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奥尔温经历了一场艰难而又不确定的重生，这次的起点正是一百三十四年前这个小镇的诞生地：一片玉米地里。一八七二年，奥尔温小镇在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奥尔温的巴伐利亚农民所有的土地上建立了起来，是当时的洛克岛铁路公司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之间设立的中途可以加水加煤的一个站点。小镇的镇中心设在查尔斯街和弗雷德里克街的交叉口，这两条街是以古斯塔夫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奥尔温小镇的主干道有三个名字——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和“老一五〇”。在小镇周边，这三条街道通常都被统称为“主街”。）到一九〇五年，小镇的人口飙升至五千一百三十四人，查尔斯和弗雷德里克则跻身于中西部最有钱的富人之列。今天，驱车沿弗雷德里克街南下，你还会看到奥尔温兄弟出生的那间小屋。继续往南，开过乡村小屋咖啡馆，一个急转弯就拐到了现在的南弗雷德里克路，路的尽头就是一五〇号公路。这里的左边是一块空地；右边则是一片露营地。穿过一五〇号公路就到了有可能是奥尔温未开发的物业中最重要的一块——占地二百五十英亩的工业园区。小镇镇长拉里·墨菲说，到二〇〇六年春天，原本种在这块地里的玉米会被彻底铲除，做好向潜在买家开放的准备。在墨菲看来，这片园区将为这座深陷困境的小镇带来光明而璀璨的未来。
在这片园区的一侧是挂着“奥尔温体育中心”牌子的两个钻石形棒球场，另一侧则是曾经风光无二的“运动员之家”酒吧。当年，古斯塔夫·奥尔温早早地就与洛克岛铁路公司下面的三个独立路段（伯灵顿路段、伊利诺伊中央路段以及明尼苏达路段）签下了合同，而相比之下，今天的拉里·墨菲甚至不知道他准备好的这片园区会给谁用。他的想法来自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梦幻成真》(Field of Dreams)，即只要奥尔温把土地清理出来，就会有人来。事实上，奥尔温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那间“运动员之家”酒吧早已风光不再，因此这样的情绪在这里尤为明显，酒吧错综复杂的历史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渴望强盛的落魄之地所背负的希望与危险。小镇这一带有这样的传言，说是黑帮赞助了皮里洛兄弟一笔钱开了这间“运动员之家”酒吧，这给黑手党与这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素有“小芝加哥”之称的小镇之间源远流长的传奇故事又添上了一笔。
时至今日，奥尔温镇的黑手党历史早已盖棺定论。这是小镇的文化画卷的一部分，一如这里曾经有的玉米地和铁轨一样清晰，但又虚幻得像当年见过巴格西·马龙和吉米·霍法这些美国名人的铁路工人脑海中逐渐褪色的记忆。至于“小芝加哥”是否真的能让那些需要远离芝加哥城的黑帮成员好好清净几天，这可不好说；但这些故事似乎太过人尽皆知、反复被提及并且还说得有眉有眼，应该不会是假的。比如，这些故事说到有三家意大利人的房子几乎被一九六八年的那场龙卷风从奥尔温镇的地图上抹去了，但之后不久，他们又重建家园，而且比之前的房子更有气派。有传言说，这几家人家拥有主街上的那几间酒吧和俱乐部，它们的地下室里早在禁酒令时期就安装了旋转门，隔出隐蔽的房间，如今都改造成了游戏房。皮里洛两兄弟——多米尼克和皮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回到小镇后不久，就开起了“运动员之家”酒吧；之所以去打仗，是因为当时奥尔温的一位法官让他们必须在服兵役和蹲牢房之间做出选择，不得已他们只能选择参军。“运动员之家”最出名的要数皮里洛两兄弟的二十四小时慢烤牛上肋排，以及在酒吧后面的房间里玩了五十年的扑克牌游戏，据说那里经常会有一些被称为“舞女”的人围观。奥尔温周围的人赌咒发誓说，黑手党成员们在皮里洛两兄弟开的酒吧、“一五〇号公路南部俱乐部”以及“粉红猫咪”脱衣舞俱乐部之间转来转去，全然不担心奥尔温镇上的三位警察（其中一位还是兼职的）会将他们出卖给从芝加哥过来的联邦特工。
所有这些故事中唯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段“美好的旧时光”更不幸的一面要么早就被彻底遗忘，要么被蒙上了一层渴盼的金色光辉。如今，“运动员之家”不过是一个多少能让人追忆往事的地方。拉里·墨菲还记得慢烤的牛上肋酥烂到用叉子就可以切开，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盘叫“盛开的洋葱”的菜，就是用一个维达利亚洋葱横着切开后裹上面糊油炸而成。那也只有在“运动员之家”营业的时候才会供应，现在酒吧似乎并不经常开门。这个地方的意义即使不是很具体，也是相当显而易见的，而它所唤起的与其说是对特定场所的记忆，不如说是对奥尔温历史上的那个时代的怀念。