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雷神父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听着。二人第一次在本顿维尔监狱交谈时，神父对罗杰说，他的祖父与祖母之间交谈都用盖尔语，但是一见子女来了，就改用英语。因而神父并没学会古老的爱尔兰语。
“我倒是觉得，最好不知道他们指控了我什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认为这是政府的手段，为了抵消各界对从宽申请的同情。”
“政界的事，什么都不能排除。”神父说道，“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并不是干净的。”
有人轻轻地拍几下房门，门开了，出现的是典狱长那张浮肿的面孔。
“还有五分钟，神父。”
“监狱的主管给了我半小时，他没跟您说吗？”
典狱长露出吃惊的神色。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相信。”典狱长表示歉意道，“对不起，打断你们了，你们还有二十分钟。”
典狱长出去了，房门又关了起来。
“关于爱尔兰，还有什么消息吗？”罗杰突然问道，仿佛想立即改变话题。
“看样子，枪决已经停了下来。舆论界，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这儿，在英国，对立即处决都持批评态度。现在，政府宣布，所有因圣周起义而被捕的人都要经过法庭审判。”
罗杰走了神，他一面透过墙上装有铁栏杆的小窗子看着那一小块灰色的天空，一面想着那件怪事：他因运送武器、使用暴力把爱尔兰分裂出去而被审判，但实际上，他从德国到特拉利海湾的那次危险而荒唐的航行是为了试图阻止那次起义，因为自从得知他们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他就肯定，起义必然失败。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历史吗？这就是学校里学的历史、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吗？以田园诗般的笔调理性而清晰地创作出来的残忍而严酷的现实，实际上是计谋、机遇、阴谋、偶发事件、巧合和多种利益的紊乱而随意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引发了变革、混乱、前进与后退，而且常常惊人地偏离主人公的预想和体验。
“也许我会作为那次圣周起义的负责人而被载入史册。”罗杰自讽道，“可您和我都知道，我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完全是为了阻止那次暴动。”
“对，您和我，还有别人。”卡雷神父用手指朝上指了指，笑道。
“我现在好过了些，”罗杰也笑了，“那阵恐惧过去了。在非洲，许多次我都看到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在绝望发作时死去。在迷途中的草丛里，在深入到被非洲装卸工视为敌人的地方，在独木舟翻船的时候，在村落里，有时甚至是在巫师领着大家又唱又跳的仪式上，我都看到过。我现在才知道恐惧引发的幻觉是怎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的恍惚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所措，与上帝相见时所产生的肉体反应，其状态是不是就是这样？”
“不无这种可能，”卡雷神父说道，“神秘主义者与处在恍惚状态中的人，如诗人、音乐家、巫师等，所走的是同一条路。”
二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罗杰有时偷偷地看神父一眼，只见他一动不动，双眼紧闭。“他是在为我祈祷，”罗杰想道，“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对他来说，一生都在帮助即将死在绞刑架下的人，多么可怕啊。”卡雷神父从未到过刚果，也从未到过亚马孙地区，但他跟罗杰一样了解人类对那种极端残酷的现实所感到的绝望。
“多年前，我曾经对宗教抱无所谓的态度，”罗杰缓慢地说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从未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卡雷神父，我的确许多次都心有余悸地问自己：‘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容忍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对待，这是什么样的上帝？’这问题真的很难搞懂吗？您在监狱里见过这么多的事，没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吗？”
卡雷神父睁开眼睛，以惯常的客气态度听着罗杰的话，不表示同意，也不加以否认。
“那些遭受鞭打、肢解的可怜的人啊，那些被割掉手脚、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的儿童啊，那些被压榨得干干净净、最后被杀掉的人啊，几百、几千、成千上万、十万、百万啊！而干这种坏事的人正是那些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人，我曾见这些人犯下这些罪行前后去做弥撒、去祈祷、去领圣餐。好几天，我都快发疯了，卡雷神父。在非洲，在普图马约河，我丧失了理智。我所经历的事，到后来，不知不觉地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人所干的事。”
这一回，神父仍然一句话也没说，以同样和蔼的态度，以罗杰很感激的耐心听着。
“很奇怪，我觉得我正是在刚果情绪低落的时期，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罪行发生？于是我对宗教重新有了兴趣。”他继续说道，“看样子，唯一保持圣洁的是那几位浸礼会牧师和那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当然，也不全是这样，许多人只愿意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只有那么几个人在尽力阻止非正义的暴行。说真的，他们的确是英雄。”
他停了下来，回忆起刚果和普图马约河给他造成的伤痛，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泥潭，让他再次看见使他痛心的种种形象。
“非正义，酷刑，受罪，”卡雷神父轻声说道，“基督不也亲身经历过吗？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自己的处境，罗杰。有时我经历过您经历过的事，我敢说，每个信徒都是如此。当然，有些事很难理解，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并非完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事我可以对您说：很多次，跟所有的人一样，您错了；不过，在刚果问题上，在普图马约河问题上，您不能责备自己。您的工作是忘我的、勇敢的。您让许多人睁开了眼睛，有助于纠正非正义现象。”
