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〇〇一年搬回艾奥瓦州之后，内森就一直为他所谓的“女孩问题”纠结。“女孩问题”的出现，是在他爱上了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詹妮之后，他们两人在上法学院时相识，然后她跟着他一起搬到艾奥瓦州的滑铁卢，他在当地法官的手下做文员，而她是当地的公共辩护人。内森的父母对他俩一起住在滑铁卢这事非常生气，因为对他们而言，婚前同居是一种罪过。因为不想受到上帝的诅咒，内森的父母就不再跟他说话了。而兜了一大圈之后，正是这个让内森重回奥尔温镇的“女孩问题”，把他置于了一个为重建自己的家乡出力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讲，“女孩问题”代表了一个曾经棘手的难题——就像奥尔温的冰毒问题——似乎突然就迎刃而解了。
或许内森因为他父母对待詹妮的态度而气得发狂，但他再怎么生气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父母的看法。而且，如果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的话，那么参与到他们共同的生活核心——自家的那片农场——的希望就会荡然无存，内森被夹在两股强大的引力之间，一边是愤怒，一边是尊敬。他利用自己从哲学中学到的智识工具向这个问题发起进攻，但无济于事；这个问题就像一座堡垒，拥有坚不可摧的城墙。他求助于自己的本能，但他内心的想法其实也模棱两可，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可以结婚的那种类型。他和詹妮可能永远不会让他们的爱去请求法律的认可，但这一点并没有把他觉得他对这个搬到艾奥瓦州跟他一起住的女人所负有的义务减到最低。他的内心不断纠结，变得越来越缩手缩脚，也日渐沉默寡言。就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还是没有答案。他深陷于本能和欲望彼此撕扯的鸿沟里无法自拔，摧毁他生活的威胁并非混乱无序，而是不断的消磨。
转眼到了二〇〇二年，拉里·墨菲打电话给内森，给了他一个费耶特县助理检察官的工作。他搬回奥尔温，而詹妮留在了滑铁卢。他说他还爱着詹妮，她也依然爱他。但两个小镇之间一小时的车程总让人感觉越来越漫长。渐渐地，一声不吭地，内森开始在农场待得越来越久。他的父母也绝口不提当年的争执，这种默默的理解在彼此之间达成的默契，增加了他的家庭对他的吸引力。什么都不需要说，就这一点让他有了一种重新回家的感觉。而在詹妮这边，他说一切都要讨论、争辩。他和詹妮说话的时候，就像两个律师在辩论。尽管他知道沉默会让人有种心虚的感觉，但内森宁愿不说话也不想去争论。内森也跟别的女人约会，其中一个在公共服务部从事社会工作，但他没办法跟人确定关系。他在奥尔温第三行政区买了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接着，二〇〇五年的六月，内森同母异父的哥哥大卫因心脏衰竭在旧金山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大卫是内森最亲密的知己；他俩在农场的那栋房子里一起长大，这让他们彼此相知。当年大卫为了前途鼓足勇气离开了艾奥瓦州，正是因为他，内森才明白背井离乡其实并非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也正因为内森有勇气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大卫才有了人替他在跟他关系紧张的生母和继父面前说话，更不用说跟他从小长大的那个地方建立起联系了。大卫的离世让内森感觉崩溃。
内森的父母没有钱去加州参加葬礼。于是，内森一个人去那里把大卫的骨灰带回了艾奥瓦州。埋葬自己的哥哥，是内森·莱恩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事。几天后，他说他还得过好一阵才会“缓过神来”。三年后，他说他还是没缓过来。
