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尔帕号在马瑙斯港靠岸，此时罗杰已经摆脱了沮丧情绪，恢复了精力和工作热情。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也到了城里，其中大部分人决定不回巴巴多斯，而接受了马代拉—马莫雷铁路线上的劳动合同，因为那里提供的条件很好。其他人则跟随罗杰继续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罗杰找到了一艘去巴巴多斯的船，把巴巴多斯人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送上船，并把这些人委托给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请他到布里奇敦把他们带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处，替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注册，以便在去伦敦前接受起码的教育，能应付英帝国首都的生活。
接着，他又找到一艘去欧洲的船，那是布斯航运公司的SS安布罗斯号，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于是他利用这几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当领事时经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馆、植物园、港口各处五光十色、混杂的大商场。他并不想念帕拉，因为他在这里并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认，这里的人都显得那么欢快，无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个个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鲁人不一样。秘鲁人跟英国人一样，好像总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在这里，什么都无所谓，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年轻有魅力的人。
12月17日，SS安布罗斯号起航了。这艘船于月底在法国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罗杰决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火车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萨莉塔共度新年。过了年，在车票生效第一天就回伦敦。同这对有文化的朋友共度两天，在他们那摆满雕像、充满非洲回忆的漂亮工作室里谈论美好高尚的事物——艺术、书籍、戏剧、音乐以及这位或许能干出像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干的那种坏事、浑身矛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好作品——那将是净化灵魂的体验。
11
矮胖的典狱长打开牢房门，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坐在了木床边上。罗杰正躺着，并没有感到奇怪。自从典狱长违反规定，允许罗杰洗了一次淋浴，似乎有一种默契使二人之间的距离近了。典狱长也许是不知不觉，也许是并不在乎，已经不恨他了，也不把儿子死于法国战壕一事归罪于他了。
已是黄昏时分，小小的牢房几乎全黑下来。罗杰躺在床上看着典狱长又宽又圆、一动不动的侧影，感觉他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很累。
“他是扁平足[81]，本来是可以不参军的。”罗杰听到他异常激动地说道，仿佛在唱赞歌，“在黑斯廷斯[82]，他去了第一个招募中心，一检查脚就被拒绝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去了第二个中心。他太想参军了。您瞧他不是疯了吗？”
“他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您应该为儿子感到骄傲，典狱长。”
“可他死了，即便成了英雄，对我又有什么用？”典狱长悲声道，“他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现在仿佛我不存在了。有时我想我已经变成了幽灵。”
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好像听见典狱长在呜咽。但也许是假象。罗杰想起了当时留在德国措森那小小军营中的五十三名爱尔兰纵队志愿者。在那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训练他们使用步枪、机关枪；教会他们军事策略，进行操练；在不稳定的局势下竭力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他问过自己成千次的那些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当他跟蒙泰特上尉及拜莱军士不辞而别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会不会成为叛徒？如果把他们送上船让他们去进行无谓的冒险，他们会不会为爱尔兰去进行斗争？如果仍然把他们留在德国人的军营里，围在铁丝网里，忍受着留在林堡的爱尔兰俘虏们的仇恨眼光，将会怎样？那些俘虏一直认为他们是叛徒，背叛了死于弗兰德战壕的同伴。
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一种不间断的矛盾。可怕的惶惑、思想的混乱一次一次地袭击着他。他真实的意图和做法不是由于偶然事件就是由于笨拙，最后的结果总是不被理解、受到歪曲、被曲解为撒谎。那五十三名纯真而富有理想主义的爱国者不顾林堡营地里那二千二百个同伴的反对，勇敢地加入了爱尔兰纵队，去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并入德国军队），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杰·凯斯门特为了阻止把他们同那两万支步枪一起以奥德号运给即将举行圣周起义的志愿军而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展开了何等艰苦的论战。
“我要对这五十三名纵队战士负责，”罗杰对柏林军事当局负责爱尔兰事务的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说道，“是我劝说他们离开英国军队的。以英国法律立场，他们就是叛徒；如果被皇家海军逮捕，他们就会被立即绞死；如果起义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不能让这些爱国者有辱尊严地去送死。所以他们不应跟那两万支步枪一同去爱尔兰。”
