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达尼亚·罗卡历数对土著人施加的各种刑罚：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杀掉。还有绞刑、睡翘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里。他肯定地写道，马坦萨斯站的土著人尸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没法估计，但尸骨恐怕与几百也许几千名受害者相符。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叫阿曼多·诺尔曼德，是玻利维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儿，也就二十二三岁。他自称曾在伦敦学习过。他的残忍在乌伊托托人中已经成了“地狱般的神话”，因为他杀死了大批的乌伊托托人。阿比西尼亚站则对阿维拉多·阿圭罗站长及其助手奥古斯托·希门尼斯进行了罚款，因为二人把印第安人当靶子射击，而且明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会浪费对公司有用的劳动力。
尽管两地相距甚远，但罗杰不止一次地觉得，一条脐带把刚果和亚马孙地区连接在了一起：对财富的贪婪、人类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制造着邪恶，因而在两地同样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这还不够吗？魔鬼在这永恒的争斗中是不是取得了胜利？
等着他的明天将是紧张的一天。领事找到了三个英国籍的巴巴多斯黑人，他们在阿拉纳橡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条件是事后把他们送回英国。
罗杰睡得很少，但天一亮就醒了，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洗漱，穿戴完毕，戴上巴拿马草帽，拿起照相机，既没见领事也没见仆人，走出了领事的住所。天空一望无云，阳光照射在街上，开始热起来。到了中午，伊基托斯就会变成一座火炉。街上已经有了行人，绘着红蓝双色的喧闹小电车也在行驶。有点儿像东方人、皮肤呈黄色、脸上臂上涂着几何图案的印第安人流动商贩不时地向他兜售水果、饮料、活的小动物（小猴子、金刚鹦鹉、小蜥蜴等）、箭镞、木槌、吹箭筒等。许多酒吧和饭馆仍在营业，但顾客很少。几个醉汉叉开双腿躺在铺棕榈叶的屋檐下睡觉，几条野狗扒着垃圾。罗杰想道：“这个城市简直是一块邪恶、发臭的空地。”他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散步了很长时间，穿过中心广场，认出了行政长官的官邸，来到了有着石栏杆的堤岸。堤岸的路很漂亮，走在上面可以看见宽阔的河流，河面上的小岛好像在漂浮着。远处，对岸高大的树木沐浴着阳光。
熠熠闪光的堤岸到了尽头就消失在一片茂盛的树林和栽满树木的斜坡中。斜坡下面是一座码头。他看见几个光脚穿短裤的男孩在钉木桩，他们都戴上了防晒的纸帽子。
男孩不像是印第安人，更像是乔洛。其中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岁，身材很匀称，每捶一下，肌肉就突出一下。犹豫了片刻，罗杰走近他，取出了照相机：
“我能给您照一张相吗？”他用葡萄牙语问道，“我可以付钱。”
男孩看了他一眼，没听懂。
他又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了两遍。男孩笑了，跟另外一个叽咕了几句，罗杰猜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最后男孩转向他，打着响指问道：“给多少？”罗杰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把硬币。男孩看了看，数起来。
在两个新朋友的笑声和玩笑中，罗杰让男孩摘下纸帽，抬起胳膊，露出肌肉，摆出古希腊掷铁饼者的姿势，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为了摆姿势，他触到了男孩的胳膊。他情绪紧张，天又太热，他感到自己的手湿润了。他发现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便停了下来，不再拍。他把钱给了男孩，赶忙回到了领事住所。
看到委员会的朋友们正坐在桌旁同领事一起用早餐，他也加入，解释说他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好好地散步。吃煎木薯、喝甜得要命的水一样的咖啡时，斯泰尔斯先生向大家说明那几个巴巴多斯黑人都是些什么人。他要事先告诉大家，那三个人都在普图马约工作过，但是跟阿拉纳的公司闹了别扭，觉得秘鲁亚马孙公司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的证词中充满了怨气。领事建议不要让三个巴巴多斯人同时出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因为那样他们会感到害怕，不敢开口。于是把委员分成二人或三人一组。
罗杰和塞莫·贝尔一组。正像所预料的那样，与第一个巴巴多斯人的会见刚开始不久，塞莫·贝尔就以极度口渴、感到不舒服为托词走掉了，留下罗杰一个人，单独跟那位阿拉纳公司的前工头谈话。
那巴巴多斯人名叫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他自己也不确定有多大岁数，自认为不超过三十五岁，是黑人，拳曲的头发比较长，已经有些白发。穿着衬衣，敞着怀，肚脐眼都露了出来。一条粗布长裤不到脚踝处，用一段绳子系在腰间。没穿鞋，一双大脚满是石头般的硬皮，指甲很长。他那口语化的英语有时掺杂几个葡萄牙语单词和西班牙语单词，罗杰听起来很吃力。
罗杰用简单的英语向他保证，他的证词是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被自己说的话牵连。罗杰只听，不记录，仅仅要求他所说的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事是真实的。
二人坐在凯斯门特卧室对面的小阳台上。长凳对面的小桌上摆着一罐木瓜汁和两只杯子。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六年前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同另外十八个巴巴多斯人一起被堂胡里奥·阿拉纳的兄弟利萨尔多·阿拉纳雇去，在普图马约一个收购站当工头。去了之后他就知道被骗了，雇他的时候并没告诉他要花大部分时间去“打猎”。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打猎’？”凯斯门特问道。
