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尽心地跟阿拉纳的公司合作，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社长抱怨道。二人在床角边上坐下来，油灯几乎照不到房间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谈话。“那时我还是个法官，办了那份《东方日报》。我从没拒绝过他们的请求，虽然那些请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个讲究现实的人，领事先生，我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是赢不了的。所以，这个任务，即巴尔卡塞尔法官委托我去普图马约的任务，我一直不愿接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会把我卷进一场纠纷。但是他们强迫我去，巴勃罗·苏马埃塔也亲自要求我去。我去，仅仅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的报告在交给行政长官前先给苏马埃塔看了，他未加评论即退给了我，也许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这才交给了行政长官。结果他们反倒向我开战，想干掉我。这次的袭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逼我离开伊基托斯。我能到哪儿去呢？我有老婆，有五个孩子、两个女仆，凯斯门特先生。您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也劝您尽快离开这里，您有生命危险，罗杰爵士。到现在为止，您还没出事，那是因为杀害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外交官，会引起国际纠纷。不过，您也别大意，他们很可能大醉一场就不管不顾了。听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轻声地纠正道。
罗慕洛·帕雷德斯把带来的箱子交给他说道：“这里是我在普图马约搜集的所有文件，也是我工作的基础。幸亏我当时没交给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否则会遭到跟我的报告同样的命运：放在行政长官官邸生虫子。您把它带走吧，会对您有用的。对不起，又给您加重了负担。”
四天后，向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告别后，罗杰出发了。斯泰尔斯先生把这两个孩子安排进了纳奈的一间木匠铺，除了为主人干家务活，也在铺里当学徒。在斯泰尔斯和米歇尔为他送行的港口，罗杰得知最近两个月的橡胶出口量超过了去年的纪录。这就是情况毫无改变且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无情压榨的最好证明。
到达马瑙斯前的五天里，他几乎没走出自己的船舱。情绪低落，病痛难忍，对自己感到恶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狭窄的船舱里酷热难忍的时候才到甲板上来。亚马孙河往下行，河面渐渐宽阔起来，看不见河岸了，此时他心想，再也不到这森林地带来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刚果河航行时，他也多次这样想过——红嘴草鹭和尖叫着的鹦鹉时而从船的上方掠过，小鱼跳跃着，翻滚着尾随船体留下的涟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这雄伟的景象又驱散了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那些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处给他造成的眩晕的、痛苦的经历。回想起在伦敦那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上阿拉纳那不动声色的脸，他又发誓要竭尽全力战斗到让那些精于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种惩罚，因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使压榨人的机器不担风险地运转，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现在谁还敢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对普图马约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导演了一出戏欺骗全世界，主要是欺骗秘鲁政府和英国政府，以期从森林里继续割取橡胶，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样受虐待。
十二月中旬，到达马瑙斯时，罗杰才感觉好一些。在等待开往帕拉和巴巴多斯的轮船期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工作，为报告补充评论和细节。一天午后，他同英国领事在一起，后者告诉他，尽管多次呼吁，但巴西当局并没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蒙特、阿圭罗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处都在流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的几个前站长正在马代拉—马莫雷的铁路工程上工作。
在马瑙斯逗留的那一周，罗杰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晚上并不出去寻乐，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时候就读几个小时的书，那是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推荐给他关于爱尔兰古代史的书。热衷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就会把普图马约的形象与他在伊基托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贪腐政治中的各种阴谋、谎言和暴行从脑子里赶走。但是集中考虑爱尔兰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得记住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必须一到伦敦就了结。
12月17日，轮船起锚开往帕拉，他终于在帕拉看到了外事办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发自伊基托斯的电报，已得知秘鲁政府不顾所作诺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纠正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不法行为，而是允许被告们逃走。
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丹尼斯号前往巴巴多斯。轮船很舒适，旅客很少，一路安静地到达了布里奇敦。外事办在那里给他订了SS特伦斯号开往纽约的船票。英国当局决定对普图马约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英国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并希望美国予以配合，共同抗议秘鲁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消极态度。
