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尼达第二天就回到了米隆内斯，他火冒三丈：这群黄色工会头头，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阿玛莉娅从来没听过他这么粗声讲话：他们血口喷人，妈的×，那些特务对我拳打脚踢，叫我揭发。鬼知道什么人、什么事。他对黄色工会头头比对特务还要恨：等阿普拉上了台，有这些兔崽子好看的，有这些向奥德里亚卖身投靠的人好看的。纺织厂告诉他：你已经不在编制之中了，你因旷工被辞退了。特里尼达：我知道，去找工会，他们是不会理我的，去找部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阿玛莉娅：你光骂黄色工会头头不是浪费时间吗？还是去找个工作吧。于是特里尼达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跑，但人们告诉他，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于是二人只好靠借债度日。阿玛莉娅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更会撒谎了。圣地亚哥：安布罗修，阿玛莉娅是怎么死的？特里尼达每天八点离家，半小时后就回来了，往床上一躺：我跑遍了整个利马找工作，我累死了。阿玛莉娅：你不是刚出去就回来了吗？安布罗修：是动了一次手术死的，少爷。特里尼达：我都被入档了，那些黄色工会头头把我的材料都转到别的工厂去了，人们都拿我当瘟神，我不会找到工作了。阿玛莉娅：别总是骂黄色头头了，还是去找工作吧，不然我们会饿死的。他说：我走不动了，我病了。她：什么病？特里尼达把手指伸到嗓子眼里，引起一阵阵痉挛和呕吐：你瞧我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出去找工作？于是阿玛莉娅又去了观花埠一趟，在索伊拉太太面前痛哭了一场。索伊拉太太对堂费尔民讲了，堂费尔民对奇斯帕斯说：告诉卡里约，还是恢复阿玛莉娅的工作吧。阿玛莉娅回到家里告诉特里尼达说药厂又雇佣她了，特里尼达却眼望着屋顶一言不发。别那么傲气，我做工挣钱，等你病好了再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不是生病了吗？特里尼达说：我现在倒下了，你就来让我难堪，是谁叫你这样做的？
赫尔特鲁迪丝·拉玛看到阿玛莉娅又回到药厂做工，感到十分高兴，监工的却说：你的后台真硬，走了，来了，像穿裙子那么方便。头几天，药片总是从手指间滑落，周围积满了药瓶。但是一星期之后技术就恢复了。罗莎丽奥太太对阿玛莉娅说：你应该带他去看看病，你没见他成天净胡说八道吗？他在骗人，每次吃饭的时候，一谈找工作他就没正经，过后又跟正常人一样了。特里尼达一吃完饭就把手指伸进嘴里，又咳又吐，接着就说：我生病了，亲爱的。阿玛莉娅要是不理他，他就像没事似的自己擦净秽物，过了一会儿就忘掉了自己的病：药厂的工作怎么样？接着又是开玩笑，又是跟她亲热。阿玛莉娅思量着，背着他祈祷着，哭泣着：会过去的，他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然而，事情并未好转，更有甚者，他索性跑到胡同口向过往行人大喊：你们这些黄色工会的头头！说着又要用拳击飞腿踢人家，要点人家的穴。阿玛莉娅对赫尔特鲁迪丝说道：他那么瘦，每次人家把他送回家里时都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有一天，他还没把手指捅进嘴里就吐了，面色苍白。第二天，阿玛莉娅把他送到工人医院，医生说是神经痛，叫他每次头痛就吃几小匙药。从此以后，特里尼达就整天嚷嚷头痛得要炸了，但是一吃药就恶心。阿玛莉娅骂他：你装病玩，结果真的生病了。特里尼达变得更加桀骜不驯、牢骚满腹、玩世不恭了，两个人几乎没法交谈。每次看到阿玛莉娅收工回来，他就说：怎么，你还不把我甩掉？圣地亚哥：你们的女儿呢？特里尼达总是歪躺在床上：不动弹我才感觉好些。有时他跟堂阿塔纳修聊聊天，但从来不再问起阿玛莉娅腹中的孩子。阿玛莉娅对他说：我的肚子又大了，里面有动静了。他呢，只是望着她，仿佛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由于呕吐，他几乎吃不进东西。阿玛莉娅从药厂偷了几个小纸袋，让他吐在里面，别吐在地上。他却故意朝着桌子、床上张开嘴，用令人生厌的尖声说道：你要是嫌我吐，你就滚！女儿留在普卡尔帕了，少爷。过后特里尼达又后悔了：原谅我吧，亲爱的，我坏，你再容忍我一段时间吧，我很快就要死的。二人还去看电影，阿玛莉娅鼓动他去体育场，但是他抓住自己的头发：不，我是病人。他瘦得像条狗，裤子本来连裤腰都系不上，现在却显得宽宽大大的了。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叫阿玛莉娅给他剪头发了。圣地亚哥：你干吗把女儿留在普卡尔帕？赫尔特鲁迪丝对特里尼达说：你为这么点儿小事就垂头丧气，跌个跤就爬不起来，就甘心让老婆养活自己？但是阿玛莉娅自从他变成这个鬼样子以后反而更加爱他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每当听到他胡说八道的时候，她就感到世界快到头了；每次他在黑暗中扯下她的衣服，她就感到一阵眩晕。安布罗修：阿玛莉娅在普卡尔帕交了个朋友，那位太太准备抚养我们的女儿。特里尼达的头痛病时好时坏，时停时发，阿玛莉娅一直闹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又或者是被他夸大了的。安布罗修：再说，我当时惹了一场祸，就匆匆地离开普卡尔帕了。但是特里尼达的呕吐病一直没有痊愈，阿玛莉娅对他说：这都是你自己闹的。他却说：这都是黄色工会头头搞出来的，亲爱的，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
