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罗杰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再听不到他讲那些关于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了。罗杰·凯斯门特上尉于1876年，即妻子去世三年之后，死于结核病。那时小罗杰刚满十二岁，在贝利梅纳主教管区的学校里学了三年，是个心不在焉的学生，成绩一般，拉丁文、法文和古代史的成绩倒是很突出。他也写些诗歌，好像一直在沉思。他大量阅读关于非洲和远东的游记，也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游泳。周末，他也应同学的邀请去扬家的加尔戈姆城堡游泳，但是罗杰跟罗莎·莫德·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那位同学多。罗莎既美丽，又有教养，也写作。她走遍了安特莱姆的渔村、农舍，搜集盖尔语[8]诗歌、神话和歌曲。从她的嘴里，他第一次听到了爱尔兰神话史诗般的战斗故事。用黑色石块砌成，由塔楼、纹章、烟囱和大教堂正门组成的城堡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科尔维尔的神学家于十二世纪建筑的。走廊中，此人的画像面目已经看不清。据贝利梅纳人讲，此人曾跟魔鬼签过约，其幽灵一直在当地游荡。在有月光的夜晚，罗杰壮着胆子，颤抖着在走廊和空房间里寻找那幽灵，但一无所获。
许多年后，罗杰才学会适应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的生活。那是凯斯门特家族的祖居，以前称丘吉菲尔德，也曾作为卡尔费赫特林地方上圣公会教区神父的住宅。虽说在九岁到十五岁这六年间，他跟叔祖父约翰和叔祖母夏洛特及其他父系亲戚住在一起，但在这个大宅院中，他总感到自己有点儿像外国人。大宅院是用灰色石块建成的，三层楼，天花板很高。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屋顶是哥特式的，窗帘后面好像总躲藏着一些幽灵。每个房间都很大，走廊长长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有些磨损，梯阶咯吱作响，更增加了孤独感。相反，在室外，在抵御着疑似飓风的那些粗壮的榆树、无花果树和桃树之间，伫立在放牧着牛羊的平滑山坡上，他却感到愉快。站在这些山坡上，可以瞭望到巴利堡小镇、大海和拍击着拉斯林岛礁的海浪。在晴朗的天气，还可以模糊地看到苏格兰岛的影子。他常常去邻近的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这两个村落仿佛是上演爱尔兰古老神话的舞台。他也去北爱尔兰那九个峡谷，那些狭窄的谷坡周围都是些顶上盘旋着老鹰的丘陵和小山坡。这一切景象使他感到兴奋、有力。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到那些居住着同当地景色一样古老的农夫的崎岖地带去旅行，这些年迈的农夫讲着古老的爱尔兰语，他的叔祖父约翰和朋友们有时拿这种语言开些残酷的玩笑。查尔斯和汤姆不愿与他共享户外生活的热情，对穿越荒野的旅行和去安特莱姆爬山越岭不觉得快乐。妮娜却对此大感兴趣，所以，尽管她比罗杰大八岁，却受到罗杰的喜爱。二人相处甚笃。罗杰和她一起到莫罗湾去游了几次泳，海湾布满了黑色的岩石。格兰塞斯山脚下的小海湾也砾砾不平。对这小海湾的回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总是提到这个小海湾，说它是“天堂的一个角落”。
不过，比起野外散步，罗杰更喜欢的是暑期可以到利物浦格雷斯姨妈家去度假。在姨妈家，他感受到了被喜爱和欢迎，当然，是受到姨妈的喜爱和欢迎，不过她的丈夫爱德华·巴尼斯特姨父也很喜欢和欢迎他。姨夫曾到过许多地方，也去过非洲做生意。他在往来于大不列颠和西非之间搞货运和客运的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的商船上工作。格雷斯姨妈和爱德华姨夫生的几个孩子，也就是罗杰的姨表兄弟姐妹，成了罗杰最要好的玩伴，比他自己的兄姐还要好，尤其是姨妹格特鲁德·巴尼斯特。罗杰从小就跟格[9]亲，任何不快都未能妨碍这种亲近。二人如此要好，有一次，妮娜跟他俩开玩笑地说：“你俩早晚要结婚的。”格笑了起来，罗杰却羞得满面通红，低着头，嘟囔着说道：“不，不，你怎么净说傻话？”
在利物浦的姨妈家，他有时战胜了羞怯感，向姨夫问起关于非洲的问题。仅仅是提起这个大陆，他的脑海里就充满了森林、野兽、冒险和无畏的人。在爱德华姨夫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听到了大卫·利文斯顿[10]的名字，那是苏格兰的一位医生兼基督教传道士。几年来，这位医生一直在非洲大陆探险，跑遍了像赞比西和希雷这样的河流，为山脉和不为人知的地方命名，给野蛮人部落送去基督教。他是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欧洲人、第一个走遍卡拉哈里沙漠的欧洲人，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罗杰做梦都想着他。他阅读着描写其英雄业绩的小册子，渴望加入他的探险队，与他一起对付各种危险，帮助他把基督教带给那些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异教徒。利文斯顿医生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葬身于非洲林莽中的那一年，罗杰才两岁。1872年，另外一位传奇式冒险家、征服者，曾在纽约一家报社供职的威尔士籍报人亨利·莫顿·斯坦利[11]从林莽里出来，向世界宣布他发现利文斯顿医生还活着时，罗杰还不满十八岁。就这样，这个孩子惊诧地、不无羡慕地生活在小说般的故事中。一年之后，他得知那位从不愿离开非洲大地回到英国的利文斯顿医生去世了，仿佛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家人。长大后，他愿意成为一个像利文斯顿和斯坦利那样的探险家，为西方推进边界线，那才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
罗杰十五岁那年，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劝他放弃学业去找工作，因为叔祖父和他的几个兄弟的收入都不够维持生活。罗杰很乐意地接受了劝告。大家同意并决定让罗杰去利物浦，那里的各种机会要比北爱尔兰多。果然，到了利物浦的巴尼斯特家不久，爱德华姨夫就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给他争取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刚满十五岁不久，罗杰就在船上当了一名学徒，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个子高高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人很瘦，生着一头拳曲的黑发，皮肤白皙，牙齿整齐；他话语不多，为人谨慎，穿戴整洁；待人和气，助人为乐，一口英语带有爱尔兰口音——姨表兄妹常拿这口音开玩笑。
