemic Act)。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美国好像是在照镜子，看到了身处农村城镇之中的自己，而这些地方因为甲基苯丙胺的问题引起了全国上下以及政府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冰毒使奥尔温跟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比过去更紧密，也更明显。这一点在华盛顿特区最为显著，在那里，毒品对美国小城镇的影响如今已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议题。通过全国性报纸刊登的报道可以看出，这种大规模的完全一致的认识在过去从未有过，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里，这种毒品一直被视为一种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现象。当我说起艾奥瓦州奥尔温的冰毒问题时，在纽约的人突然就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尽管他们未必知道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华盛顿邮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日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加入了《圣路易斯快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得梅因纪事报》、《沃斯堡明星电讯报》(Fort Worth Star-Telegram)和《洛杉矶时报》的行列，几乎每天都会发表有关冰毒的报道。无论是因为冰毒加剧了旧金山和纽约的同性恋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还是得克萨斯州跟墨西哥边境沿线因为冰毒市场的转移而引发了毁灭性的暴力事件，全国上下可谓同仇敌忾。这些报道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文明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人们正变得丧心病狂，而这不单单发生在内陆地区；处处皆是如此。
当国会开始针对《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进行辩论的时候，两党暂时抛开了党派积怨。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马克·桑德与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并肩而战，宣布与冰毒较量并取得胜利是他们的道德义务。这似乎就是奥尔温镇正在上演的故事的一个宏观版本。在小镇上，镇长拉里·墨菲和早已人心涣散的居民也开始放下他们之间的分歧，重建彼此的关系。人们所得到的启示是，对小城镇不好的事情，对华盛顿特区而言也会是件坏事；凡是事关冰毒，每个人都在为同一件事尽心尽力。在了解了他们所面对的一切之后，某个晴天，当你坐在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或者从芝加哥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上时，或许会以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飞机下面那些小小的社区，愈发理解它们正在努力抗争的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说它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正在变得不为人知。
接着，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冰毒流行病——连同去理解这种流行病的真正含义的机会——突然就结束了。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的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主任约翰·沃尔特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缉毒沙皇”，于二〇〇六年八月宣布“打击冰毒之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此后不久，那些曾对冰毒做过短暂报道使其成为轰动一时的全国性事件的报纸，转而开始质疑冰毒是否真的流行过，抑或仅仅是一些过于热心的媒体太想得到一个好故事而编造出来的。大众媒体对美国农村地区冰毒问题所进行的短暂而密集的报道，包括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拍摄的几部纪录片，也都结束了。随着冰毒重新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妖魔，美国农村也跟着恢复了自己的面目，依旧不为人知。
