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萨尔公园到处都是人。他们勉强穿过那围在四方形草坪的人群。这块正方形的漂亮草坪中央有个水池，池中是座纪念碑，水中游着红黄两色的金鱼。阿尔贝托和埃米略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微微张着嘴，颧骨隆起，瞳孔里闪烁着火花。他们有些心神不定，脸上堆着半真半假的笑容；来来往往的人也是挂着这种笑容。一群群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靠在防波堤的墙上，望着绕过四方草坪的过往行人。一对对情侣互相打招呼，那点头致意的样子丝毫没有改变那种半真半假的笑脸，只不过动动眉毛、鼻子和嘴巴。那迅速而呆板的点头只是扬扬眉毛而已；与其说是致意，不如说是表示认识罢了，不过是一种信号罢了。阿尔贝托和埃米略在公园里转了两圈，和一些熟人、朋友打过招呼，也认出一些来自利马、马格达莱纳或乔里约斯的陌生人，他们是来欣赏那些可以与电影明星媲美的姑娘的。那些不速之客站在旁观席上向来往的人流不断喊上几句，仿佛甩在姑娘群里的鱼饵。
“她们还没有来，”埃米略说，“现在几点了？”
“七点整。也许她们已经来了，咱们没有看见。劳拉今天早晨告诉我，她们一定会来的。她去找埃莱娜。”
“她对你失信了。那也不奇怪。埃莱娜整天拿你耍着玩。”
“现在她已经不这样了，那是以前的事情。如今她跟我在一起，不是过去那样了。”阿尔贝托说道。
他们又转了几圈，焦急地向四面张望，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可是远远地看见了几对情侣：贝拜和玛蒂尔德，蒂戈和葛拉谢拉，普鲁托和莫丽。
“大概出了什么事情，”阿尔贝托说，“她们应该到这里了。”
“假如她们来了，你自己上前去吧。”埃米略不高兴地说，“我可不赞成这种事情，我是有自尊心的。”
“也许不是她们的错，说不定临时又不让她们出门。”
“瞎说。一个姑娘要出门，就算天塌下来，她也是要走的。”
他们继续兜圈子，一言不发，默默地吸烟。过了半个小时，普鲁托向他们打手势，说：“她们在那边。”说着指指大街拐角，“你们还瞎等什么？”阿尔贝托急忙推开众人，向那里跑去。埃米略跟在他后面，一路上嘟嘟囔囔。她们自然不是孤独的，一群生人围在她们身边。阿尔贝托说了一句“劳驾，让一让！”围着的人便毫无怨言地散开了。片刻之后，埃米略和劳拉、阿尔贝托和埃莱娜，双双挽着手在公园里漫步。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不能早出来。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得等姐姐回来，她看电影去了。我在这里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八点钟就得回去。”
“只能待到八点吗？可是现在差不多七点半了。”
“还不到。才七点一刻。”
“那还不是一样。”
“你怎么啦？心里不高兴吗？”
“没有。不过，埃莱娜，请你想想我的处境。实在太可怕了。”
“什么事情那么可怕？我不懂你说的意思。”
“我是说咱们的处境。咱们一直没有见面呀。”
“那你说怎么办？我早就告诉过你，会出这种事的。所以当时我不愿意答应你。”
“这可毫不相干。既然我们要好，自然就要见面。以前你不是我恋人的时候，你们家里随便放你出来玩，和其他姑娘一样，如今反而把你关在家里，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我想这都是伊内斯闹的。”
“你别说我姐姐的坏话，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们家里的事情。”
“我并不想干涉你们家里的事情，可是你姐姐实在令人讨厌，她非常恨我。”
“恨你？她连你的姓名怎么称呼都不知道。”
“那是你那么认为。我经常在特拉萨斯俱乐部看见她，我向她打招呼，她都不理睬我。可是好多次我发现她在偷偷瞧我。”
“说不定她喜欢你吧。”
“不要嘲笑我，好吗？你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
阿尔贝托轻轻握握埃莱娜的手，定睛望着她的双眼。她的表情十分严肃。
“埃莱娜，你应该理解我。你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怎么啦？”她干巴巴地反问。
“不知道。有时候你好像很讨厌和我在一块。可我越来越爱你，所以见不着你的面，我就很着急。”
“我事先已经对你说过。你不要责怪我。”
“我追了你两年多。每次你不理我，我就想：‘总有一天你会理我的，那时候我就会忘掉现在的苦日子。’可是结果更坏。从前至少还可以经常见到你。”
“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
“我怎么跟你说话了？”
“我不喜欢你对我说这样的话。应该有点傲气。不要这样求我。”
“我并没有求你。我说的是真话。难道你不是我的恋人吗？为什么你非要我骄傲点呢？”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那样对你不好。”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随你的便。”
他再次捏捏她的手，想看看她的眼睛，但是她避开他的视线，而且比刚才更严肃、更冷漠。