一天，阿玛莉娅在胡同口碰见了罗莎丽奥太太，后者双手叉腰，两眼冒火：特里尼达把塞莱丝特关在房里想强行无礼，我说要叫警察，他才开门。阿玛莉娅找到特里尼达，他也怨气冲天：罗莎丽奥太太太欠考虑了，明知道我在警察局挂了号，她还要喊警察，而且她想得也太邪了，我对那个塞莱丝特根本不感兴趣，只是想跟她开开玩笑。阿玛莉娅破口大骂：无耻，忘恩负义，靠老婆养活的疯子！最后用鞋子打了他一顿。特里尼达又喊又叫，双手乱舞，也不反抗。当晚，他双手抱头躺在地上起不来，阿玛莉娅和堂阿塔纳修把他拖到街上，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到医疗站打了一针，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回米隆内斯。特里尼达走在中间，每走一个街区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回到家里，二人把他放倒，他在入睡前说了一番让阿玛莉娅失声痛哭的话：你还是抛弃我吧，跟我在一起会毁了你一生的。我快不行了，你再找一个能更好地照顾你的人吧！安布罗修：我的女儿叫阿玛莉塔·奥登希娅[93]，现在大概有五六岁了，少爷。
一天，阿玛莉娅从药厂下工回家，看到特里尼达高兴得又蹦又跳：我们的灾难过去了，我有工作了。他又是抱她，又是拧她，看样子幸福极了。阿玛莉娅惊呆呆地问他：可是，你的病呢？他：好了，我完全好了。他又对她说：我在街上遇到了伙伴佩德罗·弗洛雷斯，他也是个阿普拉，我同他一起在岛上监狱里坐过牢，我跟他讲了我的遭遇。他说：你跟我来吧，他把我带到卡亚俄港，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些伙伴。当天下午，码头上就有活可干。你瞧，阿玛莉娅，伙伴总归是伙伴。我从心底感到自己是个阿普拉，维克托·拉乌尔万岁！工资不多，但这无关紧要，问题是我又有劲头了。从此，特里尼达每天很早离家，但总比阿玛莉娅先到家，脾气也变好了。他说：我的头也不太痛了，伙伴们陪我去看医生，给我打了几针，连钱也不收。你瞧，阿玛莉娅，党在照顾我，党就是我的家。佩德罗·弗洛雷斯从来不到米隆内斯来，有好几个晚上，都是特里尼达出去同他见面。阿玛莉娅有些嫉妒了，特里尼达笑了：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还会欺骗你？我发誓，我是和伙伴们参加秘密会议去的。阿玛莉娅说：别再搞政治了，再搞要杀头的。特里尼达不再骂黄色头头了，但仍然呕吐不止。好几个下午，阿玛莉娅都看见他在床上躺着，两眼深陷，食欲不振。一天晚上，他又出去开会了，堂阿塔纳修走进来对她说：你来一下。然后，把她带到街角处，她看到特里尼达正一个人坐在人行道上吸烟。阿玛莉娅偷偷地窥视了片刻，等他回到胡同里，阿玛莉娅问道：你还好吧？他：很好，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阿玛莉娅思量着：他别是另有所欢了吧，但为什么对我还是那么亲热呢？特里尼达工作后的第一个星期，工资信封连拆都没拆，等着阿玛莉娅回来：我们给罗莎丽奥太太买点儿礼物吧，平平她的气。他们挑了一瓶香水。接着他又问：你想买点儿什么，亲爱的？阿玛莉娅说：最好还是把钱留着付房租吧。但是他说：我喜欢把钱花在你身上，亲爱的。安布罗修：叫阿玛莉塔是为了纪念她妈妈；叫奥登希娅是为了纪念一位太太，阿玛莉娅曾在这位太太家当过用人，少爷，阿玛莉娅很喜欢她，不过她也去世了。堂费尔民说道：你干了这种事，就必须离开这里，无赖！特里尼达对阿玛莉娅说：你救了我，告诉我，你想要点什么？阿玛莉娅：我们去看电影吧。于是二人看了一部莉贝尔塔·拉玛尔凯[94]主演的片子。故事情节很悲惨，同他们二人的境遇很相似，阿玛莉娅叹着气走出了电影院。特里尼达说：你的感情真丰富，亲爱的，你太好了。二人开了一会儿玩笑，特里尼达想起了阿玛莉娅肚子里的孩子，他摸了摸她的肚皮：小鬼头真胖。罗莎丽奥太太看到香水放声痛哭，对特里尼达说道：你太叫我感动了，拥抱我一下吧。第二个星期，特里尼达说：我们去看望看望你的姨妈吧，她知道你要有孩子了，就会跟你和好的。于是二人到了利蒙希约。特里尼达先进去，接着姨妈就张着双臂跑出来叫阿玛莉娅。二人在姨妈家中吃了饭。阿玛莉娅思量着：灾难过去了，一切都好了。这段时期她已经感到身子重了。赫尔特鲁迪丝和药厂里别的女伴早就为娃娃做了衣裳。
特里尼达不见了。那天阿玛莉娅跟赫尔特鲁迪丝去看医生，回到米隆内斯时天色已经晚了，特里尼达不在家。天亮了，他还没回来。早晨十点的样子，一辆出租汽车开到胡同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一个人打听阿玛莉娅：我想同你单独谈谈，我是佩德罗·弗洛雷斯。他让阿玛莉娅上了汽车，阿玛莉娅问道：我丈夫出了什么事？佩德罗·弗洛雷斯说：他被捕了。阿玛莉娅：这都怪您。他望着阿玛莉娅，仿佛她是个疯子。是您怂恿他搞政治的。佩德罗·弗洛雷斯：我？搞政治？我从来没搞过政治，也永远不会去搞政治，我讨厌政治，太太，是特里尼达这疯子昨天晚上闯了祸，把我也牵连进去了。接着他告诉阿玛莉娅，二人从巴兰科区一个小型晚会出来，跑过哥伦比亚大使馆的时候，特里尼达说：停一会儿，我要下车。佩德罗·弗洛雷斯以为他要小便，但是他下了车就喊：他妈的黄色工会头头，阿普拉万岁，维克托·拉乌尔万岁。我吓得开车就跑，只见警察把他带走了。阿玛莉娅哭道：这都怪您，怪阿普拉，他又要挨打了！佩德罗·弗洛雷斯：您怎么啦，您在说些什么呀，我不是阿普拉，他也从来没加入过阿普拉，这我都一清二楚，因为我们俩是表兄弟，我们俩是在维多利亚区长大的，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出生的，太太。阿玛莉娅抽泣着：您骗人，他生在帕卡斯玛约。佩德罗·弗洛雷斯：谁让您相信他这些鬼话的？我发誓，他生在利马，从来没离开过利马一步，也从来没搞过政治，只是在奥德里亚政变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被捕了，大概是捉错了。出狱后他头脑发昏，硬说自己是北方人，是阿普拉。您最好去警察局一趟，告诉他们他是酒后失态，他们会释放他的。佩德罗·弗洛雷斯走了，把阿玛莉娅留在胡同口。罗莎丽奥太太陪着阿玛莉娅又到堂费尔民家求情，堂费尔民打完电话说：他不在警察局，你明天再来吧，我打听打听。但是第二天早晨，一个小男孩走进胡同：特里尼达·洛佩斯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里。到了医院，阿玛莉娅和罗莎丽奥太太被人指点着从一个大厅到一个大厅，最后，一个有着男人胡须的老嬷嬷：啊，对。接着就劝阿玛莉娅：你要认命啊，上帝把你丈夫接走了。就在阿玛莉娅痛哭流涕之际，人们告诉罗莎丽奥太太，特里尼达是今天一大早在医院门口被人发现的，是得了脑溢血死的。
