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他那善自约束的舌尖，
各种巧辩和深刻锋利的反证，
各种警语和坚强有力的论点，
全为他自己的方便或露或隐，
常叫伤心者笑，含笑者不禁伤心，
他有丰富的语汇和无数技巧，
能随心所欲让所有的人倾倒。
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真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献中找到了威利·休斯的身影。那部作品将显赫的埃塞克斯伯爵最后的日子写得生动细致、惟妙惟肖。
伯爵的牧师托马斯·奈尔告诉我们，在伯爵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叫来了自己的乐师威廉·休斯，命他一边演奏维金娜琴一边歌唱。‘演奏我的歌曲，’伯爵说，‘威尔·休斯。我会自己唱给自己听。’于是，他便这样万分欢快地唱了起来。那歌声不像低垂颈项、悲悼自己死亡的天鹅之歌，倒像云雀甜美的欢唱。他抬起双手，仰头凝望上帝，就这样直登水晶般清澈的天际，带着不知疲倦的歌喉去到了至高的天堂”。
毫无疑问，这位给锡德尼的史黛拉[50]那垂死的父亲弹奏维金娜琴的年轻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莎士比亚的威尔·休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是献给这位男子的，并且诗人曾告诉我们这位男子是他甜美的“音乐之声”。
然而，埃塞克斯伯爵死于1576年，当时莎士比亚才十二岁。因此埃塞克斯伯爵的乐师不可能是W. H.先生。
也许，莎士比亚的那位年轻的朋友是为伯爵演奏维金娜琴的乐师的儿子？至少，我确认了伊丽莎白时代中确有威尔·休斯这么一个名字，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发现了。
事实上，在伊丽莎白时代中，休斯这个姓氏似乎与音乐和舞台紧密相关。英格兰的第一位女演员名叫玛格丽特·休斯，这位可爱的女子曾让鲁伯特亲王陷入疯狂的爱恋。在埃塞克斯伯爵的乐师之后，玛格丽特·休斯之前，就不能有一个名叫休斯的青年男演员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吗？
可是用什么去证明呢？证据呢？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呢？这些关联在哪里？
唉！我实在找不着。我总觉得再往前一步就能找到绝对的证据，可无论如何也没法真真切切地把那些证据抓到手里。
很快，我的思绪从威利·休斯的生平转向他的死亡。他是怎么死的？我常常琢磨这个问题。
1604年，曾有一批英国演员漂洋过海去了德国，为显赫的亨利·尤里乌斯公爵演出。这批演员还曾在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宫廷里演过戏。也许，威利·休斯正是他们中的一员。亨利·尤里乌斯公爵本人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戏剧家。而勃兰登堡选帝侯性情古怪，痴迷美色。据说，他曾经看上一位希腊云游商人的儿子，为买下这位少年不惜拿出与少年体重相当的琥珀；在1606年至1607年的可怖大饥荒中，一连七个月滴雨未降，他的子民饿死在城镇的街头，可他却不止一次为这位少年奴隶举行华服游行[51]。
我们确切地知道，1613年，《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都在德累斯顿上演。
1615年[52]，英国大使的一位随员把莎士比亚的遗容面具[53]带到了德国[54]。毫无疑问，那件苍白的纪念品就是给威利·休斯的，因为我们伟大的诗人生前曾那样深爱过他。
莎士比亚的艺术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精神，在这两方面，这位青年男演员的美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威利·休斯就是把新文化的火种带到德国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方式奏响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先声（这种推测难道不是极为合情合理的吗？），尽管那场伟大的运动是由莱辛[55]和赫尔德[56]发起、由歌德推上完美顶峰的，尽管另一位演员弗里德里克·施罗德[57]也对这场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是威利·休斯启发了民智，是他通过舞台上的虚假激情和逼真演技，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和文学之间有着充满生命力的亲密关系。假设情况确实如此——并没有能推翻上述观点的证据——那么下面这种推测不也有可能成立吗？
当年，纽伦堡曾经突发暴动，一批英国喜剧演员（古老的史书将他们称为“来自英国的演员”）不幸遭到屠杀。一群年轻人悄悄将这些演员葬在城外的一个小小的葡萄园中，因为他们“曾从这些演员的表演中获得欢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试图从这些演员身上学习新艺术的秘技”。
也许，威利·休斯正是这些演员中的一员。莎士比亚曾对威利·休斯说“你就是我全部艺术”，对于这样一位演员来说，还有什么归宿比城墙外的小葡萄园更好的呢？