让克雷·豪贝格感慨万千的是，“粉红猫咪”脱衣舞俱乐部昔日喧闹的星期六之夜已经一去不复返，他说俱乐部主人会让她的姑娘们在狂欢夜结束后到同一条街上的圣心天主教堂的前排座位坐下。内森·莱恩希望有一个脱衣舞俱乐部——随便在哪里都行——只要比滑铁卢近点就可以了。七十五岁的赫尔曼·“古斯”·嘉德早年是一名铁路工人，后来做了兽医，他至今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古斯说，那时候的人彬彬有礼，只要三名警察就足以使犯罪行为不复存在。言下之意是，因为人们害怕被芝加哥过来的警察讯问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奥尔温的历史和现状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案例，供人去研究试图重夺一种可能在其鼎盛时期被严重玷污的荣耀时所要面对的复杂情况。
所以，工业园区成为墨菲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二〇〇六年三月，位于“运动员之家”斜对面的这一大片土地，已经被一套纵横交错的公路系统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了。当年租用这片地的农民不再喷洒除草剂，这片二百五十英亩的地里杂草丛生，地上竖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奥尔温工业园区——与我们一起成长！”墨菲表示，该镇一直在寻求一个呼叫中心来租下这个空间，但它有两个竞争对手：一个是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某个规模差不多的城镇，另一个是印度孟买附近的某个小镇。墨菲说，假如呼叫中心这个招商工作落空的话，应该还有其它选择。只不过，其它选择会是什么，或者它们什么时候会出现，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奥尔温的情况现在是每况愈下。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七日，泰森工厂关门了，这里很久以前是老艾奥瓦火腿公司，镇上又失去了一百个工作岗位。刚听到这个消息的墨菲，选择以他一贯的乐观态度来面对。墨菲指出，落到谷底了就有机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由此，奥尔温镇所能做的只有绝地反击，奋力一搏。
拉里·墨菲五十五岁。他个头矮小，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有一头像修路工人那样因为日晒而发白的金发；他的双颊干燥而红润；一张宽宽的、相当友善的脸上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个宽鼻头和一双炯炯有神、机智诙谐的蓝眼睛。他常年留一头短发，戴着雷朋飞行员墨镜。墨菲在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一家屠宰场上夜班，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他最早是在艾奥瓦州杜比克的那座小小的洛拉斯学院读书，一九七五年从德雷克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他说他在去上夜班前，会跟那些在屠宰场工作了几十年的屠夫一起到马路对面的酒吧喝上几杯boilermaker——一种加入威士忌的啤酒，好让自己扛过接下来无聊至极又极其残酷的工作。
墨菲做了快一辈子的民主党人，他的政治信仰使得他在坚定地支持工会和坚决反对堕胎之间徘徊，如同走钢索。为了给奥尔温镇省钱，他没有答应给他置办一个像样点儿的办公室，而是在自家的地下室办公。与其说建立在自由财政信仰基础上的政治激进主义似乎是对墨菲的一种召唤，倒不如说他天生就是干政治的料。这是他在艾奥瓦州连续担任公职的第二十四个年头，他当过县长、州参议员，现在是镇长。在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帕特在从政十七年后刚刚成为艾奥瓦州众议院议长。墨菲的父亲在杜比克的通信公司工作了三十年，是美国通信行业工人协会的终身会员。墨菲的妹妹玛格丽特离开了修道院，为的是代表凯萨·查维斯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做组织移民劳工的工作。他的一个叫大卫的兄弟之前是一名焊工，后来转行做了护士；另一个兄弟鲍勃是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的谈判代表。墨菲自己一九五九年在杜比克的一家杂货店组建了他的第一个工会，当时他才十四岁。
