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说，“我没有。”
“你肯定在撒谎。说不定有过好几个呢。”
“没有好几个，”阿尔贝托说，“只有一两个。你一定有很多情人吧？”
“我吗？一个也没有。”
“假如现在我向她求爱，会怎么样呢？”阿尔贝托想道。
“不对，你一定有过好几个。”他说。
“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一件事：这是第一次一个小伙子请我看电影。”
阿雷基帕大街和它那无尽无休来来往往的车辆，已经越来越远；街道越来越窄，暮色越来越浓。树叶和枝条上存留的雨珠，从树上滑下来，落在人行道上。
“那是因为你不想有。”
“有什么？”
“不想有情人。”他迟疑了一下，又说，“每个漂亮的姑娘都有她们喜欢的情人。”
“啊，我可不漂亮。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特莱莎说。
阿尔贝托热情地声称：“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之一。”特莱莎回身望望他，喃喃地说：
“你在嘲笑我吗？”
阿尔贝托想：“我真笨。”他听着特莱莎踏在石头路面上的小碎步。她迈两步才赶上他一步。他看到她微微低着头，两臂抱在胸前，嘴巴紧闭着。蓝色的缎带显得发黑，同乌黑的头发混在一起，难以辨认；只有经过路灯下面的时候才显出缎带的本色，但是黑暗随后就把它又吞没了。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家门口。
“谢谢，多谢，多谢。”特莱莎说。
两人握握手。
“再见。”
阿尔贝托转身走出几步，又折了回来。
“特莱莎。”
她刚要举手敲门，这时惊讶地转过身来。
“你明天有事吗？”阿尔贝托问道。
“明天吗？”她反问道。
“对，我请你看电影。去不去？”
“我没有什么事。多谢你。”
“我五点钟来找你。”他说。
特莱莎等着阿尔贝托走远不见了，才走进家门。
母亲刚一开门，阿尔贝托没有问候就连忙解释。她两眼充满了责备的目光，不住地叹气。母子两人在客厅里坐下。母亲一言不发，生气地看着他。阿尔贝托感到万分无聊。
“原谅我吧，”他再三重复说，“妈妈，你别生气啦。我向你发誓，我极力想快点回来，可是人家不让我走。我有点累了，我能去睡觉吗？”
母亲没有吭声，仍然恼怒地望着他，他心想：“几点钟开始？”没有过多久，她突然双手捂住面孔就悄声哭起来。阿尔贝托摸摸她的头发。母亲问他，为什么让她难过？他起誓说，他爱她胜过一切万物。她说他恬不知耻，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叹息和祈祷声中，她说起从大街拐角那家商店里买来的糕点和饼干，她称赞这些点心如何精致；说起餐桌上已经放凉的浓茶；说起上帝为考验她的意志和是否有牺牲精神，便在她身上安排了孤独与悲伤。阿尔贝托轻轻抚摸着她的脑袋，然后俯身吻吻她的前额。他想：“这个星期六‘金脚女人’那里又去不成了。”后来他母亲平静下来，非要他尝一尝她亲手做的饭菜不可。阿尔贝托答应了。在他喝菜汤时，母亲搂着他说：“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支柱。”她告诉他，他父亲在家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去国外旅行、表面上和解、离婚、友好地分居，但是她毫不犹豫地一概拒绝了。
后来他们回到客厅，阿尔贝托请求允许他吸烟。她同意了，但是一看到他点燃香烟，就又哭了。她讲起飞逝的时光，讲起孩子们怎样长大成人，讲起生命是如何的短暂。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欧洲之行，回忆起学校里的女友，回忆起那灿烂光辉的青春，回忆起那一个个追求过她的人，以及为了这个如今竭力要毁掉她的男人而抛弃的巨大财富。这时她降低了声音，脸上露出忧郁的神情，开始谈起“他”这个人来。她反复不断地说：“年轻时，他可不是这个样子。”她想起过去他那副运动家的气派、他在网球冠军赛中的一场场胜利、他那时髦的衣着、他们去巴西的结婚旅行，以及他们手挽着手、半夜三更在伊巴涅玛海滩上的散步。她突然高声说：“那群狐朋狗友把他毁了。利马是世界上最堕落的城市。不过，我的祈祷一定能把他拯救过来！”阿尔贝托默默地听着她讲，心里却想着这个星期六仍然见不着的“金脚女人”；想着一旦“奴隶”知道他和特莱莎一起看过电影会有什么反应；想着那个和埃莱娜在一起的普鲁托；想着军事学校；想着有三年之久不曾再去的老街道。最后，母亲打了呵欠。这时他站起来，道过晚安，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正要脱衣服的时候，发现独脚小圆桌上有个信封，上面用印刷体写着他的名字。他拆开来，从里面抽出一张五十索尔的钞票。
“那是他留给你的。”母亲站在门口对他说，她叹了口气又说：“这是我唯一接受的东西。我可怜的儿子，让你也跟着受罪是不公平的！”
