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请跟我来！”乔尼·阿贝斯说着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后排就是卫兵和囚犯。“罗伯托，你跟在我们后面！”
两辆吉普车开出了监狱大门。一上海岸公路，暴风雨就来了，夜空里充满了雷鸣和闪电。暴雨把他们浇了个透湿。
“下吧，下吧！浇湿了也不怕，”上校说道，“大雨可以驱散热气。农民正盼着来点雨呢。”
他不记得路上跑了多少时间，但是路程肯定不长，因为他刚好记得吉普车停在胡安娜大街上以后，他们走进普莎·威迪尼的妓院时妓院客厅的挂钟显示正是夜里十点。整个事件，从中尉去接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到把事情办完，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阿贝斯·加西亚离开了公路，吉普车跳了一下，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摔倒在布满蒿草与乱石的荒地里。后面紧跟的少校的吉普车用大灯照着穿行的上校和汽车。外面很黑，但中尉知道他们是在沿着海岸线前进，因为海浪的轰鸣声早已在敲击着他的耳鼓了。中尉觉得他们是在绕着卡莱塔的小码头转圈子。吉普车刚一停下，雨就停了。上校跳下车，阿玛迪多也跟着跳下来。两个卫兵训练有素，不等长官下达命令就把囚犯推下了车。借助一道闪电，中尉看到那个被堵住嘴的家伙没有穿鞋。整个行车过程中，这个囚犯一直很温顺，可是刚一下车，仿佛终于意识到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开始挣扎、咆哮，拼命要挣脱捆绑并吐掉嘴上堵的东西。阿玛迪多在此之前不想看这个犯人，但现在他注意到他头部摇晃的动作，知道他想让嘴巴自由，想说点什么，可能是要他们手下留情，也许是要破口大骂。中尉想：“如果我掏枪向上校、少校和两个卫兵开火，把犯人放跑，那会怎样呢？”
萨尔瓦多说：“那礁石上的死尸就不是一具了，而是两具。”
“雨停了，还不错，”少校菲盖罗阿·加里翁边下车边抱怨道，“他妈的，我浑身都湿透了。”
“中尉，您带枪了吗？”阿贝斯·加西亚上校问道，“别让这个可怜虫多受罪了！”
阿玛迪多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站到囚犯身边。两个卫兵放开犯人，走到一边去了。那家伙没有撒腿就跑，这出乎中尉的意料。大概是两条腿不听话，恐惧把他钉牢在海风呼啸的草地上了。但是，尽管他不想逃跑，却仍然绝望地摇晃着脑袋，上下左右晃个不停，挣扎着要甩掉嘴上的东西。他发出一阵阵咆哮声。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把手枪放在囚犯的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枪声震聋了中尉的耳朵，一瞬间让他闭上了眼睛。
“再开一枪！他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阿贝斯·加西亚说道。
阿玛迪多弯下腰摸摸犯人的脑袋，脑袋纹丝不动，于是他又很近地开了一枪。
“行啦！”上校抓住中尉的胳膊，把小伙子推到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的吉普车那里。“卫兵知道该怎么办。咱们到普莎家里去暖暖身子。”
在罗伯托开的吉普车里，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没有说话，只是昏昏然听着上校和少校之间的对话。他记得两人说道：
“原地埋葬吗？”
“扔到海里去！”军情局局长解释说，“这是这块礁石的好处，又高又陡，下面是海水，很深，好像一口井，那里有很多鲨鱼，转眼之间，就吞进肚里去了，不留半点痕迹。安全、快速，还干净。”
萨尔瓦多问阿玛迪多：“你还能认出那个地方吗？”
不行了。他只记得到达那里之前是从卡莱塔的小码头绕过去的。但是，很难从四十一号重新再跑一遍。
萨尔瓦多又拍拍他的膝盖说：“我给你一片安眠药，让你先睡上七八个小时。”
“‘突厥’，我还没有说完。你再稍稍忍耐一会儿。然后你就会把我大骂一顿，赶出家门去的。”
他们来到了妓院，女主人名叫普莎·威迪尼。那是一座老住宅，有阳台和花园。与军情局和政府有关系的线人经常出入那里。据说，这个叫普莎的老太婆爱讲粗话，却能给人好感，也是为军情局工作的。她年轻时在二号大街就是个名噪一时的头牌妓女，现在已经升为这个行业的“老大”了，负责管理所有的妓女。普莎连忙出来迎接他们，问候上校和少校的样子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她摸摸阿玛迪多的下巴说：“好酷的帅哥！”她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让他们坐在靠近吧台的地方。乔尼·阿贝斯要人送上尊尼获加。
“上校，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您要的是威士忌，”阿玛迪多坦白道，“尊尼获加，这很容易理解，可我没有弄明白。”
“威士忌比心理医生效果好！”上校说道，“没有威士忌，我就不能保持心理平衡，而这在我的工作里是最重要的。为了做好工作，就应该冷静、冷血、冷酷。绝对不能把激情和理智混合在一起。”
妓院里还没有客人，只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老汉坐在吧台那里喝啤酒。自动点唱机里播放着博莱罗舞曲，阿玛迪多听出那是多娜·拉·内戈拉浑厚的声音。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起身去请扎堆在角落里闲聊的女人中的一个跳舞，那群娘儿们的上方是一张巨大的墨西哥电影海报，上面站着里贝尔达·拉玛尔科和迪托·基萨尔。
