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清楚地写出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站长们根据收购到的橡胶量取得佣金。在贪婪的驱使下，为了增加收割量，便动用体罚虐待土著人，从割手割脚直至杀害。这种不受惩治的绝对权力在这些人身上演变成为一种施虐狂的倾向，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土著人身上，这种倾向得到了最自由的渲泄。
报告能起作用吗？毫无疑问，秘鲁亚马孙公司起码会受到惩处，英国政府会要求秘鲁政府把罪行责任人送上法庭。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敢这样做吗？胡安·蒂松说，敢，因为同伦敦一样，如果利马知道了这里的事，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公众舆论会要求惩罚责任人。但是罗杰表示怀疑，秘鲁政府在普图马约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它能做些什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却能无耻地吹嘘是它和它的杀人团伙为秘鲁保住了这块土地的主权。
从乌尔蒂莫·列洛蒂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要走水路，也要走陆路。从陆地上走，要在灌木丛中走上一整天。这一想法吸引了罗杰·凯斯门特：亲身接触桀骜不驯的大自然能唤醒他的年轻岁月，回忆起年轻时在非洲大陆上那长长的征途。在原始森林里跋涉的十二个小时里，不时地陷进齐腰深的泥沼中，滑倒在藏有斜坡的荆棘丛中；有些路要乘土著人用长竿撑行的独木舟，在足以遮住阳光的茂密枝叶下的极细“水道”中划行。有时他仍感到往昔的那份激动和快乐，特别是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弱，不仅胳膊、背部和双腿疼痛，还有那不可战胜的疲惫感。他要竭力加以克服，不让同伴们发觉。路易斯·巴恩斯和塞莫·贝尔已经精疲力尽，走了一半，就要从随行的二十个印第安人里挑出四个人来分别用吊床抬着他们走。罗杰注意到那些印第安人双腿很细，骨瘦如柴，背负着行李和食物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行走却很轻快。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蒂松同意了凯斯门特的请求，给了印第安人几个沙丁鱼罐头。
行程中，大家看到了成群的鹦鹉和眼睛明亮的顽皮小猴子，这种猴子也被叫做“凤头麦鸡”。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和眼边总有眼屎的大蜥蜴，这种蜥蜴的粗糙皮肤往往同枝叶和树干难以分辨。此外，王莲那硕大的圆形叶片，犹如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
大家到达恩特雷·里奥斯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只见收购站里乱成一团，原来一个印第安妇女按照当地的习惯单独离开营地到河边去生产，结果被一只美洲豹吃掉了。站长带领一队猎人出发寻找那美洲豹，夜里才回来，也没找到美洲豹。恩特雷·里奥斯站的站长名叫安德列斯·奥当纳尔，年轻英俊。他说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很可能是真的。奥当纳尔的祖父或曾祖父是第一个带家人踏上秘鲁土地的爱尔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竟然在普图马约给阿拉纳当管家，他感到很羞愧，尽管据证词讲，他不像其他站长那样残忍。虽然有人看到过他鞭打印第安人、劫持他们的妻女以充实他的后宫（他跟七个女人和一大群儿女住在一起），但是在罗杰的笔记里没有他亲手杀人或下令杀人的记录。在恩特雷·里奥斯站，很显眼的地方倒是放着一台颈手枷，他所有的“小伙子”和巴巴多斯人也确实腰缠皮鞭（有的把皮鞭当腰带），很多印第安男女的背上、腿上和臀部都有疤痕。
官方的任命要求罗杰只能向在阿拉纳公司里工作的英国公民即巴巴多斯人询问，但是从西方站开始，他也与愿意回答问题的“理性人”谈话了。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这一做法扩展到了整个委员会。在恩特雷·里奥斯站逗留的那些天，除了在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手下当工头的三个巴巴多斯人，站长本人和许多“小伙子”也提供了证词。
和往常一样，一开始，所有人都很勉强，闪烁其词，睁着眼睛说瞎话。但只要无意间一不小心说走了嘴，暴露出隐瞒的真相，他们就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比要求于他们的还要多——作为真实性的证据，他们把自己也招了进去。不过，尽管罗杰作了几次努力，还是未能从印第安人嘴里搜集到直接证词。
1910年10月16日，罗杰及其委员会的同事在胡安·蒂松、三个巴巴多斯人及酋长率领下的二十几个负重的印第安穆伊南人的陪同下穿过森林，沿着一条小径，从恩特雷·里奥斯站朝马坦萨斯站行进。罗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从登上伊基托斯码头就日益具体化的一个想法：“我绝对相信，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摆脱被迫所处的悲惨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反抗他们的主子。像胡安·蒂松那样认为只有当秘鲁的国家机器来到了这里、建立起行政机构，只有执行1854年秘鲁通过的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法律的法官、警察来到之后，情况才能有所改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在伊基托斯，一个家庭出二三十索尔就能从人贩子手里买到被抢来的男孩和女孩，在这样的地方，谁能执行法律？由于秘鲁政府没有钱，或因无耻之徒和官僚截留，那些行政机构、法官和警察只得从阿拉纳的公司领取薪水，他们能执行法律吗？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机器实际上就是剥削机器，是灭绝种族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第安人不应对这样的制度有所期待。要想自由，就得像卡特内雷酋长那样用自己的双臂和勇气去争取自由，但是不应像他那样以情感人，不应白白牺牲，必须斗争到底。”罗杰就这样一面在小道上用砍刀在藤蔓、灌木、树桩和枝叶中开路，一面有节奏地走着，心中仍在执著地想着在日记里写下的这些话。一个黄昏，他想道：“我们爱尔兰人和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穆伊南人一样，如果把获得自由继续寄望于法律、制度和历届英国政府，那就注定永远被殖民化、被剥削。自由，他们是不会拱手相让的。如果没有被不可抵御的压力强迫，把我们殖民化的英帝国为什么要把自由还给我们？这种压力只有来自武器。”爱尔兰人就和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一样，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用斗争去争取。在未来的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里逐渐完善、强化的这一想法，在整个行程的八个小时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甚至使他忘了不久就要见到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本人。
