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你爸相处得就像朋友一样，肯定很愉快。”圣地亚哥说道。
“自从我妈妈去世后，”阿伊达说道，“这可怜的人又做爸爸又做朋友和妈妈。”
“我要是想同爸爸和睦相处，就得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圣地亚哥说道，“他从来不赞成我。”
“和一个资产阶级老爷是没办法讲通的。”阿伊达说道。
圣地亚哥回想：根据量变到质变的理论，小组也就从一个学习的组织变成了讨论政治的集会。从阐述马利亚特基[107]的文章到批判《新闻报》上的社论；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到谴责卡约·贝尔穆德斯的暴行；从议论阿普拉的资产阶级化到谴责潜在敌人托洛茨基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大家发现有三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大家一连几个小时，成天成月地想识破他们、调查他们、窥视他们、招惹他们：啊，知识分子，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们。这三个人在圣马可的庭院里荡来荡去，满嘴都是革命言辞，挑拨性言辞，什么社会动荡啊、正统派啊，等等。托派的人数多吗？少得可怜，但是极为危险，华盛顿说道。索洛萨诺说道：他们是为警察局干事的吧？埃克托尔：也许，不过，不管干不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哈柯沃说：制造分裂、散布混乱、转移视线、毒化气氛，比直接告密还坏。为了捉弄托洛茨基分子，躲避密探，大家一致同意，在学校里不凑在一起，在走廊里遇上了也不要停下来谈话。圣地亚哥回想：学习小组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但是只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才存在友谊。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三头聚会会不会使其余的人不高兴？三个人仍然一起去听课，上图书馆，上咖啡馆，在庭院中散步，看电影。《米兰的奇迹》使得他们振奋不已。影片结尾处出现的鸽子是和平鸽，还有那国际歌的音乐。维多里奥·德·西卡[108]是个共产党人吧？区里的某家电影院只要上映俄国影片，三个人就满怀希望和热情地急着赶去看，哪怕明明知道是一部老掉牙的、净是没完没了的芭蕾舞场面的影片。
“您感到冷吗？”安布罗修说道，“您的肚子在抽筋？”
“跟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这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在黑暗中惊醒，以为自己要死去。我动都不能动，既打不开灯，也喊不出来。我蜷缩在床上，浑身是汗，颤抖不已。”
“经济系有一个人可以参加我们小组，”华盛顿说道，“问题是我们小组的人太多了。”
“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是的，我们再这么多人开会就太不慎重了。”埃克托尔说道，“我们最好分成两个组。”
“分就分吧，我那时是最赞成的，连想都没想。”圣地亚哥说道，“几个星期之后，我每天醒来都像白痴一样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组呢？”印第安人马丁内斯说道，“要分就快点儿，不要浪费时间。”
“他着急了，因为他要分析剩余价值，他准备得很充分。”华盛顿笑了。
“我们可以抓阄儿。”埃克托尔说道。
“靠运气不合理。”哈柯沃说道，“我建议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来分。”
“当然，这样最合理，也最容易。”“白鹤”说道，“前四名分在一组，其余的在另一组。”
圣地亚哥回想：当时，我并未感到心脏受到打击，蠕虫也未出现，只感到惊愕、混乱。他回想：只是突然感到不自在，有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这是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吗？
“赞成哈柯沃建议的人请举手。”华盛顿说道。
圣地亚哥更加不自在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感到一阵胆怯，这一切使他讲不出话来。在别人举手几秒钟后，他才举起了手。
他没有掉过头去看阿伊达，也没看哈柯沃，而是慢条斯理地点燃了一支烟，翻了翻恩格斯的著作，和索洛萨诺交换了一个微笑。
“好了，马丁内斯，你可以露一手了。”华盛顿说道，“剩余价值是怎么回事？”
圣地亚哥回想：不光是革命，哈柯沃还有一颗心，一颗温暖却隐蔽着的心，一个机灵的小脑袋，反应快，工于心计。他早就计划好了还是临时提出来的？革命、友谊、嫉妒、羡慕，一切都混成一团了，混在一起了，我的思想也乱了。小萨呀，哈柯沃也是上帝用肮脏的泥土造出来的啊。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纯的人。”圣地亚哥说道，“那次就是个例子。”
“您后来再没看见那位姑娘了吗？”安布罗修说道。
