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莱玛？”男爵吃惊地问，“是卡龙毕的胡莱玛？”
“事情发生在可怕的八月，”近视记者岔开话题，“七月，甲贡索人在卡努杜斯挡住了政府军。可是八月，季拉德旅也开到了，又来了五千名官兵，十二个营带去几千件武器、几十门大炮，还有充足的食物。甲贡索人还能有什么指望？”
然而男爵没有听见他这番话，只是重复说：
“是胡莱玛？”男爵能看出来访者脸上的高兴劲儿，能看出他避免回答问题时表现出的得意劲儿。他还发现，这股高兴劲儿和得意劲儿是由于他提到了那女人的名字，这个话题使得他发生了兴趣，因为现在轮到男爵来强迫他非谈起那个女人不可。“就是盖伊马达斯的向导鲁菲诺的妻子？”
这一次，近视记者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另外，八月，陆军部长卡洛斯·马恰多·比登柯特也亲自从里约前来部署战斗。”记者接着说，他对男爵的急不可待感到高兴，“我们在那里不知道这些情况，不知道比登柯特元帅亲临圣多山，督办运输、给养和医院。我们当时不知道志愿兵、志愿医生、志愿护士正纷纷拥到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也不知道元帅亲自指挥季拉德旅。这一切，都是八月里的事。当时好像天都裂开了，要把大灾难降临到卡努杜斯。”
“可在那场灾难中，您是幸福的，”男爵喃喃地说，因为这正是近视记者曾说过的话，“因为那个女人吗？”
“是的，”男爵看出记者的幸福已不再是秘密，如今这种幸福的心情使记者难以启齿，难以流利地说出口“您还记着胡莱玛，这是应当的，因为她总是想着您和您的妻子，总是对你们怀着敬意和感激之情。”
如此说来，就是她，那个在卡龙毕长大、服侍埃斯特拉的细高个儿、黄皮肤的小姑娘，后来他们把她嫁给了一名诚实倔强的雇工，就是鲁菲诺。他已记不得这个人了。那个农村的野丫头，那个离开埃斯特拉的房间后可能变坏的粗人，竟和他面前这个人的命运搅和在了一起。鉴于记者确实说过诸如此类不可理解的话：“恰恰在世界开始崩溃、恐惧到达高潮的时候，虽然您会觉得这是谎言，但我开始成了幸福的人。”那种梦幻、虚构、不现实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男爵的心。卡努杜斯经常使他陷入这样的状态，那些偶遇、巧合和接触把他弄得焦躁不安。记者知道加利雷奥·加尔强奸过胡莱玛吗？他没问。想到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想到那个秘密的地域，想到那个随心所欲地使这些人与那些人接近、疏远、敌对、联合而个人和民族却无法探索的历史规律，他就困惑不解。男爵心里想，巴伊亚州腹地的那个可怜姑娘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成了搅乱他人生活的工具，这些人又是如此地不同，想都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成了导致如此不同的人——鲁菲诺、加利雷奥·加尔和眼前这个面带微笑、愉快地回忆着她的稻草人——如此坎坷的生活变迁的工具。他突然产生了想重新看到胡莱玛的念头：看看那位姑娘或许对男爵夫人有益处，夫人从前是那样地喜爱她。男爵还想起塞巴斯蒂娜正是为此才对胡莱玛怀恨在心，见她跟那向导去了盖伊马达斯才感到轻松些。
“真的，我没料到此时此刻还能听到有人谈起爱情和幸福，”男爵喃喃地说，在座位上晃动了一下，“更没想到与胡莱玛有关。”
记者又谈论起战争。
“称之为季拉德旅不是咄咄怪事吗？因为据我所知，季拉德将军从没到过卡努杜斯。还有一件更怪的事，这场战争中最怪的事：八月，新来的十二个营开始出现在卡努杜斯，但仍有信徒匆匆忙忙地赶去那里，因为他们知道，新的军队一到，包围圈将最后合围，那样一来就再也进不去了！”男爵又一次听到他那荒唐的、奇怪的、做作的哈哈大笑，只听他重复地说：“不是说出不来，请听明白，而是进不去。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们不怕死，但要死在卡努杜斯。”
“而您是幸福的……”男爵说。这人会不会比往常显得更疯癫？所有那些谈话会不会是一连串的谎言？“甲贡索人看见政府军开到了，看见他们在各个山头延长战线，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当时还能进出的通道。大炮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从东南西北向镇上轰击，但由于各组炮群相距太近，造成了互相杀伤，因此都去轰击钟楼，因为当时它还没有倒塌。”
“胡莱玛呢？胡莱玛呢？”男爵叫道，“卡龙毕的小姑娘给了您幸福，她使您从精神上变成了义民吗？”
厚厚的镜片后面，像鱼儿在鱼缸里那样，那双近视眼睛不安地眨动了几下。天色已晚，男爵已在这里待了好几个钟头，应该起身去问问埃斯特拉的情况了，自从发生那出悲剧，他还从没和她分开过这么久。然而他仍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什么。
“事情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我当时已经听天由命了。”他听到记者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对死亡吗？”男爵说，他知道来访者想的并不是死。
