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瘫痪病人要结婚？”卢辛达睁大了眼睛。
“而且七十岁了，”乌拉尼娅肯定地说，“他非常有钱。真的向我求婚了。为的是让我终生陪伴他，给他朗读小说，仅此而已。”
“真够蠢的，表姐！”卢辛达惊愕地叫道，“他死了，你就可以继承遗产啦。那你就是百万富婆了。”
“你说得有道理。那可是一笔圆满的交易。”
“可是你年轻，有理想，以为应该有了爱情再结婚。”她表妹帮助她理清思路。“好像年轻美貌和爱情都是永恒的东西。我也错过一次机会，那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医生。他为了追求我，一度要死要活的。可是他长得有点黑，据说他母亲是海地人。这不是偏见，但是，万一我儿子出现返祖现象，成了黑煤炭，那可怎么好呀？”
乌拉尼娅实在太喜欢读书了，非常高兴在哈佛学习，因此想从事教育工作，并因此打算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她没有财力这样做。她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连已经减少的每月汇款也中断了，因此她在读学位的同时需要尽早挣钱支付大学贷款和生活费用。哈佛法律系名扬四海，等到她递交求职申请表时，许多单位请她去面试。最后，她决定选择世界银行。离开哈佛让她感到难过，在坎布里奇的岁月里，她养成了“极坏的业余爱好”：阅读和收集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
在这个破败的客厅里，还有她的另外一张毕业照——那个阳光照在大学庭院的上午，老师和毕业生都穿着礼袍，披着斗篷，戴着博士帽，与卡布拉尔参议员卧室里那一张相同。父亲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当然，不是她寄的。啊，对了，是玛丽嬷嬷。乌拉尼娅把照片寄到了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直到玛丽嬷嬷去世前，她始终和这位修女保持着通信联系。如果她不死，这个慈悲为怀的人会一直把乌拉尼娅的生活情况继续报告给卡布拉尔参议员。她回想起玛丽嬷嬷倚靠在教学楼顶层的栏杆上，面向东南眺望大海的模样。对于女学生来说，顶层是禁区，最高一层是修女们居住的地方。玛丽嬷嬷消瘦的身影在庭院的远处显得很小，背景处，两个德国神甫，即巴杜拉盖和布鲁杜斯围着网球场、排球场和游泳池跑来跑去。
天气炎热，乌拉尼娅在出汗。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空气如此热气蒸腾。在纽约炎热的夏季里，那种火山爆发后似的炎热，被空调的冷气抵消了许多。而这里的炎热则不同，是她从童年就感受到的炎热。在纽约，她的耳朵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交响乐：汽车喇叭、人声、音乐、狗吠、急刹车……这些声响争先恐后地从窗户钻进来，迫使她和表妹不得不大大地提高了嗓门说话。
“有人暗杀了特鲁希略以后，乔尼·阿贝斯真的把我父亲抓了起来吗？”
“那会儿他没有告诉你吗？”表妹吃惊地问道。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密歇根。”乌拉尼娅回忆说。
卢辛达微微一笑表示道歉。
“当然把他抓了起来。那帮特鲁希略主义者，兰菲斯、拉德哈麦斯，一个个都发了疯。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抓人和杀人。不过，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政治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由于阿古斯丁舅舅早就远离了特鲁希略，他们就以为舅舅参加了暗杀计划。他们把舅舅关进了那座可怕的监狱，就是四十一号监狱，后来让巴拉格尔给捣毁了，如今盖起了一座教堂。我妈妈曾经去找过巴拉格尔，求他放了舅舅。他们查明舅舅并没有参与策划阴谋，关了他几天就释放了。后来，总统给了他一个可怜的职务，简直是开玩笑：第三区婚姻状况登记员。”
“我父亲跟你们讲了他在四十一号监狱里的遭遇吗？”
卢辛达吐出一个烟圈，刹那间，烟雾遮住了她的面孔。
“大概给我父母说过，没有给我和玛诺拉讲过，因为我俩太小。阿古斯丁舅舅很伤心，因为人家居然认为他背叛了特鲁希略。那几年我听到过他大声恳求苍天主持公道。”
“因为他是元首最忠实的奴仆，”乌拉尼娅嘲笑道，“他这个人为了特鲁希略简直可以干出魔鬼的勾当来，结果却被人怀疑是暗杀的同谋，真是太不公道了！对吗？”
表妹沉默了，圆脸上露出谴责的神情。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他会干出魔鬼的勾当来，”表妹吃惊地嘟囔说，“也许舅舅不该当特鲁希略分子。今天人人都说特鲁希略是个独裁者等等。你父亲是诚心诚意为他服务的。他虽然身兼好几个高级职务，可从来不滥用职权。难道他也捞过钱？晚年，他可是一贫如洗啊，要是没有你的接济，他就得进养老院了。”
卢辛达极力压制着心头的不快。最后她狠狠吸了一口烟，由于没有地方熄灭烟头——乱糟糟的客厅里没有烟灰缸，她把烟头扔到窗外荒凉的花园里去了。
“我很清楚我爸爸不是为了利益才为特鲁希略效力的，”乌拉尼娅无法避免不用这种讽刺的口吻，“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过错，恰恰相反，是要加重。”
表妹不解地望着她。
“他是出于钦佩特鲁希略、热爱特鲁希略才为他服务的，”乌拉尼娅解释道，“兰菲斯、阿贝斯·加西亚等人不信任他，他当然感到是一种伤害。特鲁希略不理睬他以后，他急得快要发疯了。”
