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能够躲过这场灾难？毫无疑问，这多亏了路易斯和伊万英勇不屈的精神——两年后，两人还蹲在维多利亚监狱中；毫无疑问，也多亏了“六·一四”中的青年男女，他们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也许这些青年认为他只是好奇，而不是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为托尼·英贝特为人腼腆，很少在会议上开口说话。第一次领他参加会议的人就是蒙乔。他只是听别人发言，要他说话时也只是三言两语。此外，他不可能进入军情局的档案，除非作为塞贡多·英贝特少校的哥哥。他的服役档案是干干净净的。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政权工作——当过铁路总监、银港省长、全国彩票总监、签发身份证办公室主任，如今担任里斯达公司经理，而后台老板就是特鲁希略的小舅子。特工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他呢？
在六月十四日以后的日子里，他小心谨慎地夜间留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拆卸炸药筒，再把炸药送回采石场。与此同时，他反复思考下一个干掉特鲁希略的计划究竟怎样实施和同谁一道去完成。他把已往发生和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一切都推心置腹地告诉最亲密的朋友、“突厥”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后者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请他入伙实施这个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爆炸的计划。萨尔瓦多最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要特鲁希略多活一天，情况就不会有丝毫改变。两人于是谈及种种可以暗杀的办法。但是，只要有阿玛迪多在场，两人便不提此事，因为尽管他是“三剑客”之一，但似乎很难让侍卫副官心甘情愿地去杀大恩人。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那件影响阿玛迪多仕途晋升的悲惨事件。他为了晋升不得不杀掉一个囚犯（据说是他前未婚妻的哥哥），结果此事把阿玛迪多变成了参与暗杀“公羊”的伙伴。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登陆事件到现在快满两年了。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了一年十一个月十四天。安东尼奥·英贝特看看手表：“公羊”可能不会来了。
这期间，无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世界上还是英贝特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很多，很多。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了大搜捕，“六·一四运动”的许多青年男女都被捕，其中就有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一九六〇年一月，自从两位主教在《主教书》中谴责独裁统治以来，特鲁希略就同天主教这个老合作伙伴断绝了来往。一九六〇年六月发生了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的事件，此后这位总统就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特鲁希略的长期盟国。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在哥斯达黎加国际会议上投票通过了对多米尼加的制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贝特感到心里针扎一样的疼痛，每当他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心痛——发生了杀害三姐妹的事件。米内尔瓦、巴特里亚和玛丽亚·特莱莎·米拉瓦尔，还有给她们开车的司机都被杀了。地点在北部山区的最高峰，时间是三姐妹去银港要塞监狱探视米内尔瓦和巴特里亚的丈夫回来的路上。
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以快速且神秘的方式获悉了对三姐妹的杀害事件。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短短几小时就传到了最遥远的边陲，尽管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刊登。虽然这类由老百姓口传的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添枝加叶，往往被夸大或者缩小，甚至变成神话、传奇、虚构的故事，几乎与发生的事件毫不相干了。英贝特回想起那天夜里在防波堤上的情景，地点也距离这里不远。如今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他们在等待“公羊”的到来，为的是给包括三姐妹在内的许多人报仇雪恨。那天夜里，他、萨尔瓦多和阿玛迪多三人坐在石头栏杆上，如同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那样——那天，还增加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乘凉并避开闲人交谈。三姐妹被杀事件把这四个男子汉气得咬牙切齿、满腔怒火，他们议论着这三姐妹竟然会死在北部山区的高峰上，死于所谓的车祸。
他听到谁在说：“他们杀害我们的父亲和兄弟。现在又杀害我们的妻女。可是我们呢，却无可奈何地傻等着人家来干掉我们！”