马坦萨斯站位于卡克塔河支流卡维纳里河岸边，为了到达该站，要爬上一片陡峭的斜坡。在他们来到之前，一场大雨把那斜坡变成了泥河，只有穆伊南人能够爬坡而不致滑倒，别人总是滑倒滚下坡，再爬起来，浑身是泥，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了用茅草秆围起来的空地上，来了几个印第安人，用水桶给大家冲淋着洗掉了身上的泥巴。
站长不在，带领一支“打猎”队捉拿逃跑的土著人去了，看样子逃跑者已经越过了距此最近的哥伦比亚边境线。马坦萨斯站有五个巴巴多斯人，这五人对领事先生非常尊敬，对他的到来和使命也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把大家带到了住处，为罗杰·凯斯门特、路易斯·巴恩斯和胡安·蒂松安排了一间很大的木板房，房顶铺着雅里纳树叶，窗子装有栏杆。据他们说，诺尔曼德和他的女人如果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家，但他们经常住在拉契纳，那是上游两公里处的一个小小营地，禁止印第安人靠近。站长就住在那里，有自己的武装“理性人”保卫着，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哥伦比亚人暗杀企图的牺牲品。哥伦比亚人一直指责他不遵守边界规定，经常越境去“打猎”，猎取装卸工，捉拿逃跑者。巴巴多斯人说阿曼多·诺尔曼德总把他的女人带在身边，这个人嫉妒心很重。
马坦萨斯站里有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但是没有乌伊托托人。几乎所有土著人身上都有鞭痕，其中至少十二人的臀部烙有阿拉纳公司的印记。颈手枷就放在空地中央的鲁普那树下，这种树的树身结满树疖，缠满寄生藤，当地所有部落对它既崇敬又惧怕。
在那无疑原本是诺尔曼德本人的房间里，罗杰看见了几张发黄的照片，有生着娃娃脸的诺尔曼德，也有1903年伦敦会计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可见他确实在英国学习过，有着会计师头衔。
天黑时，阿曼多·诺尔曼德回到了马坦萨斯站。透过装有栏杆的窗子，罗杰看到他在提灯的照射下经过。个子不高，瘦小，几乎跟印第安人一样瘦弱。他的身后跟着几个面目凶恶、携带着温切斯特步枪和左轮手枪的“小伙子”，还有八个或十个裹在亚马孙式长袍里的妇女；接着就进入隔壁房间去了。
晚上，罗杰醒了好几次，想到爱尔兰，心里就难过。他怀念祖国。他在祖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与她的命运和苦难越来越贴近了。自从他得以在近处看到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爱尔兰的情况就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他心急如焚地想赶快结束这里的一切，把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赶快写完交给外事办就立即回到爱尔兰，不受干扰地和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理想主义的同胞一起工作。他要夺回失去的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在爱尔兰身上。他要学习，要行动，要写作，要力所能及地说服爱尔兰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
第二天早晨，罗杰下楼去吃早点。阿曼多·诺尔曼德也在，坐在桌旁，桌上放着水果、代替面包的木薯块，还有咖啡。这人确实又小又瘦，娃娃脸已显老，冷酷的蓝眼睛总盯着人看，还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他足蹬长筒靴，身着工装裤、白衬衣，外罩皮马甲，口袋里露出了圆珠笔和记事本，腰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
他的英语讲得很地道，只是有些怪口音，罗杰听不出那口音是哪儿的。他一言未发地向罗杰微微点头致意，轻得几乎看不出来。他不太爱讲话，关于他在伦敦的生活情况也哼哈地用单音节词回答。谈到他的国籍，只说“就算是秘鲁人吧”。
罗杰对他说，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到在英国公司的辖地以非人方式虐待土著人时，都感到很震惊。他带有某种高傲的情绪答道：
“如果你们也生活在这里，就会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干巴巴地评论道，一点也没有心虚，“对待牲口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一条亚古妈妈、一头美洲豹、一只美洲狮，它们不通人性，野蛮人也是如此。我知道，总而言之，我们说服不了路过此地的外来人。”
“我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没变成魔鬼，”凯斯门特说道，“就像您现在这副样子，诺尔曼德先生。在这次旅行中，您的恶名不绝于耳，您在普图马约的残暴行径超乎了想象，您自己知道吗？”
阿曼多·诺尔曼德完全不为所动，毫无表情地用眼白看着他，只是耸了耸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请问，您连男带女一共杀害了多少人？”罗杰出其不意地迸出了一句话。
“凡是犯错误的，我都杀掉。”马坦萨斯站的站长站起来，不动声色地答道，“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罗杰对这个瘦小的人感到很不快，决定不亲自跟他谈话，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委员们。这个杀人犯只会对他撒谎，他只专门听取同意作证的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的陈述。他一天到晚地听取，余下的时间就用来精心整理在谈话中记下的笔记。清晨，他钻到河里洗澡、拍照片，接着不停地工作，直到夜里才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他的睡眠是断断续续、焦躁的。他注意到自己一天天地消瘦。
他感到很疲乏，也很厌倦。在刚果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担心每天都在发现的一桩桩令人发疯的、各式各样的罪行、暴力事件和残暴行径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平衡。他精神上的健康情况能够抵抗每日都在发现的暴行吗？一想到在文明的英国，很少有人相信普图马约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会干出如此极端的野蛮行径，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他也许会被再次指责仗着偏见夸大其词，把不法行为夸张，以使报告更具戏剧性。他的这种情绪不完全是因为看到印第安人被残酷地虐待，还因为，他知道，看到、听到这里发生的事并为之作证后，就再也看不到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活所憧憬的那乐观的远景了。
