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士官生非但没有松开他，反而更用力拉他，接着唱道：
在我的卵巢里……
有股剧烈的疼痛，
原来是那小乖乖，
打算到人间来。
那个矮个子士官生笑起来。
“你还不放开我吗？”
“不放。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这码事。”
“这样干不算数，”小个子说道，“你是在提示。”
“是这码子事。”阿尔贝托喊道，用力一甩，方才脱身。他向前走，那两个小伙子还在后面争论。他快步走到军官楼，从那里拐弯，再有十米便是医务室。他勉强认出它的轮廓，因为大雾已经盖住了那里的门窗。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小小的值班室也是空空荡荡。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二楼，楼道口上有个身穿白围裙的人坐着，手里虽然拿着一张报纸，却并不在读，而是表情阴郁地望着墙壁。他一听见阿尔贝托的脚步，便站起身来，说道：
“士官生，请走开，这里禁止入内。”
“我想看看士官生阿拉纳。”
“不行，”那个人生硬地说道，“走吧。谁也不能探视士官生阿拉纳。他在隔离室。”
“我有急事，”阿尔贝托坚持道，“劳驾，让我跟值班医生谈一谈。”
“我就是值班医生。”
“撒谎。您是护士，我要和大夫谈一谈。”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那人说着早已把报纸扔在地上。
“既然您不肯叫大夫，我自己去找，”阿尔贝托说，“您不同意，我也要进去。”
“士官生，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
“快叫大夫，他妈的，”阿尔贝托吼道，“该死的东西，快叫大夫。”
“这个学校的人，个个都是野人。”说着，他站起来拐进走廊。周围的墙壁好像刚刚粉刷不久，可是湿气又在墙壁上印出一块块的灰斑。过了不久，那个护士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高大男人。
“士官生，你有什么事？”
“大夫，我要见士官生阿拉纳。”
“不行，”大夫回答说，一面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那个站岗的士兵没告诉你禁止上楼吗？年轻人，上楼会处罚你的。”
“昨天我来过三次，”阿尔贝托说，“他不让我进来，可是他今天不在。大夫，劳驾，我想看看他，哪怕一分钟也行。”
“我感到非常抱歉。可是，这不由我决定，你知道这是有规章制度的。士官生阿拉纳已经被隔离了。谁也不能见他。你是他的亲戚吗？”
“不是，”阿尔贝托说，“不过我必须跟他谈一谈，事情很紧急。”
大夫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十分同情地望着他说：
“士官生阿拉纳不能说话，他失去了知觉。早晚会醒过来的。你离开这里吧，否则我不得不去叫军官了。”
“假如我有兵营大尉的手令，可以见他吗？”
“不行，”大夫说，“必须有上校的许可才成。”
我每星期有两三天的中午到她的学校门口去等她，不过，不是每次都上前打招呼。我母亲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吃午饭，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是去朋友家里吃饭。无论如何，我不在家对她有好处，这样可以少花点吃饭的钱。有时她看见我中午回家，反而厌烦地问我：“今天你怎么不去秋古依多家了？”就我自己来说，我真想每天都去她们学校找她，可是在我们五月二日小学，下课前不准离校。星期一还算容易，因为那天有体育课，我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藏在石碑后面，等萨帕塔老师把全班带上大街的时候，就从大门里溜出去。萨帕塔老师当过拳击冠军，不过现在已经老了，不大好动。他从来不点名，常常把我们带到球场上说：“你们玩足球吧，这是对双腿最好的锻炼。可是别跑得太远。”他自己就坐在草地上看报。星期二根本不可能出去，因为算术老师熟悉全班的名字。星期三则相反，我们有图画和音乐，西古埃涅老师常常心不在焉。十一点课间休息之后，我就从汽车库的大门跑掉，在学校旁边登上电车。
瘦子依盖拉斯不断地给我钱花。他经常在贝亚必斯塔广场等我，为的是请我喝一杯酒，抽一支烟，再谈谈我的哥哥，聊聊女人，等等。他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不折不扣的大人。”有时候，我并没有向他借，他就给我钱花。每次给的不多，五十生太伏或者一个索尔，但是足够我用来坐车。我走到五月二日广场，沿着阿方索·乌加特大街走到她们学校，我总是在街头拐角的地方停一停。有时我上前迎她，她就对我说：“你好，今天你放学又很早呀？”然后她就和我聊起别的事情来，我也一样。我心里想：“她真聪明，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就换了话题。”我们向她叔叔家里走去，大约要过八个街区。我尽量走得慢一些，有时迈着小碎步，有时停下来看看商店的橱窗，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我们谈的事情是一样的：她把她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我把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讲给她听；我们还谈下午在一块念书的事；还谈什么时候会考试，能不能升班，等等。我知道她们全班同学的名字；她也知道我们班同学的诨名、老师的外号，以及有关五月二日学校里那些最出名的学生的流言蜚语。有一次我打算对她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咱俩长大结了婚。”我想她一定会问我很多问题，为了不张口结舌，我事先准备了好多话。第二天，当我们走在阿里卡大街上的时候，我突然对她说：“喂！我昨天晚上梦见……”“你梦见什么啦？”她问我。我只是对她说：“咱们都升班了。”她回答说：“但愿这个好梦能实现。”
