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罗杰正在卡申登的志愿军集会上讲话，传来了在萨拉热窝的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当时谁也没当回事，但不到几个星期，成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口。罗杰在爱尔兰的最后一次演说是6月30日在卡恩角，嗓子都说哑了。
七天后，罗杰乘卡珊德拉号——这个名字是将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的象征[96]——秘密地从格拉斯哥港向蒙特利尔出发。他用假名乘二等舱，并改变了装束。一般说来他还是衣冠楚楚的，现在却很时髦。从面孔上看，他改变了发式，剃去了胡须。很长时间以来，这次航行算是让他过上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在行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最近几个月动荡不安的日子使他的关节炎忽然不痛了，而且几乎没有再犯过；即使有时再犯，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无法忍受。在从蒙特利尔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他准备了给约翰·德沃伊及盖尔集团其他领导人的一份关于爱尔兰当前局势的报告，其中论述道，由于政局的发展，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爱尔兰志愿军急需经济援助，以购买武器。当然，战争也很可能为爱尔兰独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到了纽约，他在中等档次的、爱尔兰人常去的贝尔蒙旅馆住下来。当天，在炎热夏日的纽约曼哈顿大街上散步时，他遇到了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
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怀疑过那是英国间谍部门策划的、几个月来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他确信自己秘密地从格拉斯哥出走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足够安全的。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一生中遭遇的一连串灾难是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造成的。那年轻人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一个无依无靠、快要饿死的流浪汉，尽管穿得破破烂烂，罗杰却觉得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漂亮、最具魅力的男子汉。他请客，看着那年轻人吃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喝饮料的样子，他感到茫然、羞愧、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是一段时间以来没有过的。他举止庄重，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差一点儿失态，经不住诱惑地去抚摸艾文德那长满金色汗毛的有力臂膀，抱起他的细腰。
当他知道那年轻人无处睡觉，便把他请到了自己的旅馆里，在同一个楼层为他开了一个小房间。尽管旅途劳顿，他还是一夜没合眼。他想象着这位新朋友困得一动不动的健壮身体、乱蓬蓬的金发和生着一对明亮碧眼、线条柔和的面孔，想象着他张着嘴、露出整齐的皓齿偎依在自己臂弯中沉睡的样子，感到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折磨。
认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对他产生强烈印象，以致第二天同约翰·德沃伊第一次见面讨论重要事项的时候，那人的面孔、身影仍不时地出现在罗杰的脑海里，使他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一会——他们就是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顶着酷暑谈话的。
约翰·德沃伊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老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冒险小说，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仍然精力充沛，表情、动作和说话的样子极富感染力。他一边倾听罗杰关于爱尔兰志愿军情况的报告，一边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还不时地舔着铅笔，不打断。罗杰讲完，他才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要求他再讲得精确些。令罗杰敬佩的是，他对发生在爱尔兰的事了如指掌，包括据说最为秘密的事。
约翰·德沃伊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坐牢、地下工作和斗争岁月使他变得冷酷，但给人一种坦率、诚实、有着坚定信仰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人。在那次谈话以及在美国期间跟他的其他谈话中，罗杰注意到自己和德沃伊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约翰也认为，给予爱尔兰自治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爱国者目前唯一的目标是解放。一切谈判，必须以武装行动为后盾。只有当军事行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局面让它觉得只有让爱尔兰独立才是最小的损失时，英国才会同意进行谈判。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德国联手是至关重要的：其后勤支援和政治支持能够提高独立派的效率。约翰·德沃伊向他透露，在美爱尔兰社团在这方面并不一致，约翰·雷蒙德的理论在这里还是有追随者的。不过，盖尔集团的领导层与德沃伊和凯斯门特的意见一致。
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德沃伊把他介绍给盖尔集团纽约组织的领导，约翰·奎因、威廉·博埃尔克·柯克兰等人以及两位帮助爱尔兰事业的、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律师，这二人在美国政府和议会中都有关系。