一队装卸工带着最近三个月收集来的橡胶从马坦萨斯站出发，前往恩特雷·里奥斯站，然后运到秘鲁港装船出口到外国。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便通知要跟这队人一起走的同事，委员会可以在这里待到巡视、谈话完毕。朋友们跟他一样，都已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他们告诉罗杰，他们对阿曼多·诺尔曼德说：领事先生是受英帝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本人的委托，前来调查普图马约的残暴事件，因杀人者和施刑者都在英国公司工作，尤其是这些人有着英国国籍或像他那样力图取得英国国籍，所以很可能被送上英国法庭或交给秘鲁或哥伦比亚政府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时，那个人的傲慢才一下子变了。自从听了这话，诺尔曼德对待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温顺起来，甚至有些奴才相。他否认自己犯了罪，并向委员们保证，从现在起，不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要让土著人吃饱吃好，生病给治，按劳付酬，以人待之。他还命人在空地中央挂了一块牌子，把上述各项都写在上面。真可笑，土著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大多数的“理性人”也是如此。这实际上是给委员们看的。
从马坦萨斯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在八十个扛着阿曼多·诺尔曼德的手下收割来的橡胶的土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的陪同下徒步在森林中穿行，这一路是罗杰·凯斯门特在秘鲁旅行中最可怕的回忆。领队的不是诺尔曼德，而是他的管家之一，内格雷迪。那是一个长得像东方人的梅斯蒂索人，镶着金牙，总是用牙签剔着。他那大声的喊叫使得那生着烂疮、烙着印记、带有疤痕、骨瘦如柴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有的年龄还很小）浑身发抖，因恐惧而扭曲了面孔，跳了起来，加速了步伐。内格雷迪肩挎长枪，腰缠皮鞭，子弹带里插着左轮手枪。出发的那天，罗杰要求允许给他拍张照片，内格雷迪笑着同意了。但那笑意立刻消失了，因为罗杰指着皮鞭提醒他：“如果看到您用它抽打土著人，我就亲自把您交给伊基托斯警察。”
内格雷迪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低声问道：“您在公司里是什么职位？”
“我受英国政府委托来调查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不法行为。您所工作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属于英国，您不会不知道吧？”那人不知所措地躲开了。从此，凯斯门特再也没见他鞭打搬运工，只是催他们快走。当他们不堪重负、走路磕磕绊绊、扛着或顶着的橡胶滑落在地上时，他才大骂几句。
罗杰随身带了三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西利和莱恩，另外九个留给了委员会。凯斯门特嘱咐委员们一步也不要离开这几个证人，他们很可能会被诺尔曼德及其同伙恐吓或收买，让他们翻供；甚至会被杀害。
这次行程中最困苦的还不是那嗡嗡叫的、硕大的绿色牛蝇日日夜夜的叮咬，不是把人淋得精湿，把地面变成布满泥泞、树叶和朽木，一走就滑的小河的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也不是晚上吃完沙丁鱼和肉汤罐头、喝过几口威士忌或茶水后在搭起的不舒服的帐篷里将就地睡一觉。最可怕的是，看到那些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被橡胶棒压得弯腰驼背，在内格雷迪及“小伙子”的吆喝声下被催着快走，中间既很少休息，又吃不上一口东西。这一切都使他受到自责和内疚的折磨。他问内格雷迪为什么不把吃的分给印第安人。那工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听不懂他的话。拜肖普给他解释了一遍，他才厚着脸皮说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人吃的饭，他们有自己的食物。”
但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偶尔送进嘴里的一小把木薯粉和必须卷得紧紧的才能吞下的植物茎叶根本不能算是食物。令罗杰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能几小时、几小时地扛着至少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或更重（他曾扛起来试了试）的橡胶筐呢？出发的第一天，一个波拉人男孩突然被重负压趴下了，低声地呻吟着。罗杰想给他一罐汤喝，安慰他一下，男孩却露出动物般的恐惧目光。他两三次想爬起来，但爬不起来。拜肖普向罗杰解释道：“他太害怕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内格雷迪就会一枪结果了他。这是杀一儆百，告诉其他人别想昏过去。”那男孩实在站不起来了，人们只得把他留在山里。罗杰给了他两罐头食物和一把雨伞。为什么那些骨瘦如柴的人能够扛这么重的东西？他现在理解了：因为如果他们敢昏倒，就会被杀掉。
第二天，一位老妪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橡胶爬坡的时候突然跌倒，一下子死了。内格雷迪确认她没气了，就很不高兴地嘶哑着嗓子匆忙命其他印第安人去扛死者留下的两筐橡胶。
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罗杰洗了个澡，休息了一会儿，赶快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思记在了本子上。一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以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里一直萦绕着他，并开始化作他的行为：“我们不应允许殖民主义像在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中所做的那样，把我们爱尔兰人的精神阉割掉。要有所行动，现在，立即。晚了，我们也会变成木头人。”