“我情愿不爱任何女人，也不被任何女人爱。”他猜记者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甘心当个丑陋的人、怯懦的人；甘心永远不拥抱不花钱的女人。”
男爵在皮椅上惊呆了。他的脑海里闪电般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在这间书房里讲述过那么多秘密，策划过那么多阴谋，可从没听过有人向他坦白如此意外而令人吃惊的。
“这是你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近视记者说，仿佛是在责备他，“因为毫无疑问，您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知道什么是爱情。应该有许多女人爱过您，敬过您，委身于您。您肯定能在众多的美貌佳人当中挑选自己的配偶，她们只等您一声允诺便会投入您的怀抱。您不会懂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不像您那样引人瞩目、装饰华丽、家境豪富、深得宠幸。您不会懂得一个人深知自己使女人感到厌恶、滑稽可笑，因而被排除在爱情和欢乐之外，只好去嫖妓的滋味。”
“爱情和欢乐。”男爵心烦意乱地想：生活中，这是两个令人不安的字眼、两颗倏亮即逝的流星。他觉得那两个美丽的、被遗忘的字眼从那个令人发笑、草鹭般盘着两条腿蜷缩在座位上的人的口里说出，真是亵渎神明。一个腹地的野丫头能使一个无论如何都有教养的人谈论爱情和欢乐，岂非滑稽而又荒唐？这样的字眼难道不会让人联想到因阅读、旅游和教育的指引而想象出来的豪华、高雅、情感、高贵、礼仪和智慧吗？那不是与卡龙毕的胡莱玛不相容的字眼吗？他又想到了男爵夫人，这刺伤了他的心。他努力回到记者所说的事情上来。记者又一次突然转话题，重新谈起战争。
“水用光了，”记者总像在和他吵架，“卡努杜斯的全部饮用水来自维拉庄园的水塘，就是靠近瓦沙—巴里斯河的水井。人们在那里筑起了战壕，用拳头和牙齿捍卫它们。但就连帕杰乌也无法阻止新来的五千官兵冲向那里，于是水源断了。”
帕杰乌？男爵颤抖了一下。那张像极了印第安人的脸就在那里，白中带黄，鼻子那里有一道伤疤。他站在那里，语气平静地向他宣告，要以上帝的名义焚毁卡龙毕。帕杰乌，那个象征凶恶、愚蠢的人使埃斯特拉成了牺牲品。
“是的，帕杰乌，”近视记者说，“我当时恨他。我怕他甚于怕子弹，因为那时他爱上了胡莱玛，只要动一根手指就能将她从我的手里抢去，叫我不复存在。”
记者又笑了，短暂的一笑，尖声怪气，神情紧张，最后变成带着嘶音的喷嚏。男爵对这句话漫不经心，他也仇恨那个狂热的暴徒，那桩无法补偿的罪孽的肇事者怎么样了？他感到害怕，不敢发问，害怕听说那个人得救了。记者重复着“水”这个字眼。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不再走神，终于听懂了。是的，瓦沙—巴里斯河边的水井。他非常清楚那些与河床平行的水井是什么样的：涨水的时候，水就贮存在那里，在瓦沙—巴里斯河干涸的漫长日月里常年供人、鸟、山羊和奶牛饮用。帕杰乌呢？帕杰乌呢？在战斗中死掉了？被俘了？问题到了嘴边，他却没有提出。
“应该理解那些事情，”这时近视记者自信地、用力地、愤怒地说着，“当然，我几乎没有见到他们，我也没能理解他们。”
“您在说谁？”男爵说，“我走神了，糊涂了。”
“妇女和小鬼，”近视记者接着说，“大家称呼他们小鬼。政府军占领水井后，小鬼和妇女夜间一起去偷几桶水，好让甲贡索人能继续战斗。只有女人和孩子去偷。还有，吃的就是那肮脏的剩饭。您听明白了吗？”
“我该表示惊讶吗？”男爵说，“我该表示钦佩吗？”
“您应该尽力去理解，”近视记者喃喃地说，“是谁这样部署的？是‘劝世者’、若安·阿巴德还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明知道水塘那里有大量官兵等着向他们瞄准射击，明知道派去十个只有一两个能回来，可谁决定非得让妇女和儿童爬到维拉庄园去偷水？谁决定战士们不必做这种低级的自杀而只有战死这种高级形式才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男爵看到他又在郁悒地搜寻着自己的视线。“我怀疑既不是‘劝世者’也不是首领们。这是自发的、不约而同的、无名者的决定，否则没人遵守，也不会如此自信地走向刑场。”
“真是一群狂热分子，”男爵说，意识到自己话中的轻蔑口吻，“狂热的思想推动着人们去这样干。英雄主义的理由并不总是崇高的。偏见、心胸狭窄、愚蠢的思想也可以是理由。”
近视记者盯着男爵，前额沁出汗水，似乎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回答。男爵以为会听到某种不入耳的话，却只见记者点头赞同，仿佛要甩掉优越感。
“可想而知，那是士兵们难得的体育活动、烦闷生活中的消遣，”他说，“他们埋伏在维拉庄园，等候着月光将匍匐着前来打水的人影暴露出来。我们听着枪声，听着子弹打穿罐头盒、器皿和锅子的响声。黎明时分，水塘里塞满了尸体和重伤员，但是，但是……”
“但是，您根本没看见。”男爵打断了他。记者说话时的激动神情深深地触怒了他。
“胡莱玛和矮子看见了，”近视记者说，“我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听得见妇女和小鬼带着铁盒、水壶、坛子和瓶子动身去维拉庄园，和自己的丈夫或父母告别，互相祝福，约定在天堂见面。他们活着回来时，我听得见那里发生的事情。铁盒、水桶、坛子里的水不是给半死的老人和渴得要命的婴儿喝的。他们到战壕去给那些还能拿得动步枪、能坚持战斗几小时或几分钟的人喝。”
