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翁太太朝她勉强笑了笑，默默地朝她从头到脚地打量起来。
“啊，你回来了，”最后，伊翁太太说道，“可以想象你吃了不少苦头。”
“还可以，”凯妲说完沉默了，仿佛又感到胳臂上打针处的刺痛和两腿间那冰冷的探针，仿佛又听到那个弯身拿起尿盆、发直如鬃的男护士在讲话。
“你去找塞加拉医生了吗？”伊翁太太说道，“他把无病证明开给你了吗？”
凯妲点点头，从钱包中掏出一张对折的纸片递过去。她心想：才一个月你就变成这副样子了。搽了三层粉，你都看不清东西了。伊翁太太专注而吃力地看着证明，几乎把证明贴在皱着眉的眼睛上。
“好，你总算好了，”伊翁太太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然后做了个泄气的表情，“可你瘦得像个扫把，还得恢复恢复，面色还得红润起来。这会儿，你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泡起来。你没带换洗衣服？让玛尔维娜借你点儿什么穿穿吧。你现在可不能浑身带菌，医院里净是病菌。”
“我的房间还是原来那间吗，太太？”凯妲说道，心想：我才不生气呢。我生气让你高兴？
“不，是最里头的那间，”伊翁太太说道，“赶快洗个热水澡，好好用肥皂擦擦，以防万一嘛。”
凯妲点点头，出神地看着满是污迹、被火柴棍和烟头烧了许多洞的红色地毯，咬着牙上了二楼。在楼梯转弯处碰上了玛尔维娜，玛尔维娜一见她就张开了双臂：亲爱的凯妲！二人拥抱起来，在面颊上互相吻了起来。
“你复原了，这太好了，亲爱的凯妲，”玛尔维娜说道，“我本来想去看你，可老太婆吓唬我说：那太危险了，她的病会传染，你会被染上那种病。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可医院回答说，只有自费病人才能用电话。我送给你的那包东西收到了吗？”
“多谢你了，玛尔维娜，”凯妲说道，“我最感谢你的是那些吃的。医院里的饭食叫人恶心。”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玛尔维娜笑着说了一遍又一遍，“你染上脏病，我真急坏了，亲爱的凯妲，这世上不幸的人太多了。亲爱的凯妲，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一个月，”凯妲叹了一口气，“对我来说就像十个月，玛尔维娜。”
凯妲在玛尔维娜的房间里脱光衣服，走进浴间，在浴缸中放满水，跳了进去。正在擦肥皂之际，她看见门开了，小罗贝托的身影闪了一下：可以进来吗，亲爱的凯妲？
“不行！”凯妲恶声恶气地说道，“走开，出去！”
“你讨厌我看见你的裸体？”小罗贝托笑了，“你讨厌？”
“对！”凯妲说道，“我没允许你进来，把门关上！”
小罗贝托哈哈大笑，走进浴间关上门：我偏不走，亲爱的凯妲，我就是这种别扭脾气。凯妲赶紧钻到水里，只露出头。水色很暗，浮着泡沫。
“你太脏了，水都被你洗黑了，”小罗贝托说道，“多长时间没洗澡了？”
凯妲也笑了：进医院就没洗过，整整一个月。小罗贝托一捂鼻子，做了个恶心的样子：啊，那可太脏了。接着又和气地向她微微一笑，朝浴缸走近几步：你回来了，高兴吗？凯妲点点头：当然高兴。浴缸的水动了起来，凯妲露出了瘦削的肩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要不要听？”凯妲指了指门说道。
“讲吧，讲吧，”小罗贝托说道，“我最喜欢听流言蜚语了。”
“我本来还担心老太婆不要我了呢，”凯妲说道，“她最害怕病菌了。”
“你本该到一家二流妓院去的，降一降身价。”小罗贝托说道，“她要是把你赶走，你可怎么办哟！”
“那我就完蛋了，”凯妲说道，“也许真的得去二三流妓院了。只有上帝晓得。”
“太太是好心人。”小罗贝托说道，“她的生意得对付各种风浪，所以小心点儿是对的。可她对你很好。你要知道，得过你这种脏病的女人，她是不会再要的。”
“那是因为我替她赚过大钱，”凯妲说道，“那是因为她欠我的。”
凯妲坐了起来，在自己的乳房上擦肥皂，小罗贝托用手指指着她的乳头：瞧，都耷拉下来了，亲爱的凯妲，你太瘦了。凯妲点点头，我在医院里掉了十五公斤的肉，小罗贝托。你必须胖一点，亲爱的凯妲，否则就征服不了有钱的客人。
“老太婆说我瘦得像个扫把。”凯妲说道，“在医院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吃，只在收到玛尔维娜那包东西后才吃点儿。”
“你现在可以大吃几顿补补了，”小罗贝托笑了，“像头猪似的吃吧。”
“我的胃大概收缩了，”凯妲说着，闭上眼睛，又沉入浴缸，“啊，这热水太舒服了。”
小罗贝托走向前，用毛巾把浴缸边沿擦干，坐下，满面笑容、调皮地瞧起凯妲来。
“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想不想听？”他压低了声音说道，仿佛对自己的大胆感到惊奇似的瞪大了眼睛，“想不想听？”
“想，把这儿的新闻都告诉我吧，”凯妲说道，“最近有什么新闻？”
“上星期，我和太太去拜访了你过去的客人，”小罗贝托把手指放在唇边，不停地眨着眼，“我是说，你过去客人的过去客人[215]。那个人的行径简直像条狗，什么东西！”
凯妲睁大了眼睛，从浴缸中坐了起来。小罗贝托擦掉溅在他裤子上的水珠。
“你指的是臭卡约？”凯妲说道，“真的？他在利马？”
“他回秘鲁了，”小罗贝托说道，“他在恰柯拉卡约有一栋房子，带有游泳池，一应俱全，还养了几条老虎似的狼狗。”
“你撒谎，”凯妲说道，一见小罗贝托示意她别高声讲话，就压低了声音，“他真的回来了？”
“那房子漂亮极了，周围是座大花园，”小罗贝托说道，“我本来不想去。我对太太说：去也白去，您会失望的。但她不听。她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说：他有资本，他了解我对合伙人是守信用的，我们过去是朋友。我们到了那里，那个人就像对待叫花子一样对待我们，把我们赶了出来。亲爱的凯妲，你那位过去的客人，过去客人的过去客人，简直是条狗！”
“他留在秘鲁不走了？”凯妲说道，“他回来还想搞政治？”
“他自己说是回来看看，”小罗贝托耸耸肩，“你瞧，他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买这么好的房子只是为了回来看看。他住在美国，人跟以前一样又老、又丑、又可厌。”
“他没问起那疯女人？”凯妲说道，“他总得说些什么吧，对不对？”