在约翰·德沃伊的要求下，罗杰开始在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募集基金。他注意到，这样做在各个爱尔兰社团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因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发动为当地土著人伸张正义的运动而闻名，他那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说打动了所有听众。在纽约、费城及东海岸其他城市，在他讲过话的群众大会之后，募捐得来的款项大增。盖尔集团的领导们跟他开玩笑地说，照此下去，他快变成资本家了。爱尔兰长老会也邀请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主要演说，那是罗杰在美国参加的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
在费城，他认识了另外一位流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约翰·德沃伊在盖尔集团的亲密合作者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正当罗杰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传来了支援爱尔兰志愿军的一千五百支步枪和一万发弹药已经秘密地在豪斯成功登陆的消息，引起了爆炸式的欢乐，大家用白兰地庆贺起来。不久，罗杰得知，在那次登陆之后，在学士小道上，爱尔兰人和隶属王室的苏格兰边民团队的士兵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在美国来来往往期间，在盖尔集团开会时，在公众集会上，罗杰总是把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带在身边，向人介绍说是他的助手、亲信。他为克里斯滕森买了一身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向他介绍了有关爱尔兰的问题。对此，那挪威青年表示一无所知。此人没什么文化，但并不傻，学得很快。罗杰与约翰·德沃伊及该组织的成员开会时，他表现得很谨慎，从不多嘴。约翰·德沃伊等人即使对挪威青年的在场心存疑虑，但都放在心里，不因这个陪同人向罗杰提出不适宜的问题。
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就在这时，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约翰·基丁等代表的盖尔集团领导层决定让罗杰到德国去，让他代表独立派去建立战略同盟。同盟的一方，德国皇帝政府，将向爱尔兰志愿军提供政治和军事帮助，而爱尔兰志愿军将发动一次运动，反对把爱尔兰人拉进厄尔斯特统一派和约翰·雷蒙德的追随者所拥护的英国军队。这一计划曾与志愿军的少数领导如帕特里克·皮尔斯、约恩·麦克尼尔等人商量过，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同盖尔集团保持联系的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也促成了此计划。德国武官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来到了纽约，与罗杰会谈了两次，对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热情，他同柏林商量后，表示欢迎罗杰·凯斯门特到德国去。
罗杰和所有人一样，一直等待着战争爆发。战争威胁一旦变成现实，他就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行动中去。他的这种倾向德意志帝国的立场包含着反英的毒招，使得盖尔集团的同伴大为震惊，尽管其中许多人也把赌注下在德国赢。他曾应邀去约翰·奎因的豪宅里住了几天，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肯定地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像英国这样衰落的国家面对一个工业和经济正蓬勃发展、人口激增、冲劲十足的强国，为挽救自身的衰败，出于嫉妒而制定的谋略。德国代表未来，因为它没有殖民前科。而英国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帝国，注定会被消灭。
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罗杰像在他最好的时期里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写文章、写信、参加座谈会、发表演说，固执而狂热地指控英国是导致欧洲灾难的罪魁祸首，劝说爱尔兰人不要听信约翰·雷蒙德意图把他们卷进灾难的花言巧语。英国自由党政府让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限定等战争结束后才能生效。志愿军的分裂不可避免，组织扩大得非常快。雷蒙德和爱尔兰议会党长期处于多数派地位，拥有十五万追随者，而约恩·麦克尼尔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拥护者仅有一万一千人。但这一情况丝毫没有降低罗杰·凯斯门特的亲德热情，他在美国的所有集会上继续把德国说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西方文明的保卫者。“你这样说，不是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对英国的憎恨。”争论时，约翰·奎因对他说。
九月，罗杰·凯斯门特的小册子《爱尔兰、德国与海洋的自由：1914年战争可能的结果》于费城出版。小册子里收录了他赞同德国的散文和论文，后来改名为《针对欧洲的罪行》于柏林再版。
罗杰倾向德国的声明，给在美国工作的帝国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来到纽约，与盖尔集团的三位领导人——约翰·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和约翰·基丁——及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私下会谈，在场的还有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据同伴们回忆，要求德国外交家向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提供五万支步枪及弹药的是罗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从爱尔兰的不同港口把武器秘密运进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能够阻止英军的行动，从而有助于反殖民主义的军事起义；德国海军还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英国海岸的守军。为了加深爱尔兰公众舆论对德国的好感，德国政府应发表一项声明，保证在战胜后必定支持爱尔兰摆脱殖民桎梏的热望。此外，德国政府还应承诺给予爱尔兰被俘士兵以特殊待遇，把他们与英国战俘区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一支纵队，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加入其中）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罗杰将负责组建那支纵队。