而留下的是什么呢，一个有毒品问题的城镇（和国家），此外对它的关注的必要性也依然存在。冰毒在全国民众的意识中疾速崛起，之后又马上回落，这种情况的深层意义可以在美国文化中找到诸多线索。断层线问题，无论它是否上了新闻头条，仍然像过去一样覆盖了全国各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我而言，小镇的面貌还在继续被塑造，它象征着美国所有的农村地区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冰毒流行病的演变和导致美国小城镇解体的三种相互独立的经济趋势是同步进行的。如果对二〇〇六年发生的那些事件做进一步探究的话，就不难发现，自阿米祖加兄弟当道时起，冰毒和小镇经济这两条平行的轨迹——一个正在上升，另一个则在下降。大型制药公司、大型农业公司以及现代的墨西哥贩毒生意的发展，造成了这一升一降同时发生的状况。对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六年这段时期的冰毒历史做深入研究的话，可以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内森、克雷、墨菲、贾维斯和洛芮·阿诺德这些人一直以来且未来还要继续面对的问题。
对于冰毒从西海岸蔓延到中西部直至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情况，政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完全视而不见，怎么会突然对此产生警觉呢，了解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那些只对冰毒做过零星报道的报纸，也突然开始对此表现得兴致盎然。从某些方面来看，在背后推动这两者的力量是一致的：那就是史蒂夫·索在《俄勒冈人报》上所做的工作。他在二〇〇三年发表了第一篇反映冰毒问题的报道，当时他正在对俄勒冈州的寄养制度(foster care system)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统计数据：在该州，每十个寄养的孩子中有八个承认他们的父母吸食冰毒。正因如此，他对这个故事的关注点也发生了改变。起初他的问题是：“俄勒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冰毒？”到最后，他把关注点放到了这些毒品是如何进入俄勒冈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一路顺藤摸瓜找到华盛顿特区，在那里发现了冰毒、医药行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种不经意的关联。二〇〇六年年底，史蒂夫·索离开了冰毒这条新闻线，而在此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在《俄勒冈人报》上累计发表了二百六十一篇报道。
史蒂夫·索的报道揭示出的是一连串失败的时间线，其中大多是以吉恩·海斯利普惨遭不公平对待为代价的，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他一直担任缉毒署合规与监管事务办公室的副助理行政主管一职。直到一九八七年，海斯利普一直跟代表华纳-兰伯特医药公司的游说者艾伦·雷辛格针锋相对，并力图通过一项法案，对运进美国的麻黄碱粉剂进行监测。像华纳-兰伯特这样用麻黄碱制造鼻喷剂的公司反对这样的想法，担心它会导致监管变得更为严苛。雷辛格通过直接向里根总统任内的白宫申诉，最终在这场跟美国缉毒署的博弈中获胜，迫使海斯利普做出妥协，允许大量麻黄碱在不受任何监管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前提是麻黄碱以药丸而非粉末的形式进口即可。
那时，甲基苯丙胺的生产刚刚进入工业化，且大部分都被阿米祖加兄弟所控制，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钻麻黄碱进口法的漏洞，并加以利用。一旦海斯利普的草案大打折扣后获得通过，阿米祖加两兄弟便通过合法的渠道购买麻黄碱药片，然后将其碾成粉末制作冰毒。此外，他们开始通过位于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马萨特兰港进口麻黄碱粉末，然后驱车经墨西哥北部的边境线进入美国境内。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琼·安德森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加并最终于一九九三年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像加州圣伊西德罗这样的入境口岸的货车运输量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八。其结果是，边境安全保障变得日益艰难，这使得通过道路运输将大量的麻黄碱送入洛杉矶和内陆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容易得多。根据史蒂夫·索的说法，在海斯利普的法案被掺水通过的几个月后，整个西部地区的冰毒纯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迹象。大量的毒品从阿米祖加兄弟那里流向了艾奥瓦州和其它几个中西部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塔姆瓦的洛芮·阿诺德，其次是奥尔温的杰弗瑞·威廉·海耶斯所做的贡献——而这种情况肯定是第一次指出冰毒的破坏性时许多未报告的副作用之一。