“你是说缪斯？”小罗贝托说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是条狗，亲爱的凯妲。太太跟他谈起了缪斯。太太说：对那可怜女人的事，我们很伤心，您大概知道了吧？可他不动声色，说：我倒不怎么伤心，只知道那疯女人死得很惨。亲爱的凯妲，他倒是问起了你。太太说：对，对，那可怜的女人住院了。你猜他说什么来着？”
“他既然对奥登希娅说得出那种话，对我就可想而知了。”凯妲说道，“他怎么说？别净叫我心痒。”
“他说：你们要是见到她，就告诉她，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她，我给她的够多了。”小罗贝托笑了，“他说：她要是来找我的麻烦，我就用狼狗对付她。这就是他说的，亲爱的凯妲，不信你可以去问太太。不过你最好别去问，别跟她谈起那个人。太太回来时脸色都变了，他对待太太太坏了，太太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听到。”
“他早晚要付出代价，”凯妲说道，“一个连臭狗屎都不如的人不可能永远活得这么惬意！”
“他倒是可能，有钱嘛，”小罗贝托又哈哈大笑起来，朝凯妲弯下腰，压低了声音，“太太向他建议一起做生意，你猜他怎么说？他咧着嘴笑了，说：您以为我会对做婊子生意感兴趣，伊翁？我现只对正经生意感兴趣。随后就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不想再在这个家中见到你们了。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发誓。你疯了，你笑什么？”
“我没笑什么，”凯妲说道，“把毛巾递给我，水凉了，我快冻僵了。”
“你要是愿意，我来给你擦吧，”小罗贝托说道，“我总是愿为你效劳的，亲爱的凯妲，尤其是现在。你现在和气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傲气十足了。”
凯妲站起身来，迈出浴缸，踮着脚走路，溅得破碎的花砖地满是水珠。她在腰间围了一块毛巾，又在肩上披了一块。
“肚皮平滑，大腿还是那么美，”小罗贝托笑了，“你去不去找你那位过去客人的过去客人？”
“不去。不过我要是有朝一日遇到他，就冲他对奥登希娅说的那些话，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凯妲说道。
“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他，”小罗贝托说道，“对你来说，他是高不可攀的。”
“你干吗要来给我讲这些事？”凯妲说道，蓦地停止擦身，“快走吧！快出去！”
“我是为了看看你的反应。”小罗贝托笑道，“别生气，我也是为了证明我是你的朋友。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进来吗？因为太太命我上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洗澡了。”
安布罗修是从廷哥马利亚逐步回到利马的，这是万全之策。他先是乘卡车到哇努柯，下榻一家旅店的一间小房间里睡了一夜，又乘长途汽车到了汪卡约，然后乘火车到了利马。火车穿过安第斯山的时候，高耸的山脉使我头昏目眩，心跳加快，少爷。
“从离开利马到回到利马才两年多一点，”安布罗修说道，“但变化多大啊。我想，实在不得已，就去向鲁多维柯求助，是他建议我去普卡尔帕的，是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位亲戚堂伊拉留的。可是您瞧，不去求他又能去求谁呢？”
“求我爸爸嘛，”圣地亚哥说道，“你为什么没去找他？你怎么没想起他？”
“不是没想起来，”安布罗修说道，“您明白的，少爷。”
“我不明白，”圣地亚哥说道，“你不是说很敬重他吗？你不是说他也很看重你吗？他肯定会帮助你，你怎么没想到？”
“正是因为我敬重您爸爸，我才不想使他为难，”安布罗修说道，“您想想，他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少爷？我难道能对他讲我是逃回来的？说我是小偷，警察局正在找我，因为我卖了一辆不属于我的车？”
“你原先不是对他比对我更信任吗？是不是？”圣地亚哥说道。
“一个人的处境再倒霉，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安布罗修说道，“堂费尔民对我的观感很好，我却落了魄，倒了霉。您瞧。”
“可你为什么对我说出来了呢？”圣地亚哥说道，“你把偷车的事告诉了我，为什么不感到难为情呢？”
“可能因为现在我已经没有羞耻心了。”安布罗修说道，“可那时候还有。再说，您到底不是您爸爸呀，少爷。”
伊蒂帕雅支付的四百索尔早就用光了，到达利马的三天里，安布罗修一口东西没吃。他远离市中心，到处流浪，每次从远处看见警察总要吓得浑身发冷。他想着熟人的名字，一面想一面排除。鲁多维柯，不；伊波利托，可能还在外地，即使回来了，也很可能跟鲁多维柯在一起工作，因此，伊波利托，甭想，没门儿。他没有想念阿玛莉娅，没有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也没有想念普卡尔帕，心里装的全是警察局、吃饭和抽烟。
“您瞧，为了吃饭，我从不敢乞讨，”安布罗修说道，“可为了抽烟，我乞讨了。”
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找人要烟抽。他什么工作都干过，只要不是固定的工作，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他在波尔维尼尔小区卸过卡车，烧过垃圾，为凯罗里马戏团的动物捕捉过猫和狗，掏过阴沟，甚至给磨刀人当过助手。有时在卡亚俄港的码头顶替正式装卸工干几个小时，虽说佣金被抽去很多，但总够吃两三天饭。一天，有人告诉他，奥德里亚分子需要贴标语的人，他去了，在市中心街道的墙上整整刷了一夜糨糊，但是只挣得酒饭。这几个月中，他到处流浪，忍饥挨饿，东奔西走，有时干上一两天临时工。有一天，他认识了潘克拉斯。起初他在帕拉达市场睡觉，卡车下、沟渠里、仓库的麻袋上都是他睡觉的地方。躲在睡在一起的众多乞丐、流浪汉中，他感到安全。但是有一夜，他听到不时地有警察巡逻队过来查证件，于是迁到贫民区去睡了。他知道所有的贫民区，在这个贫民区睡一夜，又到另一个贫民区睡一夜。就这样，他在佩尔拉贫民区遇到了潘克拉斯，就在该区住了下来。潘克拉斯单身一人，在自己的破屋子里给他腾了一块地方。