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体魄强健，戴着单目眼镜，浆得笔挺的胸衣上挂满勋章。他专注地听罗杰讲话，冯·帕本上尉做记录。大使当然需要与柏林方面商量一下，不过他可以预先说一句：这些建议是合理的。果然，不久，第二次会面时，大使告知，德国政府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凯斯门特就这件事在柏林举行会谈。大使还交给罗杰一封信，信中要求各机关为罗杰爵士前往德国期间提供一切便利。
罗杰立即开始作旅行准备。令德沃伊、麦克加里蒂和基丁感到惊奇的是，他说这次去德国要带上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正如计划的那样，出于安全考虑，他应在纽约先乘船去克里斯蒂安尼亚，那挪威青年在自己的国家里作为翻译对他会有所帮助；在柏林也是如此，因为艾文德也会德语。罗杰没有为助手要求额外补贴，盖尔集团给他的差旅费高达三千美元，足够两个人的开销。
他坚持要带上那名在各次会议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北欧青年去柏林这一点，使得他在纽约的朋友已经看出有点儿异样，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未加评论地同意了。要是没有艾文德，罗杰不可能做那次旅行。跟他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种生命的青春、幻想的青春在涌动，还有——说出来让他脸红——爱情在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以前偶然的街头艳遇中，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是真名而不是绰号的话）他几乎立刻忘掉了，要么只是以想象力、欲望和孤独制造的幻影留在日记中的纸页上。然而，和那“漂亮的北欧人”（他私下里就是这样叫他的）在一起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胜欢娱，是天长地久的感情，能使他摆脱因性倾向而注定的孤独感。这件事他没有对艾文德谈起，他并不是傻瓜。他多次对自己讲，挪威人跟他在一起，很可能，他甚至确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同罗杰在一起，每日有两餐、有衣穿、有床睡，不用露宿。艾文德自己也承认，很久没感到这么安全。但他与那青年日常交往时还是排除了一切戒心。该青年对罗杰既殷勤又亲切，仿佛天生就是来照料罗杰的，连穿的衣服都给他递过来。他举止稳重，办事稳妥，随叫随到，在私下里也总保持着距离，从不放肆地胡说八道。
他们买了从纽约到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奥斯卡二世号二等舱船票，出发日期是十月中旬。罗杰在各种文件上使用詹姆斯·兰迪的假名，剃了光头，把古铜色的脸用雪花膏涂白。轮船在公海被英国海军拦截下来，押到了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港。在那里，英国人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两个人于1914年10月28日晚平安无恙地抵达了克里斯蒂安尼亚。罗杰从来没感到身体像现在这样好过。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他是个幸福的人，虽然有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在那几个小时、几分钟，他觉得鬼火——他自以为是幸福感——缠身的时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也开始了。他后来觉得，那样的失败使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高尚的好事都被抵消了。在抵达挪威首都的当天，艾文德告诉他，自己被几个陌生人劫持到英国领事馆，在那里被审了几个小时，对方询问他那神秘的旅伴是什么人。罗杰太天真了，相信了他，还认为这件事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有机会揭露英国外交部的笨拙手段（企图暗杀他）。实际上，后来经过调查，是艾文德自己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主动出卖了他。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罗杰。他到处奔波，进行无益的交涉和准备，结果浪费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没为爱尔兰的事业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成为英国外事办公室和情报机关的笑料——把他看作一个学习谋反的可悲学徒。
也许是出于对英国的否定，罗杰对德国敬佩起来，把德国看作效率高、守纪律、有文化、现代化的典范。但他什么时候又开始对德国感到失望了呢？不是在到达柏林的头几个星期。在负责他与德国外交部联系的理查德·迈耶的陪同下从克里斯蒂安尼亚到德国首都的旅途中，他还满怀幻想，确信德国会赢得战争，而德国的胜利又对爱尔兰的解放有着决定性意义。秋天的柏林，雾雨交加，阴冷异常，但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负责对外关系的副国务秘书亚瑟·齐墨尔曼与外交部英国司司长乔治·冯·韦代尔都亲切地接待了他，对他关于把爱尔兰战俘组建成纵队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双方都主张由德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爱尔兰独立。果然，1914年11月20日，德意志帝国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宣言的内容也许不像罗杰所期望的那样明确，但是对于证明主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国联盟的人的合理性立场还是足够清楚的。不过，尽管那天的宣言让他热情高涨，那无疑是他的一个成就；尽管负责对外关系的国务秘书通知他，最高军事当局已经命令把爱尔兰战俘集中在同一个营地里，他可以去看他们；但是罗杰开始预感，现实不会如他所愿。相反，他很可能会失败。