他拥抱母亲，把她轻轻托起，抱着她转了一圈，说：“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解决的，好妈妈，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高兴地笑了，说：“咱们谁也不需要。”经过一场爱抚的旋风以后，他请求母亲允许他出去一下。
“仅仅出去几分钟，换换空气就回来。”他说。
她的脸上立刻掠过一片阴影，但她终究还是答应了。阿尔贝托回去系上领带，穿上外衣，梳理一下头发，就出去了。母亲在窗口提醒他：
“睡觉之前，别忘了祷告。”
是巴亚诺把那个女人的绰号带到寝室里来的。有个星期日的深夜，士官生们正在脱掉外出用的制服，从军帽里拿出躲过值班军官检查的香烟时，巴亚诺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起来，接着他放开喉咙讲到瓦底卡区第四条弄堂里有个女人。他那双金鱼眼像个带有磁性的铁球一样在眼眶里不停地转动着，他所用的词汇和声调是撩拨人心的。
“闭上嘴，小丑，”“美洲豹”说，“你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吧。”
可是他仍然一边铺床，一边往下讲。卡瓦从床位上问道：
“你刚才说她叫什么？”
“‘金脚’。”
“大概是新来的，”阿罗斯毕德说，“第四条弄堂里的，我全都认识。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生。”
等到又一个星期日回来，卡瓦、“美洲豹”和阿罗斯毕德也说起她来。他们互相用胳膊碰一碰，会心地笑起来。“我怎么对你们说的？”巴亚诺神气地说道，“听我的话没错。”一个星期之后，全班有一半的人认识了这个女人，“金脚”这个名字开始像一首熟悉的乐曲一样在阿尔贝托的耳边回荡。他从士官生口中听到的那些淫荡的叙述，虽然模糊不清，却刺激着他的想象。这个名字常常在梦中出现，它是肉欲的象征，陌生而又矛盾；女人总是那个女人，但容貌经常变换；当他要伸手去触摸的时候，那副模样就消失不见了。那女人的样子使他产生了非常荒唐可笑的冲动，有时则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柔。于是他想，他要忍耐不住而死了。
阿尔贝托是班上经常谈论“金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对瓦底卡这块地方的情况他仅仅是耳闻罢了，因为他经常臆想一些奇闻和编造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丝毫不能排除他内心的不快。相反，他越是给同学们描述那些风流艳事——同学们哈哈大笑，或者装作毫不怀疑地听着，他就越觉得永远不能和一个女人同睡，除非在梦中。于是他感到很消沉，暗暗发誓，下周外出一定要去瓦底卡，哪怕是偷二十索尔也要去，哪怕是染上梅毒也要去。
他在七月二十八日大街与威尔逊大街交叉的那一站下了车。他想：“我已经年满十五岁，而且外表显得岁数更大一些。我何必要紧张呢？”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就扔掉了。他顺着七月二十八日大街走去，街上的行人逐渐多起来。穿过利马到乔里约斯的电车铁轨之后，他便来到闹闹嚷嚷的人群之中。这里有男工和女仆，有头发平直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像跳舞似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古铜肤色的印第安人，有满面笑容的黑白混血儿。但是凭着空中散发的地方风味的饭香，以及几乎可以看到的甜酒、烧酒、啤酒和夹肉面包的香味，再加上汗臭和脚臭，他知道他已经来到维多利亚区。
穿过人群拥挤的巨大的维多利亚广场，那个手指向前方的石雕印加国王，使他想起了这位英雄，也想起了巴亚诺的话，他说：“曼可·卡巴克[8]是个嫖客，他指引着通向瓦底卡的道路。”拥挤的人群迫使他放慢了脚步，周围的空气使他感到气闷。街上的灯光好像故意变得微弱而分散，从而放大了男人们可怕的身影。他们不时把脑袋伸到人行道两侧样式一样的窗户里去。在七月二十八日大街与瓦底卡交叉的街口，有家日本矮子开的酒馆。阿尔贝托听到一曲谩骂的交响乐，看见一群男女围着一张摆满酒瓶的桌子，恶狠狠地在互相对骂。他在拐角的地方待了几分钟，然后双手插在口袋里，暗暗窥视着周围的面孔：有些男人的神色是急匆匆的，有些则露出十分快意的模样。
他整理一下衣服，随后走进第四条弄堂——价钱最高的街巷。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但是眼睛里显出惶惑的神情。他记得“金脚女人”是第二家，只要再走几米就到了。那个门口已经站着三个男人，一个挨着一个。阿尔贝托从窗户往里一看，只见一盏红灯照亮着一个小小的木板前厅，里面有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模糊难认的照片，窗子下面有只矮凳。“是矮个子。”他心里想，有点失望。这时一只手碰碰他的肩膀。
“年轻人，”一个满嘴散发着洋葱气味的声音说，“你是没长眼睛，还是特别机灵？”