“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第一个待我好的人，”安布罗修说道，“他既不了解我，又对我无所求。我跟您说，那黑人真是个心地慈善的人。”
潘克拉斯在狗场工作了好几年，二人交上朋友后，潘克拉斯把他带到狗场管理员面前。管理员说：不行，没有空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管理员把他找了去。需要看证件：选民证、服役证、出生证，都没有？安布罗修只得撒了个谎：全丢失了。啊，那就别谈了，没有证件是不能工作的。潘克拉斯后来对他说：你别发傻了，谁还会记得偷车的事？快把证件送去吧。安布罗修还是害怕：算了吧，潘克拉斯。于是他又偷偷摸摸地做起临时工来。在那段时间里，我回了故乡钦恰一次，少爷，那也是最后一次。您问我干什么去？我想重新搞几个证件，让某个神父用另一个名字再给我做一次洗礼；也是出于好奇，想看看现在的故乡什么样了。安布罗修对那次回乡之行感到很后悔。那天一大早，他同潘克拉斯一道离开佩尔拉贫民区，二人在五月二日广场分手。安布罗修沿着哥尔梅纳路走到大学公园，打听了车价，买了十点那班车的车票。还有时间喝杯牛奶咖啡，溜达溜达，他在依基托斯路的商店橱窗前看了又看，计算着是不是要买件衬衣，好在回到钦恰时比十五年前离开时像样，但他只有一百索尔，买不成了。他买了一卷薄荷糖。一路上，牙龈、鼻子和上颌都感到这糖的清凉香味，但是胃里咕咕直叫。他想：我认识的人看到我这副样子会怎样讲呢？沧海桑田，人的变化真够大，有的死了，有的搬走了，也许连城市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呢。但是当汽车在中心广场停下来时，一切仍都认得出来，虽然都显得小了、矮了。空气中的气味、长椅、房顶的颜色、教堂前面的人行道上那三角地带的花砖，都同以前一样。他感到一阵难过、头昏，也感到羞愧，仿佛时间并没有流逝，他没离开过钦恰。拐过街角就是钦恰运输公司的办公室，他的司机生涯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坐在长椅上一面吸烟一面观察。是的，有些方面变了：人们的面孔变了。他热切地望着过往的男男女女，当看到一个人头戴草帽、光着脚，以杖探路、疲惫地走过来时，他感到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啊，那是瞎子罗哈斯。但并不是他，而是一个患有白癜风的年轻盲人。盲人走到一棵棕榈树下蹲了下来。安布罗修站起身，迈动脚步，到了贫民区，只见有些街道铺上了沥青，盖起了几幢带小花园的矮小房子，花园里的草枯萎了。街道尽头是通往格罗修·普拉多村的道路，路旁是田地，也盖起了一片茅舍。他在贫民区那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没认出个个熟人的面孔。接着他又来到了公墓，心想，黑妈妈的坟也许就在佩尔佩铎墓的旁边。但他没有找到，他不敢去问守墓人黑妈妈到底埋在何处。黄昏时分，他回到市中心，心灰意懒，饥肠辘辘，把重新洗礼和取得证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祖国”咖啡餐厅里（现在改名为“胜利”，招待顾客的不再是堂罗慕罗，而是两个女人），他坐在临街的桌子旁吃了洋葱烤肉，一边吃一边望着大街，想认出某些熟人的面孔，但一个也没有认出。他想起了去利马的前夜，特里福尔修同他在黑暗中走的时候对他说的话：我人在钦恰，又好像不在钦恰；我认出了一切，又好像什么也认不出来。现在，安布罗修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他又在另外几个区游荡了一会儿，看到了何塞·帕尔多中学、圣何塞医院、市立剧院。市场现代化了。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小了；一切都同以前一样，但显得矮了。只有人不一样。我很后悔去这一趟，少爷，我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利马，发誓再也不去了。我在利马倒了霉，可在钦恰，不但感到倒霉，还感到自己老了，少爷。等狂犬病过去，你在狗场的工作是不是也就结束了，安布罗修？是的，少爷。那你怎么办？后来狗场管理员又命潘克拉斯把我找了去，对我说：好吧，你可以帮我们干几天，没有证件也行。等狂犬病过去了，在这之前干什么，我就还去干什么呗。我可以到处找工作。也许不久后再发生狂犬病，狗场还会把我找去。然后再到处流浪，到处找工作。对了，再然后，就去见上帝。您说对吧，少爷？
结构革命的先锋
论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酒吧长谈》
孙家孟
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畅销书突然涌入市场，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拉丁美洲人民在政治上摆脱了西班牙和其他殖民主义国家的桎梏之后，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文学发展道路；不少文学家一方面继承并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吸取其他国家各流派的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方面做了大胆而成功的实验。可以说，拉美文学对世界文坛有过两次冲击，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以鲁本·达里奥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一次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阿斯图里亚斯为先河、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结构革命”。