事情逆转的第一个兆头是罗杰收到唯一一封来自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信（这封信绕了一个弯子，越过大西洋，先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信封、姓名和地址，才到了他的手里），得知英国报纸已经报道了他出现在柏林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赞成支持德国的决定和反对这一决定的两派民族主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丽丝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断然地讲了出来。她说许多坚定拥护独立的人都跟她的意见一致。她还说，对于欧洲战争，最多只能接受中立的立场，而绝不能与德国一起搞什么共同事业。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正在为大不列颠而战斗着，如果这些爱国者知道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的杰出人物正同炮击他们、向守在比利时战壕里的他们喷射瓦斯的敌人站在一起，会有什么感觉？
爱丽丝的来信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最敬仰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比跟任何其他人都更为一致的人却谴责起了他正在做的事，并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出来，这让他不知所措。从伦敦的角度看事情会不一样，缺乏长远的眼光。但是，不管他多么有理由，思想里总是有一种困惑着他的东西：他政治上的良师益友竟然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她这样做对爱尔兰的事业有害无益。从此，一个疑问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不祥地回响：“如果爱丽丝是正确的，难道是我错了？”
就在十一月，德国当局让他到查尔维尔前线去，同那里的军事领导商谈建立纵队事宜。罗杰心想，如果取得成功，建成了一支军事力量并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军队共同作战，也许就能够打消许多像爱丽丝那样的朋友的疑虑，就会使他们承认政治上的感情用事会成为一种障碍，从而同意爱尔兰的敌人是英国，而敌人的敌人就是爱尔兰的朋友。那次短暂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比利时作战的德国高级军官都对胜利抱有信心并欢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想法。关于战争本身，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只有正在行军的部队、小镇上的医院、武装士兵押送的战俘以及远方的炮声。回到柏林时，等着他的是一个好消息：梵蒂冈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给爱尔兰俘虏集中的营地派来两位神父：一位是奥古斯丁派的奥格尔曼修士，一位是多明我会的托马斯·克罗蒂修士。奥格尔曼只能待两个月，而克罗蒂只要被需要就会待下去。
如果罗杰没认识托马斯·克罗蒂神父，他会怎样？1914—1915年那个可怕的冬天，他很可能熬不过去。那年，整个德国，尤其是柏林，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大街堵塞，道路不通，狂风把树木连根拔起，吹跑遮雨棚，吹碎大玻璃窗，气温达到了零下20至零下15℃。再加上战争，他好几次都得忍受无照明、无暖气的苦楚。身体的不适更加剧烈起来，胯骨和髂骨的疼痛使得他站不起来，只能蜷缩在座位上。多日来，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瘫痪在德国。痔疮也来折磨他，上厕所好像去受刑。他感到身体日渐虚弱、疲乏，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在此期间，他唯一的救生圈是托马斯·克罗蒂神父。“圣人是存在的，并不是神话。”他对自己说道。克罗蒂神父如果不是圣人，那他又是什么？他从不抱怨，总是微笑着去适应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这说明他脾气好，说明他生来乐观，说明他从心底相信生活中有着相当多的好事物，值得为此而活。
神父个头不高，头发灰白、稀疏，圆圆的脸庞，面色红润，一双眼睛明亮地闪闪发光。他出生于戈尔韦贫穷的农民家庭，在高兴的时候，他会用盖尔语唱小时候听母亲唱过的摇篮曲。当他得知罗杰曾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在亚马孙地区也度过了将近一年，就对罗杰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梦想到遥远的国度去传教，但多明我会替他决定了另一种命运。在军营里，他成了所有战俘的朋友，因为他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地同等尊重所有人。一开始，只有极少数人信服罗杰的理念，但神父严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从不表示支持或反对爱尔兰纵队。“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经受着苦难，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是我们的兄弟，不是吗？”他对罗杰这样说道。罗杰在与克罗蒂神父的多次长谈中很少涉及政治，关于爱尔兰却谈得很多。是的，他谈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英雄、爱尔兰的圣徒和爱尔兰的殉教者。但是在克罗蒂神父口中出现最多的爱尔兰人是那些为了赚得几块硬面包而一天到晚地劳作、受苦受难的无名农夫和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移民到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
反倒是罗杰引着克罗蒂神父谈论宗教问题。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在这方面很谨慎，无疑是因为他想到罗杰是英国圣公会成员，所以宁愿避免冲突。但是后来罗杰对他说出了精神上的困惑，并承认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受到母亲所信仰的天主教的吸引，克罗蒂神父才高兴地同意涉及这个话题，耐心地对他的好奇、疑虑和问题进行解惑。有一次，罗杰斗胆地脱口而出：“您认为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克罗蒂神父？”神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说谎。很简单，我不知道。”