路灯仅仅照着里弄的中央，那盏红灯也只照到窗台上，所以阿尔贝托看不清这个陌生人的面孔。这时他才发现这条街上的男人都是贴着墙根走的，几乎一个个都待在黑影里。街道中央反而空空荡荡。
“喂，打算怎么办？”那男人问。
“您是怎么回事？”阿尔贝托反问。
“我倒是没关系，”陌生人说，“不过我也不是傻瓜。别上这儿来找便宜，明白吗？哪儿也不行！”
“对。可是您要干什么？”阿尔贝托说。
“排队去，别想插队。”
“好吧，您别发火。”阿尔贝托说。
他离开窗户，那男人也就不再拦他。他站在队尾，靠墙站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共抽了四支。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进去了，但是很快就出来了。他一边远去，一边嘟哝着什么物价上涨的话。门后边，一个女人说了一声：
“请进。”
阿尔贝托穿过无人的前厅。一扇涂漆玻璃门把另外一个房间与前厅隔开。“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是个成年人了。”他想着，推开玻璃门。这个房间像前厅一样的小。灯光也是红色的，不过更为强烈，更为刺眼；房间里堆满了东西。刹那间，阿尔贝托感到有些迷茫，他的目光扫来扫去，没有注意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是看到大大小小的黑影，甚至连那个躺在床上的女人也是飞快地掠过，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只是意识到她那前面开口的连衣裙上有些模模糊糊的图案，大概是些花卉或动物。等他觉得镇静了一些，那女人已经坐了起来。她果然是个矮个子，两只脚刚刚擦到地面；那乱蓬蓬的金黄色鬈发下面露出黑色发根，可以看出染过发；那张脸抹得十分浓艳。她朝他微微一笑。他低下头，看到地上有两条活泼肥胖的珍珠“鱼”，正如巴亚诺说的那样，“不用抹黄油，一口就可以吞下肚”。这两条“鱼”同上面那矮胖的身体很不协调，同那张毫无姿色的嘴巴很不协调，同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更不协调。她望着他说：
“你是莱昂西奥·普拉多的，对吧？”
“是的。”
“五年级一班的？”
“对。”阿尔贝托说。
她放声哈哈大笑起来。
“今天八个，”她说，“上个星期不知来了多少个。我是你们的护身符啦。”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阿尔贝托红着脸说道，“我……”
又一声哈哈大笑打断了他的话，这一笑比前一次更响亮。
“我这个人不迷信，”她笑声不断地说道，“我干活绝不免费，花言巧语我已经听够了。每天都有人说‘我是头一次来’，真是没脸！”
“不是这个意思，我有钱。”阿尔贝托说。
“这还不错，”她说，“把钱放到床头柜上。快一点吧，士官生。”
阿尔贝托慢慢地脱掉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她毫不动情地望着他。阿尔贝托脱好之后，她不太高兴地爬到床上，解开睡衣，里面只穿了一个玫瑰色的乳罩，有些向下，露出乳房的上部。“她的皮肤真的很白皙。”阿尔贝托想着，倒在她的身上。她立刻用双臂环住他的背，搂紧了他。他听到一阵喃喃的低语，但是最后传来一声咒骂。
“咱们是睡午觉还是怎么着？”她问。
“你别生气，”阿尔贝托结结巴巴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知道，”她说，“你是个有怪癖的。”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骂了一声什么。那女人又哈哈地狂笑，一面把他推开，自己坐起。她在床上坐着，用猜疑的目光看了他一阵。阿尔贝托还没见过她的这种神色。
“难道你真是个圣徒？”她说，“躺下！”
阿尔贝托仰面躺在床上，他看到“金脚”跪在他身旁，看到她那光亮微红的皮肤，看到她身后射来的灯光加深了她头发的颜色。这时他想起博物馆里的滑稽人，想起蜡制的娃娃，想起马戏团里的母猴。最后那些象征和其他东西都消失了，仅仅剩下照着他的红灯和一阵阵强烈的渴念。
在高尔梅纳钟楼下面，面对着圣马丁广场，有个开往卡亚俄港的电车终点站，这时是一片雪白军帽的海洋在那里波动。报贩、司机、乞丐和警察站在玻利瓦尔旅馆和罗马酒家前面的人行道上，欣赏着这不断拥来的士官生的潮流：他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汇集到这里，聚在钟楼脚下等待电车到来；有些士官生从附近的酒吧间里出来，妨碍了交通，却用骂人的话回敬着要求让路的汽车司机；他们调戏这时敢于在这条街道走过的妇女；他们在街上晃来荡去，不住地谩骂打闹。士官生们飞快地挤满了电车，小心谨慎的市民们则宁可排到后面。三年级的士官生从牙缝里恶狠狠地低声骂着，因为每当他们刚踏上一只脚要挤上车去，就会感觉到脖子上有一只手，并且听到这句话：“士官生先上，狗崽子靠后。”
“十点半了，”巴亚诺说，“但愿最后一班卡车没有开走。”
“现在刚刚十点二十，”阿罗斯毕德说，“咱们可以按时到达。”
电车里挤得满满的，他们两人只好站着。每个星期日，学校里的卡车都到贝亚必斯塔去接士官生。
