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这个场景没有出现在“真实的”时间顺序里，而是以间断的方式、通过时间变换和用倒置方法在隐藏的材料里露面的；这样一来，这个情节就从生活经历中得到极大的充实。故事讲述了卡梅西娜和埃斯特法尼娅把蒂朗和迪亚费布斯引进宫中的准备工作和决心；解释卡梅西娜如何一面装作睡觉，一面猜测要发生的“无声婚礼”。那个无所不知、无人称的叙述者在“真实”的时间顺序中不停地介绍蒂朗看到美丽的公主时的困惑以及他如何跪倒在地亲吻卡梅西娜的双手。在这里就发生了第一个时间变换或者说与计时顺序的决裂：“二人交换了相爱原因。当他俩觉得应该分手的时候，便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接着，故事向将来时一跳，在这个空隙里，这个沉默的深渊中留下一个聪明的问题：“这个夜晚，有人相爱，有人痛苦，谁能入睡呢？”然后，故事把读者领入第二天早晨。普拉塞德米维达起床后，走进卡梅西娜公主的房间，发现埃斯特法尼娅“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埃斯特法尼娅是这么一副浪荡、懒散的模样？这个讨人喜欢的普拉塞德米维达的影射、提问、嘲笑和淫亵念头，实际上都是说给读者听的，并且要激起读者的好奇和猜疑。经过这么一个漫长和精明的引子，最后，漂亮的普拉塞德米维达透露：昨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看到埃斯特法尼娅把蒂朗和迪亚费布斯领进了房间。到这里，情节中发生了第二个时间变换或者说叙述时间顺序的跳跃。情节跳回了前一天晚上，读者借助普拉塞德米维达编造的梦发现了无声婚礼过程中的事情。这时，那个隐藏的材料显露出来，从而恢复了这个情节的整个面貌。是完全的面貌吗？并不是完整的。除去这个时间变化，您还会看到也发生了空间变化、空间视角的变化，因为讲述无声婚礼上发生的事情的人，已经不是那个一开头离开故事之外、无人称的叙述者了，而是普拉塞德米维达、一个人物兼叙述者的角色，她并不打算提供客观见证，而是充满了主观情绪（她那些戏谑、放纵的评论使得这段故事颇有主观色彩，特别是摆脱了如果换成另外一种方式讲述埃斯特法尼娅被迪亚费布斯破身一事可能产生的暴力印象）。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变化把一个中国套盒引进无声婚礼的故事中，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叙事体（普拉塞德米维达叙事体），被包括在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总体中。（附带说一下，《骑士蒂朗》多次使用中国套盒或者俄罗斯套娃。在英国王室长达一年零一天的庆祝大婚盛会的日子里，蒂朗的英雄业绩不是由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披露给读者的，而是借助迪亚费布斯讲给瓦罗亚克伯爵的故事公布出来的；热那亚人占领罗得岛一事是通过两个法国王室的骑士讲给蒂朗和布列塔尼公爵之后透露出来的；商人戈贝迪的冒险故事是从蒂朗讲给逍遥寡妇的故事中变化出来的。）因此，通过对这么一部经典之作中的一个故事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当代作家使用得令人眼花缭乱、仿佛新发明似的这些技巧、手法，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是属于小说宝库里的东西了，因为古典小说家早已经运用得十分灵活了。现代小说家完成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是加工润色、推敲提炼，或者对早已经出现在小说文字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一些新的改造。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或许值得针对这个从中国套盒里派生出来的固有特点，做一次适用于所有小说的全面回顾。任何小说的文字部分只是所讲故事的局部或者片断：只有积累了小说的全部因素——思想、表情、目标、文化坐标、历史、哲学、意识形态等等全部故事设计和包括的素材——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它才会包罗起比文本中清楚说明的内容要广泛得无数倍的素材；也是任何小说家，即使是最肯大量使用笔墨、最不吝惜文字的作家，也不可能有条件在作品中铺叙的素材。
为了强调任何叙事过程都难以避免的片面性，小说家克洛德·西蒙[31]——他用这种方式嘲笑“现实主义”复制现实的企图——经常举一个例子：描写一盒茨冈牌香烟。他问：这种描写为了成为现实主义的应该包括哪些因素呢？应该包括体积、颜色、内容、注册商标，当然还有包装的材料。难道这就足够了？从包罗万象的意义说，是绝对不够的。为了不忘记任何重要的材料，还需要在描写制作香烟盒和香烟之后包括一份关于工业流程的详细介绍，为什么不写销售网络和从生产到消费的商业化过程呢？这样是不是就把有关茨冈牌香烟盒的全部都写出来了呢？当然还没有。香烟的消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是习惯演变和时尚树立的结果，是与社会历史、神话、政治、生活方式等密切相连的；从另一方面说，它是一种习惯——恶习，广告和经济生活都对它有决定性影响，它对吸烟者的健康则产生决定性的后果。沿着这条论证到荒唐程度的道路，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描写任何一个东西，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如果延伸到广义，就会简单而纯粹地导致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描写宇宙。
毫无疑问，关于虚构小说也可以说出类似的事来。如果一个小说家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不规定一些界限（就是说，如果他不甘心隐藏某些材料的话），他讲述的故事就可能没头没尾，就会用某种方式与所有的故事联系起来，就会成为那种不可能实现的总体、想象中的无限宇宙：各种各样的虚构亲密无间地共处一体。
