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格尔无法用让国际舆论接受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是“人权”问题。每天都有大量的抗议活动：为在维多利亚监狱、九号监狱、四十一号监狱、内地兵营和监狱里的政治犯，为刑讯拷打，为有人失踪，为有人被害而抗议！抗议！抗议的宣言、公告、书信、电报和外交照会像雪片一样地飞来。巴拉格尔无法做许多事，确切地说，是无法做事；他只能含糊其辞地答应并视而不见。他说过让兰菲斯自由行动，那就得兑现。即使想有所作为，他也不可能说话不算数。大元帅的长子已经把堂娜·玛丽亚和安赫丽塔送往欧洲；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寻找暗杀元首的同谋，仿佛杀害特鲁希略的阴谋活动是群众性的。一天，这位年轻的将军开门见山地问总统：
“您知道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想把您牵连到杀害我父亲的阴谋里吗？”
“这不奇怪，”总统微笑着说道，脸色丝毫没有变化，“凶手最好的辩护方法就是把大家都牵连进来。尤其是元首身边的人。法国人把这称为‘毒害他人’。”
“假如又有一个人证明您参与阴谋，那您的命运可就跟布博·罗曼一样了。”兰菲斯虽然出着粗气，可是显得有节制。“如今罗曼骂自己生不逢时。”
“将军，我不想知道他的事情。”巴拉格尔拦住了他的话头，向将军伸出手去。“在道义上，您完全有权利为父亲报仇。请求您不要给我讲细节。如果我不知道外界谴责的过火行为属实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对付来自全世界的批评。”
“如果我们抓住了安东尼奥·英贝特和路易斯·阿米阿玛，会向您报告的。”巴拉格尔看到这个漂亮小伙子的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如同往常每回提到最后这两个既没有被捕又没有被害的阴谋参与者时一样。
“您认为他俩还在国内吗？”
“我想是的，”巴拉格尔语气肯定地说，“假如他俩逃到了国外，肯定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可能会得到奖赏，会出现在所有电视节目里，会享受他们那所谓的英雄身份。他们肯定还藏在国内。”
“既然这样，那迟早会落入法网，”兰菲斯低声道，“我手下有成百上千的人在挨家挨户、一点点地搜查。如果他俩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那就一定会落网。如果不在国内，世界上也没有他俩可以逃避惩罚的地方，他们要为我父亲的死付出代价。为了抓到他俩，我可以把最后一分钱花掉。”
“将军，我祝愿您心想事成，”善解人意的巴拉格尔说道，“请允许我提个要求。请您尽量注意方式方法。如果出了乱子，那向世界证明我国正在走向民主化的小心运作就会失败。比如说，卡林德斯事件，或者贝坦科尔特险些被刺的事件。”
只要一涉及暗杀元首的阴谋问题，大元帅之子就变得无法商量。巴拉格尔没有在为这些被捕者的释放上说情浪费时间，是因为被捕者的命运已经决定；如果英贝特和阿米阿玛被捕，那也在劫难逃；再说，有些事情还不能肯定会有利于巴拉格尔计划的实施。时代确实在变化。老百姓的感情是反复无常的。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之前，多米尼加人民可以为特鲁希略主义肝脑涂地，那时如果让老百姓抓住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路易斯·阿米阿玛、瓦斯卡尔·特哈达、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菲菲·巴斯托里萨、安东尼奥·英贝特和他们的同伙，肯定会挖出他们的眼睛，扒了他们的皮，掏出他们的心。但是，多米尼加人民体验了三十一年的“没有党和元首就没有新国家”的神圣共存论现在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由大学生、“全国公民团结组织”和“六·一四”发起的街头群众集会，起初参加者寥寥无几，与会者胆战心惊；但是一个月后，两三个月后，参加的人数就成倍地增加了。不仅在圣多明各（巴拉格尔准备了一个提案：让特鲁希略城恢复它原来的名字圣多明各；奇里诺斯参议员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用鼓掌的方式在国会通过了这一提案）独立公园里有时挤满了人，就是在圣地亚哥、罗马纳、圣弗朗西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恐惧在消失，否定特鲁希略的声音在提高。巴拉格尔博士敏锐的历史嗅觉在提醒自己：老百姓的这一全新的思想感情还要继续变化，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只要老百姓反对特鲁希略主义的气候一到，暗杀特鲁希略的凶手就会变成强有力的政治人物。这种情况会对谁有好处呢？为此，他“枪毙”了奇里诺斯的小心试探。这位巴拉格尔派新改革运动的国会领袖来请示总统：对五月三十日暗杀元首的参与者由国会提出实行大赦的建议，会不会说服美洲国家组织和美国解除对多米尼加的国际制裁？
“参议员，意图是好的。但是，后果呢？大赦有可能伤害兰菲斯的感情，他会立刻杀掉全部应该被赦免的囚犯。我们的努力就会泡汤。”
“您敏锐的思想总是让我吃惊。”奇里诺斯参议员喊道，险些鼓起掌来。