在等待委员会期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找了几个人谈话，但主要还是检查商店里的结算清单、账本及行政记录，他想看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预支给印第安人、工头和“小伙子”食物、药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时多加了多少价钱。每种东西加价的比例都不一样，不过所有的卖品经常是两倍、三倍，有时甚至五倍地加价。他买了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一顶帽子和一双短统靴。在伦敦，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这里价钱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连在普图马约执行站长们命令的那些不走运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挨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债，一生被束缚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认为不中用，就不足为奇了。
1893年，首批橡胶商来到普图马约并开始“打猎”时，该地区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还剩下多少人？罗杰对此很难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没有严肃的统计数字，这方面留下来的记录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计的，看样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国探险家兼人类学家尤金·罗比雄（1905年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辖地绘制地图时，在普图马约地区神秘失踪了）。据他的估计，在橡胶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图马约之前，该地区七个部落（乌伊托托、奥凯玛、穆伊南、诺努亚、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应该共有十万人左右。胡安·蒂松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据各方面的分析核对，坚持认为四万这个数字更接近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剩下的幸存者还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橡胶商们强加给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已经消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当然，许多人是死于天花、疟疾、脚气病与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数确实死于剥削、饥饿、肢解、颈手枷和杀害。照这样下去，所有这些部落都将步伊瓜拉西族的后尘：全族灭绝。
两天后，委员会的同事到达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看到阿曼多·诺尔曼德带着他的女人也一起来了，罗杰感到很奇怪。福尔克和巴恩斯说，这位马坦萨斯站的站长一起来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鲁港亲自监督橡胶装船，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巴多斯人对他的指控，他就大肆进行贿赂和威胁，企图让他们翻供。在利维等人的身上也确实得逞了，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肯定是诺尔曼德本人替他们起草的），否认了所有证词，说委员会“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诱供，因此他们要以书面说清楚，秘鲁亚马孙公司从未虐待过印第安人，职工们和谐相处，共同为秘鲁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福尔克和巴恩斯设想，诺尔曼德还要贿赂和威胁拜肖普、西利和莱恩，没准还有凯斯门特本人。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诺尔曼德就来敲门了，建议要与罗杰进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谈话”。这位马坦萨斯站站长已经不像上次对罗杰那样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紧张，讲话时搓着双手，咬着下唇。二人来到了存放橡胶的棚子，那是一块荆棘丛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给空地添了几处满是蛤蟆的水洼，空气中飘散着橡胶的臭味。罗杰脑子里想，那臭味不是来自放在棚子里的橡胶，而是来自那比起他来简直是侏儒的红发矮人。
诺尔曼德的讲话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七年，对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他不愿意他的生活因误解和嫉妒导致的污蔑被卷进法律纠纷之中而中断，从而不能实现他回到英国的愿望。他以人格担保，他的双手没有染上鲜血。他问心无愧。他的确严厉，但公平。为了改善企业的运营，他愿意采纳委员会和领事先生建议的一切措施。
“停止‘打猎’，不要捕捉土著人；”罗杰数着手指，一项一项地慢慢说着，“不许使用颈手枷和皮鞭；不许强迫印第安人进行无偿劳动；站长、工头和“小伙子”不许强奸和抢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体罚；对被杀害者、被烧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脚者的家属给予赔偿；不许用做了手脚的磅秤对土著人进行掠夺；不许在商店中以抬价的方式使土著人终身负债；等等。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鲁亚马孙公司称得上是一家英国公司。”
阿曼多·诺尔曼德脸色发青，不懂地看着他。
“您是不是想让秘鲁亚马孙公司消失，凯斯门特先生？”
“正是，所有的杀人者与施刑者，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到您，都要因你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终身监禁。”
罗杰向前走了一步，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面部扭曲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罗杰立刻悔不该对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有所松懈，他遇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当时可能就有要消灭他的念头。他早就预料到了。诺尔曼德既不傻也不懒，他会为此有所行动。罗杰犯了严重的错误。