在巴巴多斯首都等待轮船期间，罗杰同在马瑙斯一样过着纯洁的生活，既没去公共浴室，也没夜出寻欢，又一次进入了禁欲期。这禁欲期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其间，占据他脑海的都是宗教问题。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访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约》做了几次长谈。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随身带着《新约》，不时地读一读，与爱尔兰诗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轮换着读——这位诗人的诗作，有几首他都能背下来。他还去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做弥撒，像以前一样，他感到了想领受圣餐的愿望。他把这感受对史密斯神父说了，史密斯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如果罗杰想皈依天主教，他愿意帮他走出第一步。罗杰曾想过走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须向史密斯神父这位好朋友忏悔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就后悔了。
12月31日，开往纽约的SS特伦斯号出发了。到了纽约，他马上乘火车去了华盛顿，连去看看摩天大楼的时间都没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通知他，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87]要接见他，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总统及其顾问想从罗杰的口中直接了解橡胶种植情况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各家教会、人道主义组织和报刊上所反对的剥削奴隶的活动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像各橡胶企业与秘鲁政府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夸大其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罗杰亲身经历过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国政府信任的人。
罗杰在布莱斯大使的寓所里被殷勤地招待，到处都听见人们称他罗杰爵士。凯斯门特去理发馆理发、修面，还修了指甲，在华盛顿一家高级服装店里换了新行头。在这几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一个住简陋旅店、受死亡威胁的可怜虫，而现在的他，一个梦想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却成为英国王室的特派官员，来说服美国总统与英国一致要求秘鲁政府采取措施，了结发生在亚马孙地区的不光彩事件。这种生活不是有点儿荒唐吗？一场演出突然变成一场闹剧。
在华盛顿度过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晕，他每天都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召开工作会议，还与美国国务卿有一次个人长谈。第三天，塔夫脱总统在几名顾问和国务卿的陪同下在白宫接见了他。就普图马约事件作阐述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产生了一个幻觉：坐在那里的不是英国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刚刚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国家的临时政府派到美国，为大多数爱尔兰人要求举行公投、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宣布独立而进行辩护；新的爱尔兰共和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两国都拥护民主政治，美国又有着众多的爱尔兰裔移民。
罗杰·凯斯门特完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接见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又接见了三次。塔夫脱总统本人极为专注地听取了关于普图马约土著人境遇的报告，然后仔细地询问，并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鲁政府了结橡胶公司的罪行征求了他的意见。罗杰建议美国在伊基托斯开设领事馆，同英国领事馆共同工作，揭发暴行。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将于一个星期后派职业外交官斯图亚特·J.富勒出任驻伊基托斯领事。
不光是语言上的承诺，塔夫脱总统及其同僚听取讲述时表现出来的惊愕与愤怒也让罗杰确信，美国从现在起将坚定地与英国合作，一同应对亚马孙地区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回到伦敦，由于劳累，加上老毛病发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决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给外事办的新报告，说明秘鲁当局并未进行所承诺的改革，秘鲁亚马孙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议，让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无法待下去，还把堂罗慕洛·帕雷德斯的报告截留在行政长官官邸，并因他公正地写出了四个月（3月15日至7月15日）里在阿拉纳公司各站点的亲眼所见而差点加害他。接下来，罗杰又把《东方日报》社社长在伊基托斯交给他的各种证词、谈话记录与文件精选出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这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报告。
他都是在晚间做这些事，因为白天忙着参加外事办的各种会议，从外长到众多委员会都请他去作报告，就英国政府该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各种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家英国公司在亚马孙地区干下了残暴行径，成了反奴隶制协会和《真理》周报发起的有力抗议活动的目标。此时，自由派报刊和许多宗教组织及人道主义组织也都起来表示支持。
罗杰主张立即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对英国政府试图对莱吉亚总统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一些行政部门还是坚持，但爱德华·格雷爵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内阁也通过了，报告名为《蓝皮书》。罗杰花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停地吸烟，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为这份报告作最后的修改。