罗杰是个严肃、有毅力、寡言少语的孩子，学历不高，但很努力，在公司里工作认真，善于学习，所以被安排在管理层的会计部工作。一开始，他的任务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送文件，也到港口去办理诸如船只、海关、货仓方面的手续，几位上司都很看重他。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工作的这四年间，由于他不善交际，生活俭朴，不喜纵欢作乐，几乎从不喝酒，到了港口也从不进酒吧和妓院，因而一个劲儿地吸烟。他对非洲有着强烈的感情，而且极力想在公司立功受奖，所以读起书来极为认真。他在办公室里传阅的有关英帝国和西非之间海上贸易的小册子和出版物上写满了批注，然后很有信心地说出从这些文章中汲取到的想法：向非洲出售欧洲产品，然后进口非洲大陆出产的原料，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为停留在史前阶段、仍处在食人状态下买卖奴隶的各民族带去进步的事业；贸易可以带去宗教、伦理、法律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现代的欧洲价值观，这种进步最终可以把那些部落中的不幸者变为我们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在这一事业中，英帝国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作为这个帝国的一分子，应该为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所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等等。办公室里的人交换着嘲讽的目光，仿佛在打听这个年轻的罗杰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滑头、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些蠢话，要么就是说出来想在上司面前邀功。
在利物浦工作的这四年里，罗杰一直住在姨父母爱德华和格雷斯的家中，把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而姨父母对他也像对亲生孩子一样。他同几个姨表兄妹相处甚笃，跟格特鲁德最为要好，二人逢周日和假期，如果天气好，就一同去划船、钓鱼；如下雨，二人就在壁炉前高声朗读些什么。这种关系完全是兄妹之情，没有一点儿歪心思，也没有一点儿调情的意思。第一个读他偷偷写的诗的人，就是格特鲁德。
罗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尽管没有踏上非洲的港口，但谈起贸易活动、各种手续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仿佛在港口的各个办公室里度过了一辈子。
后来他乘包尼号去了非洲三次。这一经历使他热情高涨，于是在去了第三次之后辞掉了工作，并向姨父母、姨表兄妹和亲兄姐宣布：他已决定到非洲去。他激昂地宣布这一决定，姨夫对他说：“你这样做，就好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去解放耶路撒冷。”家人们都到港口为他送行，格特鲁德泪如雨下。此时，罗杰刚满二十岁。
3
典狱长打开牢房的门，轻蔑地瞟了他一眼。此时，他正羞愧地回忆着自己曾主张实施死刑，几年前还把这一主张发表在写给外交部的蓝皮书《关于普图马约[12]的报告》中。在报告中，他疾呼要对普图马约河上的橡胶国王，秘鲁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施以应有的惩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因其暴行而对其处以绞刑，就意味着对印第安土著人那无穷无尽的折磨和地狱般的迫害可以结束了。”可现在他写不出这种话了。以前，他曾记起，每当走进一户人家，并发现其中有一只鸟笼，他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关在笼里的金丝雀、朱顶雀或鹦鹉对他来说，好像无聊的残忍行为的牺牲品。
“有人探监。”典狱长嘟嘟囔囔地说道，看他的神色和口气都充满了鄙视。罗杰站了起来，用手弹了弹囚服。典狱长以讥讽的语气又开了口：“您今天又上报纸了，凯斯门特先生，但不是因为您背叛祖国……”
“我的祖国是爱尔兰。”罗杰打断典狱长说道。
“而是因为您那令人恶心的丑事，”典狱长咋咋舌头，好像要吐口水，“背叛加丑闻，真恶心！要是能看到您在绞刑架上跳舞，那才令人高兴呢，我的前爵士罗杰。”
“内阁拒绝了从宽发落的请求？”
“还没有，”典狱长停了一会儿答道，“不过迟早会拒绝，国王陛下当然会拒绝。”
“那是你们的国王，不是我的国王。我不会向他请求从宽。”
“爱尔兰是英国的，”典狱长低声说道，“都柏林那次圣周起义的阴谋被镇压以后，比起以前，现在更是属于英国的。竟然在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背后捅上一刀！对那些起义的头头，要是我，才不会枪毙他们呢，而是绞死他们。”
到了探视室，典狱长才住了口。
来人不是前来看过他的本顿维尔监狱的天主教祭司卡雷神父，而是格——格特鲁德姨妹。姨妹紧紧地拥抱了他，罗杰感到怀里的姨妹在颤抖。他想，这是一只冻僵了的小鸟。自从他被监禁、审判以来，格老多了。他记起了利物浦那个淘气活泼的女孩，也记起了伦敦那个热爱生活、魅力袭人的女人。她的一条腿有毛病，所以朋友们都亲热地叫她小瘸子。而现在，一反前几年那健康、精力充沛、自信心十足的样子，她变成了弯腰、多病的小老太婆。明亮的眼神熄灭了，脸上、脖上和手上出现了皱纹，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衣服。
“我大概能让全世界的垃圾都染上瘟疫，”罗杰指着自己身上满是毛绒的蓝色囚衣，开玩笑地说道，“他们剥夺了我洗澡的权利，只有在行刑的时候，才把这权利还给我。”
“不会的，部长会议会通过从宽请求的，”格特鲁德点点头，以加重这话的分量，“威尔逊总统[13]会在英国政府面前为你说话，罗杰，他答应发电报来。你会被从宽发落，不会被处死。相信我吧。”
她说话的样子很紧张，语气断断续续。罗杰为她感到痛心，还有所有的朋友，他们同格一样，这几天都在焦躁不安，没有把握。罗杰本想问问典狱长提到的报上对他的攻击，但没说出口。美国总统难道会为他说情？是不是约翰·德沃伊和盖尔集团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交涉也许会有效果，内阁为他减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牢房里没有地方可坐，罗杰和格特鲁德只得背对典狱长和看守站着，站得很近。四个人把小小的探视室变成了一个恐怖、幽闭的地方。