在我送她的路上，我们经常遇到拉萨叶的学生，他们都穿着奶咖色的校服。这是我们的又一个话题。我告诉她：“他们都是些同性恋，没法和五月二日学校的人交手。这些小白脸长得很像卡亚俄港玛丽斯塔兄弟学校的学生，玩起足球来像女人，假如踢中他们一脚，就哭爹喊娘。你看看他们那个长相就行了。”她听着笑起来，我继续说下去，最后讲完的时候，我心里想：“就要到了。”一想到她总是听我讲这老一套，很可能厌烦，我就有点心情紧张。不过，我自我安慰地心想，她给我多次讲的那些，也同样是老一套，我可从来没有觉得厌烦过。她和她姑妈在星期一妇女专场看的那部电影，她给我讲了两三次。有一次她刚说到电影院，我就大着胆子说了几句。她于是问我是不是看过某某影片，我说没有看过。“你从来不看电影吗？”她问我。我告诉她说：“如今不大看了。去年常看。那时候，我跟五月二日学校的两个孩子，每个星期三去萨恩斯·培尼亚揩油看晚场电影，因为我有个朋友的表哥是市里的警察，他值班的时候，就放我们进电影院的楼座。刚一熄灯，我们就下到池座里，这中间隔着一块木板，只要一跳就可以过去。”她问道：“从来没有抓住过你们吗？”我告诉她说：“既然警察是我朋友的表哥，谁来抓我们呀？”她又问我：“今年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干了？”我说：“如今他们每星期四去看，因为那个警察换到这一天值班了。”“你怎么不去？”她问我。我不知不觉地竟回答说：“我喜欢到你家去，和你在一块。”话都说出口了，我才察觉它的含义，于是连忙闭上嘴巴。谁知这样更糟，因为她很严肃地盯着我看，我心里想，她一定生气了，于是赶忙说：“不过，也许哪个星期我会跟他们一起去看。说心里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看电影。”我跟她谈起别的事来，可是心里总想着她那张与平时不同的面孔，好像她一听我这样讲，就会想起另外一些我不敢对她讲的事情来。
有一次，瘦子依盖拉斯给我一个索尔五十生太伏。他说：“拿去买烟抽吧。如果因为爱情心里难过，就喝一杯解解愁吧。”第二天，我和她正走在阿里卡大街上，人行道旁就是波雷涅电影院。恰巧我们在一家面包房的橱窗前停了一下。那里面有些巧克力点心，她说了一句：“真香呀！”我立刻想起口袋里的钞票，我还很少感到心里是这样的幸福。我对她说：“你等一会儿，我有一个索尔。我去买一块来。”她连忙说：“别，别乱花钱。我刚才是说着玩的。”可是我已经跑进去了，我告诉中国人，我要买块点心。我当时是那样地昏头昏脑，不等找钱就跑了出来。可是那位中国人非常诚实，他追出来对我说：“找给你一个丕塞他，拿着。”我把点心递给她，她却说：“可不能都给我一个人，咱们分吧。”我不同意，再三告诉她我不想吃。但是她一再坚持，最后她说：“你至少也得吃一口呀。”说着伸过手来，把点心放在我嘴边。我只好咬了一小块，她开心地笑起来。“你弄得满脸都是，”她说，“我真笨，怪我不好。我给你擦一擦。”说完她就举起另外一只手，伸到我脸上。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她那只手一碰到我的脸，我赶忙收敛起笑容。当她的手指擦到我的唇边时，我急忙屏住呼吸，闭紧嘴唇，否则她会以为我想吻她的手。“好了。”擦完后，她说。我们继续向拉萨叶大街走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为刚才发生的事激动得要死。我敢肯定，她的手在给我擦嘴的时候，曾经停了一下，要不然就是连续擦了几下，我心中暗暗在说：“说不定她是故意的。”
还有，并不是玛尔巴贝阿达把虱子带进学校里来的。我认为恰恰是学校把虱子传给了这条母狗。这些虱子是山里人身上的。有一回，“美洲豹”和鲁罗斯把虱子往这只可怜的母狗身上扔。这两个人真不是东西！不晓得“美洲豹”以前到过什么下流的地方，我想大概是瓦底卡区第一条弄堂那种龌龊地方吧，弄了一身虱子回来。他让虱子在洗脸间里爬，它们在白瓷砖上显得有蚂蚁那么大。鲁罗斯对他说：“干吗不把它们扔到别人身上？”该是玛尔巴贝阿达倒霉，它正在旁边望着，于是就落到它头上了。鲁罗斯揪住它的脑袋，因为它又蹬又踹，“美洲豹”就用双手把虱子往它身上扔。完了之后，两个人乐不可支。“美洲豹”喊道：“我还有大批存货呢。咱们给谁‘洗礼’？”鲁罗斯嚷道：“给‘奴隶’。”我和他们一道去了。他正在睡觉，我记得当时我抱住他的脑袋，蒙住他的眼睛，鲁罗斯按住他的双腿，“美洲豹”把虱子撒到他头发里。我冲着“美洲豹”喊道：“小心点儿，哎呀，你把虱子弄进我的衣袖里了。”要是我那时候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我想当时决不会去抱他的脑袋，不会把他整得那么苦的。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因为虱子出什么问题，而玛尔巴贝阿达却倒了大霉。它因为总在墙上摩擦，全身的毛几乎脱光了。由于满身烂疮，简直就像一条到处寻食的癞皮狗。