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见面就把你看透了，”凯妲又仰躺下去，喃喃地说道，“他只看你一眼就发现，他要是对你不客气，你就会跑掉。他一见你就发现，只要在精神上战胜你，你就会俯首帖耳地顺从他。”
“我当时想：我翻车他才会松手，于是我又加了速，”安布罗修喘着气怨声说道，“我不断地加速，您瞧。”
“他发现你怕得要死，”凯妲毫不同情，干巴巴地说，“他发现你不会反抗，你会顺从他的。”
“我必须把车弄翻，把车弄翻，”安布罗修喘着粗气说道，“于是我用脚去踩油门。是的，我害怕了，您瞧。”
“你害怕了，因为你是个奴性十足的人。”凯妲厌恶地说道，“因为他是白人，你不是；因为他是富翁，你不是；因为你习惯了顺从别人。”
“我脑子里只能这样想，”安布罗修更加激动起来，“他要是不松手，我就翻车，然而他的手仍然抓住不放。您瞧，就这样，我们到了安贡。”
安布罗修从莫拉雷斯运输公司回到家，阿玛莉娅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事情并不顺利。她什么也没问，只见安布罗修从她身旁走过，一言不发，不看她一眼就走进菜园，在那张破软椅上坐下来，脱掉鞋子，用力擦了根火柴，点上一支烟，以狠狠的目光在草丛中看来看去。
“那次我同堂伊拉留既没去吃中国菜也没去喝啤酒，”安布罗修说道，“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在等着我。他的表情似乎在说：你很神气嘛，黑人。”
此外，堂伊拉留还把右手食指放在后脑上来回滑动，然后放在太阳穴上做了个扳手枪的动作：砰，安布罗修。但他做这个动作时，仍然咧着嘴微笑着，一双金鱼眼露出有经验的样子，扇动着报纸说：黑家伙，事情很糟啊，净是亏本，棺材几乎一副也没卖出去，这几个月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房租、那个白痴的工资和欠木匠的钱。你瞧，收据都在这儿了。安布罗修把收据揉烂，一眼也没看。阿玛莉娅，我坐在办公桌对面对他说：堂伊拉留，这确实是个坏消息。
“是太坏了，”堂伊拉留承认道，“这种世道对做生意来说太糟了，人们没钱，连死都难。”
“堂伊拉留，我要告诉您一件事，”片刻之后，安布罗修谦卑地说道，“您瞧，您肯定是对的，我们的生意用不了多久肯定会赚钱。”
“这没问题，”堂伊拉留说道，“世界属于有耐心的人。”
“不过，我眼下缺钱花。我的妻子怀孕了，”安布罗修继续说道，“我尽量想耐心点儿，可办不到啊。”
一丝好奇而惊讶的微笑弄圆了堂伊拉留的面孔，他一手扇着，一手开始剔起牙来：两个孩子不算什么，要像我一样生他一打才算本事呢，安布罗修。
“我想把净界棺材殡仪馆让给您一个人经营，”安布罗修解释道，“我希望您把我的股份还给我。我想自己去做生意，碰碰运气，先生。”
于是，堂伊拉留格格地笑开了，阿玛莉娅。安布罗修沉默了，仿佛想集中精力把周围的一切都毁掉：杂草、树木，还有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和天空。我当时可没有笑。我观察着堂伊拉留，只见他在椅子上如坐针毡，手扇动得更快了。
“你以为入股是储蓄？”最后，堂伊拉留擦干额头的汗，嚷了起来，随后又笑了，“随存随取吗？”
“他又是一阵格格大笑，”安布罗修说道，“笑得直流眼泪，笑得满脸通红。他笑累了，我就安安静静地等他笑完。”
“你虽说不精明，可也不是傻瓜。我不明白你是怎么了，”堂伊拉留满脸通红，汗水淋漓，在桌上击了一掌，“你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难道是笨蛋、白痴？你说我是什么人？”
“您先是笑，后是生气，”安布罗修说道，“我也搞不明白您是怎么回事了，先生。”
“既然我的生意垮了，就谈谈垮掉的是什么？”阿玛莉娅，他给我猜起谜语来了，带着遗憾的表情看着我，“如果你我二人在一条船上各放一万五千索尔，船沉到河底去了，那么你说说同船一起沉掉的是什么？”
“可净界棺材殡仪馆并没有垮掉，”安布罗修说道，“还在我家对面，安然无恙。”
“你是想卖掉它，转让给别人，”堂伊拉留说道，“我也很愿意。只是你必须能找到一个买主，叫他随你摆布，而且愿意背这个包袱。不会有人愿意把我们俩那三万索尔给我们的，连疯子都不愿意干这种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条件，更不会有人愿意拿出我付给那白痴的工资和欠木匠的钱。”
“您是不是说我那一万五千索尔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了？”安布罗修说道。
“也不会有人愿意付我预支给你的工资，”堂伊拉留说道，“我预支给你的工资一共有一千二百索尔，这是你写的收据，不记得了？”
“你到警察局去告他，去揭发他，”阿玛莉娅说道，“让警察局强迫他把钱还给你。”