但大卫的离世也让内森找到了那个“女孩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没有叫詹妮跟他一起去参加葬礼——而是让公共服务部的那位名叫洁米·波特的社工陪他去的。尚不清楚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做。他说，或许大卫的死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葬礼后，内森向洁米坦陈了他二十八年来埋藏的所有秘密。至此，当奥尔温镇开始在冰毒流行病的废墟中重建家园时，内森也在自己哥哥离世的痛苦中涅槃重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洁米·波特比内森小一岁。站在内森身旁时看上去那么小鸟依人，尽管她的身高有五英尺七英寸。她有一头齐肩的金发，蓝眼睛上覆着又细又长的睫毛。她面颊红润，皮肤宛如瓷器般细嫩光滑，脸红红的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像是一个刚从冰天雪地走进屋里的人。她是在艾奥瓦州韦弗利附近的沃特堡学院上的大学，在校期间，她在全美高校明星垒球队打二垒。到现在她依然有着健壮有力的腿，宽阔的肩膀，完全不失当年打全垒打的那股神勇之气。她对炖野鸡了如指掌，在伏尔加河边某处支一顶帐篷，她就能完全像在家里一样过得舒舒服服。十二月下旬是用弓箭射鹿的季节，洁米会爬上内森那间用柴火取暖的车库上方堆干草的棚屋，并在转门边坐下。从那里她可以俯瞰一小块地，地的一边是尚无法人资格的一片树林，另一侧是邻居们的屋舍；内森住的这条街是个交界处，是奥尔温镇的尽头，也是乡野的起点。洁米身穿厚重的绝缘迷彩连体服，一手拿着书，一手捧着茶，坐在柴火炉子散发的热气里，等着白尾鹿从地里穿过。她身旁放着一把弓，是内森在他们俩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时买给她的。到那天为止，她已经从车库的窗口射杀了三头鹿了——两头公的，一头母的。
洁米拥有心理学学士学位。从二〇〇六年的年中开始，她一直是艾奥瓦州公共服务部的合同工。这个岗位会接到法院派给的案子；而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进行家访。通常情况下，洁米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完成三个家访：一个是报告自己遭受了虐待的孩子；一个是其母亲或父亲因为制毒而坐牢的孩子；还有一个是最近刚转到位于西尤宁镇的中途之家的假释人员。除了艾奥瓦州东北部行为健康诊所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工作机会提供给奥尔温镇上的社工，而前者也只雇了六个员工。
在公共服务部工作，洁米基本上就像个自由职业者，这让她感觉自己正竭尽全力地帮助那些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的人。她说这份工作让她感到沮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她会反复见到。有些家庭——比如贾维斯他家——似乎总是麻烦不断，他们家的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监狱、中途之家或者洁米的家访预约名单上。至于让她沮丧的另一部分原因，洁米则以严谨的经济学术语来概括。每一年，艾奥瓦州的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老旧，面积也逐年消减，但洁米接手的案子的数量一直相对稳定。当地的贫困状况意味着会出现更多有问题的行为，而帮助这些行为的经费却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针对洁米所说的像贾维斯家那样的家庭所需要的、能够改变其现状的长期帮助。
拉里·墨菲说，在财政危机期间，像公共服务这类非创收型项目总会面临更大的被削减开支的压力。费耶特县和奥尔温镇就跟任何一家企业一样，也是要讲赢亏的，眼下这两者都处在只赔不赚的状态。这也再次印证了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康斯坦斯提出的“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一种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的观点是正确的。洁米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跟冰毒造成的破坏打交道；在瘾君子以及制造瘾君子的体系之间，如果非要选一个进行谴责的话，人们很难去谴责前者。二〇〇五年夏末的那段时间，贾维斯这个五口之家里有三个人——包括罗兰德、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因为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而锒铛入狱。他的兄弟被关押在联邦监狱，得再过五年才会获得假释。这些事会让洁米心生疑惑，有些人你是否真能帮到他。