除去元首被暗杀这个话题，兰菲斯·特鲁希略——他在圣伊希德罗空军基地整天喝得酩酊大醉，或者去博卡·奇卡的海边别墅，因为那里住着他在巴黎最近搞上并且带回国的情人（连同其母）、夜总会的一个舞女，而他把自己怀孕的合法妻子、年轻的女演员丽塔·米兰留在了巴黎——总是表现得比巴拉格尔预期的好得多。他无奈地接受了特鲁希略城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圣多明各的事实；同意重新命名那些叫作“大元帅”“兰菲斯”“拉德哈麦斯”“安赫丽塔”“堂娜·胡里娅”和“堂娜·玛丽亚”的城镇、街道、广场、高山大川和桥梁；他并不坚持过分惩罚那些捣毁位于大街小巷、公园和公路上特鲁希略及其家属的雕像、铜牌、照片和图片的大学生、不法分子以及流浪汉。他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巴拉格尔这样的建议：“出于慷慨的爱国主义行动”，把属于大元帅及其子女的土地、庄园和农场转让给国家，也就是说分给人民。兰菲斯用公开信的方式做了这一决定。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全国百分之四十可耕地的主人，即在古巴政府之后，多米尼加是在拉丁美洲拥有国有企业最多的国家。兰菲斯将军还抚慰元首的弟弟们、那些粗鲁的酒色之徒的情绪，因为特鲁希略主义的装饰和象征的逐渐消失，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一天晚上，巴拉格尔与妹妹们共进晚餐（每天的食谱很简单：鸡汤、米饭、凉拌菜和牛奶、点心）之后，起身要去上床的时候，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昏迷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可是费利克斯·高伊科大夫提醒他，如果还是继续节奏紧张的工作，那到年底之前，心脏或者大脑就会像炸弹一样爆炸。他应该多休息——自从特鲁希略死后，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应该锻炼身体，周末放松一下。他强迫自己每晚在床上躺五个小时；午饭后散步，尽管为了避免麻烦的社交联系，要远离乔治·华盛顿大道。他常去老兰菲斯公园，如今那里重新命名为埃乌海尼奥·玛丽亚。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为了放松情绪，他就读上两个小时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或者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的经典作品。有时在大街上会遇到某个易怒的家伙骂他：“巴拉格尔，你是个纸娃娃！”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人们友好的问候：“总统先生，您好！”他摘下帽子（他习惯戴得很低，唯恐风把帽子吹跑），彬彬有礼地答谢。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巴拉格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会上宣布：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真正的民主和新面貌正在诞生。当着一百多个国家代表的面，他承认：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犯了时代错误，它不合乎世界潮流，是对自由和人权的野蛮践踏。他还呼吁自由世界的国家帮助他把法律和自由交还给多米尼加人民。几天后，巴拉格尔收到了堂娜·玛丽亚·马丁内斯寄自巴黎的一封充满了痛苦言词的信。这位前第一夫人埋怨他：“总统对特鲁希略时代的描述是不公平的；您忘记了我丈夫还做了许多好事，您本人在长达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就不停地高度赞美元首。”但是，让总统感到不安的是特鲁希略的弟弟们，而不是玛丽亚·马丁内斯。他获悉：贝坦和“黑人”曾经与兰菲斯有过一次暴风雨般的会晤。这两人质问兰菲斯：是你允许这个不可信任的好事之徒去联合国侮辱你父亲的吗？他们愤然道：早该把这家伙从国家宫轰出去了；应该按照人民的要求，重新让特鲁希略家族的人掌握大权！兰菲斯辩解说，如果发动政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入侵就不可避免。因为美国领事约翰·卡尔文·希尔亲自警告过他。要保住老本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在总统这个脆弱的合法代表身后，我们团结一致。巴拉格尔在巧妙地活动，争取让美洲国家组织和美国解除制裁。为此，他就不得不在联合国发表违心的演说。
但是，在巴拉格尔从纽约回来后不久的一次会晤中，特鲁希略的长子表现得很不宽容。他的敌意是如此强烈，决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您还要继续攻击我父亲吗？”兰菲斯坐在元首被害前几小时坐过的座位上，目光盯着大海，向总统发问。
“将军，我别无选择！”总统点点头，口气是痛苦的。“如果我要他们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变化，国家在实行民主开放，那就应该对过去进行反省。我知道，这对您来说是痛苦的。对我来说，也不轻松。政治有时就要求撕破脸皮！”