“好啦，也许是他错了，”表妹重复道，同时用眼神要求她改变话题，“你至少得承认他为人还是正派的。他也不像很多人那样总是做顺民，不管换了什么政府，总能过舒服日子，尤其是巴拉格尔领导下的三届政府，他们仍然春风得意。”
“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为了争权夺利而给特鲁希略当差。”乌拉尼娅说道。她又一次看到卢辛达眼睛里流露出困惑和不快的神色。“可是因为特鲁希略不肯召见他，我看到他还哭哭啼啼的，自然还因为‘公众论坛’上发表了谩骂他的文章。”
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回忆，在阿德里安和坎布里奇时稍稍有些淡漠；在华盛顿世界银行工作的那几年里依然还陪伴着她；后来在曼哈顿律师事务所时也还不时跳进脑海——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绝望地在这个客厅里徘徊，不停地思考：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那个老奸巨猾的华金·巴拉格尔、那个威尔希里奥·阿尔瓦莱斯·比纳或者巴伊诺·比查德策划了什么阴谋，使得元首一夜之间就枪毙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个参议员和前部长又能有什么政治生命可言呢？因为大恩人既不肯给他回信也不让他参加国会的会议。难道在他身上也要重现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会不会哪天黎明时特工们把他弄走埋到泥浆里去？会不会在《国家报》和《加勒比日报》上写满关于他贪污盗窃、侵吞公款、杀人叛国的消息？
“对他来说，在元首面前失宠比杀了自己最亲爱的人还要糟糕。”
表妹听着这番话，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乌拉尼娅，难道就因为这个你生那么大的气？”表妹终于开口道，“就为了政治？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你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啊！比如，那两个谁也不认识的女孩来这里半年以后，大家都说她俩是特工，谁也不谈别的话题了；可是你本来就很讨厌那些政治议论，总是让我们不要胡说八道。”
“我从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乌拉尼娅口气肯定地说，“你说得有道理。说那些三十年前的事情有什么用处！”
护士出现在楼梯上了。她一面下楼，一面用一块蓝布擦手。
“弄干净了，还擦了滑石粉，跟对待娃娃一样，”她说，“你们两位随时可以上楼去。我去给阿古斯丁先生准备午餐。夫人，您也在这里吃午饭吧？”
“不，谢谢，”乌拉尼娅说道，“我去旅馆。那里可以洗澡，换换衣裳。”
“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来家里吃晚饭。妈妈会非常高兴。我还要通知玛诺拉。她肯定会快活得不得了。”卢辛达做了一个略带悲伤的表情。“表姐，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你还记得我家是多大、多漂亮吗？现在只剩下一半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不得不卖掉花园、车库和用人的房间。好啦，不说这些废话了。一看到你，童年的岁月又都回到记忆里来了。童年还是挺幸福的，对吗？那时脑袋里可没有想过一切都会变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艰难的时光。好，我走了，妈妈还没有午饭吃呢。一定来吃晚饭，好吗？你不会又消失了，再来一个三十五年不见面吧？你还记得家里的地点吧？圣地亚哥大街，距离这里有五个街区。”
“我记得很清楚。”乌拉尼娅起身拥抱表妹。“这片居民区没有任何变化。”
她陪同卢辛达走到街口，告别时再次拥抱和亲吻了表妹。当她望着身穿花衣裳的表妹沿着一条阳光直晒的大街渐渐远去、听着狗与鸡一唱一和的音乐时，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圣多明各、来家里寻找什么？你去姑姑家里吃晚饭吗？可怜的阿德利娜姑姑大概跟爸爸一样也快要成活化石了。
她登上楼梯，脚步缓慢，故意推迟再见面的时间。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她松了一口气。老人缩在躺椅里，紧皱着眉头，张着嘴巴；消瘦的胸膛一起一伏，很有节奏。“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坐在床上，仔细观察着父亲。她在琢磨父亲，猜测着他有过的往事。特鲁希略一死，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人家以为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他的哥哥莫代斯托，还有安东尼奥·英贝特等人一起策划了暗杀元首的阴谋呢。爸爸，让您吓了一大跳，多讨厌哪！她早就得知父亲多年前曾经被捕，她是在顺便阅览报纸时看到的，那篇文章说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多米尼加事变。但是，她一直不了解细节。到她可以回忆起来的时间为止，在父亲那些信里（她一直不肯复信），卡布拉尔参议员从来没有提到过那段经历。“如果突然有人怀疑您打算暗杀特鲁希略，那肯定会让您比不知缘故就失宠还要难过。”乔尼·阿贝斯会不会亲自审问您？兰菲斯是不是也参加了？有没有贝奇多·莱昂·埃斯特威斯？