“跟她见面的次数减少了，哈柯沃倒是每星期跟她见两次面。”圣地亚哥说道，“我痛苦，感到受骗了，但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嫉妒。我那时胆子太小，不敢……”
“那个人大狡猾了，”安布罗修说道，“因此您到现在还不原谅他那次的卑鄙行径。”
印第安人马丁内斯的手势和声调跟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总之，剩余价值就是没有报酬的劳动。他反复、有力地讲着：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白白生产出的那一部分产品，它使资本得以积累。圣地亚哥长时间地望着他那古铜色的圆脸，长时间地听着他那富有教学感的声调。他的周围都是一些香烟的红火，每当人们把手送往唇边，红火就亮一下。尽管有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圣地亚哥却感到空虚。蠕虫又出现了，缓慢而单调地在他腹内蠕动。
“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人们来踩、来割自己的头。”圣地亚哥说道，“一个既胆怯又无信仰的人就像同时患了梅毒和麻风。”
“您怎么净讲自己的坏话，少爷？”安布罗修说道，“要是别人这样说您，您就不能容忍了。”
圣地亚哥回想：是不是原本似乎永恒的东西已经破灭？我感到痛苦是为她，为自己，还是为了哈柯沃？可是，小萨，你仍然像往常一样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甚至比往常还镇静。你同哈柯沃和阿伊达离开会场，一面向市中心走去一面大谈恩格斯、剩余价值，根本不给人家时间插话。你大谈波利采尔、“白鹤”、马克思，滔滔不绝，人家一开口，你就打断人家。你没话找话，急急忙忙，长篇大论，思想混乱，只是为了永不结束你的独白。你臆造、夸张、说谎，你在受罪，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提起哈柯沃的建议，不让别人讲出从星期六开始他们将在佩蒂·杜阿路开会，而你则要去利马克河畔；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现在三人在一起仍像第一次那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人穿过中心广场，可怕的是，在这里不像以前那样呼吸与共、思想相通了，就像同爸爸的谈话一样，某种矫揉造作、互相欺骗的东西把三人分割开了，使三人产生了误解，开始变成敌人。三人来到团结大街，谁也不看谁一眼。圣地亚哥讲个没完没了，另外两个只是听着。不知阿伊达对分组的事感到遗憾还是同哈柯沃事先商量好了？到了圣马丁广场，天色已晚。圣地亚哥看了看手表，跑去乘公共汽车。他是同他们握了手才匆匆离去的，但是没有约明天何时何地见面。圣地亚哥回想：这还是第一次呢。
小萨，你是不是在第二学年最后几个星期、期末考试之前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倒的霉？圣地亚哥发疯似的阅读着，在小组里工作，努力去信仰马克思主义，人一天天瘦了下来。索伊拉太太说：光吃煮鸡蛋，光喝橘子水和麦片粥，人瘦得光剩下骨头架子了，体重轻得早晚有一天要飞上天。奇斯帕斯说：难道吃饭也妨碍你实现理想吗，超级学者？我不吃饭，因为一看见你这副面孔我就倒胃口。奇斯帕斯：打你一个耳光，超级学者，我可要打了。三个人仍然继续会面。每当圣地亚哥走进教室坐在他俩旁边，每当三人一起到帕雷尔莫咖啡馆去喝咖啡、到孤儿点心店去喝紫玉米酒或是去台球咖啡馆去吃夹馅面包，那蠕虫的头就必然出现，从肌肉组织和筋骨中钻出来，从血管和骨髓中钻出来。从头部钻出来后，就剩那酸溜溜的躯体。三个人仍然交谈，议论课程、下次的考试、联合中心、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各自小组里的讨论情况，还有被捕者的情况、奥德里亚的独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局势。圣地亚哥回想：我们三人仍继续见面，那只是因为圣马可和政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偶然相遇，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学习小组开会后他们二人单独会面吗？他们还跟以前一样跟您一起参观博物馆、逛书店、看电影吗？他们思念您、想您、谈论您吗？
“你的电话，一个姑娘打来的。”蒂蒂说道，“保密功夫做得挺好嘛，她是谁？”
“你要是用另外那部电话偷听，我就弹你的脑壳。”
“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阿伊达说道，“你没事吧？我没打扰你吧？”
“瞧你说的，我这就去。”圣地亚哥说道，“半小时，最多半小时后我就到。”
“呜咿，我这就去，呜咿，瞧你说的。”蒂蒂说道，“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呜咿，多么动听的声音啊。”