阿玛莉娅几乎连为特里尼达哭一场都未哭成。下葬的第二天，她姨妈和罗莎丽奥太太就把她送进产科医院了，因为她感到持续的疼痛。那天一早，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她在产科医院里住了五天，同病房的黑人妇女生了个混血儿，那黑人妇女一直在找话跟她谈，而她只是回答对、好、不。罗莎丽奥太太和姨妈天天来看她，给她带吃的来。她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伤心，只是感到疲倦，食而无味，话都懒得说。第四天上，赫尔特鲁迪丝来了：你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卡里约工程师可能认为你在旷工呢，幸好你有堂费尔民这个后台。阿玛莉娅心里暗想：随便他怎样认为吧。阿玛莉娅出院后，到墓地给特里尼达送去几支马蹄莲，罗莎丽奥太太在坟上给他放了张圣像。佩德罗·弗洛雷斯用小棍在墓碑表面的石膏上写的字都还在。阿玛莉娅感到乏力、空虚、厌倦。等有了钱，我给你买块石碑，请人用金字刻上特里尼达·洛佩斯的名字。她慢条斯理地跟特里尼达聊起天来：为什么现在情况好转了，你却走了。说着她又骂了起来，你为什么总对我说谎。她又告诉他：我被送进了产科医院，孩子死了，你要是看到孩子该有多好啊。回到米隆内斯，她又记起了他那件蓝色上衣，特里尼达生前总说这是他的礼服，说阿玛莉娅扣子钉得不好，钉上了总掉下来。他们那间小屋被人锁起来了，原来房主人带来了一个货商，把屋里的东西全给卖了，罗莎丽奥太太央求说：留下点她丈夫的东西给她做个纪念吧。但是房主人根本不理。阿玛莉娅：算了，有什么办法呢。姨妈在利蒙希约的那间小屋子招了个房客，也没有地方了。罗莎丽奥太太有两间住房，在其中一间里为她腾出了一块地方。圣地亚哥：你闯了什么祸？又为什么匆匆离开普卡尔帕？第二个星期，赫尔特鲁迪丝·拉玛来到了米隆内斯：你怎么还不去上班，你要叫人等到什么时候？阿玛莉娅：我再也不回药厂了。那你干什么去？什么也不干，我就待在这儿，除非人家赶我走。罗莎丽奥太太：傻瓜，我永远也不会赶你走。你为什么不愿意回药厂？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想去了。阿玛莉娅说话火气很大，赫尔特鲁迪丝也就不敢再问了。出了个大乱子，为了一辆卡车的事，我不得不躲起来，少爷，我连想都不愿想。罗莎丽奥太太强迫她吃饭，劝慰她，想方设法使她忘掉往事。阿玛莉娅睡在塞莱丝特和赫苏斯二人中间，后者是罗莎丽奥太太的最小的女儿，她直发牢骚，说阿玛莉娅晚上总是跟特里尼达谈话，总是跟自己的儿子讲话：阿玛莉娅帮罗莎丽奥太太用木盆洗衣服，在绳子上晾衣服，用煤火烧熨斗。这些活都是她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做的，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双手无力。天黑了，天亮了，黄昏又来临了。赫尔特鲁迪丝来看望她，姨妈也来。她呢，听着她们讲话，对什么都回答对、是的，也对她们捎来的礼物表示感谢。罗莎丽奥太太每天都问她：你还在想特里尼达？她：是的，也想我的孩子。罗莎丽奥太太对她说：你跟特里尼达简直一模一样，你低头了，没斗志了，还是把不幸忘掉吧，你还年轻，还能重新生活。阿玛莉娅大门不出，一个劲儿地洗呀，补啊，很少梳洗。一天，她照了镜子，心想：特里尼达要是看到你这副样子，肯定不会爱你了。到了晚上，每当堂阿塔纳修回到家里，她就过来跟他聊天。堂阿塔纳修的小屋子很矮，她都站不直，地上铺着一块破垫子，还堆满了各种杂物。二人一面聊天，堂阿塔纳修掏出小酒瓶，一面喝着。堂阿塔纳修，您说会不会是特务们打了他，看他快要死了，就把他丢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门口了？堂阿塔纳修有时说：对，可能是这样。有时却说：不会的，可能是他们把他放了，他感到不舒服，就自己一个人到医院去了。也有的时候说：反正是死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你还是想想自己，忘掉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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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萨，是不是由于上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圣马可是个大妓院，而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的天堂，你就倒霉了？您不喜欢圣马可什么，少爷？圣地亚哥回想：倒不是因为圣马可六月才开学，而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四月就开学，也不是因为那里的教授像书桌那样都老朽了，而是因为一谈起读书，同学们都不感兴趣；一谈起政治，他们的眼睛里就流露出一种冷漠的神情。乔洛们的表现跟富家少爷们简直一模一样，安布罗修。阿伊达说：教员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他们不得不在政府各部门兼职，在中学里兼课，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哈柯沃说道：应该理解学生们的麻木不仁，这是体制造成的，需要有人来鼓动他们，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但是共产党在何处？哪怕是阿普拉，又在何处？难道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入了狱，都被流放了？圣地亚哥：现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当时我并没发现这些，我还是挺喜欢圣马可的。那位教授在一年之内只解释了《西方》杂志上刊登的《逻辑研究概要》中的两章，但不这样又怎么办呢？胡塞尔[95]也许会说：要从现象学上取消狂犬病的问题，先放一放再说。你看教务长的脸色：那利马的狗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怎么办？那位只进行拼写测验的教授怎么样了？那位在考试时问学生弗洛伊德[96]犯过什么错误的教授的情况又是如何？