“加万·达夫律师跟我说，他们把你从安妮女王学院赶出来了，”罗杰抱歉地说道，“我知道这都怪我，请千万原谅我，亲爱的格，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不是把我赶出来，他们只是要求我接受终止合同，并给我一笔四十英镑的补偿费。我不在乎这些，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14]为了救你而处理的交涉中帮她一把了。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罗杰抓起姨妹的手，温柔地紧紧握着。多年来，格一直在卡维尔桑的安妮女王学院附属学院任教，做到了副院长。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写信告诉罗杰。现在却因他这个臭名昭著的亲戚而失了业。她现在靠什么生活？也许有人帮她？
“报上登的针对你的那些无耻谎言，没有人会相信，”格特鲁德生怕旁边那二人听到，把声音压得很低，“许多重要人物为你说话，还签署了宣言。凡是正派的人都很愤怒，政府竟然会采取这种诬蔑的手段来抵消宣言的威力，罗杰。”
她停了下来，好像在抽泣。罗杰又抱了抱她：
“我多么爱你啊，格，我亲爱的格，”他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现在比以前更爱你了。不管情况如何，我要永远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这颗赤诚的心。因此，你的意见虽然只是很少的意见中的一个，但对我很重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爱尔兰，你知道吗？难道不是吗？我是为了一个高尚而高贵的事业，即爱尔兰的事业，不是这样吗，格？”
她低声抽泣起来，把面孔紧贴在罗杰的胸前。
“你们只有十分钟，已经过了五分钟，”典狱长不回头看他们，说道，“只剩下五分钟了。”
“现在我有时间进行思考了，”罗杰在姨妹耳边说道，“我很怀念利物浦的那些岁月，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连生活都向我们微笑，格。”
“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恋人，迟早会结婚，”格低声说道，“我也很怀念那些岁月，罗杰。”
“我们比恋人还亲，格，我们是兄妹、同谋、钱币的两面，紧紧相连。你对我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九岁丧母，从来没有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比跟我的亲兄姐还要好。你信赖我，带给我生活的安全感和欢乐。后来，在非洲的那几年里，你的来信是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唯一的桥梁。你知道我接到你的信时感到多么幸福啊，我读啊，不断地读，亲爱的格。”
他停了下来，不愿让姨妹发现他快要哭出来了。由于清教徒式的教育，从年轻时起，他就讨厌在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是最近几个月来，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柔软了起来。以前，别人的这种软弱会惹得他不高兴。格没有说话，一直拥抱着他，罗杰觉出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呼吸急促起来。
“你是我唯一展示过自己诗歌的人，还记得吗？”
“我记得，诗写得很糟，”格特鲁德说道，“但是，我爱屋及乌，也就夸奖起你来了。我甚至还能背出几首呢。”
“其实我发现你并不喜欢它们。格，幸亏没有发表。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差点儿要发表呢。”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起来。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你，罗杰，”格又严肃了起来，声音也显得苍老了，刚才还是坚定的、带有笑意的，现在显得犹豫、嘶哑起来，“爱你的人有很多，当然，首先是爱丽丝，她上下奔走，写信，拜访政治人物、当局人物、外交家；她解释，她请求，只要有门路，她都上门相求。为了能来看望你，她也在交涉，但是很困难，只有家人才能得到允许。但爱丽丝是名人，很有影响力，她会得到允许来看望你的，真的。你知道吗？都柏林起义时，伦敦警察局曾上上下下搜查了她的家，拿走许多文件。她爱你，她多么敬佩你啊！罗杰。”
“这我都知道。”罗杰想道，他也热爱并敬仰爱丽丝·斯托弗德。她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爱尔兰人，同凯斯门特家族成员一样，出身信奉圣公会的家庭。她的家在伦敦是最热闹的知识沙龙之一，是所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主张自治者举行茶话会的中心。对罗杰来讲，她不仅仅是朋友和政治上的顾问，他还受到她的教导，发现并热爱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悠久历史以及在被强大的邻国吞并之前的灿烂文化。她推荐书给他看，以热情的谈话启发他、鼓励他继续学习爱尔兰语课程，只可惜他并未掌握这门语言。“我到死也不会讲爱尔兰语了。”他想。后来，当他成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时，爱丽丝是伦敦城中第一个叫他外号的人，那外号是赫伯特·沃德[15]给罗杰取的，罗杰本人也觉得那个外号有意思：“凯尔特人”。
“十分钟，”典狱长像判刑似的说，“时间到了。”
他感到表妹在抱着他，想把嘴唇凑到他的耳边，但没能这样做，因为他比表妹要高很多。她只得把声音放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报纸上说的那些可怕的事完全是污蔑、下流的谎言，对不对，罗杰？”
这问题猝不及防，他停了许久才回答：
“我还不知道报纸是怎么说我的，亲爱的格，报纸是送不到这里的，但是，”罗杰小心地斟酌着字眼，“很可能是谎言。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格，那就是你要相信我。当然，我犯过许多错误，但不会觉得羞愧。你，还有我的朋友，没有人会为我羞愧。你相信我，是吧，格？”
“我当然相信你。”姨妹双手捂嘴抽泣道。
回到牢房的时候，罗杰感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竭力不让典狱长发现。他很少有想哭的感觉，据他自己的回忆，自从被捕以来，这几个月他根本没哭过。在受审的时候，在审判法庭上听到被判绞刑的时候，他都没有哭，可为什么现在倒想哭了呢？是因为格特鲁德，是因为格，看到她如此痛苦，并对他心存怀疑，至少说明她很珍惜他的人品和生活。啊，他并不像自己所感觉的那么孤独啊。
4
