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脱掉蓝色囚衣去洗澡。他使劲地搓着身子和面孔，然后用挂在插销上的半湿毛巾擦干。他拿着干净的脸盆往回朝自己的牢房走，走得很慢，充分享受着从高墙上镶有铁栏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和从外面传进来的噪声——辨别不出的人声、喇叭声、脚步声、摩托车声、吱吱呀呀的轮车声——这给他一种又进入了时间之流的印象。但当看守把牢房的门锁上，这印象就消失了。
饮料是茶，或是咖啡，都淡而无味，但他并不在乎。液体沿胸腔往下流，直达胃部，对他来说是好事，可以把每天早晨困扰他的胃酸中和掉。他把小面包留起来，以备晚些时候饿了再吃。
他躺在床上，又读起了《仿效耶稣基督》。有时他觉得很幼稚，但有时一翻页就读到某种令他不安的思想，促使他合上书本，思考起来。这位修士作者说，人经常遭受些苦难、不顺遂，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以提醒他他是什么身份：是“被流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抱有任何希望，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确如此，这位帝国的修士早在五百年前，在位于阿格内登堡的修道院里，就说到点子上了，说出了罗杰亲身体验到的一个真理。更确切地说，从小，由于母亲的故去，他就陷入了再也无法摆脱的孤儿的境地，这是描写他的感受的最恰当字眼。在爱尔兰、在英国、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普图马约，都是如此，他都是一个流放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有着足以自夸的世界公民身份。据爱丽丝说，叶芝很敬佩他，说：他不是某国人，他是各国人。很久以来，他都对自己说，这个特权赋予他种种那些死死地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所没有的自由。然而，还是托马斯·肯比斯说得对，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哪国人，因为这才是人类的本性：被流放到受苦受难的世界——这个过渡性地点——直到男男女女带着死亡、带着来世回到羊圈，回到养活他们的源泉并永远生活在那里。
然而，托马斯·肯比斯为抵抗诱惑所开的药方也太单纯了。这位虔诚的修士在孤独的修道院里也会遇到诱惑吗？如果遇到过，对他来讲，抵抗并战胜那“从不睡觉、一直在搜寻着要吞噬人的魔鬼”不是易事。托马斯·肯比斯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以致没遇到过诱惑。人不可能摆脱一切诱惑之源的色欲。
他很脆弱，曾多次陷入色欲，但是不像日记本和笔记里写得那么严重，虽说写下并不曾经历过的事、写下想经历的事，无疑也是一种经历的方式——胆小而怯弱的方式——因此也是向诱惑投降的方式。不曾真的享受过，而是以模糊、抓不住的方式在幻想中享受过，难道就要付出代价吗？要为仅仅只是想过、写过而不曾干过的事付出代价吗？上帝会加以区别的。比起实际犯下的错误，对以文字表达出的错误会从轻惩罚的。
不管怎么说，写下不曾经历的事，以幻想为真事，不言自喻，他日记中那些虚假的游戏总是以失败、失望而告终的感觉（当然，真实的经历也会有这种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是现在，那些毫无责任的游戏却把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交到了敌人的手里，用来贬低他的名誉和他的报告。
另外，若想知道托马斯·肯比斯所说的诱惑是什么，也不那么容易。诱惑可以带着假面具，掩饰得很好，以审美的热情混进善良的事物中。罗杰还记得，在遥远的少年时代看到青少年们线条优美的身体、有力的肌肉、苗条的身材时，第一次感到了激动，但他认为那不是邪恶、色欲的感情，而是一种敏感的表现、审美热情的表现。他这样相信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一艺术爱好促使他学习摄影，好把优美的身体捕捉在相纸上。到了非洲，他却发觉这种欣赏爱好有时并不完全健康，而是健康与病态兼而有之，因为那些肌肉发达、没有一丝肥肉赘肉、汗淋淋的匀称身体像猫一样给人以切实的感官享受。除了令人心醉神迷、赞赏不已，还产生一种贪婪欲望以及要去抚摸的疯狂意念。就这样，诱惑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扰乱了他，使他满怀秘密、不安与恐惧，但也有欢娱的激动时刻。当然也有内疚、痛苦的时刻。在最终时刻，上帝会不会也做些加加减减的算法？是原谅他还是惩罚他？他并不害怕，而是好奇，仿佛与他无关，而是一项智力游戏或谜语。
正想着，粗大的钥匙在锁孔中又响起来，牢房的门开了。一缕火苗般的光线射进来，火辣辣的太阳好像立即点燃了伦敦八月的早晨，照得他眼前发花，只感觉到牢房里进来了三个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他站起来，牢房的门关上了，他这才看清离他最近、几乎挨着他的是本顿维尔监狱的总监。他只见过此人两次，是一个上了年纪、满脸皱纹的瘦弱老人，穿着黑色衣服，神态庄重。他的身后跟着典狱长，脸色像纸一样白。还有一名看守，低垂着头。罗杰觉得这沉默好像持续了几个世纪。
总监看着他的眼睛，终于开口。起初，声音还有些犹豫，后来越讲越坚定起来：
“本人奉命通知您，国王陛下政府部长会议于今日1916年8月2日早晨召开会议，研究了您的律师提出的关于从宽处理的申请。出席会议的部长一致投票通过，拒绝该项申请。为此，审讯您的法院关于您犯有叛国罪的判决将于1916年8月3日上午九时在本顿维尔监狱的庭院中执行。根据规定，执行时，犯人不得身穿囚衣，可以穿上入狱时被没收的便装。同时，本人奉命通知您，本监狱的教堂神职人员，天主教的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将准备为您提供精神帮助，如果您有此愿望。他们将是您仅能见面的两个人。如果您有什么嘱咐，想写信给家人，本监狱会向您提供笔墨。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可以提出。”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那两位神父？”罗杰问道，觉得自己冰冷的声音有些嘶哑。
总监转向典狱长轻声交谈几句，典狱长回答：
“他们午后能到。”
“谢谢。”
三个人又犹豫了一会儿，离开牢房。罗杰听到了看守的锁门声。
14