“你错了，一个人应该博览群书，包括蒙昧主义的作品。”圣地亚哥说道。
“能从原文读作品就太有意思了。”阿伊达说道，“我很想学学法文、英文，甚至德文。”
“博览群书，但还要有批判精神。”哈柯沃说道，“进步的书籍你总是觉得不好，颓废的作品你却认为很好。这就是我对你的批评。”
“我仅仅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意思，我喜欢《城堡》。”圣地亚哥表示不同意，“但我并没有把问题普遍化。”
“那是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翻译得不好，而卡夫卡的作品翻得好。别再争了。”阿伊达说道。
讲历史渊源的那位矮瘦、大肚皮、蓝眼、白发的老教授怎么样了？他讲得真好，我真想改学历史，不学心理学了，阿伊达说道。哈柯沃：是的，不过，可惜他是搞西班牙文化的，不是搞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最初几天教室挤得满满的，后来人慢慢地减少了。到了九月，只有一半学生来上课，在教室里找个位子并不那么困难了。圣地亚哥回想：不是学生们对教授失望，不是教授没学问或不好好教，而是因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了。阿伊达说道：因为学生们穷，不得不去工作。哈柯沃：也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影响，只重视文凭，要想毕业根本用不着上课，用不着对课程有兴趣，也用不着去钻研，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瘦儿子，你对圣马可满意吗？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执教，这是真的？你怎么变得这么沉默了，瘦儿子？爸爸，我很满意；爸爸，是真的，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教书；我并没变得沉默，爸爸。索伊拉太太说道：你像个幽灵似的在家中进进出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家人都不照面，像头冬眠的熊。奇斯帕斯：你读书读得都快变成对眼了。蒂蒂：你为什么不跟波佩耶出去玩了，超级学者？圣地亚哥回想：因为有哈柯沃和阿伊达就够了，因为他们的友谊是排他性的，这友谊能使一切变得那么丰富多彩，能使一切失去的都得到补偿。他回想，我是不是从上了圣马可开始倒霉的？
三人上同样的课程，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起去圣马可图书馆或国立图书馆。只有睡觉才勉强分开。三人阅读同样的书籍，看同样的电影，为同一张报纸发火。每天中午、下午放学，三人坐在哥尔梅纳路上的帕雷尔莫酒吧中一连长谈几个小时，在阿桑加罗大街上的点心店里一连几个小时地争论，在法院后面那家台球咖啡馆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评论政局。有时三人钻到电影院里，有时逛书店，有时则像寻求冒险一样，长时间地在整个城市中漫步。这种并非基于异性吸引的兄弟般的友谊看起来是永恒的。
“我们赞赏同样的事物，我们也仇恨同样的事物，但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但您那时为什么那么痛苦？”安布罗修说道，“为了那个姑娘？”
“我从来没有跟她单独相处过。”圣地亚哥说道，“我并没感到痛苦，只是有点感到腹内有条蠕虫[97]。仅此而已。”
“您想使她爱上您，但又不能，因为她有了别人。”安布罗修说道，“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离她又近，但又没有办法。我懂得这种滋味是什么样的。”
“你对阿玛莉娅也有过这种感情吗？”圣地亚哥说道。
“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写这种感情的。”安布罗修说道。
哈柯沃说：圣马可大学是全国的一面镜子。二十年前，这些教授也许都是进步人士，读过许多书，但是后来由于不得不兼搞别的工作，或是由于社会风气，就都变成庸人，变成资产阶级了。蓦地，那条小蠕虫又纠缠不清地爬到了胃部。阿伊达说：学生也有过错，他们都喜欢这种体制嘛。圣地亚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哈柯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大学的体制改革。杂乱的谈话、热烈的争论都被那酸溜溜的小蠕虫干扰了，打乱了。注意力也被一种忧伤或是怀念的狂飙破坏了。可以搞平行授课，双重管理，大学属于人民，哈柯沃说道，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大学讲课，学生可以赶掉不称职的教授，既然老百姓不能进大学，那么就让大学去深入老百姓。为此您感到忧伤，您虚构了二人单独散步的情景，所以您要怀念这种散步，对吗？圣地亚哥说道：既然圣马可是全国的一面镜子，那么只要秘鲁还是这么糟，圣马可就永远也好不了。阿伊达：要想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但是我们是学生，我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哈柯沃说过，搞改革实际上就是搞革命，要分阶段进行，而且不能悲观。