“不是无可奈何，托尼！”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跳了起来。他早已从老家回到首都，是他带来了三姐妹被杀的消息，他是在返程的路上听到的。“特鲁希略要为她们的死付出代价！事情已经开始了。问题是要把事情做好。”
那个时候，暗杀计划是准备在莫卡进行的，时间选在特鲁希略视察德·拉·玛萨家族领地的时候。自从美洲国家组织对多米尼加进行谴责和实行经济制裁以来，“公羊”就不停地在全国走来走去。准备在耶稣圣心会的大教堂安放一枚炸弹，当特鲁希略在主席台上讲话时，射手们就从阳台、花坛和钟楼上向他密集射击。主席台设在教堂的大院里，听众将站在圣胡安·博斯科的塑像周围，塑像下半部爬满了三色堇。英贝特察看了教堂的地形，自告奋勇要埋伏在钟楼里，那里会是最危险的地方。
“托尼认识三姐妹，”“突厥”给安东尼奥解释道，“因此他要在那个岗位上。”
英贝特认识三姐妹，但是还不能说是她们的好友。他认识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玛诺罗·塔瓦雷斯·胡斯托以及莱安德罗·古斯曼，是偶然在秘密团体的会议上，他们以历史上杜阿尔特[35]的圣三会为榜样，发起了“六·一四运动”。三姐妹是这个松散但是充满热情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由于内部混乱和缺乏实力，在独裁政府的镇压下解散了。三姐妹的坚定和勇敢给托尼·英贝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把握取胜的斗争中，其中尤为出色的是大姐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都会倾听她的意见、讲话、建议和决定。尽管他从前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但是三姐妹被杀之后，他开始思考。没有认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妇女也能献身如此具有男子气概的事业，诸如准备暴动，收集和掩藏武器、炸药、燃烧瓶、匕首、刺刀，谈论暗杀计划、战略和战术，冷静地讨论团体成员在落入军情局手中时是不是应该服毒自杀，免得酷刑拷打之下出卖同志，等等。
米内尔瓦经常谈到革命的准备工作，谈到秘密宣传的最佳方式，谈到在大学发展秘密团体的成员。大家都注意她的谈话，因为她聪明，表达透彻。她的革命信念非常坚定，她雄辩的口才使得她的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她也很漂亮：乌黑的头发，明亮的大眼睛，白净、细嫩的面庞，线条优美的鼻梁，红润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在微红肤色的衬托下格外明亮。是的，她很美。尽管她在会议上穿着庄重，但是她身上有着极强的女人味，无论动作还是微笑都流露出自然的娇媚和优雅。托尼想了想：好像她从来也不化妆打扮。他想：是的，她很美，可是与会者从来没有人敢跟她说一句恭维话，开个玩笑，而这在多米尼加男人中是最正常、最自然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如果是由患难与共的事业和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亲密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身上有着某种气质，不允许男人随便跟她过分亲热，她不是一般的女性。
那个时候，在反对特鲁希略斗争的小天地里，米内尔瓦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了。关于她的事情，人们说得很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夸张呢？没有人敢问。谁也不想接受那轻蔑的白眼，不想听到那尖锐的反驳，因为她的回答常常弄得对方哑口无言。据说，她年轻时就曾让特鲁希略下不来台：拒绝跟元首跳舞。结果她父亲的镇长职务被罢免，人也被送进了监狱。也有人说，不是拒绝跳舞，而是跳舞时元首摸了她的屁股，还说了一些粗话，她就扇了元首一记耳光。很多人不接受这种说法。“那她就活不成了。元首不亲自杀了她，也会派人干掉她。”安东尼奥·英贝特却认为有这种可能。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她，听她说话，就立刻相信：即使耳光不是真的，骂元首也可能确有其事。只要看看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听她讲上几分钟话，比如，她冷若冰霜地谈到有必要让团体成员做好心理准备对付敌人的酷刑拷打，就足以知道：如果元首不尊重她，她扇元首耳光是完全可能的。她曾经两次被捕，人们传说她先是在四十一号，后来在维多利亚监狱里进行大无畏的斗争，她在那里绝食、抗议禁闭；据说敌人对她进行了野蛮的酷刑拷打。她从来不谈自己在监狱里的经历，不谈受过的折磨，不谈自从敌人知道她是反特鲁希略分子以后她家经历的苦难：迫害、抄家、软禁。独裁政权对米内尔瓦本人进行有计划的报复：先允许她攻读法律，但是在她毕业后不发给她执业证，也就是说，让她无法工作，不能谋生，迫使她年纪轻轻就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让五年的学业前功尽弃。但是，敌人的这一套丝毫不能让她感到痛苦，她仍然不知疲倦地给大家打气，她是一台运行中的发动机——英贝特多次想——她是这个年轻国家美丽、热情、充满理想的序曲，总有一天多米尼加共和国会唱出民主和自由的主旋律来。
想想自己，他感到羞愧，眼睛里充满了热泪。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向着大海的方向喷云吐雾。月光在那里跳动着，与海水嬉戏。此时，海上没有一丝清风。时不时地总有汽车的灯光出现在远方，它们来自特鲁希略城的方向。四个人总是立刻挺直上身，伸长脖子，紧张地向黑暗处望去。但是，每当车子距离他们二三十米、发现那不是雪佛兰时，他们便又放松了身体，感到非常失望。