“咱们别吵架，”阿尔贝托说，“咱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我必须和你谈一下。”她突然急促地说道。
“好吧。什么事情？”
“我正在考虑……”
“考虑什么，埃莱娜？”
“咱们最好是保持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你想吵架？就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傻了。不要理会我那些话。”
“不，不，不是因为那些话。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我想最好咱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咱们的性格太不一样。”
“可是这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不管你怎么样，我喜欢你。”
“我可不。我已经想好了，我并不喜欢你。”
“啊，啊，好吧，好吧。”阿尔贝托说道。
他和她继续蹓跶，缓缓向前走着。他们忘记他们还手拉着手。又往前走了大约二十米，他们都默不作声，互不相望。走到水池旁边，她才松开手指，动作毫不激烈，仿佛在暗示什么。他明白那个意思，便松开了她的手。但是两个人的脚步都没有停住，他们仍然肩并着肩，继续保持沉默，沿着公园转了一大圈，望着迎面走来的一对对男女，还向其中的熟人点头微笑。等走出公园，到了拉尔科大街，他们才停住脚步，互相望了一望。
“你考虑好了吗？”阿尔贝托问道。
“是的，我想好了。”她回答说。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但是马上又摆出一副庄重的神情。他向她伸出手去，埃莱娜握住了他的手，用十分亲切缓和的口气说：“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对吗？”
“当然啦，”他回答说，“当然是朋友啦。”
阿尔贝托穿过那一排排迷宫似的汽车——这些车都一辆辆停放在公园外面的人行道旁，缓冲器紧紧顶住马路外沿——接着便走上了拉尔科大街。走到迭戈·费雷街街口时，他拐了进去。街上空荡荡的，他迈开大步，走在街心当中。快到科隆街街口的时候，他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贝拜。
“你好，”阿尔贝托说，“你怎么在这里？玛蒂尔德呢？”
“已经走了。她得早点回家。”
贝拜靠近他的身边，在阿尔贝托肩上轻轻一拍，脸上露出友好、同情的表示。
“我对埃莱娜的事感到遗憾，”他说，“不过我想这样更好一些。这姑娘对你不合适。”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刚刚吵过架。”
“我从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没有告诉你，怕你难受。”
“我不明白你的话，贝拜。请你明说吧。”
“你不会难过吗？”
“不会的，伙计，你干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埃莱娜对理查德钟情极了。”
“理查德？”
“对，就是圣伊西德罗大街的那个。”
“这是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但是大家都发现了，因为昨天晚上她和他到过纳蒂家里。”
“你是说纳蒂家的舞会？瞎说，埃莱娜没有去。”
“去过啦！这就是我们不愿意告诉你的事。”
“她对我说，她不会去的。”
“所以我对你说，这姑娘对你不合适。”
“你亲眼看见她了吗？”
“是的。她整个晚上都在和理查德跳舞。安娜跑去问她：‘你和阿尔贝托吵嘴啦？’她回答说：‘没有，可是明天一定要闹翻。’你不要为我刚才讲的事难过。”
“呸，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说真的，对埃莱娜我已经厌烦了。”
“好的，伙计，这样我就高兴了。”贝拜说，又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再追别的姑娘吧。这是最好的报仇方法，最有刺激性的方法，也是最甜蜜的方法。你干吗不追纳蒂？她长得很漂亮，现在又很孤独。”
“对，可以试试。这主意不坏。”阿尔贝托说。
他们走过迭戈·费雷街的第二条弄堂，到了阿尔贝托家的门口便分手了。贝拜一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阿尔贝托进门后，径直向通往自己房间的楼梯走去。房间里亮着灯，他一开门就看见父亲站在屋子中央，手中拿着成绩册，母亲坐在床上，好像正在沉思。
“晚安。”阿尔贝托说。
“回来啦，年轻人。”父亲说道。
父亲像往常那样穿了一身藏青色的衣服，好像刚刚刮过脸，头发油光锃亮，表面上他很严厉，但是眼睛里常常并没有那种严肃的神情，只是焦虑地注视着发亮的皮鞋、灰色圆点领带、衣袋上方的白手绢、无可指摘的双手、衬衣袖口和裤线。他那审视的目光是含混不清的，既有不安，又有自满，随后便恢复了表面的严厉神情。
“我的头有点痛，所以回来得比较早。”阿尔贝托说。
“大概是感冒吧。阿尔贝托，快上床睡觉吧。”母亲说道。
“年轻人，睡觉前，咱们先谈谈这个，”父亲晃着手中的成绩册说，“我刚刚看过。”
“有几门考得不好，”阿尔贝托说，“但是要紧的是升班了。”
