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作者：[德]理查德·大卫·普莱斯特
内容简介 · · · · · ·
这不是一部哲学史导论，也不是脑筋急转弯的哲学入门；它以“人是什么”的问题为起点，以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为工具，探讨人的认知、伦理、信仰、自由和爱的意义等我们在生命里终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 · · · · · ·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Richard David Precht），哲学家、政论家、作家、媒体出版人。1964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市（Solingen）。1994年于科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几乎任职过德国各大报及电台，并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研究员。2000年荣获生物医学大传奖。 创作有两本小说、三本非文学类著作。其中他的童年回忆录《列宁只来到卢登夏德》（ Lenin kam nur bis Ludenscheid）已拍成电影，另一本非文学类作品《爱情的哲学》销售亦超过15万本。目前定居于科隆和卢森堡。
钱俊宇，辅仁大学德文系毕业。曾任德国Witten/Herdecke大学讲师等职，现为科隆大学中文讲师与跨文化沟通训练讲师。
由具体到抽象
林正弘
哲学是什么？有人说：“哲学把原本容易了解的道理说得令人不知所云，把原本就不易了解的变得更难了解。”这是对哲学的极大讽刺，但不全是诬蔑。哲学家会使用非常抽象的语词，使得概念模糊不清，也会铺陈烦琐而曲折的论述，令人难以掌握要点。尼采曾说过：“思想深刻的人会设法尽量把话说清楚，而想要表现得很深刻的人，则会故意含混其词。”不管艰深难懂是否为哲学的“必要之恶”，一本介绍性的入门书理应尽量加以避免。
普列斯特这本《我是谁？》成功地避免了艰深难懂的“必要之恶”或“不必要之恶”。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极少使用哲学专门术语，也很少直接引用哲学著作。书中出现的科学术语远超过哲学术语，所引用的科学理论（包括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也远多于哲学理论。但这并不表示它不是哲学书，而是一本科普书。作者是要借用哲学以外的知识来阐述哲学问题，介绍重要的哲学学说。这样的引介方法不但能够使读者对抽象的哲学学说有具体的了解，也较能充分体会哲学的功能。哲学问题本来就是从知识的追求及日常生活所引发出来的。一个从未看过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人，大概不会去想“正义”的问题，也不会对正义理论感兴趣。一个人在求知过程中若没有遭遇任何困惑（例如：需要做多少试验，才可以让H1N1的疫苗上市？为什么需要如此数量的试验？），大概很难体会归纳法或验证理论为什么必须证成。
本书作者在引用科学知识来阐释哲学问题及哲学学说的过程中，一方面详细介绍相关的科学理论，充分呈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清楚指出科学与哲学的不同，科学知识并不能完全解决哲学问题。例如，他从当代脑生理学的知识，谈到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并依据当代的知识加以批评。他一方面指出笛卡儿的哲学思考，在脑生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脑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回答“自我”及“意识”的哲学问题。
本书对所引用的科学理论及哲学学说都有详细而清楚的解说，读者不必有预备知识。它甚至会讲述科学家及哲学家的生平、趣事及其主要贡献。其中有些与所讨论的问题相干，有些不太相干，但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扩展读者的见闻。例如，除了人类学家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三角洲发掘的那具南方猿猴骨骸为何取名“露西（Lucy）”。作者告诉我们这原来跟披头士的约翰·列侬有关。这当然只是一桩茶余饭后的趣闻。但有些趣事则与所讨论的议题密切相关。例如，罗尔斯年轻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从军经验，对他的政治哲学有深远的影响。
哲学家的学说通常会有基本的立场及架构。如果没有掌握其学说的整体系统，而只零碎地捕捉其对某些议题的看法，则很难充分理解其论述的基础。作者在本书中虽然没有充分解说各重要哲学学派或系统的内容，但对所提到的重要哲学家，不但谈到他们的生平，也会简明扼要地介绍他们的学说。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各哲学议题之间的关系。
哲学家为了清楚呈现哲学问题，或为了论证的方便，往往会设想一些类似科幻小说或鬼怪影片的情节。其中最著名的是笛卡儿的“魔鬼”及帕特南（Hilary Putnam）的“桶中大脑”。其实，在法律书籍中也常出现捏造的情节，用来区分不同而相近的概念，或用来论述某一条款设置的必要。但在法律书中所捏造的情节，通常是实际上有可能发生的，而哲学家所设想的情节，很多只有逻辑上的可能，实际发生的概率极低。这样的解说或论述方式，尽管在逻辑上并无瑕疵，但会让读者觉得不切实际，初学者会认为哲学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干。本书所举的例子，除了极少数（例如笛卡儿的魔鬼）之外，全是实际发生的例子。作者的知识非常广博，所举的例子涉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古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他的博学造就了一本令哲学界引以为荣的入门书。
