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达非洲的头几年，罗杰·凯斯门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从博马和维维到利奥波德维尔，下游是从利奥波德维尔直达大西洋。在入海口，肮脏的绿色海水变咸了，而正是从这个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驶入了刚果的领土。因此罗杰比任何一个住在博马或马塔迪的欧洲人更了解刚果河下游的情况，比利时殖民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地方深入非洲大陆内地。
罗杰在余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头八年，像棋赛中的小卒般为刚果独立王国卖命，把自己的时间、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进去，还以为这样做是在为一项慈善事业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发烧，他还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有时，他自我辩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险队和1886—1888年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探险队里，在沿商旅之路刚刚建立起的车站和商号里作为监工或小组头目工作时，我如何能察觉在那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不过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运转的一个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制造者及其亲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1900年，罗杰刚被英国外事办任命为驻博马领事时，同比利时国王有过两次谈话。他对此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浑身挂满了各种勋章，长长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鼻梁高高的，有一双预言家的眼睛。当他得知罗杰将去刚果赴任，路经布鲁塞尔，便请他共进晚餐。富丽堂皇的王宫中铺着富有弹性的地毯，挂着水晶制的枝形吊灯，装饰着雕花镜子和东方雕像，这一切看得罗杰眼花缭乱。包括玛丽亚·恩里克塔王后、克莱门蒂娜公主和法国的维克多·拿破仑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个晚上，国王几乎垄断了谈话，他讲起话来像受到神灵启示的布道者。当他描述从桑给巴尔出发去从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们的残暴行径时，那高亢的声音具有神秘而虔诚的色彩：基督教欧洲有责任去结束那种人肉买卖。这一建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利时对文明的贡献：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举止优雅的夫人们听得直打哈欠，拿破仑王子在同邻座的小姐低声调情，乐队在演奏海顿的协奏曲，但没有人在听。
第二天早晨，利奥波尔多二世召见英国领事，想同他单独谈一次。他在私人书房接见了英国领事。书房里装饰着陶制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国王身上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指甲上还涂了指甲油。与头天晚上一样，罗杰几乎插不上话。比利时国王谈论着自己堂吉诃德式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能为心存不满的报人与政治家们所理解的一切。毫无疑问，在非洲，有人犯错误，行事太过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难找到既能干又正派的人愿意冒险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他请求领事如果在新职位上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亲自向他报告。比利时国王给罗杰的印象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自我崇拜者。
两年后，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说，他无疑仍是这样的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善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刚果独立王国甫建立，利奥波尔多二世就于188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开塞与鲁基河之间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王室版图。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探险家们都认为，那片土地富产橡胶树。这样，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让给私人企业，只能由政府开发。而刚果国际协会被刚果独立王国取代，成为合法单位，其唯一的总统兼代理人就是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
比利时国王向国际公共舆论解释说，消灭奴隶买卖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装。所以他向刚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时正规军人，还建立了一支由一万名土著人组成的民兵军，其费用则由刚果居民负担。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时军官领导的，但是在队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领导职位，都被从欧洲的藏污纳垢之所和妓院走出来的无耻之徒、服过役的囚犯、渴望发财的冒险家等品性卑劣的人占据。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殖民地，在分散于广大地区中的数不清的村落里，像被机体中的寄生虫把持的这支治安队还得由非洲人民养活，而后者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猎奴隶者、蝗虫、红蚂蚁和带来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灾难。治安队的士兵和民兵都是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动物、掠夺兽皮和象牙，总之，对于凡是能够抢的、吃的、喝的、卖的、奸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与此同时，对刚果人的剥削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仁慈的国王开始向各个企业发放特许证，以便让他们“通过贸易为非洲的土著居民开辟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于不了解原始森林的情况而死于疟疾，被蛇咬或被野兽吃掉。也有少数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长矛射死或刺死。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于反抗那些如电闪雷鸣般突袭而至的武装部队，是因为商人们说，根据同酋长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必须抛弃耕地、渔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向导、脚夫，去寻找并割取橡胶，而且是白干，没有工资。众多拿到特许证的商人以及比利时国王的朋友和宠臣在很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国王本人。
