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世界不大，后会有期。”传来一个粗犷的男人的声音，近视记者发现几条黑影向他们走来。其中最矮的一个拿着一块红色的东西，大概是头巾，站在胡莱玛面前：“我以为狗崽子在山上将您杀死了呢。”
“他们没有杀我。”胡莱玛回答。
“我很高兴，”那男人说，“否则就太遗憾了。”
“他爱上了她，要把她带走了。”近视记者很快想到。他两手捏了一把汗。他要是将胡莱玛带走，矮子就会跟他们去。他哆嗦起来：想象自己孤独一人，半瞎着眼，半死不活，磕磕碰碰，提心吊胆地挣扎。
“除了小个子，您还带来了另一位伙伴，”他听那男人说道，像称赞，又像嘲讽，“好吧，再见了。好耶稣保佑。”
胡莱玛没有回答。近视记者缩在那里，小心地等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踢他一脚、打他一拳或啐他一口。
“这不是全部，”一个与刚才不同的声音说，一秒钟后，他听出了这是若安·阿巴德，“皮革仓库里还有呢。”
“真够多的。”第一个讲话的人又说，现在语调中性了。
“不多，”若安·阿巴德说，“如果他们真的来八九千，那就不多。再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多。”
“那倒不假。”第一个说。
近视记者觉得他们在活动，在围着他们三人转圈。他猜想他们在动那些步枪，拿起来，抚摩着，端到眼前，看看缺口和准星是否在同一条线上，弹仓是否干净。八九千？来了八九千政府军士兵？
“并不是都能用，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说，“看见了吗？有的枪管弯了，有的扳机折了，有的枪托掉了。”
帕杰乌？在那里活动、说话的那个人，跟胡莱玛说过话的那个人原来是帕杰乌。他们在谈什么关于圣母的首饰，点着什么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的名，声音随着脚步移动时远时近。腹地的强盗都跑到这里来了，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谁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从他面前走过，近视记者能看到触手可及的那两条腿。
“您现在想听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听见矮子说，“我会说，我说过千百遍。要我给您说吗，先生？”
“现在不行，”若安·阿巴德说，“改天可以。你为什么管我叫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知道，”矮子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
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近视记者曾经想过：“他是个割耳朵、削鼻子的人，是个将对手阉割并给他们文身的人，是个将全村人杀光以体验做魔鬼滋味的人。而帕杰乌呢？是刽子手、杀人犯、偷牲畜的强盗、伪君子。”可他们刚才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他感到迷惑不解，非常想动笔。
“看到他怎样和你说话、怎样看你了吗？”他听见矮子说，“胡莱玛，你真有福气。他会把你带走的。你和他一起生活，就有吃有住了，因为帕杰乌在这里是指挥官。”
而自己会怎么样呢？
“不是每人十只苍蝇，而是上千只，”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想，“它们知道自己是打不垮的。”因此当天真的人驱赶它们时，它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苍蝇：当人们在相距几毫米的地方轰它们时，它们竟然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倒霉的人，向他挑衅。这个人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拍死它们，可他又能从这圬秽的举动中得到什么？在它们被拍扁的地方，马上会出来十只、二十只。最好还是听之任之，像腹地居民那样任它们在自己的饭菜和衣服上爬来爬去，任它们将自己的房屋和食物弄得污黑，任它们在初生婴儿的身体上安营扎寨，只有当它们落在马上要吃的点心上时才把它们赶走，只有当它们钻进嘴里时才把它们吐出来。它们的个头比萨尔瓦多的苍蝇大，它们是这里唯一肥胖的，这里的人和其他活物的体形都小到不能再小。
在大陆旅馆，他赤条条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从窗户看车站和站牌：盖伊马达斯、圣安东尼奥、比拉贝拉。苍蝇和盖伊马达斯，他更恨谁？他预感自己将在这里忧劳成疾，终日思考着关于苍蝇的哲学，绝望地度过有生之年。在这样的时刻，苦恼使他忘了自己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因为在成千上万的官兵垂涎的大陆旅馆，他有自己小小的单人客房，而其他人要么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地挤在军队租用或征调的民房里，要么——绝大多数是如此——住在依达比古鲁河两岸的窝棚里。因为他资格老，才有幸在大陆旅馆占用一个单间。自从第七团从盖伊马达斯开拔，莫莱拉·西塞上校把他留在后方从事收容病号的不光彩工作，他就待在这里了。