就是到村落里去猎取印第安人，让他们到公司的领地来收割橡胶。不管是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列希加洛人还是波拉[60]人都行，只要该地区里有。那是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去割取橡胶，所以必须强迫他们。“打猎”要进行长途远征，有时一无所获，你到了，可村子里空了，村民都逃光了。有时幸好还有人，就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别反抗，但他们还是用吹箭筒和木棒进行反抗，于是就动手打了起来。最后把他们的脖子捆起来，把还能走路的男男女女像赶牲口一样赶回来。为了不耽搁行程，就把老人和婴儿丢在那里不管。依波奈姆没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干过无偿的暴行，尽管在此人的领导下，他在马坦萨斯站干了两年之久。诺尔曼德先生是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
“无偿的暴行？”罗杰打断他道，“请举个例子。”
依波奈姆在板凳上很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黑眼珠在眼白里跳动了一下。
“诺尔曼德先生有个怪癖，”依波奈姆躲开了罗杰的目光，低声道，“譬如，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也就是说，不如他的意，他就把这个人的孩子扔进河里淹死，而且是他亲自动手。”
他停了一会儿，又解释道，看到诺尔曼德先生的怪癖，他很紧张。这种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甚至有一天，他异想天开，想把左轮里的子弹打光，就朝离他最近的人开了枪。依波奈姆因此要求换一个站，于是调到了乌尔蒂莫·列蒂洛站，这才睡上了安稳觉。这个站的负责人叫做阿尔弗雷德·蒙特。
“您执行任务时杀死过印第安人吗，托马斯先生？”
罗杰看见了这个巴巴多斯人躲躲闪闪的眼光。
“这也是工头和‘小伙子’工作的一部分，”他耸了耸肩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理性人’[61]。普图马约真是血流成河，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在那里，生活本身就是杀戮和死亡。”
“您能告诉我您杀死过多少人吗？”
“我从来没计算过，”依波奈姆立即答道，“我干必须干的事，总想着：干过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完成得很好，因此我认为公司对我太刻薄了。”
他长时间沉浸在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中，对前雇主很不满。雇主们指控他与把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伊里亚特先生家的橡胶园有牵连，而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一直与伊里亚特先生争夺劳动力。那不是真的，乌伊托托人消失于乌尔蒂莫·列蒂洛站后，据说又出现了，并为哥伦比亚人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实际上，出卖乌伊托托人的正是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蒙特本人，此人既贪婪又吝啬，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就说是依波奈姆、戴顿·克兰敦及辛巴达·道格拉斯三个人所为。完全是污蔑，公司却相信了他，而这三个工头则不得不出逃。历经可怕的苦难来到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的头头们曾下令，要“理性人”只要一遇到这三个人就把他们干掉。现在，依波奈姆和另外两个同伴只能靠乞讨和当临时工谋生。
公司拒绝为他们返回巴巴多斯支付船票钱，还控告他们随便离岗。伊基托斯的法官当然认为阿拉纳公司有理。
罗杰答应他，政府会负责把他和两个同伴送回国，他们毕竟是英国公民。罗杰刚把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送走，就累得马上倒在了床上，不停地出汗，全身疼痛，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从头到脚，一个器官接着一个器官，一点点地折磨着他。先是刚果，现在是亚马孙，人类的苦难难道没有尽头？世界上充满了野蛮行径的飞地到底还有多少？几百、几千、几百万？现在又在普图马约等着他。能不能打败这条七头蛇[62]？在一个地方砍掉它的头，在另一个地方又生出来，更加嗜血，更加可怖。他慢慢地睡着了。
梦中，在盖尔的一面湖边，他看见了母亲。高大的橡树枝叶间洒下了淡淡的阳光。他又激动地颤抖着看见今早在伊基托斯堤岸上为之拍照的那强壮的男孩。他在盖尔湖畔做什么？也许那是位于厄尔斯特的爱尔兰湖泊。安妮·杰弗逊挺拔的倩影消失了。他的忧虑并不是因为人们在普图马约受到奴役所引发的悲哀与同情，而是因为安妮·杰弗逊（其实他并没有看见她）在四周树丛中对他的窥视。尽管如此，恐惧并没有减弱他见到伊基托斯那个男孩时感到的激动。
男孩犹如湖神从水中显露出来，身体淋漓着湖水，每走一步，肌肉就弹动一下，脸上挂着傲慢的笑意，使得他在梦中颤抖起来，呻吟起来。醒来时，他恶心地看到自己射精了。他洗了洗，换了短裤和长裤。他感到羞耻，毫无安全感。
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刚刚接见了巴巴多斯人戴顿·克兰敦和辛巴达·道格拉斯。罗杰发觉委员们被他们的证词搞得都很累。那两个前工头讲的话依然是赤裸裸的，跟依波奈姆对罗杰·凯斯门特讲的话一样。看样子不管是戴顿·克兰敦还是辛巴达·道格拉斯，都特别热衷于否认曾把那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橡胶商。
“鞭打，截肢，杀害……他们对此毫不在意，”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不停地说道，看样子他并不怀疑贪婪会引发恶行，“他们觉得这种残暴行径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辛巴达刚才的话，我简直听不下去，”亨利·费尔加尔承认，“所以不得不出去呕吐。”
“诸位都看到了外事办搜集的文件，”罗杰·凯斯门特提醒大家，“你们认为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二人的指控是编造的吗？”
“编造的，倒不是，”沃尔特·福尔克反驳道，“却是夸大的。”
“这次开胃酒之后，不知我们在普图马约还能碰到什么事。”路易斯·巴恩斯说道。