通过这项特许制度，各个公司在刚果独立王国犹如同心圆的涟漪，深入刚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网状支流的广大地区，在各自的领地上享受着统治权。他们除了受治安队的保护，还有自己的民团，民团的头目往往都是退役军人、狱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蛮行径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没几年，刚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胶出产国。文明世界为了让汽车、火车等各种运输体系和制衣、装潢及灌溉工程运转起来，对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
罗杰在那八年（1884—1892）中对此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此期间，他流汗，患疟疾，烤太阳，浑身是虫咬、搔伤、植物的刺伤和害鸟啄伤留下的疤痕。他坚持工作，支撑着利奥波尔多二世的贸易和政治发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现在无数属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殖民标志：皮鞭。
是谁发明了这种绝妙的、易于使用的、有效的工具，来督促、恐吓、惩罚那些无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肤的双脚动物？这些双脚动物像佃户那样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计和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税款，他们寄望于殖民者的是向每个村落或家庭分发木薯、羚羊或野猪肉和其他食物。据说皮鞭的发明者是治安队的上尉奇科特[31]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时人。此人既务实又有想象力，观察敏锐，比别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马皮制作的鞭子比用马或猫的肠子制作的鞭子更具杀伤力，用河马皮拧成藤状的皮条比别的鞭子更能制造灼热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结疤。此外，这种皮鞭既轻便又结实。把皮条装在木质短柄上，监工、营地值班者、警卫、狱卒和小组头目就可以把皮鞭缠在腰间或搭在肩上。因为这种鞭子很轻，所以带在身上并不觉得累赘。治安人员带着它一出现就会产生恫吓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认出它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发蓝的面孔上闪出受惊的神色，因为稍微犯一点小错、失误或闪失，皮鞭就撕裂着空气，以其特有的嘶嘶声落在他们的脚上、臂上、背上，打得他们呀呀直叫。
第一批拿到刚果独立王国授予的特许权的商人中有一个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奥波尔多二世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后牵线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强把刚果让给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关键人物。这个美国人于1886年组建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在刚果河上游从事象牙、口香糖、橡胶、棕榈油、铜矿等贸易。像罗杰·凯斯门特这种在刚果国际协会工作的外国人都转入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罗杰为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工资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镑。
他是作为驻马塔迪的仓储和运输代理于1886年开始工作的。马塔迪在基刚果语[32]中意为“石头”。罗杰来到的时候，那个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运输站不过是在刚果河岸边用砍刀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四个世纪前，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曾到达过这里，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块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见。一家德国建筑工程公司用从欧洲进口的松木（松木竟然进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码头和仓库。罗杰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随着地震般的巨响，一群大象拥进空地，差点毁掉刚建起来的居民点，工程中断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罗杰眼看着为桑福德考察远征公司存放商品、他们亲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渐扩建，甚至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冈。用木头为殖民者盖的两层楼的尖顶房屋增多了，这些房屋都带有花园和长长的小径，窗子都装有金属网。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来。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达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圣母院教堂。此处还有一座浸礼会传教所、一家药店、一所由两位医生和几名修女护士管理的医院、一家邮局、一座漂亮的火车站、一间警察局、一所法院、几个海关仓库、一座结实的码头，还有出售衣物、食品、罐头，草帽、鞋子和农具的商店。在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满是五颜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刚果族人居住的贫民区。罗杰有时对自己说，马塔迪比首府博马更像文明、现代的基督教欧洲。在马塔迪，从传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冈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刚果河两岸，在那山冈上有一块埋葬着欧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区和码头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证的土著仆人和装卸工才能走动，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这个规定，除了被处以罚款和被鞭打一顿，还会被永远赶出马塔迪。在1902年，总督尚能夸大其词地说，在博马和马塔迪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凶杀或强奸案。