“你看，两个狗崽子，”巴亚诺说，“他们互相搂着肩膀，好让别人看不到肩章。真聪明呀！”
“劳驾让一让。”阿罗斯毕德在人群中说，一面向两个三年级士官生占着的座位挤过去。那两人看见他们过来，连忙说起话来。电车已经驶过五月二日广场，这时正穿过漆黑的旷野。
“晚上好，士官生们。”巴亚诺说。
两个小伙子装作不知道是和他们说话的样子。阿罗斯毕德拍拍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我们累极了，你们站起来。”巴亚诺说。
两个士官生照办了。
“你昨天都干什么了？”阿罗斯毕德问巴亚诺。
“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干。星期六有个晚会，快结束的时候，变成了守灵。最初我以为是过生日，可是一到那里，发现乱成一团，给我开门的老太婆冲我喊着‘快去找大夫和神父’，我只好拔腿就跑。真是一场闹剧。啊，对了，我还到瓦底卡去了，我有点关于诗人的新闻要对全班讲。”
“什么事？”阿罗斯毕德问道。
“我给大家一起讲。这是个玛蜜果[9]的故事。”
但是他并没有等回到宿舍才讲。学校的最后一班卡车沿着棕榈树大街向拉白尔拉区的陡坡爬去。巴亚诺这时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说：
“大家听着，这辆车好像是咱们班的专用车。差不多全体都在啦。”
“对，黑美人，”“美洲豹”说，“你可得小心点，我们会欺侮你的！”
“有件事你们知道吗？”巴亚诺说。
“什么事？”“美洲豹”问道，“人家欺侮你啦？”
“还没有，”巴亚诺说，“是关于诗人的。”
“怎么回事？”阿尔贝托靠在车厢板上问道。
“你在这里呀？那就更糟。星期六我到‘金脚’那里去了，她告诉我，你花钱让她玩你。”
“呸，我可以免费帮你这个忙。”“美洲豹”说。
有几个人勉强笑一笑，以示礼貌。
“‘金脚’和巴亚诺两人在床上，一定是像咖啡加牛奶。”阿罗斯毕德说。
“上面再加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夹黑人的三明治，一个红肠面包。”“美洲豹”补充说。
“全体下车！”准尉佩索阿大吼一声。卡车已经停在学校门口，士官生纷纷跳下车。进了门，阿尔贝托才想起香烟还没有藏起来。他向后退了一步，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警卫室门前只有两个士兵，一个军官也没有。这实在不寻常。
“那些中尉莫非都死光了？”巴亚诺说。
“但愿上帝能听到你的呼声。”阿罗斯毕德应声说道。
阿尔贝托走进宿舍，房间里黑洞洞的，但是洗脸间的门敞开着，从那里漏出一束微弱的光：已经脱光衣服的士官生们站在衣橱旁边，一个个都好像抹过油。
“费尔南德斯。”有个人喊了一声。
“你好，”阿尔贝托问道，“出什么事了？”
“奴隶”穿着睡衣来到他身边，脸色非常紧张。
“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事情？”
“偷化学考卷的事被发现了，因为偷的人打坏了一块玻璃。昨天上校来了，他在饭厅里冲着军官们嚷了一通。他们一个个都像发了狂的野兽。那个星期五轮到咱们班夜间值勤的人……”
“对，怎么样？”阿尔贝托问道。
“在没有发现是谁偷的以前，一律不准离校外出。”
“他妈的，他们的心可真坏。”阿尔贝托说道。
五
有一次我想：“我从来也没有单独和她在一起待过。假如我到她学校门口等她，那会怎么样呢？”可是我不敢这么做，我对她说些什么呢？再说我从哪里弄到车票钱呢？特莱莎每天到利马城她们学校附近的亲戚家里吃午饭。我早就想中午陪她走到她的亲戚家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段路。去年有个小伙子为了一件手工活给了我十五个雷阿尔，可是一眨眼这点钱什么事都没办就花光了。只好想办法再弄一点钱。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去跟那个瘦子依盖拉斯借一个索尔。他一向请我喝咖啡牛奶，或是一小杯白酒，或者请我抽烟，一个索尔不是什么大事。那天下午，我在贝亚必斯塔广场碰见他的时候，就向他开口借了。“可以，当然可以，朋友之间应当这样。”他回答说。我答应他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再还账。他笑着说：“当然可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拿着吧。”我把这个索尔装到衣袋里，心中非常高兴。那天夜里我一宿没有睡着，第二天在课堂上总是打呵欠。三天后，我对母亲说：“我到秋古依多那里的一个朋友家去吃午饭。”在学校，我向老师请假，要求提前半个小时离校，因为我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老师就同意了。