谈判很艰难，纳多尔尼上尉和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企图以敲诈的办法使他做出让步。
“那好吧，我们立刻通知都柏林和美国的志愿军，说鉴于罗杰·凯斯门特先生反对起义，德国政府将停止运送那两万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弹药。”
于是罗杰·凯斯门特不得不努力保持平静的心态继续争论、谈判、解释。他并不反对起义，只是反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德国皇帝的潜艇、齐柏林飞艇[83]及别动队尚未去牵制英国军队以防止他们野蛮地镇压起义者的情况下就贸然起义，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爱尔兰才能获得独立。那无疑是自杀。当然，那两万支步枪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亲自带着这些武器到爱尔兰去向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志愿军的其他领导解释他关于起义应该延期举行的理由。
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载着武器的奥德号出发了。随后，罗杰、蒙泰特和拜莱乘着潜艇，也起锚向爱尔兰驶去。但是那53名纵队队员仍留在措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无疑会问：为什么那些说谎者去为爱尔兰战斗却把受过训练的他们不加解释地留在这里、不让他们参加行动？
“儿子出生后，他的母亲抛下我们爷俩走掉了，”罗杰听到典狱长突然说出的话，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去向不明，于是我不得不又做母亲又做父亲。她叫奥登希娅，是个半疯女人。”
牢房里已经完全黑了，典狱长的侧影看不见了，但是他的声音似乎很近，像动物在哀号，而不是人在说话。
“头两年，我的全部薪水都付给一个养育他的奶妈。”典狱长继续说道，“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用在他身上。他是个可爱的、听话的孩子，不像别的男孩又盗窃又酗酒，把父母气疯了。他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很受店主人器重。他本可以在那儿学下去，却异想天开地要去参军，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扁平足。”
罗杰·凯斯门特不知说什么好。典狱长的苦楚让他难过，本想安慰几句，但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可怜人动物般的痛苦呢？想问问他和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跟他们更接近些，但又不敢打断他。
“我曾接到过他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受训期间，他说很喜欢军营里的生活，说等战争结束了，也许会留在军队里。第二封就不一样了，许多段落被检查人员用黑墨水划掉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只是从信中的口气看得出有些苦恼，甚至害怕。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最后，来了一封唁函，通知我他阵亡了，在洛斯战役中英勇地结束了生命。我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我去查地图，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
罗杰又听到了呜咽声，好像鸟儿的咕咕声，感觉典狱长的侧影在颤抖。
现在，那五十三名爱国者怎样了？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会不会遵守诺言，允许那小小的纵队留在措森营地里保持团结、独立？罗杰没有把握。在柏林与鲁道夫·纳多尔尼争论时，罗杰看出德军很看不起这五十几个人的可笑队伍，这跟对方一开始的态度大不相同。当时他们被凯斯门特的热情说服，支持了他的创见，即设想把林堡营地里所有的爱尔兰人集中起来，只要他对他们讲话，就会有几百人加入爱尔兰纵队。一次失败！令人沮丧！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一次陷他于可笑境地、使他的爱国梦破碎的失败！他错在什么地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认为，他的错误在于同那二千二百个俘虏同时谈话，而不是分小组地个别谈话。同二十或三十人谈，就有可能进行对话、回答问题、澄清他们混乱的想法。面对因失败而感到痛苦、为被俘而感到屈辱的这么一大群人，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只能认为你罗杰要他们跟昨日的敌人结成同盟，所以有那种充满敌意的反应。无疑，他们的敌意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抹去他们受到辱骂、被那些他们为之牺牲了时间、尊严及未来的爱国者称为叛徒、低能儿、蟑螂、卖身投靠者而感到的痛苦。罗杰记起了赫伯特·沃德开的玩笑，当时沃德拿他的国籍开玩笑，要他回到现实中来，从“凯尔特人之梦”这个樊笼中走出来。
1916年4月11日，离开德国的前夕，罗杰给德国外长西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关于自己与德国政府就爱尔兰纵队问题所签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根据达成的协议，纵队队员只能去为爱尔兰而战，绝不能被单纯当作德国军队的援军使用在其他战场上。条款还规定，战争结束时，如德国未取胜，爱尔兰纵队的战士们应该被送往美国或愿意接收他们的某一中立国，绝不能被遣返回英国，否则他们就会被不经审判地处死。德国人履行了承诺吗？自从被捕以来，这个疑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罗杰的脑海里。蒙泰特、拜莱和他离开德国后，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会不会把爱尔兰纵队解散并把队员们送回林堡营地？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被其他爱尔兰战俘辱骂、歧视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处以私刑的危险。