“我干的一切好事都被那毁坏我名声的活动抵消掉了。”罗杰想道。他不愿触及这个话题，但总是挥之不去。卡雷神父来探视他的好处是，神父只谈他愿意谈的话题。神父很谨慎，好像猜出了罗杰的不快，便回避了那件事。有时，二人相对无言地沉默很久。尽管如此，神父的来临也使他平静了不少。神父走后，他还能镇静数小时。
“如果申请被拒绝，您会陪我到最后吗？”
“当然，”卡雷神父说道，“现在不该想这种事，什么都还没决定。”
“我知道，卡雷神父，我没有失去希望。但是，知道您一直陪伴着我，我心里就好受些。您同我在一起，会赋予我勇气。我答应您，我不会搞出令人遗憾的事。”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好吗？”
“您要是不在意，我们还是多谈一会儿吧。在这件事上，我要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被处死，我的尸体能不能运回爱尔兰并埋葬在爱尔兰？”
他发觉神父在犹疑，便看了他一眼。卡雷神父的脸色有些发白，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不可能，罗杰，如果您真的被处死，只会被埋在监狱的墓地。”
“埋在敌人的土地上，”凯斯门特低声道，想开个玩笑，但开不出来，“埋在我年轻时热爱过、敬仰过而现在恨之入骨的国家。”
“仇恨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父叹了一口气，“英国的政策可能很糟糕，但不乏正派的、令人尊敬的英国人。”
“这我很清楚，神父。只是当我心中充满对这个国家的仇恨时，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这仇恨太强烈了，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时太盲目地相信英帝国，相信它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您那时如果认得我，肯定会笑话我。”
神父点了点头，罗杰突然小声笑了起来。
“有人说我们这些皈依者都是坏人，”他接下去说道，“我的朋友也总是责备我，说我太入迷了。”
“这就是寓言里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卡雷神父微笑道，“我小时候一淘气，母亲就这样说我：‘你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祈祷了，神父。”
卡雷神父同意，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以极低的声音念起了《天主经》，接着又念了万福马利亚的祷词。罗杰也闭上了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跟着祈祷。但很长一会儿，他的精神都集中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祷词，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在翻涌，最后才慢慢地进入了祷告。典狱长敲门进来说只有五分钟了，这时罗杰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祷词之中。
每次祈祷的时候，罗杰都想起自己的母亲，她那身穿白衣、头戴宽边草帽的苗条身影以及在田野、树下走动时那随风飘荡的蓝色腰带。那时大家是在威尔士、爱尔兰、安特莱姆还是泽西岛？不知道，但那景色美得就像安妮·杰弗逊那灿烂的笑容。手里握着那让他感到安全和愉悦、柔软温润的手，小罗杰是多么自豪啊！这样做祈祷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安慰剂，仿佛把童年又还给了他。有母亲在，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卡雷神父问他要不要带个口信给别人，以及在两天后的下次探视时要不要给他带来些什么。
“我要的是再次见到您。神父，您不知道，跟您谈话、听您讲话，对我是多么有教益啊。”
二人握了握手，分开了。在那长长的潮湿走廊里，罗杰·凯斯门特想也没想，就贸然对典狱长说道：“我很遗憾您死了儿子。虽然我没有子女，但可以想象，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典狱长小声咳了一下，但没理他。回到牢房，罗杰躺在他的破床上，顺手拿起了《仿效耶稣基督》，但是读不进去。字母在眼前跳来跳去，各种形象嘶嘶作响地疯狂转圈，安妮·杰弗逊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如果母亲没有早逝，而是在他长大成人时还活着，那他的生活会是怎样呢？他大概不会去非洲冒险，而是留在爱尔兰或利物浦，学到一门做官的学问，娶妻生子，过一种无声无息却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他笑了笑：不，那种生活不适合他。他现在的生活尽管险象丛生，却是心之所好。这样他才能见多识广，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类的现实、殖民主义的核心意图以及这种畸变失常给许多民族造成的悲剧。
即使那位虚幻的安妮·杰弗逊还活着，她也发现不了爱尔兰那可悲但美丽的历史。贝利梅纳的高等学府从未教过她至今仍向北安特莱姆的儿童和少年隐瞒的历史，仍在向他们灌输爱尔兰是一片野蛮的土地，没有值得记忆的过去，只是因其有教养且现代化了的占领者，爱尔兰才走上了文明之路，尽管这个帝国剥夺了她的传统、语言和主权。这一切都是罗杰在非洲学到的。在非洲，他从来没过上青年时代及成年初期的好日子，也从来不曾为生于斯的祖国感到过骄傲。如果母亲还活着，他更不会因大不列颠给他造成的伤害而恼火。
二十年在非洲，七年在南美，一年多在亚马孙腹地的原始森林，一年半在德国的孤独、疾病和失望……为此作出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从来不在乎钱财，但是在外几乎工作了一生，到头来一贫如洗，这不是很荒唐吗？他的银行账户里只有十英镑。他从不懂得积蓄，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别人身上：他的三个兄姐、刚果改革协会那样的慈善机构、圣恩达学校和盖尔同盟那样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全部薪金捐给了这些人和团体。为了资助这些人和团体，他自己节衣缩食，寄宿在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外事办的同僚们都这样暗示过）的廉价旅店里。现在他失败了，没有人会想起他的捐献和资助，只记得他最终的失败。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真倒霉，那该死的说法又压了过来。腐化、堕落、恶习、人类的渣滓……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乐意加诸在他头上的。并不是非洲那恶劣的气候加诸在他身上的病痛——黄疸、损坏机体的疟疾、关节炎、痔疮手术——而是直肠上的问题……让他受尽了罪。1893年，第一次要在肛门上开刀让他感到不好意思。“您早就应该来了，三四个月以前动手术还很简单，可现在就严重了。”“医生，我一直生活在非洲，在博马。我在那里的医生是酒鬼，经常出错、酒精中毒、手发颤。难道要让那位医术还不如巴刚果族巫师的萨拉贝特医生给我开刀吗？”他一生都为此忍受着痛苦。