“那么您呢？”男爵说，近视记者谈及义民时那副既崇敬又恐惧的神情使他的不快越来越强烈，“您怎么没有渴死？您不是战士，对吗？”
“我想过，”记者说，“在这段经历中，按照正常逻辑，我该在那里死好几回了。”
“爱情是不能解渴的。”男爵有意伤害他。
“是不能解渴，”对方附和道，“但可以增强忍耐力。不过，我们也喝一点东西，是能吸出水的东西，各种鸟的血，哪怕是兀鹫的血。我们嚼树叶、树枝、树根，嚼一切有汁液的东西，当然还有尿。”他寻找着男爵的目光，后者又想：“好像在谴责我。”
“您不知道吧？即便是一个不需要液体的人也撒尿，这是那里的一个重要发现。”
“请谈谈帕杰乌，”男爵说，“他怎么样了？”
近视记者吃惊地滑到地上。谈话过程中，他好几次滑到地上。男爵寻思这姿势的变化可能是由于他心中不安或肌肉失去控制。
“您说他爱上了胡莱玛？”男爵固执地问道。突然，他有一个荒唐的念头：他原先的卡龙毕侍女可能是腹地唯一的女人，是注定不幸的女性，去卡努杜斯的所有男人迟早会坠入她无意识的摆布。
“帕杰乌为什么不把她带走？”
“也许是由于战争，”近视记者说，“帕杰乌是首领中之一。随着包围圈逐渐缩小，他越来越忙。而且我想，可能兴致少了。”
他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男爵推测，这一次他的笑声不会变成喷嚏，而要变成哭泣了。但是二者都没有出现。
“所以我常常希望战争持续，甚至恶化，好让帕杰乌不得空闲，”他吸了一口气，“我希望战争或什么东西将他杀掉。”
“他后来怎样了？”男爵依然不放过这个问题，可对方并不理睬。
“可是，即便打仗，他也完全能将她带走，让她做自己的老婆，”记者望着地面，思考着，想象着，“其他的甲贡索人不是也干那件事吗？在枪炮声中，在夜里或白天，不是听到过他们在吊床上、简陋的床上或地上玩自己的女人吗？”
男爵感到脸发烧。他从来不曾容忍这些在男人间司空见惯的话题，就连在他最要好的朋友间也不曾。谁要是不停地谈这样的话题，他就叫他住口。
“所以打仗不是原因，”记者转过脸来看看他，好像想起男爵还在那里，“帕杰乌成了圣徒，看到了吗？人们都这样说：他变成了圣徒，天使吻了他，抚摩了他，感召了他。”男爵几次表示赞同。也许他不愿强行占有她，这是另一种解释，无疑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也许就是这样。
“他希望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安排行事，一切都符合教义后，再同她成亲。我听到过他向她求婚的事。大概是这样吧？”
“他后来怎样了？”男爵慢慢地又一次问，加重了语气。
近视记者紧紧地盯着他。男爵看出了他的惊讶。
“是他烧了卡龙毕，”男爵缓缓地解释说，“是他……死了吗？怎么死的？”
“我想他是死了，”近视记者答道，“他怎么会不死？他、若安·阿巴德、若安·格兰德，这些人怎么会不死？”
“您没死，而且按照您跟我说的，比拉诺瓦也没死。他能逃跑吗？”
“他们不愿意逃，”记者难过地说，“他们愿意进去、留下并死在那里。比拉诺瓦是个例外。他不愿意离开，尽管人家命令他那样做。”
因为记者无法向他证实帕杰乌是否已经死了，男爵想象着帕杰乌重操旧业，再次自由自在地领着一伙强盗四出造孽，在塞亚拉、贝尔南布戈或更远的地方为他那无休止的罪恶历史增添新的篇章。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劝世者”低声说。圣所里于是像触了电。“他说话了，说话了。”贝阿迪托想，激动得毛骨悚然，“赞美圣父，赞美好耶稣。”他和玛丽亚·瓜德拉多、利昂·德·纳图巴、华金神父和圣诗班的信女一起拥向那张用棍棒支起来的木床。在黄昏微弱的光线下，大家的眼睛一齐盯着那张阴沉的、拉长的、毫无表情地依然闭着眼睛的脸。的确不是幻觉：他说话了。
贝阿迪托看到那瘦得连嘴唇都没有了的可爱的嘴张开，重复说着：“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大家明白了，一齐说：“是，是，神父。”并一齐拥向圣堂的门口，叫天主卫队去叫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来。好几个人在工事石堆和土袋之间奔跑着去了。这时，枪声停了，贝阿迪托回到了“劝世者”的床头：他又沉默了，安详地仰卧着，闭着双眼，手和脚都露在外面，骨骼在深紫色长袍下突出来，一道深深的皱纹显示了他可怕的消瘦程度。“他更像幽灵而不是肉身了。”贝阿迪托想。圣诗班的队长因听到他说话而受到鼓舞，给他端来了一点牛奶，只听她满怀虔诚和希望喃喃地说：“神父，你想喝一点吗？”这些日子里，她这样问过他许多次，但这一次与往常不同，“劝世者”沉默不语，瘦骨嶙峋的脑袋摇了摇，以示不要，灰色长发乱蓬蓬的。一股幸福的热血温暖着贝阿迪托的心。他活着，会活下去。这些日子里，尽管华金神父定时去给他摸脉搏，听心跳，告诉他们他还在呼吸，尽管他身上仍不断分泌出那种脓液，可是在他的沉默和毫无动静面前，贝阿迪托难免会想：“劝世者”的灵魂早已升天。
一只手从地上拉了他一下。他看到了利昂·德·纳图巴那双闪亮的、渴望的大眼睛透过蓬乱的头发盯着他。“他会活下去吗，贝阿迪托？”贝罗山的书记员是那样心焦，贝阿迪托几乎想哭出声来。
“会，会的，利昂，为了我们，他会活下去，会活很久。”
