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下面的战壕不是更好吗？”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指着自己来的方向说。
“我们在那里坚持不了多久，那是开阔地。”街道司令说，“在这里，他们将作茧自缚，受到阻击。这里将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墙，又厚又高。”
“不用担心，若安·阿巴德。好吧，我负责。”当对方转过身时，他又问道：“帕杰乌呢？”
“活着，”若安·阿巴德没有转身，“在维拉庄园。”
“在守卫水塘吧。”比拉诺瓦想。要是把他们从那里调出来，义民们就滴水皆无了。除了教堂和圣所，为了生存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水塘了。那从前的强盗沿着通向河边的斜坡消失在烟尘中。安东尼奥转过身，望着好耶稣圣堂的钟楼。由于非常害怕钟楼已不复存在，所以自从回到贝罗山，他还没看过那钟楼。它仍在那里，虽然破损，却依然巍峨屹立。石头结构牢固地经住了狗子兵枪弹、炮弹和炸药的攻击。甲贡索人从钟楼、房顶、看台上不停地射击，另一些人或蹲或坐地也从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和屋顶开火。在从圣所的掩体里开火的天主卫队的一组组射手中，他望见了若安·格兰德。那一切都使他充满了信心，恐惧已烟消云散。当他听若安·阿巴德说官兵将不可避免地越过下面的战壕，在那里没有机会阻击敌人时，他直从脚底板往上冒凉气。比拉诺瓦没再耽搁时间，他喊叫着命令成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开始推倒圣克里斯宾、圣华金、圣丽达、圣托马斯、圣灵、圣安娜、圣约瑟等街口的所有房屋，将贝罗山的那区域变成一片错综复杂的森林。他将步枪当作撞锤，给他们做示范。修战壕、筑工事是建设和组织工作，干这些事情，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比打仗内行。
由于所有的枪支和弹药都被运走，库房的空地扩大了三倍。巨大的空间使近视记者感到更加无所依靠。炮击使人们失去了时间概念，他和玛丽亚·瓜德拉多及利昂·德·纳图巴一起关在库房里多长时间？他听到了利昂用牙齿咯咯作响的声音朗读那张写有攻克卡努杜斯作战部署的纸片。那声音仍在耳际萦绕。从那时起，大概已经过去了一夜，天该亮了。流逝的时间不可能少于八小时或十小时，然而恐惧使每一秒钟延长，使每一分钟停止不动了。从若安·阿巴德、彼得劳、帕杰乌、奥诺里奥·比拉诺瓦和若安·格兰德一听到在那张纸上被称做“摧毁性炮击”的头几声就跑出去算起，也许不过一小时。他记起了他们的匆匆离去，记起了他们的争论和那要回圣所的女人——他们是怎样地强迫她待在那里呀！
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鼓舞。既然他们将“劝世者”的两名心腹留在这里，那么这里就比其他地方更安全可靠。然而此时此刻还想什么安全地点岂不滑稽？这并不是有目标的射击，而是盲目的炮轰，是为了放火、摧毁房屋、使街上遍布尸体和废墟，以此对居民进行恫吓，使他们在政府军向卡努杜斯发起冲锋时丧失抵抗的意志。
“这是莫莱拉·西塞上校的哲学。”近视记者想。他们可真蠢、真蠢、真蠢。他们不懂这里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不想想这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对黑暗中的城镇进行无休止的炮轰，只能把他这个大近视吓软。他想：“一定把半个或四分之三个卡努杜斯报销了。”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炮弹击中仓库。他有十几回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心想：“这一次要命中了！这一次要命中了！”当瓦片、白铁皮和立柱震动时，当尘土飞扬，四周的一切都好像在解体、破碎、崩溃时，他的身体也随着上下跳动。然而仓库依然屹立，经受着爆炸带来的剧烈震动。
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在谈话。他只知道他们在抱怨，听不清在讲什么。那声音很刺耳。炮击一开始，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有时他想象他们已经被子弹击中而自己在守护着他们的尸体。炮击已经震聋了他的双耳，他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有小小的爆炸声。胡莱玛和矮子现在又在哪里？他们白白地跑到维拉庄园去为帕杰乌送饭，可他来库房开会了。他们会碰上他的。他们还会活着吗？想到他们在帕杰乌的战壕里，在炮击中蜷缩着身体，肯定在惦记着自己，正如自己惦记着他们一样。想到这里，一股汹涌的暖流、一股充满激情和痛苦的热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他们是他的一部分，他也是他们的一部分。他怎么会对那与自己毫无共通之处且在社会出身、所受教育、感情经验和文化方面极不相同的人感到如此深厚的眷恋和强烈的感情？几个月甘苦与共的生活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关系：终日厮守在一起。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非自愿的，不知怎么就被那奇异、梦幻般的因缘，被偶然、意外、巧合的锁链或曰历史的必然性一起抛进了非同寻常的事件，抛进了濒临死亡的生活。正是这些因素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想：“我再也不和他们分开了。以后我要和他们一起去给帕杰乌送饭，和他们一起去……”