几个月前，他在德国林堡的营地里痔疮出血，一位面目可憎、态度粗野的军医给他缝了几针。当他接受去亚马孙地区对橡胶商所犯罪行进行调查的任务时，已经是个病歪歪的人了。他知道那任务要费时数月，而且只能给他带来诸多麻烦，但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如果这回真的要对他执行死刑，那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也救不了他。
卡雷神父真的拒绝阅读报上登的关于他的丑事吗？神父是个好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必须死去，有神父在身边，会使他保持尊严，直至最后一刻。
他整个人都在失去勇气，变成了像遭到舌蝇攻击、患了睡眠症、瞪着双眼而手脚嘴都不能动的刚果人那样的残疾人。那样的刚果人是不是不能思想？可不幸的是，一阵阵的悲观情绪把他刺激得清醒了，把他的脑子变成了爆发火花的篝火。海军司令部的发言人交给报社、使得卡万·达夫律师那面色红润的助手大惊失色的几页日记，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他想，人性的中心是愚蠢。罗杰·凯斯门特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仔细是出了名的。作为外交官，采取行动时，哪怕迈出很小的一步，都要事先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却被自己在生活上设下的笨拙陷阱所困扰，把陷自己于不光彩境地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罗杰大吃一惊，他发觉自己在哈哈大笑。
第二部 亚马孙
8
罗杰·凯斯门特与委员会各成员于1910年从英国到秘鲁亚马孙腹地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后，到达了伊基托斯[56]，此时他的眼睛发炎得更加严重了，关节炎反复发作，整个健康状况糟透了。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坚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称之为塞内加主义者[57]），在行程中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声张。相反，他总是努力鼓舞着同行者，帮助他们抵御那令人痛苦的苦难。R.H.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马德拉停泊时返回了英国。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桑比克生活过，对非洲的农业很了解。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橡胶专家，患有神经痛，总是抱怨天太热。塞莫·贝尔害怕脱水，总是手拿水瓶，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费尔加尔一年前曾受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派遣，到过亚马孙地区，他告诉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御伊基托斯那“邪恶的诱惑”。
那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拥有一片宽阔的市区，其中既有泥木结构、棕榈叶铺顶的农村小屋和以贵重木材与铁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也有门面辉煌、有着葡萄牙进口的瓷砖墙面的宽敞大宅院。说来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区，酒吧、小酒馆、妓院和赌场与日俱增，各个种族与肤色的妓女从早到晚毫不知耻地在人行道上展览着自己。伊基托斯位于亚马孙河支流纳奈河的岸边，景象宏伟：植物茂盛，大树参天，树声沙沙，河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着颜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沥青路，而是流淌着满是粪便和垃圾的水沟，满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浓烈，能把人熏得呕吐。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播放的音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到码头去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驻当地领事斯泰尔斯先生让罗杰住在他家。公司为其他委员准备了住所。当晚，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雷伊·拉马为他们举行了晚宴。
中午刚过，罗杰说他不想吃中饭了，只想睡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几块画有几何图案的土布挂在墙上，站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这里，街上的噪声小了些。罗杰没脱上衣也没脱皮鞋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种安宁的感觉浸透了全身，这是一个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过的——在爱尔兰度过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国政府准备发表《关于刚果的报告》的时候，在一阵使得他成为备受自由派报刊与慈善机构夸奖的英雄兼遭受利奥波尔多二世御用文人谩骂的小人的热闹中，在那激动兴奋、忙忙碌碌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梦——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做了四年的领事工作，他才不做梦。外事办认为在“报告事件”之后，比利时帝国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刚果了。