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瓶里的苍蝇：
何谓语言？
1914年秋天，一名年轻的飞机工程师正坐在航行于维克塞尔河（Weichsel）的一艘巡逻艇中。奥匈帝国自6月起就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身处奥地利东部前线的工程师时年25岁，虽然是自愿入伍的，其实对战争并不感兴趣。他在杂志上发现了一篇比周遭一切都吸引他的文章，是关于巴黎法院对一起交通事故的判决。该起交通事故是一年前发生的，而在当时欧洲大城市里，复杂的汽车交通事故仍属罕见。为了还原确切过程，法院以若干模型重建意外现场：玩具房屋、一辆玩具货车、玩具人偶以及一台模型婴儿车。工程师觉得非常有趣，心想模型怎么能用来替代并描摹实际的情况呢？首先，这些模型必须精确符合真正的物体；其次，模型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必须与实物之间的确实关系完全吻合。然而，若是我们可以经由模型来描摹真实状况，难道就不能用思考或语言的“模型”来描摹吗？他在日记里说：“在每个句子里都有个世界被试验性地组合起来。”
如同笛卡儿在三十年战争初期推动了哲学新方向，这个飞机工程师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改变了哲学的方向。以前从未有人如此彻底思考语言的逻辑，而这个转折也使他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出生于维也纳，那个城市同样孕育出弗洛伊德、马赫、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和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他的父亲卡尔（Karl Wittgenstein）是当时最重要的钢铁巨头，路德维希则是九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母亲是钢琴家。由商贾和音乐形成的混合体，让人不禁想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笔下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不过，和维特根斯坦一家九个孩子的命运相比，布登勃洛克家中的托马斯（Thomas）、克里斯提安（Christian）和托尼（Toni）几乎算是普通了；在维特根斯坦的家里，其中有一个儿子成了著名的钢琴家，却有三个孩子后来都选择了用自杀来结束生命。路德维希本身也具有明显极端的个性，时而感到不安和严重忧郁，时而又傲慢和自以为是。和家中所有孩子一样，路德维希在家由家庭教师授课，直到14岁才进入学校。和先前我们谈过的哲学家不同的是，他在学校的表现并不优异。他勉强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到大学念工程技术学。维特根斯坦对技术和机械有着强烈的偏好，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因为那些工程师们正以汽车、飞机、升降梯、摩天楼和电话革新了人类生活，并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他于1906年到柏林夏洛腾堡（Berlin - Charlottenburg）的科技大学，那是世界顶尖的大学。1908年他转到曼彻斯特（Manchester），以不很纯熟的技术负责飞机马达和螺旋推进器的工作。然而，令他特别着迷的其实是逻辑和数学。他到耶拿（Jena）去拜访了默默无闻的弗雷格（Gottlob Frege），一个试图在数学以外的领域解开普遍逻辑法则之谜的数学家。弗雷格看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天分，并指点他到剑桥大学向当代哲学权威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请益，于是维特根斯坦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哲学系注册入学。然而，地位崇高的罗素刚开始只把这名古怪的年轻工程师当成牛皮大王。“下课后有一个性情暴躁的德国人走过来要和我争论。……其实和他说话根本只是浪费时间罢了。”不过罗素的观感很快就改变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便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甚至认为他杰出的想法超越了自己。他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对他的《数学原理》的批评和指正，并希望能向这个比自己小17岁的奥地利人好好请教一番。维特根斯坦狂热地投入工作，只有几次因长途旅行中断，主要是前往挪威。他在挪威的峡湾请人盖了一座小屋，与一名剑桥的友人在那儿共度了同性的亲密时光。维特根斯坦想成就的并不只是修正罗素的逻辑，他更致力于自己的“终极”著作——《逻辑哲学导论》（Logisch - philosophischen Abhandlung）。战争期间他仍继续从事研究，而他的目标也越来越大：“是的，我的工作内容已经从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了世界的本质。”1918年夏天，战争尚未结束，而他的书已经完成了。当然，这本书直到1921年才得以在一本杂志上发表。1922年，出版了一个双语对照的版本，书名为今日人们所熟知的英文译名：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这本书还不到100页，以一套特殊的数字系统来为句子和段落编号，使维特根斯坦的文句如同圣经里的经句般容易引述。这本书在剑桥和西欧哲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成绩不佳的学生转变成哲学苍穹中的一颗彗星？他何以能成为备受赞誉的“天才”呢？从那个关于巴黎交通事故模型的故事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极具开创性的思想在于以语言作为哲学的中心。在那以前，语言的角色确实就像是哲学的一个养子而已。当然，所有哲学家都清楚自己是借由言语和词句来表达思想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和结论对语言这个媒介的依赖性，却极少成为他们讨论的主题。