兰菲斯好久不说话。他是不是又喝醉了？难道吸毒了？导致疯癫状态的精神危机又逼近了？他眼圈青紫，两眼发红，闪烁着不安的神色，脸上有奇怪的表情。
巴拉格尔补充道：“我早就对您说明白了。我是严格遵守咱俩的协定的。您也赞成我的计划。当然，我那时对您说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如果您愿意掌权，那用不着把坦克从兵营里开出来。现在我就可以交上辞职书。”
兰菲斯久久盯着巴拉格尔，带着厌烦的神情。
“大家都要我来掌权，”他低声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的叔叔、各个军区司令员、各总部的军官、我的堂兄弟和父亲的生前好友，都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不想坐在您这个位子上。巴拉格尔博士，我不喜欢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干吗要做这种事？难道就为了以后有人像报答父亲那样对待我？”
他不说了，一副深深沮丧的神情。
“将军，既然您不愿意掌权，那就帮助我行使权力。”
“还要帮助您？”兰菲斯反问道，口气是嘲讽的，“要不是我出面，我的叔叔们早就用枪把您赶出去了。”
“帮得还不够，”巴拉格尔回答说，“您看到了大街上人们的激动情绪。‘公民团结’和‘六·一四’的群众大会，调子越来越激烈。如果咱们不抢在他们前头，情况会更糟糕。”
大元帅之子的脸色又恢复了正常。他抬头向前，好像在思量：总统敢提出那个他预料中的要求吗？
“您的叔叔们应该出国，”巴拉格尔博士温和地说道，“只要他们在国内，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相信这里的变化。只有您才能说服他们。”
要不要骂他一通？兰菲斯吃惊地望着总统，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是长长的沉默。
“将来您是不是也会这样要我离开这个我父亲缔造的国家？理由就是为了让人们吞下这个新时期的苦果？”
巴拉格尔稍稍等了一会儿。
“是的，也要您离开。”他低声说。真是提心吊胆。“您也要走。但不是现在。等到您让叔叔们走了以后。等到您帮助我巩固了政权，等到您让军队明白了特鲁希略的势力已经不存在了。将军，这对您来说不是什么新闻。您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推行这个计划对于您、您的家族和朋友是最佳方案了。如果让‘公民团结’或者‘六·一四’上台，那就糟多了。”
兰菲斯没有掏枪，没有唾骂。他的脸色又变白了，又出现了精神错乱才有的面部表情。他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然后望着喷出的烟雾消散。
“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充满混蛋和忘恩负义家伙的国家了，”他嘟嘟囔囔地说道，“如果抓住阿米阿玛和英贝特，我就不在这里待着了。就差他们俩了。一旦实现了我对父亲许下的诺言，我就上路。”
总统告诉他，已经批准胡安·博什和他的多米尼加革命党的同志从流亡地返回。总统觉得兰菲斯没有听他的解释：胡安·博什和多米尼加革命党为争夺反对特鲁希略运动的领导权，将会投身到与“公民团结”和“六·一四”的激烈斗争中来。巴拉格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为政府好好出力。因为真正的危险来自“全国公民团结组织”的先生们，该组织有许多有钱人和在美国有影响的保守党人士，例如，塞维罗·卡布拉尔。胡安·博什对此很清楚，他会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或许还有不利因素，来阻止如此强大的竞争者进入政府。
维多利亚监狱关押着两百多名与谋杀元首有牵连的真假同谋犯，只要特鲁希略家族的人一出国，就应该实行大赦。但是，巴拉格尔知道，兰菲斯绝对不会让这些人活着出来的。他肯定要残酷折磨他们，就像折磨罗曼将军一样。他折磨罗曼长达四个月之久，最后宣布：罗曼因为背叛元首而感到内疚，结果自杀身亡，但是一直未能找到他的尸体。如果莫代斯托·迪亚斯还活着，肯定也会受到酷刑拷打。问题在于，囚犯们——反对派称之为“伸张正义者”——在给巴拉格尔的政权抹黑，而总统打算给自己的政府一张新面孔。总有外国使团、代表团、政治家和记者来关心这些囚犯，总统不得不拐弯抹角地解释为什么还没有审判；他还得信誓旦旦地说，要重视他们的生命，审判时会是严格守法的，将邀请国际观察员出席。为什么兰菲斯一直没有结果这些人的性命？他不是杀掉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所有的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叔叔、伯伯、舅舅了吗？不是在抓住他们的当天就将其枪毙或者乱棍打死了吗？为什么兰菲斯还关押着这些人？难道是因为反对派抗议的呼声？巴拉格尔明白，伸张正义者的鲜血也会飞溅到自己身上：他是最后一头待宰的公牛。
同兰菲斯的那次谈话过了两三天之后，巴拉格尔接到了元首长子的一个重要电话、一个大好消息：他已经说服了两位叔叔出国。贝坦和“黑人”出去度长假。十月二十五日，埃克托尔·比恩韦尼多带着美国籍妻子飞往牙买加。贝坦登上了“特鲁希略元首”号巡洋舰去加勒比海进行所谓的游弋。美国领事约翰·卡尔文·希尔坦率地告诉巴拉格尔，现在到了可以考虑解除对多米尼加国际制裁的时候了。
“领事先生，希望不要拖得太久！”总统催促他快办，“我们越来越感到窒息！”