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罗杰·凯斯门特前往爱尔兰，寻求淡泊无名的生活。这并不是隐居，但起码从伦敦那没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围中脱身。在爱尔兰的那几个月，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尔兰，完全沉浸在只有通过谈话、想象和阅读才能了解的爱尔兰之中，与儿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与少年时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亲戚生活在一起时所了解的爱尔兰都不同。爱尔兰并不是英帝国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为恢复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斗争。“亲爱的罗杰，你已经成为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了。”他的表妹格开玩笑地对他说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答道。
在那几个月里，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尔郡和戈尔韦郡，为自己被俘的祖国地缘把脉，像恋人那样观察着祖国那人烟稀少而简单朴素的农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里的渔民、同相信命运而坚忍不拔的永恒的人民、同少言寡语的俭朴农民谈话。他结识了许多“那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们与民族自由协会盖尔同盟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海德一样，都在积极推动爱尔兰的文化复兴，恢复原来的地名和村名，唤醒爱尔兰古老的歌舞，复原花呢和亚麻的纺纱法和绣花法。任命他为驻里斯本领事的通知下达后，他借口健康原因，尽量推迟赴任日期，为的是参加在安特莱姆召开的、将近三千人参加的第一届峡谷联欢会。那几天，罗杰听到风笛手演奏、合唱团唱出的欢快旋律时，听到说书人用盖尔语讲述的、只在中世纪夜晚才能听到的浪漫故事和传奇故事时，尽管听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湿了。他甚至还参加了有百年历史的爱尔兰式棒球赛。在比赛中，罗杰认识了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布尔梅尔·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为爱尔兰文化而战斗的女性朋友如艾达·麦克尼尔、玛格丽特·多布斯、爱丽丝·米利甘、艾格尼丝·奥法雷勒以及罗莎·莫德·扬又聚会了一次。
从那时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薪俸捐给各种联合会、皮尔斯兄弟创办的教授盖尔语的学校以及他以笔名为之写稿的民族主义杂志。1904年，当亚瑟·格里菲斯创办《新芬报》时，罗杰就跟他联系上了，提出要与之合作，并订阅了他所有的出版物。这份报纸的思想与罗杰所交的朋友布尔梅尔·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须在与各种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平行的环境下创办爱尔兰自己的基础设施（如学校、企业、银行以及工业等），逐渐取代被英国强加的基础设施。这样，爱尔兰人才会逐渐觉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抵制英国的产品，必须拒绝交税，必须以民族的体育运动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国的体育运动，文学、戏剧也应照此办理。就这样，以和平的方式，爱尔兰会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
除了在爱丽丝的指导下阅读很多关于爱尔兰过去的书籍，罗杰还想重新学习盖尔语。他请了一位女老师，但进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长，自由党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驻桑托斯的领事。虽说不是很愉快，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助于爱尔兰的捐赠已经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积蓄。他在靠借债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挣钱。
也许正因为重启外交生涯的热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种失落感。尽管巴西景色优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对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不习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里跟在刚果不一样：在刚果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有一种打破领事工作的框框干大事的感觉；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动却是跟净闯祸的、醉醺醺的英国水手打交道，还得为他们交罚金，把他们从监狱中保出来，送他们回国。在帕拉，他第一次听说橡胶产区的暴力行径，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贸易活动，他的工作只是为船只登记，为到那里做生意的英国人提供办手续的方便。190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日子是最糟的：气候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又添了因过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决定去离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罗波利斯[58]居住，那里地势较高，不太湿热，晚上也凉快。但是每天乘火车上下班是一场噩梦。