无论艾奥瓦州对贾维斯这家人提供怎样的干预和帮助，他们都不会有所改变，这种本能的假设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二〇〇五年的年中到二〇〇六年的年中这段时间，洁米失业了一年多。洁米的一位同事的说法是，跟以前任何时候相比，随着艾奥瓦州各地的钱越来越紧张，而且人们对毒品成瘾者的同情心日益消退，州政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费力地看到像罗兰德·贾维斯这样的人承认失败。那位同事说，就在那一年，在艾奥瓦州东北部，百分之九十的社工都丢了饭碗。因此，洁米只能抓住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到距离奥尔温东北方向二十英里的一个名叫草莓角的小镇当酒吧的调酒师。洁米就是在这段困难时期搬去和内森一起住的。她一周只能去酒吧几次，而且还都是白班；那个上夜班的女人是不会把这间小镇酒吧唯一一个可以赚到钱的班次拱手让给洁米的。而内森的政府工作薪水并不高，两人手头都很紧，洁米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她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她和内森的争论完全可以拿来作为财务状况低谷期如何考验两性关系的案例分析。在内森看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洁米没能振作起来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清楚她到底还能做些什么。而从她的角度来看，她已经出去找了一份事做了，尽管这份工作让她感到不堪；以她的教育背景，在酒吧工作，更别说还是个上下班来回得跑四十英里的地儿，已经够委曲求全的了。她都已经放下尊严、尽心尽力了，这样他还觉得不够吗？她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内森，她比他更痛恨自己手上有大把的时间却又无处打发。
与此同时，内森依然跟往常一样，白天去办公室上班，晚上到自家的农场。他的父母很喜欢洁米；他们在大卫的葬礼上第一次见到她就打心眼里喜欢。内森的父亲还不知道他俩已经住在一起了，所以总问他最近有没有跟洁米联系或者见面。他想知道为什么内森晚上来农场的时候没把她一起带过来帮忙，也想不通为什么内森不带她到家里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夜。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连洁米自己都很想知道答案究竟是什么。毕竟，她跟内森一起住的这个小镇，镇上的人彼此相熟又都爱嚼舌根，他们住的地方离内森父母家也就只有十二英里而已。他俩相爱而且婚前同居这事，就像纸包不住火一样，是不可能一直瞒下去的。内森的父母也许是勒德分子，但他们并非生活在火星上。既然内森坚持认为，洁米在找到下一份社工工作之前做什么都比去酒吧打工要强，那他为什么不带她去农场帮忙呢？那是一份内森尊重的、推崇的好工作，而且还能帮他家里赚到钱。他这么偷偷摸摸的又是为什么呢？
内森对此的回答是，无论现在他父母看上去对洁米多感兴趣、多友善，他们最后还是会在背后指指点点。他说，他们从来都是如此：先把人家女孩子哄得好好的，然后又对人家怎么看都不顺眼，最终彻底毁了内森的恋情。正因为比起跟其他女人的关系，他更珍视跟洁米的这份感情，因此，这次他绝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他终于学乖了，不会再让洁米被他父母审查了。除非有什么事发生——究竟是怎样的事，内森也没说——否则他和洁米只能对他父母隐瞒他俩正在同居这件事，而且洁米也不会陪他去农场。
对内森而言，这是他爱情生活中的一次真正的“政变”。即使他无法跟洁米表白，但他的确坠入情网了。他和她一起生活，对她很满意，而且他父母那里也没因为什么不开心而不理睬他。最终，洁米也开始适应了这样的状态。她学过心理学，这让她比大部分人更能同情内森的难处，而且也真的能够帮到他。反过来，在她不得不去草莓角小镇的酒吧打工的这段时间，也让她感觉到自己对内森的依恋。她的家人也很喜欢内森，逢年过节的时候，内森独自一人去自己父母那里，到了下午或晚上回家再跟洁米和她父母一起过感恩节或吃圣诞大餐，对此，洁米的父母也没想太多。于内森而言，他跟这个女孩的恋情称心顺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问题圆满解决。