最终的文本终于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担心单独一个人会出事，便躲到了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家里。“您简直变成了一副骷髅。”女历史学家抓住他的胳膊，带他走进客厅。罗杰拖着脚步，茫然地觉得自己随时会失去知觉。他感到腰酸背痛，于是爱丽丝加了几个枕头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他马上睡着了，或许是昏了过去。当他再次张开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爱丽丝微笑着坐在他身边。
“我们还以为您醒不过来了呢。”他听见其中一人说道。
他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爱丽丝唤来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罗杰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觉。他记不起来是否做了梦。他试图站立起来，但双腿发软，又跌倒在沙发上。“刚果没害死我，亚马孙却要害死我了。”罗杰心想。
罗杰吃了些点心之后，能站起来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个澡，头脑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虚弱，便又躺了下来。
外事办给了他十天的假，强迫他休息，但他拒绝在《蓝皮书》出版前离开伦敦。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妮娜向教书的学校请了假，陪他到康沃尔郡休息了一个星期。他太疲乏了，连看书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荡时的形象总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于生活平静、饮食健康，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享受温暖的气候。康沃尔温馨、文明的景色与亚马孙地区完全不一样。然而尽管在这里可以看着农夫们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详的牛群，听着马厩里那些不受野兽、毒蛇和蚊虫威胁的马匹的嘶叫声，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着人类、受人类教化、经历了几个世纪惠及人类农事劳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动荡不安、难以驯服、未被驯化的亚马孙地带，已经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论者所称的灵魂。在那片蛮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与死亡。那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险象迭生，动荡不已。那里的人感到从现代被拽出来，扔进了遥远的过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类诞生的曙光时代。他发觉自己竟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而不顾其中包藏着恐怖，不觉大吃一惊。
关于普图马约的《蓝皮书》于当年七月问世。发布首日就引发震撼，以伦敦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涟漪形式扩展到整个欧洲、美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泰晤士报》用数版的篇幅登载此事，还发表了社论，对罗杰·凯斯门特大加赞扬，说他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与伦比的才干，同时呼吁对那家利用奴隶劳动、施用酷刑、靠灭绝土著居民而发家致富的英国公司及其股东立即采取措施。
然而最让罗杰感动的赞扬却是他的朋友、反对比利时皇帝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时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尔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对《蓝皮书》的评论中，谈到罗杰时说“他从未见过像罗杰那样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不习惯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罗杰对这次新的声望的浪潮根本不感兴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躲避，然而很难避开。《蓝皮书》揭露的丑闻促使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几十家报刊都想来采访他。他接受学术机构、政治性俱乐部、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的邀请去做报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题目举办了一次特别圣事，赫伯特·亨森牧师做了训诫演说，严厉抨击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东们利用奴隶劳动，以杀害、肢解等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英国驻秘鲁代办德斯·格雷斯报告说，《蓝皮书》在利马引发混乱。秘鲁政府担心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经济禁运，便宣布立即实行改革，并向普图马约派去军队和警察。
但德斯·格雷斯又说，这一宣布也很有可能毫无成效，因为政府里有些部门提出，《蓝皮书》指出的事实是英帝国的一个阴谋，以利于哥伦比亚染指普图马约。
《蓝皮书》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同情和支持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氛围使得在普图马约建立一间传教所的计划得到多方面的经济支持。英国圣公会起初有所保留：在一个天主教已经生根的国家里建立新教传教所会引起猜疑，秘鲁亚马孙公司会加以诋毁，把新教传教所诬蔑为英国王室殖民企图的一把尖刀。但罗杰在无数次的会谈、约见、通信、对话中用道理说服了他们。罗杰在爱尔兰和英国跟耶稣会和方济各会[88]都开过会，他对这两个教团一贯有好感。自从到了刚果，他通过阅读得知，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组织土著人，向他们传授教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持集体劳动的传统，并练习基督教基本仪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这样，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摆脱了被剥削、被灭绝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捣毁了耶稣会所有的传教所，并阴谋策划让西班牙和梵蒂冈相信那些耶稣会已经变成了国中之国，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西班牙帝国的主权构成了危险。这一次，耶稣会于对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传教所一事反应冷淡，相反，方济各会则热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了解到都柏林贫民区方济各会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去工厂和车间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罗杰同他们谈话，看到他们在完成使命时是多么虔诚，看到他们怎样地同那些出卖劳动力者同甘苦、共命运。罗杰心想，没有人比这些宗教人士更适于去应对在乔雷拉与埃尔恩坎托建立传教所这项挑战。