在梦中，他总是记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凯尔特人之梦》，写的是爱尔兰神话中的过去。还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布尔梅尔·霍布森合写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爱尔兰人与英国军队》，反对英国军队在爱尔兰人中征兵。
蚊虫把他咬醒了，把他从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来，送入了亚马孙的黄昏之中。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关节痛也减轻了。在斯泰尔斯先生家里洗澡是件复杂的事：罗杰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仆人用水桶把水倒进喷头盛器里。洗澡水较热，使他想起了刚果。浴后下楼，领事已在门口等他，准备陪他去雷伊·拉马的官邸。
二人要在飞扬的尘土中走过几个街区。罗杰不得不眯着眼睛，在满是骨头、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噪声大了起来，每走过一间酒吧的门前就能听到音乐声、干杯声、吵架声与醉汉的喊声。斯泰尔斯先生上了年纪，鳏居，无子女，在伊基托斯已工作六年，仿佛一个没有幻想、厌倦了生活的人。
“这个城市对委员会是什么态度？”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坦率地说，是怀有敌意的。”领事赶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闻，半个伊基托斯都靠阿拉纳先生过活呢。更确切地说，都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企业过活。人们怀疑委员会意图反对给他们饭吃的那个人。”
“我们能指望当局提供些帮助吗？”
“更确切地说，会制造各种障碍，凯斯门特先生。伊基托斯市的当局也得依赖阿拉纳先生啊。几个月来，行政长官、法官和军人都没能从政府那里领到薪水。没有阿拉纳先生，他们都得饿死。您要知道，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利马离伊基托斯比离纽约和伦敦还要远，最好的情况下，行程也要两个月。”
“看样子，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罗杰评论道。
“您和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谨慎。”领事又说道，此时已降低了声音，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在伊基托斯，而是在普图马约那边。那是很远的地方，什么事都能发生。那是个野蛮的世界，无法无天，也无治安。我想，跟刚果差不多。”本书首发自公众号阿蒙书影，关注公众号获取更多图书。
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官邸位于中心广场一块没有花草树木的场地上，领事指给他看一个仿佛玩到一半的组合玩具的奇怪铁制结构，原来正在组装一栋埃菲尔铁塔式的房子（对，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是一个发了财的橡胶商从欧洲买下的，把它拆解后带回了伊基托斯，正在重新组装成该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乐部。
官邸占据了几乎半个街区，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层的大宅院，毫无特色。每个房间都很大，窗上装着铁栏杆。大宅院分为两翼，一翼为办公区，另一翼为长官住所。雷伊·拉马先生个头很高，白发，大胡子，胡尖上还打了蜡。他脚穿长筒靴，身穿马裤，衬衣一直系到领口，外罩一件不宽松的奇特绣花外衣。他能讲一点儿英语，以过分的热情、浮夸的言辞向罗杰·凯斯门特表示了欢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已经到了，还都出着汗穿着晚礼服呢。行政长官向罗杰一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卫戍司令阿尔纳艾斯上校，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乌鲁蒂亚神父，秘鲁亚马孙公司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其他还有四五位如商人、海关署长、《东方日报》社的社长等。客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响起了香槟酒的开瓶声，送上来冒着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温热，但的确是好酒，是法国酒，没错。
在一个以油灯照明的大院子里准备了晚餐。无数的土著仆人光着脚、系着围裙上着小吃，端着盘子送上食物。那晚气候温和，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辰。罗杰很奇怪自己怎么竟能听懂洛雷托人讲的话？这种西班牙语总是吃掉音节，富于音乐性，让人想起巴西口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带有翻译，但自己总算能听懂许多将在未来旅行中听到的话，这对于调查方便了许多。刚刚上了一道油腻的龟肉汤，他不无困难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围的桌子上同时进行着几组谈话，有用英语的，有用西班牙语的，也有用葡萄牙语的。一经翻译，谈话就会中断一会儿。行政长官坐在罗杰的对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两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他要为新到的客人干杯，祝他们在伊基托斯过得愉快，圆满完成任务，尽情享受亚马孙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强调了一句：“是洛雷托，尤其是伊基托斯的慷慨好客。”
他落座后立即与罗杰谈了起来，声音之大，好像要让别人的谈话停下来，让众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谈话。
“尊敬的领事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委员会又是为何来此？您来这儿要调查什么？请不要以为我傲慢无礼，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所有当局人物的愿望是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英国王室派你们来干什么。当然这对亚马孙是个很大的荣幸，为此我们愿意表现得配得上这个荣幸。”
罗杰几乎完全听懂了雷伊·拉马的话，但他仍然耐心地等着翻译把自己听懂的话翻成英语。