罗杰陷入爱尔兰问题的人生阶段是从1913年年初去加那利群岛旅行时开始的。随着轮船驶入大西洋，他慢慢地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也慢慢地摆脱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园、马瑙斯、巴巴多斯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外事办公室的阴谋等形象。他想，现在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国家的事情中来了。为了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他尽力了。阿拉纳，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再也抬不起头了，已经是个信誉扫地、破了产的人，在牢狱里终其一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他应该关注另一些土著人了，那就是爱尔兰的土著人，他们也需要摆脱剥削他们的“阿拉纳”，尽管比起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橡胶商，这些“阿拉纳”的武器更精良，表现得更虚伪。
随着远离伦敦，在旅行中，包括在拉斯帕尔马斯的那一个月里，他都有着一种解脱感。尽管如此，病情的加重却一直使他感到扫兴。白天、晚上，随时都感到关节炎引起的头疼和背疼，止痛药也不像以前那样管用，他只能出着冷汗，几小时地躺在旅馆的床上或阳台的大椅子上，要么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走——因担心在路上瘫倒，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田野或山脚长时间地散步了。他对1913年初那几个星期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因阅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作品《爱尔兰的古老世界》而沉浸于爱尔兰的过去之中。在那本书里，爱尔兰的历史、神话、传说和传统交织成一幅富于冒险与幻想、冲突与创造力的社会图景；在那本书里，一个英勇而高尚的民族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逐渐成长，以自己的歌曲、舞蹈、冒险游戏、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炫示着大无畏精神与创造精神。这些都是英国占领者企图斩断、消灭而未能得逞的祖先遗产。
在拉斯帕尔马斯待了三天之后，吃完晚饭，他出门到港口附近去散步。那是一个满是酒馆、酒吧、卖淫旅店的港口区。在拉斯坎特拉斯海滩旁的圣卡塔利娜公园，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便走向两个水手模样的年轻人，向他们借火，同他们谈了一会儿。他那夹杂着葡萄牙语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但还是引得两个小伙子直发笑。他建议去喝一杯，但其中一人有约会，于是他同另外一个叫米格尔的去了。此人更年轻，刚刚走出少年时期，拳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两个人走进一家叫做“海军上将哥伦布”的狭小酒吧，酒吧内烟雾缭绕，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在吉他伴奏下演唱。酒过二巡，罗杰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把手放在了米格尔的大腿上，后者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罗杰鼓起勇气，迅速把手伸进年轻人的前裆，一股欲望从脚到头涌透了他的全身。几个月来——“几个？”他想，“三个还是六个？”——他成了无性人，既无性欲也无性幻想。兴奋之余，他觉得青春与对生活的热爱又回到了他的血管里。“我们去找家旅店，好吗？”他问。米格尔笑了笑，既没同意，也没拒绝。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是又要了一杯刚才那种很辣的烈酒。女歌手唱完，罗杰要来账单，付了账，二人走出了酒吧。“去找家旅店，好吗？”走在街上，罗杰急切地再次问道。小伙子好像在犹豫不决，或许是故意拿糖，迟迟不回答，好抬高他服务的价码。正在这时，罗杰感到胯部一阵刀刺般的疼痛，疼弯了腰，不得不扶住橱窗的栏杆。这次疼痛不是一点一点地来，而是一下子就来了，比以前更剧烈，是的，刀刺般的疼痛。他只得弯腰坐在地上。米格尔吓坏了，也不问一声怎么了就不辞而别地快步离去。罗杰弓着身子，闭着眼睛，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等待着吞噬他背部的火烫疼痛有所减轻；后来能够站立起来了，便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几个街区，直到遇见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回了旅馆。直到天亮，疼痛轻了些，他才睡着。在睡梦中，他焦躁不安，噩梦不断，在差点儿滚下去的悬崖边时而感到痛苦，时而感到欢欣。
第二天早晨，他一面吃早点，一面打开日记本，用小字慢慢地写下与米格尔做爱，做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圣卡塔利娜公园的暗处，听着大海的低语声；随后又在简陋旅店气味难闻的房间里，听着轮船汽笛的吱吱声，那黝黑的小伙子骑在他身上，嘲笑他：“你是个老头，老头就是你，老掉牙的老头。”还一面拍打他的屁股。他呻吟着，也许是由于疼痛，也许是由于欢欣。
在加纳利群岛度过的那个月的余下几天里、在去南非的旅行中、在开普敦和德班[93]以及在与哥哥汤姆和嫂子凯茜度过的那几个星期里，他都没去猎艳，因为担心再次出现在拉斯帕尔马斯圣卡塔利娜公园里那般可笑的局面而导致与那个加纳利水手的艳遇类似的失败。就像多次在非洲和在巴西干的那样，他不时地以在日记本上乱写的方式进行自慰。字迹潦草，显得很神经质；句式简短，有时还很粗野、淫秽，就像最后等着拿钱的那些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情人经常说的那样。这种模拟做爱搞得他十分虚弱，总是昏昏欲睡，于是尽量做到每隔一段时间才进行这种模拟，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处于孤独的、偷偷摸摸的状态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状态将陪伴他到死。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关于古爱尔兰的书引发了他的热情，他便要求她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阅读材料。1913年2月6日，他正乘格兰特利堡号去南非的时候，爱丽丝给他寄的书和小册子到了。在行程中，他日以继夜地读着，到了南非还在读。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是那几个星期，他又觉得自己离爱尔兰更近了——现在的爱尔兰、昨天的爱尔兰和遥远的爱尔兰——爱丽丝为他挑选的这些文本让他觉得爱尔兰的过去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觉得背部和胯部的疼痛有所减轻。