那天下午，安布罗修坐在破软椅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阿玛莉娅感到浑身发痒，但说不出何处发痒，胃里空荡荡的发酸，就像同特里尼达一起过穷日子时那样。不幸会不会再次落到二人头上？二人默默无语地吃了晚饭。过了一会儿，露贝太太来聊天，但看到二人都板着面孔，不久也就走了。晚上，二人躺在床上，阿玛莉娅问道：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阿玛莉娅，我在考虑。第二天，安布罗修一早就走了，也没带路上吃的东西。阿玛莉娅吐了起来。十点左右，露贝太太进来，正好看到她在呕吐。阿玛莉娅向露贝太太述说了发生的事，这时安布罗修走了进来。怎么？你没去廷哥马利亚？我没去，“山间闪电”正在车库维修，我刚才是到菜园里坐着考虑了一个早上。中午，阿玛莉娅叫他吃饭，二人正吃着，那个人闯了进来，在安布罗修面前站住。安布罗修没站起来，只是叫了声：堂伊拉留。
“今天早晨你在镇上散布我的坏话。”露贝太太，堂伊拉留气得脸色发紫，声音大得把阿玛莉塔·奥登希娅都吵哭了。“你在广场上说我伊拉留·莫拉雷斯骗了你的钱。”
阿玛莉娅感到上午吃的东西要吐出来了。安布罗修坐着，一动不动。他怎么不站起来？怎么不回他几句？他仍然坐着，望着那个怒吼的胖男人。
“你不光是个傻瓜，还是个靠不住的人，”堂伊拉留咆哮道，“你对别人说要到警察局去告我，那好吧，事情很清楚了。起来，咱们干脆一起去。”
“我正在吃饭，”安布罗修咕哝着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您想叫我到哪儿去，先生？”
“到警察局去！”堂伊拉留怒吼道，“到少校那儿去算算账，看看到底谁欠谁的钱。你这没良心的！”
“堂伊拉留，您别这样，”安布罗修恳求道，“您听到的都是谎话。您怎么能相信那些专爱嚼舌头的人呢？请坐，先生，请允许我给您倒杯啤酒。”
阿玛莉娅惊诧地瞅着安布罗修，只见他赔着笑请堂伊拉留在椅子上坐下来。阿玛莉娅一跃而起，跑到菜园里在木薯丛中吐了起来。她在菜园里听到堂伊拉留说道：我不是来喝啤酒的，我是来搞清是非曲直的。快起来，咱们去找少校。安布罗修的声音越来越低，讨好地说：我怎么能不相信您呢，先生？我只是对命运不满，先生！
“那么，从此以后，不许你再威胁我，也不许说我的坏话，”堂伊拉留说道，稍微平静下来，“你要是再玷污我的名誉，可得小心点儿！”
阿玛莉娅看到堂伊拉留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喊道：我再也不愿在我的公司见到你了，我不能雇一个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做司机，星期一你来结算工资吧。对，阿玛莉莉又开始和我吵嘴了。但阿玛莉娅对安布罗修比对堂伊拉留还要恼火，她一气跑进屋里：
“你为什么容忍他这样对待你？你为什么这么卑躬屈膝？你为什么不去警察局告他？”
“为了你。”安布罗修难过地望着她说道，“我是为你考虑，你难道忘了？我们是为什么逃到普卡尔帕来的？你难道不记得了？我不去警察局是为了你，卑躬屈膝也是为了你。”
阿玛莉娅哭了起来，求他原谅。到了晚上，她又呕吐了。
“最后他给了我六百索尔的退职费，”安布罗修说道，“靠这点儿钱，我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对付了一个月。我一直在找工作，最后找到了一个工资极低的工作：当私人汽车的司机，是开往雅利纳湖的。不久，厄运降临了，少爷。”
1
小萨，婚后的最初几个月，你一直没再见到父母和兄妹，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你是不是感到幸福？婚后你穷困潦倒，靠借债度日。圣地亚哥回想：那几个月里的事我已经忘掉了，但那困难的阶段我却永远忘不掉。他回想：你也许就是从那个时期倒霉的，小萨。也许那拮据而单调的生活，那战战兢兢无信仰、无激情、无雄心壮志、一切都庸庸碌碌的日子就代表着幸福。他回想：连在床上也是如此。公寓的生活很不方便。露西娅太太同意安娜使用厨房，但条件是不能打乱她的安排。这样一来，安娜和圣地亚哥的午饭和晚饭就得早吃或很晚才吃。后来为了使用厕所、烫衣板、掸子和扫帚，还有窗帘和床单过于破损，安娜和露西娅太太吵了一架。安娜想回保健医院去工作，但医院没有空缺了。两三个月后，她才在德尔加多医院找了个值半班的工作，那时二人才开始找房子。每次圣地亚哥从《纪事报》社回家总看见安娜还没睡觉，在翻阅报上的分类广告。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听着安娜讲述她一天的奔波。小萨，在广告上画记号、打电话、问价钱、讨价还价，从医院下班后看五六所房子，这一切就是她的幸福。然而波尔达大街上那条窄小胡同里的房子是圣地亚哥偶然找到的。有一次，他去采访住在贝纳维德斯路的某个人，走入对角街的时候发现了那条胡同。胡同入口的门面是用红砖砌成的，几幢矮小的房子排在碎石铺就的长方形地带周围，窗户都安着铁栏杆，砌着飞檐，门前种着天竺葵。胡同口有一块招牌，上写“出租房屋”字样。圣地亚哥犹疑了一阵子，八百索尔太多了。但公寓那种不方便的生活和同露西娅太太的吵架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他租了下来。两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二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来的廉价家具逐渐地填满了。
