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教育他们要在桶里大小便，”上尉看出了他在想什么，指着一只盛器说道，“但是他们不习惯，宁可在地上大小便。那就随便他们吧，反正他们并不在乎臭味，没准还闻不到呢。”
“人质之家”是一个更小的地方，但那儿的景象更为悲惨。妇女们挤在一起，在这些拥挤的半裸身体中间，罗杰几乎迈不开步。地方小得许多妇女都坐不下来，更躺不下，只得站着。
“这是例外，”瑞诺上尉指着妇女们说道，“从来没关过这么多的人。今天晚上，为了让她们能睡觉，我们要把一半人移到士兵营房里去。”
这里的粪便味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有些女人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所有人都神色茫然，仿佛在现实之外梦游。这种神情，罗杰在这次行程中在许多女人脸上都看到过。其中一个人质怀抱着一个安静得像死人一样的婴儿。
“怎样才能释放她们？”领事问道。
“这不由我决定，要由行政长官们决定，先生。在科基拉维尔这儿有三位行政长官。条件只有一个：丈夫们上交所欠定额，就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带走。”
“他们这样做了吗？”
上尉耸了耸肩。
“有的妇女逃掉了，”上尉不看他，放低了声音说道，“有的被当兵的带去，做了他们的妻子，这些是最走运的；有的发疯自杀了；有的悲痛而死，狂怒而死，甚至饿死。您看见了，几乎没有吃的。这也不能怪我们，连养活士兵们的食物都收不到，更不用说养活囚犯了。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军官中搞几次小小的募捐来改善士兵们的伙食。事情就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因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而感到遗憾的人。如果您能做些什么改善一下，治安队将感谢不尽。”
罗杰去拜访了科基拉维尔的三位比利时行政长官，但是只有一位接待了他，另外两位找借口回避了。总负责人迪瓦勒把他请进了一间无防护措施的办公室，送上一杯茶。这位负责人五十岁左右，胖胖的，面色红润。赤道地区这么炎热，他仍然穿着背心，戴着假袖口，上身是挂着怀表的大礼服。他大汗淋漓，一面有礼貌地听着罗杰讲话，一面不时地用湿透了的手绢擦脸，对领事的讲述时而摇头表示谴责，时而做出苦恼的样子。罗杰讲完了，他要求罗杰把那一切都详细地写下来，他可以上报给法院，强行要求对这可悲的事件展开一次正式调查。他本人也是法院的成员。迪瓦勒把手指放在下巴处，又考虑了一会儿说，也许最好由领事亲自把报告上报给利奥波德维尔刚建立的最高法院，因为那里是终审，很有影响力，在整个殖民地执行起来会很有效，不仅对那些状况有办法解决，而且对受害者本人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在经济上也有所补偿。罗杰表示会照他说的去办，于是告辞出来了，心想迪瓦勒肯定不会动一根手指，利奥波德维尔的最高法院也不会有所动作。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要把写下的情况报上去。
黄昏时分，他正要出发，一个土著人来说，传教所的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想见他。于是他又见到了于托特神父。那六位修士想请他把少数逃出来藏在特拉帕修道院的土著人偷偷地用小轮船带出去，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河上游的邦甘丹加镇，也是由于未交足橡胶份额，治安队搞了一次跟在瓦拉村一样的惩罚行动。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同另外两位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位年纪大的是神父，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座花园、一片菜园、一个家禽栏、一块墓地和砌着大火灶的厨房。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名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也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橡胶树的浆液已经割尽，邦甘丹加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取得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后，邦甘丹加村就被治安队的一支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茅屋里，其余的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整个刚果，土著人因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属地。”