在此期间，按时间顺序，先后形成了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而结构现实主义正是“结构革命”的集中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当代秘鲁作家，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早在其出生前，父母已离异。出生一年后随母去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帕，与受秘鲁政府委派为当地领事的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并在该地接受了小学教育。在柯恰潘帕期间，巴尔加斯·略萨备受宠爱，据他自己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1945年，其父母和好，巴尔加斯·略萨随母返回秘鲁，定居皮乌拉。1946年，全家迁居利马，他进入拉萨耶中学学习。1950年，迫于父命，他进入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学习。这所军事学校具有教养所性质，学生过集体生活，课程繁重，军事演习不断。在这个学校里，他第一次认识了人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和军事当局的腐败。这一切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也使他萌发了把所见所闻写出来加以揭露的欲望。1952年，巴尔加斯·略萨离开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在皮乌拉读完了中学最后一年，于1957年回到利马，考入圣马可国立大学。在此期间，他为了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曾做过电台广播员、秘书、记者、助教，甚至为公墓抄写过死人名单。1958年，他考取了奖学金，赴西班牙学习，取得哲学文学博士学位后，于1959年去巴黎。在巴黎期间，他再次经历了困苦的生活，一方面开始进行写作，一方面到处找工作，做过记者、翻译、新闻编辑、电台广播员，也教过西班牙文。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大量阅读和研究，在法国文学浩瀚的大海中畅游，除了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外，使他深受影响的是福楼拜、萨特和骑士小说，其中尤以《白色的朗蒂》对他影响最大，对他的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许多拉美作家，如科塔萨尔（阿根廷）、卡彭铁尔（古巴）、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博尔赫斯（阿根廷）、富恩特斯（墨西哥）等。他认为这些作家构成了西方小说最富有独创性、最丰富、最具有雄心壮志的倾向，并承认自己在创作中受了这些作家的影响，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塔萨尔就是我的榜样。”
1963年，巴尔加斯·略萨发表成名作《城市与狗》，该作品获得了小丛书奖和批评奖，多次再版，被译为二十几种文字。由于作品揭露了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的黑暗，触犯了军事当局，在该校约有一千册被当众焚毁，作者被宣布为“秘鲁的敌人”，受到取消秘鲁国籍的威胁。但是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城市与狗》问世前后，拉美各国其他作家也发表了许多作品，如萨瓦托的《英雄和坟墓》、奥内蒂的《造船厂》、卡彭铁尔的《启蒙世纪》、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和科塔萨尔的《掷钱游戏》等，此时的拉美“文学爆炸”已露端倪。
1964年，巴尔加斯·略萨返回秘鲁，去森林地区做了一次旅行，为写作《绿房子》搜集了大量材料。1966年，《绿房子》问世，再次成为震撼文坛的一件大事。小说通过妓院“绿房子”的兴衰史，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秘鲁北部长达四十年的社会生活，并描写了印第安人为反对剥削、压迫所进行的反抗，虽然这一反抗被野蛮地镇压了，但它告诉人们，秘鲁是一座火山，类似的反抗将随时爆发，最后必将把这不合理的社会埋葬掉。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通管法”写作技巧，五个故事被分割为若干小块，然后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次序，安排在各个场景之中，最后汇集成为整个故事的结尾，使读者被不时出现的悬念紧紧抓住。这部作品被视为巴尔加斯·略萨的代表作，作品发表的当年即获批评奖，次年又获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这是全球奖金金额仅低于诺贝尔奖奖金的第二大文学奖。
1969年，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反独裁小说《酒吧长谈》，这部作品揭露和鞭笞了奥德里亚八年统治时期的种种罪恶和弊端，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为了写作这部小说，作者阅读了那个时期的各种文件和奥德里亚的多次讲话，并采访了当时各种事件的目击者。小说的表现手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基本格局是一种“对话波”的结构，而且比较集中地运用了现代新小说的各种技巧。一般认为，这部小说是作者的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
1973年，另一部揭露和讽刺秘鲁军方黑暗和腐败的作品《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问世，作品由对话、梦境和各种文件（包括来往公文、公私信件、报纸评论、电台广播等）构成，写法令人耳目一新。