国有企业由于政策不稳定和限制进口原材料，几乎完全瘫痪；贸易由于收入减少而一无所获。兰菲斯低价卖出没有用特鲁希略家族名义注册登记的公司和手中的股票，中央银行不得不把这些钱用根本不存在的官方汇率一比一兑换成美元后给他转存到加拿大和欧洲的银行去。特鲁希略家族没有像巴拉格尔担心的那样将巨额外汇转移到国外去而是总共转移了六千四百万美元：堂娜·玛丽亚一千二百万美元；安赫丽塔，一千三百万美元；拉德哈麦斯，一千七百万美元；兰菲斯到目前为止是两千两百万美元。本来会更糟的。但是，国库外汇储备很快要用光了，到那时就无法发放军饷和教师及公务员的工资了。
十一月十五日，内政部长惊恐万状地打电话报告：贝坦和埃克托尔·特鲁希略两位将军突然回国。部长要求政治避难。因为军事政变随时都会发生。军队是支持这两位将军的。巴拉格尔紧急约见美国领事卡尔文·希尔。他向希尔说明了当前形势。除非兰菲斯出面阻止贝坦和“黑人”的行动，否则会有许多部队支持这两位将军发动政变。这样就会爆发内战，其后果难以预料，会对反特鲁希略主义人士进行大屠杀。领事对这些情况完全清楚。他向巴拉格尔通报说，肯尼迪总统亲自下令，命一支舰队从波多黎各起航，目标直指多米尼加海岸。这支舰队由“福吉谷”号航空母舰、“小石城”号巡洋舰（第二舰队的旗舰）以及“海曼”号、“布里斯托尔”号、“贝蒂”号三艘驱逐舰组成。如果发生政变，将有两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上岛作战。
总统用了四个小时才与兰菲斯联系上，他在电话里同兰菲斯简单谈了几句。元首之子告诉总统一个坏消息：他和叔叔们大吵了一架，叔叔们不肯出国。兰菲斯警告他们，既然如此，他就离开多米尼加。
“将军，现在会出什么事情？”
“总统先生，从现在起，您就一个人留在这个野兽笼子里吧！”兰菲斯哈哈大笑着说，“祝您好运！”
巴拉格尔博士闭上眼睛沉思。即将到来的几小时、几天是关键时刻。特鲁希略长子打算干什么？出国？自杀？他可能去巴黎，去与妻子、母亲、弟弟妹妹会合，去开晚会、打马球、在购买的豪宅里玩女人，借此安慰自己。兰菲斯已经把能提走的钱都弄到国外去了。他留下了一些不动产，那迟早是要被查封的。总之，这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特鲁希略的两个弟弟，因为他们是不讲道理的野兽。这两人很快就会动枪的，这是他俩唯一的拿手好戏。根据民间传说，贝坦早已列出了一份要消灭的敌人名单，为首的就是巴拉格尔！如此一来，正如巴拉格尔经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谚语所说，应该“摸着石头过河”。总统并不害怕，只是伤心，因为他刚刚经营起来的一家高雅、名贵的珠宝店要毁在一个恃强凌弱的坏蛋的枪弹之下了。
次日黎明时分，内政部长吵醒了总统，他报告说：一群军人把特鲁希略的尸体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教堂墓穴中挖了出来，他们把尸体抬到了博卡·奇卡海湾，那里有个兰菲斯将军的私人码头，“安赫丽塔”号游艇就停泊在港口。
“部长先生，我什么也没听见，”巴拉格尔打断了对方的话，“您什么也没对我说。我劝您再休息几个小时。这一天还长着呢！”
与劝告部长的话相反，巴拉格尔没有休息。兰菲斯不消灭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是不会离开多米尼加的。如果兰菲斯杀害了这些人，那巴拉格尔这几个月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因为他努力说服西方世界：由他来当总统后，多米尼加共和国正在走向民主，没有发生内战，也没有美国和多米尼加统治阶级担心的动乱。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要他提出关于这些囚犯的命令与兰菲斯发生冲突，后者就会不服从，就会暴露总统在军队里缺乏权威性的事实。
尽管如此，颇为神秘的是，除去传播军队就要暴动和屠杀平民的消息之外，十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未发生任何事情。巴拉格尔照常处理公务，仿佛全国一片平静似的。十七日黄昏，有人报告说，兰菲斯已经离开了海边别墅。接着，人们看到兰菲斯醉醺醺地从一辆汽车里下来，骂了一句什么，对着大使饭店正面扔了一颗手榴弹，但手榴弹没有爆炸。此后，就无人知道兰菲斯的下落了。第二天，由安赫尔·塞维罗·卡布拉尔率领的“全国公民团结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要求总统紧急接见，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巴拉格尔接见了他们。塞维罗·卡布拉尔急得失去了理智。他挥舞着瓦斯卡尔在维多利亚监狱写的一张纸条，纸条是瓦斯卡尔·特哈达托人秘密交给他的妻子林婷的。纸条上说：杀害特鲁希略的六名犯人，包括莫代斯托·迪亚斯和童迪·卡塞雷斯，已被转移到另外一座监狱。信上最后说：“亲爱的，有人要把我们杀掉！”“全国公民团结组织”的领袖要求将这些犯人交给司法部看押，或者请总统签发命令将他们释放。这些犯人的亲属和律师一起正在国家宫门口请愿。国际新闻界在关注此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也在注意着事态的发展。
惊慌不安的巴拉格尔博士向大家保证说，他要亲自过问此事。他绝对不允许犯罪事件发生。据他得到的报告说，转移这六名犯人恰恰是为了加快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具体的做法就是纯粹履行一个手续：重新核对案情，然后就会立刻开庭审判。当然，要有海牙国际法庭的观察员在场，总统将亲自邀请这些观察员来访。