然而近视记者有一种荒唐滑稽的感觉。从今夜的情形看，以后还能按照往日的常规生活吗？即使能平安地躲过炮击这一关，也能幸免利昂·纳图巴宣读的敌方作战部署的第二部分吗？他预感到成群结队、成千上万的敌军会端着刺刀从山头冲下来，从各个街口冲进卡努杜斯。他感到一个冰凉的铁器会顶到他干瘦的脊背上，那时他要高声说明他是谁。他们可能不听，那他就要大声喊道：“我是你们的人，一个文明的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记者。”他们可能既不相信也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就要高叫道：“我与这些疯子、野人毫不相干！”但是可能没用。他们不会容他开口，会让他作为甲贡索人死在甲贡索人的无名尸骨堆中。那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吗？不是天下头号蠢材的明证吗？他竭力思念着胡莱玛和矮子，急切地盼望他们来到自己身旁。他要跟他们说话，也要听他们讲话。仿佛听力又恢复了，他十分清楚地听到了玛丽亚·瓜德拉多在说：有的过失无法抵偿，有的罪孽不能赦免。在她那知罪、顺从、苍老、痛苦的声音中，似乎有某种由于年深日久而养成的忍耐力。
“在这场大火中，有个位置是留给我的，”只听她重复说，“我不会糊涂的，孩子。”
“没有天主不能饶恕的罪行，”利昂·德·纳图巴迅速地回答，“圣母已经为你求情，天主已经饶恕了你。别难过，玛丽亚。”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自信流畅，富有发自肺腑的音乐感。记者想，这个标准的、有节奏感的声音使人联想到他一定是个正直、坚定、果敢的人，可自己从没和他谈过话。
“他是那么小，毫无自卫的能力，娇嫩得像刚刚出生的小羊羔，”那女人背诵道，“他母亲没有奶，而且心地很坏，是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我借口不忍看他受罪，把一个毛线团放进他的嘴里。这不同于其他的罪孽，孩子，这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你将看到我永生永世被烈火焚烧。”
“你不相信‘劝世者’吗？”卡努杜斯的书记员安慰她，“他没跟上帝说吗？他没说过……”
爆炸声淹没了他的话。近视记者挺直身体，闭上眼睛，尽管浑身颤抖，却仍然听着那女人讲话，将他所听到的与遥远的记忆联系起来。随着她祈求的话语，那埋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浮了出来。是她吗？他又听到了二十年前曾经在法庭前听到过的声音：温柔、痛苦、自然、客观。
“您是萨尔瓦多那个杀害婴儿的女人吧？”近视记者问道。
近视记者对自己说出的话刚刚感到有些后怕，就听见两声巨响，仓库可怖地叫了起来，仿佛马上就要倒塌。一股强风袭来，似乎全都吹在他的鼻子上，他开始打喷嚏，越打越响，越来越凶猛、有力、快速，迫使他弯腰蹲在地上。由于缺氧，他的胸部快裂开了。他一面打喷嚏，一面双手捶胸，同时像在梦中一样从蓝色缝隙中隐隐约约地看到天的确亮了。太阳穴绷得快裂开了，他想这回是要完了，要憋死了。打着喷嚏憋死真是一个愚蠢的去世方式，但他认为这总强过死于政府军刀下。他仰卧在地上，一直打着喷嚏。一秒钟后，他的头已经在一个温暖的、女性的、爱抚的保护者的怀抱里。那女人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擦干前额，像母亲哄儿子睡觉那样摇动他。他心中茫然，十分感激，喃喃地说：“世人之母。”
一连串的喷嚏、浑身疼痛、呼吸困难和体弱无力反而使他产生了摆脱恐惧的能力。他觉得炮击与自己无关，对死亡也无动于衷了。那女人的双手、低语和气息，她的手指对他的头颅、前额、眼睛的抚摩，使他完全平静下来，回到了依稀记得的童年。他已经不打喷嚏了，但鼻孔发痒——两处开口的溃疡——表明它们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在那深沉的陶醉中，他想起了往事，想起了过去犯病时曾有过死亡临近的念头，想起了巴伊亚那些放荡不羁的夜晚。那些突如其来的喷嚏仿佛有意在提醒他，他常常中断那消磨时光的夜生活，是因为他打喷嚏总是引起朋友们，也就是那些诗人、记者、流浪汉、演员等夜游神的哄堂大笑。他想起了自己怎样开始吸乙醚，因为在那些使他精疲力尽、自惭形秽、神经紧张的打击之后，乙醚给他带来了安静；后来鸦片又以暂时充满幻觉的安宁将他从喷嚏中解救出来。那个女人——他年轻时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如今她是卡努杜斯的神职人员——的柔情、细语、安慰和气味好似和鸦片、乙醚一样，是一种温柔的、催眠的东西，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陶醉。