罗杰兴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爱尔兰方济各会的会员将去秘鲁的亚马孙地区。爱丽丝预言：“您敢肯定您还是圣公会的成员吗，罗杰？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踏上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不归路了。”
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的家中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举办的茶会的常客中有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罗杰从未发现他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没有过争论。经爱丽丝提醒，那几天里他常问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选择民族主义的承诺，因为大多数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为了逃避因写出《蓝皮书》而受到的纠缠，他向部里又请了几天假，去德国度假。柏林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凡的印象，在他看来，德国皇帝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范。这次访问虽然短暂，却使得一段时间以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想法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最高理想：为了争取自由，爱尔兰不能依靠英帝国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国的仁慈。就在这几天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英国议会可能重新讨论给予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尽管罗杰及其朋友都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很不彻底的、形式上的让步，却在英国遭到从保守党到自由派、进步人士乃至工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激烈、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反对。而在爱尔兰，享有行政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的前景把厄尔斯特统一派动员起来，热情高涨，又是开大会，又是组织志愿军，又是募捐买武器。几万人签署了盟约的北爱尔兰宣布：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将不予尊重，并用武器和生命捍卫爱尔兰留在帝国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罗杰觉得爱尔兰独立派应该寻求德国的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德国明显是英国的对手，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大不列颠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会成为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机遇。一句民族主义的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欢乐。”在那几天里，这句话被罗杰重复了好几遍。
然而，当他把得出的这个政治结论告诉在去爱尔兰的途中或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结识的民族主义者朋友时，英国却正为他所做的一切表达敬佩与亲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在此期间，秘鲁亚马孙公司仍在负隅顽抗，但很显然，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家企业已处于危险境地。《先导晨报》的记者贺拉斯·索罗古德去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采访公司董事时，其中一位叫阿维尔·拉尔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亲戚，递给他一只信封。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拉尔科回答说，公司对待朋友一贯慷慨。记者大怒，退还了这笔企图贿赂他的钱款并在报上揭发。秘鲁亚马孙公司不得不公开道歉，说什么这是误解，将把企图进行贿赂的责任人开除。这件丑闻之后，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企业的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开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锡兰——新兴橡胶与亚马孙橡胶展开的竞争（英国科学家兼冒险家亨利·亚历山大·维克汉姆毫无顾忌地把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种起来），但《蓝皮书》发表之后，秘鲁亚马孙公司在公众舆论及金融界的负面形象才是它垮台的关键。英国劳合社切断了对它的信贷，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银行也跟从。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发起的抵制秘鲁亚马孙公司橡胶的运动夺去了公司的众多客户及合伙人。
给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残暴事件上的责任。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构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议员查理·罗伯茨。足足开了十五个月的会。在第三十六次的会议上，公开问询了二十七个证人，旁听席挤满了记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协会的会员，其中就有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报纸杂志详细报道了历次会议的情况，登载了众多文章、漫画、小道消息和笑话加以评论。