“全国公民团结组织”的领导人刚一离去，总统就立即给共和国总检察长何塞·曼努埃尔·马查多博士打电话：“您知道为什么国家警察局局长马尔科斯·阿·豪尔赫·莫雷诺下令把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瓦斯卡尔·特哈达、菲菲·巴斯托里萨、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童迪·卡塞雷斯和莫代斯托·迪亚斯六人转移到司法部看守所去吗？”总检察长一无所知。他气愤得跳了起来：“有人在滥用司法部的名义，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官下令重新核对案情。”总统表示非常不安，他坚定地说，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他将立即命令司法部长深入调查是何人所为，追究其责任并给予惩处。为了留下可以证明处理此事的文字，总统口授了一份备忘录，让秘书记录下来，并且马上抄送司法部长。随后，他又打电话给司法部长。他发现部长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门前有犯人家属在请愿。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让我报告情况，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您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这几个人转移到司法部看守所吗？没人给我解释。现在，他们把犯人带到公路上去了，说是核对案情，可是并没有人下这个命令啊。没有办法靠近那里，因为圣伊希德罗空军基地的士兵封锁了那个地区。我该怎么办？”
“您亲自跑一趟，要求他们说明白！”总统指示说，“必须有目击者证明：政府为了阻止有人犯法已经竭尽全力做了一切。要拉上美国和英国的外交代表一同前往。”
巴拉格尔博士亲自打电话给美国领事约翰·卡尔文·希尔，请他支持司法部长的这一行动。同时，他又告诉领事，如果看上去兰菲斯是在忙于出走，那么特鲁希略的两个弟弟可能会开始行动。
他继续办公，表面上是被金融的艰难形势所吸引。午饭时，他没有离开办公室，继续与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道工作，拒绝接电话和接见访客。黄昏时分，秘书给他送来司法部长写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他和美国领事被空军士兵阻拦在外，他们不能靠近核对案情的地方。他已查明，无论司法部、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没有派人核对案情，也没有任何单位向他们报告要办这个手续。这是军方单独一家所为。八点半，总统刚刚回到家里，就接到了现任警察局局长马尔科斯·阿·豪尔赫·莫雷诺上校的电话。由三个武警战士押解囚犯的卡车，完成重新核对案情的手续之后，在返回维多利亚监狱的途中失踪。
“上校，要不惜一切力量，一定要把他们找到！动员全部需要的警员进行搜查！”总统命令道，“请随时与我联系！”
总统的妹妹们由于传闻而感到不安，她们说，今天下午特鲁希略家族的人杀害了暗杀大元帅的凶手。巴拉格尔说，他一无所知。有可能是极端分子造谣，他们想加剧目前局势的动荡不安。他一面撒谎安慰妹妹们，一面推测：即使事情不是兰菲斯干的，今天晚上他也一定会离开多米尼加。那么，黎明时分，总统就有可能与特鲁希略之弟发生冲突。他们会把他抓起来吗？会把他杀掉吗？他相信：虽然他们杀掉他可以阻止一部历史机器的运转，但是，历史会很快把他们从多米尼加的政治舞台上铲除掉。他没有感到不安，只有好奇。
他正要穿睡衣，豪尔赫·莫雷诺上校又打来了电话。那辆运囚犯的卡车已经找到，三个武警战士被害，六个犯人已经逃跑。
“上天入地也要把逃犯抓回来，”总统用朗诵的声调不慌不忙地说道，“您要对这六个犯人的性命负责！他们必须上法庭，为这一新罪行依法接受审判！”
入睡前，突然一股怜悯之情涌上他的心头。不是为那六个囚犯，毫无疑问，他们在下午已经被兰菲斯亲自杀害；而是为了那三个年轻的武警，元首之子为了制造犯人逃跑的假象，竟然派人杀了三个无辜的青年。三个可怜的武警战士为了别人要把谎言涂上真实的外表而被无情地杀害了。可是有谁会相信这一套呢！无谓的牺牲啊！
第二天，总统在去国家宫的路上看到《加勒比日报》刊登的消息：“杀害特鲁希略的凶手们背信弃义地结果了三名押送他们的武警战士之后逃逸。”但是，他担心的闹剧没有发生，倒是另外一些大事使他忧伤。上午十点，哐当一脚，有人踹开了他办公室的房门。贝坦·特鲁希略将军手提冲锋枪，腰上插着手榴弹和手枪，闯进总统办公室。后面是他的弟弟埃克托尔，他也穿着将军服。一起冲进来的还有私人卫队的二十七个打手，他们一个个武装到了牙齿。这些人醉醺醺的，一副流氓相。这种野蛮行径让总统产生的不快情绪，远远超过了恐惧。
“我不能请你们都坐下。我没有那么多椅子。很抱歉。”矮小的总统站起来说道。看上去他很平静，圆圆的脸上礼貌地浮出一丝笑容。
“巴拉格尔，动真格的时候到了。”贝坦野兽般地咆哮着，唾沫飞溅。他挥舞着冲锋枪威胁，在总统眼前晃来晃去。巴拉格尔没有后退。“别装蒜了！就像昨天兰菲斯干掉那些婊子养的一样，今天我们要消灭胡闹的人！先从犹大开始！你这个臭侏儒！叛徒！”