然而，如果人们同意这个假设：一部小说——确切地说是写出的虚构作品——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段，小说家注定不得不从整个故事中删除大量由于多余、可以放弃和包含在已经说明白的材料，无论如何也应该对那些因为显而易见或者无用而被排除在外的材料与我这封信中提到的隐藏的材料加以区别。我的这些隐藏的材料当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无用的。恰恰相反，这些隐藏的材料有功能，在叙事情节中发挥一种作用，因此，如果取消或者替代这些材料，就会对故事产生影响，在故事或者视角中引起反射。
最后，我想给您再讲一下以前我在评论福克纳的《圣殿》时所做的比较。我们假设一部小说的完整故事（由选定和省略的材料构成的）是个多面体。这个故事一旦去除那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为了达成某种效果而蓄意节略的部分，小说就会有其独特的形体。这个特殊的形体，这个雕刻，也就是艺术家的原创性表现。这部小说的形状是借助几种不同的工具雕刻而成的；但是，毫无疑问，最常用、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是这个隐藏的材料（如果目前您还没有漂亮的名字可以代替这一说法的话），它可以完成这个剔除不必要成分的任务，直到我们希望的漂亮而有说服力的形象显露出来为止。
拥抱您，再见。
十一 连通管
亲爱的朋友：
为了谈谈这最后一个手段——连通管（后面我会给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一起重读一下《包法利夫人》中最值得回忆的章节之一，即第二部中的第八章《农业展览会》。在一个场景里，发生了两件（甚至三件）不同的事情，它们用交叉的方式叙述出来，互相感染，又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修正。由于是这种结构方式，这些不同的事件因为是连结在一个连通管系统中，就互相交流经验，并且在它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这些事件就融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后者把这些事件变成区别于简单并列故事的某种东西。当这个统一体成为某种超越组成这个情节的各部分之和的时候，就有了连通管，和《农业展览会》里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样，通过叙述者的联系，我们就看到了对农村集市或者展览会的描写：农民展示着农产品和牲畜，举行节日活动，市政当局发表讲话和颁发奖章；与此同时，在市政大楼上，在“议事厅”里——从那里可以遥望集市——爱玛·包法利在倾听她的情人罗多尔夫热情洋溢的情话。包法利夫人被这个高贵的情人所勾引一事，作为叙事情节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但由于此事是与政府参事利埃文的演说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在爱玛与集市上的琐碎事情之间建立起一种默契。这个情节获得了另外一个意义、另外一个结构；对于在市政大楼——那对焦急的情人在上面互相倾诉衷肠——下面举行的集市也可以说有这样的意义和结构，因为通过这个插入的情节就会不那么荒唐可笑和令人痛苦，因为有那个敏感的过滤器、那个减弱讽刺的缓冲器在起作用。这里我们在衡量一个非常棘手的素材，它与简单的事实没有关系，而是与敏感的气氛有关，与源于故事的感染力和心理产生香气有关；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如果叙事素材组织系统使用连通管的方法得体，效果会更明显，例如《包法利夫人》中《农业展览会》那一章。
对农业展览会的全部描写属于不留情面的嘲讽性质，它把福楼拜所着迷的人类愚昧强调到冷酷的程度；这个情节以卡特琳·勒鲁老太太牛马般地劳动五十四年而获得奖励，并且由她宣布把全部奖金捐献给神甫为她的精神健康做弥撒而达到高潮。如果在这一描写中可怜的农场主似乎被打入粗野的常规中，剥夺掉他们的感情和想象，把他们变成一些令人讨厌的平庸又因循守旧的形象，那么主持展览会的当局代表就更糟糕，他们是些饶舌而满口荒唐的角色，在他们身上，虚伪、双重人格似乎是基本特征，如同利埃文演说中那些套话、空话所表明的一样。然而，这幅如此黑暗和残酷无情的图画，令人难以置信（就是说，情节没有说服力），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方才出现：我们分析农业展览会时把它与爱玛的被勾引隔离开来，而在作品中展览和勾引是紧密相连的。实际上，这幅图画也曾经镶嵌在另外一个情节里，但是讽刺的激烈程度由于给硫酸般的嘲讽提供了借口而大大降低它存在的效果。那种充满爱情、细腻的感情因素，因为把勾引的场面引入其中，就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对位旋律，而借助这个旋律就产生了可信性。与此同时，漫画和戏谑式的讽刺，农村集市上的欢快因素，也以互相影响的方式具有一种缓和的效果，一种纠正过分情意缠绵的作用——特别是修辞上的无节制——那过分咬文嚼字的修辞装饰着爱玛被勾引的情节。假如没有农场主带着猪马牛羊参加市政大楼下面的集市，即这个强大的“现实主义”因素，那么楼上唾沫星子飞溅出的浪漫情话的陈词滥调可能会消解在非现实之中。幸亏有了这个把不同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连通管体系，本来会破坏每个情节说服力的棱角都被一一挫平，叙事的统一体由于那个给整体赋予丰富和独创的坚实性而得到了极大的充实。
另外，在通过连通管构成的那个整体内部——把农村集市与勾引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建立起另外一种修辞方面的对位旋律：一方面是镇长在楼下的演说；一方面是爱玛听到情人的引诱情话。叙述者把这两种述说联系起来，其目的（后来完全实现了）是二者——分别阐明关于政治和爱情方面的大量见解——的互相交叉可以相应地缓和口气，以便给故事引进一个讽刺视角；如果缺乏这个角度，说服力就可能降到最低程度，甚至会消失。因此在《农业展览会》这一章里，我们可以说：在普遍使用连通管的体系中，另外还有个别封闭的连通管，部分地再现故事的整体结构。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尝试着给连通管下定义了。发生在不同时间、空间和现实层面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述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事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等，从而会与分开叙述的方式大不相同。如果让这个连通管术运转起来，当然只有简单的并列是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叙事文本中被叙述者融合或者拉拢在一起的两个情节之间要有“交往”。有时，“交往”可以是低水平的，可是如果没有“交往”，那就谈不上连通管术，因为如上所述，这个叙述技巧建立的统一体使得如此构成的情节一定比简单的各部分之和丰富得多。