“您的神经非常稳定，”阿贝斯·加西亚上校夸奖道，“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能这样。我看到过好多不错的军官在关键时刻‘草鸡’了。有的还拉了一裤子屎。因为，杀人比自己去死更需要勇气，这道理听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是吧？”
上校倒上两杯酒，说道：“干杯！”阿玛迪多迫不及待地喝了下去。喝了几杯了？三杯？五杯？他很快就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除去喝酒，他还跳舞，跟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的同时爱抚她，接着把这姑娘拉到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盏红色玻璃纸罩着的电灯，他和她在一张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的床上滚来滚去。他干不成。“宝贝，我喝醉了。”他道歉说。真正的原因是他心里堵得慌，是他还记得刚才他做的那件事。终于，他鼓起勇气对上校和少校说他要回家，因为喝得太多心里难受。
三人走出大门。等待着乔尼·阿贝斯的是那辆黑色防弹凯迪拉克，司机站在车旁；还有一辆吉普车，上面坐着几个武装警卫。上校握握中尉的手说：
“您不想知道那家伙是谁吗？”
“上校，还是不知道为好！”
阿贝斯·加西亚的胖脸松弛下来，变成了嘲笑的模样，一面用他那块红色手帕擦汗一面说：
“如果干了这种事又不想知道涉及的是谁，那不是太容易了吗！得了，中尉，别逗了。既然下水，就得湿鞋！那家伙是‘六·一四’的人，我想是你前未婚妻的哥哥。你未婚妻是叫路易莎·希尔吧？以后，咱们随时都会一起做事的。如果需要我，你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
中尉再次感到“突厥”安慰性地拍拍他的膝盖。
“阿玛迪多，他是在撒谎。”萨尔瓦多想让小伙子振作起来。“可能是个随便什么人。他在骗你，为了彻底打垮你，为了让你感到完全卷到他们的圈子里去了，为了让你当个俯首帖耳的奴才。忘掉他对你说的话吧！也忘掉你做过的那件事！”
阿玛迪多点点头。他慢慢地指着子弹带上的手枪说：
“‘突厥’，下一次再开枪，那就是杀掉特鲁希略。你和托尼·英贝特无论做什么都要算上我一份。你们谈话用不着躲着我。”
“注意！注意！那辆车来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着，一面端起截短枪管的步枪架到车窗上准备射击。
阿玛迪多和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也拿出了各自的武器。安东尼奥·英贝特把车子发动起来。可是从防波堤上下来的汽车不是他们要找的雪佛兰，而是一辆小型大众汽车，只见它从公路上下来，一面刹车，一面在找他们这四个人，最后发现了他们，便把车子调转方向开了过来，在他们旁边停下，熄了车灯。
四
护士终于开口道：“您不上去看看他老人家吗？”
乌拉尼娅知道，她踏进家门后没有立即请护士领她上楼去看父亲而是一头扎进厨房去煮咖啡，所以护士必然会问这个问题。十分钟前，她已经在小口品尝着咖啡了。
“第一，我要先吃完早点。”她回答道，没有一丝微笑。护士慌乱地低下了头。“要爬上这个楼梯，我得准备些力气。”
“我知道您和老人家有些不和。我也是听说的，”护士抱歉地说道，两手不知放在哪里好，“我刚才只是问问。我已经给先生喂了早餐，也刮了脸。先生总是醒得很早。”
乌拉尼娅点点头。她这时已经镇定下来，也有自信了。她又一次审视着周围破败的景象。除去壁画已经脱落和破损之外，桌面、盥洗盆、橱柜……一切似乎都缩小变形了。这还是那些老家具吗？她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有人来看他吗？我的意思是说亲戚们。”
“阿德利娜的两个女儿卢辛达和玛诺拉，中午前后经常来。”护士是个高个子女人，已经上了岁数，白大褂里面穿着长裤，这时站在厨房门口，掩饰不住心中的不快。“从前您姑姑每天都来。后来，她胯骨摔伤就不出门了。”
阿德利娜姑姑比乌拉尼娅的爸爸小了许多，今年最多不超过七十五岁。原来她摔伤了胯骨。她还那么虔诚吗？这么说，是因为天天去领圣餐才摔伤的吧。
“他是在卧室里吗？”乌拉尼娅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是啊，他还能在哪里呢。不，不，用不着陪我上去。”
她顺着扶手颜色脱落的楼梯上去，她记得原来这里总是摆着几盆鲜花的，现在也没有了；心里总是有一种家缩小了的感觉。来到二楼，她发现瓷砖有了裂缝，有的已经松动。这里曾经是座豪华、富有、现代风格的小住宅，布置得也很有品位；现在一落千丈了，与她在观景台周围看到的高级住宅区相比，这里是破房子了。她在第一扇房门前停步——这是她从前的房间，用手指敲了两下，就推门进去了。
一道强烈的阳光迎面而来，是从半开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一两分钟后，蒙着灰色床罩的大床露出了轮廓，还有那个带椭圆镜子的衣柜，还有墙上那些照片也一一显露出来，这里怎么会有她从哈佛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呢？终于，在那张靠背和扶手宽大的老皮椅上，她看到了身穿蓝色睡衣和拖鞋的老父亲。他好像被淹没在皮椅里了。如同这个家一样，他变得又干又瘦又小。父亲脚下一个白色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便盆，里面有半盆尿。