令人翘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证人就是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于11月13日和12月11日两次与会作证，把在各个站点的亲眼所见准确而简明地描述了出来：颈手枷、空地上的各种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购站的工头和负责维持秩序并在“打猎”时负责攻打部落及维护奴役规章的“小伙子”或“理性人”随身携带的皮鞭、温切斯特步枪，还有土著人遭受的过度剥削和饥饿。接着，他总结说，巴巴多斯人证词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承认自己施行过酷刑并杀人。在委员们的要求下，罗杰还解释了那普遍实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长不领取薪水，而是根据收到的橡胶数量收取佣金，这就促使他们要求割胶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胶，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他第二次与会时，上演了一幕戏：在出席者惊奇的目光下，罗杰从两个办事员带来的大袋子里一件件地掏出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开设在普图马约的商店里搞来的物件，用这些物件向大家证明印第安工人受着怎样的宰割。公司为了让这些印第安人永远负债，以高出伦敦数倍的价格赊给他们物品，如劳动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装饰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单筒猎枪，在乔雷拉站的价格是四十五先令。为了能支付这个价钱，一个乌伊托托人或波拉人就得干两年的活，也就是说，让他们付出伊基托斯一名清洁工的全年收入。接着他又拿出了粗布衬衣、粗斜纹布长裤、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药盒、龙舌兰编的腰带、陀螺、油灯、粗制草帽、治虫咬的软膏，同时高声报出这些在伦敦都能买到的东西在普图马约商店里的价钱。议员们睁大了眼睛，既愤怒又吃惊。还有更坏的，那就是罗杰爵士把他在埃尔恩坎托站、乔雷拉站和普图马约其他收购站所拍摄的数十张照片也在查理·罗伯茨主席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展示出来，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结痂的“阿拉纳记”字样的烙印、草丛中被兽咬鹰啄腐烂了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头顶盛有固体橡胶篓子的瘦弱儿童、因感染寄生虫而肚皮鼓胀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婴儿等。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那些吃不饱、遭受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那些贪心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胶，为此让整个种族灭亡也在所不惜。会上，一个感人的场面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董事的质问，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尔的资深议员、既好斗又精明的爱尔兰人斯威夫特·麦克尼尔。这位议员毫不含糊地证明，生意场中的杰出人物如亨利·M.里德、约翰·罗素·久宾斯以及伦敦的明星人物、贵族及金融专家如约翰·李斯特尔·凯和索萨·迪罗男爵等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开开董事会、签签文件、领取巨额红利。当《真理》周报开始发表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揭发文章时，他们甚至对调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确有其事都不关心。他们仅仅满足于阿维尔·拉尔科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本人的辩解——他们辩解说揭发者企图以威胁手段从公司得到一笔钱，因未得逞而进行讹诈。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核查一下这家因他们的名字而获得声望的企业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检查一下文件、账目、报告和往来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为肯定会在此类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来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阿维尔·拉尔科和其他高层直到丑闻爆发仍表现得很自信，说在各种文件账目中从未掩盖过暴行，如不给土著工人发工资，用巨额金钱购买皮鞭、手枪和步枪等。
戏剧性的一刻突然出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委员会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过期，因为他的妻子埃利奥诺拉在日内瓦患了神经病，原因是已经登上社会顶峰地位的家庭现在却急转直下地垮下来，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极为焦躁不安。阿拉纳走进众议院，穿戴依然讲究，面色苍白得仿佛患了亚马孙疟疾。他在众多助手和顾问的簇拥之下而来，但议会只允许他带律师。起初他还显得很镇静、潇洒，但随着查理·罗伯茨和斯威夫特·麦克尼尔等人的追问围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他的翻译尽量为之掩饰，但无济于事。委员会主席问他：“普图马约的各收购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温切斯特步枪？是不是为了‘打猎’？也就是说，为了冲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胶种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为了防范该地区众多的老虎。”这一回答引起了听众的哈哈大笑。他什么都想否认，但是突然承认说，对，他确实听说过一位土著妇女被活活烧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说干过什么不法行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阿拉纳还想诋毁沃尔特·哈登堡，指控这个美国人在马瑙斯伪造了一张汇票。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插嘴问他是否敢于传唤伪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为哈登堡当时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传他吧。”麦克尼尔说道。哈登堡一出现在席上就引起了极大震撼，也让这位橡胶商甚为惊慌失措。在律师的劝说下，阿拉纳收回了对哈登堡的指控，说他刚才讲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马瑙斯银行汇票上改动了一个字母的“某个人”，其结果等于造假。哈登堡证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诋毁他而利用一个有前科、叫做胡里奥·穆列达斯的家伙所设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诈骗已在帕拉被捕。