它一定觉得身上很痒，总是在摩擦，特别是在寝室那凸凹不平的墙壁上。它的腰身好像是一面秘鲁国旗：红白相间，鲜血加石膏。“美洲豹”这时说：“我们要是给它身上撒点辣椒面，它一定会像人一样开口讲话。”于是他命令我：“你去厨房里偷点辣椒来。”我跑到厨房，厨师送给我几根辣椒。我们把辣椒放在瓷砖上，用石块碾成细末。山里人卡瓦在一旁说：“快点，快点。”“美洲豹”接着说：“你抓住它，按牢。我来给它治病。”真的，它差一点就要开口说话了；它又蹦又跳，跳起来足有衣橱那么高；它扭来扭去，好像一条大蛇；它嗥呀嚎呀，实在难听。准尉莫尔特闻声赶来，这里的喧闹简直把他吓坏了。一看见玛尔巴贝阿达这种跳法，他笑得前仰后合：“你们可真调皮呀！你们可真调皮呀！”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母狗居然痊愈了，它又重新长出毛来。我觉得它甚至比以前更肥了。它大概以为我撒辣椒面是为了给它治病。动物都不是那么聪明的，谁知道它脑袋里装进去的是什么东西。从那天起，它就像着了魔似的整天跟在我屁股后头转。站队的时候，它钻到我两脚中间，妨碍我开步走；在饭厅里，它蹲在我椅子旁边，摇晃着尾巴要我扔给它一块果皮；上课的时候，它趴在教室门口，一到课间休息，看见我从教室出来，它就摇头摆尾地逗我发笑；到了夜晚，它就跳到我床上，想用舌头舔我的脸。为了好玩，我有时揍它几下，它就走开了，但是仍然回来，不过总是用两眼揣摩着我的态度：“看这回你打不打我，我靠前一点，再走开一点，大概你不踢我了吧。”嘿，你看它多机灵。于是大家就纷纷嘲弄我说：“土匪，你干过了吧。”这可不是真的。我脑袋里一点也没有玩弄母狗的想法。起初，这狗东西这样黏黏糊糊地缠人，实在叫我恼火。不过，有时出于偶然，我给它搔搔头皮，于是便发现它很喜欢搔痒。夜晚，它爬到我身上，滚来滚去不让我睡觉，直到我伸出手去，在它头上抓一抓，它才安静下来。这条母狗在夜里非常有精神，大家一听到它在乱动，就纷纷起来骂我：“好啦，博阿，你让那畜生安静点吧。你把它勒死吧。”啊，对了，强盗，你喜欢挠痒痒，对吗？快过来！我给你抓抓狗头和肚皮。它立刻老老实实安静下来。我发现它舒服得直颤抖，可是只要我一停手，它就发火。黑暗中，我看见它张大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不明白为什么狗的牙齿竟然这样白，而且每条狗都是如此。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条狗长着黑牙，也没有听说过哪条狗掉了牙，或是因为牙痛必须拔掉。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同样，狗不睡觉，也是很奇怪的。我原来以为只有玛尔巴贝阿达不睡觉，但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所有的狗都一样，都是夜间不睡觉的。开始我有些惊恐不安，因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会发现它在那里瞅着我。有时，一想到这条母狗竟然整夜不闭上眼睛，总是趴在我身边，我真是无法入睡。因为这会使任何人都感到精神紧张，好像它总是在那里监视着你一样，虽然它不过是条不懂事理的母狗。但是，有时它好像很懂得一些事情。
阿尔贝托转身向楼下走去。当他正走到最下面几级楼梯时，迎面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这人面孔十分憔悴，眼睛里充满了悲伤。
“先生。”阿尔贝托招呼道。
那人已经踏上几级楼梯，听见有人招呼，便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对不起，您是士官生里卡多·阿拉纳的什么亲戚吗？”阿尔贝托问道。
那男人仔细望望他，好像要认一认他是谁，接着回答说：
“我是他父亲。您有什么事？”
阿尔贝托跨上两级，和那个人站在同一高度。阿拉纳的父亲定睛看着他：这小伙子的眼圈发青，瞳孔里流露出焦虑和警惕。
“您能告诉我阿拉纳的情况吗？”阿尔贝托问道。
“他进了隔离室。不让我们见他。连我们都不能见。他们不该这样做。”那男人声音嘶哑地回答说，“您是他的朋友吗？”
“我们两个同班，”阿尔贝托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
那男人点点头，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他的两鬓和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须，衬衣的领子满是皱褶和汗渍，领带垮了，露出一个小得可笑的结。
“只让我看了一下，还是在门口。他们无权这样做。”那男人说。
“他怎么样？大夫跟您说了什么？”阿尔贝托问道。
那男人两手揉揉前额，又用手背擦擦嘴巴，说道：“不知道。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他母亲已经有点疯了。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又恰恰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最好还是先别想这件事吧，都是些愚蠢的想法。只要一心祷告就是。上帝会把他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他母亲正在教堂里祈祷。大夫说也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他。”
“他会脱离危险的，”阿尔贝托说，“先生，学校里的医生是最好的。”