“闭嘴！别说蠢话。”父亲说道，而母亲则恼怒地望望他，“这种情况在咱们家里从来也没有过。我的脸都丢尽了。你知道咱们家的人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学、大学——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名列前茅的吗？都二百年了。假如你爷爷看见这样的成绩，他要难过死了。”
“我们家也是如此。你别忘了，我父亲曾经连任两届部长。”母亲抗议道。
“不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父亲说道，丝毫不理睬母亲的话，“这是个丑闻。我不允许你糟踏我的家门。明天你开始跟家庭教师上课，准备入学考试。”
“考什么学校？”阿尔贝托问道。
“考莱昂西奥·普拉多。住校对你有好处。”
“住校？”阿尔贝托吃惊地望着父亲说。
“这种学校很难令人相信，”母亲说，“说不定会得病的。拉白尔拉区的气候非常潮湿。”
“我到乡巴佬念书的学校去，你不在乎吗？”阿尔贝托问道。
“既然这是唯一能使你变好的办法，我就不在乎。”父亲说，“你可以跟神父耍着玩，但是和军人办不到。再说，咱们家里的人一向非常民主。总之，既然要做人，就哪里都得去。现在睡觉去吧。从明天起，开始念书。晚安。”
“你上哪儿去？”母亲喊道。
“我有件急事。你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我的命真苦呀！”母亲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解散以后，我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过来，玛尔巴贝阿达，小母狗，你可真调皮呀！过来，你可真有趣呀！”它跑过来了。这都是它过于信任我而造成的恶果。假如那时它躲开，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今我很可怜它。可是那天去饭厅的时候，我心里还非常恼火呢。玛尔巴贝阿达缩着爪子趴在草地上的那副样子，又有什么要紧。它一定要瘸了，我可以肯定。要是它受伤出血，还能痊愈，皮毛一长好，顶多留块伤疤。可是它没有出血，连嚎都没有嚎一声。因为实际上我是一只手捂住它的嘴巴，另一只手把它的一条腿拧了一下，就像那个可怜的卡瓦有一次扭断母鸡脖子一样。它痛得很，它的眼神说明它痛得很厉害。“狗东西，让你尝尝这个滋味，看你以后还捣乱不捣乱。我一站队，你就趁火打劫。我是你的同伴，可不是你的用人。以后在军官面前，不许再啃我的靴子。”母狗默默地颤抖着。我一放开它，才发觉我把它整苦了。它站立不住，总是摔倒。它的腿骨折了，一站起来就摔倒。它开始轻轻地嗥叫。我又一次想揍它一顿。但是下午我开始可怜起它来。我从教室出来的时候，看见它老老实实地趴在草地上，就在上午原来的那个地方。我对它说：“过来，你这个狗娘养的。来给我赔礼道歉。”它站起来，又跌倒了。它站起来两三次，都摔倒了。最后它勉强挪动几步，还是三条腿在蹦跳。听它那嗥叫的声音，一定是痛极了。我把它整苦了，大概要一辈子瘸腿。我很难过，把它抱起来，想给它的腿正骨。它尖叫起来，这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里面有什么地方骨折，最好不要去碰它。玛尔巴贝阿达并不记仇，它舔舔我的手掌，脑袋偎在我的怀里，我开始给它的脑袋和肚皮搔痒。但是我刚刚把它放在地上，让它走一走，它就摔倒了，或者一蹦一跳的。因为三条腿很难保持平衡，所以它就嗥叫。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它一用力，我扭断的那条腿就使它疼痛万分。卡瓦那个山里人不喜欢玛尔巴贝阿达，他厌恶它。我多次发现他用石头打它，趁着我不注意踢它，山里人非常虚伪，卡瓦尤其如此。我哥哥总是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是不是山里人，你就看看他的眼睛，你会发现他忍受不住而避开视线。”我哥哥非常了解他们，因为他当过卡车司机。我从小就想当个像他那样的卡车司机。他常常进山到阿亚库乔去，每星期两次，第二天返回，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我记得几乎没有一次他回来时不讲山里人的恶习的。他喜欢喝几杯，一喝酒立刻就找山里人打架。他说他喝醉了，别人才能抓住他。这大概是真的，那一次要是没喝酒，不可能抓住他，更不可能把他打成那个样子。总有一天我要去万卡约，查一查是什么人干的。他们把我哥哥害成那副模样，要叫他们心里后悔一辈子。那天警察跑来问：“喂，巴尔底维索家是住在这儿吗？”我回答说：“对，里卡多·巴尔底维索家就是这里。”我记得当时我母亲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一下子弄进屋里。她惊惶失措地迎上前，疑心重重地望着警察说：“世界上叫里卡多·巴尔底维索的人多啦。再说我们不能替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我们虽然穷，但是老实正派。警察先生，您别理会刚才那个毛孩子的话。”可是当时我已经十岁多啦，根本不是什么毛孩子。警察大声笑着说：“里卡多·巴尔底维索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是来通知您，他在急救站，被人捅了好几刀，浑身上下像个马蜂窝。他要求通知家属。”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那个瓶子里还有多少钱，得给他买点橘子。”水果白买了，没用上，也不让我们交给他，因为他浑身都缠着绷带，只能看见两只眼睛。