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9月14日，不到中午，委员会的成员们就从伊基托斯出发了。罗杰雇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的人当翻译，那是他曾见过的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此人会讲西班牙语，也能使用在橡胶公司中通用的两种土著语言——波拉语和乌伊托托语——进行沟通。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十五艘船中最大的自由号保养得很好，拥有若干双人间小客舱，船头和船尾都装有吊床，供愿意露宿的客人睡觉。拜肖普害怕回到普图马约，所以要求罗杰·凯斯门特以书面形式保证他在旅行期间受到委员会的保护，事后要由英国政府把他遣返回巴巴多斯。
纳坡河与卡克塔河之间那片广阔土地的省会叫做乔雷拉，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就设在那里。从伊基托斯到乔雷拉的航行持续了八天，那是燥热难耐、蚊虫如云、乏味无聊、景色一律、噪声单调的八天。轮船沿亚马孙河下行，从伊基托斯开始，河面越来越宽，直至两岸互相望不到。在塔巴廷加穿过巴西边界，继续沿雅瓦里河下行，接着沿伊加拉巴拉那河回到了秘鲁。这段河道的两岸略微接近，有时，两岸的攀藤植物和高大树木的枝叶笼罩在甲板之上，能听到、看到成群的鹦鹉在树木之间叽叽喳喳地盘旋飞舞，慢条斯理的红羽苍鹭耍平衡似的用一条腿站在小岛上晒太阳，灰色的龟壳从苍白的水面中露出；有时还能看到在岸边泥泞中打瞌睡的鳄鱼那带刺的脊背，这时从船上就会发出猎枪或左轮枪的射击声。
行程中，罗杰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在伊基托斯记下的笔记，为即将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领地度过的几个月安排工作计划。根据外事办的指示，他只能跟在收购站工作的巴巴多斯人谈话，因为他们是英国公民；为了不让秘鲁政府多心，不能打扰秘鲁和其他国家的雇员。但罗杰不想被这项指示限制，如果不同时搜集各收购站站长及其手下的“小伙子”或“理性人”的情况，他的调查就会缺胳膊少腿，还瞎了眼。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其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中如何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早在伊基托斯时，巴勃罗·苏马埃塔就通知委员会的成员，说根据阿拉纳的指示，为了接待委员们、安排好他们的交通和工作，公司事先已向普图马约派了一位主要负责人，胡安·蒂松。委员们猜想蒂松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掩盖不法行径的痕迹，向他们展示遮盖现实情况的假象。
委员们于1910年9月22日到达乔雷拉。这个地方的得名[76]是因为河道突然变窄而激发的湍流和瀑布。水花泡沫、水流哗哗声、湿滑的岩石和深深的旋涡构成一幅雄伟的景象，打破了其支流伊加拉巴拉那河单调的水文。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此地设立了总部。从码头到达乔雷拉站的办公处和住所，必须爬上一片荆棘丛生、陡峭泥泞的斜坡。客船在泥地里搁浅时，乘客们有时必须由印第安装卸工搀扶着保持平衡才不致摔倒。罗杰与前来接他们的人寒暄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看到岸上或扛着货包、或好奇地盯着他们看的半裸土著人为了轰走蚊虫，正张着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臂膀，这些人里每三个或四个就有一个的背部、臀部和大腿上有着结痂，那只能是鞭笞留下的痕迹。刚果，对，到处都是刚果！
胡安·蒂松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色衣服，举止彬彬有礼，像个贵族，一口英语足以和罗杰沟通。他大概五十岁，从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细长的双手和穿着打扮来看，他显然不适合这里的森林生活，而是坐办公室、参加沙龙聚会的城市人。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示了欢迎，并把他的陪同人员向大家作了介绍。一听这个人的名字，罗杰就感到厌恶：维克多·马塞多，乔雷拉站的站长，此人至少还没有逃掉。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在伦敦的《真理》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他称作阿拉纳在普图马约最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
罗杰一面爬坡，一面观察着维克多·马塞多。他看不出年纪，很强壮，个头不很高，是个肤色较白的乔洛，但仍保持着印第安人的特点；扁鼻，厚唇，一张嘴就露出三四颗金牙；表情僵硬，那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与罗杰不同，爬陡坡显得很轻松。他还有些斜视，仿佛在躲避阳光的照射而看往别处，也许是因为害怕与人直视。蒂松没带武器，维克多·马塞多的裤带上却露出了左轮手枪。
在宽敞的空地上，有几栋建在桩子（很粗的树干或混凝土浇铸的柱子）上的房子，第二层都装有栏杆。其中较大房子的房顶铺的是锌皮，较小的铺的是编织好的棕榈叶。蒂松指指点点地作着说明：“那里是办公室。”“这里是橡胶仓库。”“诸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但罗杰几乎没听，只是观察着那一群群或淡漠地看着他们、或移开目光的半裸、全裸的印第安人：瘦弱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脸上和胸上画着图案。他们的双腿瘦得像芦苇秆，肤色黄里透着苍白，嘴唇和耳朵上都有切口，吊着挂件。这使他想起了非洲的土著人，只是这里没有黑人。他从远处看到几个穆拉托[77]和褐色皮肤的人，这些人都穿着长裤和靴子，无疑是一队巴巴多斯人。他数了数，只有四个。至于“小伙子”或“理性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些人虽然也是印第安人，也光着脚，却剪了头发，留着和基督徒一样的发式，穿着长裤和衬衫，腰间挂着木棒和皮鞭。