即便是康德（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看到）把我们经验和思考的游戏规则放在哲学中心位置的人，也很少关心语言的问题和必要性。维特根斯坦在怀海德以及罗素身上也看到了相同的疏漏。他认为：我们如何能理解人类经验以及人类对世界认知中的逻辑，如果我们忽略用来描述这个逻辑的（语言的）逻辑？因此，维特根斯坦提出：“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到目前为止，一切听起来都还算合理。不过，我们又该如何匡正它呢？维特根斯坦想到了那起以模型彼此的关系来模拟现场的车祸。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一个句子当中：句子里的字词和结构也模拟了现实世界。名词（“名称”）相当于世界的“事物”，而句子的组合则是它们在世界里的定位。如果名称和句构符合现实中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那么这个句子就是真实的，至少原则是如此；因为要想让一面镜子反映出实际情况，就必须排除所有结构设计的错误。就语言问题而言，语言在其日常生活的使用上必须相当精确，所有无意义和悖理的句子都要废除。无意义的句子是指完全不需要现实情况来检视正确与否的句子，例如“绿色是绿色”。而悖理的句子则是根本无法审查其正确与否的句子，因为现实里完全没有对应的事物，例如“我在此说出的这句话是错误的”。维特根斯坦对此非常执着，甚至要把所有道德陈述句都摒除在语言之外，因为“好”与“坏”完全没有描述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东西。因此他说，道德只能在肢体语言、动作或是眼神中表现出来。原因是：“只要是能够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至于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的梦想，是创造一种能够客观掌握并描写一切生活世界的精确语言。他这个想法首先启发了“恩斯特·马赫学会”（Ernst－Mach－Gesellschaft），这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在维也纳组成的团体，他们于1922年共组了“维也纳学圈”（Wiener Kreis），并试图执行维特根斯坦的计划。虽然这个学派努力了14年，计划终究还是彻底失败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大概可以松一口气说：幸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呢？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独裁霸道的语言；而一个规定人民使用精确语言的社会又将是多么极权啊？如果学校里的老师要学生不再写双关句、不再使用讽刺和隐喻的修辞技巧，那么我们将失去多少东西啊？就算维特根斯坦的改革只革新了哲学，哲学又会变得多么无趣啊！
精确语言的失败并不在于维也纳学圈的成就不佳，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因为“精确语言”在词义上就不符合人性：它完全误解了人类演化和语言的基本功能。因为语言发展的驱动力并不在于对真理和自我认知的渴望；其可能的动力应该来自相互理解的社会需求。然而维特根斯坦却只把语言当作认知工具。他像个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一样，只以逻辑去评判语言的适用性。怀海德和罗素亦复如是，他们都把逻辑视为类似思想的世界语言，但逻辑其实并非如此。它只是思想的媒介，语言的元素。若是一切都依据逻辑的法则来评价，将在实际的生活中导致荒谬的结果！
想要了解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般绝顶聪明的人为什么想要仅仅以“逻辑规则”来解释世界，就必须回想当时剑桥的气氛，一种充满热情、慷慨激昂的气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革新精神影响了前一个世纪无甚灵感的哲学，并在剑桥达到了极致。虽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用自己的方式把哲学推向巅峰，或是最后会罢黜哲学，但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甚至相信能放弃生活中其他的一切。对于其他科学领域，他们的态度极为傲慢。维特根斯坦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但由于他只就逻辑的有效性去评论，所以认为精神分析和心理学都没有什么益处。他对脑部研究一无所知，不过那是时代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他。卡哈尔或谢灵顿（Sherrington）对当时大部分的思想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完全不同于罗素，甚至让人更一目了然。他几乎不曾考虑过“人是否能够确切理解客观现实”此一自康德以来的哲学界思考的问题，也不探究哲学同侪普遍关注的知觉心理学。而在其《逻辑哲学导论》中，他更毫不关心语言或说话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如是我们理解到，维特根斯坦所谓理想的语言使用，应该与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在《看见声音：走入失聪的寂静世界》（Seeing Voices：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Deaf）里那位11岁的约瑟夫相仿：“约瑟夫能看，能辨别，能分类，能使用。他对感知（以知觉为基础）的分类和统合毫无困难，却似乎走不出这个范围。……他对一切都是按其字面意义去理解，无法把握图像、假设和其他可能性，也无法进入想象或隐喻的国度。如同动物或幼儿，他被禁锢在当下，受限于具体而直接的经验。不同的是，幼儿并没有所谓的意识，而他却不断被意识提醒着自己的状态。”
