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作者：[英]基思·罗威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一片混乱。地形地貌被彻底改变，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数千万人惨遭屠戮。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地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机构——比如警察、传媒、交通、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要么付之阙如，要么破败不堪。罪恶横行，经济崩溃，欧洲人挣扎在饥饿边缘。
在这部研究战后初年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基思·罗威描绘了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民众仍未相信战争已然结束。他勾勒了道德败坏的沦亡景象，以及永不餍足的复仇渴望，这是长期冲突的后遗症。他描绘了种族清洗和国内战争，这些事件撕裂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他告诉我们，上述情形存在于整个欧洲——东欧如此，西欧亦然。
作者简介 · · · · · ·
基思·罗威（Keith Lowe），全职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做过十余年的历史类图书出版商。他被公认为二战史权威，经常在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广播上发表意见。饱受赞誉的历史著作《火焰地狱：1943年汉堡灭顶之灾》（Inferno: The Devastation of Hambu rg, 1943）即出自他之手。
黎英亮，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著有《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国际法的诞生》《何谓民族？：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译有《浩劫之地》（即将出版）。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甲骨文）
作者：【英】基思·罗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09772775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获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见证了欧洲各地暴力行为的恐怖爆发。囚犯杀死狱卒。士兵虐待平民。抵抗战士杀死和侮辱通敌卖国者。战争行动结束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种族清洗、内战、强奸、谋杀持续上演。探寻那个在彼此复仇中筋疲力尽的欧洲，《野蛮大陆》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图画，刻画了一个迄今未被承认的、无序而恐怖的年代。
“刻骨痛心。动人心弦、落笔审慎、荡气回肠。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描绘了一片在物质上、道德上因为残忍屠戮而变得残酷无情的欧洲大陆。”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星期日泰晤士报》
“形象生动而笔调冷峻。这部杰出著作，为这片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大陆，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令人胆寒的画面。”
——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不可或缺的作品。以严肃的笔调，叙述我们从未知晓、父辈宁愿忘记的事实。罗威极具穿透力的句子，让我们难以对种种苦难视而不见……看后难以入睡。如此优秀的历史著作，让所有问题萦绕于心。”
——《苏格兰人》
“令人震惊，令人感动，非常好的作品。”
——《新政治家》
“杰出非凡，过目难忘，饱含张力。”
——《每日邮报》
“精彩绝伦。才华横溢的构思，一丝不苟的研究……呈现出天才般的历史叙事。”
——BBC历史频道
文前彩插
序言
尝试想象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机构的世界。那是一个国家边界已然消失的世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在那土地上，人们到处流浪，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社区共同体。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无论是民族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那里没有学校或者大学，没有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那里没有影院或者戏院，当然也没有电视节目。收音机偶尔会有点用处，但信号总是很模糊，而且几乎总是说外语。人们也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报纸了。那里没有铁路或者公路，没有电话或者电报，没有邮政局，没有通信手段，只有口耳相传。
那里没有银行，但这也无妨，因为金钱再无用处。那里没有商店，因为没有东西可供出售。那里没有生产活动：曾经存在的工厂和企业已经全部被摧毁和拆卸，其他绝大多数建筑物也大致如此。那里没有工具，更不要说从断壁残垣里挖掘东西了。那里也没有食物。
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因为那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在某些地方，是非对错似乎再无意义。人们自谋生路，无视所有权，实际上，就连所有权本身也大致消失了。财产只属于那些足够强大的人，以及那些为了保住财产不惜豁出性命的人。男人手持武器，在大街上游荡，肆意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肆意恐吓那些栽到他们手上的倒霉蛋。女人不论阶层、不论年纪，为求食物、为求庇护，不惜出卖肉体。那里没有礼义廉耻，那里没有伦理道德，只有生存高于一切。
对于现代人来说，除了在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中，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这样的世界。然而，时至今日，还有数十万名幸存者经历过这种惨况，他们不是生活在地球某个远在天边的角落，而是生活在数十年来最为稳定、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带。1944～1945年，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相当部分的欧洲人就生活在这种混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它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而且摧毁了国家赖以结合的组织机构。政治架构威信扫地，以至于美国观察员警告说，欧洲各国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1]社区共同体的人为割裂，在邻里之间埋下互不信任的种子；而普遍存在的饥荒现象，也让个人道德变得无关紧要。1945年3月，《纽约时报》评论道：“欧洲，已经陷入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极端状况。”欧洲已经沦为“黑暗新大陆”。[2]