不久，胡安·蒂松告诉大家，马坦萨斯站的站长已经要求公司跟他结账，要现金，不是秘鲁索尔，而是英镑。他将乘自由号同委员会一起回伊基托斯，其企图很明显：在朋友和同伙的帮助下淡化对他的责备和指控，并保证他外逃成功——他无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国外，他有一大笔积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胡安·蒂松还告诉大家，五年来他一直收取马坦萨斯站所搜集的橡胶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当年的产量超过前一年，还有每年二十英镑的奖金。
之后的日子里，罗杰干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与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谈话，继续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浑身无力，晚上又发起烧来。他担心疟疾又发作了，于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宁的剂量。由于担心阿曼多·诺尔曼德或其他站长会毁掉写有证词的本子，所以在每个收购站——恩特雷·里奥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乔雷拉站，他都把文件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文件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边放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在乔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准备回伊基托斯时，罗杰看到二十几个来自奈门村的印第安人拉着橡胶来到营地。装卸工中有年纪轻的，也有成年人，还有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很瘦弱，头上顶着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橡胶筐。于是罗杰随着他们去到了磅秤前，维克多·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这个叫做奥马里诺的男孩的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头上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在森林里走这么长的路到达这里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泼愉快的神情，常带笑容。罗杰在商店里买了一个肉汤罐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给他吃，从此奥马里诺就留在他身边，不离左右，罗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维克多·马塞多指着男孩对他说道：
“我看他跟您很亲热，凯斯门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他没有父母，我把他送给您了。”
后来，罗杰思忖着，维克多·马塞多的“我把他送给您了”这句话固然是想讨好自己，却也说出了比其他任何证词更多的内容：这位站长可以把他辖地里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送给别人，也就是说，那些装卸工和收割工跟树木、房屋、枪支和橡胶筐一样都是属于他的。罗杰问蒂松，把奥马里诺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反奴隶制协会会不会保护他，负责让他受到教育？后者并不表示反对。
几天后，安道克部落一个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来了，跟奥马里诺在一起，他是从南方站来到乔雷拉站的。第二天，罗杰在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几个土著人在戏水。少年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很优美，动作灵敏、自然。罗杰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为这个少年创作一座美丽的雕像，作为被橡胶商剥夺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亚马孙男性的象征。他把食物罐头分给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为感谢，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厌恶，也很感动。少年跟着他回到了住处，一面讲话，一面做着激烈的手势。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来，后者翻译道：
“他让您把他也带走，到哪儿都行。他会好好地服侍您的。”
“你告诉他，我不能带他走。我已经答应奥马里诺了。”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罗杰睡觉的茅屋旁站立不动就是在罗杰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他，罗杰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眼光中流露出无声的恳求。罗杰只得去跟委员会和胡安·蒂松商量，问他们除了奥马里诺，把阿雷道米也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两个男孩也许会使他的报告更有份量：两个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当年轻，适于接受教育并加入到非奴隶制度的生活中。
乘自由号出发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长卡洛斯·米兰达带着近百名印第安人来到了乔雷拉，后者都扛着最近三个月收来的橡胶。卡洛斯·米兰达是个胖子，四十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从言谈举止来看，他比其他站长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无疑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从他的个人资历来看，此人在嗜血方面并不比其同事们差到哪儿去。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曾收到关于某个波拉老妪事件的几项证词。