最善于控制激动心情的是英贝特。他从前就沉默寡言，近年来，自从干掉特鲁希略的想法占据心头以来，尤其是这想法如同绦虫一样从他的全部精力中逐渐获得了营养以后，他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他一向朋友不多，近几个月来，他的生活就只有每天往返于三点之间：里斯达公司的办公室、家、和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及加西亚·盖莱罗中尉会面的场所。三姐妹被害以后，秘密团体的会议实际上停止了。血腥的镇压摧毁了“六·一四运动组织”。逃脱的人都回到了家庭生活之中，极力不让敌人发现。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来困扰英贝特：“为什么我没有被捕？”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好，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好像自己应该对落入乔尼·阿贝斯手中的人的许多苦难负责，因为自己还在外面享受着“自由”。
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由”。自从他觉悟到自己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下，从年轻时起就为什么样的政权效力而且还在继续为之服务——如果不是给家族集团当公司经理，那又能干什么呢？——就觉得自己是个囚徒。消灭特鲁希略的想法在他的意识里是如此强烈地燃烧着，他要摆脱这样一种感觉：每走一步都受到控制，每条路和每个动作都要由别人来规定。他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有个缓慢、渐进和秘密的认识过程，要比因为他弟弟塞贡多而发生的政治冲突早得多，从前塞贡多是个比他坚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年前，他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谁不是特鲁希略主义者呢？大家都认为“公羊”是祖国的大救星。是伟大领袖结束了军阀混战，是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地消除了海地入侵的危险，是伟大领袖让国家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美国佬一直控制着我们的海关，不让我们有自己的货币，决定着我们的国家预算——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既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那找几个姑娘玩玩又有什么不可呢？老人家捞了一些工厂、庄园和牧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吗？伟大领袖不是装备了一支加勒比最强大的军队吗？二十年来，托尼·英贝特一直在为这些伟大成绩做宣传和辩护。可现在恰恰是这些“成绩”让他感到胃痉挛。
他已经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了，怎么会产生怀疑、猜测和分歧的呢？而正是这一切让他思考：事情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严厉但是富有灵感的英明领导下，在国家飞速发展的背后，真的没有那些悲惨的情景吗？有人被杀、被虐待、被欺骗，可却通过宣传和暴力让弥天大谎粉墨登场。水滴石穿。这些怀疑和猜测就是点滴的水珠，它们一滴滴地落下，渐渐穿透了他脑海里特鲁希略主义的顽石。在他被解除了银港省长职务的时候，就内心而言，他已经不赞成特鲁希略主义了，他确信这是个独裁的腐败政权。这些想法，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妻子瓜里娜。对外，他依然是个特鲁希略主义者，因为尽管弟弟塞贡多自动流亡到波多黎各去了，但是政府为了表现宽大为怀，仍然给安东尼奥职务，甚至是特鲁希略家族企业的经理。如此信任的证明还能到哪里去找？
多年来让他感到烦恼的是：每天想的是一回事，而做的事刚好相反；他内心的秘密是如何处死特鲁希略，因为他确信只要“公羊”活着，他和大多数多米尼加人就注定要忍受那可怕的不安和烦恼，就注定每时每刻要撒谎、欺骗大家，就注定要当两面派，当众说假话，背后去想那禁止表达的真话。
他这个决定做得对，因为让他振作起了精神。当他终于能够同别人一道真诚相处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不再是烦恼了，他也不做两面派了。他同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的友谊仿佛苍天送来的厚礼。在“突厥”面前，他可以畅所欲言，大骂周围的一切。萨尔瓦多为人正直，真诚地用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托尼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是这样全身心地献给自己的信仰的，因此萨尔瓦多是他心目中的榜样，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英贝特通过堂弟蒙乔的帮助成为秘密团体的自己人之后，经常参加聚会。虽然每次散会之后他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青年男女尽管冒着生命危险，也可能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人身自由，却仍然还没有找到反特鲁希略斗争的有效方式；但是同他们一起待上两三个小时，使他感到生活里充满了活力，灵魂得到了净化，确定了生活的方向。开会的地点经常变换，他要跟着联络员兜上几千几百个圈子之后，经过确定多个不同的接头暗号，才能走进一处陌生的人家，但是一旦看到同志们，他就浑身轻松愉快起来了。