可能使用连通管术最为细致和大胆的例子是威廉·福克纳的《野棕榈》，这部小说在轮流交叉的章节里讲述了两个独立的故事：一个是为狂热的爱情而死的悲惨故事（通奸，结果很坏）；另一个是囚犯的故事，一场类似世界末日的自然灾害——把大片城镇夷为废墟的水灾——使得这个囚犯经过一番英勇拼搏返回监狱，而当局竟然不知所措，最后判处他再蹲几年监狱，其理由是企图越狱！这两个故事情节之间从来没有掺和起来，虽然在那对情人的故事里有某个时候影射过水灾和囚犯；但从二者之间可感觉到的接近程度上看，叙述者的语言和某种毫无节制的气氛——处于激情之中，洪水泛滥和鼓舞着囚犯为履行返回监狱的诺言而做出的英勇事迹的自杀性质的环境——并没有在这两个故事之间建立起亲戚关系。对此，博尔赫斯用他进行文学评论时必有的睿智和准确说：“这是两个永远也不会混淆、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相互补充的故事。”
连通管术的有趣变种之一是胡利奥·科塔萨尔在《跳房子》里试验的那一种，正如您会记得的那样，作品的背景有两个地方，巴黎（在那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边），二者之间有可能建立起某种写实主义的计时顺序（有关巴黎的情节都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节发生）。然而，作者一开头就设置了一张导读表，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阅读方法：一种我们称之为传统法，即从第一章起，按照正常顺序连续读下去；另一种叫跳读法，即按照每章结尾处所指出的不同编号读下去。假如选择了第二种阅读法，那么就可以读完整个文本；假如选择了第一种，那么《跳房子》的三分之一会排除在外。这个被排除的三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可以放弃阅读的各章）——不由科塔萨尔创作的情节组成，也不由他笔下的叙述者讲出来；而是别人的文章，引证的语录；或者即使是科塔萨尔的作品，也是独立自主的文本，与奥利维拉、玛伽、罗卡玛杜尔和那个“现实主义”（如果这个术语用在《跳房子》中不会产生不一致性的话）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没有直接和情节上的联系。这是拼贴画的技巧，在连通管与涉及到拼贴画的故事情节本身的联系中，这样的技巧试图给《跳房子》的故事增加一个新天地——我们可以称之为神话和文学的天地，一个修辞的新层面。非常明显，这就是《跳房子》的用意所在：在拼贴画和“现实主义”的情节之间建立对位旋律。科塔萨尔早在已经发表的《中奖彩票》中就使用过这个连通管体系，书中出现了佩西奥的一些独白，与作为故事背景的轮船上的乘客的冒险行为混合在一起，他的独白涉及奇怪的账单，抽象性质、形而上学、有时是深奥的一些思考，其用意是给那个“现实主义”（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如同任何时候谈起科塔萨尔一样，一说起现实主义就会必不可免地产生用词不当的结果）的故事增添一个神话的天地。
尤其是在一些短篇小说中，科塔萨尔真正以大师般的娴熟技巧使用过这个连通管术。请允许我提醒您，他在《仰面朝上的夜晚》展示的那绝妙的精湛手艺。您还记得吗？那个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毫无疑问，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骑摩托发生车祸的人物，做了手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等待康复，一开始像是一个简单的噩梦，通过一次时间变化，他被转移到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的墨西哥，进入“火焰般的战争状态”，阿兹特克的武士们去捕猎活人用来祭祀众神。故事从这里向前发展，通过一个连通管体系，用交叉的方式，在主人公康复的医院病房与古老的阿兹特克夜晚之间交替前进；他在阿兹特克的夜里变成了一个摩特卡人，起初拼命逃跑，后来落入追捕他的阿兹特克人手中。这些人把他拉到太阳神金字塔前准备同其他许多人一道活祭众神。这组对位是通过巧妙的时间变化进行的，其中可以说是以优美动人的方式，这两种现实——当代医院和古老的热带丛林——互相接近，似乎也在互相感染。直到故事结尾处——活火山口——又一次变化，这不仅是时间变化，也有现实层面的变化——两种时间融合在一起；实际上，那个人物不是在现代化城市因为车祸接受手术治疗的骑摩托的男子，而是一个原始的摩特卡人，就在巫师准备掏出他的心脏以平息众神的愤怒时，他预见到一个有城市、摩托和医院的未来。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虽然结构上更为复杂，科塔萨尔利用连通管术的方式却更有独创性，这个叙事文学上的精品就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在这部作品里，故事同样在两种时间现实中进行，一个是当代和欧洲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个希腊岛屿和巴黎郊外一处雕塑工作室，另外一个是五千年前的爱琴海古老文明，它由巫术、宗教、音乐、祭祀仪式组成，考古学家试图根据一些露出地面的碎片——器皿和雕像——恢复它们的面貌。但是，在这个作品里，过去的这一现实以非常谨慎、居心叵测的方式潜入现在的现实中，首先通过一座来自过去的小小雕像，这是考古学家摩兰德和他的朋友雕塑家索摩查在斯科罗斯山谷中发现的。两年后，小雕像摆在了索摩查的工作室里，他极力为自己分辩，不仅有艺术上的道理，而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轮回到那个制造这种雕像的文化的遥远年代中去。