这个废物也有些喝醉了。巴拉格尔掩饰着自己的愤怒和种种感觉，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他镇定地用手指着窗外，说道：
“贝坦将军，请您跟我到这里看看！”他转身对埃克托尔说，“劳驾，您也来一下！”
他走在前面，来到窗户旁边，用手指向大海。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海岸的正前方，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远方的海面上闪烁着三艘美国军舰的影子。名字看不清楚，但是可以分辨出装备着导弹的“小石城”号巡洋舰和“福吉谷”号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博士”号两艘航空母舰长长的大炮是瞄准了多米尼加首都的。
“他们等你们一上台掌权就开炮！”总统慢慢地说道，“他们盼着你们提供借口，好再次入侵我国。作为多米尼加人，你们愿意让美国佬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再一次占领我们的国家吗？如果你们愿意，那就开枪吧！我也就成为英雄了。接替我这个位子的人连一个小时也坐不成！”
巴拉格尔心想：“既然他俩让我说完了这番话，那就不大可能开枪了。”贝坦和“黑人”交头接耳说了起来，由于两人同时在说话，因此听不清楚。这时，打手和保镖们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终于，贝坦命令手下人离开办公室。等到巴拉格尔单独与两兄弟留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推测这一局已经赢了。两人坐到了他的对面。这两个可怜虫！可以感到他俩极其尴尬。他们不知从何说起。应该帮助他俩开口。
“国家希望你们有所表示，”巴拉格尔说，口气是亲切的，“希望你们像兰菲斯将军那样做出慷慨、爱国的行动。为了和平，你们的侄子已经出国了。”
贝坦打断了他的话，怒气冲冲又直截了当地说道：
“要是有兰菲斯在国外那几千万美元的财产，那爱国是非常容易的。可是我和‘黑人’在国外既没有房产、股票，也没有存款。我们的家产全都在国内。元首禁止把钱弄到国外去，我们是唯一听话的傻瓜。这公平吗？巴拉格尔先生，我们不是白痴！我们在这里的全部土地和财产都会被没收的。”
总统松了一口气。
“先生们，这有办法解决，”他安慰两人说，“用不着担心。你们按照国家的要求做了慷慨的表示，那就应该得到补偿。”
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围绕着讨价还价展开。这证明总统对那些贪财者的蔑视是有道理的。巴拉格尔从不贪财。最后终于成交了，他觉得这笔钱还算合理，因为国家可以换来和平和安全。他下令中央银行给兄弟两人各两百万美元；把他俩手中的一千一百万比索兑换成美元，一部分换成现金，余下的存入首都的银行。为了保证遵守协议，贝坦和埃克托尔要求美国领事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卡尔文·希尔立即来到国家宫，他很高兴事情能够和平解决，而无需流血牺牲了。他向总统表示祝贺，并且精辟地说：“危急时刻方显出真正国务活动家的本色。”巴拉格尔谦虚地低下头来，一面想到，随着特鲁希略家族的出走，可能会爆发一片欢呼声，也会有些混乱。他还想到，没有几个人会再想起六人被杀事件了，他们的尸体永远也不会出现了，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在内阁会议上，总统要求全体一致通过全面政治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撤消对所有政治动乱的立案侦查，已经立案的宣布作废；下令解散多米尼加党！部长们起立热烈鼓掌。这时脸色微微发红的卫生部长达巴雷·阿尔瓦莱斯·贝莱伊拉告诉总统：六个月以来，他家里一直藏着逃犯路易斯·阿米阿玛·蒂奥。阿米阿玛大部分时间躲在一间狭窄的密室里，躲在挂着的晨衣和睡衣的后面。
巴拉格尔博士表扬了卫生部长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说：请部长陪同阿米阿玛博士来国家宫做客；无论阿米阿玛博士还是安东尼奥·英贝特先生肯定会很快露面的，他们都将受到共和国总统的亲自接见；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他们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们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十三
阿玛迪多走后，安东尼奥·英贝特在表兄家又逗留了好长时间。表兄名叫曼努埃尔·杜兰·巴雷拉斯，是个医生。英贝特对于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找到罗曼将军已经不抱希望。可能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的计划已经被人发现；布博可能被害或者被捕，也可能胆怯，临阵脱逃。英贝特别无选择，只好躲藏起来。他和表兄曼努埃尔讨论了好几种藏身方案，最后选中杜兰的一门远亲：曼努埃尔的大姨子、桑托斯家族的格莱迪兹女博士。她就住在附近。
黎明即将来临，但是天空依然笼罩着黑暗。曼努埃尔·杜兰和英贝特急忙跑过六个街区，一路上没有遇到车辆和行人。女博士没有马上来开门。她穿着睡衣，恼怒地揉着眼睛。与此同时，两人向她说明情况。她并不十分害怕。她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镇静。这是个已经开始发福的妇女，但是动作灵活，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她表现得沉着且冷静。