为了让家里遇事不慌，托尼渐渐告诉瓜里娜：虽然他表面上装成特鲁希略主义者的样子，但实际上早已经不相信独裁者那一套了。他甚至说，他在秘密地为推翻独裁政权而工作，妻子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有劝阻他。她也没有问万一他被捕，像塞贡多那样被判刑三十年，或者万一被杀害，她和女儿莱斯丽该怎么办。
妻子和女儿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她们以为他在“突厥”家里打牌呢。假如暗杀失败，母女俩会怎么样呢？
“你相信罗曼将军吗？”他突然问道，他这是为了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事情，“他肯定是咱们的人吗？可他老婆是特鲁希略的亲外甥女啊！元首的宝贝外甥女婿，何塞和威尔希里奥·加西亚·特鲁希略两位将军都是他的大舅子！”
“他要不是咱们一伙的，咱们早就进四十一号监狱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道，“只要一个条件兑现：看到‘公羊’的尸体，他就站在咱们一边。”
“很难相信他的话，”托尼低声道，“杀了‘公羊’对这位国防部长有什么好处呢？他有可能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权。”
“他比你我更恨特鲁希略，”德·拉·玛萨回答说，“很多高层核心人物也都恨‘公羊’。特鲁希略主义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早晚不攻自破，你看着吧！布博还让许多军人做了保证，他们都在等着他的命令呢。只要命令一下，明天这个国家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关键是‘公羊’得来呀！”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在后排座上嘟嘟囔囔地说。
“‘突厥’，‘公羊’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中尉再次重复道。
安东尼奥·英贝特又陷入了沉思。明天早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解放吗？他早就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是，即使是现在，在就要动手前的几分钟里，他还是很难相信会变成现实。除去罗曼将军之外，还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想打听明白。他知道还有四五个人。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人参加。最好不要打听还有什么人。他一向认为参加者只需要知道起码的事情就够了，为的是不给行动计划造成危险。他早就兴致勃勃地听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给大家讲过一旦干掉暴君，武装部队总司令将夺取政权的保证。这样不等特鲁希略的亲戚朋友和死党发动反扑，军队就要把他们逮捕或者杀掉。幸运的是，特鲁希略的两个儿子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还在巴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同多少人谈过话？在近几个月不停的会议上，安东尼奥有时漏出三言两语，使人想到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计划。托尼早有戒备，有一次萨尔瓦多气极之下甚至开始要讲：一天，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家里开会，险些同一群反对英贝特参加暗杀计划的人吵起来，那时英贝特急忙堵住了萨尔瓦多的嘴巴。那些人认为英贝特不可靠，因为他曾是特鲁希略主义者；有人提起英贝特发给特鲁希略的那封著名的电报，即烧毁银港的建议。（英贝特想：“这封电报要跟着我一辈子了，就是死后也饶不了我。”）“突厥”和安东尼奥立刻提出抗议并表示可以为托尼担保，但是他不让萨尔瓦多说下去——
“‘突厥’，我不想听。总之，不了解我的人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不错，我这一辈子直接和间接地都在为特鲁希略工作。”
“那我现在做的又是什么呢？”“突厥”反驳说，“多米尼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的人在干什么呢？难道不是给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干活吗？只有大富豪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为特鲁希略工作。”
英贝特想：“就是富豪也得为特鲁希略出力。”如果富豪打算继续发财，就得同元首联合，就得把部分企业卖给元首或者买下来一部分，必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英贝特半睁半闭着眼睛，低沉的涛声在为他催眠，他心里想着特鲁希略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的魔鬼特征：在这个体制内，每个多米尼加人迟早都会作为同谋加入进来，只有流亡国外或者死去才能摆脱这个独裁体制。只要在国内，人人就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多米尼加人如果聪明能干，那就要倒霉了。”英贝特有一次听到阿尔瓦罗·卡布拉尔这样说道。（他想：“卡布拉尔本人就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卡布拉尔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你要是聪明能干，特鲁希略迟早会把你叫到身边，让你为政府出力，或者干脆为他本人服务；只要他叫你去，你就不能回绝。”这是真话，他自己就是个证据。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政府的任命。正如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的，“公羊”已经剥夺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神圣权利：自由的意志。