他自问儿时那不相识的母亲可曾这样抚摩过自己，可曾使他对世上的危险处之泰然、无动于衷。他的脑海中也浮现帕德雷斯·萨莱西亚诺斯学校一排排的教室和院落，由于他的喷嚏，他在那里无疑和矮子及在场的丑八怪书记官一样是他人的笑料和牺牲品，是冷嘲热讽的对象。由于喷嚏折磨和视力低下，他被排除在体育、游戏和远足旅行之外，被当作残障，因此变得怯懦起来。由于那控制不住的鼻子，他不得不使用床单那样大的手帕；同样由于这个毛病和迟滞的眼神，他不曾有过女友、恋人和妻子——由于总是感觉自己过着滑稽可笑的生活，他不敢向爱慕的姑娘表白爱情，不敢把自己为她们写的诗歌寄出去，只好胆怯地一一撕掉。由于那鼻子和近视，他只拥抱过巴伊亚的妓女，只知道那短暂的、肮脏的商品式爱情，结果两次染上了淋病，接受探针治疗时疼得他尖声怪叫。他也是丑八怪、瘫子、残障和畸形人之一。他来到了世界上瘫痪者、不幸者、畸形者和受难者聚集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他缩成一团，失声痛哭，抓住世人之母的双手，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厄运和不幸一边流着涎水抽泣啼哭，一边急切地倾诉着过去与现在的痛苦和绝望，倾诉着青春逝去的悲伤，倾诉着体力和脑力付诸东流的哀怨。他以从前对自己都不曾有过的推心置腹向瓜德拉多讲述着。他还告诉她，他不曾享受过爱情，没有成为自己渴慕成为的剧作家和诗人，现在又知道自己将以有生以来最愚蠢的方式离开人间，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悲。只听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公道，不公道，太不公道了。”他发现她在吻自己，吻自己的前额、面颊、眼皮，细声细气地讲着温柔、甜蜜、不连贯的话，就像人们为了用声音使初生婴儿快活、幸福而对他们讲的话。他真的感到一种极大的宽慰，一种美妙的感激之情，听着这些具有魅力的字眼：“宝贝儿，宝贝儿，孩子，小鸽子，小羊羔……”
但是他突然被抛回了现实中，抛回残酷的战争中。一声掀翻房顶的、雷鸣般的爆炸声使他一下子看到了天空、闪耀的太阳、云彩和晴朗的早晨。木片、砖块、碎瓦和弯曲的钢筋四处纷飞，近视记者觉得浑身上下、脸上、手上都被卵石、土块和石头击中。然而无论是他还是瓜德拉多或利昂·德·纳图巴都没有被压伤。他们站立着，紧靠着，拥抱着，而他竭力在口袋里找破镜片。他以为压碎了，那么今后连那一点点方便也没有了。然而镜片还在，依然如故。他一直抓着圣诗班的指挥和利昂·德·纳图巴，从他们受伤害的形象上，他渐渐觉察到轰击带来的灾难。除了房顶，正面的一堵墙也倒塌了，只剩下他们所待的角落。库房变成了一堆瓦砾。从倒塌的围墙上方，他看到了其他的瓦砾、硝烟和奔跑的人影。
这时，那里挤满了武装的人，戴着袖标和蓝色头巾。其中，他隐约看见若安·格兰德半裸、结实的形象。记者的瞳孔紧贴着镜片，当看到若安·格兰德拥抱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时，他发抖了：他们要把他俩接走了，自己将被抛弃在这片废墟上。他抓住那位女人和纳图巴，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哭泣着祈求不要撇下他。当大黑个儿若安·格兰德命令撤离时，世人之母便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在后面。
杂乱无章，烟雾弥漫，声音嘈杂，堆堆瓦砾。他在一片混乱中小跑。他已经不哭了，感觉全都集中在那危险的任务：躲避障碍物，以免碰撞、溜滑、跌倒、松开那女人。从大广场到教堂，他走过几十次，却什么也认不出了：断壁、坑穴、石块、这里那里的杂物、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在射击、奔跑、怒吼。他听到的不是炮击，而是枪声和婴儿的啼哭。他不知在何时、何地松开了那个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抓着她，而是抓着另一位体态不同、小跑着、和自己一样气喘吁吁的人——利昂·德·纳图巴。他们被甩在后面。他用力抓住利昂·德·纳图巴，一点也不能放松，要是放开就全完了。当他跑着、跳着、躲闪着的时候，只听利昂求他别再跑了，求他可怜自己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近视记者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以为是断墙，其实是人墙。他感到被截住、推开，这时他听到那个女人要人们放他进去。人墙打开了，他觉察到周围有木桶、沙袋和正在射击、高声说话的人。他从大木桩做成的一扇小门进去，走到世人之母和利昂·德·纳图巴所在的荫凉处。瓜德拉多摸着他的脸，对他说：“就待在这里，别怕，祈祷吧。”随后他看到她和利昂·德·纳图巴在第二扇小门那里消失了。
他瘫倒在地。他感到精疲力尽，又饥又渴又困，急于忘掉那场噩梦。他猜想：“我在圣所。”他又想：“‘劝世者’就在这里。”他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吃惊，心想自己是享受特权的人，能这么近地看到、听到席卷巴西的风暴的中心，能看到那个在全国最出名、最被仇视的人并听他讲话。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他能有机会向外界报道？他竭力想听到圣所里在说什么，然而外部的嘈杂使他什么也听不见。从芦苇中透进来的阳光是明亮的，强烈的，温度很高。政府军大概抵达了这里，大街上在进行战斗。尽管如此，在这阴暗、孤单的堡垒中却笼罩着深沉的寂静。