从这一刻起，阿拉纳垮了下来，回答问题时犹豫不决、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话里明显的虚假成分。
委员会正在议会中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落在了那位企业家的头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温芬·艾迪在一群股东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商业活动。法官宣布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获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残暴的手段收取橡胶”，“如果阿拉纳先生确不知情，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严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绝对有义务知晓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跟一纸墓志铭差不了多少，结论如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同其合伙人一样，对于在普图马约的代理人和雇员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完全知情，因此必须负主要责任。”
委员会公布这个结论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名声一落千丈，将里奥哈一名卑微的居民变成当代权贵的企业帝国也随之加速了破产。此时，罗杰·凯斯门特早已把亚马孙和普图马约抛在脑后了，爱尔兰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暂的休假之后，外事办建议他重返巴西，去做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他原则上同意了，但总是推迟行期。借口是各式各样的，有应付部里的，也有给自己找的。实际上，他在内心已经决定不再作为外交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去为英国王室服务。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倾尽智慧与精力，从现在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因此，他只是无动于衷地从远处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及其拥有者的最终命运。据总经理亨利·莱克斯·吉尔古德本人的供词，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根本没有普图马约的土地开发证，他开发该地区仅仅凭借“占领权”。在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这一情况也被摸清楚了。于是各家银行和债权人对阿拉纳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支付各种款项，履行悬而未决的承诺（光是亏欠伦敦商业界各机构的债务就高达二十五万英镑）。查封其财产、拍卖其产业的威胁如雪片般飞来。阿拉纳宣布，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将付出最后一分钱。为此，在伦敦，阿拉纳卖掉了位于肯辛顿大街的宅邸、比亚里兹的别墅与日内瓦的住宅。但是变卖房产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债权人的怒火，于是债权人请求法院冻结他在英国的存款和银行账户。随着个人财产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亚洲橡胶的竞争压力下，亚马孙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进口商决定：在独立的国际委员会证实奴隶劳动确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为确已被禁止、各收购站确已为收割橡胶的土著工人发放工资并遵守英国和美国的现行劳动法之前，不再购买秘鲁橡胶。
没等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诸实施，普图马约的各主要工头和收购站站长因害怕被监禁，早就逃之夭夭，结果整个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土著人，甚至整个村社都趁此机会逃掉了，橡胶的割取量锐减，很快就完全停产。逃跑者临走时掠劫了仓库和办公室，抢走了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武器与粮食。后来有消息说，是阿拉纳的公司为逃亡的杀人犯提供了大笔钱财，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逃跑。然而当公司得知这些逃犯在未来可能的审讯中将变成指控公司的证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罗杰·凯斯门特通过与老朋友、英国领事乔治·米歇尔的通信，注视着伊基托斯的衰落。后者向他讲述旅馆、饭店及过去出售从巴黎、纽约进口的物品的商店都关门了，过去毫不在乎地打开的香槟、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酒馆、妓院里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烧酒，有些饮料来源可疑，所谓的春药往往不仅不能增加性欲，不小心的人喝了还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