若没有狄俄尼索斯[58]的悲恸，哪来悲剧的兴起？而喜剧的那些轻快的欢笑、无忧无虑的快乐和机智敏捷的对答最早不也是发自西西里葡萄酒农的唇边吗？不仅如此，当葡萄酒的泡沫在人们的脸庞和四肢上留下紫色和红色的印记，我们难道不是在那个时刻才第一次领略到伪装的魔法和魅力吗？——那种自我隐藏的欲望，那种对客观性的价值的意识就这样浮现于艺术的原始开端之中；
也许威利·休斯的尸骨埋葬在哥德人的城镇门外的葡萄园中；也许他就葬在伦敦的某处灰暗的教堂墓园中，静听着这座大都市的喧嚣。
不管威利·休斯葬身何处，并没有一座华丽的墓碑为我们标示他的长眠之地。但是，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他真正的坟茔在诗人的诗行中，他真正的墓碑是永世流传的戏剧。除他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人曾用自己的美丽为时代注入过创作的脉动，那些人也与威利·休斯一样在作品中不朽。比提尼亚的奴隶[59]那象牙般洁白的躯体已在尼罗河幽绿的河泥中腐朽，雅典青年[60]的骨骸早已化作尘土散落于凯拉米克斯[61]的黄色山丘上，但安提诺斯在雕塑中永生，查密迪斯在哲学中不朽。
[32]贝特丽丝：《无事生非》中的女性角色。
[33]奥菲利娅：《哈姆雷特》中的女性角色。
[34]“促成者”：原文作begetter。beget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具体的“生育、孕育”，二是指抽象的“引起、促成”。
[35]第20首第2行。——原文注
[36]第26首第1行。——原文注
[37]第126首第9行。——原文注
[38]第109首第14行。——原文注
[39]第2首第3行。——原文注
[40]第1首第10行。——原文注
[41]第8首第1行。——原文注
[42]第22首第6行。——原文注
[43]第95首第1行。——原文注
[44]马洛：指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
[45]《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洛的作品。
[46]梅菲斯托费勒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魔鬼。
[47]《爱德华二世》中的盖维斯顿：《爱德华二世》是马洛的作品，其中的角色盖维斯顿是国王的同性爱人。
[48]红牛酒馆：剧场名。
[49]《倩女怨》：又译《爱人的怨诉》，莎士比亚的诗歌作品，出版于1609年。译文摘自黄雨石的译本。
[50]锡德尼的史黛拉：指埃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内洛普·德弗洛。菲利普·锡德尼在十四行诗集《爱星者与星》中称她为“史黛拉”。
[51]英国演员去德国为亨利·尤里乌斯公爵和勃兰登堡选帝侯演出确有其事。不过大饥荒的事情是作者虚构的。
[52]1615年：王尔德在后来的修订版中将此处的1615年改为1617年，因为莎士比亚1616年才去世。
[53]遗容面具：用石膏或蜡将死者的遗容保留下来的一种塑像。
[54]1849年，有人在德国美因茨的一家旧货店里发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莎士比亚遗容面具，面具上刻有1616年的年份。
[55]莱辛：指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
[56]赫尔德：指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诗人。
[57]弗里德里克·施罗德（1744—1816）：德国演员、剧院经理，在他的引荐下，莎士比亚的作品才得以登上德国的舞台。
[58]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据说希腊悲剧最早起源于祭祀酒神的活动。狄俄尼索斯同时也是戏剧的保护神。
[59]比提尼亚的奴隶：比提尼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古老的区域，是罗马帝国的行省。比提尼亚的奴隶就是指下文的安提诺斯。安提诺斯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男宠，在他21岁溺死之后，哈德良将他封神，在帝国中为他立起无数雕像。
[60]雅典青年：指下文的查密迪斯。查密迪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少年，据柏拉图的对话录《查密迪斯篇》记载，查密迪斯曾与苏格拉底辩论哲学问题。
[61]凯拉米克斯：雅典的陶工区。
3
转眼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决心写信给厄斯金，强烈要求他为已故的西利尔·格雷厄姆正名，把西利尔对十四行诗的绝妙解释向世人公布。
在我看来，那是唯一能完整解释整个问题的理论。很遗憾，我没有拿回那封信的原件，现在我手上也没有任何抄本。但我仍然记得，在那封信中我把整套理论巨细无遗地梳理了一遍——我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反复陈述我的论点以及我找到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好多张信纸。