“他们很可能变得谨慎，”植物学家说道，“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粉饰了的现实。”
领事打断大家的谈话，说午饭准备好了。领事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盘玉米饼裹着的鲱鱼和蛇片沙拉。除了他，委员们几乎一口没吃。大家一直在沉默，沉浸在对刚才会面的回忆之中。
“这次旅行肯定是一次下地狱，”刚刚加入谈话的塞莫·贝尔转身对罗杰·凯斯门特说道，“您都经历过，幸存了下来。”
“但是伤口还没有愈合。”罗杰意味深长地说道。
“没那么严重，先生们，”斯泰尔斯先生吃得高兴，给大家鼓劲道，“睡一个洛雷托式的午觉就好了。跟秘鲁亚马孙公司当局和头头们谈话会比跟黑人谈话顺利些，真的。”
罗杰没睡午觉，他坐在卧室里作为床头柜的桌前，凭记忆把与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的谈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并且把委员们与另外两个巴巴多斯人谈话后得出的证词做了摘要。接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记下了当天下午将向行政长官雷伊·拉马和公司经理总巴勃罗·苏马埃塔提出的问题。斯泰尔斯先生曾批露，巴勃罗·苏马埃塔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姐夫。
行政长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委员会成员，上了啤酒、果汁和咖啡，命人搬来几把椅子，分发了蒲扇，让大家凉快凉快。他仍然穿着那天傍晚穿的马裤和靴子，但没穿绣花背心，而是一件白色亚麻外衣，里面的衬衣像俄罗斯大衬衣般扣着领扣，雪白的鬓角和优雅的动作显得他的气质很高贵。他向大家说，他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欧洲供职数年。他指着墙上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胸前斜挂绶带、个头不高但很潇洒的人的照片说，他是应这位共和国总统奥古斯托·贝纳尔迪诺·莱吉亚的要求就任现职的。
“总统让我向诸位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我们可以不用翻译了，行政长官先生。”
“我的英语很糟，”雷伊·拉马讨好地打断道，“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
“英国政府曾要求莱吉亚总统的政府调查关于在普图马约发生的被揭露事件，但竟无下文，英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司法行动正在展开，凯斯门特先生，”行政长官急忙答道，“我们的政府没等陛下要求就进行了调查。为此我们任命了一位特别法官，此人正在来伊基托斯的路上。那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您是知道的，利马离伊基托斯太远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利马派法官来？”路易斯·巴恩斯插嘴道，“伊基托斯难道没有法官？昨天为我们设的晚宴上，您不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法官吗？”
罗杰·凯斯门特看到雷伊·拉马以慈祥的眼光扫了巴恩斯一眼，只有看待不懂事的孩子或成年白痴时才用这种眼光。
“此次谈话是保密的，对吧，先生们？”罗杰最后问道。
大家都点头同意，只有行政长官犹豫了一会儿回答：
“我们的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进行调查，正是证明其诚意，”行政长官解释，“找一名教学法官去调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极不自在地停了下来。
“明白人不用细说。”他添上了一句。
“您是不是说：在伊基托斯，没有一位法官敢跟阿拉纳先生的公司对抗？”罗杰·凯斯门特轻声问道。
“这里不是文明昌盛的英国，先生们。”行政长官一口喝光手中杯里的水，难过地低声道，“如果说一个人从利马到这里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官、当局者、军人、公务员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或许根本来不了。在等待发薪水的时候，这些人靠什么维持生活？”
“靠秘鲁亚马孙公司慷慨施舍？”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雷伊·拉马抬起手，挺直身子说道，“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以贷款的方式向公务员提前支付薪水，原则上这笔钱是要还的，但利息很低。不是白送，也不是贿赂，是与政府之间达成的诚信的协议。不过，尽管如此，既然法官们靠这笔贷款生活，在对待阿拉纳先生公司的问题上自然就不能大公无私了。诸位懂了，对吗？因此，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就是为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不就是坚持弄清真相的最好证明吗？”
委员们喝着水或啤酒，感到茫然，无话可说。“有几个委员正在为回欧洲寻找借口呢？”罗杰想道。他无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也许只有路易斯·巴恩斯是例外，因为他在非洲生活过，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都像在英国那样行事。
“在那个地区还有什么当权人物要我们去拜访吗？”罗杰问道。
“有几位检察官为了一位主教的死去了那里，此外就没有什么人了。”雷伊·拉马说道，“那个地区很远，几年前还是一片没开发的森林地带，只有野蛮人的部落。政府还能派什么重要人物去呢？去干什么？去让食人族吃掉吗？如果说那里现在有了商业活动和工作机会，并开始了现代化，那要归功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和他的兄弟。要承认这一点，他们是第一批为了秘鲁而征服这片土地的人。如果没有公司，普图马约早就被哥伦比亚占领了。他们一直想攫取这个地区，这一点不容忽视。普图马约不是英格兰，那是一个遥远的、与世隔绝的、生了双胞胎或畸形儿就被淹死在河里的异教徒居住的世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是先驱者，他带去了船只、医药、天主教、衣服，还有西班牙语。当然，暴行应该受到制裁，但是请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激发贪婪的土地。在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中，所有的秘鲁橡胶商都是魔鬼，而哥伦比亚人是同情土著人的天使，诸位不觉得奇怪吗？我读了《真理》上的文章。执意攫取那片土地的哥伦比亚人找到了哈登堡先生这样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只在秘鲁人身上看到了暴力和不法行为，在哥伦比亚人身上却没看到，诸位不觉得奇怪吗？这是偶然的吗？请诸位记住，这个人在来秘鲁前曾在哥伦比亚考卡省的铁路上工作过，会不会是间谍呢？”