然而他知道不会。在他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对他说，这已经是那个人的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了。那个人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圣堂里所有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所有在外面的洞穴和战壕里死去、挣扎、战斗着的人的生活，整个贝罗山变成了战壕和洞穴。他知道末日到了。从维拉庄园失陷、“劝世者”在圣堂里昏厥那一刻他就知道了。贝阿迪托会解释各种象征，别人看不出来的那些巧合、意外和偶然现象中的秘密信息，他都能看破。他有一种直观能力，使他在一无所知、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能立刻看出现象后面的深刻变化。那天他在圣安东尼奥教堂，开战以来，那里已变成了救护站，他正在为当地的伤员、病号、产妇和孤儿念《玫瑰经》。他提高嗓门，好让流着脓血的患者和半死的人能在枪炮轰鸣中听到他祈祷的“万福马利亚”和《天主经》。那时他看到一个小鬼和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同时从尸体堆跑进来。小鬼先开口：
“狗子们进了维拉庄园，贝阿迪托，若安·阿巴德说要在殉道者大街的街角筑一道高墙，因为那些不信神的家伙现在可以从那里随便进来。”
小鬼还没转过身，那个从前会“行云布雨”的女人的声音比脸色更可怕，跑进来悄悄对着贝阿迪托的耳朵说出一个他已预感到更加严重的消息：“‘劝世者’病倒了。”
“像那天早上一样。”已经有十几天了——贝阿迪托双腿发抖，口干舌燥，胸口发闷，花了好大劲才使双脚迈动，跟在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后面跑。他跑得气喘吁吁，来到圣堂时，“劝世者”已被抬到了床上，睁开了眼睛，安详地看着受惊的信女们和利昂·德·纳图巴。事情发生在“劝世者”祷告几小时之后，当他像往常那样欠起身，双臂一伸，突然摔倒在地。信女们、利昂·德·纳图巴、玛丽亚·瓜德拉多看到他把一只膝盖跪到地上时是那么费力：他先用一只手，然后用另一只手帮助自己，由于吃力或站立时的疼痛而脸色苍白。突然，他再次像一口袋骨头似的倒在地上。已经有十来天了？那时候，贝阿迪托领悟了：大限到了。
自己为什么那样自私？“劝世者”安息了，要去接受他在此地的所作所为的报答了，自己怎么反倒不高兴？难道不应该唱一曲上帝的赞歌吗？应该，可他做不到，他的灵魂受了刺激。“我们成了孤儿。”他这样想。那时，从“劝世者”身下的木床发出的细微声音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并没有传来圣徒身体动弹的声音，然而玛丽亚·瓜德拉多和信女们已经跑到他的身边，撩起了神父的长袍，给他弄干净，恭顺地收拾着。贝阿迪托想，那不是粪便，因为粪便是肮脏、不洁净的东西，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那样。十几天来，他不停地排泄出来的、稀稀的液体怎么会是肮脏、不洁净的？难道这几天“劝世者”吃了什么吗？他的器官里有什么不洁净的东西要排泄吗？“那流出来的是他的精华，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是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从那件事的一开头，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突发的、柔和的、长长的声音中，在那伴随着腹泻、无休止的症状中，有一点神秘的、神圣的东西。他猜到了：“那是恩赐，不是粪便。”他非常清楚地懂得了圣父、圣灵、好耶稣、圣母或“劝世者”本人想叫他们经受的考验。他怀着幸福的心情向前一步，将手从信女们中间伸过去，将手指头在排泻物中蘸湿，一面唱着赞美诗，一面送到口边：“圣父，你愿意你的奴隶这样接受圣餐吗？这不是给我的甘露吗？”圣诗班的所有信女都像他那样领了圣餐。
圣父为什么让“劝世者”忍受那种煎熬？尽管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是神赐圣物，但为什么让他临终前不停地排泻？利昂·德·纳图巴、玛丽亚·瓜德拉多和修女们不明白。贝阿迪托为他们解释并开导他们：“圣父不愿意他落到狗崽子们手里。把他带走，是为了他不受屈辱。但是天主不愿我们以为他脱离了痛苦和惩罚，因此赎罪前叫他受苦。”华金神父说他开导得好——他也怕“劝世者”之死会引起思想混乱，使人们发出不恭的抗议，做出有损于他灵魂的反应。魔鬼在暗中窥伺着，不会放过任何可乘之机。
他发现枪声又响起来：激烈，密集，四面八方响成一片。这时，圣堂的门打开了，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站在那里。和他一起来的有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若安·格兰德，一个个精疲力竭，汗水淋淋，带着火药气味，却精神焕发：他们知道“劝世者”说话了，他活着。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来了，主啊。”利昂·德·纳图巴说，踮起脚尖凑到“劝世者”面前。