“对，对，上尉先生给了我们很大希望。他是个很和气的人。我想他是叫加里多上尉吧，他还转达了上校对我们的慰问。您知道吗？”那男人说道。
接着他又摸摸脸，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递给阿尔贝托一支。后者谢绝了。那男人把手又伸进衣袋，结果没有火柴。
“您等一下，我去找个火。”阿尔贝托说。
“我跟您一起去，”那男人说，“待在这里，坐在走廊中间，又没有人说话，实在烦闷。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两天。我的神经都错乱了。但愿上帝不要让那无可挽回的事发生在我们头上。”
他们走出医务室。在门口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有个值班的士兵。他吃惊地望望阿尔贝托，探出头来看了一下，但是一言未发。天已经黑下来。阿尔贝托走过草地，向“珍珠”小店走去。远处是宿舍区的灯光，教学楼则是一片漆黑。周围没有一点喧闹的声音。
“出事的时候，您在他身边吗？”那男人问道。
“在，不过不是距离很近。我当时在另外一边。上尉发现了他，那时我们已经上了山。”阿尔贝托说。
“这实在不公平，”那男人说，“这样的惩罚是不公道的。我们都是老实人，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他母亲经常积德行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降下这样的灾难？”
“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难过。”阿尔贝托说。他停了片刻，最后补充说：“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是个好同学。”
“是的，他不是个坏孩子。您知道，这是我管教的结果。有时候，我对他不得不严厉一些，那是为了他好。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将来着想。您愿意跟我谈谈他的事吗？谈谈他在学校里的生活。里卡多的嘴很严，跟我们什么都不说。不过有时候好像不太高兴。”
“军人生活有点艰苦，不太容易习惯。一开始谁也不太愉快。”阿尔贝托说。
“不过，他还不错，”那男人热情地说，“他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您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这里使他受到了锻炼，使他有了责任心。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要有点大丈夫气概，要有点个性。再说假如他愿意退学，也可以对我说。我让他入学，他就同意了。这不能怪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前途着想。”
“先生，您平静一点，不必担心。我敢肯定危险已经过去。”阿尔贝托说。
那男人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说道：“他母亲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女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公道，不明白事理。但是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把他送到这里来，为的是使他成才，是为了把他变成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又不是个算卦的，怎么能预先知道会出事？您说就因为这个，能把过错推到我身上吗？”
“不晓得，”阿尔贝托含糊不清地说，“我是说当然不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阿拉纳治好。”
“我心情很乱。请您谅解，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那男人说。
他们来到“珍珠”小店。保林诺双手托着下巴靠在柜台上。他望望阿尔贝托，仿佛第一次看见他一样。
“一盒火柴。”阿尔贝托说。
保林诺不信任地看看阿拉纳的父亲，说道：
“没有。”
“不是我要，是给这位先生的。”
保林诺没说什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盒火柴。那男人划了三根，才点着香烟。就在火柴燃烧的一瞬间里，阿尔贝托发现那男人的双手在颤抖。
“请来杯咖啡，”阿拉纳的父亲说道，“您喝点什么？”
“没有咖啡，”保林诺不耐烦地说，“您要是愿意的话，就喝瓶可乐吧。”
“好吧，”那男人说，“一瓶可乐，再随便来点什么。”
他已经忘掉那个既没有下雨也没有阳光的中午。他搭乘从利马开往圣米盖尔的电车，在他家前一站的巴西电影院下了车。他一向提前一站下车，宁可多走十个街区，即使下雨也无所谓，以免撞见父亲。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奔波。前一个星期，考试已全部结束，成绩册已发到手中。学校关门了，三个星期以后才能复活。同学们由于暑假的到来而欢喜雀跃，他却相反，感到担心害怕。学校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整个夏天，他的命运将由父母主宰，终日陷于精神迟钝的状态中。