在住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两人住一间。罗杰·凯斯门特则享有住单间的特权。那是一个小房间，没有床，只有吊床，一件家具既作为箱子又作为桌子，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只洗脸盆、一只水罐和一面镜子；房门口有一口腐水井和一个淋浴喷头。罗杰放下行李，刚安顿好就对胡安·蒂松说，当晚要开始跟乔雷拉站的巴巴多斯人见面、谈话。
当时，他闻到一股类似腐烂植物枝叶的刺鼻油腻味儿钻进鼻子。这股味道充斥了乔雷拉的各个角落。早晨、午间和晚上，在普图马约三个月的行程中一直跟随着他。这种不适的气味使他呕吐、反胃。这种气味仿佛来自空气、土地、各种器物，甚至人体。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流出的橡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加剧着一方的劣行和另一方的苦难，从此，对罗杰而言，这气味就成了劣行与苦难的象征。“很奇怪，”到达的那天，他对胡安·蒂松说道，“在刚果，我多次到过橡胶公司和橡胶仓库，但我不记得刚果的橡胶有这么浓烈的难闻味道。”“品种不一样。”蒂松解释道，“这里的气味难闻，但是比非洲的耐用。为了减轻臭味，在每个运往欧洲的橡胶包里都撒了滑石粉。”
整个普图马约地区，巴巴多斯人的数目是一百九十六人，在乔雷拉却只有六人。尽管罗杰通过拜肖普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证词是保密的，无论怎样也不会因所说的话而被起诉；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为阿拉纳的公司工作，罗杰本人将负责把他们遣返巴巴多斯。但其中仍有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跟罗杰谈话。
同意提供证词的那四个人在普图马约工作了近六年，曾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几个收购站里作为工头服务过，那是介乎站长和“小伙子”或“理性人”之间的职务。第一个跟他谈话的叫唐纳尔·弗朗西斯，是个又高又壮的黑人，有点儿瘸，眼睛患有白翳症。当时他很紧张，对罗杰不很信任，罗杰立即感到从此人嘴里不会得到什么。他只用单个词回答问题，并拒绝控诉。据他讲，在乔雷拉，站长、雇员，甚至野蛮人都相处甚笃，从没发生过问题，更不用说使用暴力了。在委员会面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是经过训练的。
罗杰大汗淋漓，不断地喝水。之后与普图马约的巴巴多斯人的谈话会不会跟这个人同样无用？不是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战胜了起初的疑惧，接受了罗杰代表英国政府作出的帮他们回到巴巴多斯的承诺，并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还激烈地，有时发疯似的进行自责，迫不及待地想卸下良心上的负担。斯坦利·西利的证词讲得有声有色，很详尽，例子很多。尽管对人类的残暴见识了很多，但罗杰听了有时还是感到眩晕，难过得喘不过气来。那巴巴多斯人讲完，已到了晚上。夜间昆虫的嗡嗡声震耳欲聋，仿佛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他们的周围飞来飞去。他们坐在连接罗杰卧室的阳台上的一张木凳上，吸完了一包香烟。在越来越阴暗的夜色中，罗杰看不清斯坦利·西利这个矮小的穆拉托有什么特征，只看得清他的头部轮廓和肌肉发达的臂膀。他在乔雷拉的时间不长，在阿比西尼亚收购站工作过两年，是阿维拉多·阿圭罗和奥古斯托·希门尼斯两位站长的左右手。在那以前曾在马坦萨斯站的阿曼多·诺尔曼德手下干过。他们都不说话了，罗杰感到蚊子在叮咬他的面孔、脖子和胳膊，但他没心思轰走蚊子。
他忽然发觉西利在哭。西利用手捂着脸在轻轻地抽泣，胸部一鼓一鼓地叹着气。罗杰看见了他眼睛里晶莹的泪水。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你有信仰吗？”
“我想我小时候信过上帝。”那个穆拉托嘶哑着嗓子抽泣道，“在我老家圣帕特里克[78]镇，我的教母每星期天都带我去教堂。现在我不知道信不信了。”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跟上帝谈谈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我指的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跟上帝谈话。你可以努力试试，要以跟我谈话时的坦率态度跟上帝谈谈。向上帝谈谈你的感受，谈谈你为什么哭。不管怎样，上帝比我更能帮助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你一样茫然，西利。”
跟菲利普·伯特·劳伦斯与西弗德·格伦威治一样，只要凯斯门特同他们一起经伊基托斯回到巴巴多斯，斯坦利·西利也准备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甚至在胡安·蒂松先生面前，把自己的证词重复一次。
罗杰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油灯，脱下衬衫，用脸盆里的水洗了洗前胸、两肋和面孔。他很想洗个淋浴，但那必须下楼在露天里洗，那样一来，整个身子就会被蚊虫吃掉。夜间的蚊虫成倍增加，咬起人来更凶狠。