贝阿迪托屏住了呼吸。挤满了房间的男男女女——是那样拥挤，一抬手就得碰上周围的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张无唇无齿的嘴巴和那张死人般的脸上的动静。他要说话吗？要说话吗？尽管外面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但贝阿迪托又一次听见了那独特的细微响声。玛丽亚·瓜德拉多和信女都停下，给他清理。大家一动不动，俯身在床前，等待着。圣诗班的领队将嘴凑到他那被灰发盖着的耳边，重复说：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来了，神父啊。”
他的眼皮微微一动，嘴半张开。她明白他在为说话而挣扎，虚弱和痛苦使他发不出任何声音，因而在请求上帝赐予他那个恩惠，他可以为此而接受任何磨难。她又听到了那可爱的声音，那样微弱。所有人的头都凑到跟前听：
“你在这儿吗，安东尼奥？听得见我的话吗？”
从前的商人比拉诺瓦单腿跪在地上，捧起了“劝世者”的一只手，虔诚地吻着：“听得见，听得见，神父啊。”他浑身冒汗，头脑发涨，四肢颤抖，心口发闷。比拉诺瓦感到朋友们在羡慕自己。为什么偏偏叫他？为什么是他而不是贝阿迪托？他为这种想法而自责，并担心“劝世者”叫别人出去而和他单独谈话。
“安东尼奥，你以见证者的身份去周游世界吧，别再回到这个包围圈里来了。我和羊群留在这里。你到外面去吧。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吧，去教那些忘记学习的人做加法吧！愿圣灵引导你，天主保佑你。”
比拉诺瓦带着啼笑皆非的表情抽泣起来。“这是他的遗嘱。”贝阿迪托想。他十分清楚此时此刻的严峻形势及其影响。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将被处于各种环境下、属于各个不同种族、操各种语言的人牢记几年、几百年，还将被尚未出生的人永远牢记。比拉诺瓦一边拼命吻着那皮包骨头的手指和长长的黑手掌，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请求“劝世者”不要打发他离开。应该提醒他，此时此刻是不能对“劝世者”的遗嘱进行讨论的。贝阿迪托走上前，将一只手放到他朋友的肩上，亲切的压力就足以使他安静了。比拉诺瓦用哭红了的眼睛看着他，求他帮助，求他说情。“劝世者”沉默不语。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又一连两次听到他排泄时发出的微弱声音。他想过许多次，每次排泄时，“劝世者”是否会感到绞痛、刺痛、牵动内脏的痉挛？魔犬是不是在咬他的肚子？现在他知道的确如此。他放屁时，憔悴的脸上微微露出的怪相足以表明：这是伴随着火烧与刀绞般的煎熬而发生的。
“将你全家带走，免得寂寞，”“劝世者”声音微弱地说，“把华金神父带来的朋友也带走。让他们各自努力逃生，像你一样，孩子。”
尽管贝阿迪托着迷地听着“劝世者”的话，但还是察觉到了帕杰乌脸上紧张的表情：那道伤疤好像肿胀起来、裂开，嘴巴颤动着要问什么，甚至表示异议。他大概在想，他要娶的那个女人要离开贝罗山了。妙极了。贝阿迪托明白了，为什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劝世者”想起了受华金神父保护的外乡人。为了拯救一个信徒！为了将帕杰乌的灵魂从那个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堕落的女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或者仅仅对卡波克洛人进行考验？或者想让他以苦难来赢得宽恕？帕杰乌仍然不露声色，铁青着脸，平静、安详、毕恭毕敬，手里拿着牛皮礼帽，望着病床。
现在贝阿迪托确信那张嘴不再说话。“只有他的另一张口说话了。”他想。十几天来，那不断水泻、排气的肠胃意味着什么呢？想到那些响屁和水泻中留有给他的信息而他可能误解或没听到，就十分苦恼。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偶然性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有深刻的含义，都有根源，其结果总是归到上帝那里。如果能达到相当圣洁的程度，就能预见上帝在世上建立的神秘秩序。
“劝世者”又沉默了，好像从来没讲过话。华金神父在床头的一角动着嘴唇，默默地祈祷。大家的眼睛都闪着光，谁也没动一动，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圣徒已经说了要说的话。大限到了。贝阿迪托怀疑从白羊被一枚流弹打死时起——那是在讲道之后，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拉着小白羊陪“劝世者”回圣堂时发生的——那个时辰就临近了。那是“劝世者”离开圣堂的最后几次中的一次。“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已经在橄榄园里了。”那时，每天下午，“劝世者”以超人的努力离开圣堂，爬上讲台去祈祷、布道，但他的声音只是窃窃私语，他身边的人几乎听不清楚。贝阿迪托本人在天主卫队的活动墙壁内只听到零散的单词。当玛丽亚·瓜德拉多问他要不要把那只因他的抚摩而变得神圣的小动物埋在圣堂里时，“劝世者”回答说“不用”，吩咐把它给天主卫队食用。