“您无疑是知道的，在英国，在欧洲，流行着对当地土著犯下残暴罪行的揭发，”他镇静地解释道，“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区的主要橡胶公司，即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秘鲁亚马孙公司，是在伦敦上市的英国公司，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颠，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容忍一家英国公司违反尊重人道的神圣法律。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查那些指控有几分是真实的。委员会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选派的。我本人则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罗杰·凯斯门特开口讲话时，庭院里一片死寂，街上的噪声也仿佛降低了。很奇怪，大家连动也不动了，刚才还在饮酒、吃东西、谈话、动作频繁、做着各种手势的先生们一下子患了瘫痪症。罗杰的两眼仍然盯着他，一种疑惧、责备的气氛代替了原先热诚的气氛。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准备，”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几乎喊了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去普图马约的船是我们企业最好的船，拥有各种方便设施，诸位可以乘此船去亲眼证实一下，那是无耻的诽谤。”
“非常感谢，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了点头。
这时，一阵无名的冲动使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道主。他相信东道主的反应会对他自己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产生教育效果，于是他以讨论网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问道：
“顺便问一下，先生们，诸位是否知道记者本哈民·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我希望我的发音还算准确——在不在伊基托斯？我能否跟他谈谈？”
他这一问引起了炸弹般的效果。与会者面面相觑，既吃惊又恼火，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像是没有人敢于接过这一棘手的话题。
“哎呀，怎么了！”行政长官终于喊了起来，演戏般地故作惊讶道，“那个敲诈者的名字连伦敦都知道了？”
“是的，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头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与沃尔特·哈登堡工程师对普图马约橡胶业的揭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托斯？”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与会者都显得很不自在，最后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说话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说道，他的西班牙语很纯正，与洛雷托人讲的不一样，罗杰更难听懂，“他从伊基托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据说在利马。”
“他要是没逃掉，我们伊基托斯人早就把他处以私刑了。”一个老头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
“伊基托斯是爱国者的土地，”巴勃罗·苏马埃塔叫道，“那家伙编造卑鄙的谎言诋毁秘鲁，推翻为亚马孙带来进步的企业，没人会原谅他。”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敲诈行为没有得逞。没人告诉你们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发表诬蔑之词以前，曾企图从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笔钱。”
“我们拒绝了，他就把关于普图马约的胡说八道发表了，”巴勃罗·苏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诽谤、诬蔑与勒索而被起诉，等待他的是监狱，所以他逃跑了。”
“在这方面，看来是什么也了解不到了。”罗杰·凯斯门特评论道。大家的谈话又变成了一对对的私人谈话。晚餐仍在进行，此时上了一盘亚马孙烤鱼，其中有一种叫做加米塔纳的鱼，凯斯门特觉得肉质细嫩，味道很好，但调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晚餐结束，向行政长官告辞出来后，罗杰跟委员会的朋友们交谈了一会儿。塞莫·贝尔认为突然触及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的问题有些鲁莽了，使得伊基托斯的头面人物很恼火。路易斯·巴恩斯却向罗杰表示庆祝，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这些人在记者问题上为什么有如此怒气冲冲的反应。
“很遗憾我们不能跟他谈，”凯斯门特说道，“我真想认识他。”
双方告别，罗杰和领事沿原路走回了领事的家。一路上，喧闹声、纵酒作乐声、歌声、跳舞声，干杯声、吵架声甚嚣尘上。罗杰感到很惊奇：这么多衣衫褴褛、半裸、光脚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门口，调皮地朝里面偷看。还有许多狗在扒食垃圾。
“您别浪费时间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尔斯先生说道，“最有可能的是，萨尔达尼亚·罗卡已经死了。”
罗杰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他看到一提及记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辞，就怀疑记者已经消失了。
“您认识他吗？”
领事圆顶秃头，脑壳亮晶晶，就像洒满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着泥泞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许是怕踩到一条蛇或蛤蟆。