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的两年里，罗杰正好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有两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是佛罗里达号从刚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纳纳沿着商旅之路直达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几个月的运输；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佛罗里达号是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运往博马的一艘巨轮，用来在刚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尔山脉的另一侧运输货物。把博马—马塔迪与利奥波德维尔切断的利文斯顿瀑布垂落下来，形成了若干个旋涡汇合处，这个汇合处被称作“魔鬼大锅”。从此处往东的数千公里的刚果河是可以作航运的，但是往西有几千英尺的落差，这长长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运了。这样，佛罗里达号就得被拆成几百个部件，分类装箱，从陆地运往斯坦利湖。
土著装卸工得扛着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罗杰·凯斯门特负责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体。他什么都干，从监督制造能装下轮船主体的大型车到招募上百名装卸工和砍刀手，让他们一面用砍刀开路，一面在克里斯塔尔山的山谷中拉着那庞然大物拖行。他还负责修建路堤和防护栏、建立营地、治疗病人和事故受伤者、平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安排值班、组织分发食物和渔猎。那是担惊受怕的三个月，是感受到在为进步事业出力的令人振奋的三个月，也是与可怖的大自然进行卓有成效的战斗的三个月。这些事，罗杰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干了许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许监工们滥用皮鞭。这些监工们有个外号，叫“桑给巴尔人”，取自奴隶买卖的重要地点——桑给巴尔，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像奴隶贩子那样残暴。
佛罗里达号重新组装好，开始在斯坦利湖宽阔的湖面上航行时，罗杰乘这艘船在刚果河上中游进行了一次旅行检查，检查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在各个点上的仓库和商品是否安全。几年后，他在1902年赴地狱的行程中重经这几个点，它们是：伯罗伯、鲁科雷拉、伊雷布地区，最后是被命名为科基拉维尔[33]的赤道转运站。
说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罗杰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皮鞭，而且肆无忌惮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发生在从赤道线返回时从博马上行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无名小村中。当时弗朗基中尉带领治安队的八名土著士兵，为了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工问题刚刚完成了惩罚性的胜利。为了装卸来往于博马—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之间的货物，小工总是不够用，各个部落拒绝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干那种累死人的活。治安队，有时是拿到特许权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时地侵入顽强抵抗的村落，把有体力的男人串绑在一起带走。还焚烧茅屋，没收兽皮、象牙和各种家畜，鞭打酋长，要他们以后必须履行承诺。
罗杰在四名装卸工和一个“桑给巴尔人”的陪同下走进一座村落的时候，三四间茅屋已经化为灰烬，居民已逃光，只有一个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在几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说来，军官不必亲自动手打人，而是由士兵执行。可这次，中尉无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进行报复。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声，看到罗杰及其小队出现，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点点头回答来人的问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觉，背部和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罗杰记得一个细节：他弱小的身体旁爬着一队蚂蚁。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弗朗基中尉，”罗杰用法语说道，“够了！”
矮小的军官垂下鞭子，转身朝那留着胡子的长长身影看去。来人没带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败叶拨开；一条小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中尉吃了一惊，修剪着整齐胡子的圆脸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红，还不停眨着眼。
“您在说什么？”中尉喊道。罗杰看见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间，使劲打开枪套露出了左轮枪柄。罗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很可能会使他开枪，便灵活地做出反应，没等他掏出手枪，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夺过他刚抓起的左轮。中尉极力想从捏住他后颈的手中挣脱出来，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治安队的八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抽着烟，观赏着这一惩罚。罗杰却认为他们是被刚发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长枪等他们的长官一声令下才行动。
“我叫罗杰·凯斯门特，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您很了解我，弗朗基中尉，我们不是在马塔迪玩过扑克牌吗？”罗杰松开他，弯腰捡起左轮，客气地还给了中尉，说道：“不管这孩子有什么过错，这么恶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为治安队的长官，您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您无疑是懂得刚果独立王国的法律的。如果这个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担一项罪行。”