在我看来，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西利尔·格雷厄姆得到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也是为了挽救莎士比亚的英名。否则，人们便会毫无趣味地以为他的十四行诗只不过是在记述一段平凡无奇的私情。我在那封信中倾注了我的所有热情。我在那封信中倾注了我的所有信仰。
然而，事实上，我一把那封信寄走，就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仿佛有某种东西随着那封信一起离开了我，我突然失去了相信十四行诗的威利·休斯理论的能力。我对整件事情变得完全漠不关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很难说清。也许，我终于找到了宣泄热情的完美途径，而我的热情已在这寻找的过程中耗尽。就像肉体的力量一样，感情的力量也有其明确的上限。
也许，在劝说别人相信某种理论的过程中，劝说者自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相信这种理论的能力。也许，我只是对整件事情感到厌倦了，我的热情烧尽，只剩下理智终于可以做出冷静的判断了。不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也不会假装自己能说清楚），总之突然之间威利·休斯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神话，一个幻梦，一个年轻人幼稚的突发奇想——和所有热忱的灵魂一样，这个做梦的年轻人急于说服他人，甚于说服自己。
由于给厄斯金的信中，我说了许多很不公道也很不客气的话。我决定立刻去拜访他，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于是，第二天早晨，我驱车来到了鸟笼道。当我到访时，厄斯金正坐在藏书室中，面前摆着那幅伪造的威利·休斯肖像。
“我亲爱的厄斯金！”我大声叫道，“我必须来向你道歉。”
“向我道歉？”他说，“为什么？”
“为了我的那封信。”我答道。
“你的那封信没有什么值得道歉的，”他说，“相反，你帮了我一个最大的忙。你向我证明了西利尔·格雷厄姆的理论是完全合理的。”
“你不会是想说你现在相信威利·休斯的理论了吧？”我惊叫道。
“为什么不信？”他答道，“你已经向我证明了那套理论。难道你以为我不会评估证据是否有分量吗？”
“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我痛苦地呻吟着，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被一种毫无理智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西利尔·格雷厄姆自杀的故事把我打动了，他的理论是那么浪漫，他的整套想法是那么奇妙、那么新颖，我完全被迷住了。现在我看清了，他的整套理论只不过是基于一个妄想。威利·休斯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你面前的那幅画，可那幅画根本是件赝品。不要只因为这件事中的感情成分就丧失理智。不管威利·休斯的理论多么触动人的浪漫情感，理性是完全不支持那套理论的。”
“我真搞不懂你，”厄斯金一边说一边满脸惊异地望着我，“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你给我写了那封信，我才相信威利·休斯绝对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为什么你却又改变了主意？难道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只是一个玩笑吗？”
“我没法向你解释清楚。”我答道，“可是我现在看清了，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西利尔·格雷厄姆对十四行诗的解读。那些十四行诗是写给潘布罗克勋爵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千万别浪费时间妄图证明伊丽莎白时代中存在过一位子虚乌有的青年男演员，千万别浪费时间硬说莎士比亚伟大的十四行诗全都是围绕一个虚幻的傀儡而写。那样太愚蠢了。”
“我看出来了，你根本不理解那套理论。”他回答说。
“我亲爱的厄斯金，”我大叫起来，“我不理解那套理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觉得那套理论简直就是由我发明的。你从我的信里还看不出来吗？我不仅仔细研究了那套理论的所有方面，还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证据。那套理论的缺陷就在于它首先假设某个人的存在，而这个人是否存在恰恰是争论的重点。假使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剧团里确实有一位名叫威利·休斯的青年男演员，那么不难证明此人就是十四行诗中写的那个人。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环球剧场[62]的剧团名册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号人物，因此继续深究下去是绝不会有结果的。”