1903年6月5日，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沿刚果河而上。改变他一生的那次旅行，本应该在一年前开始。他在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尔[16]、马普托的洛伦索·马奎斯[17]和安哥拉的圣保罗·德罗安达[18]工作之后，1900年，便正式作为大不列颠领事在一个畸形的村子博马[19]居住了下来。从此，他一直向外事办建议进行这次考察，理由是：要提交一份关于刚果独立王国土著状况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走出遥远的首都，进入刚果河中上游的丛林和部落。自从来到这块领地，他一直向外事办打报告说在那里可以进行开发。外事办在权衡了国家利益之后，授权领事到各个村庄、收购站、考察团驻地、派出点、驻军营地以及从事开采全世界都在贪婪掠夺的、可以制造轮胎和卡车轿车上的缓冲器及各种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黑金的橡胶商号走一遭。而这个国家利益是：大不列颠是比利时的盟友，不能把盟友推入德国的怀抱。领事尽管理解这个理由，但仍不能不感到恶心。伦敦的保护土著协会、欧洲及美国的某些浸礼会[20]教堂与天主教传教团曾揭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刚果境内对土著所犯下的罪恶行径，自己也应该核查一下是否确实。
罗杰跟往常一样细心而热情地准备了这次旅行，却瞒着比利时官员和博马当地的居民和商人。而现在，他可以根据他所了解的向那些老板表明：忠于正义和公正的英帝国应该领导一场国际运动，来结束那些罪恶行径。然而在当时，即1902年年中，他的疟疾第三次发作了，比前两次还要严重。前两次发作的时候，由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爆发和从事冒险事业的梦想，他在1884年决定离开欧洲，来到非洲，运用贸易、传教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的理念，把非洲人从落后、疾病和无知中解救出来。
这不是空话。他二十岁到这片黑土地时就深信着这一切。他第一次患疟疾是那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刚刚把自己生活中的渴望具体化，即参加以那位在非洲最著名的冒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为首的探险队。在这位探险家麾下服务多好啊：此人从1874年到1877年的将近三年间，在传奇式的旅行中沿着刚果河从其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从东到西穿行了整个非洲。在这位英雄身边服务多好啊：此人发现了失踪的利文斯顿医生。但那时，好像众神都想浇灭罗杰的激情之火：他第一次患疟疾。三年之后的1887年，患了第二次疟疾。特别是1902年的第三次，当他把地图、指南针、铅笔和笔记本装满箱子的时候，在卧室里一睁开眼就觉得冷得浑身发抖。他当时在博马住在离管辖区几步远的居民区里一处既作为住房又作为领事馆办公室的房子的顶楼，掀开蚊帐，透过既无玻璃又无窗帘、只蒙着一层被大雨打得千疮百孔、防小虫子的金属纱窗，看到了那挟着泥沙的河水与河流周围覆满植物的岛屿。他简直站不起来了，双腿像破布一样打着弯，无力挺直。约翰，他的斗牛狗，惊吓得叫了起来。他无力地摔倒在床上，身体在发烧，但浑身觉得冷彻骨髓。他叫唤着睡在底层的查利和刚果厨师马乌库的名字，但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两个人大概在外面遇到了暴风雨，正躲在猴面包树下等着雨势弱下来。疟疾，难道又是疟疾？领事骂了一声，难道正好是在去考察的前夕？也许会拉肚子、拉血，也许身体会弱得让他发寒热，几天、几个星期地卧床不起。
仆人中，查利是第一个回来的，浑身滴着雨水。“快去把萨拉贝特医生请来。”罗杰没用法语而是用林加拉语[21]命令道。博马只有两位医生，萨拉贝特是其中之一。博马以前是贩卖黑奴的港口，当时称作姆博马。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口贩子从圣托梅岛来到此地，向部落头人购买奴隶。这些部落当时属于刚果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消失了，因为被比利时搞成了刚果独立王国的首都。与马塔迪[22]不同，博马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两位弗兰德[23]修女管理的诊疗所。半小时后，医生拄着拐杖、拖着脚步到来了。医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但是残酷的气候，尤其是酗酒的习惯，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着像流浪汉，靴子上没系鞋带，西装背心也没扣好。尽管已经天亮，他的双眼仍是红红的。
“对，我的朋友，没说的，确实是疟疾。你烧得很厉害。办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宁，大量喝水，少吃肉汤、饼干。要盖得暖些，把毒排出去。两个星期内，您别想起床，更别想外出旅行，连街角您都不能去。间日虐会伤害机体，这您是知道的。”
结果他被忽冷忽热打倒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够站起来的第一天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记忆中从没有过这种虚弱感。萨拉贝特医生盯着他的眼睛，瓮声瓮气、调侃地提醒他道：
“在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无疑是去自杀。您的身体垮了，经不住穿越克里斯塔尔群山的劳累，更不用说在野外露营几个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贡扎[24]。快速自杀的方法有好几种：朝嘴里开一枪或打一针士的宁[25]。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帮助过好几个人这样去旅行。”
罗杰·凯斯门特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推迟这次考察，接下来的大雨又使得穿过森林与河流成为不可能，所以对独立王国内地进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没准要等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可以慢慢地从寒热中恢复，力争恢复体力，再次拿起网球拍，去游泳、玩桥牌或下象棋，以此来打发博马的长夜。与此同时，还可以继续那烦人的领事工作，记录进进出出的船舶，记录从安特卫普来的商船上卸下的货物：长枪、弹药、皮鞭、葡萄酒、圣像和运往欧洲的货物——成堆的橡胶、象牙和兽皮。这就是交换，在他年轻的想象中，这交换可以把刚果人从食人的习惯中、从控制奴隶买卖的桑给巴尔[26]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打开文明的大门。