与“突厥”不同的是，在安东尼奥·英贝特的生活里，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他是个多米尼加式的天主教徒，人们生活中规定的宗教仪式——洗礼、按手礼、第一次领圣餐、天主教小学、教堂结婚仪式，他都一一经历过；当然，最后是临终弥撒和教士在下葬前的祝福祈祷。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信徒，从来不关心信仰与每天生活的关系，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与《圣经》戒律吻合。萨尔瓦多的那种方式，英贝特就认为是一种病态。
但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却深深地打动了他。或许就因为这个，他才决定必须干掉特鲁希略。为的是让自己和多米尼加人起码恢复这样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谋生的工作。托尼一直不晓得自由意志为何物。可能小时候知道，后来忘记了。那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
十
门铃一响，乌拉尼娅和她的父亲一动不动，吃惊地对望一下，好像犯规被抓住了一样。楼下传来说话声和一声惊叫。接着是急匆匆的脚步声：有人上楼了。然后是焦急的敲门声，几乎与此同时，门就被推开了。一副慌张的面孔出现在门口。乌拉尼娅立刻认出那是表妹卢辛达。
“是乌拉尼娅吗？是乌拉尼娅吗？”表妹突出的大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她张开双臂向她走来，仿佛要验证一下这是不是幻觉。
“是我呀！卢辛达。”乌拉尼娅拥抱着同岁的表妹，也是她的同学，是阿德利娜姑姑最小的女儿。
“可是，姑娘！我真不敢相信！你回来啦？快来，快来！说说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你怎么不来我家啊？你忘了我们多喜欢你啊？你连你姑姑阿德利娜都不记得啦？还有玛诺拉呢？还有我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乌拉尼娅吓了一跳，耳朵里塞满了问题和好奇的询问——“我的天啊！表姐，这三十五年你可是怎么度过的啊？三十五年啊，对不对？从来没有回国，没有回家看看！”“姑娘，你得有多少事情要讲啊！”——让她没法回答问题。在这一点上，表妹的脾气丝毫没有变化。卢辛达从小说话就像只鹦鹉，热情，喜欢编谎话，特别淘气。她和这个表妹一直相处得很好。乌拉尼娅还记得表妹穿节日服装的模样：白裙子，海军蓝的上衣。她还记得她每天穿的粉红和蓝色的衣裳。这是一个灵活的胖姑娘，梳着刘海，戴着矫正牙齿的金属环，嘴角总是露出微笑。如今，她已经是个发福的中年妇女了，面部皮肤非常光洁，没有长皱纹的迹象，身穿一件朴素的带花衣裳，唯一显出打扮痕迹的地方就是戴了两个金光闪闪的长耳环。突然，她中断了对乌拉尼娅的亲热举动和提问，走到瘫痪老人的身边，吻吻他的前额。
“舅舅，你女儿给了你一个惊喜呀！你绝对没有想到女儿又复活了，又来看你了。真让人高兴啊！是不是，阿古斯丁舅舅？”
她再次吻吻老人的前额，然后同样迅速地又把老人给忘到脑后了。她来到乌拉尼娅身旁，在床边坐下。她拉起乌拉尼娅的胳膊，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然后又是用惊叹和问题让乌拉尼娅感到应接不暇。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哇？姑娘，咱俩是同岁啊，对不对？你好像要年轻十岁。这不对呀！大概是你没有结婚生子的缘故。没有什么能比丈夫和子女更毁人的了。瞧瞧你，多苗条！多漂亮！乌拉尼娅，你还是个年轻姑娘呢！”
她从表妹的声音里逐渐辨认出以前那个小姑娘的语音和语调了。她跟那个小姑娘经常在圣多明各学校的操场上做游戏，也多次给那个小姑娘讲解几何和三角函数。
“卢辛达，这是一种互相不见面的日子，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乌拉尼娅终于开口道。
“这都怪你！讨厌鬼。”表妹在教训她，口气是亲热的，但是卢辛达眼睛里闪烁着那个问题、那个在她一九六一年五月底突然出国以后，姑姑、舅舅、表姐妹、表兄弟们肯定要提出的问题。那时她突然跑到美国密歇根州遥远的阿德里安市去了，进了协拿学院，这是多米尼加修女会委托代办的高等学校，中学就是在特鲁希略城办的圣多明各教会学校。“乌拉尼娅，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和我这么要好，这么亲密，何况又是亲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就突然不理我们了。不理你爸爸、你叔叔、舅舅、你表姐妹、表兄弟。甚至连我都不理了。我给你写了二三十封信，可你连一行字也不肯写。我可是一年又一年地给你寄明信片和生日贺卡啊！玛诺拉和妈妈也是这样做的呀！我们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甚至从来不写信，三十五年都不回国看看。”
“卢辛达，那是年轻时的疯病。”乌拉尼娅笑了起来，一面拉起表妹的手。“可是你瞧，事情过去了。这不是又回来了嘛！”
“能肯定你不是幽灵吗？”表妹拉开距离看着她，怀疑地摇摇头。“你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就回来了？我们可以去机场接你啊。”
“我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啊，”乌拉尼娅撒谎道，“我一转眼就做了决定。是一时冲动。我往手提箱里放了两三件东西就上了飞机。”