“我既然来到刚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国内的准备。”军官说道，他面带讥讽，像是在问自己：凯斯门特会不会是小丑？要么就是疯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劲头过去了：“幸亏您手快，我差点儿就给了您一枪。杀了一个英国人，我可就陷入一场外交纠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像刚才那样多管闲事，也别多管治安队的事，我的同事们的脾气都很坏，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您。”
暴怒平息后，他看上去又垂头丧气起来，嘴里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风报信说他们要来，所以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马塔迪。凯斯门特命令手下给男孩松绑，把男孩放到床上，用两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马走去。他什么话都没说。
到博马两天后，尽管伤势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着。罗杰把他放在卫生站，然后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滥用权势。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被传唤了两次。从法官那长长的、愚蠢的提问中，罗杰明白了：他的指控将被束之高阁，而弗朗基中尉连警告的处分都没有。
因缺乏证据，那男孩又不愿进一步作证，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指控。为此，罗杰·凯斯门特向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辞职，再次回到亨利·莫顿·斯坦利麾下。那时，当地的基刚果族土著人给斯坦利起了个外号叫“碎石机”，罗杰便在已经开工的铁路上工作了。这条铁路从博马—马塔迪直达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与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来，跟罗杰一起干活，从此成了他的仆从、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于他从来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凯斯门特就给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罗杰·凯斯门特离开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出于与公司一位上司之间发生的争执。跟随斯坦利在铁路上工作虽然很费体力，但他并不抱怨，因为他初来非洲时抱有的幻想复苏了。开辟森林、爆破高山、铺设枕木铁轨，是他梦想中的先驱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时，被炙热的太阳烤，暴雨时又淋得他浑身湿透。他领导着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给巴尔人”发号施令，监督小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条，让他们好好干活。在铺设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欧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对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以为你不过是个冒险家，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罗杰不太喜欢翻过山到村落里为铁路与雇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谈判。随着刚果独立王国的成立，劳动力匮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签订了“合同”，但酋长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强硬起来，不肯让村民们去开辟道路，修建车站、仓库，收割橡胶。罗杰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为了平息这种抵抗，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还是说服企业给劳工发一点儿工资，一般说来都是现金支付。别的公司也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不易雇到劳工。酋长们说，为了吃饭，必须干农活、打猎、捕鱼，都离不开抢手的男劳力。
有时，看到招募者来了，正值干活年龄的男人就躲进草丛，于是惩罚性的武力招募开始了。他们还把女人们关进所谓的“人质之家”，迫使丈夫们不敢逃跑。
在斯坦利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罗杰多次负责与当地村社谈判，让他们交出土著人。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才能，能够用基刚果语和林加拉语——后来还能用斯瓦西里语[34]进行沟通，尽管也有译员从旁协助。土著人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本地话，不信任感就减弱了。罗杰和气、耐心的举止和尊敬的态度，外加他带去的礼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欢的玻璃珠，使得对话容易起来，因而他常常能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劳力带回营地，让他们清除山上的枯枝败叶，干些装卸的活。罗杰也以“黑人的朋友”闻名。对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治安队的一些军官却表示轻蔑。
去土著部落做这样的公事，罗杰心里很不舒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起初，他很乐意做这种公事，因为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解一些土著风俗、习惯、语言、衣饰、食物、歌舞、宗教仪式等。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滞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当的，但夹杂着残忍的习俗，譬如：在某些部落里，把孪生子女杀掉用来祭祀；杀死无数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为主人殉葬；还有，某些部落间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对这些部落既害怕，又厌憎。谈判过后，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觉得是在对另一时代的人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竭力想搞懂这种感觉，却毫无办法。因此，尽管他小心翼翼地设法减少合同中的过分规定，却总觉得那是违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则的无良行为。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铁路上工作尚不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到恩贡贝·鲁特特的本特利传教士夫妇领导的浸礼会传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谈话之后突然决定的。