与哥哥汤姆多年之后的重逢是令人痛心的。在他决定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本以为这次旅行会把他与哥哥的距离拉近，建立起从来未曾真正有过的感情纽带，却证明了二人实为陌路人，除了血缘关系，毫无共同之处。这几年，通常还有信件来往，那时汤姆与其澳大利亚籍的首任妻子布兰奇·巴哈利在经济上有困难，希望罗杰能帮助他们。他也一直在帮助他们，除非兄嫂借得太多，超出了他的预算。后来汤姆娶了南非籍的第二任妻子凯西·阿克曼，夫妇俩在德班做起了旅游生意，但也不是很顺利。哥哥看样子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而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南非人，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露天生活，晒得出油，举止随便，甚至有些粗野，以致连讲英语的样子也像南非人而不是爱尔兰人。他对发生在爱尔兰、大不列颠和欧洲的事并不关心。他热衷的话题是他与凯茜在德班开的那家小旅馆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他们本以为那个地方很美，会吸引很多旅游者和打猎者，结果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维持旅馆的费用也比预计的多。他们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现在这个行情，卖掉小旅馆又怕卖不出好价钱。嫂子比哥哥的情绪好，也很有趣，爱好艺术，有幽默感。但如此长途跋涉来看兄嫂，罗杰真的感到后悔了。
四月中旬，他回到伦敦，那时他觉得有了精神。南非的气候宜人，他的关节痛大为减轻，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不能再迟迟不作决定了，再休假就没有薪水了。要么按上司的要求到里约热内卢去做领事，要么放弃外交生涯。他从未喜欢过里约这个城市，尽管它周围的风景很美，他却总感到那里对他有些敌意，因此，回到里约对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不仅如此，主要是他不愿再去过那种双重生活：为自己在感情上和原则上都进行谴责的帝国去做外交工作。在返回英国的行程中，他估计了一下：存款不多，但俭朴的生活还是能对付的；再加上这几年作为公务员积累的补助金，生活还是能安排好的。到了伦敦，他的决心已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交部递交辞呈，并解释说请辞是出于健康的原因。
他在伦敦逗留的日子不多，主要是办理离开外事办的手续和去爱尔兰的准备事项。做这些事时，他很愉快，但也预感到有些怀念，好像此去就不会重返英国了。他去看望了爱丽丝两次，也去看望了姐姐妮娜，为了不让她担心，就把汤姆在南非经济拮据的情况隐瞒了。他还想去看望埃德蒙·D.莫列尔，但奇怪的是，三个月里他写了数封信，莫列尔一封也没有回。后来这位外号叫斗牛犬的老朋友说不能见他是因为在外旅行，有别的事。显然，这都是借口。他所崇敬、热爱的战友怎么了？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听到了什么闲话或污蔑而与他有了隔阂？不久，赫伯特·沃德在巴黎告诉他，莫列尔知道了罗杰在爱尔兰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英国，所以避免同他见面，以免让他知道自己对此持反对态度。
“问题是，”赫伯特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他说，“你自己还没发觉你已经变成极端主义者了。”
在都柏林，罗杰在劳威·巴格特大街55号租了一所陈旧的小房子，房子带有一座种着天竺葵和绣球花的小花园，他每天一大早就出来剪枝、浇水。那是一个住着店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街区，每到星期天，各家都去做弥撒，太太们精心打扮得像是去参加晚会，男人们西装革履，戴上帽子。在一位女店主开的、角落里布满蜘蛛网的小酒馆里，罗杰经常跟街区里的菜贩、裁缝和鞋匠一起喝黑啤酒，讨论局势，唱古老的歌谣。由于在英国发起了反对发生在刚果和亚马孙的罪行的运动，他的名声已经传遍爱尔兰。尽管他希望过一种不为人知的俭朴生活，但是自从到了都柏林，他就收到了各色人等——政治家、知识分子、记者、各种俱乐部和文化团体——的请求，去做报告、写文章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还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萨拉·普赛尔摆姿势。在她创作的画里，罗杰显得很年轻，一副胜利者的自信派头，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他重新学习起了古爱尔兰语。他的老师坦普尔太太拄着拐杖，戴着眼镜，头上顶着带面纱的小帽，每周上三次课，教他盖尔语；还给他留作业，用红笔批改，打的分数一般很低。他想，自己是凯尔特人中的一员，但为什么学习凯尔特人的语言这么困难呢？他学习语言还是有天赋的，学过法语、葡萄牙语和起码三种非洲语言，说起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人家也能听懂，但为什么总是抓不住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本国语言？每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到了一点儿东西，几天之后，有时几个小时之后，就忘掉了。于是他开始问自己，像大学教授约恩·麦克尼尔、诗人兼教育家帕特里克·皮尔斯这些人的梦想是现实的吗？会不会是空想？他们总以为能够把因殖民者迫害而转入地下、成为小众而日渐消失的语言恢复，重新成为爱尔兰人的母语。