“家里人都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卢辛达的脸色严肃起来。“阿古斯丁舅舅也是这么想的。我得告诉你：他吃了很多苦。就因为你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不回他的电话。他绝望极了，经常到我妈妈那里去哭。你这么对待他，让他痛苦得不得了。对不起，表姐，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这是出于长期以来我对你的信任。给我说说你的事情吧！你是生活在纽约，对吧？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好。你在一家很重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吗？”
“还有比我们更大的律师事务所。”
“你在美国取得成功，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卢辛达高声说道。乌拉尼娅发觉表妹的声音里有股酸味。“从小就看得出来你比别人聪明用功。校长海伦·克莱尔嬷嬷、弗朗西斯嬷嬷、苏珊娜嬷嬷，特别是宠爱你的玛丽嬷嬷都说你是个穿裙子的爱因斯坦。”
乌拉尼娅放声大笑，不仅因为表妹说的内容，还因为她说话的方式：有滋有味，说起话来嘴巴、眼睛、双手和全身一起跟着动，具有多米尼加人说话时兴味无穷的特点。这与三十五年前她到达密歇根州阿德里安市多米尼加修女会办的协拿学院的情形刚好形成对照：她发现一夜之间周围的人都在讲英语了。
“你走的时候也不跟我告别，我难过死了，”表妹说道，怀念着以往逝去的时光，“家里人一点也不明白。可这是怎么回事啊！乌拉尼娅连声‘再见’都不说就去美国了！我们大家没完没了地追问舅舅，可他好像也是一头雾水。他说：‘修女们给了她一个奖学金名额。她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但是没有人信他的话。”
“卢辛达，的确是这样的。”乌拉尼娅看看父亲。老人又一次一动不动地注意倾听她们的谈话。“既然去密歇根学习的机会来了，我又不是傻瓜，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我能理解。”表妹又发作起来。“你应该得到这份奖学金的。可是为什么好像仓皇出逃一样？为什么跟你父亲、家里人和祖国断绝了来往？”
“卢辛达，我这个人办事一向爱疯狂。不错，我虽然没给你们写信，可是一直非常想念你们。特别是想念你。”
撒谎！你谁也不想，连卢辛达也不想，虽然她是你的表妹、同学、好朋友和一起淘气的伙伴。你连她也打算忘记，如同忘记玛诺拉、阿德利娜姑姑、你父亲、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刚到那遥远的阿德里安的最初几个月，你徜徉在那精心设计的大学城里，望着那整洁的花园，那里种着秋海棠、郁金香、玉兰、玫瑰花和高大的松树，一阵阵浓郁的芳香飘进了你们的房间。你在一年级时与四个同学共住一个房间，其中有个来自格鲁吉亚的黑姑娘，名叫阿里娜，她是你在这个新世界里的第一个女友。这个世界可与你从前生活了十四年的天地大不一样啊。阿德里安市的多米尼加修女们知道你为什么在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玛丽嬷嬷帮助下“仓皇出逃”吗？她们应该知道。假如玛丽嬷嬷不事先让她们了解事情的背景，她们肯定不会急急忙忙地给你那份奖学金。那些嬷嬷都是守口如瓶的楷模，因为乌拉尼娅在协拿学院读书的四年里，她们中没有任何人提及那段折磨她记忆的历史。此外，你也没有让嬷嬷们的慷慨失望：你是那所学校里第一个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毕业生，并且获得了这所具有世界最高声誉学府的博士称号。密歇根州的阿德里安啊！有多少年没有回去看看了！可能已经不是那座属于农场主们的土模样了：那里的人只要太阳一下山就躲进家里，使得大街小巷空无一人；那里一家一户的活动范围够得上一个村庄那么大——那些村庄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克林顿和切尔茜；那里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去曼彻斯特参加著名的烤鸡节。阿德里安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尤其是在冬天，当大雪覆盖了一条条笔直的街道时，可以在大街上溜冰和滑雪，天上飘着棉花团一样的雪花，孩子们用雪堆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物和动物，那时你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降的大雪，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在那里，如果你不是玩命地读书，就有可能因为痛苦或者烦闷而死去。
表妹还在不停地说着。
“你刚走不久，有人暗杀了特鲁希略。于是，灾难就来了。你知道吗？特工冲进了咱们的学校。他们遇到嬷嬷就打，把海伦·克莱尔嬷嬷打得鼻青脸肿，还杀害了那个德国神甫巴杜拉盖。差一点他们就连人带房子一起把我们给烧了，因为我们跟你爸爸是亲戚。他们说阿古斯丁舅舅把你送到美国去，是因为他猜到了要发生的事情。”
“是的，他也愿意我离开这里。”乌拉尼娅打断了表妹的话。“他虽然早已被罢官，但心里明白反特鲁希略的人们一定会跟这个暴君算账的。”
“这我也能理解，”卢辛达低声道，“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再也不愿意打听我们的情况了。”
“因为你一向心地善良，我敢打赌你并没有记恨我，”乌拉尼娅笑道，“是不是，小姐？”
“当然不会记恨你。”表妹点点头。“你要知道我求了爸爸多少次啊！我求他送我去美国，跟你在一起，也在协拿学院读书。我想我已经说服了爸爸，可就在这个时候大难临头了。人人都开始攻击我们，给家里罗织了许多可怕的莫须有罪名，就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鲁希略分子的妹妹。没有人提起特鲁希略到了晚年对你爸爸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乌拉尼娅，幸亏那几个月你不在这里。我们吓得要死。我不知道阿古斯丁舅舅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家免遭一场大火的。不过，有人用石头砸他。”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话。