“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因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罗杰·凯斯门特同修士们一起吃了简单的素食晚饭，长谈了一番。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们特地违反了闭口不语的教规。修士们和非神职人员们看样子好像跟他一样，也被这个国家搞得忧心忡忡，压得喘不过气。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思考着，也说了出来。他对修士们说，他十九年前来非洲时还意气风发，确信殖民事业能给非洲人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开拓殖民地怎么就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令人眩晕的残暴行为？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并杀害着手无寸铁的人，对他们施行残忍的酷刑。欧洲人来到非洲不是说要消灭奴隶买卖、带来仁慈的宗教和正义吗？可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比奴隶买卖更糟，不是吗？
修士们一言不发，让他充分发泄，是不是跟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时所说的违反沉默不语的教规相悖？不，不是，他们跟罗杰一样，对发生在刚果的事也感到茫然、难过。
“领事先生，上帝之路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孽障来说是不可知的，”堂赫苏亚尔多叹了一口气说道，“重要的是不要绝望，不要丧失信仰。有您这样的人存在，对我们就是一个鼓舞，使我们又有了希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向上帝祈祷，求他允许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逃亡者在离科基拉维尔不远处的河湾登上了亨利·里德号。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天里，罗杰一直很紧张、发愁。他为这几个土著人的出现向全体船员作了模糊的解释，但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将到伊雷比时，亨利·里德号靠近了刚果河的法属岸边。那晚，船员们都睡着了，几个无声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中。事后，没有一个人向领事问起他们的下落。
旅行至此，罗杰·凯斯门特开始感到不适，不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体也显现出失眠的影响以及虫咬与体力透支的后果。也许更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愤怒，接着是气馁；立志完成任务，接着是预感到写出报告也将会毫无用处，因为在伦敦，外事办的那些官僚与陛下御用的政客可能会作出决定说，与利奥波尔多二世这样的盟友为敌是不明智的，发表正式指控盟友的报告会导致有损大不列颠利益的后果，因为这等于把比利时推向德国的怀抱，难道帝国的利益不比几个崇拜猫与蛇、有着食人习俗的半裸野蛮人哭丧着脸的抱怨更为重要吗？
他一面竭尽全力地战胜一阵阵袭来的沮丧情绪，克服头痛、恶心和浑身无力（他觉得自己瘦了，腰带上还得多钻一个孔），一面访问村落、岗哨和车站，询问村民、官员、职员、哨兵和割胶工人。在访问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过的身体、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听到杀人、监禁、敲诈和失踪等梦魇般的事件，但他都尽量克制住自己。他最后想，刚果人普遍遭受的这种苦难渗透进了空气与河流中，包围着他，散发出一种臭味，这臭味不仅是嗅觉上的、超嗅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亲爱的格，”一天，罗杰决定转个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就在邦甘丹加车站，他给姨妹格特鲁德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启程回博马了。按照我的原计划，本应该在刚果河上游再停留两个星期，但是，说真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在我的报告里写出这里发生的事件。如果我继续挖掘人们那可耻的恶劣行径能达到怎样的极端，恐怕我就无力写出我的报告了。我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陷进地狱这么久而不失去健康、不导致精神崩溃。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溃正在发生，思想中有些东西正在蜕变。我一直生活在苦恼中，如果我与这里发生的事继续接触，最终我甚至会在吃午饭、晚饭的时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刚果人的手、杀死他们而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更不会倒胃口，因为在这不幸的国家里，欧洲人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封长信主要谈的还不是刚果，而是爱尔兰：“是的，亲爱的格，你也许认为这是另一个发疯的预兆，但是，深入到刚果腹地的旅行使我发现了自己的祖国，了解到她的地位、她的命运和她的现实。在这里的森林中，我不仅发现了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真面目，也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尔兰人。格，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你会认不出你的姨兄罗杰了，我好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思想，也许连灵魂都变了。”