“我希望他们把儿子的尸体还给我，我好为他在黑斯廷斯举行像我、我父亲、我祖父那样的宗教葬礼。但他们拒绝了，说在战时不可能把尸体运回来。什么是战时，您懂吗？”
罗杰没有回答，他知道典狱长并不是在跟自己讲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我倒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典狱长接着说道，“那就是我可怜的儿子已经尸骨不存，一颗手榴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把他化为了灰烬。就在那可恶的地方，洛斯。要么就是他们把尸体同别的死亡士兵一起被扔进了集体埋坑。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连时不时地放上几束鲜花做个祈祷，都不可能了。”
“重要的不是坟墓，而是纪念，典狱长，”罗杰说道，“这才是真的。不管您的儿子埋在何处，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知道您在衷心地怀念他。这就是一切。”
听了罗杰的话，典狱长的侧影做了个惊奇的动作，也许忘记了自己是在牢房里，是在犯人的身边。
“我要是知道他妈妈在什么地方，我肯定会去看她，把消息告诉她，让她跟我一道哭儿子。”典狱长说道，“奥登希娅抛弃了我，但我并不恨她。我现在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从来不打听被她抛弃的孩子。她并不坏，只是有些半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罗杰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自从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巴纳·斯特兰德海滩以来，那些日日夜夜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他听到燕子的叫声，在海滩附近看到初开的野紫罗兰，为什么没有一艘爱尔兰的船或领航员在等待为志愿军运来步枪、机关枪和弹药的奥德号和乘潜艇而来的他、蒙泰特和拜莱？出了什么事？他亲眼见过约翰·德沃伊写给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的那封信（后者又转给了德国外长），信中明确无误地通知他，起义将于圣周星期五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的某一天举行，因此步枪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海湾的菲奈特·皮尔处，有经验的领航员和几艘载有志愿军的小船将等在那里准备卸下武器。上述内容已由约瑟夫·普伦凯特向德国驻伯尔尼的代办以紧急方式于4月5日加以确认，后者也将此信息转给了柏林外交部和军方。武器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湾，不得提前，也不得延后，这就是奥德号和U-19潜艇到达约定地点的确切日子。见了什么鬼？怎么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他们？结果大难临头，他被关进了监狱，起义失败。据审问他的巴兹尔·汤姆森和雷金纳德·霍尔透露给他的情报，奥德号在约定卸船的日子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在英国海域被皇家海军撞上。原来它一直在那里傻等志愿军，这不是在冒险吗？于是奥德号的船长只得破釜沉舟，把两万支步枪、十挺机关枪以及五百万发弹药沉入海底，这些武器本来可以成救被英国人野蛮镇压下去的起义。
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罗杰·凯斯门特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一些愚蠢的细节、疏忽和前后矛盾的命令，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少数几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是所有人，在约定奥德号驶抵特拉利海湾的时间上改变了主意，而送出改变主意的信息时又没考虑到将无法送达，也许是在货船和潜艇已经离岸很远的时候，那几天的可怕气候使得他们与德国的联系中断了。反正不外乎这几种原因。小小的紊乱、估计上的失误、某件傻事，结果导致第一流的武器没有送达志愿军的手里，以致在都柏林巷战的那个星期里牺牲了不少志愿军。
他认为没有德军配合而举行武装起义是一个错误，这样想并没有错，但也不能因而感到高兴。他倒宁可是自己想错了。他宁可跟曾在4月24日一度占领了萨科维尔大街邮政局的上百名不理智的志愿者在一起，要么跟着另一些人去袭击都柏林城堡或炸毁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他宁愿像那些人一样手握武器地死去——那是英勇、高尚、浪漫的死亡——死一千次，也不愿像杀人犯和强奸犯那样毫无尊严地死在刑场上。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及人民军的意图尽管没能实现，但是听一听帕特里克·皮尔斯朗读共和国成立宣言也是美妙的、激动人心的——在场的所有人无疑都流下了眼泪，感到心在激烈地跳动。只差七天，“凯尔特人之梦”也许就实现了，爱尔兰就能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不喜欢我的职业，”典狱长难过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让区里的邻居和裁缝店的人知道他的父亲在监狱工作，他感到羞耻。人们总以为我们这些看守一天到晚都在跟犯人打交道，肯定会被传染，变成不法分子。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好像任何人都不应该干这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我给他举了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的例子，此人在老家罗奇代尔镇上还是理发师呢。在那里，没人说他的坏话；相反，邻居们都很看重他，在他的店前排长龙等着让他理发。我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允许人们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知道，他不仅尊敬我，还很爱我。”