他来到底层，去一间也是用油灯照明的饭厅里用餐。胡安·蒂松先生和委员们在喝温吞水般无味的威士忌，正站在那儿谈话。半裸的印第安仆人一道一道地上着煎鱼、烤鱼、煮木薯、白薯和撒在食物上的玉米粉——巴西人也是用这种玉米粉撒在食物上。另外几个印第安人在用麦秸编的扇子轰蚊子。
“您和巴巴多斯人谈得怎么样？”胡安·蒂松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问道。“比预期的要好，蒂松先生，我本来担心他们不肯谈，但刚好相反，其中三个人谈得非常坦率。”
“我希望诸位听到的抱怨跟我听到的一样。”蒂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有需要，公司是愿意纠正、加以改善的。这一直是阿拉纳先生的政策。好了，我想诸位饿了，请入席吧，先生们！”
大家坐了下来，开始盛盘子里的菜肴。委员会的成员们整个下午都在巡视乔雷拉的各种设施，在拜肖普的帮助下同管理部门和仓库的职员们谈话，显得很疲乏，懒得说话——罗杰的第一天谈话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令人沮丧？
胡安·蒂松为大家倒上葡萄酒，事先告诉大家，由于运输和气候原因，法国葡萄酒到了这里有点儿发酸。于是大家宁愿喝威士忌。
吃到一半，罗杰看了服侍大家的印第安人一眼，评论道：
“我看到许多男女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譬如这个女孩。当他们挨打时，一般打多少下鞭子？”
一阵沉默。油灯的噼啪声和小虫子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大家严肃地看着胡安·蒂松。
“这些疤痕大多数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胡安·蒂松很不自在地答道，“诸位知道，他们的部落里有一种野蛮的启蒙仪式，譬如在脸上、嘴上、耳朵上、鼻子上钻孔，为了装进环、牙齿和各种挂件。我不否认有些工头违反公司的规定，鞭打这些人，从而结出疤痕，但我们的章程严格禁止体罚。”
“我的问题跟这没有关系，蒂松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是说，在这么多的疤痕中，怎么没看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上烙有公司的印记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蒂松放下叉子。
凯斯门特说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告诉我，说许多印第安人的身上都烙有公司名称首字母的印记“CA”，即“阿拉纳记”，就像猪、牛、马那样，为了不让他们逃跑，也不让哥伦比亚的橡胶商把他们抢走。那些巴巴多斯人给许多人打过印记，有时用火烙，有时用刀刻。但是我没看到过一个人有这种记号。他们到哪儿去了，先生？”
胡安丢开了端庄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突然满面通红，气得发抖。
“我不允许您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他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喊道，“我是来为你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不是来听你们的讽刺！”
罗杰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我向您道歉，我并不想冒犯您，”他镇静地说道，“虽然我曾在刚果见识过各种难以启齿的残暴行径，但还没见过用火或刀在人的身上烙刻下印记这种事。我相信您不是这种暴行的责任人。”
“我当然不对任何暴行负责。”蒂松鼻眼乱动地又喊起来，眼珠乱转，愤怒至极，“如果有这种事，那也不能怪公司。您没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凯斯门特先生？这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什么人都没有。在这儿工作的站长、工头、助手都不是有教养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些文盲、冒险家、粗人——被原始森林磨炼出的硬汉。有时他们会干出一些不法行为，这就吓坏了文明人。我都知道，请相信我，我们尽了力。阿拉纳先生跟诸位的看法一样，凡是干坏事的都将被辞退。我并不是非法行径的同谋，凯斯门特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我的姓氏是很受尊敬的，我的家族也是举足轻重的。我是个遵守教规的基督徒。”
罗杰心想，胡安·蒂松也许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是个好人。在伊基托斯、马瑙斯、利马或伦敦，他并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他应该诅咒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异想天开地在这个时候派他到这个世界以外的角落来执行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应付各种麻烦事，过着难熬的日子。
“我们应该一起工作，互相合作，”蒂松平复了些，挥动着双手说道，“有不对的地方就纠正，干了坏事的雇员将受到制裁，我说话算话！我对诸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看作朋友，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人。”
过了一会儿，胡安·蒂松说有点儿不舒服，想退席。他道过晚安就走了。
饭桌边只有委员会的成员了。
“像给牲口那样给人烙印记？”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半信半疑，低声问道，“这是真的吗？”
