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往美国和爱尔兰写信，要求在经济上帮助纵队队员的家庭。为了转移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信件要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中间要换几次信封和地址，所以回信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他的苦恼达到了顶点。这时，罗伯特·蒙泰特到了，他将肩负起纵队的军事工作。这位军官不仅带来了强烈的乐观主义、得体的举止和冒险精神，还带来了关于纵队队员的家庭一旦遭报复就会立即得到爱尔兰革命者帮助的正式承诺。
蒙泰特上尉一到德国就来到慕尼黑与罗杰见面。看到罗杰那病歪歪的样子，他简直不知所措了。他很敬仰罗杰，对他极为尊敬。他说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中，无人知悉他的身体竟如此虚弱。凯斯门特不许他把自己的健康情况报告上去。他们一起回到了柏林。
他把蒙泰特介绍给了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年轻的军官急切地要马上工作，他对纵队的未来表现出罗杰早就流失了的、钢铁般的乐观精神。罗伯特·蒙泰特在德国逗留的六个月，跟克罗蒂神父一样，对罗杰来说是一个福音，阻止了他的消沉意志将他推向发疯的深渊。神父与军人是不同的，但罗杰多次对自己说，他们代表了爱尔兰人的两个典型：圣徒与斗士。在不同的时间跟两个人谈话时，罗杰记起了跟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几次谈话。皮尔斯谈到祭坛与武器的时候说，殉道者、神秘主义者、英雄与斗士的结合，会产生足以打碎束缚爱尔兰枷锁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力量。
二者的确不同，但是都有着天然的、纯洁慷慨的、献身理想的精神。许多次，罗杰看到克罗蒂神父和蒙泰特上尉并不像他那样谈论什么心情变化、沮丧之类的来浪费时间。他对自己的犹豫和摇摆感到无地自容。那两个人给自己设计了一条道路，然后不惧任何障碍、不偏离方向地走下去，因为他们确信，最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胜利：上帝一定会战胜恶魔，爱尔兰一定会战胜压迫者。“向他们学习吧，罗杰，像他们那样做人吧。”他像念祷词般地重复着。
罗伯特·蒙泰特是一个非常亲近汤姆·克拉克的人，对他简直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提起汤姆·克拉克开在大不列颠路和萨克维尔大街转角处的烟草店——实际上是他的地下大本营——就像提到一个“神圣之地”。据上尉讲，这位老人蹲过英国的多所监狱，像狐狸一样活了下来，正是他在地下制定了革命的一切战略，这还不配受到敬佩吗？这位年迈、体弱、一生多难、生活俭朴的瘦小老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为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五年，后来在都柏林市中心一条贫穷街道上开的烟草店里得以建立秘密的军事政治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个组织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而未被英国警察捕获。罗杰问他，那个组织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成功吗？上尉热情洋溢地答道：
“我们有连、排、小队，有自己的军官、自己的武器库、自己的通信员、自己的暗号和自己的口号，”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兴奋地说，“我怀疑在欧洲哪里还有比我们这支队伍更有效率的军队，罗杰爵士，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据上尉讲，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举行起义只缺德国武器。
蒙泰特上尉马上工作了起来，组织训练措森营地的那五十多个应征者，还常常到林堡营地去说服其他的战俘不要抵制纵队。有一两个人被说服了，但大多数仍然表现出敌视的态度。但上尉从不气馁，他在给罗杰（此时已回慕尼黑）的信里仍然是那么热情洋溢，关于那支小小的纵队，他报告的消息也总是令人鼓舞。
几个星期后，他们在柏林见面了，最近一次是在夏洛登堡大街挤满罗马尼亚难民的小饭馆里。上尉为了不让他生气，字斟句酌地鼓起勇气，突然对他说：
“罗杰爵士，请不要认为我是多管闲事、不知好歹，但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您对爱尔兰、对我们的事业太重要了。您已经为理想做了很多，我以理想的名义央求您，去看医生吧。您的神经有问题了，这并不奇怪，都是责任心和过于操心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您需要帮助。”
罗杰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不得要领，改变了话题。不过上尉的建议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他精神上的不平衡那么明显，以致这位恭敬有礼、为人谨慎的军官敢于对他提这种事？他听从了蒙泰特上尉的建议，经过几番咨询，去拜访了奥本海姆医生。医生住在市郊有树木、有溪水的格鲁内瓦尔德镇，是一位让人信任的老人，看样子很有经验，也很有把握。罗杰去了两次，跟他谈了自己的病史、问题、失眠情况及所担心的事。他必须做记忆试验，接受详细的询问。最后，奥本海姆医生说，他需要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如果不去，他的脑子就会继续混乱下去。医生亲自往慕尼黑打了一个电话，为他约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