由于疟疾和发烧，他卧床了三个星期，有时还发呓语。他要喝查利和马乌库为他用草药浸制的几滴奎宁，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汤、几块煮鱼和几块鸡肉。有时还会跟最忠实的朋友斗牛犬约翰玩耍一会儿，根本没有情绪专注地看一会儿书。
在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次，罗杰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顿·斯坦利指挥下进行的那次远征。他在丛林中露宿过，访问过无数的土著村落，在周围能听到猴子吱吱叫和野兽吼声的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尽管被蚊虫和其他小虫子咬得浑身是伤，连涂樟脑的酒精都没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紧张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鳄鱼的攻击，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练习游泳。他确信，他，还有那四百个非洲搬运夫、向导、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队的二十几个英国人、德国人、弗拉芒人、瓦隆人[27]、法国人，当然还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这个被欧洲人甩在身后许多世纪、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非洲世界进步的尖兵。
几年后，一想到在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产生的盲目，他就脸红。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发觉由斯坦利率领、由比利时国王资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当时他认为比利时国王同欧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坚决消除奴隶制度和食人习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从束缚他们的异教和残酷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再过一年，西方列强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把拥有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大八十五倍的刚果独立王国拱手送给利奥波尔多二世了。实际上，这位比利时国王早就着手管理这片领土了，西方列强的赠送不过是为了让他对他认为是其居民的二千万刚果人实施救世原则。这位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君主以其捕捉人类弱点的奇妙才能估计到，如果斯坦利对得到的奖赏能够满足，那么他既能建立功勋，也能干出无与伦比的卑劣行径。为此，他雇用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
罗杰小试锋芒，初次作为探险者参与1884年那次考察，表层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刚果河上中下游两岸足足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间的村社，由利奥波尔多二世主持的刚果国际协会一旦得到西方列强的特许，就会派欧洲的商人和官员过来。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员应该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着羽毛的、有时脸上臂上带有木箍、有时在阳具上系有香蒲漏斗的酋长解释欧洲人的善意：欧洲人是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致命的睡眠症[28]灾难中拯救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睁开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孙就能过上体面、正义和自由的生活。
“我没看出来，是因为我并不愿意看出来。”罗杰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给他盖上了，尽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阳照射下，领事还是冷得蜷缩起来，躲在蚊帐里像一张纸片直发抖。比盲目地去做志愿者更坏的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确认的这种欺骗，他居然能找出解释。在1884年那支考察队到达的所有村落里，在分发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后，在通过翻译（很多翻译的话，土著都听不懂）进行了一番习以为常的解释之后，斯坦利让酋长和巫师跟他签了几份用法文拟就的合同，让他们承诺向刚果国际协会的官员、代理人和职员提供劳动力、住所、向导和食物。这些酋长和巫师不吱一声，在不知签的是什么，甚至不懂什么是签字的情况下就画了十字和几道杠杠，乱涂乱画地签了字。他们感兴趣的是项链、手镯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种饰品，还有斯坦利为了庆祝达成协议而跟他们干杯时请他们喝的那几口烧酒。
“土著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我们是知道的。说是为他们好，实际上却是欺骗。”年轻的罗杰·凯斯门特想。不搞欺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土著人对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孙前途的条约一字也不懂，怎么才能使殖民行为合法化？为了与以血和火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办法不同，希望通过说服和对话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利时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种合法形式。难道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吗？自从罗杰·凯斯门特于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进行那次考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杰终于得出了结论：他青少年时代以为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无耻无赖，是西方在非洲大陆拉出的一坨屎。