从这扇窗户，他看到了最近三个月来使腹地、巴伊亚和整个巴西震惊的事件，他看到了莫莱拉·西塞向圣多山进军，看到了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匆匆返回，看到了惊恐和痴呆的眼睛，后来看到了火车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军队、警察部队和志愿军团倾泻到这个苍蝇为所欲为的村镇上，为死去的爱国者报仇，拯救被凌辱的国家，重振共和国的权威。然而从这座大陆饭店，皮雷斯·费雷拉上尉也看到了这些热情地渴望着行动的连队如何被捆住了手脚，失去了生气，动弹不得，陷入了与鼓舞他们前来的、慷慨无私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重重忧虑：事故、抢劫、露宿、缺粮、交通阻塞、敌人和女人。前一天晚上，上尉参加了第三步兵营的军官会议，这是为了一件极大的丑闻——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和二十五箱弹药不翼而飞——而召开的，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宣读了一项命令，警告肇事者：如不立即交回，将被处决。然后告诉他们那个老大难的问题——将远征军的大量辎重运往卡努杜斯——尚未解决，因此何时出发毫无准信。
有人敲门，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声“进来”。传令兵来提醒他对士兵克鲁斯的处罚。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着呵欠，极力想回忆起那士兵的面孔。他确信在一星期或一个月前，他或许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责打过他。什么错误？他非常清楚：偷团里或尚未离开盖伊马达斯的人家的东西，与其他部队的士兵斗殴或企图开小差。连队的长官时常委托他来处罚士兵，借以维护因厌恶和疾苦而日益遭到破坏的纪律。用军棍责打士兵并不是使上尉开心的事。不过现在也并不使他扫兴，而是变成了盖伊马达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饮食起居、教士兵分解枪支、组成攻防阵容和思考苍蝇问题。
出了大陆旅馆，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走上依达比古鲁大街，这是直通上方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布满石子的斜坡。从用绿色、白色或蓝色油漆刷过的小房子的屋顶上方，他观察着盖伊马达斯周围长满了干枯灌木的小山。可怜的步兵连队正在烤焦了的山坡上展开全面训练，让新兵成百次地往山里钻。他看到他们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失去知觉。特别是从寒冷地区来的志愿兵，在沙地里背着背包，扛着步枪，没走几步就像小鸡那样累倒了。
此时此刻，盖伊马达斯的街道不再像前一段时期的晚上，不再像蚁穴那样盘踞着军队，不再像是巴西本地乡音的样品展览——那时官兵们都拥上街头聊天，弹吉他，听听家乡的音乐，品尝千方百计花高价买来的烧酒。现在到处都有一组组敞衣露怀的士兵，可在去玛特里兹广场的路上，一个居民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广场上婀娜多姿的棕榈树上永远沸腾不息的鸟雀。市民几乎走光了。只有个别牧牛人，老迈多病或孤独无依，在大概已被不速之客闯入的家门口用毫不掩饰的仇恨目光看着。其他人都不见了。
在“仁慈的圣母”旅馆——门面上写着：不穿衬衣者禁止入内——的拐角，迎面走来了一位青年军官，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皮雷斯·费雷拉认出了他是自己所在营的平托·索萨上尉。他刚到一个星期，还保持着初来者的热烈劲儿。他们已经成了朋友，晚上常一起散步。
“我拜读了你关于乌亚乌亚的报告，”索萨上尉说着，便和皮雷斯·费雷拉一起朝营房走去，“真可怕。”
皮雷斯·费雷拉用手遮着阳光，看着他：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那里的人，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对可怜的安东尼奥·阿尔维斯·德·桑托斯医生来说，尤其如此，”他说，“不过要和费布罗尼奥少校及莫莱拉·西塞上校的遭遇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我不是指死亡的人，而是你报告上说的关于军装和武器的事。”平托·索萨纠正他说。
“噢，是这个呀……”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喃喃地说。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惊叫道，“上级为什么毫无作为。”
“第二次、第三次远征也和我们一样，”皮雷斯·费雷拉说，“不用甲贡索人，炎热、荆棘和风沙就把他们打垮了。”
他耸了耸肩膀。上次失败后，他一回到霍阿塞罗就眼含着泪水起草了那份报告，希望他的经验对战友们有所裨益。他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暴晒、雨淋和风沙如何使军装变得破破烂烂，法兰绒上装和麻呢长裤都变得令人恶心，被卡汀珈的枝条刮得支离破碎。他指出，士兵们的鞋和帽子都丢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走路。然而他特别详细、认真、反复阐明的是武器问题：“虽然准确性十分出色，但曼利夏步枪很容易出故障——只要弹仓里进去几粒沙子，枪机就失灵了。另外，如果连续射击，高温使枪膛膨胀，弹仓就发紧，六发一排的弹夹就卡不进去了。由于过热，子弹会卡壳，只好用手把弹壳取出来。最后，枪托那么脆，一碰就断裂。”他不仅写下来，而且向一切询问过他的机构说明，在数十次私人谈话中一再重复。有什么用？