“我今天询问的四个巴巴多斯人中有三个都这么肯定地对我说过。”凯斯门特点头道，“斯坦利·西利说他本人在阿比西尼亚站站长阿维拉多·阿圭罗的命令下这么干过。不过，我觉得印记的事还不是最糟的，今天下午我还听到更可怕的事。”
几个人这么谈着，没吃东西，只把桌上的威士忌喝光。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土著人背上的疤痕，还有在乔雷拉存放橡胶的仓库里发现的颈手枷和刑椅。当着刚刚度过不愉快时光的蒂松先生的面，拜肖普向他们解释了那个用木条和绳索制作的架子的用法：把蜷缩身子跪着的印第安人装进去，让他手脚都动弹不得，然后勒紧木条上刑或是把他吊在半空。拜肖普还说，颈手枷本来一直放在站里的空地上。委员们问仓库里的一个“理性人”是什么时候把刑具藏到仓库去的，那人回答说是在委员们到达的前一天。
大家决定第二天听取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的证词。塞莫·贝尔建议胡安·蒂松也在场，但有人持不同意见，特别是沃尔特·福尔克，他担心在头头面前，巴巴多斯人会收回证言。
那晚，罗杰·凯斯门特彻夜未眠，一直在把与巴巴多斯人的谈话记下来，直到耗完灯油、灯熄为止；倒在吊床上也不能合眼，全身的骨头、肌肉都在疼痛，睡了一会儿，马上又醒了，无法摆脱支配着他的不安情绪。
秘鲁亚马孙公司确实是一家英国公司！有诸如约翰·莱斯特凯爵士、索萨·迪罗男爵、约翰·罗素·久宾斯和亨利·M.里德等在商界和全城备受尊敬的人物。呈给政府的报告里说，以他们的名字和资金注册的企业正在实行奴隶制度：利用带枪的流氓，以“打猎”的手段把印第安男女与儿童捉到橡胶公司里进行残酷剥削，还把他们用刑架吊起来，用火烙刀刻留下印记；如果他们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橡胶的最低份额，就用皮鞭抽打他们直到出血。当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些合伙人看到以上内容时会说些什么？罗杰·凯斯门特曾去过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索尔斯伯里大楼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壮观的地方，墙上挂着庚斯博罗[79]的画作，有身穿制服的女秘书、铺着地毯的办公室、客人专用的皮沙发，办事员都穿着条纹长裤、大礼服、雪白的硬领衬衣，系着别有饰品的领带，手拿账本，来来往往收发电报，拿着发货单与欧洲的工业城市交易那撒有滑石粉、散发气味的橡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普图马约，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安道克人、列希加洛人和波拉人正在逐渐灭绝，没有人肯动一动手指去改变那里的状况。
“这些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试图反抗？”晚饭中间，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道。随后又说：“他们确实没有火器，但他们人很多呀，完全可以起身反抗。虽然可能会死一些人，但相对那些刽子手而言，他们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
罗杰回答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没有反抗，跟在非洲一样。刚果人也没有反抗，只有个别例外的自发事件：个别人或个别集体的自杀事件。当剥削制度发展到了极端，它首先摧毁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肉体。害死人的暴行会毁掉人的反抗意志。偷生的本能把因困惑和恐惧而麻木不仁的印第安人变成了木头人。许多印第安人都不懂得他们的不幸是特殊的、具体的人的劣根性造成的，还以为是神秘的灾害、神的诅咒、上天惩罚的后果——是根本逃脱不掉的。
罗杰在参考文件中发现，普图马约的阿比西尼亚收购站的波拉人曾试图暴动，但是这个话题谁也不愿意提，巴巴多斯人也避谈。当地一位叫做卡特内雷的波拉人的年轻酋长，一天晚上在其部落几个人的帮助下偷走了站长和“理性人”的来复枪，杀死了巴托洛梅·苏马埃塔（巴勃罗·苏马埃塔的亲戚），因为这个人喝醉酒强奸了卡特内雷的妻子。事后，卡特内雷便消失在森林里。公司悬赏要他的人头，还出动几支分队去找他，但两年过去了，也没捉住他。后来，一帮猎人在印第安告密者的带领下，包围了卡特内雷及其妻子藏身的茅屋。酋长逃掉了，他的妻子却被捉了去。站长巴斯克斯当众强奸了她，把她绑在木架上，不给吃不给喝，绑了好几天，还不时地鞭打她。最后，酋长出现了，他无疑是躲在密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受刑。他穿过空地，扔下枪，在木架前温顺地跪下来。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也许已死掉。巴斯克斯叫喊着命令“理性人”不要开枪，他要亲自用粗铁丝挖下酋长的眼珠，在围成一圈的印第安妇女面前，连同酋长的妻子一道活活烧死。事件的结局是浪漫的，罗杰想，也许是经过窜改的，好让这个事件更符合盛行在这片火热土地上爱好恐怖的胃口。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起码留下了一种象征、一个范例：一个起而反抗、惩罚施暴者并像英雄那样死去的土著人。
天刚破晓，罗杰就离开住所，下坡到了河边，在能挡住水流的深水处裸身洗了个澡，冷水使他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穿好衣服，他感到很凉爽，恢复了体力。回到乔雷拉时，他拐了个弯，想去乌伊托托人居住的茅屋区走一走。茅屋分散搭建在木薯、玉米和香蕉种植地中间，呈圆形，屋壁用桃榈木围成，外面用藤条捆好，屋顶垂及地面，铺着编织好的雅里纳树叶。他只看见几个骨瘦如柴、背着婴儿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候；一个男人也没见到。他从茅屋区回来时，看见一个印第安妇女正在把他到达那天换洗的衣服放在他的卧室里。他问要付多少钱，但那妇女（很年轻，脸上画着蓝绿色条纹）不懂地看了他一眼。于是他让弗雷德里克·拜肖普问她应付多少钱。拜肖普用乌伊托托语问了，但那女人好像还不懂。