尽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过的人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并且和蔼可亲、大胆，加上冷酷的心计，成就了他的业绩。他在非洲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一方面制造破坏，播种死亡，烧杀掠夺，用河马皮制成的鞭子抽打装卸工的背部，在整个非洲大陆那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另一方面，他开辟了贸易的通道，在野兽遍布、疾病流行的广袤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所以当时罗杰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马史诗》与《圣经》中的巨人。
“有时，为了我们干的这些事，您不觉得内疚吗？不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吗？”
年轻人未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提出了这个问题，再也收不回去了。营地中央篝火熊熊，树枝噼啪作响，大意的昆虫扑火而死。
“内疚？良心受到谴责？”考察队长从未听说过这些字眼，他蹙起鼻头，仿佛在猜测其含义，被太阳烤黑、满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来，“对什么感到内疚？”
“对我们让人家签的合同，”年轻的凯斯门特战胜了心慌，说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刚果国际协会的手里，却没有人明白签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没有人懂法文。”
“即使他们懂法文，也不会明白合同的内容，”探险家坦率而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他最令人觉得可亲的特点，“连我都不明白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个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侏儒；很年轻，一副运动员的样子，炯炯发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总穿长筒靴，腰间别着手枪，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着，他又笑了起来，围在篝火周围同斯坦利和凯斯门特一起喝咖啡、吸着烟的监工们也笑了起来。年轻的凯斯门特却笑不出来。
“尽管合同上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是故意不让他们懂，我却很清楚，”罗杰以尊敬的口吻说道，“一句话，很简单，他们承诺把土地交给刚果国际协会，以换取社会帮助。在开工期间，他们答应支持各项工程：修路、建桥、修建码头，建立商号；答应为营地提供劳动力，维持治安；答应为官员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协会什么也不出，既不付工资，也不给补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来此是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从懂事时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讲出一些道理，好让我继续认为您是在为非洲人做好事。这些合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
大家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篝火的噼啪声、夜间出来觅食的动物不时发出的咕哝声。雨早就停了，但空气仍然很闷，充满了湿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发芽、生长、茂盛起来。十八年后，在被发烧搞得昏沉沉、满脑子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时，罗杰仍然记得亨利·莫顿·斯坦利审视着自己的那种探究、惊讶、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
“非洲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他终于开了口，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我想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们的软弱。美国和英国都没发觉到这一点。在非洲，弱者是不会活下来的，虫咬、发烧、毒箭、舌蝇会把他们消灭。”
他是威尔士人，大概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英语很富于音乐感，使用美式词汇和短语。
“这一切当然是为他们好，”斯坦利朝旁边村落里的一圈尖顶茅屋抬了抬头说道，“传教士要来把他们从异教中解救出来，要教会他们基督徒不应同类相食；医生们要来给他们注射疫苗，抵御瘟疫，治病比妖术有效；各家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工作；学校也教他们讲文明的语言，教他们如何穿衣，教他们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祷，教他们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而不是用猴子讲的那种方言。慢慢地，现代的、有知识的人的各种习惯就会取代野蛮的习惯。要是他们了解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会亲吻我们的双脚。但是他们现在的思想状况与你我不一样，而跟鳄鱼和河马更接近。因此我们作出了适用于他们的决定，让他们签订这些合同。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感谢我们。从现在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像现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样地崇拜利奥波尔多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营地建在刚果河的什么地方？罗杰模糊地记得好像建在伯罗伯和琼毕利之间，那个部落属于巴特克族。