确实如此，在乘亨利·里德号沿刚果河下行、最终于9月15日下午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靠岸的这几天，领事几乎没跟船员们说过一句话。他一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船舱里，要么躺在船尾的吊床上，如果天气好。他那忠心的约翰卧在他的脚下，安静地注视着主人，沉痛的心情仿佛也传染了给它。
只要一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祖国，深深的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把刚果那要在道德上摧毁他、扰乱他心理平衡的恐怖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他回忆着在都柏林受到母亲宠爱与保护的早年岁月，回忆着在贝利梅纳的学生时代以及在加尔戈姆那幽灵城堡里的参观，回忆着与姐姐妮娜在安特莱姆北部田野（跟非洲田野同样温顺）上的散步，回忆着那几次去格兰塞斯山对面峡谷的远足给他带来的幸福感——那是伯爵领地九个峡谷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微风扫过谷边的峰顶，不时能眺望到张开大翅、竖冠挑战天空的雄鹰飞过。
爱尔兰不是跟刚果一样是殖民地吗？尽管他坚持了许多年，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的父亲和厄尔斯特的许多爱尔兰人也跟他一样，以盲目的愤慨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为什么对刚果来说是一件坏事而到了爱尔兰却成了好事呢？难道英国人没有入侵爱尔兰吗？难道英国人没有像比利时人对待刚果人那样在未曾与被侵略者、被占领者商量的情况下就借助武力吞并了爱尔兰，使之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吗？随着岁月的流逝，暴力有所减弱，但爱尔兰仍然是殖民地，其主权也因有一个强大的邻居而丧失。这才是许多爱尔兰人拒绝看到的事实，父亲要是听到这些话，会说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把鞭子拿出来？母亲呢？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孤寒羁旅地在刚果，哪怕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思想上正在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会不会感到震惊？就在那个孤独的黄昏，在漂着树叶、树枝和树木的土色河面上，罗杰·凯斯门特作出了一个决定：一回到欧洲就尽量搜集有关爱尔兰历史、文化的书籍——他了解得太少了。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只逗留了三天，没去找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心思去拜访当局人物和熟人，否则就不得不跟他们谈及沿刚果河中上游的旅行以及这几个月的沿途见闻，当然，还得说谎。他用密码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已有足够的材料能证实关于虐待土著人的事实。他要求得到允许，搬到毗邻的葡萄牙的领地去写报告，那里要比博马安静得多，而且没有领事事务的干扰。他还给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最高法院检察院就瓦拉村事件写了一封长长的揭发信，也可以说是一封抗议信，要求对事件进行一次调查并制裁相关责任人。他是亲自把信件送到检察院的。一位谨慎的官员说莱维尔检察长跟该市贸易注册办公室主任克洛萨德先生猎象去了，并答应他，检察长一来就告知他这一切。
罗杰乘火车去了一趟马塔迪，在那儿只过了一夜就乘货船下行回到了博马。在办公室，他看到一大摞信件和外事办主任的一封电报，同意他到罗安达去写报告。事情很急，报告要尽量写得详细。在英国，揭发刚果独立王国的活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主要的日报都参加了进来，对揭发的暴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除了浸礼会的指控，早些时候，罗杰·凯斯门特的秘密朋友和同行者，法籍英国记者埃德蒙·D.莫列尔也有所揭发，他发表的文章在众议院和公众舆论中都引发了巨大震动。议会对此议题也进行过一次辩论。外事办和外长兰茨登爵士本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罗杰·凯斯门特的证词。