在马塔迪殖民者居住区的一间屋子里，那次谈话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谈话的对象是路过该地的一个叫西奥多·霍尔特的人，此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军官。他离开英国海军，专程来刚果做了浸礼会传教士。自从利文斯顿医生来到非洲大陆进行考察，传播福音的时代就到来了。他们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贡贝·鲁特特建立了传教所，此时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灵顿建立了。西奥多·霍尔特作为这几间传教所的巡视员，总是在几间传教所之间旅行，帮助牧师们考察如何开办新的传教所。那次谈话留给罗杰·凯斯门特的印象，他终生记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疟疾的康复期，连细节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听西奥多·霍尔特讲话，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职业军官，曾经作为海员参加过英国海军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他不太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岁，外貌文雅，举止很有教养。在马塔迪谈话的那个静谧晚上，没有下雨，无云的天空点缀着繁星，河面上反射出点点星光，不时吹过的暖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凯斯门特和霍尔特躺在两张老旧的吊床上，开始了饭后闲聊。起初，罗杰以为吃完晚饭只要聊上几分钟，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后就会睡去。然而，聊天开始不久，有些事让他心跳不止，比平时快很多。霍尔特牧师那柔和而火热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诱导他谈起了从未跟同事，更不用说跟上司们提及的，只是偶尔同赫伯特·沃德才说过的话题：忧虑、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这些感受作为不祥的预兆埋藏于内心。那一切有什么意义？欧洲人在非洲的冒险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所写、所认为的那样吗？真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传播福音给非洲送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吗？在讨伐性的远征中，治安队那些抢光一切的野兽难道可以被称作传播文明的人吗？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员和冒险家）中，有几个尊重过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类？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吗？真相是，在非洲的这几年里，他只遇到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没有灵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无内疚地加以欺骗、剥削、鞭打甚至杀死的动物。
西奥多·霍尔特静静地听年轻的凯斯门特痛苦的宣泄。在罗杰讲话的时候，霍尔特对听到的似乎并不觉得惊奇，相反，他承认，几年来他也被同样的疑惑折磨过。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文明”确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残酷吗？他们的卫生水平、迷信、关于健康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使得他们像苍蝇那样死去吗？那苟延残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种悲剧吗？为了让他们走出原始状态，为了让他们摒弃某些野蛮的习俗（如许多村社把儿童和病人当作牺牲品、互相残杀，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为），欧洲有许多东西可以带给他们。此外，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确实也拥来了许多坏人，也许是欧洲最坏的坏人。难道没有办法制止吗？旧大陆必须给他们送来好事物，但不是灵魂肮脏的商人们的贪婪，而是科学、法律、教育、人类天赋的权利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能再落后下去了，不是吗？无须再问殖民地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无须再问如果没有欧洲人，刚果人的命运是不是更好些。当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候，再浪费时间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纳入正规，把走弯的路纠正，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导吗？
天亮时，罗杰·凯斯门特提问：像他这样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礼会教堂位于刚果河中下游的某间传教所找个工作？西奥多·霍尔特嘻嘻笑了：
“这可真是上帝设下的计谋，”他大声说道，“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的本特利夫妇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帮我们搞搞会计。您现在竟然问我了，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这是上帝为了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要绝望而设下的计谋。”
罗杰在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工作只限于次年的一月至三月，虽然短暂，但很紧张，并使他从一段时间以来的疑惑中走出来。他每月只挣十镑工资，只够吃饭，但看到威廉·霍尔曼·本特利夫妇在传教所里从早到晚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传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医疗站、接种牛痘处、学校、商店、消遣和咨询中心，他又觉得殖民冒险不是那么残酷了，而是合理的并能传播文明的。当他看到在这对夫妇周围出现了一个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村社的衣着、每日在礼拜仪式上练习的合唱曲、他们的扫盲班及教义课，似乎逐渐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后面，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管管传教所的收支账目，这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什么都干，从为传教所周围那一小块空地清扫落叶、拔除杂草（这是为了争夺和保持空地而与生长着的杂草所做的斗争）到出去猎杀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钱豹。他负责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运输，把病人、各种日用品和工人运出运进。他也监督传教所商店的运转，在这些商店周围的土著人可以买卖商品，主要是进行物物交换，比利时法郎和英镑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妇总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和大手大脚，因为罗杰认为价格太高，总想降价，哪怕削减了传教所那刚够预算的微薄收入。