是不是让您坐电椅了？父亲是不是以某种方式与暗杀元首的人保持联系？不错，他曾经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企图恢复元首对他的宠信，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许多参与暗杀计划的人直到动手杀掉“公羊”之前几分钟还在元首面前拍马屁呢！极有可能的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作为莫代斯托的好朋友早就获悉了暗杀计划。据说，连巴拉格尔也都了解情况呢！既然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都了解情况，为什么父亲不可以知道呢？策划暗杀的人知道元首在几星期以前就下令罢免了卡布拉尔参议员的官职。如果有人认为父亲是支持暗杀的同盟者，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父亲时不时地发出一丝轻微的鼾声。有苍蝇落到他脸上时，他摇摇头轰走它，可是没有醒来。您是怎么知道元首被害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她已经在阿德里安了。负责管理宿舍的嬷嬷走进乌拉尼娅和四个同学共用的房间，摊开手上的报纸给她看大标题：“特鲁希略被杀！”那时瞌睡困扰着她的全身，疲倦让她抓不住世界和她自己，她正处于梦游状态。嬷嬷说：“这份报纸借给你。”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会发誓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消息在她身上滑过，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同她身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很有可能你连那条消息都没看，仅仅扫了一眼标题而已。反之，她却记得事件发生几天或者几周后，玛丽嬷嬷在信中讲的细节：暗杀，特工冲进学校抓走了赖利主教，人们经历的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但是，甚至连玛丽嬷嬷那封信都没有能够把她从那种长期以来的极度冷漠中拉出来：不关心多米尼加的事情，不关心多米尼加人的命运。唯有哈佛那门加勒比地区史在又过了几年后才把她从冷漠中解救出来。
突然决定回国，回来看看父亲，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治愈了心灵的伤痛？没有。你重新见到了卢辛达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她可是你亲密无间的表妹、同学、四处玩耍的伙伴，你本应该同情她那平庸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空想。可是你既不高兴，也不激动，更不难过。你感到厌倦，因为你讨厌那种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的情绪。
“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嘿，你看，突然想起史蒂夫·邓肯说的话来。邓肯是她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那是在一九八五年还是一九八六年？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吧。那一夜是在中国台北度过的，两人在好莱坞式的宝塔大饭店里共进晚餐。他和她就下榻在那里。从窗户望出去，城市仿佛蒙上了一层萤火虫织成的纱巾。这已经是邓肯第几次求婚了，第三？第四？还是第十？乌拉尼娅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说：“不！”于是，她吃惊地看到邓肯那张红润的脸色变得煞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总不会哭鼻子吧，史蒂夫。就因为爱我？还是威士忌比平时喝多了？”
史蒂夫没有笑。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久，没有回答问题，但是说出了那句话：“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好呀，好呀，乌拉尼娅，这个红头发的男子汉爱上了你。他人品怎么样？棒极了！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对第三世界的兴趣包括发展问题、语言和女性。最后他跟一位巴基斯坦女子结了婚，她在世界银行的通讯部门任职。
乌拉尼娅，你是冰块吗？这仅仅对男人而言，并非对所有的人。对那些眼神、动作、表情、声音都预示着危险的男人，你可以猜出他们的大脑里或者本能中追求你、找个机会跟你上床睡觉的企图。对于这种人，是的，你要让他们感到冷若冰霜，如同狐狸吓走敌人那样要放射骚臭气味。这是一种你已经熟练掌握的技巧。你在你计划要做的一切领域里都有这种娴熟的功夫：学习、工作、独立生活。“一切方面，但是不包括幸福。”如果她把毅力和勤奋用到争取幸福上来，克服那不可战胜的障碍、那种因男人产生欲望而引起她恶心的感觉，她会不会幸福呢？有可能吧。你本来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一个心理分析医生，找到一种治疗的方法。他们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也能解决讨厌男人的毛病。可是你却一直不想把病治好。恰恰相反，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是性格问题，就像你聪明、喜欢孤独和狂热地把工作干得出色一样。