几个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妪因绝望或发疯，一时冲动，高喊着要求波拉人起来进行斗争，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这一声喊叫吓得周围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兰达暴跳如雷，抢过一个“小伙子”的砍刀，扑上去就把老妪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起那血淋淋的人头，挥舞着警告印第安人，谁若学老妪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谁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个随时砍下人头的人却显得是个脾气随和、常带微笑、爱说话、不拘小节的人，对待罗杰及其同事和蔼可亲，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话。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乔雷拉码头登上自由号返回伊基托斯时，罗杰·凯斯门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种哪怕在刚果最困难时期都未有过的压抑感。除了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在自由号上，他还带了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及其五个土著人妻子以及约翰·布朗、艾伦·戴维斯、詹姆斯·麦波、乔舒亚·戴亚尔与菲利普·伯特·劳伦斯等人的孩子。
把巴巴多斯人带上船是经过与胡安·蒂松、维克多·马塞多、委员会成员及巴巴多斯人本人艰苦谈判的结果，谈判充满了让步与修正的复杂过程。所有这些巴巴多斯人在提供证词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证词能把站长们关进监狱，他们将会遭到报复。凯斯门特答应亲自把他们活着带出普图马约。
但是，早在自由号到达乔雷拉的前几天，公司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巴巴多斯籍工头走掉。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维克多·马塞多还宣布，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秘鲁亚马孙公司已决定扣除他们因在商店购买药物、衣服、家庭用具与食物而欠下的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众人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不到二十四小时，巴巴多斯人就通知凯斯门特说不跟他走了，愿意留在站里干活。罗杰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施压和行贿使得这些人没等出发就要收回证词，还要指控是罗杰编造了这些证词，并威胁着强加给他们。罗杰去跟胡安·蒂松谈。蒂松说，对所发生的事，他跟罗杰一样感到难过，也想加以纠正，但他毕竟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层，他不能也不应该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员亨利·费尔加尔，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蒂松的说法：他在伦敦也是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工作的，他愿意对亚马孙地区的工作方式进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对他所服务的企业不利的事。凯斯门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但是，在这充满法国传奇剧般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号到达了乔雷拉，带来了伊基托斯和利马的信件与报纸。秘鲁首都的《商报》在两个月前登了一篇长文，宣称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政府就普图马约橡胶商所犯暴行一事，应英国和美国的请求，已经把秘鲁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以特命全权法官的身份派来亚马孙地区，其任务就是进行调查并立即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有必要，还要派去警察和军人，使罪行责任人难逃法网。
这一报道在阿拉纳公司的雇员中间像爆炸一颗炸弹。胡安·蒂松告诉罗杰，维克多·马塞多很紧张，他召集了各个站的站长，包括最边远地区的站长，来乔雷拉开会。蒂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秘鲁政府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他为自己国家的尊严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一丑闻意味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倒台，因而也会导致他本人的倒运。一天晚上，蒂松喝着温暾的威士忌酒向罗杰坦白，他的全部财产，除了在利马的一所房子，都买了公司的股票。
利马来的消息衍生出的谣言、流言蜚语和恐惧让巴巴多斯人又一次改变主意，这回他们愿意走了。他们还担心当秘鲁籍的站长们大举报复、对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杀害后，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外国黑鬼”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赶快离开秘鲁，回到巴巴多斯。这种不安全感把他们吓得要死。
罗杰·凯斯门特心想，这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如果跟他去伊基托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贿赂他们，让他们收回证词，诬蔑凯斯门特强迫他们作伪证。解决的办法是让巴巴多斯人在到达伊基托斯之前在巴西领土的某个停泊地下船，在那里等着罗杰转乘阿塔瓦尔帕号去接他们，然后乘阿塔瓦尔帕号从伊基托斯向欧洲行驶，在巴巴多斯停靠。罗杰这么想着，但谁也没告诉，只对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了。后者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并提醒罗杰，此计划不到最后时刻，最好对巴巴多斯人也不要讲。
自由号出发时，码头上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站长们一个也没来送行。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决定去巴西或哥伦比亚。胡安·蒂松还要在普图马约待上一个月，他拥抱了罗杰，祝他一路平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在普图马约再待几个星期，主要进行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去码头送行，双方约好在伦敦见面，好在罗杰把报告呈给外事办之前再修改一下。