罗杰又一次听到了那低低的呜咽声，感到典狱长颤抖得连木床都在晃动。这样发泄对他好吗？会不会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其实他这样自言自语等于用一把刀在剜自己的伤口。罗杰不知对他该采取什么态度：跟他谈话？想法安慰他？默默地倾听？
“我每次过生日，他都送我礼物，从未间断过。”典狱长接着道，“他从裁缝店领到的第一笔薪水就全都交给了我。我当时真应该坚持让他把钱自己留下。现在的孩子有这样孝敬父亲的吗？”
典狱长又沉默下来，不动了。关于起义的事，罗杰知道的并不多：只知起义军占领了邮政局，但袭击都柏林城堡和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失败了；第一批主要领导人未经审判地被枪决了，其中有他的朋友肖恩·麦克德莫特，那是首批用盖尔语写作散文和诗歌的爱尔兰当代作家之一。还有多少人被枪决？是不是在凯勒梅堡监狱的地牢里被处决的？还是把他们押送到里士满军营去了？爱丽丝曾对他说过，伟大的同业公会组织者詹姆斯·康诺利受了重伤，站不起来，就被人用椅子抬到了行刑队的面前。太野蛮了！罗杰从审问者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以及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姐姐妮娜、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透露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得知，那次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爆炸、火烧、枪声与流血的混乱局面。战斗还在都柏林的街巷中进行、英国军队还在消灭最后的起义者的时候，审问他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把从伦敦传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都是些一闪即逝的轶事、不连贯的句子、试图用想象和直觉串起来的一个个孤立事件。从汤姆森和霍尔在几次审问所提的问题中，他发现英国政府怀疑他去德国是为了领导起义。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其实他回来是为了阻止起义，却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起义的领袖。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认为他在主张独立的人中间很有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许正说明英国报刊为什么要大肆诬蔑他。那时他正好在德国，于是他们指责他把自己出卖给德国皇帝，不仅当了叛徒，还做了德国的雇佣军。就在那几天，伦敦的报纸仍向他身上泼脏水。居然把一个从来不是也不想成为最高领袖的人陷入如此不光彩的境地！这就是历史，一门把胡编乱造说成真实的学科。
“有一次他发烧，诊所的医生说他活不成了，”典狱长又拾起了独白，“但我和他的奶妈库比特太太照顾他，给他盖得暖暖的，亲切而耐心地把他救活了。我几夜没合眼，用樟脑酒精擦抹他的全身，他才舒服些。看到他这么小，冷得浑身发抖，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希望他没吃苦。我是说，在那儿、在战壕里、在洛斯那个地方没有吃苦，让死亡不知不觉地来得快些。愿上帝不要太残忍，不要让他一滴一滴地流血或被芥子气毒得喘不过气来，延长他垂死挣扎的时间。他一直都参加星期天的圣事，履行一名基督徒的义务。”
“您的儿子叫什么，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问道。他好像觉得典狱长在黑暗中挺了挺身子，仿佛刚刚发现他在身边。
“他叫亚历克斯·斯塔西。”典狱长终于说了出来，“跟我的父亲和我同名。”
“我很高兴知道他的名字。”罗杰·凯斯门特说道，“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想象他的为人。尽管不认识他，但是能感觉他。亚历克斯·斯塔西是个好听的名字，可以想象是个好人。”
“有教养，也很勤快。”典狱长低声说道，“也许还有点儿腼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这一点，我从他小时候就看出来了。跟男人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说起话来也流利，但是在女人面前就胆怯，不敢直视女人。假使有女人主动跟他讲话，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
典狱长又沉默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沉浸自己的思绪之中，可怜的孩子啊！他父亲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到死都不了解女人的体温为何物，包括母亲的体温、妻子的体温、情人的体温。而罗杰是了解的，那是他那美丽、温柔、柔弱的母亲给他的幸福。他叹了一口气。他有一段时间没想起母亲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如果彼岸真的存在，如果死者的灵魂能在永恒之中看到生者的短暂一生，安妮·杰弗逊一定会随时随地一直关注着他，为他在德国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感到窝囊和苦恼，分担他的沮丧、遇到的障碍以及错误地把德国皇帝和德国人理想化而产生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感受。他曾经以为他们能把爱尔兰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成为他独立梦想的忠实而热情的同盟者。赫伯特·沃德就曾嘲笑过他那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是的，在那难以言表的五天里，母亲肯定会分担他的病痛：在把他、蒙泰特和拜莱从德国黑尔格兰港送到爱尔兰凯里海岸的U-19号潜艇里，他不停地呕吐、晕船、肠绞痛。他一生中从没感到过如此痛苦，身体上的和情绪上的。除了几小口热咖啡和面包，胃里容不下任何食物。U-19号潜艇的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上尉劝他喝一小口烧酒，但他仍然晕船，又呕吐胆汁。当潜艇浮出水面，以每小时十二海里[84]的速度行驶时，潜艇晃动得更厉害，头晕也就更严重了。当潜艇沉入水中，晃动得不那么厉害时，速度又慢了。毯子也好，大衣也好，都不能缓解那渗入骨髓的冰冷感觉，还有挥之不去的对幽闭的恐惧感，似乎后来落入布里克斯顿监狱、伦敦塔楼和本顿维尔监狱里的感受提前领教了。
