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圣地亚哥军区医院里给父亲堂维森特写信，说他丝毫不后悔，请求家里千万不要低声下气地去求特鲁希略宽大处理。他给护士长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请护士长无论如何把信送到莫卡老家。两天后，军队的一辆轻型卡车把安东尼奥押解到了圣多明各（三年后，共和国国会才把这座古城改名为特鲁希略城）。让年轻的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感到惊讶的是，军车没有驶向监狱，而是政府办公大楼，那时在古老的大教堂旁边。有人给他摘掉了手铐，把他送进一个铺有地毯的房间，那里坐着衣冠楚楚、一身戎装的特鲁希略将军。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特鲁希略。
“能写出这样的信，必须得有些男子汉的气概。”国家元首手里舞动着那封信。“这说明你有这份气概，你跟我打了三年仗就是证明。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你长的什么模样。听说你枪法很好，是真的吗？找个时间咱们赛一赛，看看谁更好！”
二十八年以后，安东尼奥依然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和那出人意料的和蔼态度，这一态度由于讽刺的口吻，而显得有些虚假。还有他无法抵挡的元首那傲慢的锥子般的目光。
“战争结束了。我把地方势力派的力量都消灭了，也包括你们德·拉·玛萨家族。不要再动枪动炮了！应该重建家园了！这个国家已经破碎不堪了。我身边需要最杰出的人才。你浑身是胆，又善于打架，是不是？那好吧，就到我身边来工作！你会有很多机会可以打枪。我给你一个重要岗位，在我的侍卫副官中负责我的安全警卫工作。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让你失望了，你可以给我一枪！”
“可我不是军人。”年轻的德·拉·玛萨低声说道。
特鲁希略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中尉了！”
这是他的第一次让步，这是他第一次败在这个善于操纵单纯的人、傻瓜和笨蛋的大师手中。这个家伙非常狡猾，很会利用人们的虚荣心、野心和愚昧无知。他有几年的时间是经常待在距离特鲁希略不到一米的地方，如同两年前阿玛迪多所处的位置上？如果你当时完成了现在才要去做的事情，你可以让国和家摆脱多少悲剧啊！说不定达威托就可以活下来了。
他听到他身后阿玛迪多和“突厥”聊得很起劲，英贝特也不时地加入到谈话中来。安东尼奥的保持沉默是不会让他们三人感到惊讶的。他一向说话就少，自从达威托死后，就越发不爱说话，几乎成了哑巴。这一灾难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他知道事情是不可逆转了，因此心中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杀死“公羊”。
“胡安·托马斯大概神经比我们还要紧张，”他听到“突厥”这样说道，“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可怕的了。可他到底来不来呢？”
加西亚·盖莱罗中尉用恳求的口气说道：“相信我好了！他随时都会出现的，真他妈的！”
是的，此时此刻，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大概正在他那卡斯圭大街的住宅里发火呢，他着急地在想：四年零四个月前，他和安东尼奥策划、梦想和保密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没有呢？确切地说，这件事是从他同特鲁希略那次倒霉的见面之后，从安东尼奥亲眼看着小弟弟达威托的尸体下葬后跳上汽车，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来到维加庄园里找胡安·托马斯开始的。
“看在我俩二十年的交情上，求你帮帮我！我得宰了那头‘公羊’！胡安·托马斯，我要为达威托报仇！”
将军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他看看周围，做了一个用人可能会听到他俩谈话的手势。然后，他把玛萨拉到马厩后面，那里是他们过去打靶的地方。
“安东尼奥，我们一起来干！一定为达威托、为千千万万多米尼加人报仇雪恨！洗刷我们心中的耻辱！”
自从安东尼奥做了元首的侍卫副官以后，胡安·托马斯就同他结为知己了。这是德·拉·玛萨当侍卫副官那两年唯一的美好记忆。那两年，他先是中尉，后来是上尉，同大元帅朝夕相处，陪伴这位元首到内地视察，进出政府大楼，到国会去，到跑马场去，到各种招待会去，看演出去，出席群众性的政治集会，赴幽会，去见各种客人，同合伙人、盟友和同志秘密开会，公开的、私下的或者极其秘密的会议都有他在场。安东尼奥不像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并没有成为铁杆特鲁希略分子。那几年，他虽然像许多奥拉希奥派的人那样对这个结束了奥拉希奥·巴斯克斯总统政治生涯的家伙心怀不满，但是他躲不开元首的吸引力：这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可以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睡上两三个小时以后又开始了新的一天；黎明即起，像个小伙子一样满面春风。这个人，按照民间的神话，是不出汗、不睡觉的，无论军装、夹克还是外出的衣裳，永远笔挺，没有半点皱褶。在安东尼奥给元首当贴身警卫的那几年里，祖国的大恩人的确使得国家发生了巨变。的确，公路、桥梁和各类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元首也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逐渐集中起毫无牵制的庞大权力，在多米尼加共和史上，所有独裁统治者加起来，甚至包括看似冷酷无情的乌利塞斯·厄鲁[26]，都不可望其项背。