此后欧洲设法脱离困境，奇迹般地成为繁荣、宽容的大陆。回顾欧洲重建的丰功伟业，包括公路的重建、铁路的重建、工厂的重建，甚至众多城市的重建，举目所见皆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欧的政治重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如此，短短数年间，德国就从被人唾弃的民族，变成欧洲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战争结束还催生了国际合作的意愿，不仅带来了繁荣，而且造就了和平。1945年以来的数十年间，欧洲各国忽然迎来了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而这种阔别已久的长久和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
难怪那些刻画战后时期的人们，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经常把战后欧洲的崛起描述为凤凰在瓦砾灰烬中浴火重生。按照这种观点，战争结束不仅标志着镇压和暴力的结束，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在精神上、道德上、经济上的重生。德国人把战后几个月称为“时钟归零”（德文Stunde Null，英文Zero Hour），这意味着当历史的伤痕被涂抹完毕，历史又再次起步前行。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战后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浪漫。首先，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战争马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冲突，存在许多个环环相扣的小规模战场，战事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平息，在欧洲的不同地点，停战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例如，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战争几乎在1943年秋季就已结束。在法国，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战争又拖延了一年，但在1944年秋季亦告结束。与此相反，在东欧某些地区，暴力持续到欧战胜利日（1945年5月8日）之后很久。在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部队直至1945年5月15日还在与德国军队作战。在欧洲的大战结束后，最早由纳粹点燃的内战火焰，还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熊熊燃烧了好几年；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游击队继续对抗苏联军队，战斗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有些波兰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近些年才真正结束：由于战争正式开始于纳粹与苏联同时入侵他们的国家，因此直至1989年最后一辆苏联坦克撤离波兰，战争才算结束。许多波罗的海国家的居民也有同感：2005年，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两国总统拒绝前往莫斯科庆祝欧战胜利日60周年，其理由是，至少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算解放。还要考虑到的事实是冷战，冷战实际上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若干次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起义。就此而言，断言战后存在牢不可破的和平，仿佛是无可救药的痴人说梦。
同样颇成疑问的是所谓“时钟归零”的观念。历史的伤痕当然不可能被抹去，德国政治家的坚忍努力终究无济于事。作为战争的余波，复仇和惩罚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民族被剥夺了领土和财产，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受到清洗，各个社区共同体因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而惶惶不可终日。某些最为恶劣的报复行为直接针对个人。欧洲各国的德裔居民都受到殴打和逮捕，或者被充作奴工，甚至被杀害。曾经与纳粹合作的士兵和警察遭到逮捕和折磨。曾经与德军士兵姘居的妇女被脱光衣服、剃光头发、淋满沥青、游街示众。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匈牙利妇女和奥地利妇女被强奸。历史的伤痕未被抹去，战争的余波却放大了社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怨恨情绪，许多亲身经历者至今尚在人世。
战争结束也不意味着欧洲种族和谐新时代的诞生。实际上，在欧洲某些地区，种族矛盾甚至变得更为严重。犹太人继续受到迫害，一如在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的少数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标靶，在某些地区，由此引发的暴行简直与纳粹曾经犯下的暴行无异。战争的余波同样见诸纳粹种族分类和种族隔离的逻辑结果。1945～1947年，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次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中，数以千万计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被赶出故国。这是“欧洲奇迹”的仰慕者们很少讨论的，更是他们难以理解的：即使人们了解驱逐德裔的行动，人们也不太了解东欧各地驱逐少数民族的类似行动。在战争之前，甚至战争期间，文化多样性曾经是欧洲固有的风景，但在战争结束后，文化多样性却受到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欧洲是在种种困难中重新崛起，欧洲复兴才更加显得光彩夺目。但也正因为这种种困难，战争耗费了更长时间才结束，而重建也耗费了更长时间才启动。那些生活在欧洲破败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关心糊口果腹的日常小事，不太关心重建社会的宏图大计。他们饥肠辘辘，承受着痛失亲人的悲哀，承受着漫漫无尽的痛苦，在他们被动员起来开始重建工作之前，他们需要时间发泄愤怒、反省历史、哀悼亲人。