尽管对本特利夫妇怀有好感，也知道他们愿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罗杰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贡贝·鲁特特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工作是体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拥有那份激励着西奥多·霍尔特和本特利夫妇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时，工作才有意义。尽管如此，他参加讲评《圣经》、上教义课、举行周日仪式时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的。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有点儿模糊，不否认上帝这个首要的存在，却不为所动。在教会里，他孤身一人时没法感到舒适，与其他信教者和谐相处也不过是作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马塔迪与西奥多·霍尔特的那次谈话中，他曾试图解释清楚，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前海军军官安慰他说：“罗杰，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骤的，先是忧虑、不安，然后推动你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里。你等着吧，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他没有这种体会。此时，1902年，即三年后，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烧退了，体重轻了许多。虽然由于体虚，不时地有些眩晕，但已经重新开始驻博马领事的工作。他拜访总督和其他当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桥牌。正值雨季，雨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结束了同威廉·霍尔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英国。
5
“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是到这儿来。”爱丽丝向他伸出手表示问候，说：“我还以为永远来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这儿了？”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着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从不外露。但是罗杰很了解，她是极易受感动的。他可以听出她掩饰不住的、轻微发颤的声音，鼻翼的快速翕动总好像在表明她在担心着什么。她已近七十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脸上的皱纹并没有盖住她那长有雀斑的红润面色，也没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锐利光芒。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穿着浅色外套、薄衬衣和高跟皮靴，显得既优雅，又俭朴。
“真高兴，亲爱的爱丽丝，真高兴见到你，”罗杰·凯斯门特抓住她的双手，不停地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一些糖果和几件衣服，但是被门卫没收了，”爱丽丝无可奈何地说道，“真遗憾。你还好吗？”
“好，好，”罗杰急切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做得太多了，还没有消息吗？”
“内阁星期四才开会，”她说道，“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你的案子将被列入首项议程，罗杰。从宽的请愿书已经有近五十人签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政治家。约翰·德沃伊向我们保证，美国总统给英国政府的电报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我是说，抵制报纸上的卑鄙宣传。你知道了吗？”
“不太知道，”凯斯门特的脸色很难看，说道，“外面的消息传不到这里，狱卒也受命不准跟我说话，除了典狱长，但那只是为了侮辱我。你认为还有可能吗，爱丽丝？”
“我当然认为有可能！”爱丽丝大声、肯定地说道，但凯斯门特认为这只是怜悯的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对我说，内阁会对此作出一致决定。只要有一位部长反对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样子，你的外事办老上司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反对的。罗杰，不要灰心。”
这次，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没待在探视室里，只有一名年轻谨慎的看守背对着他们，透过门栏看向走廊，装作对罗杰和历史学家的谈话不感兴趣。“要是本顿维尔监狱的狱卒都像今天这样照顾人，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罗杰想道。他想起自己还没问爱丽丝关于都柏林的事。
“据我所知，圣周起义的时候，伦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罗杰说道，“可怜的爱丽丝，他们对你很坏吗？”
“还可以，罗杰。他们拿走了很多文件、个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们能还给我，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嘛，”爱丽丝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与爱尔兰那边的人所遭的罪比起来，我这点儿事不算什么。”
无情的镇压还在继续？罗杰竭力不去想象那些处决、那些死亡的景象与发生在那个星期的悲剧事件。但爱丽丝大概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了解起义的情况。
“看样子，处决已经中止了，”她对看守的背部扫了一眼，低声说道，“有大约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关押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关押在遍及英国的监狱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妇女。有几个协会在帮助我们，好几位律师提出愿意免费代理你的案件。”
某些问题一下子涌上罗杰的脑海：在死伤者和被捕者中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干吗要打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呢？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苦恼。