罗杰并没有住进冯·霍埃斯林医生的诊疗所，只是每星期看两次门诊，治了几个月。治疗很有效。
“您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看到的事情，还有您正在做的事情，使得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心理学家对他说道，“幸好您还没有发狂，也没有自杀。”
医生很年轻，爱好音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反对这次战争，也反对所有的战争，梦想有一天会实现世界大同，即“康德式的和平”。他说，没有国界，四海之内皆兄弟。每次从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的门诊回来，罗杰都感到心情平静许多，情绪也好多了，但他不敢肯定病是不是好了。每次遇到一个健康的、理想主义的好人，他都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他去了措森几次。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罗伯特·蒙泰特赢得了纵队所有队员的好感。由于他巨大的努力，纵队又增加了十名志愿者。行军及其他训练也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德国士兵和军官仍然像对待俘虏那样对待纵队队员，有时还侮辱他们。蒙泰特上尉去与海军司令部交涉，要他们兑现对罗杰的承诺，给纵队队员一些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不时地到镇上酒馆去喝杯啤酒。他们不是同盟者吗？为什么还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们？但交涉至今没见任何效果。
罗杰提出了一项抗议，同措森守备司令施耐德将军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对方说不能再让不守纪律的人更自由了，他们总想打架斗殴，甚至在营地里行窃、搞诈骗。据蒙泰特讲，这些指责都是虚构的。只出过一次事件，那是由德国卫兵辱骂纵队队员引起的。
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不断地跟当局争论。离开柏林前，受骗的感觉与日俱增。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的解放并不感兴趣，从来没想过要与爱尔兰的革命者搞什么联合行动，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让他相信了他们并不想做的事。爱尔兰纵队与土耳其军队联合起来在埃及与英国作战的计划，细节都研究好了，似乎就要实施了，却没有任何解释地搁浅了。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纳多尔尼上尉及所有制订计划的军官都耍起滑头，说话躲躲闪闪，用不重要的借口拒绝接见他；即使谈上了话，他们也说很忙，只能给他几分钟，说什么埃及的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罗杰对此无可奈何，他把纵队训练成爱尔兰反对殖民主义的一支小小的、象征性的力量的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于是，他一改过去对德国的强烈敬佩，开始对这个国家感到不满，并逐渐变成了与对英国一样甚至更大的仇恨。他在给纽约的约翰·奎因律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就这样，我恨死了德国人。与其死在这里，我宁可死在英国的绞刑架下。”
愤恨的心情加上身体的不适，迫使他回到了慕尼黑。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劝他住进巴伐利亚的一家疗养院，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您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边缘，如果不去休息、不忘掉别的一切，是永远也痊愈不了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会失去理智，心理崩溃，您余生就成了废人。”
罗杰听从了他的劝告。几天之内，他的生活进入了宁静，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摆脱世俗的人。催眠术让他能睡上十到十二个小时，然后在附近山上的枫树林和白蜡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冬天不肯离去，山上仍然冷飕飕的。医生要他禁烟禁酒、节制饮食并吃素。他既不想看书，也没心思写东西，大脑数小时地处于空白状态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
191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的早晨，蒙泰特突然把他从懒散的状态里拽了出来。
由于事态严重，上尉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特地来看他。这时上尉仍然惊意未退，心急火燎地说：
“一支卫队把我从措森营地带到了柏林海军司令部。一群军官，其中有两个将军，在等着我。他们通知我：‘爱尔兰临时委员会已经决定于4月23日举行起义。’也就是说，只剩一个半月了！”
罗杰从床上跳起来，倦意一下子消失了，心脏像打鼓一样怦怦地猛烈跳动起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要求赶快把步枪、枪手、炮手、机关枪和弹药运去，”蒙泰特激动异常、昏头昏脑地说道，“他们还要求运武器的船必须由潜艇护航，武器必须运到凯里郡特拉利海湾的菲尼特，要在复活节星期天的半夜。”
“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等德国的武装行动了。”罗杰终于说出话来，想到了一场浩劫，满脑子都是利菲河被血染红了的河水。