雷伊·拉马说累了，喘了口气，喝了口啤酒，挨个看了大家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说：“我赢了一分，对吧？”
“鞭打，肢解，强奸，杀人……”亨利·费尔加尔低声地说道，“您把这些称作把现代化带给普图马约吗，行政长官先生？提出证词的不仅是哈登堡，还有您的同胞萨尔达尼亚·罗卡。我们今晨询问过的三个巴巴多斯工头也都证实了那些残暴行径，他们也承认干过这种坏事。”
“那么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行政长官肯定地说，“普图马约当时要是有法官、警察和行政机关，他们早就受到惩罚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蛮和残暴。我并不为任何人辩护，也不为任何人开脱。诸位还是去吧，去亲眼看看，自己作出判断。我们的政府本可以禁止诸位入境，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事务，但还是干涉了。相反，我得到指示，要给诸位提供一切方便。先生们，莱吉亚总统很敬重英国，他希望秘鲁有一天也会成为跟诸位的国家一样伟大的国家，因此诸位来到了这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随便调查什么。”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光线暗下来。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沉重的噼啪声，屋顶仿佛将要塌下来，水柱将落在大家身上。雷伊·拉马做出忧郁的样子：
“我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很爱他们，”他苦笑道，“我有一年没看见他们了。能不能见到他们，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当莱吉亚总统要求我到这远离世界的角落来为国家服务时，我没有犹豫。我来到此地不是为了保护罪犯，先生们，恰恰相反，我只求诸位理解，在亚马孙腹地工作、搞商业、建工厂跟在英国不同。如果有那么一天，这片原始森林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西欧的水平，都要归功于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这样的人。”
大家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回答了，有时躲躲闪闪，有时则直截了当。罗杰最后没能对此人作出清晰的判断。他有时像在演戏的无耻之徒，有时又像重任在肩、想尽力经受得住考验的好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知道存在着暴行。尽管他并不喜欢，但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弱化它。
大家向行政长官告别时，雨已经停下来。大街上，各家的房顶滴着水，到处都是水洼，蛤蟆在其中啪啪地跳着，空中飞满了大麻蝇和长脚蚊，刺得大家浑身是泡。大家一言不发，低着头来到秘鲁亚马孙公司。那是一处宽大的宅院，瓦片铺的房顶，花砖砌的门面。就在这处宅院里，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正等着见他们。这是他们当天的最后一场会面。还有几分钟，大家在空荡荡的中心广场溜达了一会儿，好奇地观赏了古斯塔夫·埃菲尔工程师的铁房子。架构已经拆开，展示在露天下，像史前动物的骨骼。周围的酒吧和饭馆已经开门，音乐声和嘈杂声震得伊基托斯的黄昏如此昏昏沉沉。
秘鲁亚马孙公司位于离中心广场不远的秘鲁大街，是伊基托斯最高大、最结实的建筑物，两层楼，水泥和金属板构成，外墙涂成浅蓝色。巴勃罗·苏马埃塔在其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叶片宽大的电扇，但没开，等着来电。尽管天气极热，年近五十岁的苏马埃塔却仍穿着黑色外衣和花里胡哨的背心，系着蝴蝶领结，蹬着亮晶晶的短统靴。他郑重其事地向每个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问一声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托斯招待得是否妥当、是否还需要什么，他对所有人不断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亲自从伦敦发电报来，命令他给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务圆满完成。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明显的歌唱般的亚马孙口音，罗杰·凯斯门特已经能听懂了。每当提到阿拉纳的名字，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都要向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画像鞠个躬。
几个光着脚、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着盛有饮料的盘子走动的时候，凯斯门特趁机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这位主人那严肃的黝黑四方脸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纳头上戴着法式贝雷帽，服装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也许是在伦敦塞维勒路上的裁缝店里制作的。据说这位全能的橡胶国王在日内瓦的比亚里兹区有宫殿式的别墅，在伦敦的肯辛顿街有花园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亚马孙原始森林中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奥哈以卖草帽为生。这一切都真假难辨，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精明和自满。