摩兰德与索摩查相聚在雕塑工作室，这是作品的现在时，叙述者仿佛在暗示，索摩查已经精神失常了，摩兰德是理智的。但是，突然之间，在奇迹般的结尾处，摩兰德却杀死了索摩查，并且在死者的尸体上举行古老的魔术仪式；随后还准备用同样的方式牺牲自己的妻子泰雷兹，这时我们才发现，实际上小雕像已经让这一对朋友走火入魔，把他俩变成了制造雕像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人，那个时代突然之间粗暴地闯进了现代生活，而人们还以为早已经永远把它给埋藏了呢。在这种情况下，连通管术不具有如同《仰面朝上的夜晚》那样的对称特征、那种有序的对位旋律。这里的连通管术是痉挛性的异物，是暂时的，是那遥远的过去镶嵌到现代化的生活里来了，直到在最后绝妙的活火山爆发，这时我们才看到索摩查裸露的尸体上有一把斧头插在死者的前额，小雕像上涂满了鲜血，摩兰德也是赤身裸体，一面听着笛子吹出的疯狂音乐，一面举着斧头等待着泰雷兹的到来；我们这时意识到，那个古老的过去完全征服了现在，同时确立了魔术和祭祀仪式在当代的君主地位。在这两部作品中，连通管术把两个不同的时间和文化联系在一个统一的叙事体中，造成一个新现实的出现，后者从质量上区别于两个现实的简单融合。
虽然您会觉得是在撒谎，可我认为有了这个对连通管术的描写，我们可以在为小说家提供组装虚构小说所需要的技术手段问题上画个问号了。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手段，但至少我目前还没有发现。现在摆在眼前的所有这些技巧（说实话，我也没有用放大镜四处寻找，因为我喜欢阅读小说，而不是解剖它们），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可以加入到写作故事的方法中去了，而这就是我写这些信的目的。
拥抱您。
十二 权作信后附言
亲爱的朋友：
再稍微写上几行，以告别的方式，向您重申一下我们在通信过程中我多次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信是在您的鼓励下，我试图描写优秀小说家为给他们的作品赋予迷惑我们这些读者的魅力而使用的一些手段。这是因为技巧、形式、行文、文本，或者无论什么说法吧——卖弄学问的专家们已经给随便什么读者不费力气就可以识别的东西发明了一大堆名称——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如果非要分出主题、风格、性质、视角等等，那就相当于在活人身上进行解剖。其结果无论多么好的情况下也必然是一种杀人方式。而一具尸体就是对处于活动并具有创造活力的人模糊的追忆，这个活人没有僵硬感，也不怕蛆虫的进攻。
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说文学评论是无用的，也不是说可以弃之不顾的。绝对不是。恰恰相反，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深入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的极为有用的向导；有时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者长诗逊色。（无需多说，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例子：达玛索·阿隆索[32]的《贡戈拉研究论文集》、埃德蒙·威尔逊[33]的《到芬兰车站》、圣伯夫[34]的《皇家港口》和约翰·利文斯顿·洛斯[35]的《通往上都之路》。这是四类极不相同的评论，但都同样有价值，有启发，有创造性。）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说明：单就评论本身而言，即使在评论是非常严格和准确的情况下，也不能穷尽创作现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创作的全貌说个明白。无论什么成功的小说还是诗歌总会有某个因素或者领域是理性批评分析无法捕捉到的。因为文学批评是在运用理性和智慧；而在文学创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还有以决定性的方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因此谁也不能教别人创作，顶多传授一些阅读和写作方法。剩下的就是我们自我学习，从跌跌撞撞中一再地学习。
亲爱的朋友，我试着告诉您的是，请忘掉我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关于小说形式的内容；还请忘掉一下子就动手写长篇小说的念头。
谨祝好运。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利马
[1]见托马斯·沃尔夫《一个美国小说家的自传：小说家的故事》（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Novelist：The Story of a Novelist）。
[2]威廉·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1914—1997），美国实验小说家，著有《吸毒者》（Junkie）和《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等作品。
[3]卡托布勒帕斯（Catoblepas），传说中头颅垂地的长颈怪兽。
[4]佩因特（George Painter，1914—2005），英国学者，普鲁斯特的第一个传记作家。
[5]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e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6]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
[7]阿索林《马德里》，页六三，新闻丛书，马德里，一九四一年。
[8]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1885—1962），丹麦女作家。
[9]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