“消息还带来了给您的指示，罗杰爵士，您应该作为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大使继续留在德国。”
罗杰一下子跌倒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伴在通知德国政府之前并没有把计划事先告知他，还命令他留在德国，而他们却在帕特里克·皮尔斯和约瑟夫·普伦凯特喜欢的疯狂行动中去自杀。难道他们不信任他？没有别的解释。他们很清楚，罗杰反对在没有德国入侵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如果他在爱尔兰，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宁可让他留在这里，作为这次起义、这次浴血奋战之后只能推迟成立甚至不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荒唐大使，留在德国袖手旁观。
蒙泰特等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们马上去柏林，上尉，”罗杰坐起来说道，“我去穿衣服，整理箱子。我们乘第一趟火车走。”
二人就这样出发了，罗杰只来得及匆匆地给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留下表示感谢的便条。在长途旅行中，他的脑子不停地活动着，只有时与蒙泰特交换一下意见。到了柏林，要如何行动，他已做到胸有成竹了。个人意见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用智慧倾全力去争取到同伴们所要求的一切：步枪、弹药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军官。其次，他要亲自押送载有武器的货船去爱尔兰，到了爱尔兰，他就可以说服朋友们再等一等，一段时间之后，欧战就会出现有利于起义的局面。第三，他要阻止那五十三名纵队应征者去爱尔兰，如果被皇家海军捉到，英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作“叛徒”处死。至于蒙泰特愿意怎么做，完全由他本人自由地自行决定。他很了解蒙泰特，会为了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与同伴们死在一起。
在柏林，跟往常一样，他下榻在亚当旅馆。第二天，与当局的谈判开始了，开会地点就在海军司令部那又大又旧的建筑物里。纳多尔尼上尉在门口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大厅。在那里，总是有那么几个外交部的人与若干军人，其中有熟人，也有新面孔。谈判一开始，他们就通知说，德国政府断然拒绝派军官去爱尔兰为革命者做顾问。
不过，他们同意提供武器和弹药。他们用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工夫进行评估、研究，以期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把武器和弹药安全地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最后决定，货物由被扣押的英国轮船奥德号改装后涂上挪威印记来运送。但罗杰、蒙泰特、纵队队员，一个也不能同行。这就引起了争论，但德国政府绝不让步：如果有爱尔兰人在船上，就会被发现那不是一艘挪威船，谎言一旦被揭穿，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罗杰和蒙泰特要求他们提供人与武器同时到达但分开走的途径。这样一来，又反反复复地提出了各种建议。其间，罗杰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去爱尔兰，就能说服朋友们等到战争对德国有利之际再行动，因为到那时再起义就可以得到德国海军陆战队的配合。最后，海军司令部同意让凯斯门特和蒙泰特也去爱尔兰，但要乘潜艇去，还可以带上一名纵队代表。
可是罗杰拒绝让爱尔兰纵队掺合到起义里来，这一决定又激发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他不想让纵队队员不经审判地被处死。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4月7日，最高司令部通知罗杰，他们乘的潜艇已经准备好了。蒙泰特挑选了丹尼尔·朱利安·拜莱军士作为纵队代表，并给他提供了假证件，上面写的名字是朱利安·贝韦利。最高司令部又说，尽管革命者要求五万支步枪，但只能给他们两万支来复枪，另加十挺机关枪和五百万发弹药。货物将于指定日期的晚上十点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因尼斯图斯科特岛，应有一名引水员乘小船或舢板等在那里，以两下绿光为暗号。
从4月7日到出发的那天，罗杰一直没合眼。他写了一份简短的遗嘱，要求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信件和其他文件交给埃德蒙·D.莫列尔，那是“一位不可多得、富于正义感、高尚的人”，请他用这些文件编成一本“在我升天之后能够挽救我名誉的回忆录”。蒙泰特跟罗杰一样，虽然直觉起义会被英国军队镇压，但仍然急切地盼望早日出发。博埃赫姆上尉把他们索要的以备万一被捕时所需的毒药交给他们时解释说，那是印第安人浸制毒箭用的马钱子，立竿见影。“马钱子是我的老相识了，”罗杰微笑着说道，“在普图马约河，我就看到过印第安人用浸过这种毒药的弩箭使飞鸟在空中中了毒。”那天，罗杰和蒙泰特上尉去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在那里倾谈了两个小时。
“我想，您跟我一样，对没能跟纵队队员们告别而感到难过。”罗杰说道。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蒙泰特同意，“不过，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起义的事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偷偷地进去。”