对于那些工作辛苦、薪水又低的人为什么会去吸食冰毒，为什么会在丢掉饭碗或收入被削减后选择自己动手制造毒品，墨菲说他不难理解。在开始去屠宰场上夜班之前，他很清楚喝点能让自己兴奋起来的酒是可以起到一点效用的，而在那时，那样的工作还能让你赚到一份体面的工资、有健康保险、可以买车、攒到上大学的费用。让墨菲愤愤不平的是，那些曾经让奥尔温这样的城镇欣欣向荣的产业，如今却成为人们在康菲石油公司加油站后面翻捡垃圾的原因之一。墨菲依然对那样的场景感到难以置信。每次他在镇上看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人，都会怒火中烧。作为一名骄傲的、雷厉风行的中西部人，墨菲无法把眼前的所见所闻和自己一九七七年刚搬来时的那个小镇联系在一起。破败不堪的房屋，草坪上高高隆起的垃圾堆，眼前这一切都会让他心碎。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那些被父母遗弃后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之间颠沛流离，最后从奥尔温高中辍学的孩子。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孩子基本上就会被送去另类学校(Alternative School)，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离进监狱也就一步之遥了。墨菲说，让他感到痛不欲生的是，除了那些拿着低薪却依然超负荷工作的公共服务部工作人员进行家访之外，他们没钱为染上毒瘾的孩子或者他们的父母再做些什么了。也可以去向艾奥瓦州东北部行为健康诊所(Northeast Iowa Behavioral Health Clinic)求助，但那里只有一位毒品成瘾方面的专家，却要服务这个人口超过六千的小镇。
墨菲说，假如奥尔温可以先把自己发动起来——只要先吸引一些比较像样的商业到工业园区来——就会有时间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全些。鉴于墨菲在州政府层面建立的广泛关系，他或许可以创造一些势头助内森·莱恩实现自己的想法，即让吸毒成瘾者服满五年的缓刑察看期，其间他们必须参加工作，并且必须参加辅导员要求的会面。也许，一旦小镇有了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可以引入一个实体的治疗场所，正如克雷·豪贝格早就向他请求的那样。一些切实的治疗手段或许可以帮助奥尔温将滥用毒品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不只是简单地治疗一些症状，哪怕这些症状有着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现在这些全都只是白日梦而已。小镇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去做任何事情，更别说提供相关的治疗了。墨菲的任务是帮助小镇从一堆死灰中站起来。他得为经济增长建立一个像样的基础，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像呼叫中心这样的企业当然可以挑三拣四——美国的每一个时运不佳的小镇都会对它们趋之若鹜。事实上，墨菲认为大多数公司在寻找的对象都是稍微贫困一点的小镇，以确保当地不会建立起工会组织。如果人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就会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对企业做出让步。墨菲对这些游戏规则了然于胸。正如他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所写的那样，他“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研究经济趋势，深知［他不得不］拿捏好薪水和福利之间的比例”。而诀窍就是让奥尔温看起来既不像一个有工会的小镇，也不像一个有着高犯罪率的完全危险的地方，而是居于这两者之间的那种。奥尔温必须一眼看上去就是个穷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的好地方。
这意味着社会秩序需要优先考虑，哪怕要在其间采取一些侵犯公民自由的做法。墨菲对冰毒成瘾者的同情被某种无情所压倒。假如一个小镇上有一帮吸毒者一边骑着自行车到处逛，一边制毒，把自己的房子炸上天；在加油站后面的垃圾箱里翻垃圾时整个人还在大衣里瑟瑟发抖，那么没有哪家公司会愿意在这里投资。如果墨菲能够成功地解决奥尔温镇上的冰毒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诀窍就是，吸引进来的企业，不会因为提供不合格的工作岗位而自动促进当地冰毒行业的发展。奥尔温需要工作，但不需要在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随处可见的，像沃尔玛或“速8”那样不提供任何福利的兼职工作，它们对当地财政收入几乎没什么贡献。奥尔温也不再需要肉类包装厂这样的工厂，工伤率高，却只提供最少量的赔偿金。墨菲知道，正是这些糟糕的工作才让奥尔温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说，工作上的不如意磨灭了很多人对生活的希望。这让吸毒显得像是唯一的精神出路。