巴勃罗·苏马埃塔通过翻译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轮船自由号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登船。还为他们配备了在亚马孙各支流航行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最好的船员。尽管如此，这次航行到普图马约可得作出点儿牺牲：根据天气情况，要花八到十天。没等委员中有人提问，他赶忙递给罗杰·凯斯门特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文件。
“关于诸位所关心的事，我提前准备了这些文件，”他解释道，“都是关于收购站管理人员——站长、副站长和工头们——应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规定。”
苏马埃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提高了嗓音并做出各种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展示给大家，一面用广场演说般的声调和姿态一项项地念着：
“严禁对土著人及其妻子儿女亲属进行体罚，不准对上述人等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侮辱；对经证实犯有错误者可予以斥责和警告；根据错误之严重程度可处以不同的罚款；对特别严重者可予以辞退；对具有犯罪性质者可移送最近之有关当局处理。”
他简要地念着规定，不断地重复，旨在拖延到最后念出“要避免针对土著人的不法行为”。中间还停下来解释“职员们也是人”，有时会违反规定；发生不法行为时，公司应予以制裁。
“最重要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里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发生，那也是例外情况，是不遵守我们对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轨员工所为。”
他说得又多又卖力，显然有些累了，便坐下来，用业已潮湿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我们在普图马约能见到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工程师控诉的那几位站长吗？他们是不是逃掉了？”
“我们的职员没有一个逃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发怒道，“为什么要逃？难道只因为两个敲诈者的污蔑就要逃跑？那两个人是由于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才编造出无耻谎言。”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杀掉，被鞭笞，”罗杰·凯斯门特一字一句地说道，“对此种暴行的控诉已经震惊了文明世界。”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感到震惊。”巴勃罗·苏马埃塔愤怒地抗议道，“但此时让我震惊的是，诸位这样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没有事先调查，竟相信这样的谎言。”
“我们会去调查此事。”罗杰·凯斯门特提醒道，“认认真真地调查，请不要怀疑。”
“您以为阿拉纳、我，还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杀害土著人的杀人犯？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橡胶商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吗？对我们来说，每个工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这种杀害是真的，那么普图马约就连一个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吗？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脚、任人杀害的地方。这种控诉只有极端白痴的人才干得出，凯斯门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们就会破产，橡胶工业就会垮掉。这一点，连在那儿工作的职员都清楚，因此他们尽力让那些野蛮人满意。”
他挨个儿看了看每一位委员。前一刻还怒气冲冲，这一刻又发起愁来，作欲哭无泪状：
“对他们好，让他们满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说道，“都是些原始人，这意味着什么，诸位知道吗？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们当然不允许吃人，不对吗？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们加以禁止，他们有时就生气了，就干出野蛮人干的事。我们能让他们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儿溺死吗？当然不，溺婴是不仁慈的，不是吗？总之，诸位会亲眼看到，到时候诸位就会理解英国这样对待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这样对待一家为改变这个国家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罗杰·凯斯门特想，巴勃罗·苏马埃塔简直快要落泪了。但他错了，那位总经理友好地笑了。
“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诸位说说了，”他带有歉意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
委员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向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提问，他的回答拖得很长，有时连翻译都摸不着头脑，让他一字一句地再说一遍。罗杰没有参与提问，他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很明显，苏马埃塔嘴里没有实话，什么都否认，不断重复着阿拉纳公司在伦敦回答记者批评时给的理由——诸如也许偶尔有个别心胸狭窄的员工做得过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说杀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图马约的短工本来就很少，还要吓他们，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干得出；等等。罗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果的时空：同样的恐怖行为，同样地蔑视真相。所不同的是，苏马埃塔讲的是西班牙语，比利时官员们讲的是法语，而睁眼说瞎话这一点则是同样地无所顾忌，因为二者都认为收割橡胶赚钱是基督徒的理想，对那些异教徒干坏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嗜食人肉，杀害亲生子女。