当他在拉尔柯路和何塞·冈萨雷斯路交叉口等汽车的时候，蠕虫又出现了。汽车沿阿雷基帕路上行的时候，蠕虫越长越大。他蜷缩在汽车里的一角，感到那蠕虫硕大无比，黏糊糊的。他越来越感觉冰冷，恐惧，也觉得越来越有希望，这时他的背部被那蠕虫分泌出的液体弄得湿漉漉的。天色已由黄昏变成了黑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即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思忖着：一个月以来，他们只能在圣马可见面。圣地亚哥回想：以前她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他思忖着：也许……她也会突然……他在佩蒂·杜阿路的拐角处望见了她，她那瘦小的身影仿佛溶化在微弱的灯光之中。她正在家门口等着他。圣地亚哥做手势向她打了招呼，看到她面色苍白，仍然穿着那套蓝色外衣、蓝色毛衣和中学生穿的那种可怕的黑皮鞋。她目光严肃，嘴角紧绷。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
“原谅我把你叫来，我想跟你讲点儿事。”圣地亚哥回想：这拘束的声调对她来说似乎是不可能有的，她的声调这么胆怯，简直不可置信。“我们走一会儿好吗？”
“哈柯沃没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出了什么事？”
“喝这么多啤酒，您的钱够付账吗？”安布罗修说道。
“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圣地亚哥说道，“我还以为早就发生了呢，实际上只是那天早晨才发生。”
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一起。毒蛇似的蠕虫又出现了。我们没去上课，因为哈柯沃对我说：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毒蛇宛似一把锋利的尖刀。我们在共和国大街上走着。一把尖刀变成了十把尖刀。我们在展览会公园小湖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阿雷基帕路的双行道上行驶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把尖刀慢慢地插了进去，另一把拔了出来，接着又慢慢地插进了一把。圣地亚哥和阿伊达在林荫道上走着，路上很暗，空无一人。另一把尖刀又插了进去，像是插入一个软皮面包，他的心像面包屑一样，碎了。那微弱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他想跟你单独谈什么？”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没看她，话语是从牙缝挤出来的。“他要跟你议论我？说我坏话？”
“不，不是想议论你，是想谈谈我的问题。”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小猫喵喵叫。“他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
“他说他爱我。”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巴杜盖小时候的哀叫声。
“十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在阿雷基帕路的第四街区上。”圣地亚哥说道，“我明白了，安布罗修，我就是在此时此地倒霉的。”
圣地亚哥把双手从衣袋中抽出，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想竭力装出笑容。他看到阿伊达交叉着双臂停下脚步，在最近处找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在这以前你从来没发觉？”圣地亚哥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建议这样划分小组吗？”
“他说，我们三人总在一起不好，我们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别人会不高兴的。我相信了他。”圣地亚哥回想：这微弱的声音显得那么没把握。“他说，这样分组不会带来什么变化，虽然我们分属两个小组，但我们三人还可以跟过去一样，一切照旧。我也相信了他。”
“他是想单独跟你相处。”圣地亚哥说道，“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可是你生气了，不再找我们了。”圣地亚哥回想：她警觉了，难过了。“我们三人以后就不在一起了，根本没有像以前那样。”
“我没生气，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是发觉哈柯沃总想单独跟你相处，我是个多余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朋友。”
圣地亚哥回想：我这话就像别人说的，不是我本人说的。小萨，你当时讲话有点儿太坚定，太自然了。这不是出于我的本心，不可能啊。圣地亚哥站在中立的高度去理解，去解释，去对她进行规劝。他思忖着：这不是我本人在讲话。圣地亚哥感到自己很渺小，受到了侮辱，感到有某种东西隐藏在自己的声音中。他回想：我那时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滑掉、跑掉、逃掉，这东西既不是骄傲、怨恨，也不是屈辱，更不是嫉妒。他回想起来了：是怯弱。阿伊达听他讲着，一动不动，带着一种他弄不懂也不想弄懂的神情观察着他。她突然站了起来，二人沉默着又走了半个街区，而那些尖刀仍在顽固而默默地切割着他的心。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思想很乱，很犹豫，”最后，阿伊达说道，“因此，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想你也许可以帮助我。”