父亲这时已经睁开了眼睛，有些害怕地在望着女儿。
“我回想起了史蒂夫，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加拿大人，”她声音很低地说道，眼神在探究父亲的表情，“因为我不想跟他结婚，他说我是一块冰。这样的指责会让任何一个多米尼加女人生气的。我们多米尼加女人在爱情方面以热情和不可战胜而闻名遐迩。我的闻名恰恰相反：矫揉造作、麻木不仁、性冷淡。爸爸，您觉得如何？刚才为了不让卢辛达往坏处想，我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情人的故事。”
她不说了，因为发现老人已经蜷缩在躺椅里，好像是吓坏了。他不再驱赶苍蝇了，它们放心大胆地在他脸上散步。
“爸爸，这个话题，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谈谈女人，谈谈性。我母亲去世后，您有过风流韵事吗？我从来没有发现您有过这种事情。看来您是不好色的。是不是心神都装满了权力就再也不需要性了？尽管我们有热情的土地，但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我们那位终身总统华金·巴拉格尔不就是一例吗？活了九十岁，还是孤身一人呢！他写过不少爱情诗，传说他有个私生女。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性一直就不感兴趣，权力给他的东西相当于别人在床上得到的一切。爸爸，您也是这样吗？或者您暗地里有风流韵事？特鲁希略请您去卡奥瓦之家纵欲狂欢过吗？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元首也像兰菲斯一样以耍弄朋友和部下来开心吗？是不是也强迫这些人刮去大腿上的汗毛，剃光头发，化妆成老人妖的样子？”
卡布拉尔参议员脸色苍白，这让乌拉尼娅想到：“他会昏迷过去的。”为了让老人安静下来，她离开了床边。她来到窗前，向外望去，感到阳光立刻照到了脑门上，面颊有热辣辣的感觉。她出汗了。你应该回旅馆去，灌满一澡盆泡沫香皂水，好好洗个热水澡。或者下楼去瓷砖游泳池玩水，然后上来品尝哈拉瓜大饭店餐厅做的地方风味牛排，那里还有菜豆炒饭和红烧猪肉。可是你没有兴趣。你更想去机场，登上第一班飞向纽约的飞机，恢复那繁忙的律师办公室的生活和位于七十三大街麦迪逊公寓的生活。
她又回到床边坐下。父亲闭上了眼睛。他睡着了，还是因为怕她而在装睡？你在让这位可怜的瘫痪老人度过不愉快的时光。这就是你长期以来想要干的事情？你要吓唬他，让他在几个小时里都处于恐惧之中？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些？疲倦占据了她整个身心，她合上了眼睛，快速站了起来。
她机械地向那个整整占据了一面墙壁的黑色大衣柜走去。那里面已经空了一半。铁丝衣钩上挂着一件灰色的衣裳，它像洋葱皮一样地泛着黄色；还有一些洗过但没有熨过的衬衫，其中有两件缺纽扣。难道这就是议长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大衣柜吗？他过去也是个穿着考究的人啊。他很注意维护自己扮演的角色形象，为了让元首高兴，他也很讲究穿戴。那些长礼服、燕尾服、英国呢料西装、细纱白衬衫都哪儿去了？大概被用人、护士和穷亲戚们偷走了。
疲倦比她保持清醒的毅力更强大。她终于躺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进入梦乡之前，她还想到：这床有股老人的气味、老床单的气味、古老的好梦和坏梦的气味。
十一
“陛下，我提个问题，”西蒙·吉特尔曼说道，由于香槟加葡萄酒多喝了几杯，他脸色发红，但或者也许是因为激动，“为了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在您采取的措施中，哪一项最困难？”
他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没有外国口音，丝毫不像那些来到国家宫办公室和客厅里的美国佬说的那种语调错误、句子不完整的怪话。从一九二一年起到现在，西蒙的西班牙语好了许多。那时特鲁希略还是个国民警卫队的年轻中尉，他考取了海纳军官学校，教官就是西蒙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那时西蒙讲一口不伦不类的野人话，里面夹杂着乱七八糟的词汇。吉特尔曼提出问题的声音很高，使得客厅内的谈话声停顿下来，二十几颗脑袋——好奇的、微笑的、严肃的——一起转向了祖国的大恩人，等待着元首的回答。
“西蒙，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特鲁希略用了场合庄重时缓慢而抑扬顿挫的语调。他盯着天花板上花瓣形的吊灯，又加了一句：“那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在达哈翁。”
参加特鲁希略招待西蒙·吉特尔曼和夫人多萝西·吉特尔曼的午宴的人们，迅速地交换着眼色。午宴是在授予西蒙大十字勋章之后举行的。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在表示感谢时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这时，他努力想猜出元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啊，是海地人！”他一巴掌拍在餐桌上，震得杯子、盘子、碗和瓶子叮当乱响。“那一天，陛下决定端掉海地人入侵后长出来的毒瘤。”