1914年年底，罗杰在两位德国将军——德·格拉夫与埃克斯内尔——的陪同下到林堡营地转了一圈以后，向数百名爱尔兰战俘发表讲话。到此时，罗杰还不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当他以对爱尔兰火一般的热情向战俘们解释为什么要成立爱尔兰纵队、爱尔兰纵队要执行什么样的使命、祖国会感激爱尔兰纵队为此而作出的牺牲等等时，他看到他们突然扭曲的大嘴和困惑、疑惧、敌视的表情。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我太天真、太傻了。”他也想起了那些偶尔发出的、对约翰·雷蒙德的欢呼声，那些嘁嘁喳喳的谴责声，甚至是威胁声，以及他讲话之后的沉默。最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刚讲完，德国看守就把他围了起来，护送着走出了营地。虽然德国人没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但从大多数俘虏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那股情绪会演变成对演说者的一场殴打。
1915年1月5日，他再次回到林堡，第二次跟他们讲话时，发生了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一次，战俘们已不限于给他眼色看、用表情和动作表示不满，而且朝他吹口哨、谩骂：“德国人给你多少钱？”这是听到最多的喊声。喊声震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接着，石子、唾沫、杂物等雨点般地落在了他身上。德国兵赶快把他拖了出来。
他一直没能从那件事中平静下来，回忆就像癌细胞，不停地啃噬他的内心。
“鉴于出现这样普遍的对抗，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件事，克罗蒂神父？”
“您应该去做自己认为对爱尔兰有利的一切事情。您的理想是纯洁的，不被接受并不永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正确与否。”
从此，他将过着令人心碎的两面生活：在德国当局面前要谎称爱尔兰纵队正在组建，加入纵队者确实还很少，但是当俘虏们克服了初期的不信任感并理解了同德国友好合作将对爱尔兰有利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但从内心来讲，他很清楚自己的话并不确实，永远不会有大批人加入纵队，纵队最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一小群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什么不向后转？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等于自杀，而罗杰·凯斯门特不愿自杀，不，决不，不管怎样决不自杀。为此，1915年年初，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在为“芬德雷[97]那件事”而浪费时间的同时，他仍然同德意志帝国当局谈判签订关于爱尔兰纵队的协议。他提出了某些条件，对方的亚瑟·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和鲁道夫·纳多尔尼伯爵三个人很严肃地听着，在本子上记着。下次会谈时，他们通知说，德国政府同意他的要求：纵队可以穿自己的制服，有爱尔兰籍军官，自主选择进入的战场；纵队的费用将由将来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偿还给德国政府。罗杰同对方一样，都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到了1915年，爱尔兰纵队连一个连的志愿者都没招到，当时只招募到了四十多个人，还不能保证他们都遵守诺言。他曾多次问自己：“这场闹剧能持续到何时？”他在写给约恩·麦克尼尔和约翰·德沃伊的信里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虽然慢了些，但成立爱尔兰纵队是可以实现的。志愿者的人数正在慢慢地增加，因此必须给他们派来爱尔兰籍军官进行训练，带领未来的班、排和连。他们答应了，但未能完全兑现，唯一到达的只是那位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说真的，坚强的蒙泰特一个人能值一个营。
严冬过去了，菩提树大街上的树木开始露出新芽。对即将发生的事，罗杰也看出了端倪。一天，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一次例会上突然告知罗杰，德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并不信任他的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为英国情报部门通风报信，所以罗杰应该马上让他离开。这个警告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排除这个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据。他们回答说，德国情报部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的。那几天，艾文德正好想去挪威待几天，看望亲戚。罗杰鼓励他去，给了他一些钱，还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这个北欧美男子难道真是间谍？他思索着，想从二人在一起的最近几个月里找出能够暴露他的某件事、某个态度、某种矛盾或某句话。没有，什么都没找出来。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认为这种谎言是那些有偏见的条顿贵族和怀疑他与挪威人关系不正常、想把他们分开的清教徒利用包括污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策划的阴谋。然而，他仍疑心不退，夜不成寐。当他得知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决定不回德国而是从挪威直接回美国的时候，才高兴起来。