“您认为我有可能阻止起义吗？”
上尉摇了摇头。
“我不这样认为，罗杰爵士，但您在那边是受尊重的，也许您的主张会占上风。不管怎么说，您必须了解一下在爱尔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几年——岂止好几年？更确切地说，是好几个世纪。我们这个被俘的民族还要被束缚到何时？整个二十世纪吗？另外，毫无疑问，由于战争，此时正是英国势力在爱尔兰衰弱的时刻。”
“您不怕死？”
蒙泰特耸了耸肩。
“我好几次离死亡不远。在南非对布尔人[104]战争中，我离死亡就很近。我想，每个人都害怕死亡，罗杰爵士，但为祖国而战死与为家人而战死、为信仰而战死是同样崇高的。”
“是的，是崇高的，”凯斯门特同意道，“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是战死而不是服毒而死。这种亚马孙毒药可不好消化呢。”
出发前，罗杰花了几个小时到措森去看望克罗蒂神父。他没有进入营地，而是托人把神父叫了出来。二人在树林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树林中的枞树和白桦树已经抽芽发绿。克罗蒂神父听了罗杰的私密话，变了脸色，但一次也没打断他。等罗杰讲完，神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但仍然不发一言，就这样沉默了好久。
“认为起义注定会失败，是自杀行为，于是您要去爱尔兰。”神父说道，仿佛在用高声思索。
“我是去阻止他们的，神父。我要去同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去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我要让他们明白，作无谓的牺牲是没道理的，不仅不能促成独立，反而会推迟独立。而且……”
他感到自己在哽咽，便停了下来。
“您怎么了，罗杰？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您，您可以信任我。”
“我有一种幻觉，怎么都无法从脑海里驱散，克罗蒂神父。那些理想主义者、爱国者不但自己将粉身碎骨，还将使家庭破裂、陷入贫困并遭到可怕的报复，而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可是您知道我一直在想念谁吗？”
他向神父讲了一件事：1910年，他到都柏林郊区拉什法恩汉的修道院里帕特里克·皮尔斯办的圣恩达双语学校去做讲座。讲完，他赠给学生们一件礼物，从亚马孙地区带回来的乌伊托托人的吹箭筒，作为最后一学年盖尔语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那几十个青年关于爱尔兰的想法和他们回忆起爱尔兰历史及其英雄、圣徒、文化时那战斗般的热爱，还有他们唱古老的凯尔特歌曲时那宗教般陶醉的样子，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那同火热的爱国热情一起笼罩在学校里的、深切的天主教精神：皮尔斯做到了使二者融合在一起并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他和弟弟威利及妹妹玛格丽特，乃至圣恩达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这些青年会拿起他们还不会使用的步枪和手枪去送死，去当炮灰，克罗蒂神父。像他们那样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要去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大炮、机枪、军官和士兵却什么也得不到，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当然可怕，罗杰，”神父同意道，“但不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神父慢慢地、痛苦而激动地讲了起来：
“爱尔兰是一个深信基督教教义的国家，这您是知道的。也许正由于是被占领国家这一特殊情况，爱尔兰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传递的信息；或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传教士和圣帕特里克这样极具说服力的使徒，所以对基督的信仰比其他地方要深切得多。我们信仰的首先是造福受苦受难者的宗教，是造福卑贱者、食不果腹者、被打败者的宗教，正是这一信仰使得我们面对压迫我们的势力时，国家没有四分五裂。殉道、牺牲、献身是我们这个宗教的中心思想，基督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降世为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背叛、刑罚、十字架上的死亡。难道他什么也没得到吗，罗杰？”
罗杰想起了皮尔斯，想起了普伦凯特，也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确信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为了信仰，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
“我懂得您想说什么，克罗蒂神父，我明白皮尔斯、普伦凯特，包括汤姆·克拉克这样的人，虽然都是出了名的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但他们知道起义其实就是一场牺牲，他们确信牺牲会成为一个象征，用来动员爱尔兰人的一切力量。我了解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他们有权把那些同他们有着不同经历且没有同样清醒头脑的人、那些并不知道去屠宰场只是为了当楷模的年轻人都卷进去吗？”
“我跟您说过了，罗杰，我并不钦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克罗蒂神父低声说道，“殉道是基督徒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并不是他们寻求的目标。然而，历史不正是用这样的行为和牺牲使人类得以进步的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您。您要是被捕了，就没机会再战斗了。您会被判以最高级别的叛国罪。”