和马瑙斯当年的情况一样，阿拉纳的公司及橡胶产业在伊基托斯的垮台触发了普遍危机，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荣起来时一样。首批离开该城的都是些外国人——商人、开发商、各种商贩、酒馆老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妓女、无赖和拉皮条的——他们要么回国，要么去寻找比这个已陷入毁灭与孤立的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卖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称“法国女郎”；波兰籍、弗兰德籍、土耳其籍、意大利籍女人被乔洛女人与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乔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还是少女，她们原本是做女佣的，后来主人去别处发财或因经济危机无法养活她们，就失掉了工作。英国领事在一封信中对那些如小丑般浓妆艳抹、在伊基托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岁印第安女孩有过令人伤心的描写。各种报刊停刊，甚至连预告船只进出时间的小报也不见了，因为原本繁忙的水上运输已经大大减少，以致停运。伊基托斯十五年前曾与广阔的世界繁荣地贸易，又因布斯航运公司逐渐减少货运和客运而与这个广阔世界断绝了来往，从而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航运完全停止，伊基托斯联系世界的脐带被割断。洛雷托的省城日复一日地衰落了。几年后，变成了被遗忘在亚马孙莽原深处的小村子。
一天，在都柏林，罗杰·凯斯门特因关节痛去看医生。穿过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湿润草坪时，看到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来是那四位前去普图马约建立传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员。二人在靠近有鸭子和天鹅遨游的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谈起来。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经历非常艰苦。由于有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帮助，听命于阿拉纳公司的伊基托斯当局的敌视态度并没吓倒他们；刚到普图马约时，考验他们牺牲精神的疟疾病与蚊叮虫咬也没吓倒他们。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终于在埃尔恩坎托站周围盖起类似乌伊托托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脚。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从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惧到后来变得和睦甚至热情起来。四位方济各会神父开始学习乌伊托托语和波拉语，建了一间简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讲经台上方用棕榈叶遮盖一下。后来，突然发生了大逃亡，各种人如站长、雇员、手工业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种魔法或瘟疫的驱赶，惊恐万状地四处逃散，只剩下这四位方济各会的神父。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其中一位叫麦克·凯的还患了脚气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那个仿佛遭天谴的地方。
这四位方济各会神父的返国行程颇具荷马史诗般的特点，是耶稣殉难般的路程。橡胶出口锐减，收购站已无一人，混乱无章，因此离开普图马约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鲁亚马孙公司所属的船只，尤其是自由号，一夜之间停运了，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四位传教士等于被搁浅在荒无人烟之地，与世隔绝，还带着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最后，麦克·凯神父去世了，同伴们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冈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用四种语言写成：盖尔语、英语、乌伊托托语和西班牙语。余下的三位只得听天由命。有几个土著人用独木舟帮助他们沿普图马约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长的行程中，独木舟曾两次遇险，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随身带着的东西也都丧失殆尽。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们带到马瑙斯，条件是不给他们舱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传教士中年纪最大的奥内蒂神父患了肺炎。两个星期后，终于在马瑙斯找到了一间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们。但是，尽管有同伴们照顾，奥内蒂神父还是去世了。人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里。余下的两个幸存者在这灾难性的曲折历程之后休养了一阵子，被送回爱尔兰，现在重新在都柏林的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
罗杰在圣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树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当收购站消失，当地土著人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雇员、看守及杀人犯都跑掉之后，普图马约那广大的地区是什么样子。他闭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会长满了矮树、藤蔓、灌木丛和杂草，遮盖了所有场地和空地。森林复苏，各种动物又回来筑巢。整个地区又听到各类鸟儿的歌唱及鹦鹉、猴子、蟒蛇、水豚、鹑鸡、美洲豹的嘶鸣、尖叫和咕噜声。雨水接连不断，悬崖峭壁塌陷，没几年工夫，就把那见证了人类的贪婪与残暴，制造了无数苦难、肢解与死亡的空地掩盖得不留痕迹。建筑用的木料因雨水的冲蚀而逐渐腐烂，房屋因木料遭白蚁啃噬而倒塌。瓦砾之下，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挖洞筑巢。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片森林地带将被完全抹去。
第三部 爱尔兰
13
他醒了，又惊又怕。他每夜都是在思绪混乱中度过的。这一夜，他在梦中竟然回忆起了朋友——现在说来，是前朋友——赫伯特·沃德，使得他大吃一惊，紧张起来。梦中回忆的，不是两个人在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探险队工作结识时的非洲，也不是后来他多次去拜访赫伯特和萨莉塔夫妇时的巴黎，而是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正好在炮火连天、巷战激烈、集体殉难的圣周起义那一天。赫伯特·沃德竟然出现在爱尔兰起义者中间，在爱尔兰志愿军、在爱尔兰人民军之中，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战斗！人的脑子在梦中怎么会有如此荒诞的幻想？
他想起来了，就在几天前，英国内阁开了会，但关于从宽处理的请求未作出任何决议。这是他的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告诉他的。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又要推迟？卡万·达夫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部长之间有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但是，等待就等于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一点一点地死亡。