1915年4月20日，年轻的约瑟夫·普伦凯特作为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为了躲避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网，像跳摇滚舞般地周游半个欧洲之后，来到了柏林。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努力呢？他大概还不到二十七岁，骨瘦如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肺结核也在啃噬着他，使他的面庞有时看起来就像个骷髅。他出身望族，父亲乔治·诺布尔·普伦凯特伯爵是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说起英语带有贵族腔。他的衣着很随便：长裤像个大口袋，礼服也大得很，大礼帽压到眉毛处。然而一听他讲话，跟他谈上一会儿，在他那副小丑外表、垮掉了的身体状况和滑稽可笑的服装后面有一种超级的智慧、少见的洞察力、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为了爱尔兰的事业而勇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都柏林，每次同他谈话或在志愿军的会议上，这一切都给罗杰·凯斯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写诗，写神秘主义的诗。跟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他是虔诚的信徒，很熟悉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尤其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98]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99]，后者的诗句，他能用西班牙语背出来。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在志愿军里，他总是和激进派人士站在一边，因此也就跟罗杰接近起来。听着他们的谈话，罗杰多次对自己说，看样子，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寻求的是殉道，他们确信只有像彪炳史册的巨人英雄如库丘林、芬恩[100]、欧文·罗伊[101]及至近代的沃勒福·托恩[102]、罗伯特·埃米特[103]那样大力弘扬英雄主义而藐视死亡，像史前时代的殉道者基督那样勇于自我牺牲，才能把“争取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去战斗”这一思想传播给大众。只有靠爱尔兰儿女的牺牲，才能开创一个没有殖民者、没有剥削者、奉行法制、信奉基督教义和正义、自由的爱尔兰国家。在爱尔兰，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帕特里克·皮尔斯这种疯狂的浪漫主义曾让罗杰感到吃惊。而在柏林的这几个星期，春天为花园带来了花团锦簇，为公园的树木带来了绿意葱葱，在这令人愉悦的日子里听年轻的诗人兼革命者普伦凯特讲话，罗杰很受感动，对这位刚刚到来的朋友的话坚信不疑。
普伦凯特从爱尔兰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欧战爆发，爱尔兰各个志愿军出现了分化，据他说，这大大有助于事态的明朗化。的确，多数派仍支持约翰·雷蒙德关于与帝国合作、加入英国军队的主张，但是那些忠于志愿军的少数派则拥有决心战斗到底的数万人支持，那才是一支紧密团结、目标明确、决心为爱尔兰战死疆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现在可以说，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紧密团结起来了。人民军的组成有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斯·拉金、工团主义者如詹姆斯·康诺利等及新芬党人亚瑟·格里菲斯，甚至连激烈抨击过志愿军是“资产阶级爹妈的孩子”的肖恩·奥凯西都表示了对这种合作的支持。由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和托马斯·麦克唐纳等人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正夜以继日地准备起义事宜。事不宜迟，欧战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所以，德国必须提供五万支步枪，爱尔兰军队必须进攻由皇家海军装备起来的爱尔兰港口，这样的联合行动或许将决定德国能否取胜。而最后，爱尔兰将获得独立与自由。
罗杰表示完全同意，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主张的，他正是为此才来到了德国。他坚持主张，临时委员会要确认，德国海军和陆军的进攻行动是起义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德军的入侵，起义肯定会失败，因为后勤力量悬殊太大。
“但是，罗杰爵士，”普伦凯特打断他，“您忽略了一个超越武器和士兵人数的因素，那就是神秘主义。我们有，而英国人没有。”
他们是在一家顾客不多的酒馆里谈话的。二人吸着烟，罗杰喝的是啤酒，普伦凯特则要了冷饮。普伦凯特告诉他，他在都柏林金麦吉区拉科菲尔德大街上的家变成了锻造车间和弹药库，能制造手榴弹、炸弹、刺刀、长枪，还能缝制旗帜。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情绪激动，像神鬼附体。他还说临时委员会决定向约恩·麦克尼尔隐瞒关于起义所达成的一致。罗杰听了，大吃一惊，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现任的领导人加以隐瞒？
“我们都很尊敬他，没人怀疑麦克尼尔教授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普伦凯特解释道，“但是他太软弱了，只相信以理服人，相信和平方式。等他即使想阻止起义也为时已晚的时候再告诉他。到时候，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们一起站在战壕里。”
罗杰同普伦凯特夜以继日地草写了一份长达三十二页、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书，并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作了介绍。计划书说明，驻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只是分散在少数几个据点里，很容易使之屈服。德国的外交家、官员和军方听了，很受感动。这个衣着像小丑的半瘫痪年轻人讲起话来简直判若两人，以数学般的精准，条分缕析地解释了一次配合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革命将会取得很大的优势。懂英语的人听着他讲话，尤其被他那流利、澎湃、鼓舞人心的口才吸引，就连不懂英语的人在等待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惊奇地盯着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密使充满激情、近乎疯狂的表情。