门框“吱”地响了一下，他隐约看见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的身影。她在记者的手上放了一碗饭和一个盛有液体的罐头盒。他喝了，发现是牛奶。
“世人之母在为您祈祷，”只听见她说道，“赞美‘劝世者’好耶稣。”
“赞美。”他说，没有停止咀嚼和吞咽。在卡努杜斯，他一吃东西，下颌就疼，好像由于缺乏练习而变得僵硬了。这是一种喜人的痛苦，因为身体感到舒服。吃完，就侧身躺在地上，枕着胳膊睡着了。吃和睡，这是现在有的幸福。枪弹声忽近忽远，好像在周围飞舞，还有急促的奔跑。莫莱拉·西塞上校瘦小、紧张、苦行僧式的脸庞就在这里，就像他多次骑马走在记者的身边或在饭后的晚上在军营里谈话。他毫不迟疑地听出了上校的声音，铿锵有力的语调：为了使共和国减少牺牲，总攻前要进行炮击，一有脓包就要立即毫不留情地挤破，否则炎症会使整个肌体溃烂。同时他知道射击会使伤亡增多，破坏加重；想着自己会不会被践踏，武装的人会不会从自己身上越过，会不会带来他情愿弄不懂的战争的消息，因为那全是坏消息。
当证实那咩咩的叫声是一只舔着自己的手的白羊发出的，他确信已不在做梦。他抚摩着毛茸茸的羊头，那动物任他摸，不惊不怕。在他身旁，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他把眼镜贴到眼前，睡觉时他一直拿在手里。在摇曳的光线中，他辨认出华金神父和一位穿着白色长袍、戴着蓝色头巾的赤脚妇女的身影。贡贝的神父双腿夹着一支步枪，脖子上挂着一条子弹带。从他能感觉到的一切看来，这是一副经历了战斗的人的模样：稀疏的头发蓬乱不堪，被泥垢粘得又挺又硬；长袍成了破布条，系凉鞋的已不是牛皮鞋带，而是一条小绳。他显得筋疲力尽，正谈着一个叫小华金的人。
“他和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一道弄吃的去了，”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知道，有若安·阿巴德在，全组人都会平安回来。他们都到瓦沙-巴里斯河的战壕去了。”他哽住，干咳了一声，“就是打埋伏的战壕。”
“那么小华金呢？”女人重复问道。
是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关于她，有那么多的传说：说她能发现地下淡水，说她是华金神父的情妇。他看不清她的面孔。她和神父坐在地上。圣所的门敞开着，里面似乎没有人。
“他没回来，”神父低声说，“安东尼奥回来了，奥诺里奥和许多埋伏在瓦沙—巴里斯的人都回来了。小华金没回来。谁也没告诉我，谁也没看见他。”
“至少，我想掩埋他，”女人说，“别叫他像没主的牲畜那样死在野地里。”
“也许他没死，”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既然比拉诺瓦兄弟和其他人能回来，小华金怎么就不能？也许他在塔顶上，或者在圣彼得罗的街垒中，要不就是和他哥哥在维拉庄园里。政府军还没能攻克那些战壕。”
近视记者很高兴，想向他打听胡莱玛和矮子的下落，然而他克制了，感到自己不该破坏这亲热的场景。神父和修女谈话的语气完全是听天由命、非常自然的。白羊舔着他的手，他欠身坐了起来，然而华金神父和那女人对于他醒着并听他们谈话并不在意。
“如果小华金死了，最好阿塔纳西奥也死了，”女人说，“在阴间，他们好搭个伴儿。”
他听到很近的地方在敲钟，听到无数的喉咙在合唱万福马利亚。战斗几乎进行了一整天，钟声、祈祷声和枪声混成一片，从未间断，有一些爆炸声就在他头顶。此时人们重视死更甚于生。他们已经在比无依无靠更加无依无靠之中生活过了，此时此刻，全部的奢望只是一个好的埋葬。怎样埋葬他们？也许一个人如果活得像他此时此刻这样，死亡就是补偿的唯一希望，就像“劝世者”所说，是一种欢乐。贡贝的神父看着他：
“孩子们不得不去杀人和被杀，两者同样可悲，”他听到神父说，“阿塔纳西奥十四岁，小华金还不满十三岁。他们杀人已有一年了，这不可悲吗？”
“是的，”近视记者吞吞吐吐地说，“可悲，可悲。我睡着了。战斗怎么样了，神父？”
“敌人在圣彼得罗大街被挡住了，”贡贝的神父说，“今天上午，在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修筑的那个街垒。”
“也就是说，在此地，在城里？”近视记者问。
“离这里三十步。”
圣彼得罗大街，那条将卡努杜斯从河流到墓地分开的街道，与大广场平行，是为数极少的、与它的名字相称的街道，离这里只有三十步，政府军就在那里。他感到冷。祈祷声时大时小，时隐时现，近视记者以为那声音停下时，又听到外面“劝世者”沙哑的声音或贝阿迪托短笛般的声音，妇女、伤员、老人、奄奄一息的人和正在射击的甲贡索人合唱的万福马利亚回答着他们。政府军的士兵们对那祈祷作何感想？
“一位神父不得不拿起步枪也是可悲的。”华金神父说，一面敲着武器，像甲贡索人那样将步枪放在膝盖上，“我从前不会放枪。马丁内斯神父也没放过枪，连杀死一关小鹿都不会。”
这是近视记者曾经见过的、在莫莱拉·西塞上校面前吓得要死、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吗？
“马丁内斯神父？”他问。