在安东尼奥身上，对元首的敬畏从来没有变成钦佩，更没有变成许多特鲁希略分子对自己领袖奴性十足的热爱和卑躬屈膝的服从。甚至包括胡安·托马斯，这个从一九五七年起同他一道探讨种种可能让多米尼加共和国摆脱这个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公羊”统治的人，在四十年代却是大恩人狂热的追随者，可以为元首去犯罪，因为那时他认为元首是“祖国的大救星”，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元首收回了原来由美国佬管理的海关，是元首解决了与美国的外债问题（为此国会授予元首“恢复金融独立勋章”），是元首创立了一支现代化的专业军队，并使其成为整个加勒比地区装备最精良的武装部队。那几年，安东尼奥可不敢跟胡安·托马斯说特鲁希略的坏话。将军那几年青云直上，甚至成为三星上将，并拥有维加军区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的入侵事件，此即将军失宠的开始。发生入侵时，将军已经对这个专制体制不抱幻想了。私下里，当他在莫卡或者维加山区打猎，确信没有旁人听到他讲话时，或者星期天在家里吃午饭时，他对安东尼奥推心置腹地说：一切都让他感到羞愧，暗杀、迫害、刑讯拷打、老百姓生活贫困、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几百万多米尼加人的身体、灵魂和意识都要献给一个人！哪有一个国家服从一个人意志的道理呢！
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从来都不是一个虔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无论在他做侍卫副官时还是后来他申请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为特鲁希略家族管理锯木厂的时候。他狠狠地咬紧牙关，因为他感到恶心：他从来不能不为元首工作。无论当军人还是做老百姓，二十多年来他总是为祖国的大恩人和国家之父的财富和权力做贡献。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他从来不会摆脱特鲁希略给他设下的种种陷阱。尽管他对元首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可是却一直为元首效力，甚至在达威托死后，他还在为他工作。因此，“突厥”才会骂他：“我绝对不会为几个小钱出卖自己的弟弟！”他并没有出卖达威托。他吞下这苦水极力掩饰自己。他又能怎样呢？难道让乔尼·阿贝斯手下的特工杀掉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吗？安东尼奥要的不是心安理得，而是为自己报仇，为达威托报仇！为达此目的，这四年来，他忍气吞声，咽下人间一切苦水。他甚至听到一位最要好的朋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为几个小钱出卖自己的弟弟！”他确信会有很多人在背后重复这句话。
他并没有出卖达威托。这个小弟弟也是他的亲密朋友。达威托是个少年，天真无邪，与安东尼奥不同，他是个坚定的特鲁希略分子，属于那种把元首看成伟人的一类。兄弟俩经常争吵，因为安东尼奥一听到达威托整天挂在嘴上说“特鲁希略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天降奇才”，就非常生气。说实话，大元帅的确给了达威托许多好处。由于元首的一道命令，达威托进了空军，学会了驾驶飞机——这是达威托从小的梦想。后来，多米尼加航空公司聘请他当飞行员，这样一来，他可以经常飞迈阿密。弟弟很喜欢这个差事，因为可以在那里跟金发女郎睡觉。在这之前，达威托在伦敦担任武官一职。一次酒后打架，他一枪打死了多米尼加领事路易斯·贝尔纳尔迪诺。特鲁希略运用外交豁免权把达威托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又下令审理达威托案件的特鲁希略城法院判他无罪。是的，达威托有足够的理由感激特鲁希略。他把这话说给安东尼奥听：“我随时准备为元首献出生命，随时执行他的任何命令。”他妈的，这话不幸言中！
他吸着烟心想：“他的确是为元首献出了生命。”一九五六年达威托被迫卷入的那件事，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气氛不对。这是弟弟跑来告诉他的，因为达威托无论什么事情都讲给哥哥听，其中包括这件事。自从特鲁希略上台以来，多米尼加的历史上就充满了种种可疑的交易，就有不对头的气味。但是，这个愚蠢的达威托非但没有感到不安，非但没有提高警惕，非但没有害怕这项任务——乘一架无标志轻型飞机去基督山迎接一个吸过兴奋剂的蒙面人，这个人乘美国飞机上岛，然后坐达威托的飞机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丰达雄庄园——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认为是大元帅对他的信任。甚至在美国报界哗然，白宫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多米尼加政府调查这桩发生在纽约的绑架西班牙巴斯克族教授赫苏斯·德·卡林德斯事件的真相时，达威托也没有丝毫的担心。
安东尼奥警告弟弟说：“卡林德斯这件事看来很严重。他就是你从基督山带到特鲁希略庄园里的人，否则还能是谁呢！有人在纽约绑架了他，然后弄到这里来了。你千万要保密！把这件事忘掉吧！弟弟，你这可是在玩命啊。”