从前，父亲的头发是黑的，只有两鬓有些银白；如今，谢顶的头上仅剩的几缕稀疏的毛发是黄色的，十分肮脏。他的眼睛原来很大，非常自信，可以纵览天下大事（那是不在元首身边的时候）；但是如今注视着她的这两个深深的眼窝仿佛鼠眼一样，满是惊慌的神色。从前满口的牙齿如今一颗也没有了。大概是拿掉了假牙（做假牙的费用是她支付的），因此嘴唇下陷，面颊紧缩，几乎贴在了一起。他深陷在皮椅里，双脚几乎擦不着地面。从前，她看父亲时必须抬头，伸长脖子；如今，父亲如果可以站起来，大概也就与她肩膀一样高。
“我是乌拉尼娅，”她坐到床上，距离父亲一米远，弯下腰低声说，“您还记得有个女儿吗？”
老人心里非常激动，双腿上干枯、苍白的手指微微在动。那对小眼睛虽然不离开乌拉尼娅的面庞，但是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我也认不出您了，”乌拉尼娅嘟囔道，“不知道我干吗要回来，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开始上上下下点头。从他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悠长刺耳的呻吟声，仿佛一首挽歌。过了一小会儿，他安静下来，但是眼睛一直紧盯着她。
“从前家里到处都是书。”乌拉尼娅扫视着光秃的四壁。“书弄到哪里去了？当然，现在您是不能读书了。从前，您有时间读书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到您在读书。那时，您可是个大忙人啊！我现在也是个大忙人了，可能比您过去还忙。每天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还要访问客户。但是，每天我都要挤出一点时间读书。起得早一点，一面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看日出，一面读书；或者夜里一面眺望着万家灯火，一面读书。我很喜欢这样的读书方式。每到星期天，看完电视上的《新书博览》节目之后，我都要看上三四个小时的书。爸爸，这就是我独身的好处。您从前不知道吗？您的女儿那时就打算当修女了！您经常这么说：‘真是惨败啊！还没有捞到个丈夫！’爸爸，现在我也没有丈夫。确切地说，我是不愿意结婚。我是有打算的。在大学里，我不想找。在世界银行，也不想。在律师事务所里，也不想找。您想想看，现在还会常常冒出来追求者呢。可我已经四十九岁啦！当个老处女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比如，我可以用不着照看丈夫和孩子，可以有时间读书看报。”
他似乎理解女儿的话；似乎由于专注，他不敢牵动一丝肌肉，为的是不打断女儿的话。他一动也不动，小小的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那双小眼睛紧紧盯住女儿的嘴唇。大街上，不时有汽车通过，还可以听到脚步声、叫喊声、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临近、远去和消失的过程。
“我在曼哈顿的家堆满了书，”乌拉尼娅又开口道，“我的书很多，就像我小时候的这个家一样。法律的、经济的、历史的，都有。但是，我卧室里的书都是多米尼加人写的。见证录、散文、回忆录，还有许多历史书。您猜是什么历史时期的？特鲁希略时代的。还能是哪个时期呢？是多米尼加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时期啊！我小的时候您总是这么信心十足地告诉我。爸爸，的确如此。在特鲁希略统治的三十一年里，我们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来，所忍受的一切不幸都落到实处了。在有些历史书里还出现了您的名字，您也是个人物哩！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爸爸，有什么角色是您没有当过的吗？我现在成了特鲁希略问题专家了。我不玩桥牌，不打高尔夫，不骑马，不听歌剧，我的业余爱好是了解特鲁希略时代发生的事情。爸爸，遗憾的是您和我不能谈话。有多少事情本来您是可以给我说清楚的，您是元首的左膀右臂啊！您那亲爱的元首可没有好好奖励过您对他的忠诚。比如，从前我很想请您给我说明元首陛下是不是跟我妈妈睡过觉！”
她发现老人家脸上有惊恐的神色。瘦弱的身体，好像又吸收了什么，突然向上一动。乌拉尼娅探过头去仔细观察。是不是错觉呢？他好像在听她说话，仿佛在努力理解她说的内容。
“您允许元首跟我妈妈上床？您忍气吞声了？您利用这件事爬到领导层里去了？”
乌拉尼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仔细看看房间。床头柜上，有两张镶银框的照片。一张是她第一次领圣餐时拍的，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大概带着这样的印象：女儿身穿精美的薄纱白裙，脸上一副天使般宁静的表情。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的：年轻美丽，黑发从中间一分为二，眉毛弯弯如月，眼神似梦似愁。那是一张老照片，有些皱褶。她走到床头柜前，拿起妈妈的照片亲吻了一下。