乘U-19号潜艇的行程中，晕船和可怕的病痛使他忘记口袋里还有一张从德国柏林到威廉港的火车票。在麦肯纳要塞被捕时，特拉利警察局的警察搜出了那张火车票。检察官在审讯中也出示了火车票，作为他在德国时就把爱尔兰出卖给敌国德国的证据。但更糟的是，爱尔兰皇家保安队在他另一个口袋里发现了德国海军司令部为了他在紧急情况下与德国皇帝军事当局联系而给他的密码。他怎么没在离开U-19号潜艇、跳上去海滩的小船前把危及自身的证据毁掉呢？这个问题像一个发炎的伤口在他的意识中化脓。罗杰记得很清楚，向U-19号潜艇的船长和船员告别之前，在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的坚持下，他和丹尼尔·拜莱军士为了毁掉任何能证明他们身份和来自何处的物件，最后一次检查了每个口袋。他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程度，把车票和密码纸忽略了呢？他又记起检察官在审讯中出示密码纸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情报落到了英国情报当局手里，会给德国造成怎样的损失？
这一严重的粗心大意无疑归因于他那可怜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晕船；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健康的恶化损坏了他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几次政治事件（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失败到得知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配合就决定在圣周举行军事起义）影响了他头脑的清醒和心理的平衡，使他失掉了聚精会神、镇静自如地进行思考的能力。这是不是要发疯的前兆？以前在刚果、亚马孙地区，看到土著人手脚被砍、橡胶商施加无数酷刑和暴行时，这种情况就发生过。有那么三四次，他觉得很虚弱，看到自己周围那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在到处都存在的、压倒一切的残暴无耻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要想抗争并试图消灭它们简直是幻想。凡是有着深深的沮丧情绪的人，都会犯下同样严重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这种辩解能减轻些压力，但也只能是一小会儿，接着他就否定了这种辩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糟糕的犯罪感和内疚感。
“我曾想过自杀，”典狱长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亚历克斯是我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再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朋友，几乎没有熟人。儿子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他，我干吗要活下去？”
“我也有同感，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低声道，“但是，尽管如此，生活中也有美丽的东西，您会找到另外一种吸引力。您还年轻。”
“虽说显得老，但我才四十七岁。”典狱长答道，“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由于宗教。宗教不允许我自杀，但也不排除我可以自杀。如果我没能战胜悲哀，那么这种空虚感会战胜它。当然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个男子汉要是觉得活着是值得的，就应该活下去，否则就别活着。”
他说话时并不带有戏剧色彩，而是平静而自信。他又安静下来，不说话了。罗杰还在听，他似乎听到从外面的某处传来一个声音，使他想起一首歌曲，大概是合唱曲。那声音是压低的，很远，听不出歌词和曲调。
起义的领导们为什么不愿让他回到爱尔兰，还要求德国当局把他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大使的可笑头衔留在柏林？他看到了信里关于他的那些话，而且读了又读。据蒙泰特上尉说，那是因为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知道罗杰反对在德军的进攻未能摧毁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情况下就举行起义。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本人说？也许是不信任他。难道他们信不过他吗？难道他们相信了英国政府说他是英国间谍而散布的笨拙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吗？对这些诬蔑，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一直认为朋友们和同伴们会懂得，那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为了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制造怀疑和分裂而耍的毒化舆论的把戏。也许同伴中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上了殖民者这一把戏的当。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坚信罗杰·凯斯门特仍然是忠于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忠诚斗士。怀疑他的忠诚的人是不是那些在凯勒梅堡监狱里被枪决的人？死者曾这样怀疑他，那么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觉察典狱长站了起来，向牢房门走去，也听到了他那轻轻的、懒洋洋的、仿佛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他走到门前时说：
“我现在这样做很不好，是违反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跟您说话，尤其是我这个当典狱长的。我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到这儿来。要是不跟人说说，我的脑袋就要爆炸，心就要破碎。”
“我很高兴您到我这儿来，典狱长。”凯斯门特低声道，“在我这种处境下，跟人谈谈也是一种放松。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就您儿子的去世安慰您几句。”