[10]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1926—2016），法国小说家、批评家。
[11]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墨西哥小说家。
[12]胡安·戈伊迪索罗（Juan Goytisolo，1931—2017），西班牙小说家。
[13]米盖尔·德里维斯（Miguel Delibes，1920—2010），西班牙小说家。
[14]曼努埃尔·瓦斯盖斯·蒙塔尔万（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1939—2003），西班牙小说家。
[15]Call me Ishmael（“叫我以实玛利好了”）。
[16]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
[17]安布罗思·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美国小说家。
[18]奥古斯托·蒙德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
[19]赫·乔·威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
[20]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1914—1999），阿根廷作家。
[21]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
[22]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墨西哥小说家。
[23]皮埃尔·德·芒迪亚格（Pierre de Mandiargues，1909—1991），法国作家。
[24]D.M.托马斯（D.M.Thomas，1935—），英国小说家。
[25]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n Guimarães Rosa，1908—1967），巴西小说家。
[26]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法国社会学家和作家。
[27]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1909—1994），乌拉圭小说家。
[28]布拉斯科·伊巴涅斯（Blasco Ibáñez，1867—1928），西班牙小说家。
[29]J.C.马特鲁斯（Joseph-Charles Mardrus，1868—1949），埃及出生的法国翻译家。
[30]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 Martorell，1415—1468），西班牙骑士小说家。
[31]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法国小说家。
[32]达玛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1898—1990），西班牙语言家、抒情诗人、文学批评家。
[33]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作家、批评家。
[34]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49），法国文学批评家。
[35]约翰·利文斯顿·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1867—1945），哈佛大学美国文学教授。
版权信息
略萨作品：凯尔特人之梦
作者：（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者：孙家孟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刚果
第二部 亚马孙
第三部 爱尔兰
尾声
致谢
译后记
献给 阿尔瓦罗、贡萨洛和摩尔加纳
献给 何塞菲娜、雷安德罗、阿里亚德娜、埃塔娜、伊莎贝拉和阿纳伊斯
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先后成为许多人。这些先后出现的人物的品格，常常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反差。
——何塞·恩里克·罗多《普洛透斯的动机》[1][2]
第一部 刚果
1
牢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一缕光线加上一阵风，也带进了被挡在石墙外的噪声。罗杰惊醒了，他眨眨眼，思绪茫然，极力镇静下来。他看到典狱长正站在门口。典狱长有一张皮肤松弛的脸庞，留着黄色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看上去总想中伤他人。他正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看着罗杰。假如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发落罗杰的请求，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人了。
“有人探监。”典狱长盯着他，嘟嘟囔囔地说。
罗杰站了起来，搓搓双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时间。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和伦敦塔楼里还能听到半点和整点的钟声，而在这里，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喀里多尼亚路上几座教堂的钟声，连艾斯林唐市场的嘈杂声都进不来。在门口站岗的看守也严格执行不准与他讲话的命令。典狱长给他戴上手铐，让他走在前面。律师会不会带来好消息？内阁开会了没有？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也许典狱长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为他获减刑了？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走廊是红砖砌成的，但已脏得发黑。每间牢房都装着铁门。辨不清颜色的高墙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镶着装铁条的窗子，只从铁条缝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块灰色的天空。怎么这么冷啊？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怎么冷得起鸡皮疙瘩了？没道理。