在博马，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罗杰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尽量避免跟政府的人见面，这在他领事任上的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没去拜访总督，只给他写了一封信，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亲自前去问候表示歉意。他也没打一次网球或台球，没玩牌，既不举行午宴、晚宴，也不接受邀请。以前他每天一大早，哪怕天气不好，也要去河边水流静止处游泳，此时也不去了。他不愿见人，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更不愿别人问起他的旅行情况，否则就不得不说谎。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向博马的朋友和熟人坦率地讲出他在这十四个月里沿刚果河中上游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与体验。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处理领事馆的紧急事务和去卡宾达和罗安达旅行的准备工作上。他期待着离开刚果、到了另外一个殖民领地后，就不像在刚果这样感到压抑而更为自由了。有好几次，他想为报告先打一份草稿，但都没有成功，不光是因为情绪低落，还有右手因痉挛总是抽搐，手里的笔几乎在纸上滑来滑去。痔疮又来困扰着他。他几乎饭也不吃。两个仆人，查利和马乌库，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很担心，便劝他把医生叫来。不过，虽然他因失眠、没胃口、身体不适而感不安，但并没叫医生，因为一见到萨拉贝特医生，就得回忆、述说他目前只想忘掉的那些事。
1903年9月28日，罗杰乘船驶向巴纳纳港，在那里，把斗牛犬约翰留给了马乌库，只带着查利乘另一条船到了卡宾达。在卡宾达逗留了四天，也曾同熟人吃过晚餐，这些熟人并不知道他去过刚果河上游，因而没让他讲他所不愿讲的事，令他感到很平静、安稳。10月3日到达罗安达时，他才感到身体好了些。英国驻该地领事布里斯克莱先生是一个慎重而殷勤的人，在办公处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于是他终于能夜以继日地为报告打草稿了。
但是，他真正感到身体好些、跟以前一样，是到达罗安达三四天后。一天中午，他坐在古老的巴黎咖啡馆的一张桌旁，想在工作了一个上午后吃些东西。一面吃一面浏览里斯本的一张旧报纸时，他看到街对面有几个半裸的土著人正从大车上卸下装有某种农产品——也许是棉花——的大包。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高高的运动员身材，一使劲，脊背、双腿和双臂的肌肉就突出来。他的皮肤黑得发蓝，因出汗而显得亮晶晶。当他扛着大包从车旁走进仓库的时候，裹在胯上的一块薄布掀开，露出了发红的、下垂着的阳物，比一般的都大。罗杰感到一阵热潮，特别想把这英俊的装卸工用相机拍下来。几个月了，他都没想过这事，一个想法鼓励着他：“我要再次成为我自己了。”他在随身携带着的小本子上记下：“他很英俊，很大。我跟着他并说服了他，在一块空地上高大的羊齿草后面，我们接吻了。他是我的了，我也是他的了。呜嗬。”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仍然发着烧。
当晚，布里斯克莱先生交给他一封外事办的电报，外交部长兰茨登爵士亲自命令他马上回英国，在伦敦撰写他的《关于刚果的报告》。罗杰看了胃口大开，当晚吃饭很香。
11月6日，离开罗安达去英国，在里斯本转乘扎伊尔号轮船之前，他给埃德蒙·D.莫列尔写了一封信。六个月以来，二人一直在秘密地通信。他并不认识莫列尔本人，先是从敬仰莫列尔的赫伯特·沃德写给他的信里得知此人的存在，又在博马从比利时官员和过路人的口中听说此人，这些人评论居住在利物浦的莫列尔严厉批评刚果独立王国、揭露非洲殖民地土著人遭受残暴对待的文章时，他都听到了。他曾经很谨慎地通过表妹格特鲁德搞到了莫列尔编写的小册子，其中严厉的控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罗杰斗胆地给他写了信，并通过格寄给了他。罗杰在信中说，自己在非洲居住了很多年，可以为他所支持的正义活动提供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自己英国外交官的身份，此事不宜公开进行，因此必须谨而慎之地对待二人的信件，以防自己在博马作为材料提供者的身份被查出。在从罗安达写给莫列尔的信里，罗杰简要地讲了最近的经历，并告诉他，一到欧洲就跟他联系。他只幻想着当面认识莫列尔，这是唯一一位清楚地意识到旧大陆应该为把刚果变成地狱承担什么责任的欧洲人。
在去伦敦的旅途中，罗杰完全恢复了精力、热情和希望，对自己的报告能结束那恐怖状况充满了信心。外事办焦急地等着他的报告，就预示了这一点。所列事件如此之多，英国政府必须有所行动，如要求进行根本的改变、说服自己的盟国废除把刚果这片土地的特许权授予利奥波尔多二世个人这样荒谬的法令。在圣托梅岛与里斯本之间航行的扎伊尔号遇到了暴风雨，轮船颠簸得令半数船员感到眩晕，呕吐不止，而罗杰·凯斯门特还是想方设法地继续写他的报告。他像往年严守纪律那样，以使徒般的热情对待任务，尽量准确、简洁地写报告，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主观臆测，要客观地写出能够被证实的事件。他知道，越是准确、简洁，就越有说服力、有效果。
12月1日，一个冰冷的日子，罗杰到达伦敦，来不及在这多雨、寒冷、幽灵般的城市看上一眼，把行李往伯爵区爱滩公园的寓所一放，瞥了一眼堆积着的信件，就朝外事办跑去。在其后的三天里，会议、会见一个接着一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刚果问题自从那次议会辩论以来就成了当时的新闻焦点。浸礼会的揭发、埃德蒙·D.莫列尔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影响。所有人都要求政府发表声明，而政府则要在研究了报告之后才能发表声明。于是罗杰·凯斯门特发现，时势不知不觉地把他造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开了两次说明会，每次一个小时，参会的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有一次，非洲事务司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也参加了。