“您是嫉妒您的朋友了。”安布罗修说道，“嫉妒心是世界上最有害的东西。”
“哈柯沃肯定也嫉妒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但我们两个都在掩饰着。”
“他那时肯定希望能像变魔术似的看您一眼您就消失了，好让他自己跟那姑娘单独在一起。”安布罗修笑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说道，“我对他又恨，又爱，又佩服。”
“你不要怀疑一切。”哈柯沃说道，“要么肯定一切，要么怀疑一切，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我不是怀疑一切，”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话赶话说出来的。”
“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超出空谈理论的范围。”阿伊达说道，“我们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不要光空谈。”
“光我们三个人是不行的，”哈柯沃说道，“我们先要同进步学生建立接触。”
“我们入学已经两个月了，但还没遇到一个进步分子。”圣地亚哥说道，“我倾向于认为进步分子根本不存在。”
“他们必须小心点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柯沃说道，“他们早晚会出现的。”
果然，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进步学生神秘地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但犹如一闪即逝的影子：你们是文科一年级的吧？课间休息时，这些人往往坐在系里庭院的某条长椅上，好像是在为被捕的学生购买床垫募捐；有时也在法律系的喷水池周围散步，同别的系、别年级的学生交谈几句：他们被关在监狱的牢房里，睡在硬地上。在这种短暂迅速的对话中，在不信任感过去之后，怎么还没有人打破疑虑跟他们三人谈起募捐之事呢？他们注意到，或是自以为注意到，有人在精明地试探他们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慎重的试探，暗示一下人们正在准备某种即将到来的事件；或是暗暗表示，让他们也以同样秘密的方式表示一下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但谈话丝毫不涉及政治，只说这次募捐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动，甚至只说这是一种基督徒的慈善行为。这些人单独地、匆匆地出现在圣马可，走近他们，谈那么一小会儿，而且谈的内容都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就在消失了几天之后重新出现了。虽说真诚而热情，但他们那乔洛人、华人、黑人的笑容始终流露着戒备的神情；他们那内地人的口音讲出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穿着始终是那破旧的、褪了色的衣服和旧鞋子，有时腋下夹着一些报刊和书籍。他们简单地问道：你们是学什么的？哪儿的人？叫什么？在哪儿住？像是阴天的干雷，一种突然的信任感蓦地拨响了沉闷的谈话：在奥德里亚政变时，那个法律系的学生同别的同学一起躲进了圣马可。这种信任感又燃炽了谈话：这个人被捕过，在狱中进行过绝食。接着又透露：他被放出来才一个月。这种透露在三人心中激起了一种急切的兴奋和强烈的好奇：当各系联合中心和学生联合会还在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警察解散学生组织、监禁其领导人之前，那个人是经济系的代表。
“你每次故意晚回家是为了不跟我们一道吃饭，即使屈尊跟我们一道吃饭，也是金口难开。”索伊拉太太说道，“是不是在学校里让人把舌头割掉了？”
“那人既反对奥德里亚，也反对共产党，”哈柯沃说道，“是个阿普拉分子，你们信不信？”
“装聋作哑是为了引人注目。”奇斯帕斯说道，“天才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跟庸人讲话的，对不对，超级学者？”
“蒂蒂小姐有几个孩子了？”安布罗修说道，“您有几个了，少爷？”
“我看他更像个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总是讲列琴[98]的好话。”阿伊达说道，“你没听见他说列琴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蒂蒂有两个孩子，我还没有，我还不想当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决定要一个。到了我们这种地步，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到晚总是迷迷糊糊的，一对眼睛像是被卡住脖子的小羊。”蒂蒂说道，“你在学校里大概爱上什么人了吧？”
“每晚我回家，总看到你的台灯在亮着。”堂费尔民说道，“读书是好的，但也应该懂点交际，瘦儿子。”
“是的，我爱上了一个梳辫子、光脚走路、只会讲克楚亚语[99]的姑娘。”圣地亚哥说道，“你有兴趣见见吗？”
“我那黑妈妈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自己夹着面包来到世上的。”安布罗修说道，“我对她说：要我说，你本来是可以生一大堆的。我妈妈已经长眠在地下了。”
“我每次回家总感到有点儿累，所以回房间了，爸爸。”圣地亚哥说道，“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讲话，难道我疯了不成？”
“我一跟你讲话，你就这样，真是头难弄的驴子。”蒂蒂说道。