但是这一疑问，他没对任何人讲；在政治性争论中、在原则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时，他更不会讲出来。在未来的爱尔兰，英语有可能退出吗？在学校里、在牧师们讲道时、在政治家们的演说中会不会被凯尔特人的语言取而代之？在公开场合，罗杰说会的，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爱尔兰才能恢复自己真正的特性。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当盖尔语重新成为国语，爱尔兰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爱尔兰。然而，当他独自坐在劳威·巴格特大街住所里的书桌前，面对坦普尔太太留下的、用盖尔语写作文的作业时，他又说这是一种无益的努力。现实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改变方向。英语已经成为大多数爱尔兰人交流、谈话的工具和生活、感知的方式。想要抛弃它，是政治上的奇思妙想，只能导致语言上的混乱，是把亲爱的爱尔兰变成与世隔绝的、考古意义上的文化古玩，那值得吗？
1913年年中，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与《爱尔兰独立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而突然中断了。那位记者向他谈起了康内玛拉渔民贫困与原始的生活。他一时冲动，便决定到戈尔韦郡以西的那个地方去一趟。据说在那里，最传统的爱尔兰原封未动地保留着，居民仍然是古爱尔兰人的样子。在康内玛拉，他并没看到多少历史遗风，而是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比：一面是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群山、沐浴在云端的山坡、岸边转悠着的当地特有的矮脚马和尚未开垦的沼泽地，另一面则是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的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更有甚者，刚刚还出现了斑疹伤寒病例，这种传染病很可能蔓延成一场浩劫。勇于行动的人可以偃旗息鼓，但绝不会死心，这就是罗杰·凯斯门特。他立刻行动起来，在《爱尔兰独立报》发表了题为《爱尔兰的普图马约》的文章，并成立了救助基金会。他第一个签字支持并捐了钱。他还坚持让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及各种慈善机构也参与到公众行动中来，鼓励医生、护士作为志愿者到康内玛拉各个村庄去支援那少得可怜的官方医疗机构。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获得了成功，许多捐赠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罗杰也去当地进行了三次旅行，把医药、衣服和食品给受灾的家庭送去。此外，他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康内玛拉配备医疗所、建小学。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两个月里，他同牧师、政治家、当局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多次开会，搞得筋疲力竭。人们都对他很尊敬，包括反对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他为此感到惊奇。
七月，他回到了伦敦，为了请医生证明他是真的因健康问题而请辞外交工作。虽然为康内玛拉传染病的事奔波劳累，但他的身体还不错，所以他以为身体检查算是白做了。然而医生的报告却出乎他意料地写得很严重：脊柱、髂骨和膝盖关节都有炎症，而且已经很严重了，要经过严格的治疗，才能有所减轻，但无法治愈；如果再加重，不排除瘫痪的可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辞呈，鉴于他的情况，还给了他一份高昂的补贴金。
回爱尔兰之前，他接受了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的邀请，决定先去巴黎一趟。他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与他们一起享受他们巴黎住所里那非洲一角的亲切气氛。整个住所满溢着工作室的氛围，赫伯特把自己积累的非洲男女雕像和一些动物雕像拿出来给他看。这些是他最近三年的得意之作，有青铜的，也有木头的，准备参加巴黎秋季展览。赫伯特一面指给他看，一面就作品草图和微型样品讲一些轶事给他听。此时，罗杰记起了他与赫伯特一起在亨利·莫顿·斯坦利探险队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公司工作时的种种印象，那时听赫伯特讲述走遍半个世界的冒险、在澳大利亚游荡时认识的各色有趣人物及阅读的大量书籍，令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赫伯特的头脑既聪明又敏锐，永远朝气蓬勃，一副乐天派。他的妻子萨莉塔是美国人，富有家庭的继承人。他们的性情相近，同样爱好冒险，爱好四处游荡，相互理解，配合默契，曾相伴着在法国和意大利徒步旅游。他们以世界主义精神、进取心和求知欲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两个男孩在英国寄宿学校学习，女孩小蟋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沃德夫妇请他到埃菲尔铁塔上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在餐厅里可以看到塞纳河上的桥梁和巴黎街区；还请他去法国大剧院观看莫里哀的《无病呻吟》。
过去同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有友谊、理解和亲切，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并未使友谊冷淡下来，相反，分歧反而加深了友谊。但这次不一样了，某天晚上，二人争论得很激烈，以致萨莉塔不得不加以干涉，强迫他们改变话题。
赫伯特对待罗杰的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宽容的态度，一笑置之。但是那天晚上，他指责他的朋友在民族主义上持有的激烈态度不太理性，近乎狂热。