“我已经卷进去了，克罗蒂神父。我的责任就是一以贯之，走到底。我欠您的太多，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我能请您为我祝福吗？”
罗杰跪下来，克罗蒂神父为他祝福。二人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
15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走进牢房的时候，罗杰已经收到了他所要求的纸、笔和墨水。他以坚定的笔法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写了两封短信，一封给姨妹格特鲁德，另一封给朋友们。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在给格的信里，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多么爱她，对她怀着美好的记忆。他说：“明天，圣斯蒂芬日[105]，我将死去。这是我自找的。我希望上帝能原谅我的错误，接受我的请求。”在给朋友们的信里，他以同样悲剧般的嘲讽口吻写道：“我给诸位的祝词是弥撒里的一句话：‘让思想高尚起来吧。’我为夺去我生命的人，也为竭力拯救我的人，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兄弟。”
总是穿黑色衣服的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在助手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助手是一个自称罗伯特·巴克斯特的年轻人，显得既紧张又害怕。刽子手给罗杰量了身高、体重和脖子的尺寸，很自然地解释说是为了确定绞架的高度和绳子的结实程度。他一面用尺子量、在本子上记，一面跟他讲话，说除了刽子手这份职业，他还在罗奇代尔街为人理发，他的顾客总是试图探听他另一份工作的秘密，而他对凡是涉及这个话题的，一概守口如瓶。等刽子手走后，罗杰才感到愉快些。
不久，一名看守给他送来经审查机关检查过的最后一批信件和电报，都是他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有的祝他好运，有的骂他是叛徒。他几乎不愿拆阅，但是一封长长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橡胶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从马瑙斯寄来的，信中的西班牙文连罗杰都能看出有大量的错误。阿拉纳要求罗杰“公正地为自己在普图马约的所作所为在人间法庭承认罪责，因为了解他的罪责的只有上天的法律”。他指责罗杰“伪造事实，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他们证明明知并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头衔和财富”。他最后这样写道：“我可以原谅您，但您必须讲公道。现在就彻底而诚实地宣布只有您才真正了解的事实真相。”罗杰想：“这封电文不是由他的律师代写，而是他自己写的。”
他感到平静了许多。几天、几个星期前因恐惧而突然导致的寒热、背冷，此时完全消失了。他确信自己能够像帕特里克·皮尔斯、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詹姆斯·康诺利及所有在四月圣周为了爱尔兰的自由而在都柏林献身的勇士一样平静地走向死亡。他觉得自己摆脱了各种问题和苦恼，准备去和上帝一起安排事情了。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神情严肃地到了，跟他亲切地握了握手。麦克卡罗尔神父来看过他三四次，但没谈多少。神父是苏格兰人，鼻子总是微微地抽搐一下，使板着的面孔带有一丝滑稽的意味。他对卡雷神父更信任，把那本托马斯·德·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还给了卡雷神父。
“我不知拿它怎么办，您把它送人吧。那是本顿维尔监狱允许我看的唯一的一本书。我并不埋怨监狱，这本书成了我的好伙伴。如果有一天您和克罗蒂神父谈起来，请告诉他，他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言，托马斯·德·肯比斯是一位圣徒，是一个平易而有智慧的人。”
麦克卡罗尔神父告诉他，典狱长正在整理他平时穿的衣服，很快就会拿来。衣服放在监狱的仓库里，弄得又皱又脏，斯塔西先生亲自负责洗干净、熨平整。
“典狱长是好人啊，”罗杰说道，“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痛苦得快要死了。他也想死去。”
停了一会儿，罗杰请求两位神父为自己举行皈依仪式。
“是重归，不是皈依。”卡雷神父再次提醒他，“您一直是天主教徒，罗杰，这是您热爱着的、马上就要见到的母亲的决定。”
狭小的牢房里待了三个人，显得更加狭窄了，连跪下的空间都没有。三个人祷告了二三十分钟，一开始是默祷，后来声音大起来，念主祷文、万福玛利亚。二位神父起头，罗杰念结尾。
后来，麦克卡罗尔神父走了出去，让卡雷神父聆听罗杰·凯斯门特的忏悔。神父坐在床沿，罗杰跪着，开始一件一件地历数自己确实犯过和推测犯下的罪过。尽管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但还是哭出了声。神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继续完成这最后的仪式。罗杰讲着、解释着、回忆着、询问着，果然觉得自己离母亲越来越近了。有时他甚至有一种一闪即逝的印象：安妮·杰弗逊那苗条的身影在牢房的红色砖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在记忆中，他从来没哭过，但现在他哭了好几次。他已经不想忍住泪水了，因为泪水能够使他摆脱紧张和痛苦，感到宽慰，不仅在情绪上，甚至连体力上都觉得轻松多了。卡雷神父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让他尽量讲，有时向他提问，指点一下，做简短的、安慰性的评论。卡雷神父肯定了他的忏悔，宣告他无罪，之后拥抱了他：“再次欢迎您回到本来就是您自己的家，罗杰。”