他们一面听，一面把约瑟夫和罗杰提出的要求记下来。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承诺，既没承诺入侵，也没承诺提供五万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只说一切都纳入战争的全局战略中加以研究；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人民的愿望表示赞许，秉持支持爱尔兰人民合法意愿的原则。仅此而已。
约瑟夫·普伦凯特在德国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过着和罗杰一样俭朴的生活，直到1915年6月20日才离开德国，到达瑞士边境，再经意大利和西班牙回爱尔兰。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爱尔兰纵队的士兵如此之少并未注意，也未对纵队表示出好感，这是什么原因？
“为了加入纵队，战俘们将违背忠于英国军队的誓言，”他对罗杰说道，“我一贯反对我们的人加入占领者的队伍里去。一旦这样做了，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就是犯罪，就是丧失信誉。”
克罗蒂神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保持沉默。整个下午，三个人在一起时，他都像斯芬克斯那样一言不发，只是听着诗人讲话。后来，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对罗杰评论道：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不一般，我是从他的智力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中看出来的。有些基督徒为了信仰，可以到罗马竞技场去把自己投喂野兽，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对流血和战争的赞美，像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那样去杀掉遇到的所有不信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包括女人和小孩。罗杰啊，这样的人虽说能彪炳史册，但我对他们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敬佩。”
那几天，罗杰与约瑟夫谈论最多的是在德国军队没有同时入侵英国或炮轰爱尔兰领土上皇家海军据点的情况下有无可能举行起义。普伦凯特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执行起义计划，既然欧战为我们创造了机会，就不要浪费。罗杰则认为那是一种自杀行为，那样一来，革命者不管多么英勇、无畏，还是会被英帝国的机器碾碎；英帝国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场无情的清洗，爱尔兰的解放将会再推迟五十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在没有德国配合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您是不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罗杰爵士？”
“我当然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尽管明知道那是无谓的牺牲。”
年轻的普伦凯特盯着罗杰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罗杰好像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惋惜的表情。
“请允许我坦率地跟您讲，罗杰爵士，”最后，他终于以一种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的严肃语气低声说道，“我觉得有些东西，您还没有弄懂。问题不在于是否胜利。很清楚，我们将会失败。问题在于要坚持，经受住失败，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地坚持，让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流血百倍地激发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直到获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问题在于要让我们每死一个人就会诞生一百个革命者。基督教不就是这样传承的吗？”
罗杰不知该如何回答。普伦凯特走后的几个星期对罗杰来讲是紧张的日子：鉴于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级和表现情况，他不断地要求德国释放爱尔兰战俘。这一行动在爱尔兰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德国当局本来坚决不同意，但后来作了让步。大家拟了一份名单，对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德国最高司令部同意释放了一百名职员、教师、大学生和有信誉的商人。讨论几小时、几天地持续进行，时而激烈，时而松动，搞得罗杰筋疲力竭。另一方面，令他不安的是，爱尔兰志愿军追随着皮尔斯和普伦凯特的理论，在德国尚未决定是否进攻英国的情况下就要发动起义。于是他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施压，要他们回复是否提供五万支步枪，但得到的回答还是模棱两可。直到有一天，他正在与外交部开会时，布里希尔伯爵说了一些令他沮丧的话：
“罗杰爵士，您对轻重缓急没有正确的概念。您客观地看一看地图吧，就会看到爱尔兰在地缘政治上是多么没有价值。不管帝国多么同情爱尔兰的事业，但以德国的利益而言，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得到武器吗，伯爵先生？德国断然排除了入侵英国的可能？”
“这两件事正在研究。换作是我，会把入侵排除。不过这要由专家们决定。您早晚会接到最终的答复。”
罗杰给约翰·德沃伊与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下举行起义。他请求二位利用其在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中的影响，劝说大家不要鲁莽行动。同时，他保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武器。他的结论却是戏剧性的：“我失败了，在这里已毫无用处。请允许我回美国去。”