1977年发表的小说《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是叙述作者本人年轻时同舅妈的妹妹胡利娅恋爱、结婚，因而遭到父母反对的故事。作者使用了“章节穿插法”：全书单数章节是这条主线，双数章节是看来与主线无关系的小故事，这是为了借不同的小故事反映秘鲁社会的不同侧面，使作品所描绘的社会更富有立体感。
接着，巴尔加斯·略萨连续发表了《世界末日之战》（1981年）、《狂人玛伊塔》（1984年）和《谁是杀人犯？》（1986年），这些作品的结构各不相同。
发表于1986年的《谁是杀人犯？》表面上是一部侦破推理小说，但实际上是一部反对军权的作品。空军基地司令敏德劳上校与其女有乱伦行为，当他得知其女又爱上青年帕洛米诺·莫雷罗，命人残杀了青年。警察调查此案时，他设置了种种障碍。破案在望时，他杀了亲生女儿，又开枪自杀。真相大白，警察得到的奖赏却是调往异乡，案子不了了之。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军队的腐化堕落、道德沦丧和官官相护的官场陋习。作品结构并不复杂，但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使读者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直至最后仍然回味无穷。
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仅从长篇小说的创作上看，从1963年发表《城市与狗》起，到1986年发表《谁是杀人犯？》止，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部作品问世。此外，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集《首领们》（1959年）、《崽儿们》（1967年）、剧本《塔克纳城的小姐》（1981年）、《凯蒂与河马》（1983年）、《琼加》（1986年）以及论文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的故事》（1971年）、《永恒的狂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1975年）和《逆风顶浪》（1983年）。
纵观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历程，可以说他的创作有两个特点，一是紧紧抓住人民所关心的现实，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秘鲁以至整个拉美社会上的三个毒瘤即政权、军权和神权，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人民性；二是在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在结构安排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因而获得了“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美誉。正是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些成就，巴尔加斯·略萨曾应邀到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并于1976年当选为国际笔会主席。这是第三世界作家第一次当选为这个拥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组织的主席。
如前所述，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拉丁美洲先后形成了四个文学流派，但这四个流派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一个流派的四个变体，其共同点就是现实主义。我们在评论拉美文学时，应该首先着眼于作家们的现实主义创作观，这些作家都紧紧抓住了人民所关心的拉丁美洲的现实。什么是拉丁美洲的现实？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压榨；政变层出不穷，军事独裁像走马灯，一个接着一个；宗教迷信麻醉着人民的斗志，起到了前两者所不能起的作用；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上述三座大山而进行不懈斗争。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严酷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加以批判、鞭笞或讽刺，激发人民的斗志。巴尔加斯·略萨正是忠于作家的职责而这样做了。他说：“作家的天职就是反抗，在道义上有义务成为社会的反抗者。”他认为作家应该把矛头指向几个世纪以来奴役拉美大陆的旧传统观念，因此，腐蚀人们灵魂的政权（如《绿房子》中的列阿德基、《酒吧长谈》中的贝尔穆德斯和费尔民·萨瓦拉）、军权（如《城市与狗》中的军事学校、《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的陆军当局、《酒吧长谈》中的八年军事独裁统治）和神权（如《绿房子》中的传教所、《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的方舟兄弟会）就成为他笔下揭露、抨击的对象。巴尔加斯·略萨还说：“文学就是一团火。”要烧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也就是说，要打扫房间就得先把房间折腾一遍。