现在，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对赫苏斯·德·卡林德斯为什么会出事已经比较清楚了。这位教授属于西班牙共和派人士，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特鲁希略在一次错综复杂的政治交易（这是他的专长）中，同意这些西班牙人来多米尼加避难。他并不认识这位教授，但是从许多朋友那里得知教授曾经在劳动部办公厅和外交部附属外交学院工作，一九四六年离开特鲁希略城，在纽约定居，从此开始帮助多米尼加的流亡人士，撰文批评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因为他从体制内认识到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
一九五六年三月，已经加入美国籍的赫苏斯·德·卡林德斯突然失踪了，有人最后看到他是在曼哈顿中心百老汇大街的地铁出口处。几周前，有消息说他要出版一部关于特鲁希略的专著，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他后来就留在那里教书了。因为卡林德斯已经加入美国籍，特别是据说在事件轰动之后发现教授又是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绑架才引起了注意，否则一个普通的西班牙流亡者的失踪，在这样一个每天都有许多人失踪的城市乃至国家里，是不会被察觉的，也不会有人去关注由于这次绑架而引发的多米尼加流亡者组织的骚乱。特鲁希略在美国拥有的强大机器（由记者、国会议员、市议员、大律师和企业家组成），已经无法阻挡由《纽约时报》发动的新闻界的一片吵闹声，很多议员面临这样的可能性：一个加勒比岛国上的大独裁者可以在美国的领土上绑架和杀害一个美国公民。
卡林德斯失踪后的几个月里，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新闻界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特鲁希略政府要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事件发生前不久，军情局局长阿尔杜罗将军已被任命为多米尼加驻纽约领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围绕卡林德斯事件查明有牵连的人有米内尔瓦·贝尔纳尔迪诺——多米尼加驻联合国女代表，得到特鲁希略充分信任的女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明有一架伪造注册证的小飞机，由一个身份不明的飞行员驾驶，非法从长岛起飞，前往佛罗里达，时间是绑架当天的晚上。那个飞行员的名字叫墨菲，从那天以后，他就留在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航空公司工作。墨菲和达威托经常一起飞行，两人成了好友。
所有这一切，安东尼奥是一点一点弄明白的，因为新闻检察机关不允许多米尼加的报纸和电台说到这个话题；他是通过短波接收到来自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音的消息，另外还通过《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获得消息，这是空中小姐和飞行员用制服和手提包夹带入境的。
卡林德斯失踪七个月以后，国际新闻揭出了墨菲的名字，说他就是运载卡林德斯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有人事先给教授注射了麻醉剂，然后由墨菲把教授从美国运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安东尼奥早先已经通过达威托认识了墨菲，三人一起在比伊尼神甫大街的西班牙之家吃了一顿羊肉烩饭，喝的是名牌葡萄酒。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位于海地边境附近的里奥里镇跳上汽车，加大油门直奔特鲁希略城，一路上感到脑袋由于悲观的估计就快要爆裂。一进家门，他看到达威托安安静静地在跟妻子阿尔塔戈拉西娅玩一种桥牌。为了不让弟媳担心，安东尼奥把弟弟拉到咖啡馆里边听音乐边说话，也为的是不让别人听到谈话的内容。坐下以后，他要了一盘烧羊肉和两瓶总统牌啤酒，接着开门见山地劝告达威托：马上到哪个国家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弟弟听了大笑起来：哥哥你可真傻！达威托甚至不知道墨菲的名字已经上了美国的所有报纸。他一点也不惊慌。弟弟实在太相信特鲁希略了！他的天真如同他对元首的迷信一样罕见！
安东尼奥听到弟弟竟然这样说道：“我得去提醒墨菲。他在变卖东西，准备回国结婚。他有个未婚妻在奥莱贡。现在回国就等于把脑袋送进狼嘴里去。待在这里不会有事的。这里是元首的天下，哥哥。”
安东尼奥不让他再说笑话了。为了不引起邻桌的注意，他没有提高嗓门，尽管他为弟弟的天真幼稚感到恼火。他尽量努力让弟弟明白他的话：
“傻瓜，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事情非常严重！绑架卡林德斯这件事弄得特鲁希略跟美国佬的关系非常麻烦。所有参与绑架事件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你和墨菲是最危险的证人。也许你比墨菲的分量更重。因为是你把卡林德斯运到丰达雄庄园的，运到了特鲁希略本人的家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没有运卡林德斯，”弟弟固执地说，一面碰碰哥哥的酒杯，“我运的那个家伙，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就是一个喝多了的醉鬼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元首呢？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不就说明元首对我的信任吗？”