“我当时大谈起政治来。”圣地亚哥说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那当然，”堂费尔民说道，“你必须离开我家，离开利马，销声匿迹。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无赖，我是为你着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圣地亚哥回想：她仿佛吃了一惊。
“我的意思是，爱情把人变成了个人主义者。”圣地亚哥说道，“接着就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甚至比革命还重。”
“可是你说过，两者并不矛盾呀。”她喃喃地说道，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极轻。“你现在又认为两者有矛盾了？你怎么能知道你以后永不恋爱了？”
“我那时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懂，”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有出走，逃避，销声匿迹。”
“您叫我到哪儿去呀，老爷？”安布罗修说道，“您不信任我了，您是在赶我走，老爷。”
“这样说来，你并没有犹豫；这样说来，你也爱上他了。”圣地亚哥说道，“对你和哈柯沃二人而言，很可能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阿伊达说道，“可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
“你是爱他的，我看出来了。”圣地亚哥说道，“不光我，小组里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你应该接受他的爱，阿伊达。”
小萨，你坚持说哈柯沃是个好小伙子，你坚持说阿伊达爱上他了，你说他们将会相处得很好，你反复不停地这样说。她站在家门口一声不吭地听着。她双臂交叉，是不是在估摸圣地亚哥有多么傻？她低着头，是不是在衡量圣地亚哥有多么怯弱？她双脚并拢，是不是真的想要圣地亚哥给她忠告？圣地亚哥回想：她那时到底知不知道我爱她？她也许想看看我敢不敢向她讲出来？他回想：如果我讲出来，她又将说些什么呢？如果她先表态，我又将如果呢？唉，小萨！
有一天，圣地亚哥看到阿伊达和哈柯沃手牵手地走在哥尔梅纳路上，那天、那个星期、那个月以后，大家明白了，事实上华盛顿是两个小组之间受欢迎的联络人，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倒霉的？学习小组里几乎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华盛顿不慎开个玩笑：在那个小组里，两个人正在建筑爱情的小巢，一部无声的浪漫史。“白鹤”也偶尔流露那么一点：真是理想的一对儿。没有时间开玩笑了，学校选举即将来临，大家每天都要开会研究提什么样的候选人来代表联合中心、要不要接受组织联盟的建议、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名单、写什么样的墙报和传单。一天，华盛顿在“白鹤”家中召集两个小组开会，他笑容满面地走进利马克河畔的那间小屋：我带来了一样东西，是爆炸性的。圣地亚哥回想：那是卡魏德，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挤在一起，香烟冒出的烟雾笼罩了挨个传递着的几张油印小报。啊，卡魏德。一双双发红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贪婪地阅读着。啊，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看着报上印的那个印第安人，他头戴耳帽，身披斗篷，足登皮凉鞋，面孔严峻，高举拳头在号召人们去战斗。刊头下面又重新出现了交叉着的斧头镰刀。大家高声朗读、解释、讨论，子弹似的向华盛顿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大家都把油印小报带回了家，圣地亚哥也忘掉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和缺乏信仰，忘掉了自己的失望、胆怯和嫉妒心。这并不是神话，秘鲁共产党并未因奥德里亚的迫害而销声匿迹。不顾卡约·贝尔穆德斯的迫害，男男女女仍在秘密集会，组织支部；他们不顾密探的监视和被流放的危险，仍在印刷卡魏德；他们不顾监禁和酷刑，仍在为革命做准备。圣地亚哥回想：华盛顿晓得谁是共产党，他们如何活动，在哪儿活动，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一定要加入。那天晚上，他一面关上床头柜上的台灯，一面思索着：我要加入共产党。虽有危险，但他那时还是勇敢的，有所追求的。在黑暗中，他热血沸腾。在梦中，他仍然热血沸腾。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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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过牢，也许是因为盗窃、杀人，也许是由于被人诬陷。”安布罗修说道，“我那黑妈妈说，但愿他死在狱里，可是后来他被释放了，我这才认识他。我这辈子只见过他一次，老爷。”