“我尽量安排你住下，”她对英贝特说道，“但这里并不保险。我也被捕过一次。军情局有我的档案。”
为了避免女佣发现英贝特，女主人把他安排在车库旁边的一个小储藏室里。室内没有窗户，她在地上铺了一张可折叠的床垫。房间矮小，没有通风设备。安东尼奥一宿没有合眼。他把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放在身旁。头上方是块搁板，摆满了罐头。由于紧张，他时刻警惕地听着外面可疑的动静。不时地，他脑海里浮现出弟弟塞贡多的身影，一想到在维多利亚监狱里特工们会酷刑拷打弟弟或者杀死弟弟，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女主人给储藏室上了锁，到了上午九时，开门放他出来。
“我给女佣放了假，让她回老家探亲去了。”她让英贝特放心。“你可以在房子里转转。但是千万不要让邻居们发现。这一宿你在这个小洞里可是怎么过的哟！”
两人一面在厨房里吃早饭——芒果、奶酪、面包、牛奶和咖啡——一面打开了收音机。没有一家广播电台播送元首被杀的消息。饭后不久，女博士上班去了。英贝特洗了一个淋浴，来到小客厅里，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腿上放着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有人摇晃他的时候，他着实吓了一大跳，还不由得叫了一声。
“就在你离开那里不久，黎明时分特工们抓走了曼努埃尔，”桑托斯家的格莱迪兹焦急地说道，“他们迟早会逼他招供的，说出你藏身的地方。你得赶快离开这里。”
是的，可是到哪里去呢？格莱迪兹已经去过英贝特家门前，那里到处是特工和警察；他的妻子和女儿肯定被捕了。英贝特觉得一双无形的大手开始勒紧了他的脖子。他没有露出心中的不安，他不愿意增加女主人的恐惧程度。女博士已经变了模样：由于精神紧张，她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到处都是特工们开的‘刨子’和拉着警察的卡车，”她说，“他们检查车辆，向每个行人要证件，还入户搜查。”
广播、电视和报纸还什么都没说，但是小道消息是谁也挡不住的。全城都在传说：特鲁希略被杀害了。人们惊慌不已，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惶恐不安。在将近一个多小时里，英贝特挖空心思在想：去哪里好呢？很快，他决定离开。谢过女博士以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右手摸着裤袋里的枪。他在街上漫无方向地转悠了好久，直到他想起牙科医生卡米罗·苏埃罗，医生住在军队医院附近。卡米罗和他的妻子阿尔丰西娜让英贝特进了家门。但是，他们不能让他在家里藏身，不过愿意帮助他考虑有哪些地方可以躲藏。这时，英贝特忽然想起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这是个老朋友，其父是意大利人，他本人则是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弗朗西斯科的妻子韦内西娅和英贝特的妻子瓜里娜经常一起喝茶玩牌。也许这个外交官可以为他提供在某个使馆避难的方便。他特别小心谨慎，把电话打到拉伊涅里家中，然后把话筒交给阿尔丰西娜，让她装成瓜里娜·特森的声音。瓜里娜是英贝特妻子的小名。阿尔丰西娜要求与弗朗西斯科讲话。这位意大利朋友立刻接过电话，那极为亲切热情的问候让阿尔丰西娜吃了一惊：
“最亲爱的瓜里娜，你好吗？很高兴能问候你。你打电话是为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吧？你别担心。我派车去接你。七点整，你觉得合适吗？劳驾，你把地址再给我说一遍，好吗？”
“要么他能掐会算，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就是我不明白！”阿尔丰西娜挂上电话说。
“阿尔丰西娜，七点以前这段时间怎么办？”
“向圣母祷告吧！”她画了一个十字，“如果特工提前来到，你就开枪吧！”
七点整，一辆漂亮的蓝色别克轿车来到门前，车上挂着外交使团的牌照。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本人亲自开车。安东尼奥·英贝特刚一坐到他身旁，车子就启动了。
“我早就知道这是你的电话，因为瓜里娜和你女儿已经在我家了，”拉伊涅里开口道，代替了问候，“特鲁希略城不会有两个瓜里娜·特森。电话只能是你的。”
拉伊涅里非常从容，甚至带着笑容，薄布短衫熨得平平整整，散发着薰衣草的气味。他要把英贝特送到一处偏僻的住宅去，故意兜一个大圈，走僻静的街道，因为主干道上有拦阻车辆检查的路障。一个小时前，官方公布了特鲁希略被杀的消息。到处充满了警惕的气氛，仿佛大家都等待着炸弹爆炸似的。这位像平时一样潇洒的大使对特鲁希略之死未提任何问题，也不打听参与谋杀者的下落。他仿佛在说下次在国家俱乐部举行的网球赛一样，自自然然地谈起来：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就别指望有哪个使馆会让你政治避难。就是避难也没有用。如果说还有政府，这个政府也不尊重你的避难权。不管你藏在什么地方，政府都会派人用暴力把你揪出来。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我把你藏起来。意大利领事馆里，我有一些朋友，可是那里来往的职员和客人太多。不过，我已经找了一个绝对可靠的人。以前，他就藏过一个人，那人名叫尤尤·达莱桑德罗，那时正被追捕。他提出唯一的条件就是：谁也不能知道你的下落。你妻子瓜里娜也不能知道。这首先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当然。”托尼·英贝特低声说。他暗暗惊奇：这个交情并不深的男子汉，心甘情愿地冒险营救他。他对大使的慷慨行为和勇敢精神感到不知所措，竟然忘记了感谢。