“如果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愿意从大不列颠分裂出去，那才要谢天谢地呢！”赫伯特对他说，“我并不认为爱尔兰如果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和一位共和国总统会好多少，更不会因此而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我觉得爱尔兰最好采取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那种自治体制，他们不也是爱尔兰人吗？在你们这些主张分裂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大多数。说来说去，我对这一切都不担心，真的。但看到你这副容不得他人的样子，我倒是很担心。以前，你还能讲讲道理，罗杰，可现在只是怀着对一个国家、也是你自己的国家、你父母兄弟的国家的仇恨大喊大叫。这几年你不是还卓有成效地为这个国家服务过吗？这个国家不是很感谢你吗？封你为贵族，把最重要的勋章赐给你。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为了表示感谢，我难道应该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吗？”凯斯门特打断他，“他们在刚果的所作所为，你我都反对过，而在爱尔兰就应该同意吗？”
“我认为刚果与爱尔兰不可一概而论。在康内玛拉半岛，英国人难道也用割手、鞭笞等手段对付当地人吗？”
“欧洲殖民主义的手段更狡猾，也更残忍，赫伯特。”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罗杰避免谈论有关爱尔兰的话题，不愿伤害与赫伯特的友谊。他很痛苦。他想，将来，他卷入政治斗争越来越深，和赫伯特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甚至损及二人间的友谊，这可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人啊。“我真的变成狂热分子了吗？”从那时起，他经常警惕地问自己。
夏末，他回到了都柏林，但已经不能再学习盖尔语了。政局动荡不安，他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由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支持的、规定在爱尔兰成立议会、给予爱尔兰广泛的行政和经济自由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于1912年年底在下议院通过，但两个月后被上议院否决了。1913年年初，在厄尔斯特，由当地拥护统一的亲英派和新教徒控制的要塞，也就是以爱德华·亨利·卡森为首的自治派的敌人，发动了恶毒攻势，建立了一支由四万人参加的厄尔斯特志愿军。那是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支军事力量，如果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就准备武装进攻爱尔兰自治派。这时，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仍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着。《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下议院再次通过，而在上议院再次被否决。1913年9月23日，统一派的委员会自立为厄尔斯特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自治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从爱尔兰分裂出去。
这时，罗杰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厄尔斯特统一派。他揭露厄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对少数天主教徒横行霸道，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常被工厂辞退，信仰天主教的区政府在预算和赋税上被歧视。“看到发生在厄尔斯特的这一切，”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新教徒。”在各个方面，极端分子的态度都是要把爱尔兰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对此感到痛心，这将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斥责了英国圣公会的神父，因为他们在针对天主教团体的不公行为方面保持沉默。
在政治性的谈话中，他对爱尔兰自治是否有助于爱尔兰的解放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在文章里，他还是流露出了一线希望：如果法案不作实质性修改而得以通过，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能够选举自己的权力机构，管理自己的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跨入了拥有主权的门槛。如果这样做能够带来和平，那么即使爱尔兰的国防和外交仍掌握在英国王室手中，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那些日子里，他与两位爱尔兰人加深了友谊，那就是毕生致力于保护、研究和普及凯尔特人语言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罗杰对皮尔斯这位捍卫盖尔语和爱尔兰独立的激进、不妥协的保卫者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皮尔斯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盖尔同盟，后来又致力于文学、报业和教育，还创办并领导了两所双语学校：圣恩达男子学校和圣伊塔女子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优先把盖尔语列入国语教学。他写诗，写剧本，也写文章和小册子，宣传自己的理论：如果不把凯尔特语恢复为国语，独立就没有用处，在文化上仍然是殖民地。在这方面，他是绝对偏执的。他在年轻时，甚至因威廉·巴特勒·叶芝用英文写作而称之为“叛徒”，当然后来又毫无保留地成为他的崇拜者。皮尔斯是个腼腆的单身汉，高大强壮，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眼睛有些小毛病，演说起来情绪激昂，很有魅力。