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贝特实验：
我可以要我所想要的吗？
这将又是个篇幅较长的章节，有两个好理由可以解释。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将认识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而他肯定算是哲学界特立独行的人物。他自己曾说：“那一天将会到来，凡是不知道我曾对某件事说过什么的人，都将被鄙视为一无所知的人。”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并不谦虚。第二个理由是，本章探讨的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当今讨论最多的哲学问题。
我们先从这位哲学家开始吧。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当地一名成功的商人。1793年，当叔本华5岁时，他们举家迁往汉堡。他那期望很高的父亲对儿子有着不凡的规划。他在叔本华15岁时就将他送到荷兰、法国、瑞士、奥地利、西里西亚、普鲁士和英国的学校以及寄宿学校就读。他刚要适应一个新环境，就得换到下一个地方；这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叔本华虽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却性格孤僻且不信任别人，总是独来独往。17岁时，父亲强迫他学做生意。没多久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人们传说他是死于自杀。父亲的死让叔本华悲恸逾恒；他虽然很怕他，却也很尊敬他。相对的，叔本华的母亲这时才真正绽露光芒；她终于可以如愿成为一个文艺沙龙夫人。他们搬到魏玛（Weimar），而母亲的文学沙龙在那里也大受欢迎。魏玛虽然只是图林根邦（Thüringen）的小城，却有诸如歌德、席勒、韦兰德（Wieland）和赫德（Herder）等文学巨擘住在那里。
看到歌德以及其他文坛明星来到母亲的沙龙，坐在原属于父亲的椅子和沙发上神气活现的模样，年轻的叔本华感到不寒而栗。面对母亲一脸陶醉的表情，他则以冷嘲热讽回应。然而，他其实不像外表那样泰然自若。他虽然绝顶聪明，长相俊秀，却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21岁时，母亲将他赶出家门。他得到一部分遗产，搬到哥廷根，后来又到柏林和耶拿去学习医学、自然科学和哲学。
他25岁时完成了博士论文，那是充满怀疑、态度强硬而偏激的著作。叔本华解释说，人完全没有客观认知世界的能力，而我们的认知受限于那属于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叔本华的偏激程度远胜于康德，毕竟康德还相信，人类的认知设备是个精密且适用的工具；叔本华却几乎不相信意识能有什么聪明的作为。他母亲觉得他的作品既不优雅又无趣，根本像是“写给药剂师看的”。幸好，叔本华并不怎么欣赏的歌德，却偏偏颇为赏识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想法。他认为叔本华是个天才，并公开预言他将在文坛大放异彩。他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色彩学》（Farbenlehre）寄赠叔本华。然而，精通自然科学的叔本华在读了歌德关于色彩的产生和效果的研究后，却皱起眉头，觉得只是无价值的废话。性格偏激的他四处宣扬此事。他后来干脆自己也写了一本《色彩学》，于是歌德立刻与他绝交。自此再也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傲慢的家伙背书了。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大学教授哲学，为了与当时大学的明星黑格尔分庭抗礼，他选择在同一时间授课。这场竞赛最终以灾难收场：黑格尔的课堂有几百名学生，而叔本华的却只有三五个。尽管他仍自诩为天才，其他人却认为他不过是自我膨胀罢了。学校通知他学生人数不足，而他也就只好黯然放弃教职，到法兰克福定居下来。他写了很多书，而附近的居民都觉得他很可笑。在他们眼中，他总是在街上自言自语、态度不友善、深爱他那几只卷毛狗，而且害怕自己会中毒。他晚年时的确有了一点名气，却无法好好享受。他对人的看法变得非常黑暗。不过至少他还能满意地说：“世界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
叔本华其实很早便取得了他最重要的成就。他在30岁时就出版了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不过起初并不受瞩目。虽然如此，他还是发现了康德、黑格尔以及很多其他哲学家始终忽略的问题。他们几乎都认为是“知性”和“理性”告诉人应该做什么，而人的整体任务只不过是服从理性的指示；然而叔本华却很怀疑，他提出了哲学里最惊人的问题，也就是：“我可以要我所想要的吗？”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哲学界来说就是个很大的挑衅，因为它涉及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说，我不可以要我所想要的，那么人的意志便是不自由的；若是不存在自由意志，那么理性其实也就完全不重要。而那“定言命令”，我知性中的“道德的法则”，又会如何呢？它会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决定我行为的法则根本就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意志！叔本华继续坚决主张说，脑中的指挥中心并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意志在无意识之下决定了我们的存在和性格，也可以说是“主人”，而知性是它的仆人。当意志自己在做实际的决定和秘密的决议时，都将知性摒除在外；而知性完全不知道在它背后发生的事情。只有意志能告诉我该做什么，而知性的工作就是顺从它。因为“只要是违背意志的，脑袋也不会让它进去”，所有其他的都是徒托空言！