那天晚上，兄弟俩在达威托家门口分手的时候，面对哥哥的一再坚持，达威托说：“好吧，我好好考虑一下你的建议。”他让哥哥放心：他一定守口如瓶！
这就是安东尼奥看到弟弟的最后一面！三天后，墨菲失踪了。等到安东尼奥再回特鲁希略城时，弟弟已被捕。达威托被囚禁在维多利亚城。安东尼奥直接要求元首接见。但是元首不见。他想跟那时的军情局局长戈比安·巴拉谈一谈，可是此人早已不见踪影。不久，根据特鲁希略的命令，一个士兵闯入办公室开枪打死了局长。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里，安东尼奥给政府所有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打电话，或者前往拜访，从他认识的参议院议长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到多米尼加党主席阿尔瓦莱斯·比纳。他看到每个人都表示不安，每个人都告诉他：为了他和亲人的安全，最好别找那些不但不能帮忙反而会带来危险的人。后来，安东尼奥对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说：“那真是鸡蛋碰石头啊！”如果那时特鲁希略接见了他，他一定会恳求元首，会给元首下跪，为了拯救达威托，让他干什么事情都行。
不久，一天黎明时分，军情局的一辆汽车拉着几个携带冲锋枪的便衣特工，停在达威托·德·拉·玛萨家门外。他们抬出达威托的尸体，毫无顾忌地扔进了长满三色堇的花园。他们冲着身穿睡衣、惊慌失措地望着尸体的阿尔塔戈拉西娅大声喊道：“你丈夫在监狱里上吊死了。我们给你送来了，你按照上帝的吩咐埋葬他吧！”说完扬长而去。
安东尼奥想：“甚至连这个都不是最糟糕的。”看到达威托的尸体，看到他脖子上所谓自杀留下的绳子，看到尸体被那群流氓——军情局的特工——像扔一条狗那样扔进了前院，这都还不是最糟糕的。这四年半以来，安东尼奥重复这句话有几十遍、上百遍了。与此同时，他日日夜夜，只要头脑清醒、聪明的时候，就在计划今天晚上要具体实施的这个复仇行动——愿上帝保佑我们成功！最坏的是在达威托死后不久对死者名声的诋毁：政府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加勒比日报》《民族日报》、多米尼加之声广播台、电视台、“热带之声”、加勒比广播电台，加上十几份大报小报和地方广播台，全部开动起来，政府在这一片嚷嚷声中广泛散布一封达威托的遗书，说明他自杀的原因。说他因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墨菲而感到内疚！这头“公羊”派人杀死了达威托还觉得不够，为了抹掉卡林德斯这段历史的线索，还阴险残暴地把达威托变成杀人凶手！这样，他就摆脱了这两个讨厌的证人。为了把这一切弄得非常下流，达威托的亲笔信还解释了他杀死墨菲的原因：同性恋。墨菲没完没了地纠缠达威托，说是早就爱上了达威托，后者极力表示反感，为维护男子汉的名誉，就杀了这个败类，然后用事故掩盖了罪行真相。
安东尼奥在雪佛兰里不得不弯下腰来，用截短枪管的步枪顶在腹部，极力掩饰刚刚发作的胃痉挛。他妻子多次坚持要他去看医生，因为这种疼痛可能是溃疡或者更严重的什么东西，但是他总是拒绝。他不用看医生就知道这几年来内部器官出了毛病，这是精神痛苦的必然反应。自从达威托出事以来，他就失去了一切幻想、一切热情、对这种或者那种生活的任何眷恋。只有复仇的想法还能让他保持活力，他活着仅仅是为了履行他曾经高声发出的誓言。在为达威托守灵的那个夜晚，他洪亮的声音吓坏了前来吊唁的亲戚和邻居，而他们是来慰问德·拉·玛萨家族的人的，包括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舅舅……
“我以神圣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亲手杀死这个干了坏事的婊子养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婊子养的”是指大恩人、祖国之父、大元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博士。元首送的花圈在灵堂里显得最鲜亮、最芳香、最醒目！德·拉·玛萨的家人不敢拒绝这个花圈，也不敢撤掉它，因为那个位置实在太显眼了，凡是来灵柩前祝福和祈祷的人都知道元首沉痛哀悼这位飞行员的惨死，他在吊唁信上说：“他是我最忠诚和最勇敢的战士之一。”
葬礼次日，国家宫的两名侍卫副官乘着官方的凯迪拉克来到莫卡地区德·拉·玛萨家族的住宅。他们是来找安东尼奥的。
“是来逮捕我的吗？”
“绝对不是，”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赶忙说明，“陛下要见您。”
安东尼奥没有设法带枪。他早已料到：进入国家宫之前就会解除他的武装，不是把他送进四十一号监狱，就是半途把他扔下悬崖。不带枪也没关系。他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还知道仇恨给他增加的力量足以一拳打死暴君。正如前一夜他在誓言中说的那样，他反复思量了这个决心，决定坚决行动，尽管他知道在逃跑之前就会有人杀死他。只要能干掉这个毁灭了他和他的家庭生活的暴君，付出这个代价也值得。