差不多在内森的哥哥去世的那阵子，克雷·豪贝格的人生进入了一段坎坷期。一天晚上，克雷在一间名叫“老鹰栖息地”的酒吧演出，酒吧位于艾奥瓦州的黑泽尔顿镇，就在奥尔温往南五英里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克雷演出的酬劳基本上就是酒吧招待的啤酒。在众人的起哄中返场了几次之后，克雷跟酒吧老板，也是他从七十年代起就认识的老朋友，一起坐下来喝起了酒，一直喝到酒吧打烊，他才把自己的乐器装到丰田汉兰达SUV上，开车回家。克雷很清楚自己喝醉了，所以他没有直接上南弗雷德里克路往北开，而是沿着镇边的小路，经过乡村小屋咖啡馆和奥尔温湖，然后左拐进入西南第十街。当他开到他家所在的那条Q大道时，他知道自己安全了，因为在大草原上开了两条交叉的大路后，Q大道的评级就往下了，现在只是一条农场公路而已。但开了几百码后，克雷睡着了。他错过了右手边自家那条铺满小碎石子的长长的车道，车子跃过灌溉沟和围栏，咣当一声扎进了自家的玉米地，撞得惨不忍睹。
但真正给克雷敲响警钟的，是在二〇〇五年年底——也就是他母亲死于车祸的两年后——发生的事。当时，克雷还是在黑泽尔顿镇上表演；还是在酒吧里待到很晚，然后喝得醉醺醺地开车回家。只不过这次，奥尔温的一个警察在他刚开到费耶特县边界北边的时候就把他拦了下来。在他母亲出车祸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克雷一直认为县检察官办公室在造成他母亲惨死的车祸事故处理上显得漫不经心，甚至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事件的同谋，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二〇〇三年八月的一个晚上，一个阿米什人的佩尔什马从自家围栏的缺口钻了出来，在一五〇号公路上溜达。当克雷的母亲开车路过时，马受了大灯的惊吓，发足狂奔，狠狠地撞上了车子，让她丢了性命。而折磨着克雷的是，眼前的拖车司机正是当时拖走他母亲的车的那个，单单是上个月，他就拖了四辆车了。克雷说，毫无疑问，正是阿米什人的疏忽大意造成了他母亲的惨死。但是，县检察官拒绝起诉——在克雷看来，更糟糕的是——甚至都没有对阿米什人处以任何罚款。
而且，在警察对待镇上一个名叫艾伦·科夫曼的冰毒瘾君子的事上，克雷也极为不满。克雷和塔米的儿子小时候跟艾伦是最好的朋友，因为艾伦的父母从不在他身边，克雷夫妻俩还差一点收养了艾伦。现在艾伦二十岁了，在镇上找了份当焊工的好差事。他开始制作冰毒，在第一次被捕后，被迫成了奥尔温镇警察的线人。每天晚上艾伦都得戴上窃听器，去奥尔温的各个酒吧转悠，试图跟警察通缉名单上的那些毒品生产商进行交易，好让警察听到这些信息。克雷说这些毒品生产商和毒品贩子中很多人都是艾伦的朋友，一旦发现他戴着窃听器就会杀了他。如果艾伦能帮警察给这些人定罪，那么对他的指控就会撤销。假如办不到，他就得去坐牢。这就是奥尔温在冰毒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一部分。克雷认为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不过他厌恶的是警方而不是针对他的朋友墨菲和内森的。
因此，当克雷从黑泽尔顿镇开车回家，因为醉驾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把一年来积压的各种挫败情绪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对着那个警察破口大骂。最后，这事也没给他什么好果子吃，克雷说那个警察不仅口头羞辱他，而且还以肢体对他进行了威胁。克雷说，现在回想起来，被警察拦下来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把这些年来不断积压的冲动和仇恨都释放了。奥尔温镇上的事不尽人意。医院那边也是如此。他的同胞兄弟搬去锡达拉皮兹住了，母亲也去世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保险费率使行医更加困难，医院面临的预算削减使得克雷更难获得他工作所需的那些最基本的医疗用品。为了赚钱，他不能再做个老派医生了，就像他一直以来以及他那位从医五十年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他不能再在病人身上花大把的时间了；对每个病人他只能用十五分钟问诊和确诊。但克雷医生没办法在十五分钟内解决每个人的问题。这让他难过得要命。