是这样吗？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回想一下你的学生时代，你不想上最后一节数学课，并考虑着是否该逃课。当然你有所顾忌，因为你的数学成绩很差，而这也正是你不想上课的原因。若是不去上课的话，你会更跟不上进度；但是想到坐在教室里的情景，心情又更糟。你开始犹豫不决。你不完全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接受了逃课的意图，你虽然有所顾忌，却根本不想去上课，也就是说：你的知性还没察觉。但是这时你听说有些同学也不想去上那最后一堂课。这当然并不是消除你的顾虑的真正理由，也不是站得住脚的论点，因为你的同学是否逃课，并不会改变你逃了课成绩会变差的结果。然而当你听说同学也不想去上课时，你心里立刻升起了一股无法阻挡的喜悦，这喜悦甚至让你很惊讶；你已经百分之百决定不去上数学课了！而这时你的知性才发觉，你的意志在知性仍不确定并且和顾忌相互拉扯抗衡时，早就已经决定好了。所以，你可以说是做了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吗？恐怕不是。你的意志之前就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并且找个借口安抚你的知性。你告诉自己：其他人也不去上课啊；虽然这其实并不是个好理由。你的意志做了它想要做的，而你的知性只不过为它提供适当的辩护罢了。
因为强调意志的地位，叔本华成了哲学界的眼中钉，不过这还挺令他高兴的。从他自己的观点看来，他终于在“人们几千年的哲学探讨”之后，辟除了“人类是受理性支配”的谣言。他发现了“所有哲学家的根本谬误”和“最大的错觉”，也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也就能够行善。康德不也曾经认为“理性如何，意志便如何”吗？然而事实是否正好相反，也就是“意志想要如何，理性也照着做判断”？
一般人对于“理性是指挥中心”开始产生怀疑，而这个怀疑还会越来越大。让我们换个场景，跳到1964年，叔本华去世约100年后：教皇保罗六世（Paul Ⅵ）衣着隆重地走进大厅接受觐见；红袍枢机主教们跪下来亲吻他的戒指；只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脑部学者们站着与这位基督的代理人握手。教廷科学院邀请当代顶尖的专家来到这豪华的文艺复兴建筑，也就是教皇的住所，和他共同思考一个所有自然科学家醉心的主题：大脑研究。学者和主教们尤其关心一个新发现。一位来自旧金山、名气还不大的脑部学者做了一个划时代的实验，让脑部学者们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于1916年出生于芝加哥，主修生理学。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脑部学者！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脑部研究。利贝特年轻时就对于“人是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意识的活动”这个问题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大胆地在旧金山锡安山医院的神经外科部门对一些仅受局部麻醉的患者进行实验。这些患者躺在手术室里，他们的脑部有部分是打开的。利贝特将线路与脑部相接，并施以微弱的电流脉冲刺激。他仔细观察患者如何以及何时产生反应。实验结果非常惊人：从皮质的刺激到患者的抽动之间经过了超过半秒的时间。利贝特的实验于1964年在梵蒂冈引起注意。当时他不知道另外两位同行的研究结果，他们也发现了时间的延迟：从想要做出一个手部动作的意图到动作的发生，中间有将近一秒钟的时间。这个测量让利贝特很兴奋。意图和行动之间的一秒钟差距，这完全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互相矛盾。当人要拿一杯茶时，他立刻就会做出动作；那么测量到的一秒钟差距是怎么回事呢？
利贝特推断说，人们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秒钟。他于1979年开始了新的实验，而这个为人熟知的利贝特实验也让实验设计者享誉全球。利贝特让一个女人坐在靠椅上看着一个大时钟：那不是一般的时钟，而是一个绿色的、快速绕着一个圆盘转动的点。接着他固定两条线路，一条连接实验者的手关节和一台电子测量仪器；另一条则连接实验者的头盔和另一台测量仪器。他给实验者的任务如下：“请注视钟上的绿点，任选一个决定动一下手关节的时间。特别要注意的是，记住做决定时绿点所在的位置！”女人依照利贝特的指示，决定移动手关节并记下绿点的位置。接着利贝特问她当她下决定时绿点的所在位置并加以记录；然后他迫不及待地察看两台测量仪器。手关节的电压变化显示动作发生的精确时刻，而头部的电极则显示脑部对于行动的待命状态。结果在时间上的顺序是如何的呢？首先，头部的电极传出信号，半秒钟后才是女人看着钟指出的做决定的时刻，再过约0.2秒钟才有手部动作。对于这个结果，利贝特非常兴奋；女人在知道决定的半秒钟以前，就已经决定要动作了！想要或想做什么事的“意识前反射”比有意识的行为更快；那么，脑部的意志程序真的是在人意识到这个意志之前吗？而这难道不也同时意味着哲学上关于人类意志自由的终结吗？