“你不疯，只是有点儿怪。”堂费尔民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瘦儿子，你可以跟我说心里话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那个人倒可能是共产党员，”哈柯沃说道，“他对玻利维亚事件[100]的见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没什么问题，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什么问题也没有，真的。”
“潘克拉斯很久以前在哇乔得了个儿子。一天他老婆跑了，以后就一直没见面。”安布罗修说道，“从此以后，他一直想方设法要见到孩子，要看孩子是不是跟他一样丑，否则，他死都不瞑目。”
“那人接近我们，不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他光跟你一个人说话，瞧他那副笑容。你征服了他，阿伊达。”
“你净往坏处想，资产阶级！”阿伊达说道。
“我很理解他，因为我现在也是整天地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说道，“总是想她现在怎样了，像谁。”
“你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往坏处想？”圣地亚哥说道，“难道革命者就不想女人？”
“好了，一谈资产阶级你就生气。”阿伊达说道，“别这么敏感，老兄，别资产阶级气了，唉，瞧我又说漏了嘴。”
“我们去喝杯牛奶咖啡吧。”哈柯沃说道，“来吧，莫斯科请客。”
这些人是单独行动的叛逆者还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其中有没有密探？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很少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或许是装作互不相识。有时似乎想透露些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欲言又止。他们的那些暗示、提示，褪了色的西装，还有那事先准备好了的行动方式，在三人中引起了不安、怀疑和一种由于疑虑或害怕而不得不控制住的敬佩心理。那些他们偶然才能遇上的面孔开始出现在三人课后常去的咖啡馆里。那些人是不是被派来进行试探的？他们像影子一样，谦卑地坐在三人占据的桌子旁。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让他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掩饰了。阿伊达说道：我们班上有两个特务在校外活动。哈柯沃说道：没等特务们引人上钩，我们就发现了，他们不得不坦白。圣地亚哥说道：特务们辩解说，他们这样做，将来可以从一般的律师提升到一个好职位。阿伊达：这些蠢货连说谎都不会。谈话开始不那么空洞了，有时还具有一种极为大胆的政治色彩。这种谈话经常是从某件趣闻、玩笑、流言蜚语，或是从打听某事开始的。华盛顿说，危险的并不是那些身份公开的人，而是那些没列入警察编制的领津贴的密探。接着就是吞吞吐吐、似乎偶然提出的问题：一年级班上的气氛如何？有没有苦闷情绪？同学们对时事是否关心？是不是多数人关心重建联合中心？谈话越来越玄虚莫测，转弯抹角，滑向了国际问题：你们对玻利维亚的革命有什么想法？你们对危地马拉[101]怎么看？三人感到兴奋、鼓舞，于是大声发表开意见了。让密探们去听吧！让他们来抓人吧！阿伊达这样鼓励着自己。圣地亚哥回想：阿伊达当时最兴奋，她激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回想：她这样最危险了。她首先大胆地把谈话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引到了秘鲁。我们生活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发亮了；尽管玻利维亚的革命是一次自由主义的革命，她的鼻子竖起来了；尽管危地马拉的革命还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的太阳穴跳得更快了；但比起秘鲁来好多了，她前额上的头发在跳动；秘鲁在受着一个卑鄙的将军的统治，她一边讲一边用手击额；一群强盗在统治着秘鲁，她的小拳头击在桌上。那些影子般一闪即逝的人感到坐立不宁、惶恐不安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是打断她改变话题，就是站起来走掉。
“您爸爸说，是圣马可害了您。”安布罗修说道，“他说您不爱他了，这要怪圣马可。”
“你使得华盛顿很尴尬，”哈柯沃说道，“他要是党员，就必须小心点。在他面前你骂奥德里亚得低声点，否则就要把他牵连进去。”
“我爸爸跟你说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
“你以为华盛顿走掉是由于这个？”阿伊达说道。
“他这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搞清楚您为什么不爱他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他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白人，来自山区，性格活泼，讲话从来不像别人那样一本正经、故弄玄虚、说教训人。三人最先知道的名字就是他：华盛顿。他那身浅灰色的衣服、他那两排总是露在外面的结实的牙齿和他开的玩笑，给帕雷尔莫酒吧、台球咖啡馆或是经济系的庭院谈话带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同别人那种封闭式的、公式般的对话中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从一闪即逝的影子变为有血有肉的人，圣地亚哥回想着，他是第一个成为熟人、朋友的人。
“他为什么以为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还跟你说了我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个学习小组呢？”华盛顿心不在焉地说道。