每当安娜在德尔加多医院值早班，圣地亚哥中午一觉醒来，就可以看到早餐已经准备好，他只要热一下就行了。吃完早餐，他看一会儿书，到上班时间就到《纪事报》社去或办某件事去。平时，安娜每天三点左右回家，二人吃午饭。五点钟，圣地亚哥去上班，第二天清早两点下班。安娜则翻翻杂志、听听收音机或同邻居打牌（邻居是个有说谎癖的单身德国女人，一会儿说自己是国际警察组织的代理人，一会儿说自己是流亡的政治家，一会儿又说自己是欧洲某康采恩[209]的代表，被派到秘鲁来执行秘密使命）。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她穿着游泳衣到胡同里去晒太阳。小萨，星期六你放假，二人的活动一成不变：很晚起床，在家吃午饭，到本区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到沿堤大街、内柯切亚公园或帕尔多路去散步（圣地亚哥回想：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都是事先选择好的偏僻地方，是为了不致遇见奇斯帕斯、父母和蒂蒂。晚上，二人在某家便宜的饭馆吃晚饭（圣地亚哥回想：一般是在柯切尼达餐厅，月底则在坎布利努斯餐厅）。深夜，二人又钻进电影院，赶得上就去一家首映影院。起初二人还均衡地选择片子——如果下午场看了墨西哥影片，晚上就看侦探片或西部片——现在则几乎光看墨西哥片了。小萨，你这是为了同安娜和睦地度个假日还是你本来就认为无所谓？有时，二人星期六到伊卡去和安娜的父母过上一天。二人从不探亲访友，也没人来访，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朋友。
小萨，你再也没有同卡利托斯去黑黑酒吧，也再也没有同朋友们去白看歌舞表演、逛妓院。大家根本不邀请他也不坚持叫他去了。有一天，大家拿他开起了玩笑：你正经起来了，小萨，变成资产阶级了嘛，小萨。安娜幸福吗？她幸福过吗？一天夜里，二人正在做爱的时候，他听到安娜说：你酒色不沾，我当然感到幸福，亲爱的。有一次，卡利托斯来到了编辑部，比往常醉得更加厉害，一屁股坐在圣地亚哥的写字台上，一言不发地望着他，满脸不高兴，最后说道：小萨，难道我们只有在这座坟墓里才能见面、说话吗？几天后，圣地亚哥邀请他到那窄小胡同的住宅来吃午饭：把契娜也带来吧，卡利托斯。可他心里想：安娜会怎么想呢？安娜会怎么说呢？不，我和契娜又吵翻了。那天卡利托斯单独去赴约，午饭吃得很不舒服，二人说着自欺欺人的谎话，卡利托斯感到很不自在。安娜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话题一开始就谈不下去。从此以后，卡利托斯再也没来过。圣地亚哥回想：我发誓，我一定去看望你。
世界很小，利马却很大，观花埠更是无限大。在一个区里住了六个月、八个月，竟一次也没有遇上父母、奇斯帕斯和蒂蒂。一天晚上，圣地亚哥在编辑部刚写完一篇报道，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啊，小雀斑，原来是你。二人到哥尔梅纳路去喝咖啡。
“瘦子，我和蒂蒂星期六[210]就要结婚了，”波佩耶说道，“我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我早知道了，从报纸上看到的。”圣地亚哥说道，“祝贺你，小雀斑！”
“蒂蒂想让你做她的证婚人，”波佩耶说道，“你一定会答应，对吧？你跟安娜一定得参加婚礼。”
“你还记得那天家里的场面吧？”圣地亚哥说道，“我想你也知道，从那以后我再没跟家人见过面。”
“一切都解决了，我们说服了你娘，”波佩耶那红脸膛显得更红了，带着乐观、兄弟般的微笑说道，“你娘也希望你们参加。你爹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想看到你们，跟你们和解，会非常亲热地对待安娜。你会看到的。”
小萨，家人原谅了安娜。老头子由于很久没看到你，由于你拂袖而去，几个月来大概每天都在怨天尤人，责怪妈妈，不知同她吵过多少次。他也许有几个晚上把车停在塔克纳路等着你从《纪事报》社走出来。他也许和妈妈谈过、吵过，妈妈大概也哭过几场，最后对你的婚事，对你同安娜结婚也就习惯了。圣地亚哥回想：甚至原谅了我们。亲爱的安娜，家人原谅了你。她迷住了圣地亚哥，抢走了圣地亚哥，但我们大家都原谅了她。即使她是个乔洛姑娘，我们也都原谅了。让她来吧。
“为了蒂蒂，特别是为了你爹，来吧。”波佩耶坚持道，“瘦子，你不知道你爹多么喜欢你。奇斯帕斯也原谅了你，伙计，今天下午他对我说：叫超级学者别那么骄傲了，叫他来吧。”
“我很高兴做蒂蒂的证婚人，小雀斑，”亲爱的安娜，连奇斯帕斯也原谅了你，多谢了，奇斯帕斯。“可你得指点我在什么文件上签字，到哪儿去签字。”
“我希望你们能经常到我们家来，好吗？”波佩耶说道，“你没有理由生我们的气，我和蒂蒂都没对你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一直认为安娜是个可爱的姑娘。”
“但是我们不能参加婚礼，小雀斑。”圣地亚哥说道，“我既没生爹娘的气，也没生奇斯帕斯的气。我只是不愿再看到那天的那种场面了。”
“别这么固执了，伙计，”波佩耶说道，“跟所有人一样，你娘有偏见，但内心里是个大好人。你应该给蒂蒂这个面子，来参加婚礼吧。”