《酒吧长谈》发表于1969年，是一部反映1948至1956年奥德里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作品。如果说《城市与狗》反映的是一所军事学校的现实，《绿房子》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现实，那么《酒吧长谈》则反映了一整个历史时期、整个秘鲁的国家现实。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所涉及的问题更深，因而容量也更大。从时间上，包括了整整八年的奥德里亚独裁时期；从地点上讲，包括了利马、阿雷基帕、钦恰、普卡尔帕等秘鲁重要城市；从人物上讲，塑造了从部长、将军直到流氓、妓女等大约七十个人物。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超过了巴尔加斯·略萨以前的作品。
秘鲁人民是灾难深重的人民，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束缚、取得独立之后仍然不断地遭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经济侵略和干涉，国内军事政变层出不穷，政府更迭频繁。我们做了一项统计：从1821年秘鲁获得独立到1968年这147年中，走马上任的政府有61届，平均每两年半就更换一届。其中，有两届政府对秘鲁的统治比较长，一是奥古斯托·莱吉亚政府，统治秘鲁达十一年之久（1919—1930年）；另一届是奥德里亚政府，他的统治共历时八年（1948—1956年）。奥德里亚统治期间，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颁布《国家安全法》，疯狂镇压进步力量，宣布阿普拉和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实行警察统治，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虽然借了美军在朝鲜战争失利的时机，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但山区印第安农民大量拥入利马，失业、半失业问题无法解决，社会危机重重。巴尔加斯·略萨的青少年就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度过的。他耳闻目睹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作品中提到的一些事件都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实，如奥德里亚的前任布斯塔曼特执政后期，政治及经济危机达到了高峰，一些进步青年军官在卡亚俄港举行起义，惨遭镇压，奥德里亚在美国支持下乘机在阿雷基帕组织复权运动党，发动政变，进入利马，成立军政府。两年后，他又玩弄各种手腕，攫取了总统的职位。又如在他执政期间疯狂迫害进步力量，阿普拉的领袖德·拉托雷逃往哥伦比亚大使馆避难，他竟用重兵层层包围该使馆，不许德·拉托雷离境，直至国际舆论纷纷干预，才放德·拉托雷离境。再如1956年各政党组成统一战线，成立联合党，在阿雷基帕举行大规模反对奥德里亚的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最终迫使奥德里亚下台，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小说毕竟是小说，不可能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历史事件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历史框架中，作者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情节。但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奥德里亚的历次讲话），研究了《国家安全法》，采访了当时各种事件的目击者，使得读者能通过作品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气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
作品写到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物的经历，这些经历互相交错，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在此，就其中四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做简单的分析：
圣地亚哥·萨瓦拉（朋友们都叫他小萨，他在回忆往事和进行内心独白时也称自己为小萨）可以说是作品的主人公，因为他一生的经历贯穿了全书。他和原来在他家当过司机的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二人来到一家叫“大教堂”的酒吧中进行长谈，回忆往事，推动整个作品的情节进展。
圣地亚哥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不去投考贵族化的天主教大学，而是坚持考入了圣马可大学。圣马可大学是国立平民化的学校，学校里思想活跃，是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场所。在学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卡魏德”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还爱上了同学阿伊达，但这女同学被另一男同学哈柯沃夺走。“卡魏德”秘密集会，研究圣马可大学声援电车工人罢工斗争失败后的对策，在这次集会上，全体成员被捕。圣地亚哥的父亲费尔民·萨瓦拉利用与当局（贝尔穆德斯）的关系使儿子获释，儿子为了表示不依赖家庭，只身出走，在《纪事报》当了记者。后来他在一次采访中遇车祸而受伤，在医院中认识了护士安娜，与安娜结婚后便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