走进狭小的探视室后，他感到不安。在室内等着他的不是他的律师组组长乔治·加万·达夫，而是其助手，一个金发年轻人，脸色很不好，高颧骨，穿着打扮很时髦。他在审讯的那四个月里见过这个人，那时他正在为辩护律师们传递文件。为什么加万·达夫组长不亲自来而派一个见习生来？
年轻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厌恶。这个白痴怎么了？当我是害虫？罗杰想道。
“有什么消息吗？”
年轻人摇摇头，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还是关于请求赦免的事，”年轻人做了个怪相，脸色更加难看了，干巴巴地低声说道，“还是得等到部长会议召开。”
在狭小的探视室里，典狱长和另一个看守的在场并未使罗杰感到不快。那两个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知道他们正一字不漏、专注地听他们的谈话。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不过，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金发年轻人眨了眨眼，夸张地张合着嘴说道，“现在这事儿更加难办了。”
“在本顿维尔监狱，什么消息都进不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
是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终于决定从爱尔兰海岸进攻大不列颠了？德国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时此刻，德国皇帝是不是用大炮为圣周[3]起义中被英国人枪杀的爱尔兰人报仇来了？如果战争已经转向，那么他们的各种计划不管怎么样都能实现了。
“现在事情难办了，也许根本不可能办成了。”见习生又说了一遍。此人面色苍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慨。罗杰从他那苍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个傻瓜，也感到背后的典狱长正在微笑。
“您在说什么呀？加万·达夫律师对从宽发落的请求是持乐观态度的，难道出了什么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您的那些日记，”年轻人带着憎恶的神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声音压得极低，罗杰听起来很吃力，“是伦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发现的。”
年轻人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罗杰说些什么。但罗杰一言未发。于是，他发泄出自己的愤懑，嘴都气歪了：
“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这么荒唐？”话说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恼怒，“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能把这种事写下来？既然写了，为什么不在图谋反对大不列颠帝国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记毁掉？”
“这么个白痴竟称我是信上帝的人，这对我真是一种侮辱。”罗杰想，真没教养，我起码比这个矫揉造作的小伙子年长一倍吧？
“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日记的片段，”见习生虽然一直保持厌恶的神情，此时却也镇静了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道，“在海军司令部，部长的发言人，海军上尉雷金纳德·霍尔，亲自把日记的复制件发给了几十位记者，全伦敦都知道了。在议会，在上议院，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俱乐部，在报社的编辑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罗杰一动未动，也没有说什么。自从1916年那个冻得令人发僵、阴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爱尔兰南部麦肯纳要塞废墟中被捕以来多次感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攫住了他：人们议论的不是他，干那种事的是别人。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加万·达夫先生的事，更与别人无关，”年轻的见习生极力压低恼怒的声调，“严格说来，我们只管自己专业内的事。加万·达夫先生想让您知晓现下的状况，好有个准备。关于从宽发落的请求，可能受此事连累而遇到困难。今天早晨，有些报纸已经登出了抗议，说您不诚实；还有关于您的日记内容的一些负面言论，支持从宽发落请求的舆论很可能受到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揣测，加万·达夫先生会关注的。您有什么口信要我传达吗？”
囚犯微微摇摇头，几乎看不出，拒绝了。他立即转过身，面对探视室的门。典狱长用胖乎乎的脸向看守作了指示，看守打开沉重的门锁，门开了。罗杰回牢房的路显得特别长，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红砖砌成的发黑的厚墙，他走在其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随时随地可能跌倒在那潮湿的石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走到牢房铁门前的时候，他想起来：被押到本顿维尔监狱的当天，典狱长就对他说，凡是关在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最终都会被送上绞刑架，无一例外。