典狱长嘟囔了几句，似乎在告别。他打开牢房门走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牢房又完全黑下来。罗杰侧过身，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但他知道这晚也是睡不着的。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漫长的，是一种无尽的等待。
他想起了典狱长的话：“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可怜的孩子，十九、二十岁了还不知男女欢娱，不知那火热的昏厥、那周围的一切都悬浮起来、那只在射精瞬间感觉的永恒为何物；但那又是多么强烈、深刻，以至于能打动你的心弦，抵达你灵魂的每个缝隙，使之躁动起来。如果他二十岁时不去非洲，而是留在利物浦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运公司工作，也许到死也是个处男。他在女人面前的那种腼腆与扁平足的亚历克斯·斯塔西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起了姨表兄妹们，尤其是格特鲁德，亲爱的格，为了逗他脸红而跟他开玩笑，只要一谈起女人，譬如：“你知道多萝西是怎样看你吗？”“你没有发现玛丽娜在游泳池里总是想方设法地坐在你身旁吗？”“你也喜欢她吗？”这种玩笑总让他感到不自在，说不出话来，开始结结巴巴、嘟嘟囔囔地净说傻话，把格及其朋友逗得笑得要死，于是安慰他道：“别这样，开个玩笑嘛。”
尽管如此，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种审美观，善于欣赏人体美和面孔美，赏心悦目地欣赏一个匀称的侧影、生动而调皮的眼睛、纤细的蛮腰、像肉食动物不经意展现出的强壮的肌肉。但能够使他激动、掺有不安和警觉、留下反常印象的美，并不是女孩，而是男孩。他是什么时候发觉这一点的？是在非洲。踏上非洲大陆之前，他那清教徒式的教育、父系和母系亲戚严格的传统和保守的习惯已经把他那点激动的苗头在萌芽中压制了下去。在那种气氛中，只要对同性间的性吸引有一点点怀疑，就被认为是可憎的心理失常，要作为罪行和恶习受到法律和宗教的谴责，而且不容辩解、不容调和。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在安特莱姆，在叔祖父约翰家，在利物浦姨父母和姨表兄妹的家里，他只能在借口看照片时用眼睛和意念享受着男性那匀称美丽的身体，感受着他们的吸引力，自欺欺人地说那是美学上的吸引力。
非洲，那残酷却极端美丽的非洲，大苦大难的非洲，也是自由的非洲，那里的人遭受着不公平的虐待，同时却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幻想、欲望、本能和梦想。不像在英国，偏见窒息了欢娱。罗杰想起在博马的一个下午，太阳灰蒙蒙的，闷热得令人窒息。那时的博马连村子都称不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定居点。那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觉得浑身都在冒火，于是到外面一条小溪里去洗澡。当时刚果河的水还没有满，只是在岩石间形成了一面小湖，溪水潺潺流过，周围都是高大的芒果树、可可树、猴面包树和巨大的蕨类植物。两个巴刚果族青年跟他一样脱得光光的，也在洗澡，他们不会讲英语，只是以微笑回答他的问候。二人好像在玩耍，但片刻之后，罗杰发现他们正在用赤裸的手抓鱼，滑溜溜的鱼总是从手指间滑掉，很难抓牢，把得他们激动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很漂亮，高高的、黑得发蓝的身体很匀称，深深的眼睛闪着活泼的光芒，在水中犹如一条鱼，其动作时隐时现，双臂、脊背和大腿皮肤上的水珠闪闪发亮，黝黑的、文着几何图案的脸上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露着白白的牙齿，最后终于喧闹着抓到了一条鱼。另一个男孩从水中走了出来，上了岸，罗杰看到他好像在开始切鱼、洗鱼，并准备点燃一堆火。仍在水中的那个盯着罗杰，对他微笑。罗杰感到发热，便微笑着向他游去，但是到了他的身旁又不知怎样才好了。他感到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同时感到一种无边的幸福。
“可惜你听不懂我的话，”他低声说道，“我真想给你照张相，跟你谈谈，交个朋友。”
这时他感到那小伙子划动起手脚，缩短与他的距离。此时二人离近了，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罗杰感到他的手在探索自己的肚子，摆弄自己那早已挺起的生殖器。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喘起气来，充满了欲望和苦恼。他闭上眼睛，竭力回想着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惊愕、无可名状、不能减轻疑惧的激动。他用身体贴着那男孩的身子，感到后者正用那玩意摩擦他的大腿和肚皮。
那是他第一次做爱，如果只是激动并在水中把精液射在男孩身上就是做爱的话。其实那男孩只是为他手淫，他也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射精而已，尽管他自己并未发觉。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那两个巴刚果人请他吃几口在小溪深水岸旁点起的火堆上烤好的鱼。
事后，他感到羞耻难堪。整整一天他都昏昏沉沉，深深陷入混杂着幸福火花的悔恨之中，同时意识到，他已冲出樊笼的限制，获得了梦寐以求但又不敢追求的自由。他很后悔。打算改正吗？是的，是的，有此打算。他答应自己，以自己的名誉起誓，以对母亲的怀念起誓，以自己的宗教信仰起誓，以后永远不会再犯。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是骗人的，既然尝到了禁果，感到整个人都变成了不能自制的一团火，就很难不重蹈覆辙。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不管怎么说，极少几次中的一次，不花钱的享乐。为他那些临时情人的几分钟、几小时的服务付钱这一事实就能把他从艳遇之后追悔莫及的良心谴责中解脱出来吗？也许这就像商业交易：你给我嘴唇、鸡巴，我给你舌头、屁股，再加上几块英镑。在公园，在黑暗的街角，在公共浴室，在车站，在肮脏的小客栈，甚至像狗一样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不懂英语、只能以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脱下道德外衣的男人，就进行那赤裸裸的交易，平常得像买一支冰棒、一包香烟。那是欢娱，不是爱情。他学到的是享乐，不是爱，也不是对爱的回应。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伦敦，在贝尔法斯特[85]，或者在都柏林，有时在一次火热的相会之后，除了风流，他又有了某种感觉，对自己说：“我真的爱上了。”但那是假的，他从来没有爱过。那种感觉并没有持续下去，就连对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也是如此。他对此人生出了感情，但并不是情人间的感情，也许是兄弟间的感情、父子间的感情。不幸的人啊，在这方面，他一败涂地。他有过许多临时情人（几十个，也许几百个），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爱人，纯粹是性关系，匆匆忙忙的、动物间的性关系。