他看出了华金神父的犹疑不决。那么，在卡努杜斯还有别的神父。他想象着他们在装填弹药，瞄准射击。难道教会不是站在共和国那边吗？“劝世者”不是被大主教革除了教籍吗？各个教区不是都宣读了对卡努杜斯狂热的异教徒的谴责吗？怎么还会有神父为“劝世者”去厮杀？
“听见他们说的了吗？你听：狂热分子！塞巴斯蒂安分子！吃人的野兽！英国佬！杀人犯！是谁跑到这里来杀害儿童和妇女、砍掉人们的脑袋？是谁逼得十三四岁的孩子变成了好战分子？您好生生地在这里活着，不是吗？”
他吓得浑身哆嗦。担心华金神父会把他交给甲贡索人，叫他们出气。
“您是和‘砍头队’一起来的，不是吗？”神父补充说，“然而我们给您吃的、住的，热情款待。政府军会这样对待彼得劳、帕杰乌或若安·阿巴德中的任何一个人？”
记者用哽塞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是，是，您说得对。人们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华金神父，我发誓，我发誓。”
“他们成十成百地死去，”贡贝的神父指着街道说，“为什么？为了信仰上帝，为了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法律。这是对无辜者的又一次屠杀。”
神父会痛哭流涕、又踢又闹、绝望得在地上打滚吗？然而近视记者看到他很安详，竭力克制，低着头，听着枪炮声、祈祷声和教堂的钟声。他相信还听见了军号声。他没有打消恐惧就怯生生地向神父问起胡莱玛和矮子。神父摇摇头，作为回答。这时，他听到身旁响起一个男中音，声若洪钟：
“他们在圣彼得罗大街帮忙修街垒呢。”
在圣所的小门旁边，破碎的眼镜片模模糊糊地给他勾画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形象，不知是坐着还是跪着，反正缩在沾满灰尘的长袍里，瞪着大而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他在这里待了半天还是刚刚露面？那个怪人，半人半兽，使他茫然无措，以致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对他说。尽管从木桩的缝隙中透进一道微弱的光线，照在卡努杜斯的书记官浓密蓬乱的鬈发上，他还是几乎看不清利昂·德·纳图巴，因为阳光已经暗下来。
“‘劝世者’说的话我全记录了，”只听他用悦耳动听、节奏鲜明的声音说，尽量客气地走向记者，“他的思想、他的劝告，他的祈祷、他的预言、他的梦想。这是为了后人，好给《圣经》再添一部福音。”
“是的。”近视记者精神恍惚，喃喃地说。
“但是在贝罗山已没有纸墨，最后一支笔也折断了。不能使他的话流芳百世了。”利昂·德·纳图巴接着说，毫不苦恼。这种心安理得的表情是近视记者曾经在此地人的身上见过的，他们就是这样处世的，似乎不幸如下雨、黄昏、涨潮等自然现象，反抗它们是愚蠢的。
“利昂·德·纳图巴是极聪明的人，”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上帝把从他的腿上、背上和肩上去掉的东西都弥补在他的智慧上了。是不是，利昂？”
“对。”卡努杜斯的书记员点头称是，近视记者——利昂的那双大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确信这是真的。“弥撒缩写本和圣母祷词我读了许多遍，还有从前人们作为礼物带给我的一切杂志和书籍，我都读了许多遍。这位先生也读过许多书吗？”
近视记者感到特别别扭，真想跑出去离开这里，尽管会碰上枪弹。
“读过几年书。”他不好意思地回答，心想：“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近几个月来他发现的一件事：文化、知识、谎言、绊脚石、遮眼罩。念了那么多书，却对帮助他逃走、摆脱这个陷阱毫无用处。
“我知道什么是电，”利昂·德·纳图巴骄傲地说，“如果这位先生想学，我可以教他。而这位先生，同样，可以教我我所不懂的事情。我知道什么是原理或阿基米德定律、木乃伊是如何制成的、天体之间相距多远。”
在不同的方向同时响起了强烈的枪炮声，近视记者发现，多亏了枪炮声，那个人默不作声了。他的声音、他的接近、他的存在真叫人反感。为什么有人只是想说说话，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品德、情操以赢得同情，却使他那么不愉快？“因为我像他，”他想，“因为我和他在同一条锁链上，而他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贡贝的神父跑向外面的小门，打开，射进来傍晚的光线，照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另一些特征：深色的皮肤、瘦削的脸形、下巴颏儿上的一绺胡须、钢铁般坚毅的眼神。然而他的体形不堪入目：脸陷在两个皮包骨的膝盖里，脑后的驼背像脊背上背着一个包袱，手和脚又瘦又长，像蜘蛛的脚。一个人的骨骼怎么会折叠得那么畸形？那脊梁、肋骨和骨骼被扭得多么离奇！华金神父喊叫着和外面的人说话：敌人又发起一次进攻，有地方请求增援。神父回到房间里，记者隐约看到他拿起了步枪。
“他们从圣西皮里亚诺和圣克里斯宾进攻街垒，”他听见神父在喘气，“到基督圣堂去吧，你会受到更好的保护。再见，再见，愿圣母拯救我们。”