妈妈那时听到有辆汽车在家门口停下来，心里扑通跳了一下。她没有动作，透过窗帘感觉到一辆豪华汽车的颜色、光洁的车身和耀眼的反光。她听到了脚步声、两三下门铃声——她吓得一动不动，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接着是女佣开门的声音。她听到楼梯下有人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她发了疯似的心脏好像要爆炸了一样。有人在轻轻敲卧室的门。女佣，年轻的印第安姑娘，头戴发套，惊慌失措地出现在半开着的门口：
“夫人，元首来看您啦！夫人，是大元帅来啦！”
“你告诉元首：很抱歉，我不能接待他。你就说：阿古斯丁不在家，卡布拉尔夫人不接待来访。去吧，就这么说！”
女佣的脚步声胆怯而犹豫不决地顺着摆满天竺葵花盆的楼梯远去了。乌拉尼娅把母亲的照片放回了床头柜上，重新坐到床角。父亲仍然缩在皮椅里警惕地望着女儿。
“这就是元首在执政初期对教育部长干的好事！爸爸，这事您很清楚。那个年轻的学者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天才的作家身上，也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去上班，元首就去看他的妻子。可是她有勇气说：丈夫不在家，不接待来访。在特鲁希略时代初期，一个妇女还有可能拒绝元首的来访。妻子把这件事告诉堂佩德罗以后，这位作家愤然辞职，出国了，再也不回这个岛国了。出走以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和西班牙成为著名的教授、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元首要跟他妻子上床这件事反而逼得他出国成了大学者！在特鲁希略统治初期，部长可以辞职，辞职后不会受到暗算，不会被推落悬崖，不会遭疯子行刺，不会被扔到海里喂鲨鱼。他做得对，您说呢？爸爸，他的行为使他避免了后来在您身上发生的事。您是像他那样做的呢，还是您装作看不见，就像咱们的邻居，您那可恨又亲密的朋友、您那讨厌又可敬的同事堂伏瓦伊兰？爸爸，您还记得吗？”
老人开始颤抖，还不停地呻吟，仿佛唱挽歌一样。乌拉尼娅等着他平静下来。那个堂伏瓦伊兰啊！那个时候，他经常在客厅里或者花园里跟父亲说悄悄话，那个时候他每天都要来看父亲好几次，因为那个时候他和父亲在特鲁希略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盟友。特鲁希略那时喜欢挑起种种斗争，为的是让部下人人自危，整天防备着来自背后的匕首，而给你一刀的人恰恰是公开场合里的你的朋友、哥们和同志。堂伏瓦伊兰的家就在对面，此时此刻，那里的屋顶上警惕地站着一排六七只鸽子。乌拉尼娅走近窗户。那位大官的住宅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堂伏瓦伊兰也做过内阁成员、参议员、总检察长、外交部长、驻外大使，以及那个年代一切可能的职务。一九六一年五月多米尼加大乱的时候，他恰好担任国务部长。
对面的住宅依然是那副灰白色的样子，可是也缩小了许多。由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间四五米的耳房，因此与这个哥特式宫殿三角形的外突门廊很不协调。乌拉尼娅早晨上学或者下午放学的时候，都经常看到堂伏瓦伊兰妻子那苗条的身影。这位美丽的夫人只要一看到她，就会立刻喊道：“乌拉尼娅，乌拉尼娅！亲爱的，过来！让我瞧瞧你！小姑娘，你这双大眼睛真漂亮！太美了！跟你妈妈一样。”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长长的指甲涂得猩红——抚摸着乌拉尼娅黑亮的头发。如此漂亮的手指滑动在乌拉尼娅的头发上、轻轻揉搓着她的头皮时，她有一种蒙眬欲睡的感觉。她叫什么名字？埃乌海娅？拉乌拉？会不会是花的名字？玉兰？记忆模糊了。但是，她对她的面庞、她雪白的肌肤、她柔和明亮的眼睛、女王般高雅的身材记忆犹新。她好像总是穿着节日的盛装。乌拉尼娅非常喜欢她，因为她和蔼可亲，因为她总是给自己礼物，因为她经常带自己去国家俱乐部游泳，特别是她和妈妈非常要好！乌拉尼娅经常想：如果妈妈没有去世，肯定会像堂伏瓦伊兰太太一样美丽、大方。可是她丈夫恰恰相反，一点也不“帅气”：矮小、秃顶、肥胖。没有哪个女人会看上他一眼。她是急于出嫁，还是受了利益的驱动才跟他结婚的？
令她疑惑不解的事正是发生在打开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的那一瞬间。那是乌拉尼娅从校车上下来回家的时候，堂伏瓦伊兰太太从家中跑出来拦住乌拉尼娅，一面亲吻小姑娘的面颊，一面说：“乌拉尼娅，来！宝贝，我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乌拉尼娅迈进太太的家门，吻了吻太太——她穿了一件蓝色的绸纱裙，脚上穿着高跟鞋，戴着珍珠项链和首饰，打扮得好像要去参加舞会，接着，小姑娘打开了系着一条玫瑰色绸带的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她注视着那一块块包装漂亮的糖果，急不可耐地想吃上一块，可是她不敢动手：“是不是太没教养了？”正在这时，有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太太吓得跳了起来，仿佛马儿突然听到一声神秘的命令那样惊跳起来。太太的脸变得惨白，她用刻不容缓的口气说道：“你走吧！”她放在小姑娘肩膀上的手在痉挛，抓得很紧，推着姑娘往外走。乌拉尼娅很听话，背起书包刚要动身，却见大门慢慢地开了，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和雪白衬衣、袖口上闪烁着两颗金纽扣的健壮绅士挡住了她的去路。戴着墨镜的这位先生是无处不在的，包括乌拉尼娅的记忆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望着他，望着他。元首陛下冲她安慰性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是谁？”