这时，“劝世者”的右手动了，他在寻找什么？骨节突出的手指抬了起来，又落在干草垫上，收拢，伸开。他找什么？他要什么？贝阿迪托在玛丽亚·瓜德拉多、若安·格兰德、帕杰乌和信女的眼睛里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焦灼不安。
“利昂，在吗？”
贝阿迪托感到胸部被刺了一刀。他真想献出一切好让“劝世者”呼唤自己的名字，让“劝世者”的手也伸向自己。利昂·德·纳图巴直立起来，将披头散发的大脑袋向那只手凑过去吻它。但是那只手没给他时间，因为他一感到那张脸靠近，就很快摸过去，将手指伸进浓密的散发中。泪水模糊了贝阿迪托的眼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变得朦胧了，不过他用不着看，就知道“劝世者”在利昂·德·纳图巴的脑袋上给他搔痒、灭虱，用最后的力气抚摩他，像几年来他所看到的那样。
震撼圣堂的，雷鸣般的怒吼使得贝阿迪托闭上眼睛，缩成一团，在雪崩似的石块面前举起双手。在一片黑暗中，他听到了喊叫声和跑动声。他想自己是不是死了，发抖的是不是自己的灵魂。终于听到若安·阿巴德说话了：“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倒了。”他睁开双眼。圣堂里布满灰尘，一切都挪动了位置，闪开了一条通向病床的通道，人们知道什么在等着他们。灰尘中，贝阿迪托看见那安详的手放在利昂·德·纳图巴的头上，后者依然原地跪着。他还看见华金神父将耳朵贴在“劝世者”瘦削的胸脯上，过了一会儿，神父直起身，脸色难看地说：
“他将灵魂交给上帝了。”他的声音很轻，但对在场的人来说，这句话比外面猛烈的枪声更震撼。
没有人放声大哭，没有人跪倒在地。大家都变成了泥塑木雕，互相躲避着目光，似乎目光相遇时会彼此看到污秽，会在这最终的时刻、在眼睛里留下深深的耻辱。灰尘从房顶和墙壁上撒下来，贝阿迪托的耳朵像是旁人的，继续听着外面、远处和近处的叫声、哭声、奔跑声、吱呀声、呐喊声以及战壕里的官兵为欢呼炮击了那么久的教堂钟楼终于倒坍而发出的怒吼声。战壕的所在地就是原先圣彼得和圣西皮里亚诺街道和旧墓地。贝阿迪托的头脑像是别人的，想象着和钟楼一起倒下去的几十名天主卫队的汉子、几十名伤员、病号、残废、产妇、初生婴儿和百岁老人。此时此刻，他们将在砖坯、石头和房梁下被压扁、压碎、压伤而死去。他们要么得到了拯救，光荣的躯体登上了殉道者通向圣父的宝座；要么在废墟里、在可怕的痛苦中挣扎。然而，实际上，贝阿迪托既没听也没想。世界已空洞无物，他已经没有肉体，没有骨骼，成了一根在深渊的旋涡中飘浮、无人关心的羽毛。他看到——就像是用别人的眼睛看到——华金神父从利昂·德·纳图巴的头发中拿下“劝世者”的手，将它和另一只手放在遗体两侧。于是，贝阿迪托开始用低沉、浑厚的语调说话，他曾用这种语调在教堂和宗教典礼中唱过圣歌。
“我们把他送到他吩咐修建的圣堂里，为他守灵三昼夜，好让大家都瞻仰他。我们安葬他的葬仪要经过贝罗山的所有住宅和街道，好让他的身体最后一次从城市中清除魔鬼的污秽。我们要把他安葬在好耶稣圣堂的祭坛之下，要将他亲手在沙漠中制作的十字架立在他的坟墓上。”
他虔诚地画十字。大家也都画十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病床。贝阿迪托听到的第一声抽泣是利昂·德·纳图巴发出的，那畸形的、不协调的小小身躯由于痛苦而整个儿抽搐起来。贝阿迪托跪下了，大家也都跪下了；这时又听到了其他的抽泣声。但这时华金神父在用拉丁语祈祷，这声音响彻了整个圣堂，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将外面的声音淹没了。他一面祈祷，一面两只手一起慢慢地活动，使自己的听觉、视觉、身躯和那似乎已经失去了的世俗生活恢复正常。贝阿迪托自从小时候听莫拉埃斯神父说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不能成为教士以来，从来没感到像现在这样绝望过。“父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们？”“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他想起了圣徒在本巴尔给他系在腰上的铁丝。他还带着，已经生锈、变形，和他的肉长在一起，都说这是宝贵的圣物了，就像圣徒在所到之处曾触摸过、穿过或说过的其他东西。
“不能那样做，贝阿迪托。”若安·阿巴德坚定地说。
街道司令跪在他身旁，眼睛肿了，声音也变了，但是话语中有一种果敢的自信：
“我们不能将他运到好耶稣的圣堂，也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安葬。贝阿迪托，我们不能当着人们的面那样做！你想在他们的脊背上砍一刀吗？你要告诉人们，他们即使没有了弹药和粮食也依然为之战斗的那个人死了吗？你要做那么残酷的事情吗？那不是比敌人的恶行更坏吗？”
“贝阿迪托，他说得对，”帕杰乌说，“我们不能跟他们说他已经死了。现在不能说，此时此刻不能说，要不然就全完了。人们会惊慌失措，会发疯。我们若想让他们继续战斗，就不能声张。”
“不单是为了那个。”若安·格兰德说道。这是最使贝阿迪托吃惊的声音，那个腼腆的大个子什么时候开口发表过意见？一向不都是逼他他才开口吗？“难道狗子们不会以天下最大的刻骨仇恨来寻找他的遗体进行侮辱吗？谁都不该知道他埋在哪里。贝阿迪托，你想让异教徒们找到他的身体吗？”