不过他并没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如果说多年来那些分散写在本子上或单张纸片上的纷乱笔记也算日记的话。但不管怎么说，那次谈话他还是记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谈后，他躺在破床上，内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极为神圣的以字母“C”打头的三位一体破碎了，直到当时他还认为三位一体，即基督教、教化和贸易[29]可以证明殖民主义是合理的。当他还是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一名卑微的助理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笔代价需要付出：他们一定会进行欺骗。在殖民者中间，不仅有像利文斯顿医生那样的忘我志士，也还有干尽坏事的无赖。但做了一番加加减减之后，给非洲带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给他们造成的损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显示，事实并不像理论那样清楚。跟随亨利·莫顿·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罗杰对他在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灌溉但不为人知的土地上领导探险的无畏精神和指挥能力一直钦佩不已，但他也记住了这位探险家实际上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神秘人物，对他所作所为的议论总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从想象里区分出现实，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罗杰了解到这一点，是听了跟随斯坦利于1871—1872年为寻找利文斯顿医生进行的那次旅行的监工们讲述的事情之后。他们说，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远非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样是为了要让其酋长（治下共450人）签订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鲁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监工关于1871—1872年的考察所讲述的事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绝为探险队员提供食物，拒绝提供脚夫、向导和用砍刀为他们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长就被砍头，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就被枪杀。这些很久以来就跟随斯坦利的人都惧怕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他训斥，盲目地相信他的决定，带着教徒般的崇敬议论着于1874—1877年进行的长达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1885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以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十四国列强，在没有一名刚果人参加的情况下，把刚果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万居民拱手送给了利奥波尔多二世，为的是让刚果开放自己的领土，取消奴隶制度，对异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时，罗杰·凯斯门特刚满二十一岁，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与刚果国际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庆祝了这一事件。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决议，在刚果土地上为比利时国王准备实施的计划打基础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凯斯门特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个头很高，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颜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欢开玩笑，寡言少语，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忧虑令他的同事们茫然不解，这些人里有哪个会认真看待令这个爱尔兰青年着迷的所谓“向非洲传播文明是欧洲人的使命”的说法呢？但他们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很勤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务。他几乎从不喝烈性酒，在营地，当人们喝多了打开话匣子大谈女人的时候，却发现他显得很不自在，想走开。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区，不顾一切地在湖、河里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马面前划动着双臂。他很喜欢狗。同事们记得，一天，一头野猪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纺锤”的狐狗。当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鲜血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神经质的大发作。与探险队中的其他欧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钱财。他来非洲不是想发财，而是受“给野蛮人送去进步”这个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驱动。他把每年八十英镑的工资都花费在同事间的请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整齐，又洗澡，又梳头，仿佛不是在林中空地的营地里或河滩边，而是在伦敦、利物浦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学过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一个部落住下来不久就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非洲人的方言。他总是在学习簿上记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发现他还写诗，为此还开他的玩笑，他臊得连否认都说不清。有一次，他承认小时候曾被父亲鞭打，所以当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从命令时监工们就鞭打他们，感到非常恼火。他总是有着梦幻般的眼神。