电车上几乎没人，我没法揩油，幸亏司机只收了我半票。我在五月二日广场下了车。有一次我和母亲到教父家去，经过阿方索·乌加特[10]大街的时候，母亲告诉我：“特莱莎就在这座大房子里念书。”从此我就记住了。我知道，只要我再见到这座楼房，我就能认出它来。可是我找不到阿方索·乌加特大街，这时我想起我曾经从高尔梅纳大街走过。我一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忙往回跑。就在这会儿我发现那座深灰色的楼房就在波罗内西[11]广场附近。正好是放学的时间，女学生真多，既有大姑娘也有小女孩。这时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转身向拐角的地方走去，躲进一家杂货铺的门里，半藏在橱窗后面向外张望。那时是冬天，我却在出汗。我从远处一看见她，第一个行动就是躲进商店，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又来到街上，望着她的背影朝波罗内西广场走去。她是独自一人，尽管如此，我也没敢上前。直到看不见她了，我才回到五月二日广场。登上回去的电车时，心中恼火透了。学校已经关上门，时间也还早。我还剩下五十生太伏，可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没买。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不痛快。等到下午我们一起做功课的时候，我一声也不吭。她问我怎么了，我的脸羞得通红。
第二天我忽然在课堂上想到，应该再去等她。于是我到老师那里，又一次提出请假。“好吧，”老师回答说，“不过告诉你母亲，如果她每天都要你提前回家，那对你的功课可有影响。”这一回因为路已经熟了，在她们放学之前，我就到了学校门口。女孩子们一出来，我像前一天一样地害羞，但是我暗暗对自己说：“我要上前，我要上前。”在最后一群学生里面，她出来了，单独一个人走着。我等她稍微走远一些，就跟在她的后面。在波罗内西广场我加快脚步赶上了她。我叫她：“特莱莎，你好。”她有点吃惊，这是从她眼睛里看出来的，但是她回答我说：“你好，你在这儿干什么呐？”她说话的样子非常自然。我不知道该怎么编造好，于是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提前从学校出来，忽然想起要来等你。你问这个干什么？”她说：“不干什么，就是问问。”我问她是不是要去她的亲戚家里，她说：“是的。”她还加了一句：“你呢？”我说：“不知道。要是对你没什么影响的话，我送送你。”她说：“好吧，离这里很近。”她的叔叔住在阿里卡大街。在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应声，但是并不望着我。我们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她对我说：“我叔叔住在那边那条街上，你最好就送我到这里。”我朝她笑一笑，她向我伸出手来。“回头见。”我对她说，“晚上咱们还做功课吗？”她说：“做，做，我有一大堆功课要做。”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谢谢你来找我。”
“珍珠”小店坐落在草地尽头，位于饭厅和教室中间，靠着学校的围墙附近。这是一间小小的水泥建筑物，外面开着一扇特大的窗户，充做柜台用。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保林诺那张怪脸在那里晃动。他是个混血儿，长着日本人的眯缝细眼，黑人特有的大嘴巴，印第安人特有的古铜色高颧骨、下巴颏和平直的头发。保林诺在柜台上出售汽水、饼干、咖啡、巧克力、糖果和点心，他还在小店后面，也就是说在那个依附着围墙的无顶地堡里，贩卖香烟和烧酒，但是价钱要比市面上贵两倍。此外，在夜间巡逻队来到之前，这里也是越墙外出的理想地方。保林诺睡在围墙旁边的一张草垫子上。夜间，蚂蚁常常从他身上爬过，好像在海滩上散步一样。草垫下面有块木板盖住一个地窖，这是保林诺亲手挖的，用来储藏民族牌香烟和烧酒瓶子，都是他秘密运进学校来的。
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被罚不得外出的学生便在午饭后前来光顾地堡。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他们趴在地上，保林诺在开地窖的时候，就用扁平的小石头碾死蚂蚁。这个混血儿慷慨大方，但是存心不良。他可以赊账，但要人家首先恳求他，要让他开心。保林诺的地堡很小，最多只能容纳二十多个士官生。里面挤满了的时候，后来的人就躺在草地上，一面拿小羊驼当靶子投掷石块，一面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换班。三年级的士官生几乎没有机会出席这种娱乐会，因为四、五年级的人会把他们赶出去，或者让他们在外面站岗放哨。娱乐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午饭后开始，晚饭前结束。星期日他们还比较能够忍受惩罚，比较习惯这个不能外出的想法；星期六则不同，因为还怀有一线希望。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算外出：他们想借助绝妙的谎话感动值班的军官，或者凭着鲁莽，在光天化日之下越墙而去，或者冲出大门。但是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能够达到目的。其余的人则只好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徘徊，或者钻到床上，睁着双眼，用胡思乱想去解除心头的烦闷。假如有钱，就到保林诺的地堡去抽烟、去喝酒、去让蚂蚁蚕食。