“我今天能洗个澡吗？”走进牢房前，他问道。
胖墩墩的典狱长摇摇头，以厌憎的眼光看着他，拒绝了。这种厌憎的眼光，罗杰在那见习生的目光中已看到过。
“行刑的当天才能洗澡，”典狱长像是品尝着每一个字般地说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别人不一样，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顿好饭。对埃利斯先生来说，吃饭不是件好事，因为当犯人感觉到绞索的时候，就拉出屎来，把刑场弄得脏兮兮的。告诉你吧，埃利斯先生是刽子手。”
一听到牢房门关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闭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肤发青，起鸡皮疙瘩。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除了死刑犯，犯人每个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这里的条件还是过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里克斯顿牢房的那股脏劲，就不寒而栗：到处都是虱子，床垫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双臂布满了抓痕。他试图回想这些，但那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般的金发见习生那厌憎的神情和可恶的声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上脑海。加万·达夫律师不亲自来告诉他坏消息，却派了这么个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东西来。
2
罗杰，1864年12月1日生于都柏林郊外沙湾区劳孙台地的杜瓦莱村。当然，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虽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爱尔兰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认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对他的教导：他真正的摇篮是位于厄尔斯特[4]中心的安特莱姆郡，而厄尔斯特附属亲英并信奉新教[5]的爱尔兰。父亲曾在龙骑兵第三团驻印度期间出色地服役八年之久，凯斯门特家族从十八世纪就在厄尔斯特定居下来。
罗杰同姐姐艾格尼丝（即妮娜）和两个哥哥——查尔斯和汤姆一样，是作为爱尔兰圣公会教徒而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但是，他自从懂事以来就直觉，在宗教方面，全家人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和谐。作为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他不难看出母亲同居住在苏格兰的姐妹及表兄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行为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进入少年时期，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安妮·杰弗逊为了跟罗杰的父亲结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背着丈夫，她仍然是天主教徒[6]（凯斯门特上尉或许会说她是一个追随教皇、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她去忏悔，做弥撒，领圣餐。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小罗杰满四岁的时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去位于威尔士北方的里尔他们的姨妈和舅舅家度假途中发生的事。
在都柏林的那几年也好，在伦敦的泽西岛度过的那段时间也好，虽然罗杰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也在周日的宗教仪式上做祈祷、唱圣诗，恭恭敬敬地参加宗教仪式，但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上钢琴课，因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极好。常常在家庭聚会中唱几支爱尔兰小调，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那段时间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听故事。父亲情绪好的时候，就为他和兄姐讲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与阿富汗和锡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异国情调的人名和风景，那些在富有宝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军，那些猛兽、害虫、古老的民族、奇异的风俗、野蛮人信奉的神祇，都冲击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他的兄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小罗杰却能几小时、几天地倾听父亲在英帝国边界外遥远的地方所见、所闻的冒险故事。