在不涉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解放事业的时候，在知己朋友之间，帕特里克·皮尔斯是个充满幽默感、和蔼可亲的人，性格外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还假扮乞丐老太婆在都柏林市中心乞讨，要么打扮成泼辣的妓女，厚颜无耻地在小酒馆门前游逛——这都让朋友们大为吃惊。同时，他的生活像僧侣般俭朴，同母亲、兄弟们住在一起，烟酒不沾，也不谈情说爱。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兄弟，圣恩达学校的老师、雕塑家威利。学校周围都是绿意葱葱的拉斯法恩汉小山丘。在入口的门楣上，皮尔斯刻上了据爱尔兰传说是传奇英雄库丘林的一句话：“只要我的业绩永垂不朽，何惧只活一日一夜？”据说英雄的生活很纯朴，像军人遵守纪律那样信仰着天主教，以致经常斋戒，身穿苦行者的粗布衣裳。当时处于奔波忙碌、激烈争论、对付阴谋诡计的政治生活中的罗杰曾多次对自己说，他对帕特里克·皮尔斯坚定不移地崇敬，是由于皮尔斯是他所认识的极少数几位未被政治夺去幽默感的政治家之一，是由于皮尔斯在日常行动中是无私的、原则性极强的，看重思想而鄙视权力。不过皮尔斯热衷于把爱尔兰的爱国者培育成原始殉道者的现代翻版，这使得罗杰很不安。“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的种子。同样，爱国者的血也应该成为我们自由的种子。”皮尔斯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罗杰想，这是一句很美的话，但会不会包含着不祥的预兆？
政治引起了罗杰的矛盾感受，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极度紧张，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爱尔兰的事业之中，但他感到恼火的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穷无尽的事前争论上，有时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无法协同。阴谋诡计、虚荣浮夸、鼠肚鸡肠与理想混在一起，而理想又同日常杂事混在一起。他曾经听说过，也阅读过，说政治有时能展现人类光明的一面，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慷慨豪爽；也会展现其阴暗的一面，如残忍、嫉妒、怨恨、专横。他见证了确实如此。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野心，也不受权力的诱惑，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反对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对土著居民暴行的国际战士，他获得了极大的威望，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没有任何敌人。他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有些人对他是表示尊敬的。1913年秋，他初次登上了政治演说家的讲台。
八月底，他来到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待过的厄尔斯特，意图把爱尔兰反对极端亲英派的新教徒聚集起来。爱德华·卡森及其追随者等极端亲英派在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同时，在当局的明显支持下，正在训练军事力量。在罗杰的帮助下组织起来、名为巴利马尼的委员会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召集了一次大会，有人记得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外还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杰克·怀特上尉、亚历克斯·威尔逊及一名姓丁斯莫尔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生平第一次的政治性演说于1913年10月24日一个雨天的下午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对着五百名听众发表。当时他很紧张。前一天晚上，他把演说内容写下来，而且背了下来。登上讲台时，他感到已经无法回头了；从现在起，在已经踏上的征途上就不能后退了。他将把余生献给一个任务。鉴于当前的形势，这个任务也许与他在非洲和南美曾面临的任务同样危险。
他整个的演说论述的是：爱尔兰人不应在宗教和政治上（自治派的天主教徒与统一派的新教徒）分裂，号召一切爱尔兰人不分信仰、不分理想地团结起来。这次演说受到了极大欢迎。会后，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面拥抱他一面在他耳边低声道：“让我预言：你将来肯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罗杰的印象中，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只是在跟讲台打交道，上上下下地发表演说，起初还照本宣科，后来只有简单的提纲就即兴发挥了。他走遍了爱尔兰的各个角落参加会议，与人会见，进行讨论，举行圆桌会议；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持续几小时地争论、说理、提建议、驳斥，为此还经常放弃吃饭和睡觉。他完全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有时热情高涨，有时却深深地感到心灰意冷。每到颓唐的时候，胯部和背部的疼痛就来打扰他。
在1913年年底到191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爱尔兰政治局势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厄尔斯特统一派与自治派同独立派的分裂日益加剧，简直到了即将爆发内战的程度。1913年年底，为了与爱德华·卡森成立的厄尔斯特志愿军对抗，爱尔兰人民军成立了，主要发起者是工会领导人、工人领袖詹姆斯·康诺利。那是一个军事组织，成立的公开动机是保卫工人不受老板和当局的侵犯。第一任司令杰克·怀特上尉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之前，曾在英国陆军卓有成效地服役过。在成立仪式上宣读了罗杰加入该组织的声明。那几天，他政治上的朋友正好派他到伦敦去为民族主义运动募捐。