林正弘，台湾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现任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前言
希腊的纳克索斯岛（Naxos）是爱琴海上基克拉迪群岛（Kykladen）中最大的一个。岛中央的宙斯山（Zas）有海拔1000米高，山羊和绵羊在清香的原野上吃草及遍地种植葡萄和蔬菜的景象随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纳克索斯岛上的阿吉阿娜村（Agia Ana）附近还有一片长达数公里、富有传奇色彩的沙滩。当时沙滩上只有零星的游客搭盖的小竹屋，慵懒地徜徉在树荫下。1985年夏天，两名刚满20岁的青年正躺在一座岩壁底下。其中一位名叫尤根，来自杜塞尔多夫，另一位是我。我们是几天前才在沙滩上认识的，此刻正讨论着一本我从父亲的藏书里带来度假的书。那是一本破烂不堪、因日晒而褪色的口袋书，封面印着一座希腊神庙和两个穿着希腊服饰的男人。作者是柏拉图，书名是《苏格拉底对话录》。
我们热烈交换着彼此甚为浅薄的观点，那氛围犹如烈日般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夜晚时分，我们享受着干酪、葡萄酒和甜瓜，离开人群，继续讨论着我们的想法。我们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苏格拉底的申辩词。根据柏拉图的说法，那是苏格拉底被控腐化青年的罪名而被判死刑时所发表的。
这篇申辩词曾一度驱离了我对死亡的恐惧，而死亡是个令我非常不安的课题。尤根则不甚苟同。
尤根的长相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再也没见过他。就算现在在街上相遇，我肯定也无法认出他来。而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那个我没再去过的阿吉阿娜海滩现今已变成了度假胜地，充斥着饭店、栅栏、遮阳伞和付费躺椅。只有苏格拉底的全篇申辩词还留在我的脑海中，而且必定将继续陪伴着我，直到住进养老院。但不知到时候那申辩词还能不能安抚我畏惧死亡的心灵。
自阿吉阿娜的那几天后，我对哲学的狂热始终不曾减退。从纳克索斯岛回来，我先服了一段不甚愉快的国民役。那正值道德氛围浓厚的时期。北约双轨制及和平运动使人心沸腾，还有像美国考虑在欧洲发动区域性核战争这种在今天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惊险事件。我所服的国民役是担任教区社会福利执事，这当然不是个能激发什么大胆想法的工作。而且当我自内部观察新教教会之后，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天主教。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寻求真实的生活，以及为人生的大问题找寻满意的解答。我决定在大学主修哲学。
然而，我在科隆大学就读哲学系的一开始就感到失望了。当时我对哲学家原本的想象都是些有趣的名人，过着他们理想中刺激而又坚持一贯的生活。比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或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这样了不起的人物。“大胆的思想与大胆的生活两者结合”的幻景，在我第一眼看到未来的老师时就烟消云散了：他们都是些乏味、身穿棕色或蓝色如公车司机制服的老男人。我想起诗人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也曾对日耳曼帝国时代前卫、从海陆空征服新疆界却留着过时的翘胡子、穿背心带怀表的工程师们感到惊奇。同样的，科隆的哲学家们在我看来似乎并没有将其内在精神的自由实践于生活中。不过他们之中还是有一位教会了我思考。他教我去问“为什么”，并且不满足于轻率回复的答案。他同时也灌输给我在思路和立论上应该完备无漏洞的观念，以至于每一步都应尽可能严谨地踏在前一步的基础上。
我度过了非常精彩的大学生活。记忆里生活充满了好书、随性地相约做饭、一边吃面一边谈话、劣质的红酒、课堂上激烈的讨论和在食堂里一杯接一杯咖啡地挑战着我们的哲学读物，内容包罗了认知与错误、真实的生活、足球，当然还有为什么会像罗利欧（Loriot）说的那样——男人和女人无法相合等。哲学的美好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可以念完的系。更精确地说，它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系。这样说来，我似乎应该继续留在大学里才对。但是就如同前面曾提到的，我的教授们所过的生活在我看来简直无聊得离谱。而看到大学的哲学如此不具影响力也令我感到沮丧。论文和著述只有同事们会看，并且看的原因多半只是为了和它们划清界限。而我以博士生身份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和专业代表会，最终也只是让我原来的幻想（以为参加人员都想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完全破灭罢了。
继续陪伴我人生的只有哲学的问题和书籍。一年前我突然注意到，市面上仅有极少合乎水准的哲学入门书。当然，称得上有趣的、关于逻辑思考和反复辩证的书不少，但是我指的并非此类。我指的也不是那种讲述特定哲学家生平和影响，或介绍其著作的那类聪明的、实用的书。我感到的缺憾是对于重大意义问题并没有系统化的兴趣。大部分所谓系统化的入门书总是介绍一系列的思潮与思想主义，我觉得它们常有太着重于历史、太过庞杂或写得过于枯燥等缺点。