三个人停止了思考，停止了呼吸，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学习小组？”阿伊达一字一字地说道，“学习什么？”
“您爸爸不是跟我说的，”安布罗修说道，“是跟您妈妈、哥哥、妹妹和朋友说的。他们在汽车里谈，我开车时听到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华盛顿很自然地说道，“学校里没这门课，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化知识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你比我更了解我的爸爸。”圣地亚哥说道，“告诉我，他还说了我些什么？”
“这一定很有意思，”哈柯沃说道，“咱们组织个小组吧。”
“我怎么能比您更了解您的爸爸呢？”安布罗修说道，“瞧您想的，少爷。”
“问题是要搞到书，”阿伊达说道，“旧书店里只有一两本过期的《苏维埃文化》。”
“我知道，他肯定跟你谈到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不过，也没关系，你要不愿说，就算了。”
“书倒是可以搞到，但是要小心点儿，”华盛顿说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冒险，会被认为是共产党而记入档案。当然，这你们了解得很清楚。”
马克思主义小组就这样诞生了，三人不知不觉地开始参加了活动，沉浸在渴望已久、极具吸引力的地下活动之中。他们也发现了位于乔塔街上那家热闹的书店和那个戴太阳镜、胡子雪白的西班牙老人，他在店后保存有20世纪出版社和劳塔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他们买下书，包好皮，贪婪地阅读着。这本书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使得小组的讨论热烈异常。这是一本问答式的教材。圣地亚哥回想：那本书叫做《哲学入门》，作者是乔治·波利采尔[102]。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埃克托尔，在此之前，埃克托尔也是一个一闪即逝的影子，他们了解到这个寡言少语、高瘦得像只长颈鹿的人是学经济的，靠当广播员维持生活。大家决定每星期聚会两次，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在何处聚会，最后选定埃克托尔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宿舍，从那时起，一连几个月，大家每星期四、六都到那儿去。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感到有人在跟踪、监视，所以在进门之前总要小心地望望四周。每次都是三点左右到达。埃克托尔的房间很大，但很旧，有两扇朝街的窗子，位于一个聋子老太婆办的寄宿公寓的二楼。有时聋子老太婆上楼来高声问他们：要喝茶吗？阿伊达坐在床上，圣地亚哥回想：否定之否定。埃克托尔坐在地上，圣地亚哥回想：质变。圣地亚哥坐在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回想：矛盾的统一。哈柯沃坐在窗台上，圣地亚哥回想：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华盛顿总是站着，圣地亚哥回想：他是为了长高些。他不禁笑了。对波利采尔的书，每人每次解释一章，然后大家对此解释进行讨论。每次聚会都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会后，两个两个地离开，房间里则充满了烟雾和热气。过后，他们三人总是在某个公园、某条大街或某个咖啡馆再聚会一次，继续讨论。阿伊达：华盛顿会不会是党员？三人都在猜测。哈柯沃猜道：埃克托尔是党员吗？圣地亚哥说道：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三人继续热烈地讨论：自我批评怎么做？就这样，他们通过了一年级的考试。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圣地亚哥回想：一次也没去海滩。就这样，第二学年开始了。
小萨，是不是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开始觉得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够，还必须信仰，你就倒霉了？你倒霉是不是由于缺乏信仰，小萨？您对上帝缺乏信仰，少爷？我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信仰，安布罗修。波利采尔说，关于上帝的想法，关于“纯精神”创造宇宙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时空之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圣地亚哥，你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波利采尔说，只有同意唯心主义的神秘论，从而不受科学的检验，才能信仰一个时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上帝；才能信仰一个空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上帝。最糟糕的是，我那时总爱怀疑，安布罗修，最理想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说上帝是存在的或是不存在，并且信仰其中的一种说法。圣地亚哥发觉自己在学习小组里有时说谎。阿伊达：你嘴上说相信、同意，内心却在怀疑。