因此，给自己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作总结的时候，罗杰总说它们是晚来的、禁欲式的。有，却零星，总是匆匆忙忙地风流一下，一闪即逝，也无后果，就像那次在刚果河下游一处叫博马——当时只是营地——的附近小溪水流深处发生的事。
偷偷摸摸的艳遇总是伴随着深深的忧伤，一般说来总像第一次那样，经常在露天发生，同成年人、年轻人，而且总是同外国人，不知其姓氏，问过即忘掉。那暂短的欢娱根本无法跟稳定的长期关系相比。稳定的长期关系在长年累月中除了欢娱，还有理解、共事、友谊、交流和互助。他很羡慕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感到的另一种极大空虚与思念。
似乎在牢房的门缝中，他注意到，出现了一缕光线。
12
“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倒霉的旅行中了。”罗杰想道。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对他说，由于来自秘鲁的消息破绽百出，英国政府若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凯斯门特本人回到伊基托斯，去看看秘鲁政府有没有为结束普图马约的暴行而有所作为，还是因不愿或不能对付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而采取了拖延战术。
罗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从伊基托斯回来后，岁末在巴黎与沃德共度了几日，关节炎发作了，疟疾也来折磨他。痔疮虽没像以前那样出血，但仍然让他难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伦敦就去看医生。他去咨询的两位医生都说他的情况是在亚马孙地区过于劳累、精神过于紧张的结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静的假期。
但是他还不能休假，他要写出英国政府急着要的报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种会议，报告在亚马孙地区的所见所闻，拜访反奴隶制协会……这一切都占用了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要会见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领导层和秘鲁领导层。这些高层在第一次会议上用将近两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普图马约的印象，之后都像石头般呆住了，拉长着脸，半张着嘴，露出又惊又疑的目光，仿佛脚下的地板开裂，屋顶塌落，不知说什么好，一个问题也没提就告辞了。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参加了。罗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听说过他，各种人谈论他，有的像对待宗教圣人或政治领袖（从不是对企业家）那样神化他，有的则把残暴行径和可怕的（无所顾忌的虐待、贪婪、吝啬、不诚实、讹诈及无与伦比的欺诈）的罪行归于他。罗杰盯着他观察，像昆虫学家观察一个尚未被列入物种目录的神秘小虫子。
据说他懂英语，但由于胆怯或虚荣，从来不说。他身边有个翻译，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把听到的一切翻给他听。此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有着梅斯蒂索人的特征，斜视的眼睛有些亚洲人的味道，前额很宽，梳得服服帖帖的直发中分，胡子也是刚刚梳理过的，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关于他有洁癖、穿着讲究的传说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无可挑剔，细呢西装大概是在萨维尔街[86]的裁缝店手工定制的。其他高层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对，此时他们讲话了，他们向罗杰·凯斯门特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阿拉纳的律师替他们准备的，想陷他于矛盾之中并暗示他搞错、夸大、多心及多疑——一个文明的欧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会这样不冷静。
回答他们的时候，罗杰引用的证词和精确的细节加重了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分量。他说话时一直用眼睛扫着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后者像偶像那样安详，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这让罗杰想起普图马约橡胶公司收购站站长们那种灵魂空虚的神色，那种失去了（如果有时还有的话）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这样说来，这个衣冠楚楚、微微发胖的小个子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体量的帝国的主人、几万人生命和财产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亚马孙地区穷苦人的世界里聚敛了可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大量财富。