“起初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他说，“以为他们会认为我这样写是为自己开脱。现在我明白上级为什么不予理睬了。”
“为什么？”平托·索萨上尉问道。
“他们会给巴西所有的军队通通换装吗？大家穿的不都是法兰绒和麻呢吗？他们会把军鞋全扔到垃圾堆里去吗？会把我们用的曼利夏步枪扔到大海里去吗？不管是否适用，都只能用下去。”
他们来到了设在依达比古鲁河右岸空地、第三步兵营的营地。这片营地就在村边，其他营地都在河流的上游，离盖伊马达斯较远。草棚排成了一条线，对面是红土和巨石杂间的山坡，脚下是墨绿色的河流。连队的士兵都在等着他。处罚士兵时，总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因为这是营里为数极少的消遣活动之一。士兵克鲁斯早准备好了，光着脊背站在与他开玩笑的士兵中间，笑着回答他们的问话。两位军官一到，大家顿时严肃起来。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在那个即将受处罚的士兵眼里看到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尽管那士兵极力装出满不在乎、不肯服输的表情。
“三十军棍，”上尉读当天的记事簿，“够多的，谁下的处罚？”
“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长官。”克鲁斯吞吞吐吐地说。
“你干了什么坏事？”皮雷斯·费雷拉问道。为了不在手上磨出泡，他戴上了皮手套。克鲁斯眨着眼睛，很不自在，用眼角的余光环视着左右。有人在轻轻发笑，有人在窃窃私语。
“什么也没做，长官。”他支吾搪塞。
皮雷斯·费雷拉用眼神询问围成一圈的上百名士兵。
“他企图强奸第五团的一个小号兵，”平托·索萨上尉没好气地说，“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小孩子。上校亲自抓住的。克鲁斯，你这败类。”
“不是那么回事，长官，不是那么回事，”士兵摇着头说，“上校误解了我的意图。我们是在河里很正常地洗澡。我发誓。”
“那么小号兵为什么呼救？”平托·索萨说，“别不害臊。”
“因为小号兵也误解了我的意图，长官。”士兵一本正经地说。可是由于爆发了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早动手早完事。”皮雷斯·费雷拉说着，抄起了第一根军棍，传令兵在他手头预备了好几根，他在空中试了一下，棍子一抖，发出了蜂群飞舞似的嗡嗡哨音。周围的士兵直向后退。“是把你捆起来，还是像条汉子那样忍着？”
“像条汉子那样，长官。”克鲁斯说，脸色苍白。
“像条搞小号兵的汉子那样。”有人解释说，又是一阵大笑。
“转过身去。好吧，护住你的要害。”皮雷斯·费雷拉命令说。
前几棍，他用力打，当士兵的脊背被打红的时候，他看到克鲁斯快挺不住了。由于用力，他也直冒汗，就轻轻地打。士兵们合唱着《军棍谣》。还不到二十棍，克鲁斯背上的紫泡就出血了。打到最后一棍，士兵跪下，但又原地站起，摇摇晃晃地转向上尉：
“多谢，长官。”他喃喃地说，两眼红肿，脸上全是汗。
“想想我和你一样疲惫不堪，你就感到安慰了，”皮雷斯·费雷拉喘着气说，“到卫生所去，叫他们给你上点消炎药。别再惹小号兵了。”
那一圈士兵散开了。有人给克鲁斯披了一条毛巾，跟他一起走了；另一些人下了陡峭的土坡，到依达比古鲁河里凉快去了。皮雷斯·费雷拉在传令兵提来的一桶水里洗了脸，在报告上签了字，表明处罚已经执行。他还回答着平托·索萨上尉的问题，后者仍然在纠缠着他关于乌亚乌亚的汇报。那些步枪是旧的还是新买的？
“不是新的，”皮雷斯·费雷拉说，“1894年在圣保罗和巴拉那战争中使用过。但陈旧不是产生那些缺陷的原因，问题在于曼利夏步枪的构造。它是在欧洲生产的，那里的环境和气候与这里很不一样，那里的军队保护武器的能力是我们的战士所没有的。”
所有军营的司号员同时吹起的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全体集合！”平托·索萨说，“出人意料。”
“可能是关于盗窃那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的事吧，司令部气疯了，”皮雷斯·费雷拉说，“说不定抓到盗窃者了，要执行枪决。”
“也许是作战部长来了，”平托·索萨说，“宣布过他要来。”
他们向第三营的集合地点走去，在那里被告知他们要和第七、第十四营，也就是整个第一旅的军官一起集合。他们向设在制革厂的司令部跑去，在依达比古鲁河上游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沿途，他们发现各个军营的举动都不同寻常，军号吹得越来越响，令人很难琢磨出是什么意思。制革厂里已经聚集了几十名军官，有的是午睡时被惊醒的，还在往裤子里塞衬衣的衣襟或扣上装的纽扣。第一旅的旅长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站在板凳上做着手势，正在高声讲话。不过皮雷斯·费雷拉和平托·索萨没听清他说什么，因为周围有人大喊大叫，为巴西欢呼，为共和国喝彩。有些军官将自己的法国军帽抛向空中，表达兴奋的心情。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平托·索萨上尉问。
“两小时后开往卡努杜斯！”一位炮兵连长兴冲冲地向他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