在会上，罗杰注意到他的话在与会者中产生的效果。他回答问题时更加详尽，所列事实更加令人厌恶、恐惧，这时，开始时的怀疑目光有了变化。外交部在远离外事办的肯辛顿大街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一位年轻、办事得力的打字员，乔·帕尔多先生。12月4日，星期四，开始了口授。消息传开了，说英国驻刚果领事随身携带大批有关殖民地的文件回到了伦敦。路透社试图采访他，《观察家报》《泰晤士报》，还有美国的几家日报记者也要进行采访。但是，他在上级的同意下，表示只有在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之后，他才会与报界谈话。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他的报告，添添，删删，重新安排文本，一次一次地阅读本子上他已经背得出的旅行笔记，中午几乎只吃一块三明治，晚饭早早地在威灵顿俱乐部里吃。有时赫伯特·沃德也来，跟老朋友聊聊天对他来说不无裨益。一天，沃德把他拉到他位于切斯特广场53号的工作室里，为了让他分分心，向他展示了一座强壮的非洲人雕像；还有一天，为了让他将那困扰他的操心之事忘掉几小时，硬逼着他一起去购买一件时髦的格子上装、一顶法式便帽和一双白色鞋面的皮鞋，然后把他带到伦敦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喜欢去的埃菲尔铁塔餐馆。这是那几天里他仅有的消遣。
自从到了伦敦，他就要求外事办同意他与莫列尔会见，借口是要跟这位记者核对一下他所带来的材料。12月9日，他获得了许可。第二天，罗杰·凯斯门特与埃德蒙·D.莫列尔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识了。他们没有握手，而是互相拥抱，又是畅谈又是去喜剧餐厅共进晚餐。随后他们来到了罗杰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一起喝酒、聊天、吸烟、争论，就这样度过了一晚，直到透过百叶窗发现又一天开始了。也就是说，他们不间断地谈了十二个小时。事后，两个人都说那次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
这两个人的外表很不一样。罗杰又高又瘦，莫列尔却较矮、壮实，正在发胖。每次见到他，凯斯门特的印象都是：他的衣服显得越来越紧了。那时罗杰已满三十九岁，尽管受到非洲气候的影响和疟疾的折磨，也许因他很注意自己的穿戴，看起来比三十二岁的莫列尔年轻。其实莫列尔年轻时也很英俊，但现在老了，灰发剪成海豹式小胡子似的平头，突出的双眼总是红红的。二人一见如故，这并不是夸张，实则是一见钟情。
在那不间断的十二小时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当然，谈得最多的是非洲，不过也谈到了各自的家庭、童年、梦想、理想和少年时的追求。不知不觉地，刚果就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把他们从头到尾地改变了。令罗杰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从未到过刚果的人怎么这么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其地理、历史、人民面临的问题？很多年以前，莫列尔作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正是罗杰年轻时在利物浦工作过的那家企业）上不起眼的小职员，在安特卫普港负责登记船只和货物及审计工作，发觉利奥波尔多二世陛下开拓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个骗局。从刚果开来的货船卸在安特卫普港的是成吨的橡胶、大量的象牙、棕榈油、矿石和兽皮，而装船运去刚果的却只是枪支、皮鞭和成箱的彩色玻璃，这算什么自由贸易？于是他产生了怀疑。
就这样，莫列尔对刚果发生了兴趣，开始进行调查，咨询往来于刚果和欧洲之间的商人、官员、旅行者、牧师、神父、冒险者、士兵和警察，阅读一切能搞到手的有关那个广阔国家的材料，对其不幸了解得详详细细，就好像跟罗杰在刚果河中上游进行过十多次巡视旅行。于是，在没向公司辞职的情况下，他开始给比利时和英国的报刊写信、写文章，揭露他所发现的一切，并用材料和证词揭穿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向世界展示的刚果那田园诗般的假象。他在这家企业工作了许多年，一直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和图书，在教会、文化中心和政治团体演讲。他的活动扩散开来，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也是欧洲，”罗杰·凯斯门特在12月10日那天多次想道，“我们派往非洲的不应仅有殖民者、警察和罪犯，欧洲也有基督精神，其模范就是埃德蒙·D.莫列尔。”
从那次起，二人经常见面，继续谈论着令他们激动的话题，开始互相叫起亲热的外号：罗杰叫老虎，爱德蒙叫斗牛犬。他们在一次闲谈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基金会，就叫做刚果改革协会。没想到在张罗着征集资助者和会员的时候就获得了广泛支持。确实，很少有政治家、记者、作家、宗教人士和知名人士拒绝帮助该协会。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赫伯特·沃德介绍的。爱丽丝是第一个参加协会、为协会捐款并献出时间的人。约瑟夫·康拉德也加入，接着又有许多知识分子紧跟其后。基金凑足了，备受尊敬的人物也齐了，于是在教会、文化中心的慈善组织中开始了公开活动：提供证词，组织讨论，出版刊物，以期使公众舆论对刚果的真实状况睁开眼睛。虽然罗杰因其外交官的身份，不能正式成为协会的领导成员，但他向外事办交出报告后，便把所有能支配的时间都花在协会上了。他向协会捐出了储蓄和薪金，给很多人写信，拜访他们，争取到一大批外交官和政治家变成了他与莫列尔所捍卫的事业的倡导者。