他本应该踏上萨拉贝利大街，却沿着巴西大街继续走下去，直至那座街头花园。他在长凳上坐下，双手插进衣袋，微微蜷曲着身体，一动不动地靠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未老先衰，感到生活实在无聊，毫无诱惑力，是个沉重的包袱。在课堂里，同学们等老师一转身就挤眉弄眼，投掷纸团，互相取笑开心；他则板着面孔，惶惑地注视着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呢？为什么举目无亲，没有亲朋好友呢？他闭上眼睛，长时间地呆坐着，默默想着契克拉约，思念着阿德利娜姨妈，回忆起儿时盼望夏天的急切心情。最后，他只好起身，缓步向家中走去。
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他的心脏猛然缩紧：那辆蓝色的轿车在家门口停着。难道自己没有时间概念了？他向一个行人打听钟点：十一点整。父亲从来没有在一点钟以前回过家。他连忙加快脚步。一迈进外面的大门，便听到父母争吵的声音。“我就说电车脱轨，不得不从马格达莱纳大街徒步回家。”想着，他伸手去按门铃。
父亲给他开了门，满脸的笑容，眼神里毫无愠色。更令人惊讶的是，父亲竟然在他肩膀上亲切地拍了一下，几乎是欢快地对他说：“啊，你可回来啦。我和你母亲正在谈你的事。快进来，快进来。”
他感到比较放心。那种与世无争、毫无个性的憨笑，立刻浮现在唇边。这是他最好的盾牌。母亲在客厅里，一看见他进来，马上走过来，温柔地拥抱他。这使他感到不安，因为这种亲热的表示会改变父亲的好情绪。近几个月来，父亲经常强迫他以仲裁者或见证人的身份介入家里的争端。这既可怕，又令人感到屈辱：他不得不违心地应声说“是，是，是”，以回答父亲提出的那些必须加以肯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对母亲严重的指控：挥霍浪费、不善理家、无才无德。这一次，父亲又要让他为什么事情作证呢？
“你看那边桌子上，有些东西是给你的。”父亲和蔼地说。
他扭头一看，桌子上有本小册子，封面上有座高大的建筑物，下方有一行大写字母：“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并非军人职业的入门”。他伸手拿起小册子，惊喜地翻阅起来。他看见里面有足球场、整洁的游泳池、明亮的餐厅、空无一人的井井有条的宿舍。在正中间，是一张彩色跨页照片，上面是一支步伐整齐的队伍，正在从检阅台前走过。那些士官生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戴着雪白的军帽，身穿带有金色肩章的军服，一个个显得威武雄壮。旗杆顶端，一面国旗在迎风飘扬。
“你不觉得这场面动人吗？”父亲问道，声音显得颇为和蔼，但是他实在了解这种口气在声调和用词上的真实含义：那是意味着某种警告。
“是的，很动人。”他立刻答道。
“那当然啰！”父亲说道。停顿一下后，他转身向妻子说：“你瞧，我不是说过吗，他首先就会感到兴趣。”
“我看不见得吧。”母亲反驳说，声音很微弱。她不看着丈夫说道：“既然你愿意让他入学，你就看着办吧。别再问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他去军事学校里住校的。”
听到这里，他马上扬起头来。
“去军事学校里住校？”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火花，“妈妈，那可妙极啦！我非常乐意去。”
“啊，妇道人家都是这样，既愚昧无知，又多愁善感，”父亲用悲天悯人的口吻说道，“一点事理也不懂。孩子，你给她解释一下，进军事学校对你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连那是怎么回事都不懂。”母亲低声嘟哝道。
“我懂，我懂，”他十分热心地回答说，“这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以前，我总是对您说，我愿意住校。我爸爸说得有道理。”
“孩子，你母亲认为你是个不会思考的傻瓜。现在你明白她给你造成的这些恶果了吧？”
他还在重复刚才那个想法：“那一定妙极了，一定妙极了。”
“好吧，既然如此，不必再争，我也不说了。不过，你们记住：我是不赞成的。”母亲说。
“我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这件事由我做主。我只不过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就是了。”父亲口气专横地说道。
他女人听了立刻起身走出房间。那男人马上就心平气和了，他说：
“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考试一定很严格，不过你平时并不粗心，要想考取，不会太难，对吗？”
“我一定好好用功，尽可能考上。”他立下了保证。
“好极了。我给你在补习学校里报个名，买一份复习提纲。哪怕花钱再多，也是值得的，都是为了你好。那里会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现在改正还不晚。”
“我一定考上，一定的。”他说。
“好啦，不必多说了。你很高兴，对吗？三年的军事生活一定会使你变个样。军人们很会办事。你的身心都会得到锻炼。假如有谁能这样关心我，就像我为你的前途这样地操心，那该有多好哇！”
“是啊，谢谢，谢谢您。”他说，停顿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第一次叫了一声“爸爸”。
