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法则：
为什么我应该做个好人？
时间是公元1730年。在科尼斯堡（Königsberg）城外，位于波罗的海的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小城市，有个母亲在夜里带着她6岁的儿子散步。她充满爱心并为儿子详尽解释自己对大自然、植物和药草、动物和星辰的所知所闻。城市的街道因仅有微弱的照明而显得昏暗。母亲对神情专注的儿子指着广阔无垠的星空，他们凝神仰望那无尽的远方，小男孩被深深吸引住了。“有两件事物，”他在日后说，“我的思绪越是经常不断地思考它们，心里就越是充满赞叹和敬畏：我头上满布星斗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我看见它们在我眼前，并直接结合到我对于存在的意识。”确实，他后来在天文学以及道德哲学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这个小男孩就是康德，而他在信仰虔诚且学识丰富的母亲照顾下度过的快乐童年只维持到13岁。母亲的辞世让这个拥有着水蓝色双眼的柔弱小男孩长时间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中。他的父亲是个皮匠，为继续栽培这个多愁善感的儿子尽了一切努力。他送他到城里最好的一所中学，而这位天生患有胸腔狭窄的年轻人在这里以及后来在科尼斯堡大学都是表现十分出色的学生。他特别喜欢学校屋顶上的“观测站”，夜里经常爬到那里去仰望星星，而且一看就会看上很长的时间。他16岁时便通过了科尼斯堡大学的入学考试。虽然应该研究的是神学，可他却把主要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数学、哲学以及物理学上。课余时间他以厨艺和赌技出名，而且打一手绝佳的撞球；因此，虽然他说话小声且有些含糊不清，却经常成为科尼斯堡聚会场合的座上客。不过他最大的热情仍然是在星辰和宇宙上。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克奴撑（Martin Knutzen）非常热心地支持他，而克奴撑收藏的伟大物理学家牛顿曾使用过的反射望远镜，也深深吸引了康德。他阅读牛顿关于宇宙结构的基础著作，沉浸在数字、表格和计算里，并自创了一套物理世界模型。为此他写了一本页数不多却极有深度的书，并取了一个宏大的书名：《自然通史和天体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他试着不进行数学的计算，而仅仅用他自己的推论来探究世界的结构，这是既奇特又具挑战性的项目计划。虽然自然科学家们几乎都没注意到这本书，但康德认为自己的方法很成功，并将在所有的领域中保留这个方法。毕竟他相信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是正确的，而那些看法在他去世后也的确得到了证实。他猜测，今日太阳系的存在只单纯透过一个“元素间相互吸引和排斥”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不以上帝的作为来解释行星系之形成的尝试。
虽然康德的观点如此果断而先进，他却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事业。完成学业之后，他的路走得一点也不顺畅。他浪费了九年的时间在担任家庭教师上，直到31岁（在当时算是很老了）才写出他那篇关于火的博士论文。他在大学取得编制外讲师资格，但薪水非常微薄。直到40岁以前，他的事业其实可算是个“中级灾难”。他是个天分极高的人，非常聪明且兴趣范围几乎无所不包：神学、教育学、天赋人权、地理、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力学和物理学。多年之后，大学给了他一纸聘书，却是要他担任“诗学艺术”（Dichtkunst）的教授，工作内容是负责发表辞藻华丽的庆典演说，而且还得是自创的诗句。康德拒绝了。在教了15年书之后，他才终于得到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教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
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康德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在哲学领域留下显明的足迹了。这个想法令他十分惊恐，几乎让他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自此变得无聊至极，而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日后也取笑他说没有人能写一篇关于康德的人生故事，因为康德既无人生也没有故事。他让家仆每天早晨5点叫醒他，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散步，晚上10点就寝。这样的生活让他活得很久，几乎活到了80岁。他的作息生活让人觉得像是对于人生的抗议；但是他在往后的34年内所完成的著作，却与他无聊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书根本就是整个德语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康德探究人类精神的方式，并不像自然科学家或在他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那样从上帝的观点来看，而是像法学家一样地研究它，他不断地寻找“法则”。他年轻时曾尝试解开宇宙的“系统状态”（Systematische Verfassung）之谜，现在他则努力在人的意识里找到规则及规律性，以从中引导出规范性的法则。为了达成这个任务，他首先必须探究哲学里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本书第一部分曾探讨过的：我能知道什么？我从何处得到确定性？就像150年前的笛卡儿一样，康德也决定不从世界的事物而从人的思想中找寻认识的确定性。康德把这个“研究我们认识前提”的哲学称为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不过，他在关于自己的认识状态上比笛卡儿小心得多。笛卡儿相信人类的思想可以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康德则认为这个“真实”本质根本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因为人类怎么可能看出它来呢？无论大自然的秩序在我们看来是如何的，它都是在人的脑中被整理过的。就像颜色并不是从大自然中产生的，而是从我们的眼睛和视神经中产生的；人的精神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秩序，而这个秩序是他赋予大自然的。也就是说，人类具有“感性”和“知性”，它们共同建构这个世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里说：“知性并不从大自然中汲取它的法则，而是强加法则在大自然身上。”以这个非常有益且进步的想法为基础，他终于敢开始处理道德问题。