“本来不想打断您说话，”护士指指瘫痪的老人，“到点了。”
乌拉尼娅不解地望着她。
“他该解手了，”卢辛达解释说，看了一眼便盆，“他像钟表一样的准时。他真走运！我有胃病，整天吃李子干。大夫说是神经问题。好啦，咱们去客厅吧。”
两人下楼的时候，乌拉尼娅又回想起她在阿德里安的那段岁月，回想起那座小教堂旁边与饭厅为邻、带彩色玻璃窗的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只要不上课、不听讲座，她就在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光。阅读，研究，做笔记，做练习，写读书报告，她做事有条不紊，全神贯注，从而赢得了老师们的欣赏和一些同学的钦佩，当然也让另外一些同学生气。不是她愿意学习，也不是她争强好胜，才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读书的，而是她要绞尽脑汁让自己着迷，一头钻进那些书本里去——无论科学还是文学，反正一样，为的是不去回想那些往事，为的是躲避对多米尼加的回忆。
“可你还穿着运动衣呢！”两人到了客厅，站在面向花园的窗户旁边，卢辛达发现了乌拉尼娅的着装。“这么说，早晨你还练健美操啊！”
“我去防波堤上跑了一圈。在回旅馆的路上，双脚不由自主地把我拉到家里来了，于是，我就进来了。两天前，我一回到这里，就犹豫要不要来看父亲，会不会对他刺激太大。可是他都认不出我了。”
“他很明白，已经认出你了。”表妹双腿交叉，从手提包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来。“他不会说话，可心里明白是谁来了，他都清楚。我和玛诺拉差不多每天都来看他。我妈妈自从胯骨摔坏以来，就不能来看他了。假如我俩有一天没来，第二天他就给我们脸色看。”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乌拉尼娅。这让表姐猜到又要来一串责备的话。你爸爸到了晚年，就扔给一个护士照看，只有两个外甥女来探视，你不觉得难过吗？留在他身边，给他一点安慰，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以为每月给他寄些钱来就算尽职尽责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表现在卢辛达突出的大眼睛里。但是，她不敢说出来。她递给乌拉尼娅一支香烟。表姐谢绝了，她喊了一声：
“当然，你是不抽烟的。这能想到，生活在美国嘛。那里有人精神极度不安，他们反对抽烟。”
“对，那是真正的精神病，”乌拉尼娅承认道，“办公室里也禁止抽烟。这对我没关系，我从来就不抽烟。”
“你完美无缺。”卢辛达笑了起来。“喂，你说心里话！你有没有什么嗜好？有没有偶尔也像大家一样来点小小的疯狂？”
“有那么几次，”乌拉尼娅笑道，“可是不能讲出来。”
她一面同表妹聊天，一面观察着客厅。家具还是原来的，这说明了家道的没落；沙发坏了一条腿，由一块木头支撑着，外皮已经磨破，有许多破洞，也褪了颜色，乌拉尼娅记得原来是暗红色，像喝剩的葡萄酒。墙壁比家具看上去更糟糕：四处都是潮湿造成的霉斑，好多地方都露出了墙里砖头。窗帘已经不见了，可是那根木杆和挂窗帘的铁环还在。
“家里这么穷，你看着很难过吧？”表妹吐出一个烟圈。“乌拉尼娅，我家也一样。特鲁希略一死，我家的生活就一落千丈。这是真话。我爸爸被赶出了烟草公司，后来再也找不到工作。就因为他是你父亲的妹夫，没有别的理由。当然，舅舅的情况更糟。调查他，指控他，还审判他。可他在特鲁希略活着的时候就被罢官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可是他的生活却完蛋了。幸亏你还不错，能帮助他。亲戚里谁也帮不了他的忙。我们大家都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可怜的阿古斯丁舅舅！他不是那种会拍马奉迎的人。他是因为正派才倒霉的。”
乌拉尼娅听着她说话，表情严肃，眼神在鼓励卢辛达讲下去；可是她的心却在密歇根，在协拿学院，在回忆那四年执着的拼命的学习生活。那时唯一阅读后回复的信件是玛丽嬷嬷写来的。那些信亲切、谨慎，从不提那件事；虽然即使玛丽嬷嬷提了那件事，她也不会生气的。她是乌拉尼娅过去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正是玛丽嬷嬷出色地解决了她的出国问题，把她送到了阿德里安；正是玛丽嬷嬷强迫她爸爸接受了这个解决方案。时不时地在给玛丽嬷嬷的信中道出那个总是纠缠不休的幻影，莫非也是一种减轻痛苦的办法？
玛丽嬷嬷在信中告诉她学校的情况、特鲁希略被暗杀后的重大事变和混乱状况、兰菲斯及其家族的出走、政权的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她也很关心她的学习情况，祝贺她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
“你怎么就一直没有结婚啊？”卢辛达紧盯着她问道，“你是不缺少机会的。就是今天看上去也很不错嘛。对不起，可你是知道的，多米尼加女人都很好奇。”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乌拉尼娅耸耸肩膀。“表妹，也许是没有时间吧。我一直很忙，先是读书，后来是工作。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不可能跟一个男人分享我的生活。”
她听到自己在说话，但是不相信说的内容。卢辛达则相反，一点也不怀疑表姐的话。
“姑娘，你做得对，”她伤心地说道，“你瞧瞧，结婚对我有什么用？那个不要脸的佩德罗扔下我们母女三人走了。突然就走了，从此一分钱也没有寄来。我得干那些最枯燥乏味的工作来养活两个女儿，出租房屋，卖花，给司机们上课，那些家伙脸皮厚极了，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因为没有上大学，就只能干这个。表姐，谁能跟你比呀！你有职业，又是在世界的大都会谋生，工作也很有趣。你不结婚更好。不过，总会有些风流冒险的故事吧？”