每当罗杰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占据了他的心。他正从疟疾中恢复起来。那位威尔士冒险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来建立个人功绩、为个人攫取战利品的机会，但是又怎能否认他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呢？凭借着无所敬畏而蔑视死亡，野心勃勃，看起来已经打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脸上、身上长满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军水壶为被霍乱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没有人能传染他。说真的，这位英帝国的英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罗杰认为这个谜永远解不透，将永远藏在各种传说织成的大网后。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名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商人给他起的，这名商人在其浑浑噩噩的青年时代对他很慷慨，也许把他收为了养子。据说他真正的名字是约翰·罗兰茨，但没人能证明，也没人能证明他是威尔士人，更没人能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中度过。当时，卫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捡来的无父无母的儿童送进这所孤儿院。看样子，他很小的时候就作为一艘货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先是作为南方邦联军的一名士兵作战，后来倒向了北方军。有人认为，他后来又当了记者，写过几篇关于拓荒者向西部挺进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新闻报道。《纽约先驱报》派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顿的时候，这位斯坦利丝毫探险的经验也没有。他是怎么走遍了原始森林并活了下来？他是怎么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大卫·利文斯顿医生？1871年12月10日，在乌希希，他终于找到了。据他后来吹嘘，他在一声问候过后说：“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顿医生吧？”让医生惊愕不已。
罗杰年轻时很钦佩斯坦利的成绩，钦佩他从刚果河的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险活动，但最钦佩的还是他于1878—1881年开辟商旅之路。这条路线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从刚果河到普尔地区的通道。普尔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长，人们就把它称作斯坦利湖了。后来罗杰发现，比利时国王早就设想要实施这一行动，这样就可以逐渐开始1885年的柏林会议答应让比利时开发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而斯坦利正是这一设想的大胆执行者。
罗杰在非洲的那几年，逐渐意识到刚果独立王国的真实面目，他屡次对朋友赫伯特·沃德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小工。”当然也不完全是小工。当他到达非洲的时候，斯坦利为开辟商旅之路已经干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从刚果河上游的维维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布满了沼泽和深谷，树上生满虫子，沼泽散发着臭味，树冠遮住了阳光。1880年，这段路完工了。从那里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小路。刚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对惯于此道的先驱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善于避开旋涡，在雨天涨水的时候又善于在浅滩或洞穴里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时现时隐的湍流卷走。罗杰起初为刚果国际协会（后来于1885年改名为刚果独立王国）工作的时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萨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奥波尔多二世命名的车站，那是1881年。三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到达了那片森林。四年后，刚果独立王国正式成立。当时，一个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时，贸易也成了现实：欧洲的商人可以战胜刚果河下游的湍流和东一个西一个的利文斯顿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碍，从大西洋进入非洲。这都要归功于斯坦利开辟的从博马到维维、直达利奥波德维尔[30]和普尔地区几乎长达五百公里的道路。罗杰到达非洲时，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商人和先头部队正进入刚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兽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胶。这种橡胶出产自生长着某种能流出黑色浆汁树木的区域，而这种浆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