约瑟夫故事的高潮，在于他并不是受维特根斯坦精确语言理论折磨的学生，而是一个在10岁以前从未学过手语的失聪男孩。在约瑟夫的语言经验里，并没有语言的层次差别可言。因为他从未体验那种语言使用，无论是口语或是手语。尽管如此，约瑟夫仍然拥有字词理解能力以及对句法的直观感受，所以他的语言理解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却不是社会性的。
我们已经知道其中原因。自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相关的理论后，人们普遍相信人类在出生时便具备语言及语法的学习和理解力，幼儿能几乎自动地学会其母语。他们在母语方面的发展与四肢的发育情况类似。然而有个重要的前提是，幼儿能够模仿他们听到的语言。人类虽然和黑猩猩一样，只能发出约三四十个不同的音，却能利用这些音组成复杂的句子。对于黑猩猩来说，每个音都代表某个意义。在人类的发展中，像“Ba”或“Do”这样的音则渐渐失去意义，而成了音节。也就是说：人类将无意义的语音组合成有意义的字词。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如此发展，而不是人猿呢？问题的答案仍然莫衷一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类的喉头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向下发展，致使发声的可能性大增。然而对于这个演化发展，至今还是没有合理的解释。相对来说，学界已知脑部提供了我们对语法的理解力。大脑的布罗卡区能将一连串的语音分段整理成有意义的内容。此区大约位于我们的左耳上方。幼儿直到三岁前的语言几乎主要都是在该区养成的。如果乔姆斯基关于母语语法学习的天赋能力理论正确的话，这个能力便是来自布罗卡区，因为后来习得的第二语言明显必须借助其周边的大脑区域。布罗卡区使语言机能、语音发声、语音分析、发音动作和组造抽象词语等工作得以完成。至于对语言的理解，可能还包括模仿的部分，则是由大脑的另一区负责，即韦尼克区。这个于19世纪发现的二分法，至今仍然有效，不过整个语言处理涉及的细节当然还是复杂得多，而脑部研究学者晚近也认为语言处理还涉及其他的脑部区域。
至少第一种语言是先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学习的，而且这种语言是从周遭环境“模仿”来的。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了解和被了解。一件事情是否能让人理解，取决于语法和语境。比如德语里“我看见黑色”（Ich sehe schwarz），可能是指我站在一幅黑色的图片前面形容所看到的颜色，但也可能表示我对某件事情感到悲观。对于年轻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这样的句子特别令他厌恶，然而语言中正存在着如此丰富的多义性。所有关于精确语言的构想之所以会失败，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个句子的意思是由字词的使用塑造成的”。
对于《逻辑哲学导论》引起的异议，维特根斯坦起初根本不想知道。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示，他在书里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得出了最终的结论。他认为自己给了哲学一个简短却丰硕的成果，因此对他来说，继续为哲学“服务”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将庞大的财产分给了兄弟姐妹，并捐赠了一大笔钱给年轻的作家、画家和建筑师。下一步就是要到教育实务中一探究竟。这位在英国享有崇高地位的哲学家参加维也纳的教师培训，并低调地在奥地利的一个省里受雇为公立学校教师多年。然而，他工作的成果却是极为悲惨的。对于大部分乡下孩子来说，他大概是个讨厌鬼。1926年，他精疲力竭地辞去学校的工作，并在修道院里当了几个月的园丁助手。接着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另一个新的工作中：他与一位建筑师共同为他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e）在维也纳设计并建造了一座立体派的别墅，而他主要负责室内装潢。该别墅成为维也纳知识分子的中心，也是“维也纳学圈”经常聚会的所在。1929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暌违15年的剑桥，以他那本《逻辑哲学导论》得到迟来的博士学位，然而他接下来的著作却和他早期作品的主张背道而驰。他像着了魔似的写作和工作，但是没有一件作品让他觉得成熟到足以发表的地步。他依靠普通讲师微薄的薪资和奖学金生活，直到50岁时才终于成为教授。他的一名学生曾经回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是个“隐士、禁欲者、大师和领袖”，就像是小说中繁华过尽、尚未辞世就已经是个传奇的人物。
维特根斯坦后来也渐渐意识到自己“语言是现实世界的模仿”的理论并不正确。对他造成严重打击的是一位剑桥的同事，也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当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反映真实世界的逻辑结构时，斯拉法将掌心朝外、用指尖抚摸着下巴问道：“那么它（这个动作）的逻辑形式又是什么呢？”于是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的“图像理论”（Abbildtheorie）。经过无数失败的尝试后，他把1936年完成的晚期作品《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献给斯拉法。直到1953年，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去世两年后，这本书才出版。书中不但放弃了图像理论，更放弃了“我们只能经由逻辑媒介才能理解语言”的想法。其中最生动且令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激赏的一个句子是：“我们可以把语言视为一个古老的城市：一个由小巷、广场、不同时代所建的新旧房舍组合成的纷乱结构，而其周围则围绕着许多郊区，郊区内阡陌笔直整齐，屋舍形式统一。”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字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语言里的使用”。