“爱丽丝，有件事你知道吗？我希望减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给我减刑，那么我尚未学会爱尔兰语就死了；如果给我减刑，我就会埋头学习。我答应你，在这间探视室里，我们很快能用盖尔语交谈了。”
她点点头，想笑但没笑出来。
“盖尔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说道，“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学会。亲爱的，你的生活已经够动荡了。不过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爱尔兰人像你这样为爱尔兰出力。”
“亲爱的爱丽丝，这还得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谊、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养。每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聚会，和杰出的人在一起，气氛是那么令人愉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对你说，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热爱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师，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罗杰终于说出了想说而又因腼腆未能说出的感受。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就敬仰并热爱这位历史学家兼作家，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关于爱尔兰和盖尔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书籍与文章帮助凯斯门特获得了“凯尔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极大的毅力追求这种自豪感，有时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为刚果改革协会向爱丽丝求助而结识她的，那个协会是他与埃德蒙·D.莫列尔创办的。那时，这些火气很旺的朋友已经开始向利奥波尔多二世及其诡计多端的设计——刚果独立王国展开公开的斗争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在揭发其对刚果的残暴行为方面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动员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这一阵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爱丽丝成了罗杰精神上的庇护者和导师，他只要在伦敦，每个星期都要去参加爱丽丝家的沙龙。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有教授、报人、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一般说来，这些人跟她一样，都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都主张爱尔兰自治，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位于格罗夫纳路寓所的高雅沙龙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爱丽丝一直保存着亡夫——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图书。在那里，罗杰认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35]、亚瑟·柯南·道尔爵士[36]、萧伯纳[37]、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38]、约翰·高尔斯华绥[39]、肯尼斯·格雷厄姆[40]和许多别的受欢迎的作家。
“我有个问题，昨天就想问格特鲁德，但没敢问，”罗杰说道，“康拉德[41]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吗？我的律师和格特鲁德都没提起他的名字。”
爱丽丝摇了摇头。
“我亲自给他写过信，请他签名，”她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滑来滑去。也许因为刚被承认为英国公民，自认为还不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波兰人，他既恨德国也恨俄国，这两个国家让他的国家消亡了几个世纪。谁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却是个假正经的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凯斯门特点头同意。他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事最好不知道。没有这个人的签名让他很难过，上次从加万·达夫律师处得知埃德蒙·D.莫列尔不愿意在减刑请愿书上签名令他感到同样的难过。竟然是他的朋友、斗牛犬一样的兄弟、为刚果土著利益而斗争的战友拒绝签名，还说在战争期间要对祖国忠诚[42]。
“康拉德不签名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历史学家说道，“他对阿斯奎斯[43]政府的政治影响等于零。”
“当然，那当然。”罗杰同意道。
他的签名也许对请愿的成败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内心来讲，罗杰很在乎。在监狱里，在因绝望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中，如果一个有威望的人、一个这么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难时刻支持他，签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谊的信，送达了他的手里，那是多么好啊。
“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吗？”爱丽丝问道，像在猜测他在想什么。
“确切地说，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刚果认识的，”罗杰答道，“那时他还不是作家，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没错，那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他送了我一本，还签了名。我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没发表过什么了。他是海员，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英语，他的波兰口音很重。”
“现在也没人能听懂，”爱丽丝笑了，“还是用他那吓人的口音讲英语，像是在‘嚼卵石’，这是萧伯纳说的。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文笔确实很精彩。”