一想起赫伯特·沃德，他就很难过。他们再也不会是朋友了。他那年轻英俊、身体健康的儿子查理于1916年年初在新沙佩勒前线阵亡，在二人之间隔开了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赫伯特是他在非洲结识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赫伯特是自己的兄长，人品非常高尚，游遍了半个世界——新西兰、澳大利亚、旧金山、婆罗洲等地——文化修养极深，超过罗杰周围，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所有欧洲人。跟他在一起会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同呼吸、共命运。同许多受雇于斯坦利的欧洲人不同——那些欧洲人在为利奥波尔多二世探险的过程中，只会在非洲获取钱财和权力——赫伯特喜欢冒险，为冒险而冒险。他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对艺术又有着极大的热情，是以尊重人的好奇心接近非洲人的。他调查他们的信仰、习惯、宗教及服装、饰品，是从美学与艺术的观点出发对这些事物感兴趣的，也不乏智力和精神上的考虑。于是，在空闲的时候，赫伯特就以非洲为题材画几张画，搞些小型的雕塑。在长途跋涉、工作一天之后，到了晚上，支起帐篷准备野宿时，二人总要畅谈一会。赫伯特对罗杰说，他早晚要放弃这个工作，专门从事雕塑工作，到“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去过艺术家的生活。他对非洲的热爱一刻也没有减弱，相反，距离与岁月反倒增强了这种热爱。罗杰还记起沃德那位于伦敦切斯特广场53号的家，那里摆满了来自非洲的物件，尤其是他在巴黎的那间工作室，墙上挂满长矛、标枪、箭镞、盾牌、面具、划桨和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刀子，地上堆满了各种野兽头部的标本，皮椅上还铺了各种兽皮。就在这些物件中间，他们整夜整夜地回忆着在非洲的旅行。沃德夫妇的女儿弗朗西斯那时还很小，人们都叫她“小蟋蟀”，有时穿起长袍，戴上土著人的项圈及各种饰物跳起巴刚果族的舞蹈。她的父亲拍着手，哼着旋律单一的小曲为她伴奏。
罗杰很少对人坦承对斯坦利、对利奥波尔多二世、对促使自己来到非洲的念头（帝国主义和对外殖民可以为非洲人开辟通往现代化和进步的道路这一说法）的失望，却对赫伯特说了出来：欧洲人来到非洲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帮助非洲人摆脱异教和野蛮习俗的束缚，而是以不法与残忍的手段贪得无厌地剥削他们。他俩看穿了这一点，看法完全一致。
然而当罗杰在谈话中渐渐地表露出民族主义的想法时，赫伯特·沃德并没有当真，只是以他特有的亲切方式揶揄他、提醒他不要搞那种徒有其表的爱国主义——旌旗招展、歌声如潮、步调统一。他说，那种爱国主义早晚要倒退回地方主义，导致精神上目光短浅，乃至对普世价值的扭曲。尽管如此，这位以世界公民自诩的赫伯特在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暴力面前的反应与几百万欧洲人一样，也藏身于爱国主义的名义之下了。在他写给罗杰的断交信中，充满了他自己所讽刺的爱国主义感情，充满了他原先认为是原始的、微不足道的、对旗帜与故乡的热爱。但此时（在梦中），真难以想象，那位巴黎的英国人与亚瑟·格里菲斯的新芬党人——詹姆斯·康诺利的人民军、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志愿军搞在了一起，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为爱尔兰独立而战斗，真是荒唐！尽管如此，罗杰躺在牢房里那狭窄的木床上盼望天亮时想道：不管怎么说，在这不可理解的事物深处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梦中、在他的脑海里试图使他所热爱与梦寐以求的两样事物——朋友与国家——和解。
一大早，典狱长进来通知他有人来探视。罗杰走进探视室，看到室内唯一的矮凳上坐着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立刻感到心脏跳得快起来。看到罗杰，女历史学家站了起来，微笑着走上前拥抱了他。
“爱丽丝，亲爱的爱丽丝，”罗杰说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以为起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再次得到允许还真不容易，”爱丽丝说道，“不过，你瞧，我的顽强态度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你不知道我走了多少门路。”
他的这位老朋友在穿戴上本来很讲究，高雅入时，但这次和上次探视时不一样：穿着退色的旧衣裳，头上随便蒙着一块头巾，露出一绺灰发；脚上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泞。她不仅衣着可怜，神情也显得很疲乏，无精打采。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出了什么事？伦敦警察局是不是找她麻烦了？她仿佛对发生的事并不在乎，只是耸了耸肩，说都不是。爱丽丝既没谈关于从宽申请的事，也没谈起此事推迟到下次部长会议时再议。罗杰猜想她对此事并不知情，也就没提，只是对她讲述了那荒唐的梦境，即他梦见赫伯特·沃德于圣周冲突和战斗中出现在都柏林市中心的爱尔兰起义者之中。
“关于此事件的消息，会渐渐透露出来。”爱丽丝说道。罗杰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悲愤的。他也发现他们身边的典狱长和看守听到他们谈论爱尔兰起义时，表情僵硬地背过身去，却竖起了耳朵听。他担心典狱长会提醒他们不要谈论起义的事，但典狱长并没有禁止。
“你是不是知道点儿什么，爱丽丝？”罗杰问，声音低得像耳语。
历史学家点了点头，罗杰发现她的脸色有些发白。爱丽丝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在犹豫应不应该谈论这个令他痛苦的话题，从而扰乱他的情绪；更好像在这方面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她还是回答了。关于起义的那个星期在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事，她听说，而且不断地听到许多说法——互相矛盾的、掺杂着想象的、幻想的与真实的、夸张的与编造的，等等，当某些事件足以把人民动员起来时，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她最相信的是她刚从伦敦来的侄子、嘉布遣会[89]修士奥斯丁的话，那才是第一手的新闻来源。他当时正好在烽火连天的都柏林作为护士和精神助手奔波于邮政局（那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与詹姆斯·康诺利指挥起义的大本营）、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各个战壕（康斯坦斯·马基维奇[90]手执一把海盗用的手枪，身穿一身无可挑剔的志愿军制服在这里指挥作战）、雅各布饼干工厂附近的街垒及柏兰德磨坊（埃蒙·德·瓦莱拉在英军包围前占领了该地）之间。爱丽丝认为奥斯丁修士的讲述可能接近事实，那才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