“乌拉尼娅，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女主人回答说，“她要走了。”
是的，乌拉尼娅就这样走了，甚至没有说声“再见”，因为这个刺激太强烈了。她穿过街道，走进家门，登上楼梯，急忙从卧室的窗帘后窥视着对面住宅的动静，等待着国家元首从里面出来。
“您女儿那时可真够天真的，她都不想一想堂伏瓦伊兰不在家里的时候，祖国之父跑去做什么。”这时，乌拉尼娅的父亲已经平静下来，他在听她说话，或者可能在听她说话，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女儿的面庞。“我那时可真够天真的：您从国会回来的时候，我跑上前告诉您发生的事情。我说：‘爸爸，我看到元首了！爸爸，他来看望堂伏瓦伊兰太太。’您的脸色可难看了！”
您那表情如同听了世界上最亲爱的人逝世的噩耗。仿佛医生告诉您诊断结果是癌症一样。您面孔充血发紫，紫得厉害。卡布拉尔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女儿的面庞。怎么跟这孩子说明呢？怎么提醒她家里面临的危险呢？
这个残废人想要睁大眼睛、睁圆眼睛。
“女儿呀，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你还不懂呢。我来替你弄明白，为的是保护你。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这件事，你就别再问为什么了。可你一定要忘记它。你没有去过堂伏瓦伊兰家里。你没有看到过他太太。你没有看到，绝对没有看到梦中看到的那个人。女儿啊，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别再说这件事了！别跟任何人讲！你要保证永远不跟任何人讲！你起誓！”
“我当时对您起誓了，”乌拉尼娅说道，“就是这样，我那时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就是在你威胁用人们说‘如果谁敢重复这个小姑娘瞎编的故事，那就别在这里干活了’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什么。那时我真的是天真无邪。后来等到我发现了元首访问部长太太的原因时，这些部长已经不能像恩里克斯·乌莱尼亚那样辞职了。他们一个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当‘乌龟’。他们除去捞些好处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您也干过这事，对吧？元首来看过妈妈吗？那是不是在我出生之前？是不是我还很小，记不住这种事？只要部长的太太长得漂亮，元首就干这种事，对吗？我妈妈很美，是不是？我不记得元首来过咱们家，但是以前可能来过。我妈妈是怎么办的？甘心忍受吗？为这份宠幸自豪？高兴？这是规矩，对吗？咱们国家许多女人会感谢元首能跟她们性交。您觉得这很粗俗吗？可您那亲爱的元首经常使用‘性交’这个词。”
对，这就是他：特鲁希略。乌拉尼娅知道他的许多事情。她阅读过大量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特鲁希略在讲话时——如果需要装扮成伟大领袖——可以非常小心、仔细、庄重、高雅；但是到了夜间，喝上几杯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牌白兰地之后，他可以说出最下流、粗野的话，他可以像糖厂、甘蔗地、码头、体育场或者妓院里的人们那样讲话，可以像有些男人觉得自己应该更“有种”而需要骂娘一样。有些场合，元首会变得极其粗野，会把他年轻时当庄园工头或者巡逻队员讲的粗话重复出来。他手下的侍从们，无论是对这些粗话还是卡布拉尔参议员和宪法专家贝奥多为元首写的讲演，都同样高声喝彩。元首有一次甚至吹嘘他“操过的娘儿们”，侍从们也同样喝彩，哪怕这样做会得罪元首的母亲和元首夫人，哪怕“那些娘儿们”就是他们的老婆、姐妹、母亲或者女儿。这并非夸张，多米尼加人头脑一发烧，什么也挡不住，可以把事情美化和丑化到极点，可以把一说成一万。凭着这份可怕的才能，多米尼加人编造和篡改了许多历史。但是，巴拉奥纳的故事应该是真的。乌拉尼娅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但是听人说过（听的时候感到恶心），那人一直是元首身边的亲信。
“爸爸，就是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对，就是那个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那个出卖了您的犹大。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会跟他在一起，你感到奇怪吗？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行长要我代表他出席多米尼加大使的招待会。确切地说，是巴拉格尔总统任命的大使，是巴拉格尔总统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府派遣的大使。爸爸，奇里诺斯干得比您漂亮。他把您挤到一边去，在特鲁希略面前没有失宠，最后摇身一变，又投靠了民主政府，尽管他跟您一样都是铁杆特鲁希略分子。他那时在华盛顿当大使，丑得厉害，肥得像猪，一面招待客人，一面喝个不停，他极力用特鲁希略时代的奇闻逸事让客人们开心。您瞧瞧这个人！”