在欧洲各国，重新建立的行政当局也需要时间来树立权威。他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清理碎石瓦砾，也不是修复铁路干线，更不是重开工厂，而是在全国各地任命官员、指派行政机构。这些地方行政机构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毕竟在经历长达六年的有组织暴力之后，绝大多数民众对任何行政机构都极为抵触。在这种环境下，不要说大兴土木，就连重建法律和秩序，都如同白日做梦。只有外来的力量，如盟军、联合国、红十字会才拥有足够的权威，或者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完成重建的伟业。然而，在这种外部力量未能触及的地方，混乱压倒一切。
*
如上所述，战后初期的欧洲历史，并非一部以重建和复兴为主题的历史，而是一部以混乱和无序为主题的历史。这是一部从未被人认真记录过的历史。有许多优秀作品描述过个别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德国的情况，但这些作品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的场景在欧洲大陆反复上演。还有一两部历史作品，如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战后》（Postwar），以较为广阔的视角观察整个欧洲大陆，然而，这些作品时间跨度太大，对战后初期重大事件的描述被压缩到少数几个章节之中。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以任何语言写成的作品，描述过整个欧洲大陆——无分东欧西欧——在这一关键时刻、混乱时期的详细情况。
本书试图纠正这种研究状况。本书不会重复许多作品已经走过的老路，不会着力于解释欧洲大陆如何从碎石瓦砾中重建物质、重建经济、重建道德。本书不会着眼于纽伦堡审判、马歇尔计划或者其他治疗战争创伤的尝试。正好相反，本书关注那个重建和复兴尚未可能的时期，关注那个欧洲依然极端动荡的时期，关注那个零星挑衅就能引发暴力浪潮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混乱时期的尝试不可能成功。但是，本书还是会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并且尝试厘清种种乱象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会清楚展示战争创伤，无论是物质创伤还是精神创伤。只有充分了解人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二部分，我会刻画席卷欧洲大陆的复仇浪潮，并且分析如何利用复仇现象来谋取政治利益。探讨复仇现象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理解本书逻辑的主线，更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它是理解战后欧洲气氛的关键要素。在第三、第四部分，我会展示复仇行动和其他暴力所带来的后果。种族清洗、政治暴力、国内战争，构成了欧洲历史上某些最具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上述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余波，部分事件甚至与冷战爆发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本书将会覆盖1944～1949年的历史事件。
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打破狭隘的西方视角，这种视角长期以来充斥着相关作品。数十年来，但凡关于战后时期的作品都只着眼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人们无法获取来自东方的信息，即使在东欧范围内也是如此。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苏联卫星国的信息渐趋透明，但依然模糊不清，主要信息只披露于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而且以所在国语言刊载。因此，尽管波兰、捷克、匈牙利的作者撰写了许多开创先河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只能以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来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学界中人才能接触到这些作品。由此引出我写作此书的另一个目的：将战后时期的历史生动地呈现给普罗大众。
我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也许是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走出战后神话的复杂迷宫扫清道路。经过我的严格考证，许多关于“大屠杀”的真相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具有戏剧性。与此同时，某些相当令人震惊的暴行，要么被刻意掩盖，要么在历史洪流中湮没无闻。尽管我们不可能发掘某些事件背后的确切真相，至少我们还能澄清某些谬误。
尤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大量模糊不清、未经证实的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在关于战后时期的学术讨论中到处流传。统计数字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某些民族习惯于夸大比邻民族的罪行，以此转移别人对本民族罪行的关注，以此推进本民族的事业。政党无分旗帜颜色，都习惯于夸大敌对政党的罪过，同时掩饰本党盟友的罪过。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或者在几个统计数字当中选取最为耸人听闻的数字，以此让他们的历史作品更具有戏剧效果。但战后时期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耸人听闻，根本不需要再夸大其词。正因如此，当我使用统计数字时，我会尽可能使用官方文献记录，而当官方文献记录散佚或者存疑时，我才会使用严谨学术著作的统计数字。当统计数字存在争议时，我会在正文中采用我认为最可靠的数字，同时把存在差异的数字在注释中列明。
也就是说，不必指望我在追求准确性方面会有太大进展，那未免期望过高。本书也并未试图成为关于战后初年欧洲的“一锤定音”和“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那未免不着边际。正好相反，本书试图向那些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恐惧的事件投射一束光芒，让那些从未发现事实的人们得以窥见真相。
我希望此书能够引发争论，关于这些事件在欧洲大陆痛苦重生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争论，由于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或许还能激励其他人从事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如果说过往历史如同陌生异域，那么这个时期的欧洲史仍有大片未知领域，其在历史寻宝图上只能如此标示——“恶龙之巢穴”。
[1]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to Harry Hopkins，26 December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II，pp.1059-61.Pope Pius XII’s address to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New York Times，3 June 1945，p.22.