几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回忆起1903年底到1904年初那些火热的日子时说，在英国政府发表他的报告很久之后，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开始在报刊上攻击他诬蔑比利时、是比利时的敌人时，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而不是在那之后。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声望，而是经莫列尔、协会和赫伯特的介绍，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从此成了她的亲密朋友，而他自己却夸张地说成了她的学生。他们之间渐渐有一种与日俱增的默契与好感。
在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单独相处时，罗杰像信徒对忏悔神父那样向这位新朋友敞开了心扉。爱丽丝跟他一样出身新教家庭，因此他敢于对她说出没有对别人说过的话：在刚果，他亲眼看见了非正义与暴力，发现殖民主义是一场骗局，于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说，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个帝国占领并剥削、被抽干了血、被夺去了灵魂。他不断地重复父母的训诫：说得多、想得多而无所作为。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打算改正。感谢刚果此时使他发现了爱尔兰，他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了解自己的国家，适应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爱丽丝比他大十七岁，有时像母亲那样亲切地责备他，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般热情冲动；不过仍帮助他，给他劝告，给他书看，跟他一面喝茶，吃饼干、奶油烤饼加果酱，一面谈话，对他来说那是老师给他上课。在1904年初的那几个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他的朋友、老师和引路人，指引他进入历史、神话以及现实的、宗教的甚至是与虚构传说混合在一起的古老过去，使他得以建构一个民族的传统。尽管英帝国竭力改变其语言、性格、习惯以及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信教者也好，非信教者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引以为傲并全力保卫着的一切，但这些传统仍然保持着。没有什么比同莫列尔、爱丽丝建立的友谊更能帮助罗杰平静下来，治愈在刚果河上游旅行给他造成的精神伤痛了。罗杰向外事办请了三个月的假。一天，送别他去都柏林时，女历史学家对他说：
“发觉了吗，你已经成了名人，罗杰？在这儿，在伦敦，所有人都在谈论你。”
这并未使他高兴，因为他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可爱丽丝说的是真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他的报告，在报界、议会、政坛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比利时的官方出版物、英国的新闻记者、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宣传家对他进行的攻击只不过强化了他主持正义的人道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接受报界的采访，应邀在公众集会、私人俱乐部里讲话，自由派和反殖民主义派的沙龙给他送上请帖，出现了各种文章和短文，把他的报告以及他为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奋斗的诺言捧上了天。这又一次推动了关于刚果的运动。报界、教会和英国社会最先进的阶层看到报告中揭露的内容大为震惊，纷纷呼吁大不列颠要求其盟国修改西方各国把刚果交给比利时国王的那个决定。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剧院、餐馆认得出他，在街上带着好感对他指指点点——于是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逗留了几天，很快去了厄尔斯特、北安特莱姆、马格赫林登普勒的儿时老家。他的叔叔（即他叔祖父约翰的儿子，也叫罗杰）继承了老宅。叔祖父是1902年去世的，叔祖母夏洛特还活着，她亲热地接待了罗杰。其他的亲戚——堂兄弟和子侄们也都很亲切，但他总感到自己与父辈的家庭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亲英派。尽管如此，马格赫林登普勒的景色，灰色石块砌成的大房子，周围大多已隐没在草丛中得以抵抗盐碱和大风的西克莫无花果树，羊群在其中偷懒的草原上的杨树、榆树和桃树，还有远处大海上可以瞭望到的拉斯林岛和全是白色小屋的贝利梅纳小城，都使得他激动不已。他走遍了房子后面的畜栏、菜园，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大房间，埋葬着几代祖先的古老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他的童年记忆复苏了，满怀思乡之情。但他的新思想和对自己祖国的新感情，使得几个月的逗留对他来说成了另外一场冒险。与在刚果河上游的旅行不同，这场冒险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身临其境给他一种蜕了一层皮的感觉。