从凯迪拉克下来以后，两位副官护送他走到元首办公室前，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副官们大概早就得到了必要的命令，门里刚一传出那不可能混淆的尖锐的一声“进来”，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和他的同伴就走开了，让他单独进去。由于面向花园的百叶窗是半关闭的，办公室里有些黑暗。大元帅坐在写字台后面，身穿一套安东尼奥回忆不起来的军装：白色半长军服上衣，有下摆，缀有金纽扣，胸口上方有金穗花饰，上面呈扇形挂着五颜六色的奖章和勋章；下身穿了一条浅蓝色的军裤，法兰绒的料子，有一道白色的裤线。看样子是要去参加什么军事仪式。台灯照在那张圆脸上，只见面颊刮得干干净净，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小胡须是模仿希特勒式的（安东尼奥有一次听元首谈起过希特勒，元首不仅赞成希特勒的思想，还欣赏希特勒穿军装和检阅军队的方式）。安东尼奥刚一迈进房门就被元首那锐利的目光钉在原地不动了。特鲁希略仔细观察了一阵安东尼奥，然后开口道：
“我知道你以为是我下令杀死了达威托，你认为他的自杀是军情局上演的假戏。我派人叫你来就是要亲口告诉你：你错了！达威托是政府的人。他一向忠诚，是个特鲁希略主义者。我刚刚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共和国最高检察总长弗朗西斯科·埃尔比迪奥·贝拉斯领导。他们的权力很大，可以询问任何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如果自杀是个骗局，那制造者要受到惩罚。”
他不动声色、不假思索地说了这番话，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口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他对部下、朋友和敌人一贯的说话方式。安东尼奥纹丝不动地站着，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扑过去掐住这个伪君子的脖子，不给他求救的时间。特鲁希略好像要助他一臂之力似的站起来并且朝他走来，步伐缓慢而庄严。元首的黑皮鞋比打蜡的地板还要锃亮。
“我还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这里调查那个什么墨菲之死，”元首口气依然尖锐地补充说，“这当然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美国佬能允许我们的警察去纽约、华盛顿或者迈阿密调查一个多米尼加人之死吗？让美国佬来吧！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有隐瞒！”
元首就站在一米左右的前方。安东尼奥无法抵抗特鲁希略那平静的目光，他不停地眨眼睛。
过了片刻，元首又补充道：“我要杀人的时候，手不发抖。治理一个国家有时就得染上鲜血。为了这个国家，我已经多次染上鲜血。但是，我是个讲道德的人。对忠诚的人，我会为他主持正义，不会派人杀害他。达威托是个忠诚的战士，是政府的人，是经过考验的特鲁希略主义者。所以，他在伦敦失手杀死路易斯·贝尔纳尔迪诺的时候，我冒着风险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达威托之死一定要调查明白。你和你的家族都可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元首转身，依然步伐稳重地走回写字台。为什么近在咫尺却不朝他扑过去呢？四年半过去了，他总是这样问自己。他并没有相信元首的鬼话。那番话是假戏的一部分，特鲁希略喜欢玩这套把戏。独裁政权常常给自己的罪行蒙上一层悲惨的假象，仿佛讽刺性的补充部分。那么，为什么不扑上去呢？不是因为怕死，在他承认的所有缺点中，从来没有怕死这一条。自从他上山起义，带着一支奥拉希奥派的小队伍与特鲁希略这个独裁者打游击以来，他就已经是在提着脑袋玩命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为特别和难以确定的感觉：一种瘫痪，意志麻木、理智麻木、自由思想麻木，这是那个衣冠楚楚、整洁得甚至有些荒唐、说话尖声尖气、目光具有威慑力的人，他那针对多米尼加无论穷富、无论有无文化、无论敌我的人们施加的麻醉力，让你站在那里不动，默默地、被动地听他胡说八道，孤零零地看着他做戏，而不能把扑上去干掉他的心愿变成行动，不能结束多米尼加已经变成群魔乱舞的这个历史时期。
“另外，为了证明政府认为德·拉·玛萨家族是个忠于祖国的家族，今天上午特别批准你修建圣地亚哥到银港的公路。”
元首又停顿下来，用舌头舔舔嘴唇，说了一句表示接见已经结束的话：
“这样，你可以帮助达威托的遗孀。可怜的阿尔塔戈拉西娅正处在困难时期。替我拥抱她！也拥抱你的父母！”
安东尼奥走出国家宫时的感觉仿佛比喝了一夜酒还要糊涂。那是他吗？是他亲耳听到了那个婊子养的说了那一番话吗？他真的接受了特鲁希略的那些说辞吗？甚至他真的接受了一笔交易吗？他真的接受了这盘施舍，用换来的几千比索去吞下苦水，变成了杀害达威托的同谋吗？对，你就变成了杀害弟弟的同谋！为什么你不敢骂他一句？为什么不敢对元首说：我很清楚，扔在我弟媳门前的尸体就是执行你命令的结果，如同此前你杀害墨菲一样？！你用你那善于演戏的手段策划了墨菲搞同性恋的把戏！还有达威托出于内疚而杀害墨菲的鬼话！
安东尼奥没有回莫卡老家，那天上午，不知为什么，他在维森特·诺布雷大街和巴塞罗那大街拐角处一家名叫红灯的舞厅停下了脚步。老板叫“疯狂的伏里亚斯”，正在组织跳舞比赛。他喝了无数的甜酒，晕晕乎乎中听到远处传来西沃内[27]特色的默朗格舞曲的歌词：“圣安东尼奥，心里装着胡安妮塔·摩莱尔、夜壶……”忽然，他毫无道理地要打舞厅乐队中摇沙球的队员。醉意蒙眬让他看不清目标，一拳打中了空气，结果轰然倒地，爬不起来。
一天后，他回到了老家莫卡，面色憔悴，衣裳肮脏不堪。家里等着他的人有父亲堂维森特、弟弟埃尔乃斯托、母亲和他的妻子埃伊达，人人都是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还是他妻子首先颤抖着说道：
“到处都在传说特鲁希略让你修建圣地亚哥到银港的公路，这样就堵住了你的嘴巴。有好多人打电话来问这件事。”