那个警察始终在旁边和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他可真野呀！太太，您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刺伤他的吗？在万卡约。您知道在什么地方救起他的吗？靠近乔西卡。他可真野呀！他自己爬上汽车，非常镇静地开到利马。发现他的时候，汽车在公路外面，他伏在方向盘上睡觉呢。我想那与其说是由于受伤，不如说是醉酒。您要是看看那辆卡车的样子，就会明白。到处都是血，太太，他是一路上流着血开车回来的。请您原谅，像他这样的野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您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吗？”“伙计，你还醉着呐，要是人家给你捅上三十多刀，你早在半路上就死掉啦。处在那种情况下，你从万卡约是回不来的。”我母亲对他说：“对，警察先生，他父亲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人家把他送回来，差不多已经半死不活，连话也快要说不出来。他还让我给他去买酒，因为他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我只好把烧酒瓶子送到他嘴边。您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吗？这个里卡多真是他父亲的儿子，生来给我带来不幸。早晚有一天也会像他父亲那样远走高飞，我们就再也没法知道他在哪里，干什么事情了。可是这孩子他爸爸（说着她拍了我一巴掌），人却很温和，是个养家守业的人，跟那个可完全两样。上班回家，周末交给我一个装钱的信封，我给他留出车钱和烟钱，剩下的都存起来。警察先生，他跟前一个可大不相同，差不多滴酒不沾。可是我的大儿子，就是这个缠着绷带的，非常厌恶这个人。他让这个人过了不少苦日子。里卡多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回家晚了，我那个可怜的丈夫就发抖，因为他知道这个野人又是喝醉了回来的，又会大声地喝问：‘那位先生在哪儿？据说他是我的后爹，我要跟他谈谈。’我那可怜的丈夫躲在厨房里，后来里卡多把他找到了，赶得他满屋子乱跑。结果弄得他非常苦恼，只好也走了，但是情有可原。”警察听了，乐得像头高兴的母猪。里卡多在床上扭来扭去，非常恼火，因为没法张嘴告诉母亲：不要再说了，不要让他再难受了。我母亲送给警察一个橘子，其余的都带回了家。里卡多伤好以后对我说：“你一定要经常提防山里人，他们是世界上最阴险的人。他们从来也不跟你正面交手，总是在背后捣鬼。他们那一回就是用烧酒把我灌醉，等我一迷糊，就扑了上来。如今，我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不能去万卡约跟他们算账了。”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对山里人一向很反感，但是在中学里只有很少几个山里人，两三个罢了，而且都已经同化。可是一到这里，看见那么多的山里人，真叫我不舒服。他们比海边上的人还多。好像整个高山地区的人都下来了一样：阿亚库乔人、普诺人、安卡什人、库斯科人、万卡约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跟那个可怜的卡瓦一样。班上有好几个山里人，但是他显得比任何人都突出。那是什么样的头发呀！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有那样坚硬的头发呢？我发现他为此感到害臊。他总想压平它，不晓得他买了些什么样的发油，把头发泡在里面，免得直立起来。他整天梳呀，抹呀，大概胳膊都举痛了吧。看看那些头发已经服帖了，突然，唰地一下，有一根头发直立起来，接着又一根，又是一根，很快达到五十多根、一百多根、一千多根；特别是两边鬓角上的头发，简直像钢针一样地直立着，还有后脑勺上也是如此。山里人卡瓦都有点半疯了，因为大家总是拿他的头发和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发油开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家起哄的那个场面：他的脑袋油光发亮地一露出来，大家就把他包围住了，立刻尖声数起来：“一、二、三、四。”我们还没有数到“十”，他的头发已经竖起。他铁青着脸忍耐着，但是他的头发还一根接一根地在往上跳。我们数到五十之前，他的全部头发已经像只刺猬帽子那样戴在头上。头发脱落是又一件使他心烦的事。但是对卡瓦来说，比别人更讨厌的是他那个奇怪的发型：几乎没有前额，眉毛之上就长着头发。这片头发一定很不舒服，没有前额一定很讨厌，这是又一件使他心烦的事。有一次，有人发现他在刮脑门子。我想准是巴亚诺发现的。巴亚诺跑进宿舍说：“快去看呀，山里人卡瓦正在刮掉脑门上的头发，真是值得一看。”我们赶快向教室楼的厕所跑去，因为他在那里躲着，免得别人看见。卡瓦正在那里，前额上抹着肥皂，就像抹下巴一样，小心翼翼地刮着，以免受伤，那真是把他整得够呛。他气得快发疯了。就是那一次，他跟黑人巴亚诺打起架来，就在那间厕所里。他们打得可真厉害！但是黑人力气更大一些，他毫不留情地揍着卡瓦。“美洲豹”这时说：“喂，既然他那么愿意剃掉头发，咱们为什么不给他帮忙呢？”我认为“美洲豹”那样干是不对的，卡瓦也是“圈子”里的一分子，可是“美洲豹”从来也不放过整他的机会。