他带去了爱丽丝推荐的一大摞图书，有语法书和杂文书，花很多时间用来阅读有关爱尔兰的传统和传说。他想学习盖尔语，先是自学，发现这样永远也学不会就找先生帮助，每周上两次课。
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开始了同安特莱姆新朋友的交往，这些人都是厄尔斯特省人，跟他一样信奉新教，并不是统一派[50]。相反，他们希望保持古老爱尔兰的特点，反对把国家英国化；主张传统的歌谣与习俗回归爱尔兰的古老源流，反对在爱尔兰为英国军队征兵；梦想脱离英帝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避免现代工业化的破坏，在乡村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就这样，罗杰便加入了鼓励学习爱尔兰语言文化的盖尔同盟[51]。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新芬”（意为“我们自己”）[52]。该同盟于1893年在都柏林创立时，主席道格拉斯·海德在演说中向听众回忆说，迄今为止，“只出版了六部盖尔语书籍”。罗杰认识的是海德的继任约恩·麦克尼尔，并与他交上了朋友。此人在大学里教授爱尔兰古代史和中古史。从此，罗杰开始参加读书、朗诵、校际比赛等活动，去听演说，一起行军，还参加了新芬发起的为民族英雄立碑活动。他还为盖尔同盟的出版物撰写关于保卫爱尔兰文化的政治文章，用的笔名是“可怜的小老太婆”，这是他经常哼唱的爱尔兰古老歌谣里的词汇。与此同时，他还同一些太太非常接近，其中就有加尔戈姆的西班牙人罗莎·莫德·扬、艾达·麦克尼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斯。这些太太走遍了安特莱姆的各个村庄，去搜集爱尔兰民间的古老传说。罗杰在她们的指引下，在一个民间集市上听了游走说书人讲故事，尽管并没听懂几个字。
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宅里，罗杰跟叔叔争论起来。一天晚上，他激动万分地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恨英帝国。”
第二天，他收到阿尔吉尔公爵的一封信，通知他说英国政府为表彰他在刚果的出色工作，特授予他圣米歇尔及圣乔治双重勋章。罗杰没去参加授勋仪式，借口膝盖发炎，不能向国王[53]下跪。
7
“您恨我，而且不掩饰。”罗杰·凯斯门特说道。典狱长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做了个怪相，浮肿的脸歪曲了，表示认可。
“我为什么要掩饰？”典狱长低声说道，“但是您错了，我不是恨您，而是鄙视您。叛徒只配这个词。”
两个人在监狱那被烟熏黑的砖砌走廊里向探视室走去，天主教的祭司卡雷神父在那里等着他。凯斯门特透过镶有铁栏杆的小窗子望着天上大片的黑云，外面的加里东路和罗曼大街上（几个世纪以前，密密麻麻的首批罗马军团的士兵在这里列队行军）是不是下雨了？他想，艾斯林唐公园旁的商贩要被暴雨淋得精湿了。想到外面的人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做买卖，一阵嫉妒之情油然而生。
“您什么都有了，”典狱长在他背后嘟囔道，“外交官职位，双重勋章，国王又赏了您贵族称号，可您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人。忘恩负义，真卑鄙。”
典狱长停了下来，罗杰以为他在叹气。
“每当想起我那死在战壕里的可怜儿子，我就说，您是杀死他的凶手之一，凯斯门特先生。”
“很遗憾您失去了儿子，”罗杰没有回头，重复道，“我知道您不会相信我，可我一个人也没杀过。”
“感谢上帝，您没有时间去杀人了。”典狱长像是在宣判。
到了探视室门前，典狱长留在外面，跟看守站在一起。只有教士的探视才能私下里进行，其他人探视时，典狱长或看守必须在场，有时两位同时在场。罗杰看到这位宗教人士那修长的身影，很是高兴。卡雷神父走上前，跟他握了握手。
“我调查过了，而且有了答案。”神父微笑着通知他，“您的记忆是准确的。您小时候确实在威尔士的里尔教区受过洗礼，登记本子上都有。当时在场的有您的母亲和两位姨妈，所以您没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天主教的洗礼。您一直是天主教徒。”
罗杰点了点头。陪伴了他一生的这个遥远印象是准确的，是母亲在一次去威尔士的途中背着父亲为他洗礼的。他为与安妮·杰弗逊共谋的那个秘密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跟自己、跟母亲、跟爱尔兰协调一致了，仿佛向天主教靠拢是他最近几年来所做的以及想做的一切的必然结果，甚至是犯错误与失败的必然结果。
“卡雷神父，我正在阅读托马斯·肯比斯[54]的作品。”他说道，“以前我的精神几乎集中不起来，可最近几天我做到了，每天能读几个小时。《仿效耶稣基督》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他许多作品，”神父同意道，“尤其是《仿效耶稣基督》。”
“我钻进这部作品的时候，感到心情非常平静，”罗杰说道，“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毫无牵挂地进入了一个单纯的精神世界。在德国，克罗蒂神父就介绍过我看这本书，算是介绍对了。可他想不到我将会在什么情况下阅读他所敬佩的托马斯·肯比斯的书。”