学会阅读以后，他喜欢沉浸在那些在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伟大航海家、海盗、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中。在这些故事面前，那些讲述海水在一定时间里会沸腾起来、分开两半、形成深渊、在深渊里出现各种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话故事瞬间失去了魅力。尽管如此，在所有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中，罗杰最喜欢听的还是父亲亲口讲述的冒险故事。罗杰上尉的声音令人感到亲切，他以丰富的词汇、生动的语调描述着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布满岩石的开伯尔山口[7]。就在那里，他的龙骑兵队有一次中了一群缠着头巾的狂热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国士兵开枪与之对抗，接着拿起刺刀，最后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败他们，逼退他们。然而让小罗杰着迷并激发其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故事，而是那些旅行：开辟从无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坚忍不拔战胜大自然障碍的英勇事迹，等等。父亲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也很严肃。孩子们，包括妮娜在内的女孩，如果表现不好，他毫不手软，鞭打他们。他在军队里就是这样惩处士兵的。
尽管罗杰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母亲。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人，走路轻如飘云，眼睛明亮，秀发光滑，手如柔荑。每当这双手插进他的卷发或为他洗澡、抚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幸福感。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跑着投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忠于家族清教徒式的传统，不赞成孩子们在宠爱中成长，因为这样会在为生活而斗争时变得软弱无能。在父亲面前，罗杰总是离苍白柔弱的安妮·杰弗逊远远的；但是父亲去俱乐部跟朋友聚会或散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向母亲，母亲抱着他又是亲又是摸。有时连查尔斯、妮娜和汤姆都抗议：“你爱罗杰胜过爱我们。”母亲保证说，不会的，她同样疼爱大家，只是罗杰最小，比兄姐更需要照顾和亲热。
1873年，罗杰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早就学会了游泳，跟同龄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赛时总能赢过他们。妮娜、查尔斯和汤姆为母亲守灵、出殡时哭得如泪人，而罗杰不一样，一声未哭。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罗杰家变成了殡仪馆、教堂，挤满了穿着丧服的人。他们拥抱凯斯门特上尉和四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压低声音向他们致哀。小罗杰好几天都仿佛哑了，说不出话来，只用点头、摇头或手势回答人们的问题。他变得严肃起来，低着头，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间里难以入眠。从此，在他的余生，安妮·杰弗逊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微笑着，张开双臂，仿佛在召唤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怀抱，那尖尖的手指抚摸他的头、背和双颊，使他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仿佛可以抵御世上的一切邪恶。
兄姐很快从悲伤中平静了下来。罗杰也平静了下来，但只是在表面上，虽然开始说话，但他从来不触及这个话题。某个家人向他提起母亲，他就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那人换了话题。在不眠之夜，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安妮·杰弗逊那不幸的面庞凄苦地望着他。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是罗杰·凯斯门特上尉。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罗杰和兄姐从来没看到过他向母亲表示充分的关怀。在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灾难面前，四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讲究穿戴的父亲此时对此却很随意，胡须也不刮，总是皱着眉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仿佛他的丧偶都要怪自己的儿女。安妮去世不久，他决定离开都柏林，便把四个子女送到厄尔斯特的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从此，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负起教育这四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的父亲不愿再管他们了，去离此四十公里的贝利梅纳的阿代·阿尔姆斯旅馆住了下来。据有人无意间对叔祖父约翰说，凯斯门特上尉在那里痛苦孤独得快要疯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灵论的玩意，企图通过灵媒、纸牌和玻璃球与死者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