与其在逻辑上紧扣住意思和句构，哲学家们更应该探讨语言使用的规则，也就是不同的“语言游戏”。在这方面，他终于发现先前被他轻率搁置的“心理学”的意义。由于语言游戏不存在于真空的空间，而是存在于人的群体中，因此应该以心理学去解释，而不是逻辑。世界并不是要哲学家去做心理实验，而是从社会语境里去解释语言游戏。因为“我们无知的主要源头”是“我们不能综观自己对字词的使用”。更好的描述就是：“你的哲学目的是什么？就是给苍蝇指出捕蝇瓶的出口。”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维特根斯坦也自愿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这一次是加入英国的战线。作为医院里的助手，他结合飞机制造的经验，开发出测量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呼吸量的实验室仪器与设备。他还在剑桥教了四年书，直到58岁才决定退休。他在爱尔兰和牛津度过余年，于1951年因癌症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对友人的问候：“请告诉他们，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
如果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导论》是一条死胡同的话，那么他的《哲学研究》对于哲学以及刚萌芽的语言学则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一个新的学科诞生了，也就是分析哲学，而它可说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哲学思潮。维特根斯坦理论的影响在于：哲学的问题必须被当成语言表达的问题去理解和分析，因为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总是被他们的语言影响。他认为，并没有所谓不受语言混淆的“纯粹的”感官经验。同样，也没有所谓清楚明白的意指，因为语言总是多义性的。分析哲学就在知觉以及语言相互渗透的原始丛林中开辟了路径。
语言学着手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并着眼于个别语境中“说话”的意思。英国学者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美国学者塞尔（John Rogers Searle）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出一套“说话行为”理论。奥斯汀发现，一个说话的人是在“从事着某种行为”。理解一个句子，重点不在于是否理解正确，而在于是否相互理解彼此的意向。自此，语言的真理理论变成了社会沟通的理论。
人类的语言是一个绝佳的沟通媒介。然而哲学家们却必须借由维特根斯坦认清语言其实并不是通往真实的唯一通道。我们反省到思想和语言的媒介并不能整理真实世界“本身”，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去解释世界的“模型”，如此我们才更了解人类一点。知觉到不同事物的人，经验到的也有所不同；经验到不同事物的人，其思想也会不同；而思想与他人不同的人，也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让各人都有不同的思想和说话方式的“东西”，使得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知觉的局限和语言的局限都是我们世界的局限。因为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就像为思想穿上语言的“衣服”一样，而且这些衣服都是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的“衣橱”里取出来的。语言同时还有个不成文的“基本功能”，那就是“蒙骗”我们，因为语言不可能完全表达出事实。语言是因着人类这个物种的需求、为了“建构”真实与世界而被“创造”出来的。蛇不需要语言，因为它知觉的联结可以不必依靠语言。但是假若它为了确认方向而需要一种语言，那也将是一种对于人类而言完全无用的“蛇语”，就像“人话”对蛇来说没有用处一样。晚年的维特根斯坦曾很聪明地说过：“就算狮子会说话，我们也还是不会了解它的！”
关于我们认知的可能性和局限的这趟哲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旅行，到此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学到了一些关于脑部及其来源和功能的知识。我们看到它的可能性，也看到它的有限性。我们发现感性和知性在我们的脑部经常是不可分割地共同作用着，也提到自我感觉和自我认识如何表现。我们明白了，意识和无意识如何混杂交错，还有我们对于脑部如何储存和遗忘“意义”仍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脑部是个非常复杂且经过缜密设计的“自我理解的器官”，却不是用来客观认知世界的器官。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语言适合做些什么，以及要它做到“客观”的话会有哪些困难。因此，对我们自己以及世界进行思考，总是如同开车行过一条河，或是骑着三轮车穿越撒哈拉沙漠，虽然可行，但很艰苦。不过我们至少认识了我们的若干重要配备，也因此更看清我们的所作所为。自我探索的旅行应该将我们推向另一个层次，也就是“我们如何评断自己的行为”这个问题。脑部研究至此已完成了许多有用的工作，现在让出了一些空间给哲学，却不因此而完全消失。我们将继续向它请教（例如善恶的问题）。不过，无论生物学能告诉我们些什么，道德的问题依然还是哲学或心理学的问题：我们论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从何而来？我们根据什么来评断自己的行为？而我们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评断呢？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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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