如今，随着那些糟糕的工作而来的还有移民工人，这些人付不起医院账单，原本就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学校还必须要教他们的子女学英文，这些都是额外的负担。然而即便如此，全国各地的城镇还是会无论什么工作都竭力争取。这是墨菲想尽量避开的处境。跟他过去作为一位反堕胎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过的斗争相比，这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在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期间，墨菲用尽一切办法想要把那些制造冰毒的小型实验室从镇上清理出去，以此做好重建奥尔温的准备工作。除了跟来自印度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竞争，吸引类似呼叫中心这样的公司前来投资外，奥尔温还得和附近的小镇一拼高下。内森和其他几个人都告诉过我，在附近的布坎南县——就是漂亮而繁荣的独立镇所属的那个县——当地公共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建议手头几个最糟糕的工作对象转移到费耶特县，而且还特别点了奥尔温镇的名，因为这里税收很低，租赁市场正在快速回暖。一种经济上的自相残杀是在农场危机、人口流失带来的破坏以及冰毒流行病发作之后开始的。感到自己前途渺茫的一些小镇，为了避险，常常做出损害邻镇利益之举。据当地房产经纪人所说，独立镇已经颇有成效地把奥尔温打造成了自己的贫民窟。房产经纪人接着说道：“低租金就是冰毒实验室的代名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奥尔温镇上的小型实验室赶出去成为两个小镇之间一种推推搡搡的比赛，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要将那些从布坎南县来的人赶出费耶特县。
为此，墨菲扩大了对警察局长杰里米·洛根的授权。洛根反过来又告诉手下的人大胆地放手去做。他花了一万二千美元添置了受过缉毒训练的德国牧羊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以缉毒犬为主的科室。他还让自己负责执行市议会通过的新法令，下令清理或拆毁破旧的房产——就是房产代理所说的，布坎南县的社会渣滓所青睐的那种满是污垢、东倒西歪的出租屋。
每天清晨，杰里米·洛根走出家门，开着他那辆蓝色的福特征服者——车身上用小镇的标志色绿色和黄色印着“奥尔温警察局”——经过五个街口去警察局上班。洛根中等身高，不胖不瘦，一头棕色短发，脸部线条硬朗，脸颊和颧骨还有痤疮留下的疤痕，这让他一眼看上去就军人气概十足。但是不出几分钟，洛根就会显露出对他周遭冷言冷语的一种深深的日久难改的善意嘲讽以及一种强烈的欣赏。按克雷·豪贝格的说法，就算不是从警察局成立之初算起，但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担负着保护奥尔温镇居民之责的男人实则就是一帮暴徒，根本不把在这个臭名昭著的铁路小镇上生活的人的公民权放在眼里。（我向内森·莱恩求证这一说法时，他笑着说：“这么说吧，我可不想被抓进去。”）在这支十个人的队伍当中，洛根是唯一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他手下的那些警官看上去更像橄榄球前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剃了光头。了解了这些，再重新考虑一下洛根的体貌特征——他留着军人般的短发；中间的柔软头发暗示了他对健身房的厌恶——你就能从洛根这个人身上看出他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一头是自己领导的那个蛮劲十足的部门，另一头是懂得人情世故、待人亲切而敦厚的拉里·墨菲，他就夹在两者之间的微妙地带。洛根说，讽刺不仅是一种应付工作的手段，而且还像是一门第二语言。
在这个镇上，比当镇长更容易抛头露面的工作要属警察局长。当墨菲没在管理奥尔温镇的时候，他常常会往南驱车三小时到得梅因打理他的政治咨询业务。墨菲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在家办公，也就是说一旦情况变得糟糕的话——比如他们经过他的一番游说后决定宣布在主街上骑自行车也是非法行为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在家躲上几天。但洛根没法这么做。无论是到学校接他的三个孩子放学，还是开着他的卡车前往事故现场，他都必须亲自出面，躲都躲不了。当他做了让人不喜欢的事时——比如同意在奥尔温高中逮捕学生——他并不是唯一听到人们抱怨的那个人。他的妻子同样要面对这些，在晨益咖啡馆等拿铁时，她不得不微笑着跟人点头。尽管如此，洛根说跟墨菲任命他担任警察局长前的那年相比，这些都算不上是什么难事了。那一年，洛根被逼得差一点要离开这个自己从小一直居住的小镇。