“不用付钱，”拜肖普说道，“这里不流通货币。再说了，她是乔雷拉站长维克多·马塞多的几个女人中的一个。”
“站长有几个女人？”
“现在有五个。”巴巴多斯人答道，“我刚来工作时起码有七个，她们都被换掉了。这里所有人都这么干。”
拜肖普笑了，还开了个玩笑：“在这种气候下，女人都老得很快，要经常换新的，像换衣服那样。”但罗杰·凯斯门特没笑。
罗杰·凯斯门特后来回想，委员会的成员们去西方站之前，在乔雷拉站逗留的这两个星期是行程中最忙、最紧张的日子。他的休闲方式只是在河里、浅水塘或瀑布不太湍急的地方洗澡，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散步，拍大量的照片，或者在夜里跟同伴们玩玩桥牌。实际上，他白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记笔记、向当地人咨询或者跟同伴们交换所得的印象。
与委员们所担心的相反，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与斯坦利·西利在有胡安·蒂松在场的全体委员会面前全无怯意，不仅确认了对罗杰·凯斯门特所说的话，还揭发了新的血腥暴行，从而扩充了证词。在询问的过程中，罗杰几次看到好几位委员脸色发白，像是要昏倒。
胡安·蒂松坐在委员们的后面，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在小本子上做着笔记。询问完毕，头几天，他还试图淡化并质疑关于酷刑、杀害和肢解的证词，但三四天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吃饭时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人们跟他讲话，他只用单音词低声回答问题。第五天晚上，饭前饮酒时，他爆发了——眼睛通红地对大家说：“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灵魂发誓，我对这一切绝对感到惊讶。我和诸位一样感到莫大的震惊。听到这一切，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讨好诸位，这些巴巴多斯人的揭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此处确实发生过不可容忍、骇人听闻的罪行，应该揭发、惩处。我向诸位发誓……”
他哽住了，只得找把椅子坐下来，手握酒杯，垂着头低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与他在伊基托斯、马瑙斯或伦敦的合伙人不可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事生疑。他要做第一个要求对这一切加以纠正的人。罗杰对他说的前半部分大为感动，心想此时的蒂松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地天真了，他也是人，也会考虑自己的处境、家族和前途。不管怎样，从那天起，他似乎不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官员，而变成委员会的新成员了。他热情而勤快地与委员会合作，送给他们新的材料，随时提醒他们要小心防范。他警惕着，以怀疑的眼光监视着四周。他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可能有性命之虞，尤其是那位总领事。他处在恐惧之中，担心那些巴巴多斯人会向维克多·马塞多透露已承认的事——如果他们透露了，那家伙不等被送上法庭或交给警察就会给委员们设下陷阱再除掉，事后声称委员们是死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可排除这个可能。
一天早晨，情况急转直下。那天一大早，罗杰·凯斯门特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天还黑着，他去开门，从门缝里看到一个黑影，但并不是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而是唐纳尔·弗朗西斯，那个曾坚称这里一切正常的巴巴多斯人。他胆战心惊地低声说考虑好了，现在愿意把真相说出来。罗杰让他进了房间。二人坐在地上谈了起来，因为唐纳尔担心在阳台上谈话会被人听见。
他对罗杰说，之所以说谎，是因为害怕维克多·马塞多。马塞多曾威胁他说，如果对英国人说出这里发生的事，他就别想回到巴巴多斯。等英国人一走，就先割下他的睾丸，然后把他脱光绑在树上让毒蚂蚁吃掉。罗杰安慰他，说他一定能同另外几个巴巴多斯人一样回到布里奇敦[80]。但他不想私下听他的证词，唐纳尔·弗朗西斯应该在所有委员和蒂松的面前讲出。
当天，他就在开过几次工作会议的饭厅里作了证，一副害怕的样子，眼珠乱转，咬着肥厚的嘴唇，有时说不出话来。他讲了三个小时，证词里最富悲剧色彩的是下面的话：两个月前，两个乌伊托托人因为生病，只能收割到极少量的橡胶，维克多·马塞多便命令他和一个叫华金·彼得拉的“小伙子”把那二人的手脚绑起来，扔在河里死死按住，直至二人被淹死。然后又命几个“理性人”把尸体拖到树林里让野兽吃掉。唐纳尔还提出，可以带委员们到尚能找到那两个乌伊托托人的四肢和骨头的地方去看看。
9月28日，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乘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快艇快速号离开乔雷拉站，向西方站驶去。沿伊加拉巴拉那河上行几个小时，途中在维多利亚和奈美内斯两个橡胶集散地停泊，吃了些东西，晚上睡在快艇里。第二天又航行了三个小时，才在西方站靠岸。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带着助手曼努埃尔·托里柯与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到码头迎接他们。“都是一副暴徒和逃犯的面孔。”罗杰·凯斯门特想道。这些人都带着手枪和温切斯特步枪。肯定因为收到指示，所以对来客显得很殷勤。可胡安·蒂松仍提醒大家要谨慎，千万不要让贝拉尔德及其“小伙子”知晓已经调查出的情况。