黑人巴亚诺虽然刚刚打过架，却表示完全赞成，第一个向卡瓦猛扑过去，接着是我。我们把他牢牢抓住之后，“美洲豹”把刷子上剩下的肥皂沫全都胡乱涂在卡瓦的前额和前半个脑袋上，然后就动手刮起来。“老实点，山里人，你要乱动，刀子就划破你的脑袋。”我紧紧抱着卡瓦，他的肌肉在膨胀，但是不能动弹，只好愤怒地看着“美洲豹”。刮呀，刮呀，“美洲豹”把他的半个脑袋刮得精光。真没见过这样整人的方法！后来这个山里人安静下来，“美洲豹”拿了一把头发擦掉卡瓦头上的肥皂沫，突然把手捂到山里人脸上说：“吃吧，山里人，用不着恶心，吃吧，可口的泡沫。”他一站起来，跑去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这个笑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像那次那样笑得厉害：大家看见卡瓦半个脑袋光光的，半个脑袋长着直毛。在检阅场，他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诗人又跳又叫，喊道：“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在这里，快报告警卫室！”这时大家一拥上前，把卡瓦围在当中。士官生们指手画脚地笑；院子里有两个准尉也开始笑起来，最后山里人自己也不得不笑了。后来站队的时候，瓦里纳中尉说：“怎么回事？混蛋，为什么像疯婆子那样地傻笑？各班班长，出列！”班长报告说：“报告中尉，没有什么事情。全体出勤。”准尉们于是说：“一班有个士官生，他的脑袋只剃了一半。”瓦里纳说：“那个士官生到前边来！”卡瓦在瓦里纳面前立正，中尉说了一声：“脱帽！”山里人立刻执行了命令，这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瓦里纳喊道：“肃静！怎么能在队列里笑？”可是他自己一看见山里人那颗脑袋，也咧开嘴巴笑了。“喂，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山里人回答说：“报告中尉，没有什么。”“怎么没有什么？你以为军事学校是马戏团吗？”“不是，中尉。”“那你的脑袋为什么要这样？”“报告中尉，天气热了，我把头发剃掉了。”瓦里纳这时大声笑着对卡瓦说：“你简直像个疯婆子，可是这里不是疯人学校。到理发室去，全部剃光，这样头上就不热了。按照条令规定，不长出头发来，你不能外出。”可怜的山里人，他不是坏人。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从前我讨厌山里人，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哥哥里卡多打成了那个样子，所以我总是拿卡瓦出气。可是后来，“圈子”开会，要抽签让一个人去揍四年级一个小子的时候，卡瓦抽中了。于是我说，咱们最好另挑一个人，因为卡瓦要是让人抓住，咱们就要倒霉。卡瓦一声不吭，在琢磨我的话。后来，“圈子”解散的时候，“美洲豹”向我们建议说：“‘圈子’是完蛋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咱们可以另外成立一个，由咱们四个组成。”我说，不和山里人打交道，他们都是胆小鬼。“美洲豹”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咱们中间不能有这种玩笑。”他把卡瓦叫来说：“博阿刚才告诉我们，说你是个胆小鬼，不能参加‘圈子’。你应该给他证明他是错的。”山里人说：“好吧。”当天夜里我们四个跑到操场上，为了不让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人认出我们是新兵，让他们拉去铺床，我们摘掉了肩章。我们顺利地来到操场上，“美洲豹”说：“你们两个打的时候，既不要骂，也不要喊。四、五年级的宿舍里到处是那些龟孙子。”鲁罗斯说：“最好把外衣脱下来，免得撕破，明天还要检查军容风纪呢。”于是我们脱了外衣。“美洲豹”说：“你们自己开始吧。”我早就知道山里人不是我的对手，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那样顽强。确实如此，山里人经受得住打击，尽管他们个子矮小，看起来不像样。卡瓦长得很矮，但是非常结实，身材四四方方，敦敦实实，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一拳打去，他好像没事一样，很镇静地忍耐着，但是异常凶猛、粗野，紧紧抓住我的脖子和腰部，简直没有办法甩开他。我揍他的背脊和脑袋，迫使他离开，但是他立刻又像野牛一样扑过来，真是顽强呀！看着他那不太灵活的样子，真令人同情。这个以前我就知道，山里人打架不会用脚。卡亚俄港的人才会使用双脚，比双手还灵活；“双飞脚”大概就是他们发明的，但是很不容易，一般的人不会同时飞起双脚，踹到敌人脸上。山里人打架只会用双手，也不会像土生白人那样用脑袋，土生白人的脑袋确实很硬。我认为卡亚俄港人是世界上最会打架的人。“美洲豹”说他自己是贝亚必斯塔区的人，但是我相信他是卡亚俄港人。不管怎么说吧，贝亚必斯塔区离港口也很近。我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他那样既会用脑袋又会用双脚。打架的时候，他几乎不用手，自始至终就是头撞脚踢，我一辈子也不想和“美洲豹”打架。我说：“山里人，最好还是罢手吧。”他回答说：“随你的便。不过以后再也别说我是胆小鬼了。”