星期日上午，早饭之后要做弥撒。学校的神父是个性格快活、头发金黄的人，布道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色彩。他宣讲伟人们无可指摘的一生；宣讲他们如何信奉上帝、热爱秘鲁；他呼吁要遵守纪律、维护治安；他把军人与传教士相比，把英雄与圣徒相比，把教会与军队相比。士官生们十分敬重这位神父，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们多次见到他身穿便服在卡亚俄港的下流地方闲荡，满嘴喷着酒气，两眼露出邪恶的目光。
第二天的事，他也忘掉了。那天早晨醒来之后，他闭着眼睛，长时间地躺着。门被打开的时候，他再次感到恐惧又占据了心头。他屏住呼吸，暗暗思量，那一定是“他”，是来揍他的。结果进来的是母亲，她显得格外严肃，定睛看着他。“他呢？”“他已经走了。现在十点多了。”他深深地叹口气，坐了起来。房间里充满着阳光。只是在这时他才注意到街上的动静，才听到隆隆的电车声和汽车的喇叭声。他感到非常虚弱，仿佛久病初愈一样。他等着母亲开口暗示昨晚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走来走去，假装收拾房间：动动椅子，理理窗帘。“咱们回契克拉约吧。”他说。母亲走到他身旁，抚摸着他。她那长长的手指轻轻地在他头上滑动，然后顺着头发溜到脊背上。这样亲切愉快的感觉使他想起往昔的时光。现在他耳边回荡着的清泉一般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的童音。他丝毫不注意母亲在说什么，话语成了多余的东西，吸引人的是那温柔的乐声。忽然，他母亲说道：“咱们再也不能回契克拉约去了，你要永远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他惊讶地望望她，心里想，她一定会因为悔恨而昏倒。但是母亲十分平静，甚至还在微笑。他大声喊道：“我宁愿跟阿德利娜姨妈生活在一起，也决不跟着他。”母亲毫不生气，极力安慰他。她声调严肃地说：“问题是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也不了解你。不过一切都会变好的，你看着吧。等你们两个人互相了解以后，一定会非常友爱，就像别的家庭一样。”他声音嘶哑地说：“昨天晚上他打了我一拳，好像我是大人一样。我不愿意跟他在一块生活。”母亲依然把手放在他的头顶，但已经不是温柔的抚爱，而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了。母亲说：“他的脾气不好，可是心地善良。要学会和他相处。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你一点也不努力亲近他。昨天的事，他对你很生气。你还太小，还不能明白。你将来就会知道我说得有道理，以后你一定会明白的。他一回来，你就为闯进房间的事求他原谅。要想法让他高兴，这是唯一的办法。”他觉得自己的心脏杂乱地怦怦跳动起来，好像是契克拉约老家果园里沸腾鼓噪的青蛙，好像是长着眼睛的扁桃腺体，好像是能伸缩的照相暗盒。他这时才明白：“她是站在他那边的，是个帮凶。”他决定小心行事，因为母亲已经靠不住。现在他是单独一人了。中午，当他听到街门打开的声音时，他走下楼梯，去迎接父亲。他低下头不去看父亲的双眼，说道：“请原谅昨天晚上的事情。”
“她还对你说了些什么？”“奴隶”问道。
“没有别的了，”阿尔贝托说，“这句话你问了我一个星期。你就不能说点别的事情吗？”
“对不起，”“奴隶”回答说，“因为今天恰恰是星期六，她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爱撒谎的人。”
“既然你已经给她写过信了，她怎么会这样想呢？再说，她怎么想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爱上这个姑娘了，”“奴隶”说，“我不愿意她对我有不好的想法。”
“我劝你想点别的事情吧，”阿尔贝托说，“谁知道咱们还得关多长时间呢，也许得几个星期吧。想女人可没有好处。”
“我和你不一样，”“奴隶”谦卑地说，“我没有毅力。我很想不再挂念她，可是结果除了她，我什么别的也不能想。假如下个星期六再不能外出，说不定我要发疯了。告诉我，她没向你问起我吗？”
“真见鬼，”阿尔贝托回答说，“在她家门口，我只看见她五分钟。我还得跟你重复多少次呀：我和她什么也没有谈。我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给她写信呢？”
“因为不愿意，我不想写。”阿尔贝托说。
“我觉得奇怪，”“奴隶”说，“你替所有的人写信，为什么不愿意替我写呢？”