“今天吃过午饭，你可以去看电影。我给你十个索尔的零用钱。”父亲慷慨地说道。
周末使玛尔巴贝阿达十分难过。从前可不是这样。相反地，它和我们出去演习的时候，总是一路上欢蹦乱跳。听到打靶的轰鸣声，它就蹿得很高，到处乱跑，显得格外兴奋。但是，自从成了我的密友之后，它的行动就大大地变了样。每逢星期六，它就变得有些异常，好像一个多情的女人那样，总是缠着我，紧贴在我身旁，时而舔舔我，时而扬头望望我。不久前，我发现，每当我们演习归来，走进洗澡间，或者洗罢澡返回宿舍，穿上外出的军服时，它就躲到床下或是藏在衣橱后面，难过地哭起来，就因为我要上街了。我们集合的时候，它仍旧在呜咽。我们出发的时候，它垂头丧气地跟着我，仿佛一个幽灵。它在学校大门口停住，扬着脑袋，注视着我。我走到远些的地方，发现它还待在那里。甚至在我已经拐进棕榈树大街时，它还守在门口。我猜测，它一定会一直蹲在警卫室旁边的大门口，瞅着我离去的公路，一心一意地等着我。啊，对了，它从来也不跟我到校外去，虽然并没有人下令它必须留在校内，那大概是它自己规定的，好像是一种惩罚。这很奇怪。当我星期日回校时，总见它紧张地在门口进门的士官生中间钻来钻去。它的脑袋激动地东张西望，用鼻子嗅来嗅去。我知道，它老远就发现了我。我听见它一路狂叫着跑过来。一看见我，它马上跳起来，尾巴翘得高高的，身子扭来扭去，兴奋异常。狗是一种非常忠实的动物，我不忍心打它。这并不是说我待它很好。我常常折磨它，那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有时还拿它开心。玛尔巴贝阿达可是不会生气的，正相反，它好像还很高兴。它大概以为我是在跟它亲热吧。“往下跳！玛尔巴贝阿达，别害怕！”母狗站在衣橱上，时而咕噜噜地低叫，时而狂吠几声，害怕地望着地面，好像站在梯子顶端的狗。“跳呀，跳呀！玛尔巴贝阿达！”直到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一推，它才毛骨悚然地落地打滚。我以前是闹着玩的，并不心疼它。玛尔巴贝阿达尽管摔痛，也绝不会恼怒。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是故意拿它出气。这不能都怪我，应该考虑到出了这么一大堆倒霉的事。可怜的卡瓦，那样的事不管落在谁的头上，也要十分紧张。“奴隶”的脑袋里还有一颗子弹头没有取出来。大家的心情自然格外沉重了。再说，正赶上烈日炎炎的天气，不晓得为什么非强迫我们穿上蓝军装不可，弄得我们汗流浃背，肚皮上好像有青面獠牙的妖怪在爬。什么时候把他带出来？身体怎样了？关了这么长时间的监牢，模样一定变了不少吧？大概消瘦多了。说不定每天只给面包加白水，终日蹲在小黑屋里。只有军官会议传讯时，才能出去。他要紧张地对付军官们的询问。上校和上尉们高声审问着，那又喊又叫的模样是可以想象的，一定是凶神恶煞的。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他虽然是个山里人，却表现得像条好汉：绝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天大的祸事一人承担。“化学试题是我偷的，我自己去的，就我一个人，与别人无关。玻璃是我打碎的，手上被玻璃划破过，你们看，这里有划破的痕迹。”审讯完毕，又会把他关进牢房，等着士兵从窗口给他送饭。可以想象得出来会是什么样的饭食：普通士兵的饭。他一定会想到，当他回到山区，告诉家里“我被开除了”之后，父亲会如何处置他。他的父亲一定很暴躁，山里人个个是火暴脾气。从前，在学校里，我有个好朋友是普诺省的人，他上学的时候常常带着被父亲用皮带毒打的伤痕。这个山里人卡瓦大概度过了不少可怕的时光，我从心眼里同情他。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如今他要回到山区去了，再也不能念书了，只能一辈子同印第安人、同小羊驼打交道，只能当个无知的庄稼汉了。这座学校最坏的地方就是：对开除的学生来说，已经通过的考试成绩不再有效。这些混蛋绞尽脑汁要整人。这几天来，山里人卡瓦一定过得很苦。全班同学像我一样，都在考虑这件事。今天命令我们身穿蓝制服，站在院子当中让烈日暴晒，等待着把卡瓦带进来。没有人敢抬头，因为眼泪会流下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接着，中尉们身穿检阅军服走进来，后面是兵营大尉。突然，上校到了。于是全体立正。中尉们一一上前报告。真是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上校一开口讲话，全场马上肃静，鸦雀无声。我们不仅仅是害怕，而且还难过，特别是一班的同学。大家知道过一会儿那个人就要被带到我们面前来了。一想到他和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度过那样长的岁月，我们的心情就格外沉重。我们曾经和他起居与共，一道作业上课，如果毫无感觉，那恐怕真是铁石心肠。上校尖声细气地讲着。他火冒三丈，说了一些指责山里人、指责全班、指责全年级、指责大家的严厉话。就在这时，我发觉玛尔巴贝阿达在捣乱：它在咬我的皮鞋。“走开！玛尔巴贝阿达，”我心里暗骂着，“去，去，癞皮狗，去啃上校的鞋带。”“老实点儿！别趁火打劫！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我想轻轻踢它一下，赶它走开。但是不行。因为瓦里纳中尉和莫尔特准尉站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他们连我的呼吸声都听得到。“狗东西，你别趁机捣乱！”