到了拉伊涅里家里，英贝特终于可以拥抱妻子和女儿了。由于环境所迫，大家都尽量保持安静。可是当把女儿莱斯丽搂在怀里的时候，英贝特感到那娇小的身躯在发抖。英贝特同母女俩及拉伊涅里一家人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英贝特的妻子事先就给他带来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好了干净衣裳和刮脸用具。大家都没有提特鲁希略的事。瓜里娜给他讲述了从邻居那里打听来的消息。黎明时分，警察和特工闯入英贝特家中，他们用两辆卡车把家里的东西席卷一空，并毁坏了带不走的东西。
那位外交官指指手表，打了个手势：该走了。英贝特拥抱和亲吻了瓜里娜和莱斯丽，然后，跟随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从后门上了大街。几秒钟后，一辆小汽车开着小灯在他们面前停下。
“再见！祝好运！”拉伊涅里和他握手道别，“不用替家里操心。她们什么也不会缺的。”
英贝特进了汽车，在司机旁边坐下。司机是个年轻人，穿衬衫，打着领带，但是没有穿西装。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但有意大利语的调子。他自我介绍说：
“我叫卡瓦列里，是意大利使馆的官员。我和我妻子会尽量让您在我家过得愉快。您别担心。我家没有可疑的外人。只有我和我妻子。我们没有厨娘，也没有雇用女佣。我妻子乐意做家务。我俩都喜欢烹饪。”
他笑了。安东尼奥·英贝特心想：这笑声是出于礼貌。外交官夫妇居住在距马哈马·甘迪大街不远的一幢新建大楼的顶层，离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家也不远。卡瓦列里先生的妻子比丈夫年轻；她身材消瘦，长着一对杏眼和乌黑的头发。她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迎接英贝特的到来，仿佛是接待家里的老朋友来共度周末。她丝毫没有因为要在家里接待一个陌生人而有嫌弃的表示，而且这个人还是杀害国家元首的凶犯，是被无数特工和警察怀着贪婪和仇恨的情绪在追捕的人。英贝特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了六个月零三天，男女主人从来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不舒服——敏感的人在他这种处境下，很容易疑神疑鬼。夫妇俩知道这是在玩命吗？当然知道！他和她通过电视看到杀害元首的凶犯们在多米尼加人心中引起强烈恐惧。他们知道许多人不仅不肯给逃犯提供藏身之处，还要去检举揭发。他们看到第一个落网的是工程兵瓦斯卡尔·特哈达，他被吓破了胆的神甫从圣古拉教堂里卑鄙地驱赶出来，扔给了军情局的特工们。他们对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的英勇事迹了解得很详细，知道两人被亲朋告发后坐着出租车满城乱跑。他们还知道特工如何抓走掩护阿玛迪多·加西亚·盖莱罗的姨妈，知道警察杀死阿玛迪多之后，混乱的人群是怎样拆毁老人的房子并且将其抢劫一空的。但是，无论怎样恐怖的场景和叙述都没有吓住卡瓦列里夫妻，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招待他的热情。
自从兰菲斯一回国，英贝特和这对夫妻就知道，隐居的时间还将延长。特鲁希略之子和何塞·雷内·罗曼将军的公开拥抱就很说明问题：罗曼已经叛变，不会有什么军事暴动了。英贝特站在卡瓦列里家的阁楼上，看到大量的人群一连几小时排队去瞻仰特鲁希略的遗体。他从电视里看到自己和路易斯·阿米阿玛（他并不认识此人）的照片下方悬赏捉拿的奖金起初是十万比索，接着是二十万比索，最后是五十万比索。
“算了吧！多米尼加比索贬值得这么厉害，这笔交易并不吸引人！”卡瓦列里评论道。英贝特很快就进入了严格的常规生活。他有个专门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只床头柜、一盏台灯。他很早起床，原地跑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随后，同男女主人共进早餐。三人争论好久之后，英贝特终于争取到帮助打扫房间的权利。扫地、吸尘、擦家具和器物，变成了娱乐和职责，他天天自觉、认真和高兴地去完成。卡瓦列里太太绝对不让英贝特进厨房。她很会做饭，尤其是面条，一天做两次。英贝特从小就喜欢吃面条。可是隐居六个月之后，他再也不想吃通心粉、炒面、炸酱面这类意大利面食了。
完成家务劳动之后，英贝特就大量阅读。过去，他从未好好看过书；这六个月让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书籍和杂志是用来抵抗由于隐居、常规生活以及焦虑而产生的消沉情绪的最好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