至于其中具体的细节，人们众说纷纭，但镇上的人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前任警察局长的管理相当松散，而洛根就是在他手上被提拔为警长。洛根给出的正式说法是“部门确实有些散漫”，而他认为找一天去见警察局长并告诉他自己对这样的情况有多不满并没什么不妥。据洛根说，局长当场感谢了他的谏言，然后表示会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两天后，他妻子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有人指控他偷窥当地一名少女的卧室。洛根的妻子还说，镇上流言四起，说警察局长会解雇洛根，而且一分钱都不会付。预计不久就会提出刑事指控，随后不久很有可能会提起民事诉讼。当洛根从自己妻子口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些指控的时候，他正在外面执勤。
根据洛根告诉我的故事经过，他被指控经常在那个女孩家附近蹲点监视，用望远镜观察她卧室里的情况。洛根极力否认，坚称这些都是因为他质疑了前任局长的权威而遭到的报复。很快，洛根的家庭生活也被搅成了一锅粥。他的妻子威胁要离开他。因为找不到工作，洛根的生活也快无以为继。他说单就法律费用的账单，就几乎要把他毁了。警察之间有一条被称为“蓝墙”的不成文规定，即警察应该拒绝公开讨论部门内部的利害冲突，但洛根决定打破常规。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关于警察局和局长的事情，以及自己如何遭人陷害的过程，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拉里·墨菲。当时是二〇〇二年，拉里·墨菲刚开始其第一个镇长任期的头几个月。等到那年年底，不久前还担心自己会坐牢的洛根已经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
时至今日，小镇上的人还会说起洛根的事，就跟当年那些黑帮游魂一样。很多人，包括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在内，都认定洛根确实干了这事。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没干，整件事不过是小镇一系列黑幕交易的一个例子罢了。据内森·莱恩说，一直在市议会占一席之位、直到二〇〇八年因患癌症去世的小镇前镇长吉恩·瓦因曾经提醒过拉里·墨菲，叫他把洛根撵走。瓦因说，无论有罪还是无辜，洛根就是个大麻烦。县检察官韦恩·索埃也是这个意见。内森说，所有人都认为“任命杰里米·洛根出任奥尔温警察局局长简直是疯了”。话虽如此，洛根对制造冰毒的人可从没心慈手软过。
据洛根说，奥尔温警察局只对该镇占地四平方英里的国家所有土地(incorporated area)拥有司法管辖权，在二〇〇二年，即他担任警察局长的第一年里，警察局每个月捣毁两个冰毒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形式各异，有的是一间设在地下室里且安装了比较复杂的设备的房子，也有的是一个男人和自己的老婆在棒球场球员休息席后的临时厕所里搭起的单批次制毒装置。但无论这些实验室安在哪里，身穿常规警察制服的奥尔温警察们就完全暴露在有毒废弃物和有害烟雾中。洛根告诉我，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警方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实验室，最后只能看着它们化为灰烬。其他时候，当他们得知清理这些实验室所需的费用后，就直接自己放火把它们烧了。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传闻四起，说在去冰毒灾难现场的一线救援人员当中，癌症发病率一直在上升。比尔·鲁扎门蒂是美国缉毒署一名前特工，现为加州中央山谷“高发毒品走私地区计划”的主任，他喜欢跟人讲起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捣毁圣地亚哥的冰毒超级实验室后，浑身臭到他妻子不得不让他在车库脱下衣服，然后一把火烧掉的故事。鲁扎门蒂说他手上留下的乙醚就像猫尿一样奇臭无比，而且怎么洗都洗不掉，以至于他们每过一个月就要把家里的电话给扔了：因为听筒和拨号键上的味道难闻得让人没法继续再用。
最终，美国缉毒署联手美国国家环保局于二〇〇三年通过立法，为所有从事冰毒实验室拆除工作的人员提供标准化的操作流程。而所需的培训只在联邦调查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总部提供。洛根说，很难凑到足够的资金派人前去参加培训，但他认为要是不派人去培训的话情况会变得更糟：他手下的一个人在身患癌症后打了好几年的官司。洛根刚坐上警察局局长的位子后，立即要求派奥尔温镇上的一位警官前去受训。二〇〇三年，那位警官学成归来时，镇上那些瘪四和大头蛋们的冰毒问题早就发展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洛根和他手下的警官们平均每四天就要摧毁一个冰毒实验室。而小镇为清理这些实验室所支付的成本为平均每个六千美元。