“但我们恰恰就是不知道威利·休斯是否存在呀。”厄斯金说，“确实，第一对开本上的演员名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可是别忘了威利·休斯背叛了莎士比亚，去为与他竞争的剧作家演出。所以就像西利尔指出的那样，名录中没有威利·休斯的名字不仅不能证明他不存在，反而是支持他存在的证据。”
我们就这个话题争论了几个小时。可无论我怎么说，厄斯金仍然坚信西利尔·格雷厄姆的解读。他说他打算把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这个理论。我恳求他，嘲笑他，哀求他，可无论怎么做都是白费力气。最后，我和厄斯金分了手。确切说虽不至于怒火中烧，但我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一些芥蒂。他觉得我肤浅，我觉得他愚蠢。当我再次拜访他时，他的仆人告诉我他已经去了德国。
两年后的一天，当我走进俱乐部的时候，大堂杂役递给我一封盖着外国邮戳的信。
信是厄斯金写给我的，发信的地点是戛纳的英格兰酒店。读完信后，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尽管我不太相信厄斯金真会把他当初许下的宏愿付诸实施，那太疯狂了。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证实威利·休斯的理论，他已经尝试了所有的途径，但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当初，西利尔·格雷厄姆为这套理论献出了生命，现在，他也决心做同样的事情。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我仍然相信威利·休斯确有其人。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既是为了威利·休斯，也是为了西利尔·格雷厄姆。当初，我因为肤浅而心存怀疑，因为无知而缺乏信仰，是我逼死了西利尔。你曾见过真理，却拒绝接受它。现在，这样的真理带着两条生命留下的血痕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请不要再将它拒之门外。
那真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剧烈的痛苦令我心烦意乱，但我仍然不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把生命献给某种宗教信仰已经是最不值得的死法，难道竟会有人为了一个文学理论而死！我简直不能相信有这种事情。
我看了看信上的日期：信是一个星期之前写的。由于一些不幸的偶然因素，前几天我都没来俱乐部，不然我也许还有机会救下厄斯金的性命。也许，现在也不算太晚。我驱车赶回住处，收拾好行李，在查令十字车站赶上了当晚的邮政列车。列车上的时光令我无法忍受——我心急如焚，简直觉得自己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
抵达戛纳后我立刻驱车赶到英格兰酒店。酒店的人告诉我，厄斯金已于两天前在英国墓园下葬了。整出悲剧中贯穿着恐怖与诡异。我在酒店的大堂里胡言乱语，引来了人们奇怪的目光。
突然，一身重孝的厄斯金夫人穿过了门厅。她看见我后迎上前来，咕哝着说她可怜的儿子如何如何，然后便流下泪来。我把厄斯金夫人送回她的起居室，一位年长的绅士正在那里等她——此人是当地的英国医生。我们谈了许多关于厄斯金的事情，但我对他自杀的动机只字未提。他的行为多么致命、多么疯狂，显然他从未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告诉过母亲。
最后，厄斯金夫人起身离座，对我说：“乔治给你留了一件遗物当作纪念。那是一件他非常珍爱的东西。让我给你取来。”
厄斯金夫人一离开房间，我便立刻转身对医生说：“这对厄斯金夫人该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打击啊！她这样镇定坚强，实在令我吃惊。”
“哦，几个月前她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了。”医生回答说。
“几个月前她就知道了！”我大声叫道，“那她为什么不制止他？为什么不派人看守他？他那时肯定已经疯了。”
医生直直地盯着我。“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他说。
“我是说，”我再次大声叫道，“若是一位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打算自杀——”
“自杀！”医生回答说，“可怜的厄斯金并没有自杀。他死于肺结核。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等死。我第一次见他就知道完全没有希望。一边的肺叶已经完全坏掉，另一边也感染得很严重。在他去世前三天，他问我还有没有希望。我坦白地告诉他，已经没希望了，他只有几天好活。之后他写了几封信，似乎已经抱定了听天由命的态度。直到临终，他的神智一直很清醒。”
就在那一刻，厄斯金夫人走进了房间，手里拿着那幅致命的画——威利·休斯的肖像。
“乔治临死的时候恳求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给你。”她说。当我从她手中接过那幅画时，她的眼泪落在我的手上。
现在，那幅画挂在我的藏书室里面。我的那些爱艺术的朋友都很欣赏它。他们认定那幅肖像的作者不是克卢埃，而是乌沃里[63]。我从来不想把那幅画背后真正的故事告诉他们。但是，当我注视那幅画时，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威利·休斯理论，可说的东西实在不少。