不过，海斯利普也并未就此善罢甘休。时至一九九三年，他正采取行动弥补他之前那个法案所造成的漏洞，起草新的法案，不仅限制麻黄碱粉的进口，也限制药丸的进口。该项立法得以通过，而且效果似乎立竿见影：根据史蒂夫·索的说法，美国缉毒署在十八个月内截获了一百七十吨非法麻黄碱药丸，大大减少了美国境内可获得的甲基苯丙胺。此外，海斯利普另辟蹊径，跟位于维也纳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进行接触，请他们居中安排帮助美国缉毒署同来自德国、印度、中国和捷克共和国的九家生产麻黄碱的工厂达成协议。这些企业全都同意了。利用提单追踪从工厂经第三方国家运往墨西哥的大量麻黄碱原料粉以及成品药，美国缉毒署能够限制麻黄碱通过的国家的数量，即只有那些愿意保持严谨记录的国家才被允许麻黄碱通过——所有这些做法并没有使制药公司的利润空间受到大幅削减。据海斯利普所说，美国缉毒署仅在十二个月内就扣留或截获了二百吨麻黄碱，相当于当时全球麻黄碱年产量的六分之一，所有这些都是专门为冰毒实验室准备的。海斯利普十六年来通过多国的前体物质管制来削减毒品生产的计划似乎正在取得成果：整个加州的冰毒平均纯度已经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四十，这表明生产正在放缓。
但问题在于，海斯利普这次又重蹈覆辙，在麻黄碱的立法中留下了一个漏洞，允许含有伪麻黄碱的药片不受监管，全然不顾美国缉毒署的化学家对他的警告：用伪麻黄碱也能制作冰毒，而且就跟用麻黄碱做一样简单。据史蒂夫·索说，这个漏洞是艾伦·雷辛格的积极游说所直接造成的，就在他使得海斯利普最初的反前体法案离开原定进程后的八年时间里。当说起自己所做的一切时，雷辛格显得颇为自豪，他告诉索他只是把美国缉毒署的“插头给拔了”。事实上，为毒贩指出伪麻黄碱这条路真是给冰毒制造者帮了个大忙；可以说这为美国麻醉品历史上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的十五年（也许还不止这个数呢）奠定了基础。
从药物化学家的角度来看，麻黄碱和伪麻黄碱是一样的；两者都可以制出高品质的冰毒。但从毒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伪麻黄碱更具优越性。作为一种合法药物，麻黄碱的用途受到了严格限制：首先是作为兴奋剂将手术患者带出麻醉状态，其次是作为鼻喷剂来使用。另一方面，三十年来伪麻黄碱一直被用作感冒药的主要成分，而百分之八十的感冒药（至今依然如此）都被美国公司控制。因此，无论是全球可使用的数量，还是其作为一种收入来源的重要性，伪麻黄碱都要比麻黄碱多出好多个数量级。由于伪麻黄碱被视为像“速达菲”、曲普利啶(Actifed)和奈奎尔这样常用药物的最可靠的前体，医药公司为维护伪麻黄碱而进行的游说力度要比维护麻黄碱的强好几倍，这次能削弱美国缉毒署的能力就是一个证明。
阿米祖加兄弟于一九九六年被捕入狱。在他们离场后，其他的墨西哥贩毒组织，但凡极其清楚冰毒的丰厚利润的，都开始填补阿米祖加兄弟留下的空当。渐渐地，那些组织松散的团伙被美国缉毒署所称的五大贩毒组织吸收，而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注定会很快变得比阿米祖加兄弟更强大。边境的扩大开放以及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带动下前往美国的移民人口的上升，使贩毒组织受益颇多。在越境非法移民的人口中，无论他们最后抵达的是位于大平原的肉类包装厂、加州中央山谷的农田，还是位于美国东南部的果园和橘园，都是麻醉品批发和零售业的一支具有无限潜力的大军。因为他们是在全美范围内流动、行踪不定、没有正式证件、有着千变万化，执法部门几乎不可能对他们进行跟踪。除此之外，这五大贩毒组织仿效阿米祖加兄弟的做法，通过从墨西哥进口制造毒品所需的前体物质来控制冰毒的生产，从而实现了业务的三位一体，即整个产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墨西哥贩毒组织一举控制了现在国际上主要的毒品现象的方方面面，就像当年嘉吉公司、泰森公司以及阿彻丹尼斯米德兰公司提出“从锄头到餐盘”的市场营销口号，以此控制了整个食品行业一样。
在海斯利普的最新立法出台的几个月内，这些新生的贩毒组织就改在伪麻黄碱中混入了红磷。比起洛芮·阿诺德的时代制作的老式麻黄碱毒品，这种全新的红磷与伪麻黄碱结合而成的毒品被认为要更厉害，尤其是当毒贩将粉末状的这种毒品浸泡在盛有经过冷藏的变性乙醇的托盘中，这个过程会把这种毒品变成一种美丽的冰状碎片，也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知的晶体状“冰毒”(crystal meth)。这种更厉害的毒品再次增加了贩毒组织的活动范围和效率，原因很简单，它更容易上瘾，使得在他们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能满足老市场的需求。