“别人的姑娘我不认识，”阿尔贝托说，“再说，我现在没兴趣写信，我不需要钱花。要是我还得关上不知道他妈的多少个星期，我干吗要写信？”
“下星期六我无论如何要外出，”“奴隶”说，“哪怕是不得不偷跑出去也罢。”
“好吧，”阿尔贝托说，“现在咱们到保林诺那儿去。我烦透了，要喝个醉。”
“你自己去吧，”“奴隶”说，“我留在宿舍里。”
“你害怕吗？”
“不怕，不过，我不愿意人家罚我。”
“他们不会罚你，”阿尔贝托说，“咱们去喝个痛快。谁要是先开玩笑，我就让他脸上开花，这样就太平了。起来，走吧！”
宿舍里的人渐渐走光了。吃过午饭以后，班上被罚不准外出的十个人先是躺在床上吸烟，后来，博阿鼓动一些人到“珍珠”小店去玩。接着，巴亚诺和另外几个人去参加二班组织的赌牌。阿尔贝托和“奴隶”下床锁好衣橱，走出宿舍。五年级的院子里、检阅场和草地上都空无一人。他俩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默默地向“珍珠”小店走去。这是一个既没有海风、又没有阳光的平静下午。突然，他们听到一阵笑声，接着就发现几米之外的草丛里有个士官生，帽子一直压到眼睛上。
“士官生们，你们没有看见我，本来我可以把你们都打死。”他嘻嘻地笑着说。
“你不懂得见到上级要敬礼吗？”阿尔贝托说，“立正！他妈的。”
小伙子一下子跳起来，敬了一个礼，马上变得非常严肃。
“保林诺那里人多吗？”阿尔贝托问道。
“不多，士官生先生，十几个人。”
“躺下去吧。”“奴隶”说。
“狗崽子，你抽烟吗？”阿尔贝托问。
“抽，士官生。可是我没有烟卷，不信，您可以搜查。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外出了。”
“小可怜儿，”阿尔贝托说，“真叫人难受死了。拿着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给那个士官生看了一眼。那小伙子不放心地望一望，不敢伸手去拿。
“拿两支吧，让你看看我是真正的好人。”阿尔贝托说。
“奴隶”漫不经心地看着他们。那个士官生胆怯地伸出手去，两眼一动不动地瞅着阿尔贝托。他拿了两支，嘻嘻一笑。
“多谢，多谢，士官生先生，”他说，“您真是好人呐。”
“没有什么，”阿尔贝托说道，“礼尚往来嘛，今天晚上你来给我铺床。我是一班的。”
“是，士官生先生。”
“咱们快走吧。”“奴隶”这时说道。
保林诺的地堡入口处有一扇镀锌铁板做的门，支在墙上，由于没有固定住，所以只要一阵大风就可以刮倒。阿尔贝托和“奴隶”看清周围没有军官后才靠前。他们在外面就听见了笑声和博阿的高嗓门。阿尔贝托做个手势要“奴隶”别出声，自己则踮着脚尖悄悄向前。他把两手放在门上用力一推：铁皮哗哗响过之后，露出一条空隙，十几张惊恐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
“都被捕了！”阿尔贝托高声说，“醉鬼，二流子，堕落分子，全都进监狱！”
他俩站在门槛那里。“奴隶”在阿尔贝托身后，表情显得驯顺而又服从。一个动作敏捷、类似猿猴的人物，从挤在地下的士官生中跳了起来，站到阿尔贝托面前。
“进来，快点，快点，他妈的，不然人家会看见你们。诗人，你别开这种玩笑，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你的过错弄得我们大家倒霉。”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你我我’的，臭杂种。”阿尔贝托说着走进门里。士官生们回头看看保林诺，只见他正皱着眉头，两片肿胀的嘴唇好像牡蛎壳似的张开着。
“小白脸，你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是想要我把你轰出去还是怎么的？”
“怎么的？”阿尔贝托说着躺在地上。“奴隶”在他身边也躺下来。保林诺这时笑得前仰后合，嘴唇打颤，不时地露出那残缺不全的牙齿。
他说：“你把你的小婊子带来了。我们要是强奸了他，你会怎么样？”
“好主意，”博阿喊道，“咱们来玩‘奴隶’吧。”
“干吗不去玩那个猴子保林诺？”阿尔贝托说，“他长得更肥呀。”
“他是逮住我不放了。”保林诺说着耸耸肩膀，在博阿身边躺下。不知道谁又把门重新关好。阿尔贝托发现拥挤的人堆中有一瓶烧酒。他刚要伸手去拿，保林诺把他拦住了：
“喝一口五个雷阿尔。”
“强盗！”阿尔贝托说道。
他掏出钱包，给了保林诺一张五索尔的钞票。
“十口。”他说。
“就你自己喝，还是也给你那个小娘儿们？”保林诺问道。
“给两个人喝。”
博阿放开喉咙大笑起来。酒瓶在士官生中间传来传去。保林诺估计着每一口的多少，假如有谁超过规定的饮量，他就一下子把酒瓶夺过来。“奴隶”喝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两只眼睛充满了泪水。
“这两个家伙一个星期以来形影不离，”博阿指着阿尔贝托和“奴隶”说道，“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好哇，”靠在博阿脊背上的一个士官生说，“打赌好吗？”