安东尼奥听到埃伊达当着父母和弟弟的面就这样责备他，感到非常吃惊。埃伊达是多米尼加典型的贤妻良母，不多言，乐于助人，吃苦耐劳，默默忍受丈夫的酗酒、乱搞女人、乱打架、夜不归宿……她总是好脸相待，给他以鼓励，急忙表示接受他肯于出口的道歉，在星期天的弥撒、忏悔和祈祷中为丈夫寻求安慰，以克服生活给丈夫带来的种种困难。
“我不能因为一个简单的表示就让他把我杀掉，”他说道，一面坐在堂维森特午睡的躺椅上，“我假装相信了他的解释，装成被他收买的样子。”
他感到疲惫不堪，因为妻子、弟弟和父母的目光在灼痛他的良心。
“那种情况下，我又能怎么办呢？爸爸，您别往坏处想。为给达威托报仇，我已经发过誓了。妈妈，我一定要为弟弟报仇！埃伊达，将来你一定不会为我感到羞愧的。我发誓。我再次发誓！”
誓言马上就要兑现了！十分钟内，也许一分钟内，载老狐狸每周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个卡奥瓦之家的雪佛兰就要出现了！根据事先周密安排的计划，这个杀害卡林德斯、墨菲、达威托、米拉瓦尔三姐妹以及成千上万多米尼加人的凶手就要落入弹雨之中了，射杀“公羊”的第一批子弹将是发自一个“公羊”的受害者，那就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特鲁希略也杀害了他，但是其手段比之被枪毙、殴打和扔下悬崖喂鲨鱼更加凶残，时间更加漫长。“公羊”杀害他的办法是“钝刀子割肉”：一会儿割掉他的正直，一会儿割掉他的名誉，一会儿割掉他的自尊，一会儿割掉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一会儿割掉他的理想和希望，结果让他变成酒囊饭袋和行尸走肉，终日备受内疚的折磨，最终把他毁灭掉。
“我去活动一下腿脚，”他听到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道，“时间坐长了，双腿抽筋了。”
他看到“突厥”下了汽车，沿着公路边缘走了几步。他也像他一样感到着急不安吗？肯定是的。托尼·英贝特和阿玛迪多也一样。前面的人也一样。罗伯托·巴斯托里撒·内莱特、瓦斯卡尔·特哈达和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也同样着急不安。他们都惴惴不安地猜测着：一定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妨碍了“公羊”去幽会。特鲁希略跟安东尼奥还有旧账未了。“公羊”对这七个人都有伤害，对许多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安东尼奥的伤害最重，比如，参与策划的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就无法与他相比。他向车外看去，看见“突厥”在做有力的踢腿动作。他隐约看到萨尔瓦多拿着一把手枪；又看到他回到汽车里来，在阿玛迪多身边坐下。
“好啦，如果‘公羊’不出来，那咱们就上波尼酒吧喝冰镇啤酒去！”听到萨尔瓦多这样说，他心里很痛苦。
自从那次打架以后，他和萨尔瓦多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两人曾经偶然在社交场合相遇，但是互相不招呼。那次决裂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当策划伏击事件很有进展的时候，安东尼奥鼓起勇气前往马哈马·甘迪大街二十一号，一直迈进萨尔瓦多家的客厅。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这样分散力量是没有好处的。”他这样说道，就算代替了问候。“你宰‘公羊’的计划是儿童游戏。你和英贝特应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组来。我们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不会失败的。”
萨尔瓦多盯着他的眼睛，一言不发。他没有任何敌意，也没有要把他赶走的意思。
安东尼奥进一步解释道，一面压低了声音：“我有美国佬的支持。我跟大使馆商量细节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胡安·托马斯·迪亚斯也跟美国领事迪尔伯恩手下的人谈过了。美国给我们提供枪支弹药。我们的几个司令长官也表示了承诺。你和托尼应该加入到我们小组来。”
“突厥”终于开口道：“我们是三个人。几天前，阿玛迪多·加西亚·盖莱罗也加入进来了。”
两人言归于好，尽管非常勉强。这几个月来，他俩没有发生过争吵，与此同时，暗杀特鲁希略的计划由于美国佬的犹豫不决而一改再改，每天、每周、每月都在改动方式和日期。美国大使馆最初答应的一架飞机和大量武器到最后减少到三支步枪，不久前，由安东尼奥的朋友、温比超市的老板罗伦佐·贝利转交过来。知道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特鲁希略城的特工，安东尼奥着实吃了一惊。和“突厥”虽然还是友好地见面（唯一的话题就是不断地改变计划），但是再也没有几年前那种兄弟般的交往、开玩笑、谈心，没有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流了。安东尼奥知道，反之，在“突厥”、英贝特和阿玛迪多之间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交流。自从打架以后，他就被排除到这种亲密关系之外了。这笔账也应该算到“公羊”头上：他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这辆车里的三个伙伴，还有前面另外三个伙伴，都不如他了解这个暗杀计划。