鲁罗斯这时说：“穿上衣服，擦擦脸。那边有人来了，好像是准尉。”来的人不是准尉，而是五年级的士官生。他们一共五个，其中一个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戴帽子？”“你们是四年级的，还是狗崽子？不许撒谎。”另一个喊道：“立正！把钱和烟掏出来！”我当时很疲倦，那个家伙搜查我的衣袋时，我静静地忍耐着。可是搜查鲁罗斯的那个小子说道：“这个家伙装满了钞票和香烟，真是个宝库呀！”“美洲豹”嘿嘿冷笑说：“你们都很勇敢，就因为你们在五年级，对吗？”其中一个人问道：“这个狗崽子刚才说什么？”天很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另外一个家伙说：“狗东西，你敢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吗？”“美洲豹”说：“士官生先生，假如您不是五年级的，您一定不敢掏我们的钞票和香烟。”那几个士官生大声笑起来。他们问“美洲豹”：“看来你非常可恶，对吗？”“美洲豹”回答说：“对，可恶极了。我还认为，如果咱们要是在街上相遇，你们一定不敢把手伸到我的衣袋里来。”“哎呀呀，哎呀呀，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一个声音叫道。另一个说：“如果你乐意，士官生，可以摘掉我的肩章，扔到地上去，我仍然会想，没有肩章，我也要把手伸到我想伸的地方去。”“美洲豹”说：“不，士官生，我认为你不敢这样做。”“那咱们来试一试。”那个士官生说罢，就扔下军服，摘掉肩章。“美洲豹”一脚就把他踢倒，按在地上便打，于是那个家伙放声喊：“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来帮忙？”其他几个人闻声而上，朝“美洲豹”扑去。鲁罗斯这时说：“这我可不答应。”我也朝人堆冲去。这样的打架真少见！谁也看不见谁，偶尔就飞来一两脚，我想：“大概是‘美洲豹’踢过来的。”就这样大家打成一团，直到哨声响，方才跑散。这一架打得真痛快！到了宿舍脱下军服的时候，一看四个人身上，从头到脚都肿了，可是我们笑了—个痛快。全班同学都挤到洗脸间，要求我们讲讲。诗人为了让我们消肿，把牙膏抹在我们脸上。那天晚上，“美洲豹”说：“这—仗算是新‘圈子’的洗礼吧。”后来我走到可怜的卡瓦床前，对他说：“嘿，咱们做个朋友吧。”他立刻对我说：“那当然啦。”
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可口可乐。保林诺用不怀好意的眼色无耻地盯着他们。阿拉纳的父亲对着瓶子小口地喝着，有时瓶子停在嘴上，两眼走神，脸上时而抽搐一下，他便又喝上一口。阿尔贝托毫无兴趣地喝着，苏打水在胃里使他发冷，他尽量不开口，免得那男人又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他向左右看看，没有见到小羊驼，它大概在操场。士官生下课以后，那畜生就躲到学校另外一头去；上课的时候则相反，它会迈着缓慢的体操步伐到草地来闲逛。阿拉纳的父亲付过钱后，又给了保林诺一点小费。教学楼那边还看不清楚，检阅场上的路灯也还没有亮，浓雾却已经下降到地面。
“他受了很多罪吗？”那男人问道，“星期六把他抬到这里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罪吗？”
“没有，先生。他当时昏迷不醒。在进步路把他送上一辆汽车，一直送进医务室去了。”
“星期六下午才通知我们，”那男人声音疲倦地说，“大约在五点左右。他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离校了，他母亲想来看他。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他总是受处罚。我心里想，这可以迫使他多念点书。加里多上尉给我们打的电话。年轻人，当时对我们可实在是个打击。我们立刻就上路了，我在海岸街差一点撞车。竟然不让我们陪着他。这种事哪家医院也不会有。”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他送往别的医院。他们不敢拦阻。”
“医生说现在不能动，他的伤很重，这是真的，干吗要瞒着呢？他母亲一定要发疯了。为了星期五的事，她对我大发雷霆，您知道，那实在是不公道。女人就是这样，总是颠倒是非。我对孩子是比较严厉，那也是为了他好。可是星期五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种胡说罢了。她却总是责怪我。”
“阿拉纳回来没有讲什么。可是平时什么事情都对我说。”阿尔贝托说道。
“我跟您说，那天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回到家里待了几个钟头，不知为什么那天许可他外出。他有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刚一到家，他就要上街。那可是太不礼貌了，对吗？匆匆忙忙回家，又匆匆忙忙上街，这是怎么回事呀？我让他留在家里陪陪他母亲，因为他不回家，她已经急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您看她是不是胡扯。如今她却说，直到最后那天，我还在折磨他。您看是不是胡说八道？”
“您的太太大概神经太紧张了，这很自然，又是这样的一种事情……”阿尔贝托说。