让我们做一趟时光旅行，把叔本华和利贝特凑到一块儿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到1850年，叔本华位于法兰克福好景街17号（Schöne Aussicht 17）的住所去吧！时间是早晨。等一等！这时他还不见客，我们必须稍等一下。他在七点和八点之间起床，起床后用一块大海绵沾冷水刷洗整个上半身，而他最有价值的感觉器官眼睛，则是以多次睁开浸入水中的方式洗涤。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强化视神经。接着他坐下来喝咖啡，而且是自己煮的。他不允许女仆这么早现身，因为他非常重视在早晨专心思考。叔本华说，脑部这时就像刚调好音的乐器一样。我们再等一个钟头就可以按门铃了。开门后的欢迎态度还算友善，至少是就叔本华的一般表现来说，毕竟这位访客很欣赏他的学识。利贝特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由于叔本华憎恨无意义的闲聊，所以这两位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那么，利贝特先生，现在究竟如何？我可以要我所想要的吗？”
“呃，如果你问得这么直接的话，不可以。我不可以要我所想要的。”
“那么就是如我所说的？意志是主人，而知性是它的奴仆？”
“或多或少是这样的。”
“什么？”
“就像我说的，或多或少。”
“您要说的是什么？这里的或多或少是什么意思？”
“或多或少的意思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
“为什么？情况很清楚啊！你解释过的，意志在时间上先于有意识的知性，快了……？”
“……大约半秒钟。”
“没错，利贝特先生，快了半秒钟。这表示：意志负责支配，而有意识的知性很笨拙地跟在后头，不是吗？如果知性很笨拙地跟在后头，那么也就不存在意志自由，因为意志不是被知性影响，而只是被它认知和评论。这样的话，一切的道德哲学都不对了。”
“呃，其实……”
“对于事物有意识的或是理性的观点，并不属于人的本质，而只是跟随在意志后面的装饰配件，一种修辞的辩解或事后的评论。”
“我也可以说些话吗？……”
“请说！”
“没错，从意志的推动到有意识的决定中间经过半秒钟；但是到女人的手部关节移动，也就是她行动，中间又会经过半秒钟……”
“所以呢？”
“……也就是说，她还有机会中断这个动作……”
“请继续！”
“……也就是说，虽然不存在自由意志，但是总还是有个像自由的‘反意志’（Unwille）的东西，可以预防不好的事情。”
“自由的反意志？你的想法真怪异。”
“这可能听起来怪异，但是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意志是不自由的，但反意志却是自由的。无论是什么促使我们做任何事，我们依然总是有机会说‘停！’”
“你相信你已经用那个钟证明了这一点了吗？证明了存在一个无意识的不自由和一个有意识的自由？”
“‘证明’这个字眼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我是这么相信的。”
“而这一切就因为你的那个简单的实验？”
“叔本华先生，我愿意承认我的实验蛮简单的；但是我认为很有说服力。此外，相信有个东西，我是指自由的反意志，来控制我们的意志，其实是件好事。你是否曾想过，如果我们接受‘没有人必须为他的意志负责，也因此不能要求他承担责任’的话，这对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面对一个杀人犯呢？他可以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无意识的意志导致我做了这件事，而我无法控制它。您去看看叔本华和利贝特写的理论啊！’”
“反正人类是无可救药了，不管有没有刑罚，有没有监狱！”
“叔本华先生，这是您的看法。但是这么说对我们并没有帮助。”
我们最好在这个对话开始有些龃龉以前离开，反正他们也不会再有太多交流了。他们的立场很鲜明，看不出有妥协的可能。当然，利贝特在“不轻易推翻人类为其行为应该负的责任”这件事上是对的；不过，叔本华怀疑利贝特的测量结果是否真的足以证明一个关于意志、反意志和意识的巨大理论，难道就不对吗？脑部研究还无法完全理解人类意识（包括灵性的感觉、创意）、有意识的意志以及想象力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更别说是测量了。不过每个脑部学者还是有自己一套心物关系的理论。关于利贝特的测量，其真正问题在于他必须把脑部电极的测量结果翻译成语言，例如他把这些测量结果归类成“潜意识”或“前意识”（Vorbewusstsein），并决定“指出时钟上的点”算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前意识”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我可以把“要弯曲手部关节”的意志称作“前意识”，那么要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或是要构思哲学论点的意志又该如何称呼呢？虽然利贝特的测量结果看起来非常有启发性，但它们并不能推论出简单的答案，反而招致新的问题。意志自由这个大难题应该无法用“脑部脉冲”和“这个脉冲被察觉”的时间延迟来取代。此外，意志脉冲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有些虽然很简单，却又经常很强烈，例如饥饿、口渴、疲劳和性欲；有些则非常复杂，如想要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学习法律或举办一个盛大的庆生会等，都比一个让我想吃东西的饥饿感要复杂得多。
这一切对法律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成千上万的脑部学者在世界数百个机构中研究脑部，其中有不少也在探讨“促使人类从事道德行为的本能和推动力”。假如说一切的“应该为善”都是奠基于“想要为善”，那么在人脑中就必须有个诱发善意志的东西，而那又会是什么呢？
Schlesien，中欧地名，绝大部分属今日波兰，小部分属捷克和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