这番回忆使罗杰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湿热的夏天开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着专叮外国人皮肤的苍蝇的骚扰。一艘英国商船的年轻船长来到了马塔迪，船长三十岁左右，宽额，黑须，体格健壮，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波兰人，加入英国籍没几年，因受雇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为一艘小轮船的船长来到此地。这艘轮船负责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与遥远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线之间运送商品和商人。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充满了幻想与计算。他来到刚果，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话。利奥波尔多二世正是利用这些神话把自己包装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刚果人从奴隶制度、异教束缚和其他野蛮习惯中解救出来的仁慈君主。这个波兰人尽管有着在亚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丰富经验，但他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短板赋予他某种天真无邪的气息，这立刻吸引了罗杰。好感是相互的，从结识的那一天起，直到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带领三十个装卸工沿着商旅之路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出发赴任比利时国王号船长一职前的三个星期里，他们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他们在马塔迪周边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维维，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连瓦砾都不剩一块。他们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据传四个世纪前，利文斯顿瀑布和“魔鬼大锅”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前进。在吕福迪平原，罗杰向年轻的波兰人介绍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后来在一次火灾中毁掉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二人进行了长谈，谈及很多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康拉德刚刚踏上而罗杰已经待了六年的新生刚果独立王国里的事情。与罗杰交好数天后，这位波兰海员产生了一个与刚来此地工作时不一样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发前往克里斯塔尔山脉，临行时对罗杰说道：“我失去了童贞。”他就是这么说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断然说道：“凯斯门特，在利奥波尔多二世身上，在刚果独立王国问题上，甚至在生活问题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贞。”他又说了一遍，夸大地说：“我失去了童贞。”
后来，在罗杰去伦敦的旅途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通了几封信。1903年，相识十三年后的那年六月，当时在英国的凯斯门特接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时他已叫这个名字，并且成了一位有声望的作家）的请帖，邀请他到肯特郡本特农庄的西塞别墅度周末。在那里，作家和妻儿过着俭朴而和谐的生活。罗杰保留着与作家一起度过的那两天的温馨回忆。那时作家已有了几丝银发，胡子浓密，人发胖了，言谈之间也有了知识分子那股傲慢劲。不过他对待罗杰还是热情洋溢的。罗杰刚读完他的那部描写刚果的小说《黑暗的心》，那是对发生在刚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写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贺，康拉德用手势打断了他：
“凯斯门特，您应该是那部书的合作者，”康拉德拍着他的肩说道，“没有您的帮助，我根本写不出来。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刚果独立王国，也看清了人类的残暴。”
饭后，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俩单独聊起来。作家在波尔多葡萄酒饮过二巡后对罗杰说，他为刚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称作“英国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44]”。这一夸奖把罗杰搞得满脸通红。对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对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尔进行的反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帮助如此之大的这个人，怎么会拒绝在只是请求免死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什么事情会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关系？
访问伦敦期间，他记得与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时，他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威灵顿俱乐部跟外事办的同事聚会，与康拉德不期而遇。当他向同事告别时，作家坚持请他留下来跟他喝杯白兰地。二人回忆起康拉德路过马塔迪六个月后回来时那副颓废的样子。罗杰那时仍在当地工作，负责仓储和运输，而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则一反半年前罗杰认识他时的样子，热情而又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的影子一点儿都不见了。他好像老了许多，显得心烦意乱，寄生虫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泻，体重轻了好几公斤。他痛苦、悲观，一心想尽早回到伦敦，找个真正的医生看看。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对您并不仁慈。别紧张，疟疾就是这样，哪怕烧退了，这病还是好不了。”
谈话是在罗杰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里进行的，仍然是在饭后。马塔迪的夜晚既无月光也无星光，但并没有下雨。昆虫的嗡嗡声催人欲睡，他们一面吸烟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几口。
“最糟还不只是原始森林，气候也有损健康。发烧烧得我将近两个星期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波兰人抱怨道，“连那可怕的疟疾搞得我拉血也不过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凯斯门特，真正糟糕的是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倒霉的国家里每日发生的可怕事情，随时随地都看得见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干的可怕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