“对，对，对，”那男人说，“简直没有办法劝她休息，她整天待在医务室等着医生。可是毫无用处。您看，医生几乎不讲话，总是那句：‘先生们，耐心点，放心吧，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我们会通知大家的。’那个上尉还算和气，他总想安慰我们，可是应该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三年之后——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士官生怎么会出这种事故？”
“这意思是说，还不清楚，恰当点说……”阿尔贝托说道。
“上尉给我们解释了，”那个男人说，“现在我都知道了。您明白，军人是主张坦率的，直截了当，说话不吞吞吐吐。”
“他把详细情况都给您讲了吗？”
“是的，吓得我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好像是他扣动扳机的时候，步枪撞到什么东西上了。您懂了吗？这有一部分要怪学校，他们是怎么教的？”阿拉纳的父亲说。
“上尉告诉您说是他自己打中了自己吗？”阿尔贝托打断了他的话。
“这一点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那男人说，“他不应该当着他母亲的面说这个。女人家都很脆弱。可是当兵的都是炮筒子。我本想我的儿子能够这样，像块岩石一样。您猜他跟我们说什么？在军队里要为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他就是这么讲的。他向我们说明，专家们检查了那支枪，每个部件都很好。过错全在孩子身上。这我可是还有疑问。我认为是子弹走火造成的。总之，没法搞清楚。军人们总比老百姓清楚这种事情。再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些都是他对您讲的吗？”阿尔贝托又追问了一句。
阿拉纳的父亲望望他说：“是呀。怎么啦？”
“没有什么。”阿尔贝托回答说，“我们没有看见，当时我们在山上。”
“请原谅，我得关门了。”保林诺说。
“最好还是回医务室吧。说不定现在可以看看他了。”阿拉纳的父亲说。
他们两人起身走了，保林诺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向草地走去，阿拉纳的父亲背着双手走着，他已经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阿尔贝托心里想道：“‘奴隶’从来也不跟我谈起他，也不谈他的母亲。”
“我想请您帮个忙，可以吗？”他说，“我想见见阿拉纳。我不是说现在，而是明天或者后天，等他好一点的时候。您就说我是您家的亲戚或朋友，然后把我带进他的房间。”
“行，咱们看情况吧。我和加里多上尉谈一谈。他好像很受尊敬，像所有的军人那样，比较严格，总而言之，他们的职业就是这样。”
“对，军人就是这个样子。”阿尔贝托说。
那男人说：“您知道，那孩子非常恨我，这我察觉到了。我将来和他谈谈，假如他不糊涂，他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会看到责任全在他母亲和那老疯婆子阿德利娜身上。”
“那是他的姨妈吗？”阿尔贝托问道。
“是的，”那男人恼怒地说，“那是个患歇斯底里症的老太婆。她把他当成女孩子来抚养，送给他小娃娃，给他烫头发。这些她们可瞒不住我。我见过他在契克拉约的照片，她们给他穿上裙子，烫了鬈发。您明白吗，给我的亲生儿子。她们趁我不在家，离得远，就这样干。可是她们那一套是不行的。”
“先生，您经常出去旅行吗？”
“不，”那男人粗鲁地回答说，“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利马，我也没有兴趣。我把他接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带坏了，成了一个没有用的废物。就因为我想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人，谁就有权来责怪我吗？难道我还要为这样的事感到悔恨吗？”
“我想他一定很快就会痊愈的，”阿尔贝托说，“一定的。”
“不过我也许有些生硬。”那男人继续说道，“出于溺爱，他母亲和那个疯婆子阿德利娜不懂得什么叫明智的爱。您愿意听我的劝告吗？您将来有儿女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在离母亲远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比女人娇惯孩子更坏的了。”
“好了，咱们到啦。”阿尔贝托说。
“那边出什么事了？人们为什么要跑？”那男人问道。
“那是吹哨集合。我得走了。”阿尔贝托说。
“再见，”那男人说，“谢谢您陪着我。”
阿尔贝托拔腿就跑，很快就追上前面一个士官生。原来是乌里奥斯特。
“还不到七点呢。”阿尔贝托说。
“‘奴隶’死了，”乌里奥斯特气喘吁吁地说，“我们去通知这件事。”
二