“对那些人进行审讯了没有？”卡约·贝尔穆德斯说道，“全是阿普拉分子吗？多少人有过前科？”
“注意，兀鹰来了，”特里福尔修说道，“注意，它飞下来了。”
中午，阳光直射在沙地上，一只眼睛血红、羽毛漆黑的兀鹰在纹丝不动的沙丘上面滑翔，它拢紧双翅，张着尖喙盘旋而下，在闪光的沙漠中引起一阵轻微的颤动。
“十五人有案底。”警察局长说道，“其中九人是阿普拉分子，三人是共产党分子，三人身份不明。另外十一人无前科。还未对他们进行审讯，堂卡约。”
那是条鬣蜥？只见它那两只前脚发狂地爬着，在沙地上激起一阵笔直的灰尘，仿佛一溜火星在燃烧，犹似一支无形的箭镞在拖行。那猛禽却不紧不慢地扇翅扫地而过，用尖喙一下子拦住了鬣蜥，把它叼起，在飞往天空的时候就把它弄死了。兀鹰一面朝着夏日明净而炎热的天空飞去，一面有条不紊地吞噬着鬣蜥。骄阳迎着兀鹰射出金色的长矛，刺得它闭起了眼睛。
“叫他们赶快审讯。”卡约·贝尔穆德斯说道，“受伤的人好些了没有？”
“我们就像两个互不信任的陌生人一样谈了一会儿，”安布罗修说道，“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钦恰。从此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少爷。”
“学生们不得不被送进了警察医院，堂卡约。”警察局长说道，“警察倒没什么，只是轻微的扭伤。”
兀鹰一个劲地往上飞。它一面消化着鬣蜥，一面在有阴影的地方向上飞。当它感到了炽热的光线，就庄严地画了个圈子，只见下面一团黑影，一个小斑点在那波浪状的、静止不动的、黄白两色的沙地上慢慢散开，那是围墙、铁栏围成的圆形铺石场地，里面是些半裸的人，他们躺在棚子的阴影下一动不动。铅皮搭成的棚顶反射着阳光。还有一辆吉普车、木桩、棕榈树、一道水流、一条宽沟、茅屋、房子、小汽车和种着树木的广场。
“我们在圣马可留下了一个连，并且正在派人修理被坦克冲倒的大门。”警察局长说道，“我们还在医学院留下了一个分队。但是看不出有示威的企图，没有什么动静，堂卡约。”
“把那些人的档案给我，我要呈给部长。”卡约·贝尔穆德斯说道。
兀鹰和谐地张开漆黑的双翅朝下飞去，庄严地盘旋了片刻，又在树上、河上和静止不动的沙漠上飞翔片刻，接着又从容不迫地在耀眼的铅皮上绕了几个圈子，盯着铅皮朝下飞了一点，根本没注意下面的那些人。他们在用围墙和铁栏杆围起来的三角形地带中时而贪婪地吵嚷叫喊，时而别有用心地沉静下来。兀鹰把注意力集中在棚顶上，它继续朝下飞，正在接近棚顶上的反光，难道它是被那光怪陆离的光线迷惑住了而被弄得目眩神迷的吗？
“是你下令攻占圣马可大学的吗？”埃斯皮纳上校说道，“是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他黑皮肤，白头发，高个子，走起路来像个猿猴。”安布罗修说道，“他想知道钦恰有没有妓女，还拿了我一笔钱。我对他没有好感，老爷。”
“圣马可的事等会儿再说，你先告诉我这次旅行怎么样。”贝尔穆德斯说道，“北方的局势怎么样？”
兀鹰小心翼翼地伸出它那灰色的钩爪。它是想试试铅皮的承受力、温度还是想试试铅皮存在不存在呢？它收拢双翅，在铅皮棚顶上停了下来，警惕地东瞅瞅西望望。但是为时已晚。石块雨点般砸进了它的羽毛，打断了它的骨头，折弯了它的尖喙。石块从铅皮棚顶滚下场院，发出阵阵金属响声。
“那儿的局势不错，不过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发疯了。”埃斯皮纳上校说道，“上校，圣马可被占领了；上校，突击队开进了圣马可。可我这个内政部长却如坠五里云雾。你疯了，卡约？”
猛禽滑得站立不稳，拼命挣扎着，灰色的铅皮渐渐被鲜血染红。兀鹰滑到棚顶边沿，掉了下来。几双饥饿的手接住它，争夺它，把它的毛拔个精光。人们笑着，骂着，土坯墙脚下的火堆噼啪地响着。
“咱老爷的眼力如何？”特里福尔修说道。“咱是干什么的？看你们谁敢不信。”
“圣马可这个疖子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挤破了，无一人死亡。”贝尔穆德斯说道，“你不谢谢我，还问我是不是疯了，这太不公平了，山区佬。”
“那天晚上以后，我那黑妈妈也没再见到他。”安布罗修说道，“她认为他天生就是个坏蛋，少爷。”
“这样一来，外国就会抗议，这对我们的政权是很不利的。”埃斯皮纳上校说道，“总统希望避免麻烦，你难道不晓得？”
“对我们政权不利的应该是在利马的中心存在着一个颠覆策源地。”贝尔穆德斯说道，“几天之内，警察就可以撤出，圣马可就可以复课，一切都会平静下来。”
特里福尔修吃力地嚼着刚才赤手空拳猎获的肉块，手臂还在炙痛，黝黑的皮肤上还留着抓痕，烧烤猎获物的火堆还在冒烟。他眯缝着眼，蹲在铅皮棚子一个遮阴的角落里，也许是由于阳光的照射，也许是为了享受下巴咀嚼产生的快感。这快感还传到了颚间、舌头和喉咙，下咽的时候，烤肉上的细毛也在美美地轻搔着他的喉咙。
“不管怎么说，你没有得到批准。做决定的应该是我，部长，而不是你。”埃斯皮纳上校说道，“许多政府还没有承认我们，总统很恼火。”
“注意，有人来参观了。”特里福尔修说道，“注意，来了。”
“可美国承认了我们，这是最重要的。”贝尔穆德斯说道，“你不要担心总统，山区佬，我昨天晚上在行动之前跟他商量过了。”
其他的人，有的在炙人的阳光下荡来荡去：这时他们已经和好，不再互相仇恨了，已经忘掉了刚才还在为几块碎肉互相谩骂，又推又打了。有的则躺在墙根处，用手捂着眼睛，张着嘴呼呼大睡。他们浑身龌龊，赤着双脚，由于疲倦、饥饿和炎热，都变得粗俗了。