瘫痪的病人闭上了眼睛。是睡着了吗？他头靠在椅背上，干瘪、空洞的嘴巴张开着。今天，他显得更加瘦弱了。从睡衣掀开的一角看去，可以隐约看到汗毛稀少的胸膛、苍白的皮肤和突出的肋骨。他节奏缓慢地呼吸着。直到现在她才发现爸爸没有穿袜子，踝骨和脚面仿佛儿童的一样。
奇里诺斯没有认出乌拉尼娅。他怎能想象得到，这个世界银行的官员、用英语转达行长的问候的女人竟然会是他从前的同事和同志卡布拉尔的女儿呢？礼节性的问候一结束，乌拉尼娅就设法与这位大使拉开距离，同那些像她一样由于职务所迫而不得不在场的人们说些废话。过了一会儿，她准备告辞。她走到那圈聆听民主大使讲故事的人群边上，大使讲的内容把她吸引住了。这个头发灰白、皮肤粗糙、牙齿歪斜、三层下巴、肚皮快要撑破蓝色西装及银色马甲、打着红色领带的人物，就是奇里诺斯大使，他正在讲述特鲁希略时代晚期发生在巴拉奥纳的那件事——特鲁希略非常喜欢吹牛，在一次胡吹的时候宣布，为了给全国做榜样和推动多米尼加民主化进程，他要隐退（其实他已经安排他的弟弟、绰号“黑人”的埃克托尔·比恩韦尼多充当傀儡总统），不再参加总统竞选，而是到一个偏远省份谋求一个省长职位，将来的身份是反对派领袖！
民主政府的大使用力喘了一口气，眯缝着小眼偷偷看了一下他这番话的效果。接着，他又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先生们，请注意，特鲁希略居然自己反对自己的政权。”他微微一笑，又继续说下去：“在那次选举运动中，元首的左膀右臂之一、堂伏瓦伊兰发表演说，呼吁元首出来参加竞选，不是当省长，而是做多米尼加人民心脏的主宰者：共和国总统。大家都以为这是堂伏瓦伊兰遵照元首的指示行事呢。但并非如此。或者至少那一夜并非如此。”奇里诺斯大使目光调皮地一闪，一口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因为有这样的可能：堂伏瓦伊兰的确是按照元首的命令演说的，但是元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那出假戏再表演几天。元首经常这样反复无常，哪怕把最有才干的合作伙伴弄得狼狈不堪。堂伏瓦伊兰虽然后来被戴上巴洛克式的绿帽子，但是也显露了他杰出的才华。元首因为他那篇使徒传式的演说处罚了他，这是元首一贯的做法：在你感到最痛苦的地方，羞辱你男子汉的尊严。
巴拉奥纳地区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出席了多米尼加党领导委员会为欢迎元首视察而举行的招待会。大家又跳舞又喝酒。元首突然很高兴，虽然天色已晚，他还是当着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庞大听众——地方上的将官、陪同他视察的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省长和社会名流的面，讲述了三十年前第一次政治视察期间发生的笑话，他的眼神充满了伤感和怀念，一下子使得舞会面临结束。因为一时冲动，他喊道：
“我就是最可爱的人。我可以把多米尼加最美丽的女人拥抱在怀里。她们给了我力量，为的是让大家团结一致。没有她们，我就一事无成。（他对着灯光举起酒杯，看看酒色的透明程度。）诸位知道在我操过的娘儿们中哪个最好吗？（大使道歉说：‘朋友们，对不起，我用了这个粗野的动词。我得把特鲁希略的原话照搬过来。’）（元首又停顿下来，闻闻白兰地杯子的酒香。头发银白的脑袋在寻找听众里的什么人，终于他看到了部长那张发紫、肥胖的脸，最后结束了讲话。）就是堂伏瓦伊兰的老婆！”
乌拉尼娅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她感到恶心，如同那天晚上听到奇里诺斯大使又补充说：“堂伏瓦伊兰勇敢地微笑和大笑起来，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元首的幽默喝彩。”大使准确地形容道：“堂伏瓦伊兰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但是他没有昏倒，没有被昏厥击中。”
“爸爸，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有文化、有教养、有聪明才智的人，竟然能忍受这一套？元首为什么能如此横行霸道？他为什么要把你们这几位他的左膀右臂变成一块块肮脏的抹布？”
乌拉尼娅，这件事你不会明白的。特鲁希略时代有许多事情你是可以理解的。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理不清的，但是通过阅读、谈话、比较和思考，你就明白了：这几百万多米尼加人被专制宣传所蒙蔽，又缺乏信息来源，又被思想教育和封闭隔绝弄得头脑愚蠢简单，人们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思想、自主意识甚至好奇心理，人们一感到恐惧就逆来顺受，最后导致对特鲁希略的个人崇拜。实际上，人们一方面怕他，另外一方面又敬爱他，如同儿子既怕专制的老子又爱他一样，因为儿子心里信服：无论父亲如何拳打脚踢，他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永远不会弄明白的是：多米尼加的知识分子，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智囊、那些大律师、著名医生、高级工程师、那些毕业于美国和欧洲最好大学的高级人才，他们敏锐，有文化，有经验，会读书，会思考，自以为有高级的幽默感，有鉴赏力，办事认真，居然能够忍受如此野蛮的侮辱（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类似那天晚上的经历），如同堂伏瓦伊兰在巴拉奥纳的经历一样。