[62]环球剧场：由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建立的剧场，莎士比亚是剧场的股东之一。
[63]乌沃里：有学者认为作者错将乌德里（Oudry）写成了乌沃里（Ouvry）。乌德里被认为是一位法国画家，他与克卢埃同属一个画派。
王尔德手稿
王尔德像
译后记
王尔德很爱讲故事，也很善于讲故事。不管是在他的社交生活中还是艺术生活中，讲故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曾经说：“除了以故事的方式思考，我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思考。”
王尔德的父母都对收集爱尔兰民间故事有很高的热情。他的母亲珍·王尔德是一位诗人，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是一位名医。据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回忆，病人为了感谢王尔德爵士治好他们的病，常常想送他家禽、蛋或其他礼物，可他总是和对方商量，说自己宁愿要一个童话故事。其实从王尔德的名字上就能看出他父母有多喜欢爱尔兰民间故事。他的全名是奥斯卡·芬戈尔·奥弗莱厄蒂·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l O'Flahertie Wills Wilde），其中“奥斯卡”和“芬戈尔”都是古爱尔兰史诗中的英雄的名字，而“奥弗莱厄蒂”是爱尔兰传奇故事里的一个勇武部落的名字。王尔德从学童时代起就很会讲故事，后来在社交界更是以健谈著称。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曾说：“王尔德从来不谈话——他只讲故事。”叶芝则说王尔德写的故事远不如他亲口讲的精彩，要想充分享受这些故事“必须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听那位无与伦比的讲述者亲口道来”。
虽然今天的我们已不可能再有那种幸运，但在我看来他用笔讲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这个故事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趣和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善讲故事的人，王尔德非常娴熟地使用各种讽刺性的反转和模仿，夸张地借用传统的叙述形式或主题，以精妙的节奏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睛和心，不断诱导读者产生预期，却又不断戏弄、推翻这些预期。
我常常凌晨三四点钟还在翻译，这不全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夜猫子，更因为不读完手头的故事我实在无法丢下书去睡觉。
《坎特维尔的幽灵》是王尔德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887年分两部分连载于《宫廷与社会评论》（Court and Society Review）杂志。这篇小说集中了当时的许多热门元素：鬼故事是十九世纪末在英国很流行的题材，尤其是现代理性怀疑精神和超自然力量互相碰撞的鬼故事；美国文化对英国的入侵不仅是当时的热点话题，也是王尔德自己很感兴趣的话题。他曾去美国巡回演讲，回来之后一连发表了好几篇谈美国文化的杂文；活泼大胆的美国少女形象首见于1878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黛西·米勒》，美式纯真与英式古板的对峙当时是个新颖、受欢迎的主题，王尔德似乎对美国女孩颇有好感，他曾说“在实用常识的广袤沙漠里，美国女孩是一个个小小的、美好的非理性绿洲”。在这些“流量”元素以外，王尔德也没有忘记爱尔兰民间故事：被超自然生灵绑架是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只不过王尔德滤去了其中的性元素，呈现了一个贞洁的、富有基督教精神的绑架故事。
王尔德在这篇小说里展示了出众的幽默感。脆弱、古板、迷惑不解的幽灵和乐观、实际、无坚不摧的美国家庭都是嘲讽的对象，却都很可爱。这种分寸感显得很讨喜。美国富人和英国贵族联姻是当时的社会热点，常被贴上“现金换头衔”的标签，王尔德却并没有在小说里对此做太多刻薄的调侃。也许第一次发表小说的他暂时还不打算点亮“毒舌”技能点。
《坎特维尔的幽灵》取得成功以后，王尔德又在《宫廷与社会评论》杂志上连载了第二篇小说——《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他在社交场合为给朋友们解闷而口头讲述的一个故事。有人回忆王尔德曾在一次午餐会上花五分钟讲完了萨维尔勋爵的犯罪故事，给在场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这个故事被他反复讲述，内容和细节不断进化，最终成了我们在纸上看到的这一篇。一位英雄接到命运的预言，得知自己注定成为杀人犯，这也是民间故事里常见的主题。只不过民间故事里的英雄一般会奋起反抗预言，王尔德笔下的萨维尔勋爵却千方百计地试图尽快实现预言。这篇故事同样展示出高超的气氛操纵和悬念营造技巧，尤其是文中数次出现相当诗意、忧伤、抒情的片段，写萨维尔勋爵似乎瞥见了人生的真相，悟出了巨大的哲理，然后却紧接上极为夸张、全然脚踏实地的谋杀策划情节，喜剧效果实在出众。乔治·奥威尔认为这篇小说是“最优秀的英语短篇小说”之一。王尔德当时是社交界的红人，这篇小说中描写的上流沙龙是他非常熟悉的场景。小说发表以后王尔德的母亲专门写信祝贺儿子在文中“机智地用上了社交界的知识”，还赞美了本文“警句叠出的行文风格和扣人心弦的悬疑气氛”。