波利采尔说，建立在科学结论之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存在于空间和某一时刻，即时间之中的。最好能够攥紧拳头，咬着牙说：阿普拉能解决问题，宗教能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也能解决问题，并且相信其中的一种说法，安布罗修，这样，生活就会自己进行，人们也就用不着感到空虚了，安布罗修。您那时不相信神父，从小就不去望弥撒，少爷，但您确实相信宗教，相信上帝，难道大家不应该信仰上帝吗？波利采尔的结论是，因此，宇宙不可能是造出来的，因为：为了创造世界，上帝需要不是任何时刻的时刻（对上帝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世界就必须是从无到有了。阿伊达说道：小萨，你就这么想不开？哈柯沃：既然无论如何要有信仰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对上帝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圣地亚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伊达，我愿相信波利采尔的话是对的。哈柯沃：我烦恼的是我总是怀疑。阿伊达：总是不能肯定，哈柯沃。小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是用来掩饰其唯心主义的。阿伊达就没有怀疑？哈柯沃就那么相信波利采尔？阿伊达：对什么都怀疑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会使你瘫痪，无所作为。哈柯沃：它会使你终日探索，自己折磨自己，而不去行动，这样一来，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这话可当真？不会有假？阿伊达：小萨，要行动就得有信仰，而信仰上帝并未曾有助于改变任何事物。哈柯沃：因此，还是要信仰能够改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小萨。华盛顿：难道要向工人灌输系统的怀疑论吗？埃克托尔：难道要向农民灌输充足理由论吗？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也想，当然不能这样，小萨。最好当时能够把眼一闭：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把拳头一攥：宗教就是无知；把脚一跺：上帝并不存在；把牙咬得咯咯响：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解放了全人类；冲啊：也就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可结果你没能够这样做，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到死你都是个小资产阶级。圣地亚哥想：难道儿时的奶水、中学的教育、家庭、所居住的市区就那么强大有力？你去望弥撒、忏悔、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去领圣餐，还有祈祷，这一切都在起作用。骗人，我不相信。我经常到聋子老太婆的寄宿公寓去，量变导致质变，对，对，这才是起作用的。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狄德罗[103]。对，对。突然，圣地亚哥又感到了小蠕虫：骗人，我不相信。
“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未发现我在说谎。”圣地亚哥说道，“我说我没在写诗啦，我信上帝啦，我不信上帝啦，等等，我一直都在说谎，在骗他们。”
“您最好别再喝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在中学里、在家里、在区里、在学习小组里、在大学部[104]里，甚至在《纪事报》里，”圣地亚哥说道，“我这辈子都在干自己并不相信的事，一辈子都在装假。”
“爸爸把你那些共产主义的书都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这太好了，哈哈。”蒂蒂说道。
“我这辈子一直想信仰某种东西，”圣地亚哥说道，“却一直在撒谎。我没有信仰。”
小萨，你是由于缺乏信仰才倒霉的吗？会不会是由于你太胆怯了？车库里那只装旧报纸的大箱子里除了新版的波利采尔作品之外，又积累了许多别的书。圣地亚哥回想：都是些学习小组阅读过、讨论过的书，《怎么办？》《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起源》[105]。他回想道：那些书装订很差，字体也小，《法兰西内战》被大家读得书页上沾满了手指印。经过事先的观察、询问、试探，学习小组又一致通过地吸收了几个人：先是学人类学的印第安人马丁内斯，后是学医的索洛萨诺，还有一个几乎患有白癜风的黑人姑娘，外号叫“白鹤”。这样一来，埃克托尔的房间就显得小了，定期聚会也使得聋子老太婆的眼睛露出了警觉的神色，于是大家决定：还是滚吧。阿伊达提出到她家去，“白鹤”也愿意把房间奉献出来。大家决定，在赫苏斯·玛丽娅区佩蒂·杜阿路上一所糊着百合花墙纸的公寓房子里和利马克河畔一所红砖房子里轮流聚会。第一次到阿伊达家的时候，大家受到了一个高个子白发老人的热情招待。阿伊达：这是我爸爸。老人一面挨个儿和每个人握手，一面忧愁地望着大家。老人本来是排字工人、工会领导人，在桑切斯·塞罗[106]执政期间被捕过，差一点死于心脏病猝发。现在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做工，晚上在《商报》做校对，已经不搞政治了。他知不知道我们到你家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道。他不在乎吗？当然不，他还认为这样做挺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