只要一说起冰毒，洛根手上有太多酿成灾难或几乎要酿成灾难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讲。他这人多少也有点愤世嫉俗，还能从这些事件中看到很多人无法体会到的幽默之处。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海军陆战队前神枪手的，此人同时也是个高产的冰毒制造者，他跟自己十多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洛根说那个女孩还是奥尔温高中的学习尖子。二〇〇三年的时候，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越来越相信自己制造冰毒一定会东窗事发，于是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敲掉了，然后用黑色垃圾袋沿着窗框贴了个严严实实，这样人们就没法从外面向屋里张望。对房子来说，这些黑色塑料袋还有一个很好的防御作用，因为他可以在袋子当中开一些洞，只要有人过来拆他的实验室，他就可以通过这些洞往外开枪。在窗子旁边，他放了十九把不同规格的枪，还有七千发子弹。洛根说，这个故事最可笑的地方既不是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大白天穿着内衣在街上跳舞而引起邻居的怀疑；也不是事发时他女儿就在家里学习；更不是这个男人在看到警察过来时试图躲进街上的混凝土阴沟里，以为这样就能不被发现。让洛根捧腹大笑的是，这个男人把大部分武器，包括两支AR-15全自动突击步枪、一支雷明顿12型霰弹枪以及七百发子弹，全都堆在他女儿房间的窗户边上，那里是整个房子的制高点，开枪射击的最佳位置。洛根笑着说：“要是他没有决定躺进阴沟躲起来的话，我们这帮人可能全都死在他的枪口下了。”
自二〇〇四年起，在内森·莱恩的祝福下，洛根要求他的手下只要一看到内森所称的“任何一个可以让我们检查车辆的细小违规行为”，就把车拦下，比如：碎了一个尾灯的；车速超过限速规定的每小时五英里的；车牌脏了的；或者前大灯坏了的。除此之外，洛根还教他的手下要利用自己跟被查人相熟的优势，并利用过去发生的事以及常识来收集信息，这样一旦有人撒谎就可以立马识破。用不着什么礼节性的客套，对那些喝了很多酒的人也不必手下留情。要搜查每辆车。要假设每个人都是嫌疑人，对他们施压，让他们神经紧张。洛根还鼓动大家拿坐牢时间作为交换来发展线人，希望能让这些线人供出跟他们一起制造冰毒的同伙。至于你是跟这人一起上的高中，还是你就在他家隔壁的农场长大，别再放在心上了。这就是一场战争。
对一些人而言，这样的做法虽然合法，但有违小镇生活的一些基本信念，在这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乡里乡亲，这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洛根的态度给人一种城里才有的尔虞我诈、互相算计之感。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称洛根为“纳粹”。她说，洛根本人才是罪犯。米尔德里德并不是唯一持此看法的人。有天早上，我在枢纽城市面包房无意间听到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农对和他一起喝咖啡的人断言，要是在早些年，洛根这样的人早就被干掉了。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洛根这个人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觉得对付那些吸毒者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尽管争论激烈，人们反应截然不同，但洛根的举措还是产生了效力。被捣毁的制毒实验室的数量稳步下降，在二〇〇五年的最后四个月里，奥尔温警察局一间冰毒实验室也没有拆除。此时，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对废弃房屋实施爆破，其中大部分都被改建成了冰毒实验室。小镇推出销售税的优惠政策，好让住在那些不符合新建筑规范的——而且也没办法按新规范改建的——破旧房屋周围的人把它们买下来。要是那些房屋没人买的话，市议会就会依据“增加绿色空间”的政策将它们推平。有人说，墨菲和洛根这么做就是在把人赶出小镇，同时欺负那些最无力反抗的人。罗兰德·贾维斯指责墨菲是在穷人最无助的时候，通过牺牲这些人的利益来缓解奥尔温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我把贾维斯的观点转告了内森。他沉默了，然后说，每一天，他都亲眼看到小镇的转型给镇上的一些人造成的痛苦。他的女朋友洁米在做社工工作，希望可以“收拾残局”。内森说，最后人们得明白，“你必须把地翻一翻，才能种好庄稼”。
二〇〇六年春末，奥尔温开始进入拉里·墨菲提出的小镇复兴计划的第二阶段。墨菲常说，大多数男人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会造一栋新房子，买一辆新车，或追求一个新的女人。但他不一样，他宁愿把自己的时间花在重建一座小镇上。第二阶段的工作包括彻底拆除奥尔温的一些地方，好让小镇重新开始。