获得学位后，波佩耶离开了他供职的那家企业，那是他跟几个同学合伙经营的公司。生意还算可以，瘦子，总算有了几个顾客。但是他很忙，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当了建筑师，也不完全是由于有了未婚妻——他用肘捅了你一下，小萨——而是由于政治生涯。太占时间了，瘦子。
“政治生涯？”圣地亚哥眨着眼说道，“你搞政治了，小雀斑？”
“大家都喜欢贝朗德[211]，”波佩耶笑了，把上衣扣眼上的一枚徽章亮给圣地亚哥，“你还不知道？我甚至参加了人民行动党的地方委员会。你没看报？”
“我从来不看政治新闻，”圣地亚哥说道，“什么也不知道。”
“贝朗德是我在建筑系的老师，”波佩耶说道，“下次大选我们肯定获胜，兄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你爸爸怎么说？”圣地亚哥微微一笑，“他可是亲奥德里亚的参议员，不是吗？”
“我们家很民主，”波佩耶笑了，“有时我也同老头子争论，然而是一种朋友式的争论。你不同情贝朗德？你没看见有人指控我们是左派吗？为了这个你也应该站在贝朗德一边。也许你仍然是共产党吧？”
“不是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对政治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厌倦了。”
“这可不好，瘦子，”波佩耶责备地，却真诚地说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秘鲁永远不会有所改变。”
当天晚上，在那条窄小胡同里，圣地亚哥把同波佩耶的谈话告诉了安娜。安娜全神贯注地听着，眼里闪着好奇的目光。我们当然不能去参加婚礼，亲爱的安娜。她：我当然不去，但你应该去，亲爱的，她是你的妹妹，否则她们要说是我不让你去的，会更恨我了。你必须参加。第二天早晨，圣地亚哥还没起床，蒂蒂就出现在窄小胡同那矮房子里了，头发上戴着卷发器，虽然蒙着头巾，卷发器还是露了出来。她穿着长裤，显得身材笔挺，样子很高兴。小萨，她好像每天见到你似的。看到你自己点炉子热早餐，她笑得要死。她仔细地观察了那两间小屋，翻阅书籍，甚至拉了马桶的链子，看看是否正常。她喜欢这里的一切，这胡同像是娃娃住的，涂着红色的房子一幢幢都一样，一切都是那么小巧、漂亮。
“别翻乱东西，你嫂子要对我发脾气的。”圣地亚哥说道，“坐下，我们谈谈。”
蒂蒂坐在书橱上，但仍然贪婪地观察着周围。你真的爱波佩耶？当然，白痴，你以为我不爱他就跟他结婚吗？我们先跟他父母住一段时间，等那幢大楼盖好了，他父母会送给我们一个套间。蜜月？我们先去墨西哥，然后去美国。
“我希望你给我寄点明信片来，”圣地亚哥说道，“我一生都梦想外出旅行，可至今只到过伊卡。”
“妈妈生日那天，你连打电话祝贺一下也没有，气得她大哭一场，”蒂蒂说道，“我想你星期天会同安娜一起回家吧？”
“我做你的证婚人就行了，”圣地亚哥说道，“可我们既不去教堂也不回家。”
“别说傻话了，超级学者，”蒂蒂说着笑了，“我去说服安娜，给你来个下不来台。我去说服安娜参加我的送礼会[212]，你瞧着吧！”
蒂蒂下午果然又来了。圣地亚哥去《纪事报》社上班，留下她们二人在家里。姑嫂二人像老朋友似的谈了一下午。晚上，安娜笑容满面地走近圣地亚哥：我们谈了一下午，蒂蒂真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甚至说服了我，亲爱的，你还是同家人和解吧。
“不，”圣地亚哥说道，“还是不和解的好，这事我们别谈了。”
但二人在那个星期的剩余几天里仍然讨论着去还是不去。亲爱的，你想不想去？我们到底去不去？我已经答应蒂蒂了，亲爱的。星期六，二人吵了一架后睡了。星期天一大早，圣地亚哥去波尔达和圣马丁大街路口的药房打电话。
“你们还等什么？”蒂蒂说道，“安娜说八点来帮我的忙。你是不是想让奇斯帕斯开车去接你？”
“我们不去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说：拥抱你、祝贺你，提醒你别忘了给我寄明信片，蒂蒂。”
“你以为我会跪下来求你，白痴？”蒂蒂说道，“你这是心理变态。别发傻了，快来吧，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超级学者！”
“你一生气可就变丑了。为了上相，你得保持美丽，”圣地亚哥说道，“千遍地吻你。度蜜月回来别忘了来看我们，蒂蒂！”
“你别像个受宠的小妞，一不顺心就生气，”蒂蒂说道，“快来，把安娜也带来，家里给你做了虾汤，呆子！”
圣地亚哥回窄小胡同之前先去拉尔柯路的花店给蒂蒂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圣地亚哥回想：我写了“衷心祝贺你们。兄圣地亚哥、嫂安娜”。安娜很不高兴，直到晚上，一句话也没跟他讲。
“不是出于利害关系？”凯妲说道，“那又是为了什么？你怕他？”
“有时怕，”安布罗修说道，“其实是可怜他，也是感激他、尊敬他，甚至是出于友谊。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知道您不相信，但那是实际情况，我发誓。”
“你从来不感到羞耻？”凯妲说道，“在人们面前，在朋友面前，你不感到羞耻？你也像对我这样对他们讲了这件事吗？”