“我们谈过两三次，”斯泰尔斯先生说道，“他个头矮，有些驼背，这里的人都叫他乔洛[59]，或乔利托，即混血儿。一般说来，乔洛的性格都很温顺、很有礼貌，但是萨尔达尼亚·罗卡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强，总是像狂热的宗教信徒那样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说真的，我总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紧张，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来对殉道者不那么敬仰，凯斯门特先生。对英雄也是如此。这些为真理或正义献身的人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想要制止的损害还要大。”
罗杰没有说话，心里正在塑造着那个记者的形象：个子矮小，有残疾，但内心和意志与埃德蒙·D.莫列尔很像。对，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着记者亲手在钢板上刷墨印刷两份周报：《斥责》与《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里进行编辑的，而这间小印刷厂无疑就是他家的一个角落，这个朴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两份小报的编辑部兼管理部。
“我希望您别在意我刚才的话。”英国领事突然对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感到后悔，道歉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进行揭发，当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纳公司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搞严刑拷打、劫持人质、鞭打土著人等罪行，这几乎等于自杀。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应该很清楚。”
“什么后果？”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斯泰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在莫罗纳大街上的印刷厂被烧毁了，您可能还看得见，都成了一片焦土；还有人朝他的家开黑枪，普洛斯佩罗大街上还能看到弹痕。他不得不把儿子从奥古斯丁派神父办的学校里接出来，因为同学们都欺侮他。他还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的性命简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关闭那两份小报，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登广告，伊基托斯也没有印刷厂敢印他的小报。作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两次枪击，两次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枪，结果成了瘸子。最后见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里推去，一帮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马瓜斯驶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许逃到了利马。但愿如此。也有人说，他被绑住手和脚、伤口流着血就被推到河里喂食人鱼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尸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鱼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说的您没有不知道的。在刚果，您可能看到过同样的事，或更坏的事。”
到了领事的住所，斯泰尔斯先生打开了前厅的灯，给凯斯门特倒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靠近阳台坐下来，点燃香烟。月亮躲进了云端，但天上还能看见星星。大街远处的噪声又加入了昆虫的嗡嗡声，还有河水撞击岸边树枝和舢板时发出的啪啪声。
“可怜的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胆子这么大，有什么用？”领事耸了耸肩，思考道，“毫无用处。家人遭到不幸，没准丧失了生命。我们也失去了两份小报——《斥责》和《制裁》。每星期读一读报里的小道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倒是认为他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凯斯门特轻声纠正，“要不是他，我们不会来到这儿。除非您认为我们的到来也毫无意义。”
“愿上帝并不这样认为。”领事大声说道，“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确实是萨尔达尼亚·罗卡那份揭发所引发的，接着是沃尔特·哈登堡。我刚才说的是蠢话，我希望您的到来能有些用处，把情况改变过来，凯斯门特先生。在亚马孙地区生活得太久了，对进步思想有点儿怀疑了。在伊基托斯，一个人最终对什么进步不进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连对正义将会击退非正义这一点都不相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回到英国，用英国式的乐观主义洗刷自己。我发觉您在巴西为王室工作的这些年并没有把您变成悲观主义者。您真是与众不同，我真羡慕您。”
二人道过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罗杰久不能寐。该不该接受这个任务？几个月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在普图马约犯下的罪行所引发的丑闻已经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没人比您更合适走一趟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也要去，那是秘鲁亚马孙公司自身决定派遣的。虽然您与他们同行，但是我希望您为政府出一份个人报告。您由于在刚果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威望。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您可不要拒绝。”他的第一反应是想找个借口推辞，但是经过思考，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刚果工作过，所以在道义上有义务接受这一任务。不该接受吗？他觉得斯泰尔斯先生的怀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那句“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着。