几乎就在爱尔兰人民军成立的同时，出现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是在罗杰·凯斯门特所拥护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的倡议下成立的。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秘密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支持，这个兄弟会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由民族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汤姆·克拉克以一家小小的烟草专卖店作为掩护而领导着。汤姆·克拉克曾被指控以爆破手段进行恐怖活动，在英国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来流亡到美国，从美国被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分支）派到都柏林，运用其组织才能去建立地下工作网。他已径五十二岁，但身体健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严于律己，真正的身份也未被英国间谍发觉。尽管不太容易，但两个组织合作得还是很密切，许多拥护者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盖尔同盟的成员、在亚瑟·格里菲斯领导下走出了第一步的新芬党人、爱尔兰古老教团的成员及成千上万的独立派人士都参加了爱尔兰志愿军。
罗杰·凯斯门特同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共同起草了志愿军成立宣言。1913年11月20日，在都柏林圆形大厅举行的该组织第一次公开集会上，罗杰在与会群众中激动得浑身发抖。一开始，根据麦克尼尔和罗杰的建议，志愿军是个军事活动组织，成员在爱尔兰全境以班、连、团组织武装行动。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局势，武装行动看起来已迫在眉睫。
罗杰全身心地投入志愿军的工作之中。就这样，他接触到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很多是诗人和作家，如托马斯·麦克唐纳，既写剧本又在大学里任教；又如青年约瑟夫·普伦凯特，有肺病，有残疾，尽管有着身体上的缺陷，但精力过人，和皮尔斯一样是天主教徒、虔诚的读经师，也是大教堂剧院的创建者之一。罗杰为了志愿军而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都在诸如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科克、伦敦、德里、戈尔韦和利默里克等大城市或小镇、村庄的集会上讲话，听众有时几百人，有时几个人。他在演说中，一开始还很平静（如“我是来自厄尔斯特郡为捍卫爱尔兰主权、为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桎梏而奋斗的一名新教徒……”），但是后来越讲越激动，到最后竟如醉如痴地像英雄一般激烈起来，几乎总能赢得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志愿军战略计划的制订。他是领导人中最坚定地坚持独立运动要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他确信这样才能把争取主权的斗争从政治计划最终有效地转变为军事行动。武装起来需要钱，这就必须说服热爱自由的爱尔兰人慷慨地资助志愿军。
于是就有了派罗杰·凯斯门特去美国的想法。美国的爱尔兰社团具有经济能力，可以通过公众舆论增加援助资金，还有谁能比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尔兰人更能推动一场公众舆论运动呢？志愿军决定先把这一想法同盖尔集团在美国的领袖约翰·德沃伊商量一下。盖尔集团在北美团结了众多民族主义的爱尔兰人社团。德沃伊生于基尔代尔郡的基尔乡，年轻时就是地下工作积极分子，曾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不过只坐了五年的牢；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参加了外国军团；1903年在美国创办了报纸《美国的盖尔人》，与各种机构中的美国人建立了紧密联系，因此很有政治影响力。
在约翰·德沃伊研究那项建议的同时，罗杰继续推进爱尔兰志愿军武装化。他成了志愿军的总督察莫里斯·摩尔上校的好朋友，曾陪上校巡视全岛，检查训练成果、武器藏得是否安全。应摩尔上校的请求，他参加了志愿军参谋部的工作。
他多次被派往伦敦，那里有由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主持的一个地下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募集资金，还在英国和欧洲若干国家秘密购买步枪、手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弹药并秘密运入爱尔兰。在伦敦同爱丽丝及其朋友们开会时，罗杰发觉，一场欧洲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即将成为事实：所有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家中茶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问战争是否会发生，只要问何时会发生。
罗杰已经搬到都柏林北岸的马拉黑德镇去住了，由于政治性的来来往往，他很少在住所过夜。搬过去不久，志愿军就通知他，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已经为他立案，并秘密跟踪他。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他到美国去：在美国总比留在爱尔兰等着坐牢对民族主义运动更有用吧？约翰·德沃伊已经通知说盖尔集团欢迎他的到来。大家都认为他去美国会加速资金的募集。