在河上行驶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圆圆的，发红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阴暗的河水中，迸出银鱼般的点点星辰。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安谧，只是还能闻到橡胶的气味，好像那气味钻到鼻子里就永远不出来。罗杰在船尾甲板上倚栏观赏着那景色，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泪水。上帝啊，安谧是多么美好！
航行的头几天又累又烦，不能检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记录，更无法起草报告。他睡得很少，还做噩梦，经常在夜里起来。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关处的管理人员，罗杰问他，那些巴巴多斯人能不能在某个巴西港口下船，转船到马瑙斯去等他，之后继续同行到巴巴多斯？那位官员说毫无困难。尽管如此，罗杰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出事，使得秘鲁亚马孙公司得以逃脱制裁。自从他亲眼看到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命运之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另一个使他不安的原因是爱尔兰。他相信只有果断的行动——一次暴动——才能把祖国从像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及普图马约所有不幸的人那样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灵魂的缺失”中摆脱出来。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组织一场暴动，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英帝国对自己国家的奴役。
自由号越过秘鲁边界（此时已经航行在雅瓦里河上）进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惧和担忧心情消失了。但是接着又会进入亚马孙河，上行到秘鲁领土，他肯定，在秘鲁领土上，他还会感到揪心，某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让他的使命失败，在普图马约几个月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兰萨港，罗杰让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四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下了船。此前，头天晚上，他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跟他一起去伊基托斯，就会有危险；公司买通了法官和警察，会拘捕他们，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威胁和敲诈，让他们收回控告阿拉纳公司的证词。
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同意了他的计划，在埃斯佩兰萨港下船，转乘另一艘船去马瑙斯。在马瑙斯，他们会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等着罗杰把他们接上布斯航运公司的阿塔瓦尔帕号，这条航线将从伊基托斯经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转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罗杰告别时为他们买来大量的食物，并给他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他们去马瑙斯的船票将由英国政府支付；还给他们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英国驻当地领事馆。
跟随他继续航行到伊基托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还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约翰·布朗及其妻儿、拉里·克拉克和带着两个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这几个巴巴多斯人要在伊基托斯拿些东西，并取出公司给他们开的支票。
航行的最后四天，罗杰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整理文件，为秘鲁当局准备一份备忘录。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托斯下船，英国领事斯泰尔斯先生再次邀请罗杰住在他家，并陪罗杰到附近一家小旅馆为巴巴多斯人、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安排住处。斯泰尔斯先生显得很不安。有消息说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很快就要到来，就英国和美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指控进行调查，整个伊基托斯都紧张起来。为此担心的不仅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雇员，还有普通的伊基托斯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纳的公司。
晚饭后喝例行咖啡的时候，罗杰简单地讲了他在普图马约的所闻所见。斯泰尔斯先生一言不发，严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
“这样说来，难道跟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的刚果一样可怕吗？”
“恐怕是的，也许更糟。”罗杰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窍的人才会为罪行划分等级。”
罗杰离开期间，伊基托斯换了新的行政长官，是来自利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万·萨帕塔。与其前任不一样，此人并不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雇员，上任以来，他一直与巴勃罗·苏马埃塔及公司领导层保持着某种距离。得知罗杰就要回来，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