过了一会儿，牢房的门又打开了，麦克卡罗尔神父回来了，后面跟着典狱长。斯塔西先生臂上搭着罗杰的黑色衣服、硬领白衬衣、领带和背心，麦克卡罗尔神父则拿着他的靴子和袜子。这身行头是罗杰在老城法庭被判处绞刑那天穿的，每一件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鞋子刚刚上过油，擦得乌亮油光。
“您太客气了，典狱长，多谢了。”
斯塔西先生点点头，那张胖胖的面孔和往常一样，一副苦相。此时他总是避免和罗杰对视。
“穿这身衣服之前，我可以洗一个澡吗，典狱长？我现在这令人恶心的身子把衣服弄脏就太可惜了。”
斯塔西先生同意了，还露出了一丝坏笑，接着走出了牢房。
三个人挤了挤，在木床上坐了下来。就这样，他们一会儿沉默不语，一会儿祷告，一会儿交谈。罗杰向神父们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在都柏林和泽西岛度过的那几年，讲述与兄姐在苏格兰的姨夫家度过的假期。麦克卡罗尔神父听他说起在苏格兰度假对童年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在天堂过的日子，也就是说，是纯洁而幸福的日子时，显得很高兴。他还用半低音为两位神父唱了母亲和叔伯教他的童谣，回忆了他也曾梦想干出龙骑兵在印度实现的那些业绩，那些业绩都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在脾气好的时候对罗杰及其兄姐讲述的。
过了一会儿，他要他们也谈谈，请他们讲讲他们是怎样成为神职人员的。他们进入神学院是出于志向还是环境所迫，如饥饿、贫穷或像许多爱尔兰宗教人士那样想受教育？麦克卡罗尔神父自没记事起就成了孤儿，几个年长的亲戚收养了他，为他在一所教区学校注了册。教区神父很喜欢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天赋在于宗教方面。
“不相信又能怎样？”麦克卡罗尔神父想了想，说道，“说真的，进入神学院并不是出于信仰，受到上帝感召是后来上了高年级之后的事，那时我才对神学感兴趣。我本来想从事研究和教学，不过我们大家都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卡雷神父的情况则不一样，他出生于利默里克郡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是口头上的，不是行动上的，所以他并不是在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尽管如此，他年轻时就受到上帝的感召，有一件事或许成了决定性标志：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在一次感恩大会上听了传教士阿罗伊苏斯神父的讲话，讲述虔诚的男女教徒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森林里工作的情形，这位神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那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听得我都着迷了，”卡雷神父说道，“后来我再也没看到过他，也不知他的去向。但我一直记得他的声音、他的激情、他的口才和他那长长的胡须，还有他的名字：阿罗伊苏斯神父。”
牢房的门打开了，给他送来了和往常一样简单的晚饭：肉汤、沙拉和面包。罗杰这才发觉三个人已经交谈了几个小时，而他将在黎明时分、在夜晚过去之后、在小窗栏杆出现一缕光的时候死去。他把晚饭退了回去，只留下那一小瓶水。
这时他想起了第一次去非洲探险，也就是到黑色大陆的第一年，他在一个小村落里过夜（村落的名字忘记了，是不是叫班吉？）。在翻译的帮助下，他同几个当地人谈话，发现当地村社的老人感到快要死了的时候，就把少得可怜的家什捆在一起，不跟任何人告别，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钻进森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面湖泊或一条河流的滩涂上、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或一座布满岩石的小山丘上躺下来，等待死亡，从不麻烦任何人。这种离开人世的方式是多么英明而高雅啊。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想同罗杰度过这一夜，但他不同意。他保证说自己感觉很好，三个月以来，他感到此时最平静。他宁愿一个人单独待一会，休息休息。这倒是真的，二位神父看到他镇静的样子，便同意，离开了。
神父们出去了，罗杰盯着典狱长拿来的几件衣服看了很久。出于一个奇怪的理由，他确信监狱一定会把他被捕时穿的衣服还给他。他是在1916年4月21日那个凄凉的清晨在被称作麦肯纳要塞的凯尔特人圆形碉堡里被捕的。筑成要塞的岩石已经被腐蚀，上面湿漉漉的，盖满枯枝烂叶和羊齿草，周围的树上有鸟儿在歌唱。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但他觉得好像过去了几个世纪。这几件衣服会是什么下场？会不会和他的案卷一起存档？几个小时后，他就要穿着斯塔西先生熨好的这身衣服死去，这还是卡万·达夫律师为了让他出现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时像点样子而给他买来的呢。为了不把衣服弄皱，他把衣服抻平放在床垫下，便躺了下去。他想，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令他惊奇的是，不久他却睡着了。他大概睡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当他睁开眼睛时小小地吃了一惊，牢房虽然仍在黑暗之中，但他发现窗栏杆外的天已经亮了。他想起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她面容愁苦，还是孩子的他劝慰她：“别伤心，我们不久还会见面的。”他的心情很平静，没有恐惧，只希望一下子结束这一切。