那一次我的生日正赶上节日。母亲对我说：“早点到你教父家里去，因为有时候他要下乡的。”她给了我一个索尔的车钱。教父家住得远极了，在下桥附近。我到了他家，可是他不在。开门的是他女人，她一向不喜欢我。她对我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并且说：“我丈夫不在。大概晚上也不回来，你不用等他啦。”我回到贝亚必斯塔，心里很不痛快。我原来盼着教父会像每年那样给我五个索尔。我打算给特莱莎买一盒粉笔，但这一次是作为正式的礼物，再给她买一本一百页的方格本，因为她的代数本子已经用完了。要不然就请她去看电影，当然她姑妈也得去。我甚至还算过账，花五个索尔我可以买三张贝亚必斯塔电影院的池座票，最后还可以剩下几个银币。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你教父跟他女人一样，也是个没良心的人。他一定是故意躲开，让他女人把你打发走的。”我想她说得有道理。母亲这时告诉我：“啊，对了，特莱莎来找过你，她让你去一趟。”我说：“是真的吗？真奇怪呀！她有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我。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我猜测总有些事，但是过去没有发生过呀。我想：“她大概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来祝贺的。”我大步流星跑到她家，一敲门，开门的是她姑妈。我向她问好，老太太看见是我，转身就回厨房去了。她姑妈总是这样对待我，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不敢贸然进去。正在这个时候，她出来了，满脸笑容地迎上来，对我说：“你好！快进来。”我只说了一句：“你好！”勉强笑了一下。她说：“进来。到我房间里去。”我好奇地跟在她后面，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她房间里，她从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包裹，对我说：“拿着，给你过生日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我从去年就记住了。”包裹很大，我拿着它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决定打开看看，因为没有纸绳捆着，所以只要把纸打开就行。纸是咖啡色的，和街头那家面包店用的纸一模一样。我想她大概是特地向人家要的。纸包里面是件毛背心，和纸的颜色一样。我立刻明白了，她早就把这一切做好打算，因为她很有审美力，所以让毛背心和包装纸的颜色协调一致。我把纸放在地下，一面望着背心，一面对她说：“啊，真漂亮！啊，真谢谢了！啊，真不错呀！”特莱莎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好像比我还要高兴。她说：“我是在学校里上手工课的时候织的。我告诉别人，这是给我哥哥织的。”说完，她哈哈笑起来。这说明她很早就计划了送礼的事，还说明当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还是在想着我。给我准备礼物这件事，证明她对待我超过了一般的朋友。我再三对她说：“多谢，多谢。”她大声笑着说道：“你喜欢吗？真的吗？你还是穿上试试吧。”她帮我穿上。背心稍微短了一些。我连忙抻了抻，免得她看出来。结果她没有发现，竟然高兴地自夸起来：“非常合身，非常合身，我可是不知道你的尺寸，我是估量着做的。”我脱下背心想再次包上，可是我不会包。她赶忙跑过来对我说：“放下，瞧你包得这个难看样子，让我来包。”她果然包得整整齐齐，一点皱纹也没有。她放到我手里，对我说：“为了祝贺你生日，让我拥抱你一下。”她拥抱了我，我也拥抱了她。我和她的身体在一起贴了几秒钟，她的头发轻轻拂着我的面颊。接着我又听见了她那快活的笑声：“你不高兴吗？干吗这个样子？”她问我，我只好勉强笑了一笑。
第一个进门的是甘博亚中尉。他在走廊里就已经脱下帽子，所以只要立正，两只鞋跟一碰就行。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甘博亚知道上校身后那扇宽大的窗户外面，是一片浓重的迷雾，迷雾笼罩着学校的铁栅、公路和大海。片刻之后，又传来了脚步声。甘博亚让开门口，仍然立正着站在旁边。进来的是加里多上尉和瓦里纳中尉，他们也把军帽拿在手里，夹在腰间。上校依然望着写字台，没有抬头。房间十分华丽、整洁，样样家具好像都新漆过一遍。加里多上尉转身看看甘博亚，牙床骨和谐地蠕动着。
“别的中尉呢？”
“报告上尉，我不知道。我已经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到这里来。”
过了不久，卡萨达和皮塔卢加走进来了。上校这时站了起来。他比在场的人要矮得多，而且胖得出奇，头发几乎全已变白，鼻子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一对灰色、深陷而又多疑的眼睛。他依次望望手下的军官，他们一个个仍然立正站在那里。
“稍息！请坐下。”上校说。
中尉们等着加里多上尉先找好座位。有几张皮椅事先已摆成圆形。上尉在靠近落地灯的一张皮椅上坐下来。中尉们接着坐到他的旁边。上校走近前来，军官们微微向前倾斜着上身，全神贯注，严肃而又尊敬地看着上校。
“一切都就绪了吗？”上校问道。
“是的，上校。”上尉回答说，“遗体已经抬进教堂。来了一些家属。一班在守灵；十二点钟二班去换岗，然后按顺序轮到别的班。花圈已经送来了。”
“全部吗？”上校问道。
“是的，上校。我亲自把您的名片放在那个最大的花圈上了。军官们的花圈、家长联合会的花圈也送来了。每个年级送一个花圈。家属也送来花圈和花束。”
“您和家长联合会主席谈过送葬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