这些书之所以会无趣，其实可想而知，因为大学并不见得是个鼓励发展自我风格的地方。大学教育依然更希望学生们“依样画葫芦”，而非开拓他们的创造力。而哲学作为一个“系”的想法特别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在于它刻意造作的自我设限。当我的教授们在根据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解释“人的意识”时，与他们仅相隔800米的医学院里，同事们正在对脑伤病患进行最有教学价值的示范性实验。短短800米在一所大学里却可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两边的教授们活在完全不同的星球上，甚至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
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知识如何在“意识”这个概念上相互协调？它们的关系是彼此阻碍，还是取长补短？有没有一个“我”存在？什么是感觉？什么是记忆？这些最有趣的问题都完全不在哲学系的教学计划中，而且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至今仍没有太大的改变。
哲学并非历史的学科。当然我们有保存遗产的义务，应该不断重访精神生活的古迹并适时加以整修。但是与当代的哲学相比，迷恋过往的哲学在学院机制里还是过度处于主导地位。在此我们应该考虑到，哲学并不像部分人士所想的那样，是奠定在其过往的坚固基础上的。哲学的历史也是时尚和当代的精神潮流、被遗忘或压抑的知识以及许多崭新尝试的历史。而那些新的尝试之所以会显得如此新，是因为许多从前的思想都被忽略了。不过如果把人生比喻成造房子的话，建筑所需要的砖块很少不是从别处取得的。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奠基在前人留下的残壁片瓦上，而不是像他们常以为的建立在整个哲学历史的遗迹上。然而，不仅有许多聪明的见解和观点一再地遗失，同样也有许多奇特和脱离现实的想法不断出现或重生。而智慧与不满之间的内心矛盾也表现在哲学家自己身上。例如18世纪的苏格兰哲人大卫·休谟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其前卫的思想家，但是他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非洲民族的看法却是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19世纪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可说是最具洞察力的哲学评论家之一，但是他自己对于人的理想形象却是庸俗、傲慢且荒唐的。
不过，一位思想家的影响也不见得只取决于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比如方才提到的尼采在哲学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即便他所说的大部分都不像听起来的那样具有原创性；弗洛伊德绝对有资格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哲学家，也可说是最伟大的思想创始人之一，至于他在精神分析的细节上有许多的错误又是另一回事；还有黑格尔，他在哲学和政治上代表的伟大意义也和他推论中出现的许多荒谬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纵观西方哲学史，可发现大部分的冲突对立都发生在少数几种界限分明的敌友关系上，如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或是依英语的说法习惯：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事实上这些观点虽然总以所有想得到的组合及不断更新的面貌出现，却不停重复。唯物主义相信除了感官能体验的自然环境以外别无其他，没有上帝也没有理想世界。这样的观点首次流行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时期，而它第二次的大规模兴起是在19世纪后半叶，呼应生物学的成功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今天它达到了史上第三次高峰，与现代脑部研究的成果有关。在唯物主义的几次高峰之间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也曾盛行一时。与唯物论者相反的是，唯心论者不甚相信感官所获得的知识，他们依靠的是独立客观的理性力量和理性的想法。当然，在这两种哲学史标签的背后，时而隐藏着两派哲学家完全不同的动机和概念体系。作为唯心论者的柏拉图，所想的绝对不会和同是唯心论者的伊曼努尔·康德一样。因此我们绝对无法写出一本“诚实”的哲学史：既不能以大哲学家的时间顺序作为逻辑的结构，也不能作为哲学思潮史。作者将被迫摒弃许多让事实可信与完整的材料。
因此，这本引导思考人类以及“身为人”之哲学问题的入门书也将不采用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书。康德曾把人类的重大疑问划分为几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这些问题同时也为本书的章节划分建构了一个很好的主轴。由于其中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轻易地透过前三个问题来解答，所以我认为大可舍弃。