因为这次酒驾事件，克雷被起诉了，他对自己醉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供认不讳。费耶特县在他卡车上装了一个点火联锁装置(Intoxalock)，它由一根长管连接着转向柱上的呼吸分析仪。克雷必须先对着联锁装置呼气，确保他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在合法范围内，才能启动他的车子。他还必须参加戒除酒瘾的互助会。为此，他选了艾奥瓦城的一个戒酒匿名小组的活动，那里距奥尔温西南方向有两小时的车程。正是这些他每周去一次、相对匿名地参加的由艾奥瓦州最大的城镇之一举办的活动，对克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二〇〇六年五月，他开始脱胎换骨了。
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奥尔温停留了两个星期，见了克雷、内森、贾维斯和墨菲，并到独立镇见了“少校”和他的儿子巴克。奥尔温镇改建工程的第二阶段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街道的路面被挖开，埋进泥地里的全新下水道管上用系着橙色缎带的木桩做了标记。小镇处处洋溢着有所期待的情绪，尽管很多人心存不安和怀疑，如果不把这说成是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的话，认为奥尔温为了吸引企业进驻而花了那么多钱。毕竟，墨菲和市议会此次为完成小镇改建筹集到了一千万美元的资金，但如果奥尔温下一次再想做点什么事，还能筹到钱吗？春季雨水多，改建工程进展缓慢，效果微乎其微。实际上，主街的很多地方看上去就像是被入侵的军队夷为了平地。问题很明显：如果是墨菲错了怎么办？假如通过加税、全民投票和发行债券等一系列举措，他把大家都动员到了一条船上，结果却投资不利，那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奥尔温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一天晚上，就像一年前一样，我跟着克雷参加了一个派对。只不过，这次并不是在克雷家举办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而是在他邻居的农场上举办的星期六之夜方形舞舞会(hoedown)。几十来个人一起聚在谷仓，围着一张巨大的、摆满了各家带来的饭菜的餐桌吃吃喝喝，尽管每家准备的菜看着各不相同，但食材无非就两样：猪肉和土豆。人们在抽完烟、喝光酒之后，很快就开始在扬起的灰尘、泥土和干草糠中跳起舞来。克雷做好了登台的准备——这一次不是跟查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克雷好像变得更独立了，不仅是独立于他的双胞胎兄弟，也不再受过去的自己支配。这会儿，他坐在一张野餐桌边，喝着健怡可乐。还是老样子，他正拿出自己最喜欢的理论之一——沃尔夫假设——在纸质餐盘的背面画出一些同心圆，来说明他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的。
戒酒之后，克雷的脑子不会被酒精麻痹了，这让他能更自由地听到自己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带出的不同节奏，这种清晰的声音帮助他理顺了思路，知道如何照顾到自己的需要。克雷找到了自我。由此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他变成了一个很棒的音乐人；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自私的醉醺醺的人，而是开始学会如何超越自我，去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东西的一部分。
克雷说：“我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不再需要不断地把酒填进肚子里了。我正在重新学习如何跟人沟通。沃尔夫假设这套鬼东西还真管用，你信不信？”