罗杰与行政长官的会见是在抵达的第二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埃斯特万·萨帕塔很年轻，褐色皮肤，举止很有教养。天气很热，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条紫色大手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尽管如此，也不肯脱下呢料上衣。他专注地听罗杰谈话，不时地表示惊奇，有时打断罗杰，请他说得详细些，还经常惊呼着表示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听，一面不时地递给罗杰一小杯凉水。罗杰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人名、数字、地点，只说事实，不加评论，只在最后作为结束语说了几句：
“总而言之，行政长官先生，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并没有夸大，相反，伦敦《真理》周报上发表的事实虽说看起来不可信，却远没有说尽真相。”
萨帕塔的声调中带有从心底发出的不安，他说为秘鲁感到羞愧，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国家机构没有到达这些远离法治、缺乏各种制度的地区。为此，他才来到这里；为此，很快就要派来巴尔卡塞尔博士这样廉正的法官，莱吉亚总统本人也愿意结束这种应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把秘鲁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陛下政府会证明，罪犯将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将受到保护。他还问罗杰·凯斯门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会不会发表。罗杰回答说，原则上，是给英国政府内部使用的，但无疑会寄给秘鲁政府一份副本；至于发表不发表，要由秘鲁政府自行决定。行政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大声道，“要是闹出去，对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坏。”
罗杰差点儿说出来：损坏秘鲁形象的不是那份报告，而是在秘鲁土地上发生的、写入报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长官想知道来到伊基托斯的那几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布朗和劳伦斯）是否同意再次确认一下他们关于普图马约的证词。罗杰保证道，明天一早就把他们派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
斯泰尔斯先生在谈话中充当翻译，离开时低头不语。罗杰早就注意到领事在用英语说的话里加进去许多内容（有的完全是评论），他插入的话总是倾向于弱化关于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及其所受苦难的严酷。这一切都加剧了罗杰对这位领事的不信任。这位领事在此供职多年，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从未向外事办报告过。原因很简单：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尔斯先生在伊基托斯有生意，因而必须依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毫无疑问，目前他所关心的是这桩丑闻会给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损失。这位领事先生的灵魂是很卑微的，他的价值观已被贪婪征服。
之后的几天里，罗杰想去见乌鲁蒂亚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诉他，这位奥古斯丁教派长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罗杰所乘的自由号曾在该处停靠，当地土著人以植物纤维编织用来遮体的长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
阿塔瓦尔帕号还在伊基托斯卸货，于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几天里，罗杰专心写报告，到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散步。有两次，他进了位于伊基托斯中心广场的阿尔罕布拉电影院看电影，几个月以来，该电影院一直在乐队走调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对罗杰来说，真正的表演不是银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观众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观众都是一些从部落来的印第安人与当地驻军中从山区来的士兵，电影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愕然。
还有一天，他沿着一条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纳，回来时，一场大雨把土路变成了泥塘，不过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黄昏，他带着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不得不躲进灌木丛。暴雨停歇，小路上到处是水洼和泥塘，三个人只得很快回来。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尔帕号起锚向马瑙斯和帕拉驶去。罗杰乘头等舱，奥马里诺、阿雷道米和巴巴多斯人乘普通舱。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早晨，轮船驶离伊基托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渐变小。此时，罗杰又一次觉得危险在消失，胸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险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种感觉：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的人遭受如此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仅仅由于是个白人、是个欧洲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被传染，变成堕落的卑鄙小人。他庆幸自己将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个想法鼓舞了他，把他从不能像当年在非洲那样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时感到的沮丧、困倦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