“我能对自我有何认识”这个认知理论的典型问题，在今日已不纯粹属于哲学的范畴，它更是脑部研究所关心的课题，而脑部研究能为我们解释认知系统和其认知的可能性。哲学在这里的角色反而比较像是一位帮助脑部研究的顾问，使其在某些状况下更了解自己。尽管它仍然对这些根本的问题起了激发的作用，但具体贡献是什么呢？我单从个人角度选出了一个世代，以其经验来说明。那个世代曾经历过巨大的变革，对现代主义时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生于1838年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生于1844年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生于1852年的脑部学家圣地亚哥·卡哈尔（Santiago Cajal）以及生于1856年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这四位新思想的先驱之间只相隔16年，而他们对后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也就是伦理和道德的问题。在此同样也必须先将前提加以厘清。人类的行为究竟为什么能合乎道德？善或恶到底何者更接近人的天性？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不再只有哲学可以提供解答。脑部研究、心理学和行为研究都已经能够也应该提供它们的专业看法。人类若被描述为具有道德能力的动物，而大脑也能以鼓励和肯定来回报其道德行为，那么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就应退居幕后。因为今日我们社会所关心的种种实际问题，事实上都在等待一个哲学的答案。从堕胎和安乐死、基因科技和复制医学到环境和动物伦理等，一切都有规范、权衡、说服力或强或弱的论点做决定。它们对于哲学的讨论和思考来说，正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练习机会。
第三部分“我可以期望什么”讨论的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比如幸福、自由、爱、上帝和人生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却又都如此重要，值得我们潜心思考。
本书中经常随性摆在一起讨论或对照的理论和观点，在现实中有时候乃是取自几乎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虽然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理论或观点可能经常会在细枝末节处互不相容，但我仍然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是有意义的。此外我也将它们和事件的发生地点结合，完成一个小小的世界之旅。比如到笛卡儿于小农舍里创立近代哲学的所在地乌尔姆（Ulm），到康德生活的科尼斯堡（Konigsberg），到传说中最快乐的人生活的瓦努阿图（Vanuatu）。我也有幸结识了一些书中所提到的人物，比如脑部研究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和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以及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们有些人的见解我曾聆听过，有些人曾与我进行过学术辩论并让我获益匪浅。我相信在这过程中我所认知到的是，对某个理论的取舍不一定表现在抽象的理论比较上，而是在可从它们身上获取的果实上。
“提出疑问”是一个永远都不应该丧失的能力，因为学习和享受是让人生圆满的秘密。只有学习而不享受将使人憔悴，只有享受却不学习则会使人愚笨。倘若能够激发读者乐于思考、锻炼思考，那么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还有什么比因为自我认知的提升而能更加自信地生活来得有成就感呢？好比能够导演自己的生活，或如尼采一样，他曾希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诗人”（虽然他自己没能实现）：“能够用艺术家的眼光细察自己的处境，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能力，即使是身陷苦楚、疼痛和不舒服的境遇中。”
说到诗人，这篇前言若是不交代一下本书书名的话就不完整了。本书书名出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之口。说得更精确点，他是我的好朋友作家盖伊·海明格（Guy Helrrunger）。我俩有时喜欢出门耗时间。一天夜里，我们都喝多了，我开始有点担心他（虽然他酒量其实比我大很多）。当他站在路中央高声说着醉话时，我问他还行不行？这时他睁大眼睛，歪着头，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是谁？如果有我的话，那么有几个我？”当场我就知道，他还没有醉到不省人事的地步，也还能自己一个人走回家。然而，他提出的问题却像现代哲学和脑部研究的箴言一般，在这个对于“自我”和“经验的连续性”存在着根本怀疑的时代里，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对盖伊的感谢更甚于对很多其他人，当然不仅是由于这本书的书名，还加上我是因为他才认识了我的妻子，要是没有她，我的人生将不会是现在这个幸福的状态。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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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知道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