凯妲看见他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带着一丝苦涩微微一笑。临街的窗子没有关上，但一丝风也没有，在房中那充满湿气、停滞的空气中，安布罗修赤裸的身体开始出汗。为了不碰到他，凯妲挪开了一点。
“在老家那样的朋友，我在利马一个也没有。”安布罗修说道，“我只有几个熟人，比如现在给堂卡约开车的人和那个叫伊波利托的保镖。他们都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我也不觉得可耻，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坏事。我不是跟您讲过伊波利托跟犯人的事了吗？您还记得吗？我干吗要在他们面前感到羞耻呢？”
“在我面前你也不感到羞耻吗？”凯妲说道。
“也不，”安布罗修说道，“您不会传出去。”
“为什么不会？”凯妲说道，“你给我钱并不是为了让我保密呀。”
“可您并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总到您这儿来，”安布罗修说道，“所以您不会传出去。”
“我要是把你讲给我的事告诉给那疯女人呢？”凯妲说道，“我要是传出去，你怎么办？”
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安布罗修有礼貌地低声笑了。他仰卧着吸烟，凯妲看到一卷卷烟雾在凝滞的空气中混合到一起。外面没有人声，也没有汽车开过。床头柜上的闹钟滴滴答答地响了，消失了，片刻后又响了。
“那我就永远不再来了，”安布罗修说道，“您也就失掉了一个好顾客。”
“我现在差不多失掉了，”凯妲说道，“你以前每个月、每两个月来一次，可现在多少个月才来一次？五个月吧，还要长。你怎么了？你怕金球。”
“跟您相聚这么一会儿，对我来说等于花掉两个星期的工资，”安布罗修说道，“我不能总来。再说，也不是每次来都能见到您。这个月我来了三次，一次也没见到您。”
“他要是知道你到这儿来，会怎么样？”凯妲说道，“我指的是金球。”
“他不像您想的那样，”安布罗修立即说道，声音显得很庄严，“他不是坏人，并不专横。我跟您说过了，他是真正的绅士。”
“我问你他会怎么样，”凯妲固执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在圣米格尔街碰见他，对他说：安布罗修把你给他的钱花在我身上了，他会怎么样？”
“您只了解他的一面，所以看错了他，”安布罗修说道，“他还有另一面。他并不专横，他是个好人，是位绅士。他总是让人对他产生敬意。”
凯妲笑得更厉害了。她看了安布罗修一眼，只见他又点了一支烟，火柴的亮光一闪，使她看到了他那得到了满足的目光、严肃平静的表情和额角上亮晶晶的汗珠。
“他把你也变成了个同性恋者，”凯妲轻声说道，“这倒不是由于他给的工资高，也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你因为喜欢跟他混在一起。”
“我喜欢给他开车，”安布罗修说道，“因为我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工资也比以前挣得多，人们也尊重我。”
“当他脱掉裤子对你说：来吧，来尽义务吧！”凯妲笑着说，“你也喜欢？”
“他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安布罗修又说了一遍，说得很慢，“我知道您是怎样想他的，但是不对，他并不是那种人。”
“你不感到恶心吗？”凯妲说道，“我有时就感到恶心，不过我不在乎，我只要把两条腿一分就行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可你呢？”
“这确实让人伤心，”安布罗修说道，“我感到恶心，他也感到恶心。您以为我们每天干那事吗？不，一个月也不一定来一次，只在他不顺心的时候才来。我心里明白，他一上车我就知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他面色苍白，双眼深陷，声调怪异。他说：把我送到安贡去。或说：我们去安贡吧。要不就简单地说：去安贡。我就明白一切了。一路上，他一言不发，你一看他的脸色会以为他死了亲人，或是有人告诉他今晚有亲人要死。”
“你呢？你有什么感觉？”凯妲说道，“他命令你去安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当堂卡约对您说：今晚到圣米格尔街来吧。当奥登希娅太太派人来接您的时候，您感到恶心吗？”安布罗修问道，声音极低。
“早就不恶心了，”凯妲说道，“那疯女人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好朋友。其实我们两个是拿臭卡约寻开心。你呢？你是不是想：他又要折磨我了。你是不是恨他？”
“一想到到了安贡后要干的事，我就不舒服，”安布罗修怨声说道，凯妲看见他摸了摸自己的胃部，“这儿感到不舒服，感到这儿开始翻腾，我害怕、难过，也恼火。我想：但愿今晚只是聊聊天。”
“聊聊天？”凯妲笑了，“有时你们去安贡只是为了聊聊天？”
“他哭丧着脸走进去，拉上窗帘，给自己斟杯酒，”安布罗修说道，声音低沉，“我心里明白，他有不顺心的事了，内心很痛苦。接着他就讲给我听，您瞧。我甚至看到过他哭泣，您瞧。”