圣地亚哥具有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方面富有正义感，有反抗精神，对宗教、资产阶级的世俗偏见和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不满，向往革命；另一方面怀疑一切，不能彻底与资产阶级决裂，一遇困难就丧失斗志。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做出的，也就是说，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悲剧在于一生一事无成：向往革命却无信仰；参加革命活动又被捕；谈恋爱失败；写社论净写些反狂犬病之类的问题；调查凶杀案，结果凶手是父亲的司机，父亲也被牵连进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生倒霉。他说：“秘鲁算是倒霉了，卡利托斯也倒霉了，一切全完蛋了，毫无办法。”他自己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为什么倒霉。他说：“秘鲁从什么时候倒霉的？……小萨，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从某个时候倒霉的。”“倒霉”是他喜欢用的字眼，它概括了一个知识分子毫无出路的情绪，也概括了整个秘鲁社会的现实。
卡约·贝尔穆德斯是钦恰一个高利贷者的儿子，青年时代是个浪荡子，劫持了卖牛奶女人的女儿罗莎并与之结为夫妇，从此与父亲断绝往来。父亲死后，他在钦恰与当地庄园主做拖拉机生意。奥德里亚上台后，他的中学同学埃斯皮纳因在政变中有功，当上了奥德里亚的内政部长，并推荐他做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后来埃斯皮纳因参加政变而被解职，贝尔穆德斯又爬上了内政部长的职位。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当时奥德里亚政府的内政部长，所谓铁腕人物阿历托德罗·埃斯帕萨·萨尼亚图。在整部小说中，奥德里亚并没有出场，其统治都是通过贝尔穆德斯进行的，在这个人的统治下，整个秘鲁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他豢养打手，有自己的“团体”，特务满天飞；他逮捕、监禁、放逐了许多进步人士，宣布阿普拉和共产党为非法政党；他镇压了军官们反对奥德里亚的密谋。这个人的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向娱乐场所收取月钱；抛弃结发妻子，在利马包养情妇（“缪斯”）；总想染指他人妻女，是典型的色情狂。最后由于各反对党组成的联合党在阿雷基帕举行示威游行，奥德里亚才舍车保帅，将他解职。他携款逃往国外。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深刻地揭露并鞭笞了奥德里亚的黑暗统治。奥德里亚统治下的秘鲁是个人吃人、狗咬狗的社会。“你不叫别人倒霉，就得自己倒霉。”（圣地亚哥语）是这个社会的写照。用贝尔穆德斯的话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为了避免被捅，他就施展浑身解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大选中，他建议奥德里亚逮捕竞选对手；对先支持后反对奥德里亚的费尔民·萨瓦拉在经济上钳制，在名声上搞臭；他还利用金钱和职权收买、腐蚀手下人为自己卖命。整个社会风气是尔虞我诈、骄奢淫逸的。这样的人物正是作者深恶痛绝的“政权”的化身。
费尔民·萨瓦拉（圣地亚哥的父亲）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腰缠万贯，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可以左右秘鲁的政局。用他的话说，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一次政变会失败。正是他支持了奥德里亚的政变。他供认：“1948年，为了说服人们支持奥德里亚，我出了钱。我是第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因为当时我对奥德里亚有把握。”他与贝尔穆德斯的关系是既有勾结又有斗争：在情况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懂得忍气吞声，甚至出卖朋友；在情况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又善于进攻。他看准形势，参与组织了联合党，发动了阿雷基帕事件，导致贝尔穆德斯出走和奥德里亚最终垮台。他外表道貌岸然，但一肚子男盗女娼，在娱乐界以外号“金球”著称，同自己的司机安布罗修搞同性恋。伪善、狡诈、野心勃勃，这就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安布罗修是整个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出身贫寒，父亲是犯罪分子，后来成为参议员阿雷瓦洛的打手，在镇压阿雷基帕事件时被打死。他本人从小与贝尔穆德斯交好，帮贝尔穆德斯劫持了罗莎。贝尔穆德斯当上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后，他去利马投靠，成了贝尔穆德斯的司机。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贝尔穆德斯的种种恶行，而且参与了一些肮脏勾当。贝尔穆德斯后来看出费尔民·萨瓦拉对他感兴趣，又把他介绍给费尔民做司机，成了费尔民的泄欲工具。他爱上了先在费尔民·萨瓦拉家后在贝尔穆德斯情妇家当用人的阿玛莉娅，但他们的爱情瞒着费尔民·萨瓦拉。当“缪斯”对费尔民·萨瓦拉进行讹诈，扬言要将他们主仆搞同性恋的事告诉阿玛莉娅和费尔民·萨瓦拉的妻子时，他杀死了“缪斯”。行凶后，他接走阿玛莉娅逃到普卡尔帕，后又因盗车案回到利马（此时阿玛莉娅已死），最后在狗场以捕狗打狗为生。正是在狗场，他与圣地亚哥相遇，一起去“大教堂”酒吧饮酒忆旧。