大家都喝酒，只有元首喝水。大救星表情严肃，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安静气氛显得格外凝重。大元帅如同僧侣般地举起双手，向与会者挥动了一下：
“为了这个国家，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一字一顿地断言道，“为的是不让黑人再次奴役我们的国家。那时他们有几十万人散布在我们国土的四面八方。如果不把他们赶走，就不会有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了。会像一八四〇年那样，整个岛屿都是海地人占领的。一小撮幸存的白人就得给黑人当奴隶。西蒙，这是我执政三十年来最难下的决心。”
“您交办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走遍了整个国境线，”年轻的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俯身在一张大地图上，下面是总统的写字台，他指着说，“陛下，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基斯克亚就不会有任何前途了。”
“陛下，形势比报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年轻的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用纤细的食指点着那条标出的红线：从达哈翁到佩德纳莱斯形成一条S形的边界线。“成千上万的海地人定居在庄园、旷野和村落里。他们代替了多米尼加的劳动力。”
“他们干活不要工资，管饭就行。由于海地没有食物，只要给他们一盘米饭加菜豆就绰绰有余了。用他们比用驴、用狗都便宜。”
奇里诺斯打个手势，让他的朋友和同事讲话。
“陛下，没法跟庄园主和农场主讲道理，”卡布拉尔特别强调说，“他们拍着钱包回答说：如果是砍甘蔗的好手，要钱又少，他们是海地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因为爱国就得损失自己的利益。”
他不说了，看看奇里诺斯参议员。后者接过他的话说起来：
“从达哈翁、埃利亚斯·皮尼亚、因特彭德西亚到佩德纳莱斯，耳朵里听不到西班牙语，只有一片夹杂着非洲土话的法语。”
他看看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后者接着说了下去：
“伏都教、神圣教，非洲人的种种迷信都在驱逐天主教，而如同语言和种族一样，天主教是我们民族性的标志。”
“我们亲眼看到神甫们绝望地哭泣，陛下，”年轻的参议员奇里诺斯挥舞着拳头说道，“基督降生前的原始状态笼罩着迭戈·哥伦布、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和特鲁希略开创并建设的祖国。现在海地巫师比天主教的神甫有影响。江湖郎中比药剂师和医生更有势力。”
“军队就没有任何动作吗？”西蒙·吉特尔曼喝了一口葡萄酒。一个身穿白制服的侍者赶忙再次把酒杯斟满。
“军队执行元首的命令。西蒙，这你是知道的。”只有大恩人和前海军陆战队教官在谈话，其他的人在洗耳恭听，脑袋从一方转向另外一方，“移民潮已经深入到内地来了。蒙特克里斯蒂、圣地亚哥、圣胡安、阿苏阿，到处都是海地人。这场移民‘瘟疫’已经蔓延很长时间了，可是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人们都在期待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出现，他必须是个铁腕人物。”
“陛下，您想想吧：这是一条多头毒蛇。”年轻的参议员奇里诺斯用表情变化加强言辞的诗意。“海地劳工抢走了多米尼加人的饭碗。老百姓为了生存只好卖掉小果园和茅屋。是谁买走了这些土地呢？当然就是有钱的海地人了。”
“这是第二个毒蛇头，陛下，”年轻的参议员卡布拉尔强调说，“他们抢走了国民的工作，一块又一块地占领了我们的国土。”
“还占有我们的妇女，”年轻的亨利·奇里诺斯加重语气说道，同时吐出一口淫荡的恶气：粉红的舌尖仿佛蛇信子一样出现在厚厚的两唇间，“没有什么能比白皮肤更吸引黑肉的了。海地人强奸多米尼加妇女的事情已经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了。”
“更不要说盗窃和抢劫了，”年轻的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补充道，“成群结队的匪帮渡过玛撒科莱河，就好像没有海关，没有检查站，没有边防巡逻队一样。国境线成了大漏斗。匪帮们如同蝗虫般地横扫村庄和农场。然后，他们把牲畜和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物、衣裳和首饰都带回海地去。陛下，那个地区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我们丧失了国土、民族、语言和宗教。如今那里成了野蛮的海地的一部分。”