那几天，他的病痛加重了，任何办法对他的关节痛都没有用。不断地感冒、高烧迫使他不得不经常卧床不起。人消瘦了，还患了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得知《纽约世界报》登出了一则消息，那无疑是英国反间谍机构透露出来的，声称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正在柏林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一大笔钱，让他在爱尔兰鼓动一次暴动。他发出了一封抗议信，题为《我为爱尔兰工作，不是为德国工作》，但是没被刊出。他在纽约的朋友让他放弃起诉，他会败诉的。再说，盖尔同盟不准备把钱浪费在打官司上。
这一年，德国当局同意了罗杰坚持要求的一件事：把参加爱尔兰纵队的志愿者从林堡的战俘中区分开来。1915年5月20日，五十多名纵队队员因受同伴敌视，被转移到柏林附近措森的较小营地去了。大家庆祝了这次转移，由克罗蒂神父做了一次弥撒，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喝了酒，还唱了爱尔兰歌曲。这种气氛鼓舞了罗杰，他向纵队队员宣布，几天后，他们就会拿到由他亲自设计的制服，很快就会有几位爱尔兰军官到来，领导纵队的训练工作。他们将是爱尔兰纵队第一连的成员，将作为英雄事业的先驱而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之后，他立即又给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信，向他讲了措森营地的情况，并对上一封信中流露出的极端悲观情绪表示道歉——那封信是他在意志消沉时写的，但现在他不那么悲观了。约瑟夫·普伦凯特的到来和措森营地的建立对他都是鼓舞。他将继续为爱尔兰纵队工作。纵队虽小，但在欧战的战略框架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915年夏初，罗杰到达慕尼黑，住在巴斯莱尔·霍夫旅店。那是一家俭朴但令人愉快的旅店。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不像柏林那么令人沮丧，虽然生活上要比在首都更加孤独。他的健康状况也继续恶化，关节痛和感冒迫使他不得不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得他的脑筋动得更加紧张起来。他大量地喝咖啡，不停地吸烟，黑色烟草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他不断地给在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联络员写信，每天都同克罗蒂神父保持着精神和宗教上的联系。神父的来信他读了又读，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一天，他想起来要祈祷。很久没祈祷了，起码没有聚精会神地试图向上帝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疑虑、不安、担心犯错误，请求上帝怜悯、指引他将来如何行动。同时，他也写短文，指出独立后的爱尔兰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避免犯错误，防止产生贪腐、剥削、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等现象。他有时也感到沮丧，写下这些短文派什么用呢？爱尔兰的朋友们正在全力应对困难局势之际，用关于未来的短文使他们分心是没有意义的。
夏天过去了，他感到好了些，便去了措森营地。纵队队员穿上了他设计的制服，所有人的帽檐上都闪烁着爱尔兰徽记。营地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行动、总是关在营地里，不免使得这五十多个人士气不高，尽管克罗蒂神父努力地为他们打气，组织体育活动和各种比赛，给他们上课，进行各种问题的辩论。罗杰认为这正是在队员们面前展示行动前景的时刻。
他让队员们围成一圈，向他们解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能够使他们走出措森，还给他们自由。在这种时候，如果无法在爱尔兰参加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在建立纵队的地方开展同样的战斗？世界大战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德国和土耳其正在为把英国从其埃及殖民地赶出去而战斗，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埃及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呢？由于纵队还太弱小，所以必须加入到别的军队中去，但这种加入一定要保持爱尔兰纵队的独立身份。
罗杰把这个建议拿去同德国当局进行讨论。德国接受了，约翰·德沃伊和麦克加里蒂也同意了。土耳其将同意按照罗杰的条件让纵队加入到他们的军队里去，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有三十七名纵队队员宣布准备去埃及参加战斗，其他队员还需要考虑。此时让所有纵队队员担心的一件紧迫事却是，仍关在林堡的俘虏曾经威胁说要向英国当局告发他们，从而导致他们在爱尔兰的家人无法再收到英国军方发放的士兵抚恤金。这样一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就会饿死。在这方面，罗杰有什么办法呢？
很明显，英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报复，而罗杰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看到队员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家人不会没人管，如果抚恤金不发了，那么各个爱国组织会帮助他们。当天，他就给盖尔同盟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个基金会，以补偿遭报复的纵队队员的家属。但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事情是这样的：款项一旦汇给了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集团的金库，就只能用来购买武器，这才是头等大事。他很不安，五十个穷困的爱尔兰家庭将会因他的过错而挨饿，也许到了下一个冬天会因患上肺结核而消亡。克罗蒂神父想安慰他，但这次，他的道理未能让他平静下来。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就跟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遭遇的最困难时刻一样，他觉得思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有时像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他会不会丧失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