保林诺已经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他大声笑着，拍拍每个人的肩膀，不断地说着：“一定的，一定的。”士官生们趁着他蹦蹦跳跳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偷着喝酒。三五分钟以后，瓶内就一滴不剩了。阿尔贝托脑袋枕着双臂，望望“奴隶”：一只黑红的小蚂蚁正在他面颊上爬动，他好像毫无感觉，眼睛里闪出一种纯净的光芒，皮肤透出紫红色。“现在弄他一张钞票、一瓶酒，或是一盒香烟，那么马上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大家骂成一团。甘博亚这时如果露面，来闻闻这股气味，我倒是很高兴。”这时保林诺蹲在地下挖土。不一会儿，他双手提着一个钱袋站起身来，一晃动口袋，里面就响起哗哗的钱币声。他整个脸上露出异常亢奋的表情，鼻翼急促地扇动着，青灰色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仿佛要吞食什么猎物；太阳穴上的青筋在跳动，汗水沿着那火气十足的脸上淌下。“他马上就会坐下，会像马或狗那样地喘气，会唾沫四下横飞、双手痉挛、喉咙嘶哑：‘把你那个脏手拿开！’会跳呀、唱呀、喊呀、尖声喊叫，会在蚂蚁堆上打滚，会让头上的硬毛落到前额：‘拿开你的手，不然的话，我可要扇你啦。’会躺在地上，把脑袋钻进草丛和沙土；会号啕大哭，最后就一动不动地躺下挺尸。”
“五十个硬币，差不多有十索尔，”保林诺说，“下面还有一瓶烧酒是给第二名的，不过他得请大家喝。”
阿尔贝托把头埋在胳膊里，两眼在黑暗中侦察着一个小小的宇宙，双耳聆听着一片激动兴奋的声音：身体伸屈的声音、吃吃的笑声、保林诺疯狂的喘息声。他翻了一个身，脑袋枕着土地，看到头上有块铅皮和灰色的天空，两者的大小相等。“奴隶”俯身望着他，他不仅脸色苍白，脖子和双手也是白色的：蓝色的静脉血管在皮肤下面显得十分突出。
“费尔南德斯，咱们走吧，”“奴隶”在他耳旁说，“咱们出去吧。”
“不，我要赢那个钱袋。”
这时博阿的笑声越发放肆了。阿尔贝托侧过头看到博阿那两只大皮靴、两条粗腿、卡其衬衫和露出的肚皮、粗壮的脖子和那无神的眼睛。保林诺舔着嘴唇，围着这个由人体组成的扇形兜圈子。他一手拎着那个哗哗响的钱袋，一手提着烧酒瓶子。有人说了一句：“博阿希望把母狗玛尔巴贝阿达带来。”可是谁也没笑。阿尔贝托半闭着双眼，极力回忆着“金脚”女人的脸庞、身材和头发；但是她的形象是难于捕捉的，常常溜掉，让位给一个黑发姑娘。这个姑娘也是跑掉又回来，向他招手，露出一张秀丽的小嘴；毛毛细雨落在她的身上，打湿了她的衣裳；瓦底卡的红灯在那对乌亮的眼睛后面闪闪发光。他骂了一声“他妈的”，“金脚”的大腿出现了，接着又消失不见了。阿雷基帕大街上充满了经过莱蒙地车站的车辆，他和那个姑娘就在那里等车。
“你，还等什么呢？”保林诺生气地说。“奴隶”躺在地上，纹丝不动，脑袋藏在手中。那个混血杂种站在他面前，显得异常高大。“保林诺，玩玩他，”博阿叫道，“你玩玩诗人的未婚妻。我起誓，诗人要是敢动，我就把他打烂。”阿尔贝托看看地面：一群群黑色的小东西爬过栗色的土壤，但是一块石头也找不到。他挺起身，握紧了拳头。
“你要是碰一碰他，我就把你的脸劈成两半。”阿尔贝托说。
“他恋上‘奴隶’了。”博阿说道，不过他的声调说明，他对保林诺和阿尔贝托已经不感兴趣。他的声调是微弱的，被什么堵塞着，显得很遥远。那个混血杂种嘻嘻一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舔舔嘴唇。
“我一点也不会碰他，”他说，“只不过他太懒了，我来帮帮他的忙。”
阿尔贝托转过脑袋：铅皮成了白色，天空成了灰色，耳边传来一阵音乐，那是黑黄色的蚂蚁在它们的地下宫殿里对话；那座宫殿里有红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周围的东西是黑黝黝的；那女人的皮肤，从染过的头发直到那双可爱的小脚，好像都被火光吞掉了一样；墙上留下一块巨大的黑斑；那个小伙子有节奏的摇摆好像钟摆一样，在指示着时间，他把地堡钉在地上，不让别人飞起来，不让别人落到瓦底卡那红色的弹簧上，不让别人落到那牛奶加蜜糖的腿上。那个姑娘在细雨中轻快地走着，显得优美而苗条；但是这一次那火热的洪流来了，它在他心中某个点上永远停住，然后从那里开始上涨，通过身体的各个秘密渠道伸出触须，把那姑娘从脑海和血液中驱赶出去，散发出一阵阵芳香、一阵阵酒气。这时他双手摸着肚皮，突然一阵火热冲动的感觉在上升。他看到、听到并且感觉到一种热乎乎的快感在骨骼、肌肉和神经中舒展开来，向那无限的极乐世界冲去，黑红的蚂蚁是绝对进不了那个乐园的。但是正在这时他分散了注意力，因为保林诺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正在喘息，对博阿说着一些不连贯的话。他重新躺在地上，当他再次观看的时候，眼睛却像针扎一样剧痛起来。“现在臭味要出来啦；几秒钟内，酒瓶就会喝光；然后就该唱起来啦；有人会讲笑话；那个混血儿会伤心起来；我会感到口干舌燥；香烟会使我感到恶心；脑袋昏昏然想睡觉；总有一天我会染上肺病。格拉大夫说，假如一个人跟女人连续睡七次就会得肺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