“这次该轮到谁了？”特里福尔修说道，“这次该叫谁了？”
“我认为那天晚上以前，他从来没伤害过我，”安布罗修说道，“虽然我跟他并不亲，可也从来没恼恨过他，老爷。说真的，那天晚上我倒是很可怜他。”
“我向总统保证不会死人，我做到了。”贝尔穆德斯说道，“你看，这是十五个被捕者的政治档案。我们将对圣马可进行清洗，只有这样做才能复课。你还不满意，山区佬？”
“您要理解我，少爷，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坐过牢，”安布罗修说道，“是因为他像个叫花子，光着脚，脚趾甲有这么长，胳臂上都是伤疤。脸上倒没有伤痕，但是满面污垢。您瞧，我跟您讲话很坦率。”
“你做事好像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埃斯皮纳上校说道，“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堂梅尔基亚德斯带着两名警卫沿着走廊走了过来，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子男人。男人头戴草帽，身穿白色上衣，系着蓝色领带，衬衣比上衣还要白。热风一吹，帽檐和帽顶就像绢纸一样直颤动。来人停下来，堂梅尔基亚德斯一面同陌生人讲话，一面朝庭院指指点点。
“因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贝尔穆德斯说道，“圣马可里的人很可能有武器，很可能开枪。我不愿意让鲜血洒在你的头上，山区佬。”
那个人不是律师，从来没有一个律师穿得这么好；也不是上级，因为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一有人视察，就给犯人吃菜汤，叫犯人清扫牢房和厕所。不是律师，也不是上级，那人到底是谁呢？
“当然，这可能影响你的政治前途，但我已经向总统作了解释。”贝尔穆德斯说道，“决定是我做的，我负一切责任。如果有恶果，我就辞职，无损你山区佬一根毫毛。”
特里福尔修放下手中精光的骨头：实在不能再啃了。他挺了挺身子，头微垂，用惊恐的眼光望着走廊：堂梅尔基亚德斯仍在指指点点，用手指着他在说什么。
“现在事情很顺利，一切功劳都是你的。”埃斯皮纳上校说道，“总统会想，我推荐的人比我本人有能耐。”
“喂，你，特里福尔修！”堂梅尔基亚德斯喊道，“你没听见我在叫你吗？还等什么？”
“总统晓得我是靠你得到这个职位的。”贝尔穆德斯说道，“总统也知道。只要你一皱眉头，我就得说声‘多谢了’，回老家卖我的拖拉机去。”
“喂，说你呢！”两名警卫一面挥手一面喊道，“喂，叫你了！”
“圣马可大学里只有三把弯刀、几瓶莫洛托夫鸡尾酒[109]，没什么了不起的。”贝尔穆德斯说道，“我命人留下了几把左轮、几把刀和几个指套[110]，那是用来对付记者的。”
特里福尔修站起身来，跑步穿过庭院，扬起一阵灰尘。在离堂梅尔基亚德斯一米处停下来。其他犯人伸出头默默地望着，散步的人止住了脚步，睡着的人伏在地上看着。阳光直泻而下。
“你还召集了记者？”埃斯皮纳上校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公报要由部长签字，只有部长才能召开记者招待会吗？”
“过来，特里福尔修，把那只桶举起来。堂埃米略·阿雷瓦洛想试试你的力气。”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可别给我丢脸，我跟他说了，说你能举起来。”
“我召集记者是为了让你跟他们讲话。”贝尔穆德斯说道，“给你，这是详细报告、档案和供他们拍照的武器。我是想到了你才召集记者的，山区佬。”
“我什么事也没干，老爷！”特里福尔修又是眨眼又是叫冤，等了一会儿又叫起冤来，“我什么也没干。我起誓，堂梅尔基亚德斯。”
“好了，我们不要再说了，”埃斯皮纳上校说道，“不过你要知道，我本想在工会问题解决之后再解决圣马可问题的。”
黑色的圆桶放在栏杆下面，放在堂梅尔基亚德斯、两个警卫和那穿白色上衣的陌生人的脚下。其他犯人有的漠然处之，有的极感兴趣，也有的松了一口气。他们望着圆桶，望着特里福尔修，也有的带着嘲讽的神情互相交换着眼色。
“圣马可的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可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贝尔穆德斯说道，“这二十六个人是出头露面的，但是大部分头头还逍遥法外，现在应该下手了。”
“别发傻，快把这只桶举起来。”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我晓得你什么事也没干。快，举起来让阿雷瓦洛先生看看。”
“工会比圣马可更为重要，要尽快进行清洗，”埃斯皮纳上校说道，“现在还没有人出来讲话，但阿普拉在工人中间很有影响，一点火花就可以引起爆炸。”
“那次我病了，才在牢房里拉屎。”特里福尔修说道，“实在憋不住了，堂梅尔基亚德斯。我说的是实话。”
“我们会进行清洗的。”贝尔穆德斯说道，“凡是需要清洗的，我们都要清洗，山区佬。”
陌生人放声大笑，堂梅尔基亚德斯放声大笑，整个庭院也爆发了一阵大笑。陌生人走近栏杆，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给特里福尔修看。
“你看了地下出版的《论坛报》了吗？”埃斯皮纳上校说道，“全是攻击陆军、攻击我们的胡说八道。应该阻止这种肮脏的小报继续流传。”