神父跑出去了。近视记者看见修女抓住小白羊，它吓得咩咩叫。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问利昂·德·纳图巴愿不愿意跟她一起走，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要留在圣堂。而他？他自己呢？和那怪物一起留下吗？跟那女人跑出去吗？可是她已经走了，小木房里又笼罩着一片黑暗，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枪声越来越紧。他想象着政府军通过了沙石筑成的街垒，践踏着尸体，洪水般迫近他所在的地方。
“我不想死。”他一字一板地说，感到哭都哭不出来了。
“如果先生愿意，我们立个协定，”利昂·德·纳图巴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和玛丽亚·瓜德拉多立了协定，可是她没时间回来了。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近视记者哆嗦得张不开嘴。在密集的枪声中，他听见钟声与万福马利亚悠扬的赞美声，就像一支缓慢的、时隐时现的乐曲。
“为了不被铁器打死，”利昂·德·纳图巴向他解释说，“铁器捅进喉咙，像宰牲口放血般将人杀死，对尊严是极大的侮辱。这会折磨人的灵魂。先生，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利昂等了一会儿，由于记者没有回答，他便明确地说：“一旦感觉到他们到了圣所的门口并肯定要进来，咱们就互相杀死。每人都堵住对方的嘴和鼻子，直到肺炸了为止。要不然就用手掐死或用凉鞋带勒死对方。我们立这个协定吗？”
枪声打断了利昂·德·纳图巴的话。近视记者的脑袋像开了锅，闪现出来的一切念头无论是矛盾的、危险的还是凄惨的，都加剧了他的苦恼。他们在沉默中听着枪声、奔跑声和嘈杂声。光线迅速地暗下来，他已看不清书记员的面容，只能勉强看出他朦胧的轮廓。他不能立那个协议，他办不到。一听到政府军到了，他就会叫起来，说他是甲贡索人的俘虏；就会喊救命、帮忙、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就会扑向那手足不分的怪物，按住他并把他献给政府军，以证明自己不是甲贡索人。
“我不明白，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回事？”只听记者抱着头说道，“待在这里干什么？在他们包围之前，为什么不逃跑？在老鼠洞里等着他们来杀你们，真是发疯了。”
“没处逃，”利昂·德·纳图巴说，“我从前逃过，所以才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藏身的地方，没别的地方了，现在他们连贝罗山也不放过。”
枪声压倒了利昂的声音。天几乎全黑了，对于近视记者来说，夜晚似乎来得更快。他情愿死，也不愿再过一个像前一天那样的夜晚。他产生生物惯有的、痛苦的急迫感：要待在他的两个伙伴身边。他很不理智地决心去寻找他们，一面磕磕绊绊地向门口走去，一面喊道：
“我去找我的朋友了。我要和我的朋友们死在一起。”
他推开小门，一阵凉风迎面扑来。他凭直觉意识到，在弥漫的硝烟中，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卧倒在街垒后面保卫着圣所。
“可以出去吗？可以出去吗？”他乞求道，“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可以，”有个人说，“现在枪声停了。”
他扶着墙壁刚刚走了几步，突然被什么软软的东西绊倒在地。他一爬起身，便被一个女人抱住。她很瘦，紧紧地贴在他的怀里。尽管她没开口，但光凭气味，凭她那喜出望外的劲头，他就知道那女人是谁。他一拥抱那个同样拼命拥抱自己的女人，恐惧就变成了兴奋。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分开。他们互相亲吻着。“我爱你，”他含含糊糊地说，“我爱你，爱你。对死，我已经不在乎了。”他又问起了矮子的下落，一面仍反复说他爱她。
“我们找了你一整天，”矮子抱着他的双腿说，“整整一天。你还活着，多么让人高兴啊！”
“我也对死不在乎了。”胡莱玛说。两个人的双唇仍在亲吻着。
“这是烟火匠的家。”阿瑟·奥斯卡将军突然叫道。正向他报告进攻中（按照将军的命令，进攻暂停了）伤亡情况的军官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将军指着做了一半的大爆竹，它们是用竹桶和木块做的，架在龙舌兰上，分散在住宅的四周。“就是给你们准备烟火的那个人。”
在政府军花了几乎十二个小时才攻克的那八个街区——如果那无法辨认的一堆堆瓦砾还可以叫做街区的话——中，这座被木桩隔开的单间茅屋是唯一差不多可以算是立着的，因此被选定为司令部。围在远征军司令官周围的传令兵和军官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为艰巨的一天做总结时谈论烟火。他们不知道烟火是奥斯卡将军的秘密弱点，是他童年时的怪癖顽症。在彼阿乌依时，他不放过任何一次爱国庆祝活动，让人们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燃放烟火。在来这里的一个半月中，他曾从法维拉山顶羡慕地欣赏夜晚的宗教仪式，欣赏卡努杜斯天空中瀑布般的光焰。准备如此精彩烟火的人是一位能工巧匠，在巴西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过上舒适的生活。烟火匠在今天的战斗中死了吗？他这样想着，同时倾听着或出出进进或待在那间小屋里的上校、少校、上尉报告的数字。小屋已经被阴影笼罩，他们点燃了一盏油灯。一些士兵在面朝敌人的墙壁前面堆着沙袋。