贝阿迪托觉得牙在打战，像在发烧。的确，他极力想为可爱的师尊举行其当之无愧的守灵和葬礼时竟忘了狗子们近在咫尺，而且真的会像饿狼般扑向猎物。现在他明白了——好像屋顶裂开，进来了一道耀眼的光线，天主在中间照亮了他——为什么上帝偏偏在此时将他带走，明白了信徒们的义务：保存他的遗体，不让魔鬼玷污。
“对，对，”他情不自禁而又内疚地叫了起来，“请原谅，痛苦把我搞糊涂了，也许是鬼迷心窍了。现在我懂了，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不说他死了，就在这里为他守灵，就把他葬在这里。我们为他挖墓，除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是上天的旨意。”
片刻前，由于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若安·格兰德反对殡葬仪式，贝阿迪托还对他们颇为不满，这时反而感激他们，因为他们帮助他解开了那信息之谜。他那矮小、瘦削、虚弱的身体立刻充满了活力，急不可待地奔走于信女和信徒之间，一边推搡着他们劝他们不要啼哭，一边催促他们打破这魔鬼安排的麻痹人心的圈套，央求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拿起尖镐和铁锹，为“劝世者”开挖墓穴。“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他吓唬大家。
就这样，他感染了大家。他们站起身，擦干眼泪，打起精神，互相看着，用胳膊肘碰碰，点头同意。若安·阿巴德以一贯的实干精神，向为捍卫圣堂而战斗在街垒中的人编造了一个并无恶意的谎言：他们要像在贝罗山诸多住宅里所做的那样，开一条联结战壕和房屋的地道，以防狗子兵包围圣堂。若安·格兰德出去拿了几把铁铲回来，他们立刻动手在床边挖起来。其他人也跟着这样干，四人一组，轮流换班，一放下铁铲就跪下祈祷。这样一连干了几个小时，不觉外面天色已黑。世人之母点起油灯，外面的枪声和或仇恨或欢乐的喊声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伴随着坑穴加深，每当有人在堆积起来的泥土金字塔旁发问，贝阿迪托总是说：“再深点，再深点。”
当灵感告诉他深度已经够了的时候，所有的人，首先是他，都精疲力竭了，头发和皮肤上全沾满了泥土。贝阿迪托抬起“劝世者”的脑袋，玛丽亚·瓜德拉多抬起一条腿，帕杰乌抬起另一条腿，若安·格兰德和华金神父各抬起一条胳膊，将“劝世者”的遗体抬起来，让信女们将一张草席放在他身下裹尸。这时，贝阿迪托觉得即将来临的时刻将是一场梦。将遗体放好后，玛丽亚·瓜德拉多将一个金属的受难耶稣像放在他胸部，这是装饰圣堂墙壁的唯一物件；还有一串黑色念珠，这是从他们认识“劝世者”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他的遗物。他们再次将裹着草席的遗体抬起来，若安·阿巴德和帕杰乌在坑底接着。当华金神父用拉丁文祈祷时，他们又轮班干起来，用铲土的锹声为祈祷伴奏。在那因光线昏暗而变得更加浓重、梦一般的异样感觉中，贝阿迪托看到，就连利昂·德·纳图巴也在其他人的腿之间跳来跳去，帮着为坟墓填土。他干活时抑制着悲痛。人们都说，这简朴的守灵和既不写姓名也不立十字架的可怜坟墓肯定是像“劝世者”生前那样贫穷简朴的人自己要求的。然而当一切都已结束，圣堂又和从前一样——放着那张空床——的时候，贝阿迪托哭了。他在哭声中感到别人也在哭。片刻之后，他克制住了自己。他低声要求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发誓，不管受到怎样的酷刑都不说出“劝世者”安息的地方。他领他们宣誓，一个一个地进行。
胡莱玛睁开眼睛，依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就像昨天夜里、前天和大前天那样。直到那天下午之前，时光都是混淆不清的。那天下午，她在圣堂门口找到了近视记者——她本以为他已经被埋在仓库的废墟下面。他扑到自己的怀里，她听见记者说他爱她，而且她说自己也爱他。真是这样，不论怎样，自从她说出口以后是这样的。从那时起，尽管战争在她周围持续进行，饥饿和干渴比子弹的杀伤力更大，胡莱玛却是幸福的，比她平生记得的任何时候更幸福，比她和鲁菲诺成亲时更幸福，比她在卡龙毕、在男爵夫人埃斯特拉的庇护下那令人怀念的童年时代更幸福。她真想扑到圣徒脚下，感谢他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这个变化。
附近响着枪声——整个夜里——她在梦中就听见了，然而她没有察觉到圣婴耶稣街上的动静，没有察觉到人们的奔跑和呐喊，也没有察觉到人们在疯狂地搬运石头、沙袋，挖掘坑道，推倒屋顶和墙垣，筑起掩蔽工事。这是最近几周里——在卡努杜斯从一道接一道的街垒和战壕后面不断退缩，政府军不断攻占房屋、街道和巷口，包围圈不断向教堂和圣所逼近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干的。然而这一切对她都无关紧要：她是幸福的。