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出来，罗杰把同事们送到他们的住处，自己并没回英国领事的住宅，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伊基托斯溜达了一会儿。他一贯喜欢走路。单独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黄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数小时。但是在伊基托斯没铺沥青、坎坷不平、到处有蛤蟆在里面鼓噪的水洼的大街上，他总是走得磕磕绊绊。街上的噪声很大。酒吧、饭馆、妓院、舞厅和秘密赌场里挤满了喝酒、吃饭、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门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儿童在向里面偷看。他见晚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余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间的微光照射下几乎摸着黑地走。后来他察觉已经来到中心广场（名字倒很响亮）的方形地块，便在周围转了一圈。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葡萄牙语向他问候：“晚安，凯斯门特先生。”原来是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伊基托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他们是在行政长官举行的晚宴上认识的。于是罗杰在长凳上长老的旁边坐了下来。
“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观赏星星，呼吸新鲜空气，只要把耳朵捂起来不去听那地狱般的噪声，倒是很惬意的。”长老用葡萄牙语说道，“有人给您讲解了这铁房子的事吧？那是一个半疯的橡胶商在欧洲买下的，正在那个角落里组装。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示过。据说在这里将成为社交俱乐部。您想想，在伊基托斯这种气候下，一座金属建的房子岂不成了火炉？目前还只是一个蝙蝠穴，上百只蝙蝠吊着一条腿在那里睡觉。”
罗杰·凯斯门特请他讲西班牙语，自己听得懂。但乌鲁蒂亚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奥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过十年，所以宁愿讲葡萄牙语。他来到秘鲁的亚马孙地区还不到一年。
“我知道您从未去过阿拉纳先生的橡胶公司，但您无疑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可以请您谈谈看法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吗？”
神父叹了一口气。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凯斯门特先生。”神父低声道，“我们这儿离普图马约太远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是城市，有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法官、军队和警察，尽管如此，都会出事。何况在那里？那里只有公司职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显得很苦恼。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买卖土著女孩，”他以怜悯的声调说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是没办法。”
“又是一个刚果。到处是刚果。”罗杰想道。
“那有名的‘打猎’，您听说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长老又道，“袭击土著村落去捕猎收割橡胶的人。袭击者不仅劫持男人，还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后带到这里卖掉；有时带到马瑙斯去，在那儿似乎能卖到好价钱——在伊基托斯，买一个女仆最多只花二三十索尔。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甚至五个女仆。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奴隶。她们一天到晚地干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个茬儿就棒打。此外，还要为主人儿子的第一次性行为服务。”
他又叹了一口气，最后喘了起来。
“当局不能管一管吗？”
“原则上，不可能。”乌鲁蒂亚神父说道，“半个多世纪前，秘鲁就禁止奴隶制了。你可以报警，向律师求助，但这些人也都买女仆。此外，女孩即便被赎出来，当局又能拿她们怎么办？当然了，要么留给自己，要么卖掉，但不能再卖给某个家庭，于是卖到妓院去。以后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不能让她们回到原来的部落去吗？”
“原来的部落几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胶公司去了，没地方送她们啊。干吗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赎出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她们留在那个家里。有些人对她们不坏，跟她们熟悉起来，但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这样觉得吗？”
“怪事、怪事。”罗杰·凯斯门特不停地重复道。