他们有可能会怀疑还有其他同谋，但是如果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导致他们落入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手中，就算特工把他们送进四十一号监狱，对他们酷刑拷打，无论萨尔瓦多、英贝特、阿玛迪多，还是瓦斯卡尔、巴斯托里撒、佩德罗·里韦奥都不可能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不会牵连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也不会牵连路易斯·阿米阿玛·迪奥和其他两三个人物。这六个伙伴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在这些人物中，有政府的高层领导，比如，布博·罗曼这个政权的二号人物、武装部队司令。这六个伙伴也不知道还有无数的部长、参议员、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了解这项暗杀计划，也曾经参加准备工作，或者间接了解并表示一旦宰掉“公羊”，他们愿意共同重建政治制度，消灭特鲁希略主义的一切残余势力，实行开放政策，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内外秩序，防止共产党人介入，号召全民大选。这类人里就有共和国理论上的总统巴拉格尔。那么到最后多米尼加共和国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民选政府、新闻自由、公民合法权利的正常国家了吗？安东尼奥叹了一口气。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可是至今不敢相信有那一天。实际上，他是唯一全面掌握这个网络上的人物和细节的人。有很多次，当那毫无希望的秘密谈话在进行时，当已经做完的计划又被推翻而必须另起炉灶时，他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是一只蜘蛛，正处于他自己吐丝结成的迷宫中央，这些网丝把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物束缚在一起。他是唯一了解大家的人。只有他才知道每个人承诺到了什么程度。人可真不少啊！如今，他都记不起总数有多少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居然没有人去告密来破坏这个暗杀计划，这真是奇迹！或许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缘故，萨尔瓦多就是这样认为的。预防措施也起了作用，除去唯一的目的，大家都不知道实现这一目的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知道今天晚上有七个人在这里等待“公羊”的不会超过三四个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七个人用什么手段处决“公羊”。
他是唯一掌握全部情况的人，这给他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万一他落入乔尼·阿贝斯之手，那么军情局就有可能猜出其他人来。他决心不让敌人活捉，一定要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他还事先采取措施，把氰化钾装进了鞋后跟，这是莫卡老家一家药房给他配制的，以为他要毒死一条野狗，因为这头畜生总是来庄园的鸡场捣蛋。不能让敌人活捉，不能让乔尼·阿贝斯高兴地看到他坐到电椅上去。只要特鲁希略一死，那消灭军情局局长就是一件真正令人快活的事情了。自告奋勇去抓军情局局长的人会多得很。有可能他一听说元首毙命马上就会逃走。应该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他知道人们是多么恨乔尼，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报仇。不仅反对派的人这样说，就连部长、参议员和军人都公开说要报仇。
安东尼奥又点燃了一支烟，咬紧烟头猛吸了一口，借以宣泄心中的焦虑。公路上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有好大一阵工夫，无论哪个方向都没有卡车或者汽车通过。
实际上，他想——一面从鼻孔和口中吐出香烟——以后的事情是无所谓的。关键的问题是眼前。只要一看到“公羊”死，他就可以知道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就可以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
“这个坏蛋老是不来，真他妈的！”坐在他旁边的托尼·英贝特愤怒地骂道。
七
乌拉尼娅第三次坚持要喂父亲食物，瘫痪的老人终于张开了嘴巴。护士端着一杯水回来的时候，卡布拉尔先生已经放松下来，仿佛有些心不在焉，顺从地吞下女儿喂给他的一口口水果羹，并且一口口地喝下了半杯水。一些水从嘴角流到了下巴上，护士小心翼翼地擦掉了。
“好极了，好极了！像个乖孩子一样吃下了水果，”护士夸奖他道，“卡布拉尔先生，您很高兴女儿给您带来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瘫痪的老人不肯理睬她。
乌拉尼娅出其不意地问护士：“您还记得特鲁希略吗？”
护士慌乱地望着乌拉尼娅。这是个胯骨很宽的女人，长着一双外突的青蛙眼，喜怒哀乐都在脸上。头发表面上是金黄的，可惜根部的黑色暴露了染料的颜色。终于，她做出了反应：
“杀死特鲁希略的时候，我刚刚四五岁，我能记得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记得，只知道家里人说的那点事。您父亲在那个时代很重要，这我知道。”
乌拉妮娅点点头。
“当过部长、参议员，等等，”她低声道，“可最后还是倒了霉。”
老人望着女儿，露出惊慌的神色。
“好啦，好啦，”护士极力装作同情的模样，“就算他是个独裁者吧，无论怎么说，可是好像那个时候比现在生活得好，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是不是，小姐？”