多萝西·吉特尔曼勉强能说西班牙语，她大概对这个发生在二十四年前的事件感到厌倦，但是又不能不装成非常严肃的样子不时地点点头，时而看看大元帅，时而看看自己的丈夫，仿佛一字不漏地听进耳朵里去了。给她安排的位子在傀儡总统华金·巴拉格尔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何塞·雷内·罗曼将军之间。这是个消瘦的老太太，由于身穿玫瑰色的夏装而显得有些年轻。在授勋仪式上，当大元帅说到当许多政府用匕首对准我们的胸膛时，多米尼加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吉特尔曼夫妇在这困难时期所表示的声援和支持，她还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那时候我知道发生的事情，”特鲁希略断言道，“但是，我要核实一下，不留任何疑问。甚至在收到‘宪法专家兼酒鬼’和‘智囊’的报告以后——他俩是我派到那个地区调查的，我也没有下决心。我决定亲自到边境上去看一看。在青年警卫队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走遍了整个国境线。我亲眼看到：就像一八二二年那样，他们又一次侵入了我们的国土。这一回是以和平的方式。难道能允许海地人再次留在我国二十二年吗？”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会答应的，”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举起酒杯说道，“更不要说是您大元帅特鲁希略了。为陛下干杯！”
特鲁希略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听到这位参议员的建议。
“难道能够允许黑人像在那二十二年的占领期间那样烧杀奸淫，甚至在教堂里绞死多米尼加人吗？”
见干杯的建议失败了，奇里诺斯叹了一口气，自己喝了一口葡萄酒，然后竖起耳朵听。
“沿着国境线视察的过程中——是精锐的青年警卫队陪伴着我，一路上我不停地回顾往事，”大元帅继续说道，逐渐加强了口气，“我想起了莫卡教堂绞死人的事件。圣地亚哥城的被烧毁。德萨里内斯和克里斯托瓦尔率领莫卡地区九百名壮士向海地进军，结果大部分人牺牲在路上，其余的人沦为海地军人的奴隶。”
“报告送上去两个多星期了，元首那里没有一点动静，”年轻的参议员奇里诺斯不安地问卡布拉尔，“总得下决心吧？”
“这不是我该提的问题，”年轻的参议员卡布拉尔回答道，“元首会采取行动的。他知道形势很严峻。”
他俩也陪伴特鲁希略骑马走遍了整个国境线，随行的还有一百多名青年警卫队的志愿者。他们走进达哈翁市的时候，人比马喘得还厉害。他俩那时虽然年轻，可也想让由于骑马颠簸而散了架的骨骼休息一下。但是，元首要为达哈翁的上层人士举行招待会，他俩可不敢拆元首的台。所以，两人还是穿上长礼服和硬领衬衫，来到布置一新的市府大楼，尽管热得要死。在那里，特鲁希略精神焕发，好像从黎明起就没有骑过马一样。他身穿一套一尘不染的蓝白相间的制服，上面挂满了勋章和金银丝带，在贵宾中间来回走动，右手端着一杯查理一世牌威士忌，频频接受人们的敬礼和问候。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穿着沾满泥巴的马靴的年轻军官闯进了挂满彩旗的大厅。
“那一次你满身臭汗，穿着战斗服就迈进了盛大的招待会现场，”大恩人突然把视线转向了国防部长，“我觉得恶心极了。”
“陛下，我那时有紧急报告要交给团长。”寂静片刻后，罗曼将军有些慌乱，他的记忆力可能在极力寻找那段遥远的往事。“一群海地土匪昨天晚上秘密潜入我国境内。今天早晨袭击了卡波迪约和巴罗里地区的三座农庄，牵走了全部牲口，还留下了三具尸体。”
“你身穿那套衣裳出现在我眼前，是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大元帅责备他说，那愤怒的口气具有法律的追溯效力，“好吧。这是最后的极限了。国防部长、国务部长和所有在场的军人，请到这边来！其余的人，请退到后边去！”
他像从前在军营里喊口令那样提高了嗓门，甚至有歇斯底里尖叫的成分。在一片马蜂般的嗡嗡声中，人人都立刻服从了这一命令。军人们迅速在元首周围形成一个圆圈；女士们和先生们纷纷退向墙边，给大厅中央留出一片空间，整个大厅由彩花和国旗装点得十分热闹。特鲁希略总统流畅地下达了如下命令：
“从午夜开始，军队和警察对一切非法居留在多米尼加领土上的海地人格杀勿论！在糖厂的人除外。”清了清喉咙之后，他那灰色的目光横扫了全体军官：“清楚了吗？”
人人都点头，有人露出惊讶的神色，有人则流露出野性快乐的目光。离开前，个个立正敬礼。
“达哈翁军区的团长，把那个穿着恶心的军官关起来！只让他喝凉水吃面包！招待会继续进行！请大家尽兴！”
在西蒙·吉特尔曼的脸上，钦佩和怀念的表情混合在一起。
“陛下在行动的时刻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前海军陆战队教官面对全体就餐者说道，“在海纳军官学校，我很荣幸训练过陛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您一定前程远大。果然如此，但是我没有想到成就会如此辉煌！”
元首笑了。一阵轻轻的笑声回音般地传过来。
“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特鲁希略再次让人们看他的手。“因为只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绝对有必要时，我才下令杀人。”
“陛下，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说您命令士兵用刀，而不要开枪，”西蒙·吉特尔曼问道，“这是为了节省弹药吗？”
“这是为了冲淡事件的分量，因为我预见到国际上会有反应。”特鲁希略用讽刺的口吻纠正西蒙的说法。“如果只用砍刀，那这次行动看上去会像是一场农民自发运动，政府未加干涉。我们多米尼加人是慷慨大方的，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吝啬，更不要说弹药了。”
所有就餐者纷纷发出附和的笑声。西蒙·吉特尔曼也笑了，但是他又一次发起了冲锋。
“陛下，芹菜的事情是真的吗？说是为了区别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那时强迫黑人说‘芹菜’二字，凡是不会说‘芹菜’的人就砍掉脑袋，有这事吗？”