[2] “Europe：The New Dark Continent”，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rch 1945，p.5.
地名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版图发生了显著变更，乡镇和城市的名称也随之改变。例如，德国城市斯德丁（Stettin）变成了波兰城市什切青（Szczecin），波兰城市维尔诺（Wilno）变成了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Vilnius），意大利城市阜姆（Fiume）变成了南斯拉夫城市里耶卡（Rijeka）。
除了那些已有约定俗成英文名称的城市之外，我总是力求使用在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地名。因此，我在叙述战时事件时使用斯德丁，但在描述战后事件时使用什切青。同理，我使用俄文名称来标示乌克兰城市，如哈尔科夫（Kharkov）或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因为作为苏联领土，上述地名就是这些城市在当代史档案中的名称。
在地名背后，总是潜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性，尤其在边境地区更为敏感，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要向读者重申，我无意于触动读者的情绪。
中文版序言
本书着眼于欧洲，但书中许多议题同样适用于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欧大陆两端同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暴力肆虐，同样经受了暴力摧残。在亚欧大陆两端，伤害都是多层次的：不仅许多城市被彻底夷为平地，数千万人惨遭杀害，而且还有更多不易察觉的伤害——秩序荡然、道德败坏、心灵创伤。与欧洲类似，亚洲也因战争而陷入混乱，直至多年以后才建立起新的常态。
欧洲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尤为引人注目。在战争期间，中国不仅承受了比任何亚洲国家都更为严重的战火破坏，而且承受了最为残酷的战争后果。与欧洲许多地方类似，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不仅缺乏可靠的政府，而且缺乏法律和秩序。及至1945年，由于粮食分配体系已被彻底破坏，数百万人在饥饿中等待死亡。举目可见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对正义的等待、对某种法律和秩序的期盼。更不幸的是，中国许多地方还要再忍受四年战争的煎熬——这次是内战——奉行不同政治信念的人群，为赢得这个国家的主导权而战。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他们的祖父母被迫经历的艰难困苦。与欧洲类似，如今的中国是一片和平宁静、欣欣向荣的土地。但关于战争的记忆随时会浮出水面，中国人对日本的怨恨仍然萦绕不去，一如欧洲人对待德国那样。这种恨意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但这种怨恨并非总是有所裨益，而且经常会妨碍各国外交官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所付出的卓越努力，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共同的战争记忆也许无甚关联。
当然，我不想对1945～1949年的欧洲与中国做太多的横向比较，两者确实有许多不同。但我希望中国读者留意到，我在本书中所写的许多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真有什么普遍真理的话，我想那就是：战争从未能轻易结束。战争造成的破坏越大，走出战争就越是艰难。考虑到1945年以后亚欧大陆那大规模的混乱状况，我有时认为，如今的亚欧大陆大体能保持和平宁静，简直是人间奇迹。我希望以下的章节，能够为所有读者提供一点启示，那就是永远不要轻率地支持战争。
基思·罗威
于伦敦
2015年5月
第一部
战争遗产
我曾经以为你会在那里等着我……但我回到家乡，只闻到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只看到满目疮痍的破败家园。
——塞缪尔·普特曼返回华沙时所写，1945年[1]
我们只见到物质损失，但对经济凋敝以及政治解体、社会解体、心理解体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却视而不见。
——迪恩·艾奇逊，美国副国务卿，1947年[2]
[1] Samuel Puterman，引自Michał Grynberg（ed.），Words to Outlive Us：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London：Granta，2003），p.440。
[2] 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