他首先抱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并不苟同卢梭所相信的本能，也避开其他对人类简单的本质定义。他不想去确认人的“本性”是善或是恶，无论如何，人具备了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而且其中显然也有个框架使他有能力从事道德的行为；康德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这个能力中必然隐藏着一个规定人应该如何彼此相处的道德法则。
人类向善的能力让康德十分赞叹，他甚至颁给了人类一个“人性尊严”的特别勋章。没有任何其他高等生物有此殊荣，拥有行使道德行为的自由；这样看来，也就不存在比人类更伟大的生物，因为康德认为其他生物都无法自由做出决定和行动；而由于人类是最伟大的生物，因此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个“人性尊严”并非康德发明的。第一位提到它的人比康德还早了300年，他就是意大利人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一名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哲学家。米兰多拉说，人类是非常独立的生物，由于他具有自由思考和自由行动的尊严，因此他做任何决定以及是否要有所作为都只取决于自己。
康德的看法与他非常接近。问题并不在于性善与否，而在于人性如何使人承担为善的义务。善自身并不是康德要探讨的主题，而是“应该为善”。他仔细探究人的理性，探究人类是否天生具有一个原理可能产生道德。他思考的结果是，人的善并不是源自人性或外在环境，而仅仅是“意志”（Wille），人唯一的善就是他善的意志。如果人想要彼此好好相处，那么就必须遵循善的意志，就仿佛它不只是一个动力，而更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法律。康德把这个行善的要求称作“定言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他在《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t）里对“定言命令”最有名的说法是：“永远要使得你的意志规箴能够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由于人能够“想要”为善，因此，他也应该是“应该”为善的。对康德来说，这个结论并不是他设定的道德，而是人类理性基本逻辑的运作方式。道德的法律是存在的，而且就在人的心中。而康德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分析它罢了，就像他从前曾分析宇宙一样。行善的义务对他而言也如同自然现象，类似天空和星星。因此他相信，定言命令是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使用它。一个听从自己心中的那个道德法则的人，就是个行善的好人，即使善的意图可能导致恶的结果：因为康德认为，如果意志是善的，那么行为在道德上也会是合理的。
康德对他的思想结构相当满意，即使他晚年曾对这个精心建立的体系能否经得起生物学的检验感到担心。不过最后他还是安慰自己说，“知性的图式”（Schematismus）很可能还会是“永远深藏在我们脑部的艺术”，而其“真正的诀窍是我们永远无法从造物者那里找出并且清楚看见的”。简单而规律的生活为他那不算太严重的恐惧感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他在60岁时终于有足够的钱可以负担自己的房子、一名家仆和一名女厨。他聪明的大脑在晚年却偏偏意外得了阿兹海默症，使他变得越来越健忘，最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于1804年2月上午11点过世，当时精神处于严重错乱的状态。
康德在过世时名声就已经相当响亮了，而且往后还愈来愈出名。不少哲学家把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和哥白尼相提并论，因为哥白尼告诉了人们地球是圆的且绕着太阳运行。然而，康德告诉了我们什么，又证明了些什么呢？他提出的前卫理论中有哪些是正确无误的？当然，他细说我们的知性如何根据自己本具的结构来扫描世界。而他还主张每个人都有个逻辑模式，让人有为善的义务。但是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们身上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逻辑模式，一个“道德的法则”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它是如何来到我们身上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
想找出人应该为善的原因，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为什么人想要为善。关于这点康德却无法说明！他在生前虽然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也希望用自然科学来验证这个“人类知性的图式”如何作用，并“亲眼见到它实际的运作情况”；但是在康德的时代尚未有人对人猿进行研究，而脑部研究也还在萌芽阶段。德国医生高尔（Franz Josef Gall）才刚开始对脑部进行测量，而他的脑部绘图就像哥伦布以前的大西洋航海图一样荒唐。因此他对于脑部内的情况也只能做非常粗略的推测。
康德年轻时曾对宇宙和星星感兴趣，他在计算天体上付出了不少努力。后来他尝试了解人类的知性及其法则，但是那就像一个物理学家试着计算行星以及世界的法则，却连最小的望远镜也没有一样。康德可以对人的脑部进行推测，却无法探视脑部。今日的科学家当然已经具备了这种“望远镜”，他们用电极测量，借助核磁共振成像来透视人类的脑部。因此，我们今天能够重新提出康德无法解答的问题：在脑中是否有一个道德的中心？如果有的话，它的结构如何？它如何运作？是什么控制着我们使用道德的能力？
在我们面对这些有趣的问题之前，必须先探究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因为它影响所有其他后续的想法。康德认为理性是脑部的主人，他深信是理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然而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知道，“无意识”对我们的决定权比“意识”更大。问题也就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待并承认无意识对我们感性、思想和意志的重要性，那么康德关于我们心中道德法律的理论还有多少留存下来呢？我们的道德意志又会是什么面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