“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特鲁希略耸耸肩膀。“那是流传的胡说八道。”
元首低下头来，仿佛突发的一种深刻思考要求他高度集中精力。没有出现“情况”。他目光锐利地发现无论裤门襟还是大腿根都没有露丑的湿痕。他对那位前海军陆战队教官友好地一笑。
他用嘲笑的口气说道：“这就跟死亡的数字一样，你问问在座的各位。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数字。比如，参议员，你说吧！死了多少人？”
亨利·奇里诺斯那黑黝黝的面孔扬了起来，因为元首第一个点了他的名字而得意扬扬。
“很难说清楚。”他好像演说一样地打着手势。“有人说得太夸张了。最多五千到八千吧。”
“阿雷东多将军，你那几天是在因特彭德西亚，你砍了多少脑壳？”
“陛下，大约两万。”肥胖的阿雷东多将军回答道。他好像被装在用军服制成的笼子里一样。“仅仅在因特彭德西亚一个地区就杀了几千人。参议员说的数字不够。我当时在现场。不会少于两万。”
“你亲手杀了几个？”大元帅开玩笑地问道。又一波笑声传遍了餐桌上下，弄得座椅咯吱乱叫，玻璃器皿叮当乱响。
“陛下，您刚才说的‘胡说八道’全都是真的。”肥胖将军抱怨道。他的微笑这时变成了怪相。“如今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们头上了。假的，全都是假的！军队执行了您的命令。一开始我们把非法居留的人分离出来。可是老百姓不让我们动手。人人都跑去抓海地人了。农民、商人、职员纷纷检举海地人隐藏的地方。海地人有的被绞死，有的被乱棍打死，有的还被烧死。有许多地方，部队不得不出面制止过火行为。对海地人的怨恨情绪早就有了，因为他们又偷又抢，什么坏事都干。”
“巴拉格尔总统，事件发生后，您是跟海地方面谈判的代表之一，”特鲁希略继续调查，“您说死了多少人？”
共和国总统那小小的模糊身影被座椅吞进去了一半。他听到招呼，连忙抬起那颗硕大的脑袋。透过近视眼镜，他看看听众，然后发出那温和而有声有色的语调来，他在花卉节上朗诵诗歌（他总是充当王国诗人的角色）、在庆祝多米尼加共和国小姐加冕时发表演说、在特鲁希略政治活动中做鼓动宣传或者在全体国民代表大会上阐释政府的政策，都用这样的语音语调。
“陛下，一直无法了解到准确的数字，”他慢慢地说着，摆出一副教师的派头，“谨慎的估计大概是一万到一万五千。在那次跟海地政府的谈判中，我们达成协议的数字是象征性的：二千七百五十人。这样，按照理论，每个受损失的家庭可以领到一百比索；为了表示亲善和加强多米尼加与海地的友谊，陛下的政府立即支付了二十七万五千比索。但是，您会记得，事情并没有这样办理。”
他停了下来，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亮晶晶的小眼睛眯缝了起来。
“为什么这点赔偿费到不了受害者家属手中？”西蒙·吉特尔曼问道。
“因为海地总统斯泰尼奥·樊尚是个骗子，他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特鲁希略大笑起来。“只交了二十七万五千比索吗？我记得协议的结果是七十五万美元，这样他们就不抗议了。”
“的确如此，陛下，”巴拉格尔博士立刻回答道，口气依然平静，发音完美无误，“协议上写的是七十五万比索，但是只现付二十七万五千比索。其余的五十万，分五年支付，每年付给十万比索。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是代理外交部长，堂安塞尔莫·巴乌利诺是我的谈判顾问，我们附加了一条，根据这个条款，付款要在国际法庭上进行，要以提供出来的死亡证书为凭据，死者必须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被确认的两千七百五十人中的一个才行。海地一直没有履行这个手续。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就不必支付其余的赔款了。赔偿仅仅集中在开头那笔钱上。陛下从自己的家产里拿钱支付了，因此没有花国库一分钱。”
“能解决这样一个可能会让我们亡国的问题，这还算是一笔小钱，”特鲁希略用做结论的口气说道，表情严肃，“不错，是死了一些无辜的人。但是，我们多米尼加人恢复了自己的领土主权。从那时起，感谢上帝，我们同海地的关系好极了。”
元首擦擦嘴唇，喝了一口水。咖啡和白酒早已经送上了。他不喝咖啡，从来不在午餐时喝白酒，除非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的庄园里或者卡奥瓦之家，周围都是心腹时才喝。当他记忆里重复出现一九三七年十月全国各地捕杀海地人的消息纷纷传到他办公室、从而令他想象出来的种种血腥情景时，那个可恨、愚蠢和不知所措的小小身影又偷偷地掺杂进脑海里，那小姑娘在望着他时那副受屈辱的模样使他感到自己受了凌辱。
“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那个著名的‘智囊’在什么地方？”西蒙·吉特尔曼指着奇里诺斯说，“我看到了奇里诺斯参议员，但是没有看到他那形影不离的伙伴。他怎么了？”
冷场持续了好几秒钟。就餐者纷纷端起咖啡凑在嘴边喝着，眼睛望着餐巾、台布花边、玻璃器皿或头上的吊灯。
“他已经不是参议员了。再也不能进国家宫了，”大元帅用慢吞吞、冷冰冰、怒气冲冲的口气宣判道，“他还活着，但是与这个政权有关系的事情，他不能再管了。”
那位前海军陆战队教官感到不是滋味，连忙喝光了杯中的白兰地。大元帅估计西蒙大概有八十岁了。他保养得非常好：稀疏的头发剪成了平头，身板显得笔挺，颈部没有脂肪块和囊袋，动作和手势都很有力量。但眼睛周围的皱纹已经延伸到整个晒黑的面庞上，这暴露出他的高龄。他做了个鬼脸，努力改变话题。
“陛下，您下令消灭那几千非法居留的海地人时有什么感觉吗？”