这项工作要开展起来并不容易。甚至奥尔温人口结构的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项计划的实施。小镇居民年龄的中位数为四十一岁，这使它成了艾奥瓦州人口年龄最老、就业基础最薄弱的社区之一。而且这里还有一大堆其他事情需要投钱，比如镇上百分之二十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百分之八十的幼儿园孩子符合享有免费或减价的学校午餐的资格。根据二〇〇五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发布的一份报告，该镇收入的中位数相当于州平均收入的一半。正如墨菲所看到的那样，奥尔温徒有一张空头舞票。他说，如果小镇不尽快打扮一番找到舞伴的话，舞会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二阶段的工程首先是改善镇中心的七个街区。按照计划，先要把街道打开，然后在下面建新的下水道、水管和排水沟，以缓解冬天对奥尔温的百年老街造成的萎缩和破坏。此外，墨菲还想排上全新的路灯，在沿街种上灌木和树，希望这样能让小镇看起来更精神焕发一些。他还想铺上全新的人行道；旧的人行道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墨菲算过，所有这些花费加在一起不低于四百万美元。
其次，墨菲想通过建造一个新的污水处理系统，鼓励企业搬到奥尔温来。小镇现在的那个老污水处理系统还是一百年前安装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扩容过，但早就不符合当前的卫生法规了。它甚至跟不上这个人口正在萎缩的小镇的使用需求，更不用说当一个像呼叫中心这样的企业进驻小镇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工业化以及人口增长时它会怎样了。小镇的市议会想要建一个一千二百万加仑的溢流污水处理系统。它将不仅符合环保要求，成本效益也高，普通芦苇污水处理池可以将最初由老系统处理的废物自然堆肥。随后这些堆肥可以成为农民地里的肥料。建造一套这样的新系统将耗资九百万美元。
在整个两年的镇长任期里，墨菲和市议会都在努力筹措资金。正如墨菲有天晚上对市议会所说的那样，他们要么全力以赴地前进，要么无可避免地向后退。而这就是奥尔温在全球化经济形势下面对的两个选择。墨菲基本上利用他所能筹到的资金数额作为他参加下一任选举的筹码，向人们兜售理论上的希望，即只要情况真的有所改善，企业最终是会入驻奥尔温的。他申请了“艾奥瓦愿景”(Vision Iowa)拨款，奥尔温拿到手是三百四十万美元。他和市议会成员，包括因为墨菲而离职的前任镇长吉恩·瓦因在内，为重新评估奥尔温镇上的六十五个商家的房地产税奔走游说。墨菲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镇上的每个商家进行了单独沟通，一次次登门拜访他们的家或者商店，请求他们同意一项能增加税收但无法保证会增加他们个人营利的条例获得通过。他恳求小镇居民进行全民投票，同意一项提高销售税的提案以及一个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学校债券；最终，前者在二〇〇五年下半年获得通过。此外，墨菲还和五位市议会成员从奥尔温镇上的一些殷实之家筹得了三百四十万美元的私人捐款。
值得注意的是，墨菲和市议会筹措到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改建计划所需的金额，多出来的部分足以建造一座可提供上网服务的图书馆。从某种程度上讲，筹措资金还算容易。难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奥尔温要么受到经济复苏的提振，要么进一步衰败下去。二〇〇六年五月，街道复兴项目一破土动工，人人就都开始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一年之内商铺都会租出去，呼叫中心的项目会被批准，空置了很久的唐纳森工厂连同位于发动机车间后面的占地十六万平方英尺的主要工业用地也将找到新租户。也许洛根会继续控制吸毒者的数量，并且阻止新的制毒者进入小镇。也许独立镇不再把奥尔温作为它的贫民窟。墨菲呼应了在中西部盛行的康德哲学传统，而墨菲就是通过它像克雷·豪贝格和内森·莱恩一样了解了世界，墨菲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提供奥尔温迫切需要的开端。二〇〇六年的春天，奥尔温正在——一如康德所描述的那样——尽其所知和所处环境的极限内采取行动。无论实际进展如何，只有信心的飞跃才能带动这座小镇从那个起点向前发展。假如奥尔温失败了，那么下一代人将不得不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墨菲说，最起码，奥尔温只要尽力了，就会重新赢回失去多年的东西：小镇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