西方站的地盘比乔雷拉站的小，用尖如长矛的木桩围起来，“理性人”带着卡宾枪在入口处站岗。
“怎么看守得这么严？”罗杰向胡安·蒂松问道，“是不是提防印第安人进攻？”
“谁知道某天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卡特内雷？但这并不是提防印第安人，绝对不是，而是提防哥伦比亚人，他们一直觊觎这片土地。”
菲德尔·贝拉尔德在西方站里有五百三十个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此时正在树林里收割橡胶。他们每十五天送来一次收割物，然后回到树林里再干两个星期。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留在围栏外岸边的居民点。贝拉尔德说，今晚，印第安人要为“来访的朋友们”开欢迎会。
他把大家带到了住处，那是建在木架上的两层方形房子，门窗都装有防蚊纱布。跟乔雷拉站一样，西方站的空气中也充斥着从仓库里散发出的橡胶气味。罗杰看到这里给他准备的是床而不是吊床，不觉高兴起来。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床，铺上充填着谷物壳的床垫，但起码躺上去可以伸展开来。睡吊床使他浑身肌肉痛，又睡不着。
天刚擦黑，欢迎会就在乌伊托托居民点旁的空地上开始了。一群印第安人为来客搬来了桌椅、盛食物的大锅，还有饮料。他们围成一圈，很严肃地等着客人。晴空万里，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但晴好的天气、贯穿生长着茂密森林的平原及其四周的蜿蜒流淌的伊加拉巴拉那河所展现的景色，都未能让罗杰·凯斯门特高兴起来。他知道，即将看到的景象将是悲惨的、令人沮丧的。三四十个印第安男女——男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女人一般说来倒是相当年轻——有的裸体，有的套着罗杰在伊基托斯看见的许多土著人喜穿的无袖衬衫或长袍，围成一圈，随着曼瓜列的节拍跳起舞来。曼瓜列是用挖空的树干做的鼓，乌伊托托人用顶端包有橡胶的木棒敲击出又闷又长的声音，据说这声音可以传递信息，远距离地互相沟通。舞者的脚踝和手臂上都戴着植物种子做的串铃，随着音乐节奏而跳动时发出响声。与此同时，舞者也哼出单调的、带有痛苦意味的歌声，配合他们那严肃、憎恶、胆怯、漠然的面部表情。
后来，凯斯门特问同伴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多数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于是大家就跳舞的乌伊托托人中百分之多少有鞭笞痕迹的问题讨论起来。罗杰说百分之八十，费尔加尔和福尔克说不到百分之七十。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浑身及脸上都有烧痕的皮包骨小孩，要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去调查一下那些痕迹是事故造成的还是惩罚和酷刑造成的。
大家早就计划好在这个收购站要详详细细地调查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就开始了。在菲德尔·贝拉尔德的亲自陪同下先看橡胶仓库，无意间发现称橡胶的磅秤大有问题——塞莫·贝尔想站上去称一称，因为他总怀疑自己的体重可能减轻了。结果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竟减轻了近十公斤！可自己并没有感觉呀，裤腰没显得松，衬衫也没显得宽。凯斯门特也称了称，并鼓励同伴们和胡安·蒂松也去称一下，结果所有人都比平时的体重轻了好几公斤。午饭时，罗杰问蒂松是否认为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的所有磅秤都跟西方站一样造假，好让印第安人以为他们的收割量很少。蒂松早已失去了掩饰的能力，只是耸耸肩：“我不知道，先生们，我只知道在这里什么事都干得出。”
乔雷拉站的颈手枷藏在仓库里，西方站则不同，就放在周围全是住处和仓库的空地上。罗杰让菲德尔·贝拉尔德的助手把自己关进刑具，想体验一下关在这狭窄的笼子里是什么滋味。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还在犹豫，但胡安·蒂松表示准许，并让凯斯门特缩起身子，用手一推，把他关进了颈手枷，但没法勒紧夹住他手脚的木条，因为他的四肢太粗壮了。但是仅仅扣好颈上的抓柄，不用紧勒，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浑身生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地忍受这样的姿势以及背、腹、胸、腿、脖颈和双臂所承受的压力。罗杰出来后，不能活动，不得不扶着路易斯·巴恩斯的肩膀很久。
“印第安人犯了什么错才被关进颈手枷？”到了晚上，罗杰向西方站的站长问道。
菲德尔·贝拉尔德是梅斯蒂索人，很壮实，留着海豹式的胡子，有一对鼓出的大眼睛。他头戴宽边帽，脚蹬长筒靴，腰间系着子弹带。