是矮子发现那间嵌在宽敞住宅中间的木栅小房已经没有主人，它坐落在圣婴小巷，连接着大广场和通向圣母教堂的蜿蜒街道。大广场上有若安·阿巴德亲自率领、甲贡索人守卫的三重街垒；教堂街变成了愈加拥挤的卡努杜斯的北部防线，已被攻陷的莫坎波的黑人和米兰德拉及罗德拉斯为数不多的幸存卡里里人向这方面撤来。现在印第安人和黑人同甘共苦，在圣母教堂街道的坑道和工事里和彼得劳率领的甲贡索人合在一起。这些义民退至此地前曾先后在科罗罗波、特拉波波和郊外的庭院及畜栏里阻击政府军。胡莱玛、矮子和近视记者搬进这间小房子时看到一个叉开双腿的老人的尸体躺在毛瑟枪上，躺在那个地方唯一的房间里的坑穴里。此外还有一口袋炒面和一罐蜂蜜，已经节俭地吃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少出去拖运尸体，那些尸体需要拖到被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改成墓穴的几眼井里；他们也不去帮忙修筑掩体和战壕，这对所有人来说是比战斗本身更花时间的事情。人们在房屋的里里外外挖了那么多壕沟，可以在整个贝罗山残存的地盘里——从住宅到住宅，从街道到街道——如鼹鼠和蜥蜴那样钻来钻去而不必爬到地面上。
矮子在她背后动弹，问记者是不是醒着。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听见了他的鼾声。他们三个一个挨一个地睡在狭窄的坑道里，几乎挤不下。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躲避轻而易举地穿透木桩和泥墙的枪弹，还因为夜间气温下降，不得不挨饿的肌体被冻得发抖。胡莱玛仔细端详着近视记者的脸庞，他侧身睡着，紧贴着她的胸膛；嘴半张着，一丝涎水像透明的细蛛丝挂在嘴唇上。她将自己的嘴向前凑，不惊醒他，轻柔地吸吮了那涎液。现在近视记者的表情是宁静的，醒着时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情。她想：“现在他不害怕了。”她想：“小可怜儿！我若能打消他的恐惧，若能做点什么事情使他不再受惊，该多好呀。”因为他曾向她吐露过，即便是同她在一起的时刻也总是不能打消恐惧，它像一摊污泥折磨着他的灵魂。尽管现在她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那样爱他，尽管她已经像一个女人属于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样属于他，胡莱玛仍像从前那样照顾他、娇惯他，在精神上哄着他，像母亲对儿子那样。
近视记者的一条腿伸了伸，蹬了一阵，伸进了她的双腿间。她闭上了双眼，保持安详，尽力听着枪声，想着战争近在咫尺，想着萨德林哈姐妹、卡塔利娜和其他女人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照顾伤病员，在仅剩的两个救护站里照料刚刚出生的婴儿，想着整天往坑穴里搬运死尸的老人。这样，她终于克制住了那种感情，那种在她的生活中如此新鲜的感情。“我疯了吗？”她想，“中魔了吗？”面临死亡，她却在用思想造孽。尽管她从前曾被两个男人占有过，可只在现在她才发现，在这个男人的怀抱里才是幸福的。不幸和战争（或者是魔鬼？）将他置于她的道路上。她紧贴着睡在自己身旁的人，尽力把身体贴在他的身体上。在她背后，矮子又动弹了，她感觉到那弱小的、蜷缩着的、寻找着温暖的身体。
枪声突然加剧，好像就在房子里、头顶。几秒钟内，坑道里充满了泥土和灰尘。胡莱玛缩成一团，闭着眼睛。她等待着，等待着枪声、爆炸、击中、倒塌。但是片刻后，枪声远了。她再睁开眼睛时看到了那白色的、湿漉漉的目光好像在慢慢地泻到她的身上。那个可怜的人已经醒来了，又一次吓得要死。
“我以为是噩梦。”矮子在她背后说，欠起身，将头探到坑道的边沿。胡莱玛也跪着张望，近视记者依然躺在那里。许多人沿着圣婴耶酥街向大广场跑去。
“怎么了？怎么了？”只听近视记者在她脚下问，“看到什么了？”
“看到很多甲贡索人，”矮子抢先说，“从彼得劳那边来的。”
这时，房门开了，胡莱玛看见门口有一群人，其中一个就是政府军到达那天在科罗罗波的山坡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甲贡索人。
“来呀，来呀，”他向三人喊叫，大嗓门压过了枪声，“来帮忙。”
胡莱玛和矮子帮助近视记者出了坑道，把他领到街上。她一向习惯于自动地去做某个有权有势的人让她做的事，就像眼下这样，可以毫不费力地摆脱被动地位，同别人一道并肩干活而不问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但是和这个一起在圣婴街上跑的人待在一块儿，情形就不同了。他要知道前后左右发生的一切，要知道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于是她只好去打听明白，以满足他那像恐惧同样强烈的好奇心。那个科罗罗波的年轻甲贡索人向他们解释说，从今天清晨起，狗子兵开始攻打公墓战壕，敌人已经发动了两次进攻，虽然未能攻下，却占据了巴乌蒂斯塔街口，这样就能从背后包抄好耶稣圣堂。若安·阿巴德决定在公墓战壕和教堂之间筑一道新的街垒，以便帕杰乌不得已时能继续后撤。他们在集结人手，为此，他们这些本来和彼得劳一起在圣母教堂街的人到这里来。年轻的甲贡索人跑到前面，加快了脚步。胡莱玛感到近视记者在喘气，看到他在大广场的石头和坑穴之间磕磕绊绊，她相信，他一定和自己一样在想着帕杰乌。现在，他们的确要和帕杰乌相遇了。她感到近视记者紧握她的手，她也以紧握来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