一开始，他是出生在秘鲁森林深处一个大概叫做里奥哈的村子里的穷孩子，挨户叫卖自家编的草帽，只上了几年小学，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资和绝对的寡廉少耻补偿了学历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爬去，从走街串巷在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叫卖草帽到在森林中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有能力向橡胶商们提供各种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宾枪、渔网、小刀、盛橡胶液的铁罐、食物罐头、木薯粉、家用器具，来换取橡胶商们得来的部分橡胶，然后在伊基托斯和马瑙斯卖给出口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最终从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产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伦比亚橡胶商合伙经营，但这些人不如他聪明、勤快，也不如他无耻，最后把自己的土地、库房、土著人小工都廉价卖给了他，还得为他工作。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兄弟、内兄弟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企业尽管规模很大，而且从1908年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注册，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传说无疑夸大了实际数字，不过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栋昂贵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大楼；在肯辛顿大街拥有一处宅邸，比起周围的王子和银行家的宫殿毫不逊色；在日内瓦的住宅和比亚里兹的避暑山庄是由时髦的设计师布置的，到处是名画和贵重的摆设。但是据说他本人的生活很节俭，不酗酒，不赌博，没有情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从小就爱上了她——她也是里奥哈人——但很多年以后，埃利奥诺拉·苏马埃塔才答应他的求婚，那时他已经有钱有势，而她则是出生的小村子里的学校老师。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通过翻译作出保证，普图马约的各站点上的缺点、管理上的不足之处都要立即加以纠正，因为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范围内与利他道德规范内活动一直是其企业的政策。阿拉纳向领事告别时只点了点头，没有伸手。
他花了一个半月写出《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在外事办的一个房间里开始写，有打字员帮助他。后来他宁愿在伯爵区爱滩公园附近的寓所里工作。寓所在美丽的圣库斯伯特和圣马提亚教堂旁边，他有时钻进去听美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伦敦流传着《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就像他关于刚果的报告那样，颇具有毁灭性，给各种小报和八卦场合提供了种种推测、闲言碎语的口实，因此政治家、慈善机构、反奴隶制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些报人都来打断他的工作。于是他要求外事办同意他去爱尔兰。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尔斯旅馆里。这一年，他于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着，上司和同事的祝贺立即像雪片般地飞来，爱德华·格雷爵士亲自在办公室里召见他，赞扬他的报告，并建议他作些小小的修改。报告文本马上送到了美国政府，以便伦敦和华盛顿一起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秘鲁政府施压，要求他以文明社会的名义结束奴隶制度，废弃酷刑，禁止拐骗妇女儿童，禁止灭绝土著人社会，并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然而罗杰还不能按医嘱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还要跟政府、议会和反奴隶制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开会，研究公众和私人机构如何更有实效地行动起来，改善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状况。在他的建议下，首先在普图马约资助成立一间传教所——这是阿拉纳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现在他答应提供方便。
他终于去爱尔兰休假了。他一到达爱尔兰，就接到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长通知他，由于外长本人的推荐，乔治五世陛下决定赐予他贵族称号，以表彰他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为联合王国作出的贡献。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为他祝贺。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罗杰爵士时，满腹犹豫地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如何接受一个他从心底里认为是敌对的、把他的祖国变为殖民地的政权授予的爵位呢？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是正作为外交人员在为这位国王和这个政权服务吗？他从来不曾像那几天那样感到自己几年来一直生活在隐蔽的双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纪律，高效率地为大英帝国服务；另一方面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但并不与约翰·雷蒙德领导的温和派一起去为爱尔兰争取自治，而是跟激进派如由汤姆·克拉克秘密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联系上了，目标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罗杰犹豫了很久，心神不宁，最后决定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对授予自己的荣誉恳切地表示感谢。消息在报刊传开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