安布罗修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干事、忠于谁，不管干什么事。他可以为贝尔穆德斯到妓院去收月钱，镇压妇女游行，甚至甘心做费尔民·萨瓦拉的泄欲工具。他的悲剧在于被这个患了癌症的社会腐蚀透了却麻木不仁。我们说他是作品的关键人物是因为：他当过贝尔穆德斯的司机和打手，又是费尔民·萨瓦拉的司机和同性恋对象；他是先后在贝尔穆德斯和费尔民·萨瓦拉家当用人的阿玛莉娅的情人，也同与贝尔穆德斯和费尔民·萨瓦拉都有交往的妓女凯妲鬼混过；他目睹上层社会的种种丑行。贝尔穆德斯的一生、那些政治阴谋和腐化生活都是通过他同费尔民·萨瓦拉的谈话讲出来的，而他同费尔民·萨瓦拉的关系又是通过他同凯妲的谈话讲出来的。此人可以说是沟通各条线索的人物。
以上述四个人物构成的故事作为主线之外，作者还写了其他许多人物，从上层人物如将军、部长、参议员等到社会的下层人物如工人、女仆、打手、流氓、妓女、同性恋者等，也写了一些次要情节如竞选丑剧、“缪斯”的一生等。作者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奥德里亚八年统治时期社会现实的广阔画卷，使我们看到“奥德里亚独裁与其他以暴力为手段的独裁不一样，他是用腐蚀、阴谋和两面派进行统治的。他腐蚀了我们整整的一代人”。“在奥德里亚的统治下，秘鲁社会变成了一个手指一摁就会流脓的毒瘤”。巴尔加斯·略萨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可以用书中人物贝塞利达的话来概括：“使劲挖，挖到流脓。”
然而文学作品不是政治宣传和揭露内幕的小册子，而是要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美学力量才能打动读者。20世纪30至40年代以来，拉美作家摒弃了传统的写作技巧，一直善于把自己的社会职责（反映拉美的社会现实）和实验性的技巧革命融合在一起。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他们的作品中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犹如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缺一都不能成为语言符号那样，内容与形式两者缺一都不能成为文学作品。拉美作家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善于吸收外来技巧，但又不为这些技巧所束缚，而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真正的拉美现实，加上不断革新的形式，使得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发挥了巨大影响，为欧洲、北美乃至亚洲文坛所瞩目。巴尔加斯·略萨正是在这场技巧和结构革命中不断地探求，起了先锋作用。评论界把他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先把“结构主义”作一介绍。
拉美文学创作上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很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盛起来的。溯源追根，一般认为结构主义最初的奠基人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1857—1913）。他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既矛盾又统一的对立原则，第一个把语言看作有声符号的体系，每个语言单位都是依据其与其他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区别的关系而存在，而起作用，而具有意义。一个语言单位由几个更小的语言单位构成，同时又是更大的语言单位的组成部分，这样就把语言的线性研究推向了层次研究，从而为语言的立体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继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之后，以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为开端，结构主义成了20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动向。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向。在拉丁美洲，1971年，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班在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努·伊拉吉的指导下，对拉丁美洲的一些名著进行结构分析，发现其中有着某些规律。后来将他们的论文汇集出版，题为《结构主义》。从此在拉美的文艺批评界形成一门学科，也促进了作家们在创作中注意结构改革。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拉丁美洲当代重要文学流派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上的结构主义与文学创作上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两者都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上得到启发，但前者探求文学作品的共同规律和普遍“语法”，是研究方法；后者则是在文学创作中在篇章结构和语言结构上进行精心安排，是创作技巧。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不一定都是自觉地依循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而创作出来的，但对这样的作品，如同对其他任何作品一样，都可以用结构主义理论加以分析。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只拟对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结构安排作简单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