“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人一说话就露出牙齿，“如杀死自己的孩子、酒醉后把妻子毁容、偷盗、隐瞒赃物等。这种颈手枷并不常用，只用过几次。一般说来，这里的印第安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他语带讥笑地说这番话时，还轻蔑地逐一把委员们打量了一番，仿佛在告诉他们：“我是不得不这样说，你们不一定要相信。”他的这种态度充分表明他对别人的蔑视。罗杰·凯斯门特想象得出这个腰别手枪、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的恃强凌弱者在印第安人中间造成何等令人腿软的恐惧。不久，西方站那五个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在委员会上作证说，一天晚上，他看见菲德尔·贝拉尔德和当时的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站长阿尔弗雷德·蒙特喝醉了酒，打赌看谁能把关在颈手枷里的一个乌伊托托人的耳朵快速而利落地割下来。贝拉尔德用砍刀只一下，就割下了印第安人的耳朵；而蒙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双手直抖，不但没能割下另一只耳朵，砍刀还砍进了那人的脑壳。听完那次的证词，塞莫·贝尔产生了心理问题，承认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话都说不出来了，红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看的、听的够多了，足以证明这里存在着最残酷的野蛮行径。在这个连残暴都变态化的非人世界里继续调查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他建议结束这次旅行，立刻回英国。
罗杰说他不反对其他人回去，但他本人要按原计划留在普图马约，多访问几个收购站。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要把报告写得详尽，使之更具有文献性。他提醒大家，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犯下的，其领导机构中有着备受尊敬的英国大人物，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靠这里发了财。这种怪事应该结束了，责任者应该受到制裁。为此，他的报告应该是详尽的、无可辩驳的。他的这番道理说服了大家，包括意志消沉的塞莫·贝尔。
为了摆脱菲德尔·贝拉尔德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打赌一事产生的恶劣印象，大家决定休息一天。第二天早晨，大家没有进行访谈和调查，而是去河里洗了个澡，又长时间地用小网捕蝴蝶。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在树林里寻找兰科植物。在这个地区，蝴蝶和兰花跟蚊子和蝙蝠一样多，只不过蚊子和蝙蝠是晚间出来，无声地飞来飞去，叮咬站里的鸡、狗和马，有时还传染狂犬病。人们不得不杀死并烧掉这些动物，以防传染病蔓延。
河边飞舞着的蝴蝶种类多、个头大、颜色美，令凯斯门特及其同伴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蝴蝶五彩斑斓，翅膀扇动起来极为优美。当它们落在枝叶上，连空气都轻柔起来，发出光亮的斑点似乎抚慰了这个充斥着无尽卑劣、贪婪、痛苦，每走一步都会遇见道德丑恶的地方。
沃尔特·福尔克见到挂在大树上那么多散发着奇香、使得四周光艳无比的优美兰花，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摘下来，也不让同伴们摘，用放大镜观赏了很长时间，一面拍照片，一面记笔记。
在西方站，罗杰·凯斯门特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运作方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起初，橡胶商与部落之间或许有某种协定，但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印第安人都不愿进森林去割橡胶了，于是站长和“小伙子”就干起了“打猎”的勾当，不付工资。印第安人一分钱也看不到，他们只从仓库里领取收割的工具：给橡胶树割口子的刀子、接汁液的罐头盒、存放橡胶球的篮子等。此外，还有种子、衣服、油灯和食物等日常用品，价格由公司定，所以印第安人总是负债，不得不劳作一生来抵债。站长们没有薪水，是根据每个收购站收到的橡胶量拿佣金，所以他们要求收割大量的橡胶，不得少交。每个割胶者要进入森林十五天，把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站长和“理性人”随意支配他们干家务活或满足性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许多女孩尚未成年就被交换来交换去，有时出于嫉妒还会动刀动枪。每十五天，收割者都回到站里来交纳橡胶，在做了手脚的磅秤上称重量。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的橡胶，就要受到惩罚：鞭笞、关颈手枷、割耳、割鼻。在极端的情况下，酷刑包括杀掉其妻子儿女甚至收割者本人。尸体不是埋掉，而是拖进树林里让野兽吃掉。每三个月，公司派小船和汽艇来收橡胶，就在当地用烟熏、用水洗、撒滑石粉。有时小船和汽艇会把货物运到普图马约和伊基托斯，有时直接运到马瑙斯，从马瑙斯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罗杰·凯斯门特还看出大部分“理性人”都不参加生产劳动，对印第安人而言，他们纯粹是狱卒、行刑者和剥削者。他们整天躺着，吸烟喝酒，消遣方式是踢球、讲笑话或下命令。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印第安人的身上：建造房屋、修理被雨水冲坏的房顶、修补通向码头的小路、洗洗刷刷、扛货、做饭、运东西，等等，只在那么一小会儿空当才去照顾自己的庄稼，否则就没有吃的。