“‘快点儿，去洗个澡，把这个戴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凯妲瞧着他反复说道，“他要干什么？他要你干什么？”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声音也发哽了，”安布罗修喃喃地说道，“他坐下来，也叫我坐下，向我问这问那，跟我聊天，也启发我跟他聊天。”
“他跟你谈女人，讲脏事，给你看裸体照片和杂志，是不是？”凯妲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只要把大腿一分就行了，可你呢？”
“我向他讲述我的情况，”安布罗修怨声说道，“讲述钦恰的情况、我童年的情况、我妈妈的情况、关于堂卡约的情况。他启发我讲，什么都向我打听，使我觉得自己是他的朋友。您瞧。”
“他使你不害怕，使你感到自然，”凯妲说道，“这就是猫耍耗子。那你呢？”
“他也对我讲述他的情况，讲述他的心事，”安布罗修说道，“还不停地喝酒。我也喝。整个晚上，我从他脸上看出他内心很痛苦，有不顺心的事。”
“在安贡，你跟他讲话用‘你’吗？”凯妲说道，“在那种时候，你敢跟他以‘你’相称吗？”
“尽管我跟您在这张床上睡了两年，可我还是不敢用‘你’跟您讲话。”安布罗修怨声怨气地说道，“他把心事一股脑儿都告诉我了，还有他的生意、政治和子女的情况。他讲呀讲呀，但我明白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他说他感到羞耻，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您瞧。”
“他为什么哭？”凯妲说道，“为了跟你的事而哭？”
“有时他整小时整小时地这样讲着，”安布罗修怨声说道，“他讲，我听；我讲，他听。还一面喝酒，直到我觉得一滴也喝不进了为止。”
“他的话使你激动不起来？”凯妲说道，“难道他光用酒引你激动？”
“他还往酒里放一种药粉刺激我，”安布罗修低声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凯妲看了他一眼，只见他把胳膊放在脸上，像在海滩上晒太阳那样仰卧着。“我第一次发现他往酒里放药粉的时候，他察觉我看到了，也察觉我吃了一惊。我问他：您往酒里放的是什么？”
“没什么，这药粉叫‘育亨宾’。”堂费尔民说道，“你瞧，我自己也放，没什么。祝你健康，喝吧。”
“有时候，不论是喝酒还是放‘育享宾’都使我兴奋不起来，”安布罗修抱怨说，“他发觉了，我也看出他发觉了，因为他眼睛中流露出难过的神情，声音也不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我看到他哭起来了，您瞧。他说：没关系，你走吧。于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听到他在房间里自言自语，高声喊叫。他感到羞耻，甚至发了疯。您瞧。”
“他跟你生气、吃你的醋吗？”凯妲说道，“他会不会以为你有女人了？”
“这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堂费尔民呻吟道，“但也不能怪我，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当然激动不起来，我理解。”
“他还跪了下来，您瞧，”安布罗修呻吟道，“嘴里抱怨着，有时还低声哭着。他说：让我露出本相吧，让我做一次婊子吧，安布罗修。您瞧，您瞧。他就这样奴颜婢膝地忍受着痛苦：让我摸摸你吧……他就这样跪着对我说，您瞧。真还不如一个婊子，您瞧。”
凯妲曼声笑起来，随后又仰躺下，叹了一口气。
“因此你可怜他，”她喃喃地说，内心极为恼怒，“我却很可怜你。”
“有时尽管他这样，我也兴奋不起来，”安布罗修呻吟道，声音极低，“我想，他马上要生气、要发疯、要……但是没有。他说：你走吧，还是你对。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过两个小时你再来，不，过一个小时。”
“如果你兴奋起来，满足了他呢？他是不是感到很幸福？掏钱给你？”凯妲说道。
“那他也感到羞耻，”安布罗修呻吟道，“事后他走进浴室。把自己关起来就不出来了。我则走进另一间小浴室，用肥皂洗个淋浴。浴室里有热水，一应俱全。我走出来，可他还不出来。他几个小时地洗呀洗的，还往身上喷花露水。他终于出来了，面色苍白，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去吧，把车子开出来，我这就下来，把我送到市中心就行了。他不愿意我跟他一道回家，他不好意思。您瞧。”
“他到底吃醋不？”凯妲说道，“他会以为你从不和女人来往吧？”
“他从来没问过我这种事，”安布罗修说道，把胳膊从脸上移开，“他也不问我假日都干些什么，什么也不问。只有当我对他讲，他才知道。不过，如果他知道我和女人搞过，我心里也明白他会怎么想。倒不是因为他爱吃醋，您还不知道？而是由于他感到羞耻，怕别人知道我跟他的事。他不会对我怎么样，也不会生气，很可能只会说：你走吧，这没什么。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不会骂人，也不会对人不好，他很可能会说：不要紧，理应如此，你走吧。他可能感到痛苦，但仅此而已。您瞧，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金球比臭卡约更叫我恶心。”凯妲说道。