“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也都认为。”乌鲁蒂亚神父说道，“我们在传教所几小时、几小时地动脑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毫无办法。我们曾跟罗马交涉，请他们派修女来为这些女孩开办一所学校，至少让她们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们上学吗？很少。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被视为牲口的。”
神父又叹息起来，说话时显得极为沉痛。罗杰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样子，便想赶快回到英国领事的住所去，于是站了起来。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么，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握着他的手，告别道，“在欧洲进行的揭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委员会能来到洛雷托，我看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有人能帮助这些可怜人，那就是你们了。我将为你们能平安无恙地从普图马约回来而祈祷。”
罗杰回住处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对街上酒吧、妓院里的事，对其中发出的噪声、歌声、吉他弹拨声不闻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从部落里抢来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装进麻布包、塞进船舱、带到了伊基托斯，以二三十索尔卖给一个家庭，擦洗房间、下厨做饭、打扫厕所、洗涤脏衣、挨打受骂，有时还要被雇主或雇主儿子奸污。同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9
牢房的门一打开，罗杰·凯斯门特就看见典狱长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门槛旁。他想，有人来探监了，是格，也许是爱丽丝。但是典狱长并没叫他站起来去探视室，而是一言不发，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申请被拒绝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来，肯定会双腿打战，倒在地上。
“你不是总说要洗澡吗？”典狱长冷冷地曼声问道。
“这是满足我最后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刽子手就来了。”
“这可是违反狱规的，”典狱长带有某种感情地低声说道，“不过，今天是我儿子一周年祭日，我想以怜悯他人的行动纪念他。”
“谢谢您。”罗杰说着站了起来。典狱长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客气过？
看到典狱长出现在牢房门口时，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动；此时血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
他走进发黑的走廊，跟随矮胖的典狱长来到了浴室。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面墙上镶有一排便器，对面墙上有一排淋浴头和水泥尚未被磨净的洗脸盆，发锈的水龙头在滴水。罗杰脱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接着钻进了喷头下。典狱长就站在门口等着。水流一冲，罗杰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同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闭上眼睛，感受着滑过全身的冷水。他从挂在墙上的胶木盒中拿出一块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来。他很高兴，也很激动，水流不仅冲去了多日来积在身体上的肮脏，也荡涤了他的担忧、苦恼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冲，洗了很久。典狱长站在远处，不得不拍手让他快点儿。罗杰用衣服擦干了身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把头发抹抹光。
“您让我洗澡，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典狱长。”回牢房的途中，他说道，“您把生命和健康还给了我。”
典狱长咕哝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罗杰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但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在了地上。
他想起了罗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国最后六个月里的助手和朋友，是个很出色的人，忠诚、能干、英勇，是他在德国U-19潜艇中的旅伴和难友。此外还有军士丹尼尔·朱利安·拜莱（也叫朱利安·贝伟利），当时他们乘潜艇到达爱尔兰的特拉利海湾，快到岸边时，三个人由于不会划船，差点溺水而亡。不会划船？！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蠢事掺杂在大事里，就会把大事毁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圣周星期五那个浓雾笼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雨，大海波涛汹涌。德国潜艇把他们仨送上不断摇晃的三桨小船后便消失在浓雾中。“祝你们好运！”潜艇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声，表示告别。他又感到那种软弱无力的可怕感觉，于是试图抓牢被海浪打得颠簸不已的小船。三个生手根本无法把船拨到朝向岸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当时处在什么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打转，画出半径变来变去的圆圈。谁都无力应付这种海浪。海浪拍打着船侧，把船撞来撞去，随时可能把船撞翻。实际上，确实翻船了。有几分钟的工夫，三个人差点儿淹没在水中。他们在水中啪啪地划着双臂，咽着发苦的海水，最后才把船拨直，互相帮助着爬上小船。