当克雷和我坐在谷仓里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差不多一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是内森最后一次见到詹妮。那也算是一次理清头绪吧——在一件事的开头和另一件事的结尾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线。那次，内森和我一起去滑铁卢看挖掘出来的一具谋杀案被害人的尸体。事后，内森到詹妮坐落在东区一个公园旁三楼的公寓里跟她匆匆见了一面。谋杀案的两名涉案人分别叫托尼·巴雷特和佐尼·巴雷特，二十多岁，是滑铁卢当地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佐尼因谋杀未遂而入狱，事发前才刚刚出狱；根据托尼前一晚对奥尔温警察的供认，他受佐尼指使杀死了自己的女朋友玛丽·费雷尔。玛丽最近才搬来奥尔温，住在镇中心一栋老房子的二楼，就在电影院的街对面，“利奥的意大利餐厅”的斜对角。内森说，玛丽是在滑铁卢的一位公共服务部社工的鼓励下搬到奥尔温的，至于她搬家的理由，正是很多人——包括内森、洁米和墨菲——都不喜欢听到的：低税收和低生活成本。显然，玛丽曾背着托尼跟别人有染。
托尼悄悄潜入了玛丽位于奥尔温镇主街上的小公寓，用棍棒将其打死。然后，在双胞胎兄弟佐尼的指点下，托尼用毯子把玛丽的尸体卷起来，开车运到了滑铁卢。在那里，他把她藏在一长排被拆开的半挂式卡车拖车下面，这些拖车在废弃的Rath肉类加工厂外面已经无人问津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挖了一个浅坑，把裹着毯子的尸体放了进去，盖上一个旧的木质运输托盘。四天后，开始下雨了。
等到我和内森赶到滑铁卢时，玛丽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在一百零五华氏度的高温下躺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前一天晚上这里还下了大雨，降雨量达五英寸之多。在托尼坦白的录像中，他说自己“想念”女朋友了，想去“看一下”，他也的确去了两次，但显然每次都只是趴在半挂式卡车下面待一个或两个小时而已。其中一次他还趁着六月闷热的夜晚，在平板车的掩护下，在坟边拉了屎。大便的臭气——夹杂着雨水、潮热以及女尸腐烂后内脏发出的恶臭——简直没法形容。布坎南县的警探们在鼻子底下擦着薄荷膏，准备把尸体挪走，而这股恶臭也引来了九只秃鹰，齐刷刷地栖在包装厂屋顶的横档上。
或许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尸体让内森有所感悟。毕竟，一个星期前他才刚刚安葬完自己的兄弟并向洁米·波特表白。说不清内森究竟为什么会一头钻进他那辆白色的大众捷达，驾车离开玛丽·费雷尔尸体的挖掘现场，直奔詹妮的公寓而去。当然，玛丽的案子最终他下了一番功夫打赢了。
詹妮刚洗完衣服，家里闻起来有一股织物柔顺剂的香味。詹妮靠着沙发脚，跪坐在地板上，身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盒子。内森走进屋子的时候，她起身站了起来，两人就这样面对面站了一会儿。这个定格挺尴尬的。随后，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的詹妮拥抱了内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失在他近七英尺高的身躯里。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拥抱了一会儿。接着詹妮开口说道：“我差不多弄好了。”
内森环顾四周，点了点头。在詹妮挂她照片的墙上，每隔一段都留着钉子；旁边是室友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拿下来。那间兼作餐厅的小厨房里有一个开放式的柜子，一眼可以看到里面的四排架子，其中两排上面一个盘子和杯子都没有，空空如也，而另外两排放了满满当当的东西。就好像整个地方都被一分为二，那空荡荡的一半塞满了悲伤。
詹妮抬眼看了看厨房入口的墙壁，中间的位置上以前挂过一套三个装饰用的盘子。其中两个已经打包装箱了；但第三个，就是挂在最高位置上的那个，还在原地。要想把它拿下来，詹妮得找一把梯子来才行，但就算爬上梯子，她恐怕也未必够得到。内森一眼就注意到了她停留在墙上的目光，他一句话也没说，径自拉长了身子伸长了手，轻轻地把盘子从墙上的两个挂钩上拿了下来。
内森把盘子递给了詹妮。他说：“我看我还是不多打搅你了，好让你把剩下的活干完。”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然后他弓着身子走了出去。他话不多，但已经把要说的都说了。然后，他一路驶回了奥尔温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