罗杰完全理解同伴的情绪。他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自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但这里发生的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紧张、焦躁，有时还感到沮丧，那么另外一些人会怎么样呢？那些人都在文明世界度过大部分时光，以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文明，是法制社会，有教会和警察，有禁止把人当牲口使唤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罗杰愿意留在普图马约，确实是为了使写出的报告尽量完整，但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打算：他对一个人感到很好奇，想认识一下。所有的证词都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此人是施暴的典范。他就是马坦萨斯站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自从来到伊基托斯，他就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和评论，凡提到此人的名字总是同邪恶与卑劣联系在一起，其所作所为一直纠缠着他，甚至连从噩梦中惊醒时，他都浑身是汗、心跳不止。他知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关于诺尔曼德的说法有些夸张，在这片土地上，炽热的想象往往能煽起夸张的词语。即便如此，那家伙既然能引起如此神话般的传说，可见是个在野蛮行径上能超过阿维拉多·阿圭罗、阿尔弗雷德·蒙特、菲德尔·贝拉尔德、埃里亚斯·马丁内基等一帮人的厉害货色。
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国籍，说他是秘鲁人、玻利维亚人、英国人，说什么的都有，但他不到三十岁且在英国学习过这一点倒是一致的。胡安·蒂松曾听说他获得过伦敦专科学院的会计证书。
看起来他个子不高，又瘦又丑。据巴巴多斯人乔舒亚·戴亚尔说，人小，不起眼、但散发着“恶魔般的力量”，一靠近他，就会发抖。他的眼光冷漠刺人，犹如毒蛇。戴亚尔说，不仅是印第安人，就连“小伙子”，甚至工头，都觉得在他身边没有安全感，因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在冷漠、蔑视一切的表情下，能随时不动声色地下令或亲自搞出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为。戴亚尔向罗杰和委员会承认，在马坦萨斯站，有一天，诺尔曼德命令他杀掉五个安道克人，只因为他们没交足橡胶定额。戴亚尔先是用子弹击毙了两个人，但站长命他用磨木薯的石盘把接下来两个人的睾丸砸碎，再用棒子击毙。最后一个则用手掐死。在整个过程中，他坐在树干上，吸着烟，就这么看着，红润的面孔上，懒洋洋的神色丝毫不为所动。
另一个曾跟阿曼多·诺尔曼德在马坦萨斯站工作过几个月的巴巴多斯人西弗德·格伦威治说，收购站的“理性人”之间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站长有把捣烂或带皮的蒜头塞进侍妾们生殖器的习惯，以听见她们因炽热感而发出叫声来取乐。据格伦威治说，只有这样，站长才能激动起来，才能睡她们。那巴巴多斯人还说，有一段时间，诺尔曼德不把受罚者关进颈手枷，而是用链子把他们吊在高高的树上，然后手一松，受害人就会摔落在地上，头破血流、粉身碎骨、齿崩舌断。还有一个曾在诺尔曼德手下服务过的工头对委员会说，安道克族的印第安人最害怕的是他那条狗。那是一只獒犬，被他训练得能用牙齿咬住印第安人撕下他们的肉来，直至撕光。
所有这些残暴、丑恶的行为真的发生过吗？罗杰·凯斯门特这样想道。他检查自己的备忘录。在刚果了解到的众多残暴行为都写在里面了，被权力和不受制裁的为所欲为变成魔鬼的人之中还没有谁能与那家伙并驾齐驱。他对了解一下这个人、听听他的谈话、看看他的作为、调查他的出身有一种异常的好奇。要对附在他身上的罪恶行径有个说法嘛。
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们乘快速号从西方站到达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这个站要比前几个小些，但也有着碉堡的外表，围着木栏，不多的住所四周有武装站岗的人。这里的印第安人比乌伊托托人更加原始，性格更加孤僻，半裸着，遮羞布几乎遮不住生殖器。在这里，罗杰第一次见到两个土著人的臀部有公司的印记：CA。这两个人比大多数人要衰老。罗杰想跟他们谈话，但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不懂葡萄牙语，也不懂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的乌伊托托语。后来巡视乌尔蒂莫·列洛蒂站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几个烙有印记的印第安人。从站里的职员口中得知住在这里的土著人起码有三分之一身上都有CA的印记。这种做法在秘鲁亚马孙公司同意委员会去普图马约视察后，即几个星期前，才停止。
从岸边到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要爬一段泥泞的斜坡，雨水淋成的泥泞深及膝盖。罗杰脱下鞋子倒在木床上时，浑身的骨头都在痛。结膜炎又犯了，一只泪水汪汪的眼睛火烧般地疼。上了眼药水包扎好，用湿手巾蒙着一只眼，像海盗一样，就这样忍受了好几天。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消炎，也不能制止流泪。所以从那时起直到旅行结束，只要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很少），他就连白天也跑回去躺在吊床或木床上，把手巾蘸上温水敷在眼睛上来减轻痛苦。在这种时候，还有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为写给外事办的报告打腹稿。大致的思路是清楚的：先描述二十多年前第一批拓荒者来到此地定居、侵占当地部落土地时普图马约的状况。当时，苦于没有劳动力，开始了“打猎”。当时并不担心受到惩处，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他们就是唯一的行政当局。有火器撑腰，什么投石器、长矛、吹箭筒根本不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