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家境优渥的青年何以冷血杀人”的法治故事多半该拿来“辛辣地批判上流社会的冷酷与虚伪”，然而王尔德的这篇故事里并没有太多道德批判。他不赞成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气，也不太喜欢用叙事来表达某种隐藏的哲学思想或个人信息。他认为“艺术从不表达任何东西，除了艺术本身”，“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命一样，而且艺术纯粹按照自身的路线发展”。他也反对评论家把作品和作家的个人生活或个性联系起来，这也许是出于自保，毕竟不少评论家认为《道林·格雷的画像》和《W. H. 先生的画像》流露出王尔德不愿公之于众的性取向。
《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塑造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上流社会青年形象，他既温柔多情又极端任性、完全冷血，我读完故事既觉得他狠毒可怕，又感到他身上有种孩童般的纯真和迷人。这个故事里流露出一种复杂迷人的东西：“在同一天中，既充满过肤浅的快乐，又展露出存在真正的样子，他惊讶于二者竟能如此不一致。毕竟他还非常年轻。”后来的《W. H. 先生的画像》又塑造了另一位上流社会青年西利尔。他娇柔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同时狂躁任性，行事不择手段。奇怪的是我在这些角色身上都看到了波西的影子，虽然创作这些故事时王尔德明明还不认识那位后来成为他命中煞星的青年。王尔德有句著名的格言：“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这个集子里收录的《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几乎可以说是专为注解这句话而写。）我无法控制地觉得王尔德后来的人生故事也在注解这句格言。他创作的故事里早就暗暗写下了命运的预言。他曾想在故事里构建一个完全没有道德批判、纯为审美和趣味而存在的世界，他曾那样轻盈、轻松地描写那类青年，仿佛对他们的肤浅、矫饰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在自己的人生里，他很快就失去了从高处旁观的超然视角，比谁都重地摔到了地上。也许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剧本竟然是《夜莺与玫瑰》，而以刻薄、智慧著称的他扮演的居然是那只心碎而亡的夜莺。
王尔德还有另外一句名言：“一副面具告诉我们的东西比一张脸孔更多。”（因为他的名言实在太多，我还翻译了另外一本小册子——《王尔德名言选》。）作品可不就是作家的面具吗？不管他多么反对把作品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也许对八卦的我们来说，他的作品比轶事更有信息量。王尔德说：“嚼舌头、说人闲话多有趣！历史就是八卦而已。”所以粉丝八卦他是绝对正当的。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我的长篇大论都是走火入魔导致的过度解读。巧了，这个短篇集里正有一篇关于走火入魔的故事——《W. H. 先生的画像》。这是整个集子里我最喜欢的一篇。一个敏感迷人的青年发明了一个文学理论，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原是写给一位名叫威利·休斯的男演员的，那些深情挚爱的美妙词句都是莎士比亚在诉说他对这位神秘的W. H.先生的爱。为了向挚友证明这套理论，青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文学的殉道者。心碎的挚友又把这套理论传给了另一个朋友，后者很快也被迷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接下来是第二次出乎意料的死亡结局。
读完这篇小说以后我被一种奇怪的激动和遗憾控制了。我不仅很久都没缓过劲来，而且居然研究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想不到后来本书的编辑也告诉我她为这篇小说“怅然若失了好久”，还“找了威利·休斯理论的论文来看”。我们的切身经历说明《W. H. 先生的画像》也许是短篇小说界的《黑色星期五》，能对敏感的文艺青年产生神秘的影响。
不用担心，我和编辑都很好。“小说幻境乃是避世消愁的唯一途径。”（阿瑟·柯南道尔语）能中文学的毒、中王尔德的毒，其实是一种难向外人道的巨大幸福。
鲁冬旭
王尔德奇异故事集
产品经理 | 杨子铎 扈梦秋 封面设计 | 郑力珲
产品总监 | 来佳音 技术编辑 | 丁占旭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出品人 | 于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