“要是我父亲能明白，他肯定很高兴听见你这番话。”
“您父亲当然能明白我的话。”护士这时已经走到了门口。“卡布拉尔先生，对不对？我和您父亲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好啦，需要我的时候，请叫我！”
她出去了，顺手关了门。
或许她说的是真话：由于后来的政府搞得乌七八糟，今天有很多多米尼加人怀念特鲁希略时代。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种种滥用职权、暗杀迫害、贪污腐败、特工横行、封闭隔绝、恐惧焦虑的现象，而把恐怖变成了神话，说：“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
“爸爸，那个时候也有许多犯罪现象。”乌拉尼娅望着父亲的眼睛，老人开始眨眼睛。“那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多盗贼入室作案，也没有这么多光天化日之下就抢劫行人钱包、手表和首饰的家伙。但是，那个时候有杀人、拷打、刑讯和迫害失踪等好多事情。甚至政府圈子里也有人遭到迫害。比如，那个漂亮的兰菲斯，干了多少坏事啊！我去看了一眼，当时可把您吓坏了。”
她父亲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她和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的同学像她那个时代所有的少女一样，经常在梦里与兰菲斯·特鲁希略相会。他留着墨西哥电影里美男子的短胡子，戴着太阳镜，身穿合体的西装和几种多米尼加空军司令的军装。他那眼睛又黑又亮，他身材修长，腕上戴金表，手上戴金戒，轮流使用好几辆大奔驰。他似乎是众神的宠儿：有金钱，有权力，有潇洒的风度，有健康的身体，有幸福的生活。你对他记忆犹新。每当嬷嬷们看不见你们的时候，你和你的同学就纷纷拿出相册来，那里面收集了兰菲斯·特鲁希略的各种照片：穿便服的，穿军装的，穿泳衣的，打领带的，穿体育装的，穿礼服的，骑在马上指挥多米尼加马球队的，或者是坐在那里指挥空军飞行的。你们还争先恐后地编造说，在俱乐部里、在集会上、在晚会上、在游行时、在义卖会上看到过他，还跟他说了话；你们大胆（那时候是窃窃私语）地说出了这种事情，吓得脸红心跳，因为你们知道说这种话、有这种念头是罪过，是应该向神甫忏悔的。你们说，如果让兰菲斯·特鲁希略爱上、亲吻、抚摸和拥抱，那该是多么美好和幸福啊！
“爸爸，您想象不到我有多少次在梦里看到过他！”
她父亲没有笑。一听到特鲁希略长子的名字，他又轻轻地动了一下，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兰菲斯是特鲁希略特别宠爱的儿子，因此也特别让他感到失望。祖国之父本希望长子——“爸爸，他是特鲁希略的亲生儿子吗？”——也像他一样有掌权的欲望，也像他一样精明强干。可是，兰菲斯没有继承他任何优点和缺点，只有一条除外：或许可以叫作“性交狂”，把女人按倒在床上以证明自己的雄性能力。兰菲斯没有政治野心，毫无雄心壮志，为人冷漠，容易消沉，性格内向，经常为焦虑、复杂和扭曲的心态所困扰，行为变化无常，容易歇斯底里发作，长期丧失意志，沉湎于毒品和酒色之中。
“爸爸，您知道给元首写传记的人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当兰菲斯听说他出生时母亲还没有跟特鲁希略结婚的时候就立刻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说：当兰菲斯得知自己真正的生父是多米尼西博士的时候立刻就消沉了。这位博士是古巴人，特鲁希略派人把他给干掉了。这位古巴博士是堂娜·玛丽亚·马丁内斯的第一个情人，而那时的玛丽亚还没梦想做第一夫人呢，她只是个生活来源可疑、不怎么样的女人，绰号是‘西班牙小娘们’。爸爸，您在笑吗？简直不敢相信！”
她父亲有可能在笑，也可能是面部肌肉的简单放松。不管怎么说，不是那种开心人的笑脸。确切地说，是那种刚刚打了呵欠或者大吼一声，结果下巴脱臼、眼珠翻转、鼻孔放大、嘴巴露出了没有牙齿的黑洞的面孔。
“要不要我喊护士？”
瘫痪的老人闭上了嘴巴，面部松弛下来，又恢复了专注和不安的表情。他静静地缩成一团，等待着女儿说下去。突然，一声鹦鹉的尖叫吸引了乌拉尼娅的注意，也冲破了室内的寂静。鸟叫来得快，去得也快。一道灿烂的阳光照进来，射在屋顶和玻璃窗上，屋子里开始暖和起来。
“您知道吗？尽管我非常恨特鲁希略，可是我一直拥护您的元首和他的家庭，拥护一切散发着特鲁希略气味的东西。说真的，一想起兰菲斯，或者一读到关于他的文章和作品，我就不能不感到痛苦和同情。”
如同一切魔鬼家族一样，兰菲斯也是个魔鬼。父亲是那样的人，在他培养和教育下的儿子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暴君的儿子，比如尼禄[28]，又能成为别的什么东西呢？一个七岁的儿童就由法令——“爸爸，是您还是奇里诺斯参议员把这项法令提交给国会的？”——任命为多米尼加军队的上校；十岁时，又提升为将军，还举行了公开的授衔仪式，外交界还必须出席，所有的军事首脑在仪式上还要表示祝贺。这样的孩子能变成什么样子呢？乌拉尼娅一直牢记着父亲收藏在客厅橱柜里的那本相册中的一张照片——相册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照片上衣冠楚楚的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或者您还是部长吧，爸爸？”）穿着豪华的燕尾服，在炎热的阳光下，恭恭敬敬地弯腰向身穿将军服的孩子表示祝贺；小将军刚刚检阅过三军仪仗队，此时正站在一个小平台的凉棚下依次接受部长们、议员们和大使们的祝贺。主席台上是大恩人和第一夫人喜笑颜开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