“请你问问你们的前总统杜鲁门，他下令往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就知道那一夜我在达哈翁的感觉了。”
众人交口称赞大元帅回答得机敏。那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提问冲淡了提及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引起的紧张气氛。这时，改变话题的是特鲁希略了：
“一个月前，美国在古巴的猪湾吃了败仗。共产党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抓到了好几百个入侵者。西蒙，这对加勒比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古巴爱国者的那次远征是被肯尼迪总统出卖了，”他悲痛地低声道，“那些古巴人被送进了屠宰场。白宫禁止给他们提供原来许诺的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共党分子拿他们当活靶子射击。但是，陛下，请允许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高兴。因为它可以给肯尼迪上一课，他的政府里已经有fellow travellers[36]渗透进去了。西班牙语怎么说？对了，叫作‘同路人’。这有可能让他下决心摆脱‘同路人’。白宫不想再发生猪湾那样的失败了。这样一来，派遣海军陆战队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就减少了。”
说完这些话以后，这位前海军陆战队教官非常激动，然后努力克制情绪，保持谨慎的态度。特鲁希略感到惊讶：这位海纳军校的老教官一想到美国战友为了推翻多米尼加政权有可能登陆，难道就要哭起来？
“陛下，请原谅我的软弱，”西蒙·吉特尔曼渐渐平静下来，低声道歉，“您知道，我热爱这个国家，就如同热爱我的国家。”
“西蒙，这也是你的国家。”特鲁希略说道。
“由于左翼分子的影响，华盛顿有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攻打跟美国最友好的政府。这简直糟透了！所以我花钱，花时间，努力要我的同胞们睁开眼睛。所以我和多萝西来到特鲁希略城。如果海军陆战队敢登陆，我们就与多米尼加人民并肩作战。”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震得杯盘叮当作响，仿佛在为西蒙的长篇大论喝彩。多萝西在微笑、点头，支持丈夫的演说。
“西蒙·吉特尔曼先生，您的声音才是美国真正的声音。”绰号“宪法专家兼酒鬼”的奇里诺斯参议员激动不已，唾沫飞溅。“先生们，为这位朋友，为光荣的男子汉，为西蒙·吉特尔曼干杯！”
“等一下！”特鲁希略笛子般的尖叫声把这一沸腾气氛划作了千百块碎片。与会的人们一起望着他，感到困惑不解。奇里诺斯的酒杯还高举着没有放下来。“为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多萝西和西蒙·吉特尔曼干杯！”
这对老夫妻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连连用微笑和鞠躬答谢在场的人们。
“西蒙，肯尼迪不会派兵来打我们的，”干杯声落下之后，大元帅说道，“我想他不会那么傻。不过，假如他要派兵来打，美国会遇到第二个猪湾的打击。我们的武装力量要比古巴的大胡子现代得多。这里，从我开始，要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多米尼加人。”
元首闭上眼睛，心想：记忆力能不能准确地回忆起那段语录？是的，想起来了，那段完整的语录，说给他听的语录，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十九次庆祝大会上听来的语录。在那令人崇敬的宁静中，人们听到了朗诵的声音：
“无论未来给我们预定的是哪些叫人吃惊的大事，我们现在都可以确信：人们将会看到特鲁希略之死，但是他不会像巴蒂斯塔那样逃走，也不会像佩雷斯·希门内斯那样流亡，更不会像罗哈斯·皮尼亚那样坐上法庭的被告席。这位多米尼加的国务活动家是另外一种道德和血统的人。”
他睁开眼睛，满意地扫视了一遍在座的客人。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完了这段语录，然后个个赞不绝口。
“我刚才朗诵的这段话是谁写的？”大恩人问道。
人们面面相觑，好奇、怀疑、不安地寻找着。最后，人们的目光汇聚在那张由于谦虚而为难、但是和蔼可亲的圆脸上，汇聚在那位矮小的杂家脸上。自从特鲁希略一厢情愿地盼望避免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而强迫他弟弟“黑人”辞去总统职务以后，这个宝座就让杂家来坐了。
“陛下的记忆力让我感到惊奇，”华金·巴拉格尔低声道，一面显示过分谦卑的样子，仿佛被人们的赞美压垮了，“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您还记得我八月三日演说的拙文。”
大元帅深邃的目光观察到，有些人出于嫉妒而表情大变，他们是威尔希里奥·阿尔瓦莱斯·比纳、“活垃圾”、巴伊诺·比查德和那些将军。他们很难受。他们心里想，这个猥琐的家伙、谨慎的诗人、㞞包教授和法律专家在长期的竞赛中刚才又多得了几分。这些人长期以来为赢得元首的宠信、夸奖、选拔和提升而要拼命压倒别人。元首为有这些勤奋的子民感到欣慰。他让这些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处于长期不自信的感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