将军计算完毕。
“比预想的还坏，先生们。”他对那扇形的人群说。他胸中压抑，感到军官们在期待着。“一千零二十七人阵亡！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了二十三名军官，包括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看到了吗？”
无人回答，然而将军知道大家完全明白，这样的阵亡数字等同失败。他看到了部下的沮丧、愤怒和惊讶，有些人的眼睛灼灼闪光。
“继续进攻可能意味着覆灭。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奥斯卡将军对甲贡索人的抵抗感到震惊，估算到救国军的伤亡已极为惨重，加上泰尔和马丁内斯上校的死亡对他的打击，因而命令部队只是坚守已经取得的阵地。此时，军官中的许多人感到愤怒，将军因而担心有人会不服从命令，连他的副官，陆军第三营的平托·索萨上尉都抗议说：“胜利已唾手可得，阁下！”并非如此。阵亡三分之一，这是极高的、灾难性的比例，尽管攻克了八个街区并给狂热分子造成了损失。
他忘掉了烟火匠，开始和参谋部一起工作。他叫军官、副官和进攻部队的代表们退下，再次向他们重申坚守已克阵地，不能后退一步，筑起与敌对峙的街垒。那阻挡他们的街垒是几小时前当人们预见到城池不会失陷而建造起来的。他决定让守护法维拉山伤员的第七旅来增援“黑色战线”，这是军事行动中的新战线，已嵌入那暴乱的心脏。在油灯圆锥形的光焰下，他俯视参谋部绘图员特奥托尼奥·科里奥拉诺上尉绘制的地图，通过战报和他自己的观察了解形势。卡努杜斯已被攻克五分之一，这是从一直在甲贡索人手中的维拉庄园的战壕到被占领的墓地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墓地上的爱国力量距圣安东尼奥教堂已不到八十步。
“战线不过一千五百米长，”吉马良斯上尉毫不掩饰失望，“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包围住，连四分之一都没围住。他们能够出来、进去，接收装备。”
“没有增援，我们就不能延长战线，”卡雷诺少校抱怨说，“阁下，他们为什么把咱们扔下不管？”
奥斯卡将军耸耸肩膀。从遭到伏击那天起，一到卡努杜斯，一看到部下遭受的伤亡，他就发出了全面告急的呼吁，甚至夸大形势和局势的严重性。上级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如果我们不是三千人，而是五千人，卡努杜斯早在我们手里了。”一名军官高声自语道。
将军使他们改变了话题，他通知他们，他要去视察前线和那天上午刚刚建立的救护医院，它靠近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甲贡索人一从那里撤出，医院就建起来了。离开烟火匠的家前，他喝了一杯咖啡，听着狂热分子们的钟声和万福马利亚的合唱，那和声近得使他难以置信。
五十三岁的奥斯卡精力充沛，很少感到疲劳。从清晨五点钟部队放弃法维拉山起，他就通过望远镜注视着进攻的每一个细节。他跟在先锋营的后面，废寝忘食，喝几口军用水壶中的水就心满意足了。午后，一枚流弹打伤了他身边的一个士兵。他走出茅屋。夜幕降临，一颗星星都没有。祈祷声淹没了一切，鬼使神差般止住了最后的枪声。尽管他下达了不许在战壕里点燃火堆的指示，然而在由四名军官护卫、缓慢而错综复杂的巡视中，在蜿蜒逶迤、如象形文字般弯弯曲曲、由部队用瓦砾、黏土、石头、罐头盒和一切能利用的东西和器具筑起来的街垒——那里的士兵们背靠砖堆坐成一条线，互相挤在一起睡着，有的还起劲地唱着，或者把头伸到墙上对那些躲在碉堡后面的匪徒进行谩骂；他们之间，一些地方才相距五米，另一些地方相距五十米，有的地方简直能互相碰着，对方大概在听着吧——的多处，奥斯卡将军还是看到了火盆，一群群士兵在用残羹剩饭烧汤，热一块块咸肉或让伤兵取暖，他们烧得浑身发抖，由于不幸的状况而没能被送到救护医院。
他与营连的军官交谈。他们精疲力尽，在所有人的身上，他都发现了同样的苦恼，夹杂着惊愕。他本人也对这场令人诅咒的战争中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感到惊奇。当他向一名旗手祝贺其在进攻中的英雄举动时又重复了多次说过的话：“我是在恶时辰里领命的。”
他在盖伊马达斯与缺乏运输条件、拉车牲畜和运粮车辆的鬼问题纠缠，后来又在那里耽搁了枯燥得要命的三个月。奥斯卡将军曾听说，军方和共和国政府将远征军指挥权授予他之前已有三位现役将军拒绝接受此任务。如今他明白了为什么让他来做此事。他曾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件美差，是一件使他完美结束戎马生涯的礼物。他一边和官兵握手，交换感想，夜色使他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一边想自己是多么愚蠢，竟相信上司将他从彼阿乌依军事长官的职位上——他去那里服役，十分安静地度过了近二十年——调出是奖赏，让他在退役前去领导一次光荣的军事行动：镇压巴伊亚州复辟独裁的暴乱。不，这并非对多次不给他晋升的补偿，也不是对他的功劳的最终承认——像宣布这次新的职务时他向妻子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其他将军不愿陷进类似的泥潭玷污自己，才把这个职务授予他。一种希腊式的礼物。当然是那三位将军做得对！难道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是被培养来对付这样一场荒谬绝伦、粗暴无礼、不讲任何作战规则和章法的战争吗？