与领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所作所为对亚马孙、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大有好处。与爱德华爵士谈话后，后者给他四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决定同那个委员会走一趟。他首先在商业、政治和文学小报《制裁》上看到了关于普图马约橡胶生意的事。紧接着，外事办给了他一捆文件，其中有两个曾经到过亚马孙地区的人提供的一手证词：美国工程师沃尔特·哈登堡在伦敦的周报《真理》上发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机构反奴役及保护土著协会翻译成英文。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尽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那位记者是不是把暴行夸大得让人觉得文章并不现实，甚至是一种虐待狂的想象？不过罗杰立即想到，许多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到他和莫列尔发表的关于刚果独立王国的不公正行径时，不是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不可置信——吗？人们排斥那些在贪婪与劣根性的驱使下、在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干出的不堪描述的残暴行为时，不都是这样吗？这种残暴行径既然能在刚果发生，为什么不能在亚马孙地区发生？
他很苦恼，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没有了灯光，但噪声依旧。如果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正如领事所言，这位记者很可能被捆着手脚、流着血、扔进河里去满足食人鱼的胃口了。斯泰尔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满不在乎的口吻让他很恼火，仿佛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存在着残暴者，而是某种类似星球运转、海水涨潮般的恶兆所决定的。有人曾把他称作“狂热分子”，是对正义事业的狂热吗？对，当然是。他是一个冒失鬼，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钱财、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平凡人，一个亚马孙地区的莫列尔。也许是一个信仰者？是的，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社会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这种耻辱。罗杰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在非洲看到的邪恶与苦难淹没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为改善世界的状况而想要有所作为的干劲。他对萨尔达尼亚·罗卡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对他说：“您干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
他是不是去过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经营的普图马约地区？那不是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吗？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明说，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体，这说明萨尔达尼亚·罗卡亲眼见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罗杰曾多次阅读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证词，有时觉得他们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分为若干个收购站，主要有乔雷拉站和埃尔恩坎托站，每个站都有一名站长。“确切地说，一个怪物。”只有他们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维克多·马塞多和米格尔·洛艾萨，这两个人于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奥凯玛人来到乔雷拉站，交纳了数筐在森林里收割的橡胶球。过了秤、归了仓之后，乔雷拉站的副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为他的上司维克多·马塞多（当时埃尔恩坎托站的米格尔·洛艾萨也在那里）指着从八百名奥凯玛人中区分出的二十五个人说，这些人没带来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橡胶或橡胶浆。马塞多和洛艾萨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先指示工头（都是些巴巴多斯黑人）用毛瑟枪控制住其余的奥凯玛人，然后命令“小伙子”把那二十五个人装进浸了石油的麻袋里点上火。这些人号叫着变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火焰，却被烧成了骇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马塞多、洛艾萨和贝拉尔德又朝伤者补了一枪。每当想起这一场景，罗杰就感到眩晕。
据萨尔达尼亚·罗卡说，管理人员干这种事，一方面是作为惩戒，另一方面是娱乐，高兴高兴。折磨别人、比赛谁更残忍，这是长期实施鞭笞、打人等刑罚而染上的一种嗜好。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个借口进行这种血的赌博。据萨尔达尼亚·罗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给一名叫做米格尔·弗洛雷斯的站长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不要把杀掉印第安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而米格尔·弗洛雷斯的回答比这一告诫更坏：“我不同意。最近两个月，我的站里才死了四十几个印第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