阿玛莉娅怀孕第八个月的一个晚上感到腰部酸痛，安布罗修迷迷糊糊、极不情愿地给她做了按摩。早晨醒来，她感到更痛，浑身酸痛。听见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哇哇直叫，她也哭了起来，想到自己必须起床就感到发愁。她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床垫上有几片巧克力色的污痕。
“她还以为胎儿死在肚子里了呢，”安布罗修说道，“我看她已经预感到了，因为她哭了起来，非叫我把她送到医院去不可。我说：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同往常一样，二人一面排队，一面观看毛克殡仪馆房顶上的兀鹰。大夫对阿玛莉娅说：你必须马上住院。大夫，我怎么会出血呢？我们要为你引产，大夫解释道。怎么个引产法，大夫？没什么，没什么严重的。
“阿玛莉娅留在医院了，”安布罗修说道，“我把日用品给她送去，把阿玛莉塔·奥登希娜托给露贝太太照看，随后我又去开车了。下午回来去看她，她的胳臂和屁股打针都打得发紫了。”
医院把阿玛莉娅安排在混合病房[213]里，吊床和行军床挨得紧紧的，探视病人只能站在床脚，根本没有地方能靠近病人。整整一个早晨，阿玛莉娅都透过装着铁丝网的窗子望着毛克殡仪馆后面那不断扩大的贫民区。露贝太太抱着阿玛莉塔·奥登希娅来看过她，一位护士对她说下次不能带孩子来。阿玛莉娅央求露贝太太，希望她尽可能去家里看看安布罗修需要什么。露贝太太：那还用说？我还要为他做饭呢。
“一位护士对我说：看样子她必须动手术。”安布罗修说道，“我问是不是很严重。护士回答：不，一点也不严重。实际上我受骗了，您瞧，少爷。”
打了针，阿玛莉娅不感到痛了，烧也退了，但仍然见红，每天都有巧克力色的小块血斑污染了床单，护士一天得给她换三次垫布。安布罗修对她说：看样子得给你动手术了。阿玛莉娅吓了一跳：不，我不愿动手术。这是为你好，傻瓜。她哭了起来，所有的病人都看她。
“我见她吓成这个样子，我就编造了些谎话引开她的注意力：我要跟潘达[214]合伙买下那辆面包车，这是我们俩今天决定的。”安布罗修说道，“可她不听我讲，眼睛哭得肿成这么大。”
由于某个病人一阵阵的咳嗽，阿玛莉娅一夜未能成眠。她旁边床上的另一个病人辗转反侧，直说梦话大骂一个女人，她也吓得要命。阿玛莉娅又哭又求，请大夫理解她。她说：打针、吃药，随便怎样都可以，就是别给我动手术，上次我的苦头吃够了，大夫。上午，给大厅中所有的病人都送来了用罐头盒盛的咖啡，就是没给她送，只来了个护士，一句话也没说就给她打了一针。阿玛莉娅央求她：请您把大夫找来，我有话要说，我要说服他。可护士根本不理她：你以为我们是随随便便决定给你动手术的？随后就同另一位护士把她睡的行军床拖到大厅门口，又把她放在一副带轮子的担架上。当人们开始拖担架时，阿玛莉娅一下子坐了起来，高声呼唤自己的丈夫。护士们走了，大夫走过来，很生气：你闹什么？怎么了？阿玛莉娅恳求着向大夫讲述了在利马产院发生的事和她吃的苦头。大夫点点头：好吧，好了，你镇静些。后来，上午那位护士又来了：你丈夫来了，别哭了。
“她一把抓住我，”安布罗修说道，“她说：别让他们给我动手术，我不愿意！后来大夫不耐烦了，对我说：你要么同意动手术，要么就把她接走。我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少爷。”
安布罗修同一位好心肠的老年护士一道劝说阿玛莉娅，那护士讲话很和气，劝她说：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婴儿好。最后阿玛莉娅说：好吧，我一定好好配合。人们把她的担架推走了，安布罗修一直把她送到另一个大厅的门口，对她说了几句话，可她似乎没听见。
“她一定有所预感，少爷，”安布罗修说道，“不然她为什么显得那么绝望、那么害怕呢？”
安布罗修的面孔消失了，人们关上门，阿玛莉娅看到大夫系着一条白色围裙，在同另一个穿白衣、戴帽子和口罩的男人讲话。那两位护士把她从担架上架起来，放在一张台子上。阿玛莉娅求她们把头垫高些：这样我会憋死的。护士只说：好，别说话。但是根本不理她。两个白衣男人仍在谈话，护士在她周围忙来忙去。一盏灯亮了，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光线很强，刺得她闭上了眼睛。片刻后，她感到又给她打了一针，接着她看见了大夫的面孔，离自己的面孔好近。她听见大夫叫她数一、二、三……她数着数着，听到自己的声音远了。
“除了阿玛莉娅的事，我还得去工作。”安布罗修说道，“把她送进手术室，我就离开了医院。我先去了露贝太太家，她说：可怜的女人！你怎么不等手术完了再回来？于是我又回到了医院，少爷。”
阿玛莉娅觉得一切都在轻微地摆动，自己也在摆动，仿佛在水中漂浮。她几乎没有认出自己身旁安布罗修和露贝太太那两张拉长了的面孔。她想问他们手术是不是做完了。告诉他们她一点也不觉得痛，但她没有力气讲话了。
“走廊里没有地方坐，”安布罗修说道，“我就站在那里把带的香烟抽完了。后来露贝太太来了，她也得站着等，但一直没有把阿玛莉娅从大厅里推出来。”