城墙的一端，士兵在屠宰一头牛。奥斯卡将军坐到一圈军官当中吃几口牛肉，和他们谈起卡努杜斯的钟声和刚刚停止的祈祷。那是这场战争中的奇闻轶事：祈祷、宗教游行、钟声和匪徒们浴血奋战去捍卫的那些教堂。他又一次感到不自在。不管怎样，那些堕落的食人生番也是巴西人，也就是说，在实质上，他和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使他不舒服。但尤其使他（一名虔诚的教徒，严格地遵守宗教法规，怀疑自己不能晋升的原因之一是顽固地拒绝成为共济会成员）厌恶的是，那些土匪撒谎自称天主教徒。那些对信仰的表达（祈祷、宗教游行和对好耶稣的欢呼）使他迷惑、痛苦，即使里萨尔多神父在部队的所有弥撒中都声色俱厉地斥责那些无耻之徒，说他们在信仰上假冒伪善，是狂热分子和亵渎神灵的人。尽管如此，奥斯卡将军在敌人面前依然无法摆脱不自在的心境。那些敌人使得这场战争与自己所期待的如此不同，把它变成了宗教战争。然而使他感到茫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那不同寻常、无法预料的对手的仇视，他们使他丢了脸，没有像他接受使命时坚信的那样一击即溃。
夜里，他穿过通向瓦沙—巴里斯救护医院的空地视察街垒归来后，对敌人更加仇恨了。归途中，他看到那些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它们参与了整个进攻，不停地向那座钟楼轰击，敌人正是从那里给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奥斯卡将军和炮兵们谈了一会儿。尽管已是深夜，他们仍在埋头挖掘工事，加固阵地。
视察过干涸河道岸边上的救护医院后，奥斯卡将军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必须克制自己，使医生、护士和危重病人看不出来。他暗暗庆幸这时的昏暗，因为提灯和篝火仅照亮他身边种种场面的一小部分。伤员们比在法维拉山时更加缺乏保护，他们像刚被运到时那样一群群地躺在泥土和碎石上。医生们向将军解释说，最糟糕的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里，大风常把红色烟尘刮进敞开的伤口，没有东西包扎，不能消毒，也不能缝合。哀怨、呻吟、哭泣和发烧引发的胡话到处可闻，臭气熏天，呛得那个陪同他的科里奥拉诺上尉突然犯了胃痉挛。将军听他一面打嗝，一面表示歉意。每走一段路，他都停下来对伤员说些热情关怀的话，拍拍这个的肩头，握握那个的手，夸奖他们勇敢，以共和国的名义感谢他们做出的牺牲。但是当他们走到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的尸体面前停下脚步时，将军沉默不语了，因为他们将在明天下葬。前者是在渡河进攻时胸部中了一枪而丧命，后者是在傍晚身先士卒攻打甲贡索人的掩体的在一场肉搏战中阵亡。人们告诉他，这位上校浑身全是匕首、矛头、砍刀制造的伤口，他的生殖器、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每当这样的时刻，听说一位出色、勇敢的军人受到那种凌辱，奥斯卡将军就想对所有被俘的塞巴斯蒂安分子说：采取灭绝政策有两层正确性：一方面，他们是强盗而不是士兵，如果是后者，他能使他们尊重荣誉；另一方面，口粮不足使他别无选择，因为若让他们饿死将更残酷，若剥夺爱国者的口粮来供养魔鬼则更荒唐。他们将重现在那位上校身上所犯下的罪行。
巡视结束时，他在一名可怜的士兵面前停下。两位护士正按着这名伤兵给他截去一只脚。外科医生蹲在那里拉锯，将军听见他要求给他擦去眼睛上的汗水，可无论如何还是看不大清楚，因为又起风了，篝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医生站起身时，将军才认出那是年轻的圣保罗人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当奥斯卡将军返回时，那大学生饱经忧患的瘦削面孔一直跟随着他。年轻的圣保罗人的忘我精神受到他的同事和患者的赞扬。几天前，这个他还不认识的青年跑来自首：“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接受处罚。”他的副官平托·索萨上尉也参加了接见。当上尉听罢医生出于怜悯而在朋友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并且知道了那军官的姓名时，脸都青了。那场面使将军颤抖起来。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用沙哑的声音说明皮雷斯·费雷拉上尉的情况——双目失明，失去双手，肉体和精神都被摧毁了，为了结束痛苦，乞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以及医生做完此事后所感到的内疚。奥斯卡将军命令他要绝对保密并继续工作，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