他同意了去美国，但迟迟不肯出发。他希望能制订一个计划，在1914年4月23日庆祝克朗塔夫战役[94]九百周年，在那场战役中，爱尔兰人在布莱恩·博鲁的指挥下打败了英国人。麦克尼尔和皮尔斯支持他，但其他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浪费时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考古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没有时间分散精力。罗杰的计划没有实现。他还有一个倡议没有实现，即派一队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罗杰一面为去美国作准备，一面几乎总是同麦克尼尔与皮尔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有时同托马斯·麦克唐纳一起去。他去演说的地方有科克、戈尔韦、基尔肯尼等地。在圣帕特里西奥日[95]那天，他还登上了利默里克的讲台，那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集会。局势日益严峻，武装到牙齿的厄尔斯特统一派肆无忌惮地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军事演习，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摆摆样子，向北爱尔兰派去更多的士兵。那时在卡勒发生了兵变，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罗杰的政治思想。当英国政府充分动员英国士兵去制止厄尔斯特极端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行动时，驻爱尔兰总司令亚瑟·佩吉特爵士告知英国政府，说驻卡勒的军队里为数众多的英国军官对他说，如果他下令攻打爱德华·卡森领导的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就要求他辞职。英国政府在此讹诈面前做了让步，那些军官没有一位受到惩处。
这一事件支持了罗杰的信念：爱尔兰自治永远无法实现，因为英国政府的保守党主政也好，自由党主政也好，不管做了多少承诺，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约翰·雷蒙德和相信自治的爱尔兰人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对于爱尔兰，自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问题，而独立又不是能够轻易取得的，应该像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说的那样，通过政治与军事行动，付出重大的牺牲与英雄主义的代价去夺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是这样争取到解放的。
1914年，德国记者奥斯卡·施威林想写一篇关于康内玛拉穷人的新闻报道而来到了爱尔兰。罗杰在斑疹伤寒流行时曾积极地帮助过当地居民，那位德国记者便找到了他。他们一起去了当地，走访了渔村和刚开始运转的学校和诊疗所。后来罗杰把施威林的文章翻译过来，刊登在《爱尔兰独立报》上。这位德国记者是赞成民族主义理论的，在与他的谈话中，罗杰坚定了去德国旅行时产生的想法：在德国与大不列颠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把爱尔兰的解放斗争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同这个强大的国家结盟，爱尔兰更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获得以自身劣势——矮子与巨人对抗——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志愿军欣然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而是被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重新唤醒。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爱德华·卡森的志愿军已经把二百一十六吨武器通过拉尔尼港秘密地运进了厄尔斯特，加上原有的，统一派的军事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民族主义志愿军。这样一来，罗杰就得赶快到美国去。
但是去美国之前，他还得陪约恩·麦克尼尔到伦敦去与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约翰·雷蒙德会谈。尽管历经挫折，约翰·雷蒙德仍然相信爱尔兰的自治法案最终会得以通过。他还在罗杰与麦克尼尔的面前为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善意进行辩解。那是一个粗壮、好动的人，讲起话来跟机关枪一样快，那种绝对自信的样子增加了罗杰·凯斯门特对他的反感。但他在爱尔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他那关于爱尔兰自治必须在英国的合作与支持下才能获得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拥护。不过，罗杰确信，群众对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的这种信任将随着公众舆论日益看清爱尔兰自治不过是海市蜃楼——英国政府用来欺骗、分裂和离间爱尔兰人的手段——而渐渐消失。
会谈中，最让罗杰感到恼火的是雷蒙德坚持说，如果与德国爆发了战争，爱尔兰人应该与英国共同作战，这既是原则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如此便可以赢得英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信任，爱尔兰未来的自治也从而有了保证。雷蒙德还要求，在志愿军执行委员会中，他的党派要占二十五名代表。为了维持团结，爱尔兰志愿军不得不表示同意。即便做了这样的让步，也没能改变雷蒙德对罗杰·凯斯门特的看法，不时地斥责罗杰是“激进的革命者”。尽管如此，在爱尔兰逗留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还是给雷蒙德写了两封信，客客气气地要求他舍弃偶尔的分歧，多做有利于爱尔兰人团结的事，并向他保证，如果爱尔兰自治成为事实，他将是第一个支持自治的人；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迫于厄尔斯特极端派的压力而未能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民族主义者就应该有另外一种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