“举起这只桶，就赏我一个索尔，老爷？”特里福尔修眨眨眼，笑了，“当然，我举，我举，老爷。”
“当然，在钦恰，对他的议论很多，老爷。”安布罗修说道，“说什么他强奸幼女，拦路抢劫，还在一次斗殴中杀了人。他不一定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但某些坏事肯定是干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坐牢坐这么长时间呢？”
“你们这些军人还在用十年前的眼光看待阿普拉。”贝尔穆德斯说道，“他们的领导人已经老朽了，腐化了，不愿意送死了。肯定不会引起爆炸，也不会引发革命。我向你保证，这些小报会消失的。”
特里福尔修把一双大手举到面部（眼皮处已有皱纹，脖颈和鬈曲的鬓角处已有白发），向掌心吐了两口唾沫，又搓搓手，抢上前一步，拍了拍圆桶，又摇了摇，把自己的长腿、肥肚和宽胸贴在硬邦邦的桶身上，然后用两只长臂亲热地猛然一抱。
“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他，只有一次，我听到过对他的议论。”安布罗修说道，“有人在省里一些镇子上看到过他，那是在五十年代大选的时候。他在为参议员阿雷瓦洛竞选，又是贴标语又是撒传单，那是为了提名堂埃米略·阿雷瓦洛为候选人。那位阿雷瓦洛是您父亲的朋友，少爷。”
“堂卡约，名单搞好了。布斯塔曼特任命的警察局长和副局长中只有三名辞职。”阿尔西比亚德斯博士说道，“十二名警察局长、十五名副局长打来了电报，祝贺将军接管政府。其他的人还在保持沉默，他们大概希望能对他们的任命加以确认，但又不敢提出这一要求。”
特里福尔修眼睛一闭，猛地把圆桶搬了起来，脖颈和前额上青筋直绷，粗糙的面皮立即被汗水打湿，厚厚的嘴唇也发紫了。他弯着腰，用全身的力气承受着圆桶的重量。一只大手顺着桶边往下一扶，圆桶就扛上了肩。他扛着沉重的圆桶像醉汉一样趔趄了两步，骄傲地向栏杆处瞄了一眼，接着身子一拱，把圆桶放回地上。
“山区佬还以为他们会大批辞职，他就可以随意任命警察局长和副局长了呢。”贝尔穆德斯说道，“您瞧，亲爱的博士，上校根本不了解秘鲁人。”
“真像头牛，梅尔基亚德斯，你说得对，以他这个岁数真不简单。”穿白色上衣的陌生人把钱币向空中抛去。特里福尔修当空接住。“喂，你多大岁数了？”
“上校以为所有的人都跟自己一样，都是忠厚的人。”阿尔西比亚德斯博士说道，“不过，您说说看，堂卡约，那些警察局长和副局长为什么还要忠于可怜的布斯塔曼特呢？他已经一蹶不振了。”
“我也不知道。”特里福尔修笑了，头一歪，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我有一把年纪了，比您大，老爷。”
“请您给拍了效忠电报的人确认一下职务，还有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反正我们将要慢慢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撤下来。”贝尔穆德斯说道，“对那些辞职的人，也要对他们过去提供的服务表示一下感谢。请告诉洛萨诺，让他给这些人立案。”
“有一个人是你喜欢的类型，伊波利托，”鲁多维柯说道，“是洛萨诺先生特意给我们送来的。”
“怎么搞的，卡约？全利马还在流传着令人作呕的讽刺性地下传单。”埃斯皮纳上校说道。
“我问你，地下报纸《论坛报》是什么人、在哪儿印刷的？怎么一眨眼就出来了？”伊波利托说道，“你瞧，你的确是我喜欢的那类人。”
“颠覆性的小报必须马上消灭，”贝尔穆德斯说道，“听懂了吗，洛萨诺？”
“准备好了吗，黑家伙？”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你的脚大概发痒了吧，对不对，特里福尔修？”
“你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哪儿印刷的？”鲁多维柯说道，“那你在维塔特被捕的时候怎么口袋里揣着一份《论坛报》？”
“您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是吗，堂梅尔基亚德斯？”特里福尔修苦笑着说。
“我刚到利马的时候还给黑妈妈寄钱，也时常回去看望她，”安布罗修说道，“以后就不了。她去世的时候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感到很难过，老爷。”
“是别人塞进你口袋里的？你竟没有发觉？”伊波利托说道，“那你也太呆了。瞧你这裤子，包得这么紧，头发也抹得流油。这么说来，你根本不是阿普拉分子啰？连什么人、在哪儿印刷《论坛报》你也不知道啰？”
“你忘了，你今天出狱。”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你难道在这儿待惯了，不想出去了？”
“黑妈妈的去世还是一个钦恰的老乡告诉我的呢，少爷。”安布罗修说道，“我那时正在给您父亲当司机。”
“没忘，老爷，没忘，老爷。”特里福尔修手舞足蹈起来，“可是，老爷，您是怎么想起来要放我出去的？”
“你瞧，伊波利托生气了，都是你惹的，你最好干脆点，都说出来。”鲁多维柯说道，“你要小心，你可是他喜欢的那种人。”
“犯人们不是不回答，而是不说实话，还互相推诿，”洛萨诺说道，“我们连觉也没睡，堂卡约，一连几夜都没合眼。不过，我发誓，我一定要消灭那些传单。”
“把手指给我，对，就这样，画个押。”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好了，特里福尔修，你又自由了，不觉得意外吗？”
“秘鲁不是个文明国家，而是个野蛮无知的国家，”贝尔穆德斯说道，“对这些人不要瞻前顾后的，赶快把我需要知道的审个明白。”