阿玛莉娅一动不动，她想，稍微一动，也许就会有许多针在刺她。她不觉得疼痛，却感到沉重，汗水淋漓，有一种疼痛的预感。她也感到疲乏，能听到人声，仿佛人们在窃窃私语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谈话，那是安布罗修的声音、露贝太太的声音，甚至是阿玛莉塔·奥登希娅的声音。
“最后，一位护士出来了，推着阿玛莉娅直喊：躲开！躲开！”安布罗修说道，“护士走了，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我问：出事了？她又把我推开。片刻后，另一位护士也出来了，她说：孩子死了，母亲有可能救活。”
阿玛莉娅仿佛觉得安布罗修在大哭，露贝太太在祈祷，周围许多人在转来转去地对她说着什么。一个人朝她弯下身，她感到此人的呼吸在自己的嘴边，此人的嘴唇印在自己的脸上。她心想：人们以为我要死或已经死了。她对所有人感到一种羡慕和依恋之情。
“所谓可能救活，也就是说可能死去，”安布罗修说道，“露贝太太跪下来，开始祈祷。我无力地靠在墙上，少爷。”
在这一切景象中，阿玛莉娅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仍然听到有人在讲话。这会儿她能听到的却是一片沉寂，长时间的沉寂。她一直感到自己在水中漂浮，一会儿下沉，一会儿浮上来，接着再沉下去。突然，她看见了阿玛莉塔·奥登希娅的面孔，她听到自己说：把脚洗干净了再进家。
“后来大夫出来了，把手放在我这儿，”安布罗修说道，“为了救活你的妻子，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了一切可能，可是上帝不同意。”
阿玛莉娅心想，有人要拉她下沉，她感到自己要淹死了。她心想：我要看不见了，我要说不出话了。她动弹不得，就这样漂浮着。她想：傻瓜，过去的事情你怎么还能听到？她害怕了，内心再次感到非常痛苦。
“我们在医院为她举行了守灵仪式，”安布罗修说道，“莫拉雷斯运输公司和普卡尔帕运输公司所有的司机都来了，连那没良心的堂伊拉留也来吊唁了。”
阿玛莉娅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的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都将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我们用净界棺材殡仪馆的棺材装殓了她。”安布罗修说道，“我也不知道需要付给墓地多少钱。我没有钱，司机们搞了一次募捐，连那没良心的堂伊拉留也多少捐了点儿。当天我就把她埋葬了。医院又派人来催账，不管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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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费尔民是怎么死的，少爷？”安布罗修说，“他去世的时候痛苦吗？”
小萨，那是卡利托斯第一次酒精中毒发作不久之后。一天晚上，卡利托斯以坚决的口气在编辑部宣布：我要戒酒一个月。没有人相信他，但他一丝不苟地实践了他那以意志力治疗酒精中毒的诺言，整整四个星期滴酒不沾。他每天都在自己办公室桌上的日历上画掉一个日子，每次总是举起日历挑战似的说：十天了，十六天了。一个月满了，他又宣布：我现在可要开戒补偿一下了。当天晚上一下班，就又喝开了酒，先是同诺尔文和索洛萨诺在市中心的几家酒馆里喝，后来在一家餐厅遇到了几个正在庆祝某人生日的体育版编辑，又同他们一起喝。天亮了，他又在帕拉达市场同几个不认识的人喝，这些人后来偷了他的钱包和手表。这都是他后来自己说出来的。那天早晨，有人看见他向《最后一点钟》和《新闻报》的编辑们借钱。黄昏时分，阿里斯佩发现他在圣马丁广场塞拉酒吧门廊里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人喝酒，鼻头通红，双眼凝滞。阿里斯佩在他旁边坐下，但根本跟他说不上话。阿里斯佩事后讲道：他不光是醉，简直是泡在酒里了。当晚卡利托斯来到编辑部，看着周围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副失眠的样子，浑身散发着说不上是什么酒的混杂气味，脸部不安地抖动着，颧骨、太阳穴、前额和下巴的皮肤不停地颤动，一直在颤动，对众人的玩笑也不理会，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站了一会儿，焦躁地望着自己的打字机。突然，他用力把打字机高举过顶，然后一言不发地松手，小萨，只听得一声巨响，字键、螺丝钉……雨点般撒了一地。人们过去抓他，他撒腿就跑，一路号叫着，手里揉着稿纸，踢飞字纸篓，撞翻了好几把椅子。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医院。那是第一次，小萨，从那天以后，他一共住了几次医院？圣地亚哥回想：一共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