“停下来！狗东西。上帝的儿子比你生得还早呢。”[15]我从来没有见过它这样固执。它咬住鞋带拉呀拉，最后拉断了。忽然，我觉得靴子变得肥大了。我心里想，它大概玩够了，该走开了吧。“玛尔巴贝阿达，你怎么还不走开呀？你已经弄坏一只鞋啦。”它非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向另外那只鞋进攻了。它好像知道我是连一毫米也不能移动，好像明白我不能看它，更不能对它说一句粗话。正在这时，山里人卡瓦被带进来了。他走在两个士兵中间，好像要被绑赴刑场的样子。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我感到胃里在翻腾，感到有股苦水涌上喉头。消瘦的卡瓦被夹在两个士兵中间继续走着。那两个士兵也是山里人，他们三人相貌酷似，仿佛三胞胎一样。不同的是卡瓦消瘦发黄罢了。他们从检阅场上走过来，大家都注视着他们三个。他们转过弯之后，面向着全营，在离中尉和上校几米远的地方踏步走。我暗暗在想：“他们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没有人下令“立定”，所以无论卡瓦还是两名押送兵，面对着军官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直到甘博亚跨出队列，打了一个手势，三人方才立定。接着，两个士兵向后转，把卡瓦留在“刑场”上走了。卡瓦不敢四面张望。“好兄弟，别难过，‘圈子’和你心连心。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你报仇。”我又想，他会不会哭起来？“好兄弟，千万别哭。你一哭，那些混蛋该高兴了。要坚决忍住，立正站好，不要发抖，让那些混蛋好好看看。只要你沉住气，马上就会结束。假如可能，你笑一下。你会看到他们一定要气疯。”我觉得全班像座火山，真希望来个大爆发。上校又开口讲起来，他对着山里人说了一番话，企图折磨卡瓦的意志。他们随心所欲地把这个小伙子整了一通，现在还要折磨他。这些人真是坏透了。上校发出警告，要卡瓦吸取教训，要我们大家好好听着。他给卡瓦讲述莱昂西奥·普拉多的生平。他说，普拉多面对着准备枪毙他的智利人，这样喊道：“我自己指挥行刑队。”真是他妈的混蛋！后来，军号响起来。皮兰涅那家伙像条恶鱼似的活动着下巴，一直向卡瓦走去。我想：“真气得想哭。”可恶的玛尔巴贝阿达，它还在咬我的靴子和裤腿。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你要为你干的这些事后悔。“卡瓦，好兄弟，再坚持一下，最坏的一幕就要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平静地走上街头，再也不是军人，再也不会受到惩罚，再也不用夜间站岗了。”山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色依然苍白。他的面孔本来是黝黑的，如今变白了。从远处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在颤抖。但是，他坚持住了。当皮兰涅从他的头上扯下帽徽，又撕下领章和袖标的时候，他挺立不动，没有流泪。他的军服被扯坏之后，军号又响了。那两个押送兵重新回到他的两侧，开始踏步。那个山里人几乎不抬脚。接着，他们向检阅场走去。我不得不斜视，才能看见他逐渐远去的身影。那可怜的人走路蹒跚，步履错乱，不时低下头，大概是想看看军服被撕成什么样。押送兵则相反，他们极力把腿抬高，那是做给上校看的。最后，墙壁把他们遮住了。这时，我心里想：“玛尔巴贝阿达，你等着吧。你继续咬我的裤子吧。现在该轮到你付出代价了。”可是，队伍仍然没有解散，因为上校又谈起前辈英杰来。“卡瓦，你大概已经到了大街上，在等候公共汽车吧。也许你会最后再看一次警卫室。别忘了我们！即使你忘记了，‘圈子’的朋友还在这里，他们一定会替你报仇雪恨的。现在，你已经不是士官生了，而是普通老百姓，你可以走到军官身旁，不必让路，不必让座，不必敬礼。”“玛尔巴贝阿达，你怎么不跳起来咬我的领带或者鼻子？你就为所欲为吧，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天气热得可怕，上校还在讲话。
阿尔贝托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开始黑下来。但实际上只有六点钟。他至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穿衣，擦鞋，梳头和烫发；他甚至还用父亲的刮脸刀把上唇和两鬓的细绒毛刮了个干净。他来到奥乔兰和胡安·方宁两条街的路口，吹了一声口哨。几秒钟后，埃米略出现在阳台上，这个小伙子也打扮得整洁漂亮。
“六点钟了，”阿尔贝托说，“快走吧。”
“等我两分钟。”
阿尔贝托理理裤线，把手绢从上装口袋里拉出几厘米；他对着窗户上的玻璃偷偷地细看：发蜡十分有效，发型依然如故。这时，埃米略从旁门跑出来，对阿尔贝托说：“客厅里有人。吃了一顿午饭，哎呀，真恶心！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家里从上到下都是威士忌的气味。我父亲借着酒意给我出了个难题。他装腔作势，不肯给我零用钱。”
“我有钱。借给你一些，要吗？”阿尔贝托说。
“假如咱们要去别的地方，我就借一点。可是如果就待在萨拉萨尔公园，那就不必了。喂，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家里还给你零用钱？难道你父亲还没有看成绩册吗？”