乌拉尼娅感到面颊在发烧。她害羞的模样让卢辛达看了直笑：
“哈，哈，哈，瞧你这个样子。原来是有情人了！给我讲讲！他有钱吗？帅不帅？美国佬？还是拉丁美洲人？”
“是个两鬓斑白的绅士，非常高雅，”乌拉尼娅在编造，“已婚，有子女。要是我不出差的话，我们就周末见面。关系愉快，没有任何承诺。”
“姑娘，真让人羡慕，”卢辛达鼓掌道，“这是我的梦想啊！找个有钱又高雅的老头。我得去纽约找一个。这里的老家伙简直是灾难：个个胖得像猪，还没有钱。”
在阿德里安，乌拉尼娅有时也不得不参加一两次晚会，不得不跟着姑娘和小伙子们出去远足，不得不假装跟某个长着雀斑的农场主之子调情，这种小伙子不是谈养马就是说冬天冒险去登山；但是一回到宿舍，她就感到筋疲力尽，因为在整个娱乐的过程中她都得伪装，所以她常常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她积累了一大堆推辞的理由：考试、工作、有客人、头疼、赶作业。在哈佛读书时，她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晚会、酒吧聚会，也没有跳过舞，一次也没有。
“玛诺拉的婚事也很糟糕。她丈夫倒是不爱拈花惹草，不像我那一位。埃斯特万，对了，就是她丈夫的名字，连苍蝇都不打。可他是个废物，总是被炒鱿鱼。现在总算在一家旅游饭店找了份不起眼的差事，地点在卡纳斯角。工资少得可怜，我妹妹一个月也看不到他一两次，这也算是夫妻？”
“你还记得那个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吗？”乌拉尼娅打断了她的话。
“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卢辛达眯缝着眼睛，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人物。“说实话，我不记得了……啊，对了！罗莎丽娅，就是那个跟兰菲斯闹出纠纷的姑娘，对吧？这里一直没有见到她。大概送到国外去了。”
乌拉尼娅进入哈佛在协拿学院是当作大事来庆祝的。进入哈佛之前，她一直没有意识到哈佛在美国的声誉和人们在谈到那些曾经就读于这所大学或者现在在那里学习和教书的人时的恭敬态度。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如果她原本真有心去争取的话，结果反而不会那么容易。她在协拿快要毕业那一年，人才推荐部主任祝贺她学习成绩优良之后，问她对职业选择有什么打算。乌拉尼娅回答说：“我想当律师。”那位名叫多萝西·萨利松的女主任说：“这可是个赚大钱的职业。”可这是乌拉尼娅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职业，她本来还想接着说：医学、经济或者生物。乌拉尼娅，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过去的生活让你瘫痪了，因此你不想今后的日子。萨利松帮助乌拉尼娅一一查看种种可能性，挑出了四所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圣母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表填好之后过了一两天，萨利松主任把她叫去说：“为什么不把哈佛也选上呢，又不会损失什么？”乌拉尼娅还记得为了面试所作的旅行，还记得修女嬷嬷们为她预定好的夜间住宿的地方。她还记得各个大学——包括哈佛——的录取通知书纷纷寄来的时候，萨利松主任、嬷嬷们和同学们是多么高兴啊！大家为她举办了一个舞会，这一次她不得不跳舞了。
在阿德里安的四年，她得以体验到她以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的东西。因此，她对修女会的嬷嬷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是，阿德里安在她的记忆中却是一个梦游般的不确定时期，唯一具体的东西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无限时光，她在那里拼命地看书，为了不想往事。
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她重新开始生活，发现生活还是有意义的。读书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是一种享受，是最令人激动的娱乐。上课，听讲座，出席报告会，她从中得到了多少享受啊！种种学习的可能性让她感到非常充实，除去法律专业课，她还旁听拉丁美洲史，进修加勒比史和多米尼加社会史课，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每月都觉得缺少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完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那是大量劳动的几年，不仅是脑力劳动。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家信——她从来也不回信——里告诉她：由于家里每况愈下，不得不从每月寄给她的五百美元中减少两百。多亏她有读书贷款，学习才有了保障。为了对付俭朴的生活需要，课余时间她去超市当售货员，到波士顿一家馅饼店当跑堂月工，当药房的登门送货员，并做一份不太令人厌烦的工作：陪伴麦尔文·马可夫斯基，一位下肢瘫痪的波兰百万富翁。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八点，她在马萨诸塞大街一处石榴红色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宅院内，给老人高声朗读大量十九世纪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白鲸》《荒凉山庄》《巴马修道院》）。三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老人提出了结婚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