不久前，狱方给探视室搬来了一条小板凳，于是二人坐下来促膝而谈。卡雷神父在伦敦的监狱教堂作为教士已有二十多年，曾经陪伴被判死刑者直到行刑。经常与监狱里的人打交道并未使他的心肠变硬，仍能为别人着想，照顾别人。罗杰一见面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在他的记忆里，从未听他说过伤人的话语，相反，向他提问或是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的。在他的身边，罗杰的感觉就好一些。卡雷神父身材很高，骨瘦如柴，皮肤很白，尖尖的灰色胡须遮住了一半下巴，哪怕在笑的时候，眼睛也总是湿润的，仿佛刚刚哭过。
“克罗蒂神父是怎样的人？”他问罗杰，“我看你们在德国时成了好朋友。”
“在林堡[55]战俘营的那几个月，要不是克罗蒂神父，我早就疯了。”罗杰点头道，“他跟您很不一样，我是说在外表上。他比您矮，比您壮实，面色不像您这么苍白，而是红润的，一杯啤酒下去就越发红润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很像您，我是说，你们俩都高尚而豪爽。”
克罗蒂神父是爱尔兰籍的多明我会成员，是梵蒂冈把他从罗马派往德国人在林堡建立的战俘营的。1915—1916年，罗杰试图在俘虏中为爱尔兰纵队招募志愿者，在那几个月里，他与克罗蒂神父的友谊好像成了他的救生圈。
“那是一位仿佛对气馁和沮丧有免疫力的人。”罗杰说道，“我跟他一起看望病人，主持圣事，教导林堡的俘虏如何用念珠祈祷。他也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不像我这么激烈，卡雷神父。”
神父笑了笑。
“您不要以为是克罗蒂神父试图让我相信天主教，”罗杰接下去说道，“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是很小心的，以防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有意使我皈依天主教似的。皈依天主教是我自己从这里产生的。”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我跟您说过，我以前并不信教。母亲去世以来，宗教对我来说是某种机械的、次要的事情。只是在1903年，我对您讲的那次刚果腹地旅行之后，我才又开始了祈祷。在那么多的苦难面前，我简直要失去理智，于是我发觉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仰。”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哽住，便住了口。
“是他跟您谈到托马斯·肯比斯的？”
“他很崇敬托马斯·肯比斯，”罗杰点头道，“他送了一本《仿效耶稣基督》给我，但我读不进去，那些天，脑子里被别的事占据着。我把那本书连同衣物放在一个箱子里留在了德国，潜水艇不允许我们带行李。还好您又给我搞来了一本，只是我担心没时间读完了。”
“英国政府还没作出任何决定呢，”神父提醒道，“您不要丧失希望。外面很多爱戴您的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要让从宽的申请获得重视。”
“我知道，卡雷神父。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您为我准备一下，我希望正式被教会接受，行圣礼、做忏悔、领圣餐。”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罗杰，我敢说，您已经完全合格了。”
“我有一个疑虑在纠结着，”罗杰降低了声调，好像怕人听见，“我之所以皈依基督，好像是由于害怕，是不是这样？卡雷神父，说真的，我很害怕，非常害怕。”
“基督比你我有智慧，”神父肯定地说道，“我想，基督并不认为一个人有所害怕是件坏事。我敢肯定，在赴难之路上，他也害怕过，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吗？我们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有这种纠结。只要稍微敏感些，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无能的、有恐惧感的。您皈依天主教是纯洁的，这我知道，罗杰。”
“迄今为止，我从未怕过死亡。在刚果那荒无人烟、遍地野兽的地方考察时；在亚马孙地区那布满旋涡的河流上被逃犯围困时；不久前，在巴纳海滩附近的特拉利离开潜水艇、乘小船遇险、即将溺水而亡的时候——许多次我都在近处看见了它，许多次我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怕。但现在我害怕了。”
他停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几天来，一阵阵的恐惧感似乎凝固了他的血液，终止了他的心跳。他全身发抖，极力想平静下来，但办不到。牙齿在打战，恐惧感之外又加上了羞耻感。他睁开眼睛，看到卡雷神父双手合十地闭着眼睛，嘴唇动也不动地在默默地祈祷。
“已经过去了，”罗杰困惑地低声说道，“我求您原谅我。”
“在我面前不要有所顾忌，害怕和哭泣都是人之常情。”
此时他又平静下来。整座本顿维尔监狱鸦雀无声，人字形桶状监狱的三间大厅中，囚犯和狱卒好像都死了，要么睡着了。
“卡雷神父，关于针对我而出现的那些恶心的事，我很感谢您没有问我。”
“我没有读过，罗杰，有人企图跟我提起，我叫他们闭嘴。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报纸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罗杰微笑道，“这里看不到报纸。我的律师的一个助手对我说，那丑闻太显眼了，恐怕要危及从宽的申请。显然是关于骇人的堕落、卑鄙的行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