“遗憾的是您不能说话了，”乌拉尼娅重复道，她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否则您和我一起就可以弄清楚许多事情了。是什么让堂伏瓦伊兰一直保持对特鲁希略狗一样的忠诚？他真是忠贞不渝！您也一样。就在元首吹嘘说同他女人上过床后，堂伏瓦伊兰还依然恭敬地舔元首的脚后跟。就在他以多米尼加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南美洲的时候，就在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加拉加斯，又跑到里约热内卢，又跑到巴西利亚，又跑到蒙得维的亚，再从那里跑回加拉加斯的时候，我们的元首从容地在跟我们的女邻居睡觉。”
特鲁希略时代的这位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形象，总是在乌拉尼娅的脑海里萦回不去，总是让她感到既可笑又恼火。他不停地上下飞机，跑遍南美洲的首都，服从一道道在每个机场下达给他的刻不容缓的命令，让他继续那歇斯底里的奔波，用那些空洞无物的说辞折磨南美洲各国政府的首脑。其实目的只有一个：不让这位外交部长回特鲁希略城，以便元首可以从容不迫地在部长夫人身上“打炮”。这个情况是最熟悉特鲁希略生平的专家克雷斯韦尔亲口告诉她的。因此，人人都知道，堂伏瓦伊兰也不例外。
“爸爸，这样做值得吗？难道就是为了实现那享受权力的梦想？有时我想：并非如此，出名发迹是第二位的。我想：无论您、堂伏瓦伊兰还是奇里诺斯，你们都喜欢同流合污。我想：特鲁希略把你们心中的受虐情结给发掘出来了，你们属于那种喜欢受人们唾弃和虐待的人，只有感到卑鄙下流，你们才能实现自我。”
瘫痪的病人望着女儿，不眨眼睛，不动嘴唇，也不动膝盖上干瘦的小手。有人会说：真像木乃伊，一个涂上了防腐香膏的小人，一具蜡制的玩具娃娃。他的睡衣已经褪色，有的地方已经开线。这件睡衣实在太旧了，大概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的东西。有人敲门。乌拉尼娅说道：“请进！”护士站在门楣处探头看着她。她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切成月牙形的芒果片和一杯苹果或者香蕉做成的水果羹。
“上午总要喂他一次水果，”她解释说，没有进来，“医生说不能让胃里长时间空着。因为他不能自己进食，所以必须每天喂他三次或者四次能吃的东西。晚上，只是喝汤。可以进来吗？”
“可以，请进。”
乌拉尼娅望着父亲，他的眼睛还在注视着她，既不去看护士，也不理睬护士坐在他对面以后递过来的一勺勺水果羹。
“他的假牙在哪里？”
“我们不得不给他拿掉了。因为他太瘦了，牙床都磨出了血。为了能让他吃下东西，准备的都是汤、粥、果汁、水果羹和切碎的东西，所以就用不着假牙了。”
好久，大家都没有说话。瘫痪的病人每咽下一口食物，护士就把勺子送到病人嘴边，耐心地等待着老人张口，再小心翼翼地送进下一勺食物。她一向如此吗？还是这小心翼翼是做给病人女儿看的？大概是装出来的。如果单独和老人在一起，有可能她会责骂他、掐他的大腿，如同保姆对待不会说话的儿童一样，只要妈妈看不见，她们就会打骂孩子。
护士对乌拉尼娅说：“您喂他几口。他盼着您喂他呢。堂阿古斯丁，要不要您女儿喂？对，对，他喜欢您喂他。您喂他几勺，我下去拿水杯，刚才忘了。”
护士把喂了一半的盘子放到乌拉尼娅手中，任由房门敞开着就下去了。乌拉尼娅机械地接过盘子，犹豫了片刻，把一小片芒果送到父亲唇边。这个瘫痪的病人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但是紧闭着嘴巴，如同一个难对付的顽童。
五
“早上好！”元首回答说。
乔尼·阿贝斯上校事先把每天清晨的报告放在元首的写字台上了，报告内容包括前一天发生的大事、今天的防备措施和建议。元首喜欢阅读这类报告；上校不说废话，不像前军情局局长阿尔杜罗将军，这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将官，整天拿些胡说八道的战略报告让元首生厌。阿尔杜罗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吗？早就有人做出肯定回答。但是，乔尼无法证实。如果说有人不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话，那就是乔尼上校，因为乔尼恨美国人。
“要咖啡吗，陛下？”
乔尼·阿贝斯穿的是军装。尽管他努力按照元首的要求穿戴得衣冠整洁，但是他那驼背和短粗的身材不可能潇洒起来，他身材偏矮，大腹便便与双下巴协调一致，下巴特别突出，由一道深沟一分为二。他的面颊也是松软的。只有那对灵活转动、冷酷无情的小眼睛暴露出他那外表废物、内心聪明机智的本色。他大约有三十五或者三十六岁，可却显得像个老汉。他没有去西点军校读过书，也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学校不会接受他，因为他身体条件不合格，他对军事也没有兴趣。那是多亏了吉特尔曼教练说的：这个家伙虽然肌肉不发达，脂肪太多，可他喜欢搞阴谋，“是个地地道道的癞蛤蟆”，那时元首还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呢。特鲁希略一夜之间就把乔尼变成了上校，与此同时，在对元首的政治生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冲动中，决定任命乔尼为军情局局长，代替了阿尔杜罗将军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个人性格冷酷，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个人冷静：乔尼是这个国家最冷若冰霜的人，而这里的人从表到里都是热乎乎的。那是正确的决定吗？近来乔尼也常常失误。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不是唯一的失败；所谓反对卡斯特罗的起义也搞错了，埃洛伊·古铁雷斯少校和威廉·摩根少校的所谓起义实际上是卡斯特罗为吸引古巴流亡分子入伙而组织的一次伏击。元首一面小口喝着咖啡，一面翻阅着报告。