罗杰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国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受伤发炎，但是在黑尔格兰岛[63]上仍努力学习驾驶摩托艇。他们在该岛靠岸，换乘U-19潜艇，因为U-2潜艇在威廉港[64]出了故障。从黑尔格兰岛到特拉利海湾的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伤口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罗杰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晕呕吐得厉害，几乎一口东西没吃，在狭窄的舱房里站不起来。他想着蒙泰特对待红肿伤口的那种禁欲式的忍耐。U-19潜艇上德国船员给他用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伤口仍在化脓。指挥U-19的威斯巴赫船长预言，登陆后如不立即治疗，伤口将患上坏疽。
他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当时，两个旅伴决定让罗杰先藏起来，由他们去向特拉利的志愿者求援。这样决定是因为罗杰有着被英国士兵认出来的危险，他是守卫英帝国的走狗们觊觎的猎物啊。
此外，罗杰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体极为虚弱，疲惫不堪，曾两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续了好几分钟。两个朋友给了他一只左轮手枪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罗杰回忆他看到燕子在周围盘旋，听到燕子的叫声，发现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湾沙地上绽放着野紫罗兰时，心想他终于抵达爱尔兰，双眼充满了泪水。蒙泰特上尉临行时向他行了个军礼。上尉个子不高，强壮、灵活、不知疲倦，是对爱尔兰爱到骨髓里的爱国者。他在林堡营地被战俘们抵制（不是公开仇视），战俘们拒绝登记参加罗杰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共同（不是在德国的命令下）组建的爱尔兰纵队。尽管如此，罗杰在德国与他共事的六个月里，从没听到他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从没发现他在助手面前流露过萎靡不振的迹象。
蒙泰特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那只红肿、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马虎，早已松开。他的样子疲惫不堪。军士丹尼尔·拜莱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着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浓雾中。罗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经到达那里而没被皇家爱尔兰警察捉住？会不会已经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志愿军的人接上头？军士丹尼尔·拜莱被捕一事，他一无所知。罗杰先是在海军司令部受到英国情报局头头们的审问，后在伦敦警察局受审。在长期的审问中，军士的名字从未被提到，却在总检察官指控罗杰叛国的审理法庭上作为证人突然出现了，这让罗杰感到很难过。丹尼尔·拜莱的证词中谎话连篇，但一次没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没有被捕？或许被杀害了？罗杰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时安全无事，躲藏在爱尔兰的某个角落里。也许他参加了圣周起义，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险而斗争时与许多无名的爱尔兰人一起牺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邮政局里同他所敬仰的汤姆·克拉克在一起射击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堪称楷模的生命。
他那次的冒险其实是不明智的。他个人以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理由认为，只要他从德国回到爱尔兰，就可以阻止由爱尔兰志愿军军事委员会的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划而爱尔兰志愿军统帅约恩·麦克尼尔一无所知的圣周起义，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理性说服不了虔诚的信徒和殉道者。”罗杰思忖道。他曾亲自参加过爱尔兰志愿军内部那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的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与德国的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因为德军可以牵制英国强大军队的主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年轻的普伦凯特在柏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策划起义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直到最后仍把计划瞒着他，令他在柏林最后得到消息？但同时他得知德国海军司令部排除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可能。当德国人同意向起义者运送武器时，他坚持亲自把武器运到爱尔兰，盘算着去说服那些领导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进攻的配合，就会酿成无谓的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根据他作出此判断后的那几天里从各方面搜集的消息来看，起义确实是一次英雄行为，但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志愿军最英勇的领导人被屠杀，几百名志愿者被监禁。
镇压还在持续。爱尔兰独立事业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