“他还没有看。只有我母亲看了。老头子会气破肚皮的。竟然有三门功课不及格，我这还是第一次。整个暑假我都得念书。也许不能去海滩了。算了，还是先不想这些吧。再说，他也可能不生气，因为家里有场不小的纠纷。”
“为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回来睡觉。今天早晨才露面，浑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真是个没有廉耻的人。”
“嗯，实在没有教养，他总是弄上一大堆女人。”埃米略点头说，“你母亲说他什么？”
“她对着他扔过去一个烟灰缸，接着就放声哭起来。街坊四邻大概都听见了。”
他们沿着胡安·方宁大街向拉尔科大街走去。那个卖饮料的日本人看见他们走过店铺，向他们招手问候。前几年，他们赛完足球经常跑到这家小铺来。街上的路灯刚亮，但是人行道上依然黑洞洞的，因为树叶挡住了灯光。走过科隆街的时候，他们向劳拉家望去。因为在去萨拉萨尔公园之前，街上的姑娘们常常先在那里集合。客厅的窗户还是一片漆黑，看来她们还没有碰头。
“我想她们也许到玛蒂尔德那里去了，”埃米略说，“贝拜和普鲁托吃完午饭就到那边去了。”他说着哈哈笑起来。“贝拜有点发疯了，星期日白天，他跑到松林别墅去了。要不是被玛蒂尔德的父母看见，他一定会被那帮暴徒打得灵魂出窍。同样也会打坏普鲁托，其实他跟那件事毫不相干。”
阿尔贝托笑起来，他说：“他为那个姑娘发了狂，求爱达到一百次。”
松林别墅离本区很远，位于拉尔科大街另一端，要走过中央公园，差不多快到通往乔里约斯的电车轨道附近。几年前，那个别墅区还属于“敌”占区，但是如今时代变了，街道已不再难以通行。外面来的小伙子在科隆街、奥乔兰街和波尔塔巷漫步，他们访问姑娘，参加舞会，邀请这里的姑娘看电影，和她们谈恋爱；同样，这里的小伙子也只好向外转移。开始的时候，他们十个、八个一伙到米拉芙洛尔其他几个街区去转悠，比如七月二十八日区、法国大道区等较近的地方，后来又向较远的街道，如安卡摩斯街、克罗街进发。这后面一条街上住着海军少将的女儿苏苏奇。有些人在外区找到了情侣，便投身到外区的土地去了，虽则并未放弃祖居地：迭戈·费雷街。在另外一些街道则遇到了阻力，即男人们的嘲讽与女人们的冷淡。而在松林别墅区，当地小伙子的敌视竟然发展到使用暴力的地步。贝拜开始追求玛蒂尔德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受到袭击，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但是贝拜继续向别墅区进攻，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同区的其他小伙子，因为那里不仅仅住着玛蒂尔德，还有葛拉谢拉和莫丽，这两位姑娘还都没有情人。
“那边不是她们吗？”埃米略问道。
“不是。你瞎眼啦？那是加西亚家的姑娘。”
他们走在拉尔科大街上，距离萨拉萨尔公园还有二十多米。一长串汽车像长龙似的沿着公路蜿蜒而上，在广场上打了一个盘旋，消失在公园旁边存放的车群中，接着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出现，但数量已经减少：从那里驶向拉尔科大街的方向去了。有些汽车里开着收音机，阿尔贝托和埃米略听见里面传出舞曲和年轻人的欢笑。与每星期的其他几天不同，今天拉尔科大街与萨拉萨尔公园相接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每个星期日晚上吸引二十岁以下的米拉芙洛尔人的那块磁铁，很早以前就在他们身上发挥威力了。他们并非外人，而是这片人群中的一分子。他们个个衣冠楚楚，香气袭人；他们人人心安理得，仿佛置身在自己亲人中间。他们向四下打量了一下，立刻看到一张张面孔在向他们点头微笑，立刻听到一声声他们惯于使用的语言。这些面孔，他们曾经见过千百次，那是在特拉萨斯俱乐部的游泳池里，在米拉芙洛尔的海滩上，在埃拉杜拉，在雷卡塔俱乐部，在里卡多·帕尔马、莱乌罗或者蒙特卡罗电影院里。同样还是这些人在周末舞会上常常和他们相见。他们不仅熟悉这些前往萨拉萨尔公园集合地点的年轻人的面貌、肤色和表情，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问题和雄心壮志。他们知道托尼并不幸福，虽然他的父亲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一辆赛车，可他所爱的那个姑娘安妮塔·蒙地萨瓦尔，冷淡而刻薄，但妖艳迷人。整个米拉芙洛尔都非常欣赏她那双睫毛弯弯的碧玉般的眼睛。他们知道维基和玛诺洛，就是刚刚从他们前面手拉手走过的那一对，相爱不久，几乎还不到一个星期；而帕基托则生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的疖疮和驼背使他成为米拉芙洛尔区的笑料。他们还知道，索尼娅明天要出国，也许要很长时间，因为她的父亲被任命为大使；而她却很难过，因为她不得不离开学校，丢下朋友，放弃骑马课。除此之外，阿尔贝托和埃米略更清楚地知道，由于互相之间的感情把他们同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别人也同样了解他们。他们不在场的时候，人们也常常回忆他们在爱情上的成败，剖析他们的浪漫史；起草舞会邀请者的名单时，他们也一向被考虑在内。说不定，此时此刻，维基和玛诺洛就正在谈论他们：“你看见阿尔贝托了吗？埃莱娜甩了他五次以后又和他说话了。上个星期她接受了他的求爱。现在，她又要把他甩了。他真是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