“你坚持把赖利主教从圣多明各教会学校里揪出来吗？”元首低声问道，“请坐！喝杯咖啡吧？”
“谢谢，陛下，能允许我说一句吗？”
上校悦耳动听的声音是青年时期养成的，那时他在电台担任足球、篮球和赛马的现场评论员。从那时到现在他只保留了一种爱好：阅读秘教——他承认是红玫瑰十字教——的书籍；他说那些手帕之所以染成红色，是因为红色对于白羊座的人来说是好运气的标志；红色使人有能力看出先兆。元首听了这些胡说八道之后哈哈大笑。上校在元首的写字台对面坐下，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外面的天空依然是黑的。办公室处于半明半暗之间，只有一盏小台灯把特鲁希略的双手笼罩在黄色的光线里。
“陛下，这个脓包必须挤破！最大的问题不在肯尼迪，他得忙于应付入侵古巴的失败。问题在教会。假如我们不把内部的敌人消灭掉，那麻烦就多了。对于那些要求美国入侵我国的人来说，赖利主教可是一枚好棋子。那些人每天都在给赖利打气，同时又给美国白宫施加压力，让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来营救赖利主教。您别忘记：肯尼迪是天主教徒。”
“大家都是天主教徒，”特鲁希略叹了一口气，粉碎了上校的理由，“这正是不能动他的原因。一动，就让美国佬找到借口。”
虽然有时候特鲁希略对于上校的坦率感到不快，但却总能容忍下去。这位军情局局长多次接到命令：说话要绝对诚实，哪怕元首听得不愉快。前任局长可不敢像乔尼·阿贝斯这样执行命令。
“陛下，我认为同教会的关系不可能再后退了，三十年来的恋爱关系已经结束了，”上校说得很慢，眼窝里的玻璃球体转个不停，仿佛为寻找埋伏而在侦察环境，“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大教区一发布《主教书》，就是对咱们的宣战。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政府。神甫们不会满足于一些让步。陛下，他们是不会再支持您了。教会跟美国佬一样是要对咱们开战的。战争一起，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消灭敌人，要么投降！巴纳尔和赖利两位主教已经公开叛乱了。”
阿贝斯上校有两个计划。一个是用“棒子队”（从前的刑事犯巴拉手下那一批用棒子武装起来的打手）作掩护，让密探们混在抗议主教恐怖主义的群众游行中，中途冲进维加主教区办公室和圣多明各教会学校，分别把巴纳尔和赖利揪出来，然后不等政府军赶来营救，“群众”就已经把两位主教打死。这个计划风险很大，有可能招致美军入侵。但这个计划的好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两位主教之死可以吓住其他神职人员，叫他们不敢乱说乱动。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派遣国民警卫队在“群众”绞死两位主教之前把他们营救出来，由政府把他俩驱逐到西班牙和美国，理由是唯一保障两位主教安全的方式就是离开多米尼加。国会可以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是在国内传教的神甫必须是出生在多米尼加的神职人员；外国传教士或者后来加入多米尼加国籍的传教士都将遣送回国。如此一来——上校看看小笔记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会减少到三分之一。剩下的少数土生白人教士是很容易控制的。
元首一直低头听着，这时抬起头来。上校于是打住了。
“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做法。”
乔尼·阿贝斯点点头道：
“那里教会一开始也是抗议，最后策划让美国佬登陆。卡斯特罗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对留下来的人采取了严厉措施。结果怎么样？没有发生任何事。”
“不是没有事情！”元首纠正上校的话，“肯尼迪随时准备派兵登陆古巴。这一次不会像上个月那样在猪湾让他们侥幸取胜了。”
“如果是这样，那卡斯特罗一定会打到底。”乔尼·阿贝斯表示同意。“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可能在我们这里登陆。再说，您已经决定了：我们也会战斗到底！”
特鲁希略嘲讽地哈哈一笑。如果在抵抗陆战队时需要战死，那有多少多米尼加人愿意同他一起牺牲？全体士兵一定肯牺牲。这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卡斯特罗派兵入侵时士兵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打得很好，几天内就消灭了入侵者，在康斯坦萨山区、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都打了胜仗。可是要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