过了不久——对，不久，他已经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牢房的门开了。典狱长——面容疲惫，眼泡发肿，仿佛一夜没合眼——在门框里对他说：
“您要是想洗澡，现在就去吧。”
罗杰点了点头。在砌着发黑砖墙的长长走廊里朝浴室走去的时候，斯塔西先生问他是否休息了一会儿，罗杰回答说睡了好几个小时。典狱长低声道：“我真为您高兴。”当罗杰想象着往身上淋冷水那种愉快的感觉时，斯塔西先生对他说，许多人，其中还有几位神父和牧师，举着十字架和反对死刑的标语牌拥在监狱门口，整夜都在祈祷。罗杰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仿佛他已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替代了他。他在冷水下洗了很长时间，细心地擦了肥皂，冲去肥皂沫，用双手在身上搓了又搓。当他回到牢房时，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已经到了，对他说，拥在本顿维尔监狱门口挥舞标语牌进行祈祷的人自前一天晚上起又增加了，许多人都是爱尔兰家庭常去的圣三位一体教堂的爱德华·墨尔瑙神父带来的教区教民。但是也有一群人支持处死“叛国贼”。罗杰听了这些消息，无动于衷。两位神父在门口等着他换衣服。他看到自己瘦成这个样子，感到惊讶——衣服和鞋子穿在身上仿佛在跳舞。
在两位神父的护送下，后面跟着典狱长和一名持枪卫兵，罗杰来到了本顿维尔监狱的小教堂。他从没来过，里面又小又暗，但是椭圆形屋顶下的这一小块地方有着宁静怡人的气氛。卡雷神父主持了弥撒，麦克卡罗尔神父充当了侍童。不知是由于当时的环境还是由于这次领圣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随着仪式的进行，表现得很动情。“这将是我第一次领圣餐，也是我的临终仪式。”他想道。领完圣餐，他想对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一直沉默着，只想祷告一番。
回到牢房时，早餐已经放在他的床边了，但是他什么都不想吃。他问几点了，这次倒是有人回答：早晨八点四十分。“我还有二十分钟。”他想。几乎就在同时，监狱总监和典狱长带着三个穿便衣的人走进来，其中一人无疑是医生，也是王室官员，来见证他的死亡。另外两位是刽子手埃利斯先生及其助手。埃利斯先生个子不高，体形粗壮，跟别人一样，也穿一身黑衣服；为了工作起来方便，外衣袖子卷起了，手臂上卷着一条绳子，用嘶哑的嗓音礼貌地请罗杰把双手背过去，让他绑起来。埃利斯先生一面绑一面问他：“您疼吗？”他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只摇了摇头。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开始高声念起祈祷文，各居他身体一侧，一面祷告着一面陪着他在监狱中一段一段地走着他不认识的道路：有楼梯，有过道，有一座空无一人的小庭院。罗杰几乎看不见自己走过的地方。他祷告着回应神父们的祈祷文。他对自己很满意：步履坚定，没有抽泣，也没有流泪。他不时闭上眼睛，请求上帝宽恕，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安妮·杰弗逊的面孔。
最后，几个人来到了一块洒满阳光的空地上。一队持枪卫兵在等着他们。卫兵们站在一个带有八级或十级小梯子的方形木架周围。总监念了几句话，无疑是宣判书，罗杰根本没注意。接着，总监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罗杰摇了摇头，但咬着牙低声道：“爱尔兰。”随后向两位神父转过身去。两位神父拥抱了他，卡雷神父向他道了祝福。
这时，埃利斯先生走上前，让他低下头，好把他的眼睛蒙上，因为对他来说，罗杰太高大了。罗杰低下了头。刽子手蒙上布条使他陷入黑暗的时候，他感到埃利斯先生的手指不像绑他的双手时那样有力而自信了。刽子手架起他的胳膊，扶他登上台阶，走到了平台上。为免绊倒，他们走得很慢。
罗杰听到了一些动作声和神父的祈祷声。最后，埃利斯先生再次弯了弯腰，低声要求他低下头：“请低下头，爵士。”罗杰低下了头，感到刽子手把一条绳索放在了他的脖子上，此时，他仍能听到埃利斯先生最后的低语：“您如果憋住气，就会结束得更快，爵士。”他照办了。
尾声
嗯，罗杰·凯斯门特
做了他必须去做之事。
为此，他死在绞刑架下，
但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威廉·巴特勒·叶芝
罗杰死后，他的一生像焰火般在夜间腾空而起，轰的一声爆裂成星雨，后来一点一点、无声无息地熄灭；过了一会儿又复燃，形成一声号角，响彻燃烧着的天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起初光芒四射，后来化为乌有，死后凤凰涅槃。
观察行刑的医生珀西·曼德证实，行刑没遇到任何阻碍，囚犯当场死亡。获准埋葬尸体之前，英国当局想取得关于死囚道德上腐化堕落的科学实证，由医生着手执行命令，带上塑胶手套伸进死者的肛门探查直肠，最后证实：“只要一摸”，就知道肛门明显扩张，“直肠下端直到手指能够摸到的地方”也有扩张表现。医生的结论是：检查结果证实“死者显然有过他所喜爱的行为”。
完成这种操作之后，便把罗杰·凯斯门特的尸体埋葬了。没有立碑，没有竖十字架，更没名没姓。墓旁的无名坟里埋着克里彭医生，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多年前被处死的。罗杰那不成形的坟头位于罗马小道旁，二十世纪第一个千年开始时[106]，罗马军团正是沿着这条小道开进来，对欧洲这个偏远的角落施行教化——后来这个角落叫做英吉利。