转向伪麻黄碱的这个举动成为现代冰毒流行史上一个真正具有一鸣惊人的效果的时刻。那是因为这些贩毒组织能够将其非法产品的命运跟世界上可能最赚钱的合法药品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是冰毒生意的绝妙之处。跟可卡因和海洛因联系在一起的是非法作物，分别是古柯和罂粟。而冰毒则与普通感冒药有着一对一的联系。不仅医药行业可能以超过当年在麻黄碱问题上的反对力度来反对如今对伪麻黄碱的监测，而且与麻黄碱相对较少的产量相比，正在生产的伪麻黄碱产量之大也使其难以追踪。再加上过去和现在全球百分之五十的伪麻黄碱产于中国——而这个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跟美国进行谈判——在一次短暂的、前所未有的胜利之后，海斯利普通过国际间合作对甲基苯丙胺的前体物质进行监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即便如此，海斯利普仍然不会偃旗息鼓。一九九五年，他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任何公司想要一次性销售四百片伪麻黄碱药片的话都必须从美国缉毒署获得许可证，且必须保留其销售记录——这很难，史蒂夫·索指出，它是个严苛的法律。但这个法案至少可以让美国缉毒署的转移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Diversion Control)找到一个切入点，从一个不可避免的任务开始，那就是找出那些将大量的伪麻黄碱转移到冰毒交易中的公司。这一次，前来为大型医药公司助阵的可不只艾伦·雷辛格一个人，还有时任参议员司法委员会主席、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
哈奇参议员为医药行业提供支持已经有些年头了，其中包括通过立法限制联邦政府对膳食补充剂进行监管，比如梅太德林，作为甲基苯丙胺的形式之一，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被非法处方开出了几十亿片之多。一九九五年，哈奇阵营想要的是关于伪麻黄碱被用来制造冰毒的证据。美国缉毒署自认其掌握的证据无可争议：前一年他们捣毁的所有冰毒超级实验室中，近四分之一已经由麻黄碱改为采用伪麻黄碱。即使在那些仍在使用老办法制毒的实验室里，缉毒署特工们也找到了大量伪麻黄碱的提单，这进一步表明市场正处于一个动态的转变之中。但哈奇以说服力不足为由搁置了提案，要求做进一步调查。
这让海斯利普伤透了脑筋。尽管他得到了加州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的帮助，但该法案被卡在哈奇的委员会讨论了一年多仍止步不前——与此同时，那些贩毒组织生产晶体冰毒的步伐却并未受到丝毫阻碍。直到一九九六年的春天，哈奇和海斯利普最终在政府和制药公司都能接受的语言表述上达成了一致：提供片剂形式的伪麻黄碱的供应商必须向美国缉毒署申请许可证并登记在案，除非片剂形式的伪麻黄碱装在如今随处可见的背面是铝制的透明塑料包装中出售。看来，哈奇的逻辑是，围绕甲基苯丙胺建立起来的麻醉品帝国只要一碰上这些防篡改的泡罩包装就会土崩瓦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墨西哥毒贩们聚合成五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这映照出了同一时期制药行业的整合，但史蒂夫·索在《俄勒冈人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当这两种类型的组织都获得发展时，它们占有的市场份额、财富以及权力也都在增长。华纳-兰伯特公司被宝威公司(Burroughs Wellcome)收购，而后者最终跟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一起并入了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旗下。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利润日益增加，从中分得一杯羹的公司却越来越少。二〇〇三年，财富五百强对美国制药行业的估值为五千九百三十亿美元，是全国第三大盈利行业。（这是自一九九五年以来，该行业第一次未被评为全美第一大盈利行业。）
非法药品产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也发生了类似的整合。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美国的麻醉品市场被争夺各自利益的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尼日利亚人、越南人、菲律宾人等群体所瓜分。到二〇〇三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非法药物——无论是冰毒、可卡因、海洛因还是大麻——百分之八十五都被五大贩毒组织所控制，而它们每一个的手上都至少控制着美国一个主要的入境口岸。
这两个产业的同步增长，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三年期间现代冰毒贸易所造成的惊人的悲剧性后果。假如美国缉毒署强制对正在迅速放松管制的制药行业——其标志之一是感冒药的生产——进行更多监管的话，那些贩毒组织将根本无从获得他们需要用来制造冰毒的药物。假如贩毒组织不能制造冰毒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太可能如此彻底地垄断美国的毒品市场。