“没想到你这么瘦，”伊波利托说道，“穿着衬衣和上衣，人都看不出来了，瞧，连骨头都能一根一根地数得清楚。”
“你还记得那位因为你举起圆桶给你一个索尔的阿雷瓦洛先生吗？”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他是个庄园主，重要人物，你愿意跟他干事吗？”
“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快？”鲁多维柯说道，“你想让我们就这样度过一个晚上？伊波利托可又要生气了。”
“我当然记得，堂梅尔基亚德斯。”特里福尔修又是做手势，又是挤眉弄眼，连连点头，“我现在就走还是等您的命令，老爷？”
“你这身子要是给我打坏了，那我太难过了，”伊波利托说道，“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阿雷瓦洛先生需要有人给他搞竞选，他是奥德里亚的朋友，就要当参议员了。”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他给的工资高。你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特里福尔修。”
“你连姓名还没告诉我们呢，”鲁多维柯说道，“难道连姓名也不知道，也忘了？”
“你先喝个大醉，找到自己的家，然后逛逛妓院。”堂梅尔基亚德斯说道，“星期一你就到他家去。他家就在伊卡[111]的路口，你一打听就会有人告诉你。”
“你是一直这么胆小还是吓昏了头？”伊波利托说道，“连鸡巴都看不见了，这也是给吓的？”
“我一定记住，老爷，我还能指望什么呢。”特里福尔修说道，“我非常感谢您把我介绍给那位先生。”
“放开他吧，他都听不见你讲话了，伊波利托。”鲁多维柯说道，“我们到洛萨诺先生的办公室去吧，别管他了，伊波利托。”
警卫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太好了，特里福尔修。接着就在他身后把大门一关：咱们是永别还是下次见，特里福尔修？特里福尔修迅速向前走去，他很熟悉这条土路，在头等牢房里就能看到。他很快就到达生长着树木的地方，这个地方他也是背熟了的。接着就沿着另一条土路向前走去。到达郊区的茅屋群之后，他并没有停留，反而加快了步伐，几乎跑步穿过那些茅屋和那些以惊愕、淡漠或恐惧的目光盯着他看的人影。
“并不是我不孝，不爱她，我那黑妈妈配得上进天堂，老爷，跟您一样。”安布罗修说道，“为了养活我，给我弄吃的，她干活干弯了腰。问题是生活使得人连自己的妈妈都没有时间顾得上。”
“我们把他放在一边了，因为伊波利托一失手就把他打得直说胡话，昏了过去，洛萨诺先生。”鲁多维柯说道，“我想那个特里尼达·洛佩斯不是阿普拉分子，他连阿普拉在哪儿都不知道。不过，您要是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弄醒继续审问，先生。”
特里福尔修继续往前走，越走越急，越走越错。他那双赤脚有力地踏在石子路上。在几条进城的大街上，他辨别不出方向了。他越走越接近市中心，城市又长又宽，同他记忆中的城市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眼睛认不出来了。他放慢了速度，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最后在一片广场上的棕榈树荫下的一条长椅上躺了下来。在一个街角处，有一家店铺，抱着孩子的妇女不断地走进店铺。一些男孩子在抛石子打路灯，几条狗在狺狺而吠。特里福尔修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然而是一种无声的哭泣。
“您的舅父[112]建议我同您谈一谈，上尉，另外，我也非常想认识您。”卡约·贝尔穆德斯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同行，对吗？我们肯定会在一起合作一两次的。”
“我那黑妈妈是好心人，她这一生做的牺牲太大了。望弥撒从来不缺席。”安布罗修说道，“不过，她的脾气很特别，少爷。比如说吧，她从来不用手打我而是用棍子打。她说：打你是为了让你别像你爸爸那样。”
“久仰大名，贝尔穆德斯先生。”帕雷德斯上尉说道，“我的舅父和埃斯皮纳上校非常看重您，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
特里福尔修站起身来，用广场上的泉水洗了洗脸，向两个路人打听去钦恰的公共汽车何时开，车票多少钱。接着他朝停满汽车的另一个广场走去，一路上不时地停下来看看女人和各种变了样的事物。他打听到了汽车，跟人讨价还价，又行乞讨了点钱，才登上一辆卡车，但是等了两个小时车才开。
“别提什么功劳了，在这方面您大大地超过了我，上尉。”贝尔穆德斯说道，“在革命中，您连手下的军官都豁出去了，现在连军事保安局也让您整得纳入了轨道。这都是您的舅父告诉我的，您可别否认。”
这趟旅行，特里福尔修一路站着。他手抓着车栏杆，朝着沙漠、天空和在沙丘中时隐时现的大海不停地嗅着，贪婪地看着。卡车驶进了钦恰，他睁大了眼睛东张西望，对城市的变化感到惶惑。太阳已经下山，清风习习，广场上的棕榈树叶在婆娑起舞，发出沙沙的响声。特里福尔修激动异常，目眩神迷，但他仍然急匆匆地从棕榈树下走过。
“革命时期的事嘛，倒是实在的，也用不着谦虚。”帕雷德斯上尉说道，“不过，在保安局的问题上，我只不过是莫利纳上校的一个合作者，贝尔穆德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