接着，罗杰·凯斯门特的生平事迹似乎黯淡下来。乔治·卡万·达夫律师代表罗杰兄姐向英国当局交涉，要求将罗杰的尸体交还给家属，以便在爱尔兰举行基督教葬礼。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甚至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家属每次提出这一要求都遭到了拒绝。在很长时间里，除了很少几个人，没有人再谈起他。这很少几个人之中就有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此人在自杀前不久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中写道：“在我行刑的所有人里，最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只有罗杰·凯斯门特。”就这样，在公众的视线里、在英国、在爱尔兰，他消失了。
很久以后，罗杰才被列位于爱尔兰独立英雄祠。英国知识界利用他的秘密日记发动的诋毁他名声的不光彩运动确实得逞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澄清。在整个二十世纪，一顶同性恋加恋童癖的黑帽子一直戴在他的头上。这一形象使得他的祖国感到不舒服，因为在爱尔兰，直到许多年以后，这仍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只要被怀疑有“性反常”行为，就会被看作堕落分子，不再受众人的尊重。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杰·凯斯门特的名字及其业绩与苦难都被排除在政论、报刊文章和历史传记之外。当然，其中大多是英国出版物。
在爱尔兰，随着习俗革命的展开，尤其是性方面的进展，尽管有人有所保留，有人勉强，但罗杰的名字还是渐渐地为人所知，被接受并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伟大的反殖民主义斗士、人权捍卫者、当代土著文化保护者及为爱尔兰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战士。但遗憾的是，他的同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位无法成为完美而抽象的典型和楷模的英雄、烈士，只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充满矛盾和参差且有着弱点与强项的人。正如何塞·恩里克·罗多所说，是“许多人”。也就是说，成为难以理解地混合了天使与魔鬼双重性格的人。
对所谓黑日记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可能将来也不会停止。它真的存在、罗杰真的以令人恶心的淫秽笔调亲笔写下来还是英国情报部门为了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将其前外交官置于死地、为了杀一儆百地警戒潜在的叛徒而伪造的？几十年来，英国政府一直拒绝同意独立历史学家和笔迹学家翻阅那些日记，宣称那是国家机密，这就强化了关于伪造的推测及其动机。几年前，机密解封了，研究人员能够翻阅日记并对文本进行了科学鉴定，但争论仍没有停止，看样子还要延续很长时间。这样也不坏。所谓不坏，是因为在罗杰·凯斯门特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气氛，这就说明根本不可能对一个人一锤子下定论，说到底，他总是能从试图捕捉他的各种理论与理性的罗网中滑脱。我的印象（当然是作为作家的印象）是，罗杰·凯斯门特的确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日记，但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起码并没有完全经历过。日记里有许多夸张、幻想的成分，他写下的某些事是他想干而又不能干的。
1965年，哈罗德·威尔逊的英国政府终于允许把凯斯门特的尸骨运去爱尔兰，乘的是军用飞机。当年的2月23日，举行了迎接仪式。作为英雄，罗杰的尸骨在卫戍区“拯救心灵”加里森教堂的灵堂摆放了四天。据估计，有数十万群众排着队去瞻仰。送葬的军人队伍一直延伸到大教堂附近，在有着历史意义的邮政局大楼，即1916年起义的大本营前行军礼，然后把棺材抬到格拉斯奈文墓地，在一个灰蒙蒙的雨天的清晨下葬。为了在葬礼上发表演说，爱尔兰第一任总统、1916年起义中的杰出战士、罗杰·凯斯门特的朋友、奄奄一息的堂埃蒙·德·瓦莱拉特地从病床上起来，发表了向伟大人物告别时的激动人心的讲话。
不管是在刚果还是在亚马孙地区，对橡胶时代所犯下的滔天殖民罪行进行了揭露的那个人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爱尔兰岛的各地却留下了关于他的某些记忆。在格兰塞斯峡谷旁的高地上，在伸进小小莫罗湾的安特莱姆，离他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不远处，新芬党人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被北爱尔兰激进统一派捣毁，现在只在地上散布着瓦砾；在凯里郡的巴利亥吉海峡一座面朝大海的小广场上，竖立着罗杰·凯斯门特的塑像，那是爱尔兰人奥辛·凯利[107]的作品；在特拉利的凯里郡博物馆陈列着罗杰1911年去亚马孙地区时所带的照相机，参观者如果提出要求，还可以看到他搭乘德国U-19潜艇去爱尔兰时穿的那件粗呢大衣；一位叫做肖恩·昆兰的私人收藏家在他离香农河大西洋入海口不远处的贝利迪尤夫乡的家中收藏着一艘小船，他强调说，那就是罗杰、蒙泰特上尉和拜莱军士在巴纳·斯特兰德海滩登陆时的那艘小船；在特拉利海湾，以罗杰·凯斯门特命名的盖尔语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陈列着罗杰·凯斯门特吃饭用的陶瓷盘，在决定他命运的案子于伦敦上诉法庭审理的那几天，他在七星酒吧用这个盘子吃饭；在麦肯纳要塞有一座不大的黑石柱体纪念碑，上面用盖尔语、英语和德语记下他于1916年4月21日被爱尔兰皇家保安队逮捕；在他到达的巴纳·斯特兰德海滩上也竖有一座方尖碑，上面雕刻着罗杰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的面孔——我去参观的那天早晨，看到方尖碑上满覆盘旋在周围吱吱叫的海鸥拉的白色粪便，到处可见曾使罗杰激动不已的野生紫罗兰。回到爱尔兰的那天清晨，他被逮捕、被审讯，终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