有人也许会问，仅仅因为感冒药碰巧是由同一种药物甲基苯丙胺制成的，是否就应该要求制药公司对其进口的原料进行监控。像艾伦·雷辛格这样的游说者正是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成就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这也是一个从来都不需要被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从十多年前开始，美国的制药公司就已经能够做到用伪麻黄碱以外的东西来制造感冒药了。
根据史蒂夫·索的说法，北得克萨斯州大学的一支研究队伍于一九九七年开始在狗和老鼠身上测试一种新的鼻喷剂。这个团队受雇于华纳-兰伯特公司，而此前一年，华纳-兰伯特公司就已经从宝威公司接手了“速达菲”和“曲普利啶”这两款药的生产，并将它们的生产线添加到了华纳-兰伯特公司高利润的抗组胺药苯海拉明(Benadryl)中去了。彼时，“速达菲”这个品牌早已家喻户晓，好比人们一提起“施乐”就会想到复印机一样，“速达菲”这种药已经成为感冒药的代名词。这三种非处方药——速达菲、曲普利啶和苯海拉明——全都依赖伪麻黄碱才能生产。由于担心伪麻黄碱会受到联邦政府的控制，或者在吉恩·海斯利普以及美国缉毒署的立法推动下彻底被禁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华纳-兰伯特公司基于一种被称为镜像的生物化学技术开发出了一款全新产品。根据《俄勒冈人报》上发表的一些采访报道，到一九九七年圣诞节的时候，北得克萨斯州大学在狗和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这种药具有巨大的前景。
镜像是一种化学分子结构颠倒过来的过程，例如，某个壳层底部的电子移动到顶部，反之亦然。伪麻黄碱、麻黄碱和甲基苯丙胺几乎互为镜像。要从麻黄碱制取冰毒，就必须从电子壳层的外层去掉一个氧原子。如此一来，麻黄碱和甲基苯丙胺不仅在质谱仪下看起来完全一致，而且两者都能扩张肺部的肺泡并缩小鼻腔中的血管——这些也是麻黄碱被用作解充血剂的原因——同时提高血压并释放肾上腺素。关键的区别在于，与麻黄碱不同，甲基苯丙胺会促发大量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释放。
北得克萨斯州大学一九九七年进行的测试证明，至少在实验室动物身上，镜像伪麻黄碱作为解充血剂时与常规伪麻黄碱在药效上不分伯仲。但是与常规伪麻黄碱有所不同的是，镜像伪麻黄碱不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任何副作用，比如高血压和心跳加速——这两个常见“问题”与感冒药有关。
对华纳-兰伯特公司而言，更好的消息是镜像伪麻黄碱只能被合成为镜像甲基苯丙胺，据《俄勒冈人报》的报道，这种镜像甲基苯丙胺没有刺激作用，因此不能被制成常规的冰毒。
假如华纳-兰伯特公司最终无法开发出镜像伪麻黄碱——或将其投放市场——它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为海斯利普和美国缉毒署提供极大的帮助。还是在一九九七年，华纳-兰伯特公司的化学家们开始对添加剂进行实验，它将使从“速达菲”中提取伪麻黄碱变成不可能。“纳粹冷”冰毒是将液氨倒入碾碎的感冒药片，从中提取出伪麻黄碱后制成，添加剂跟药片合成后将会破坏制作“纳粹冷”冰毒的基础结构。据《俄勒冈人报》的报道，华纳-兰伯特公司的研究人员跟美国缉毒署在这个项目上有着紧密的合作。此外，这些添加剂早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因此，任何含有这些添加剂的药物都不会被认为是新药，也可以避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昂贵的检测周期。至少，生产含有这些添加剂的感冒药可能会使不断涌现的小作坊冰毒制造者——比如像艾奥瓦的罗兰德·贾维斯——有所减少，当时小型冰毒实验室层出不穷，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百。
假如含有添加剂或者镜像伪麻黄碱的感冒药被投放市场的话，其产生的效果可能会是巨大的。试想一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感冒药市场突然依赖任何一种新型伪麻黄碱进行生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提供全球所有伪麻黄碱的那九家工厂将开始生产大量的抗冰毒新药。这反过来将会大大减少贩毒组织所能获取的可用来制造冰毒的化学品的数量。这两种药物都可以有效地完成吉恩·海斯利普和美国缉毒署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五次尝试都未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事与愿违，当辉瑞公司于二〇〇〇年买下华纳-兰伯特公司的时候，针对感冒药替代品的研究工作全都被停止了。既然其前经营者在当时可以轻轻松松地游说国会，那么辉瑞公司对美国缉毒署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二〇〇二年，艾奥瓦州的冰毒实验室数量首次突破一千，而在密苏里州，这个数字已接近两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