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吉事件：
大脑里存在道德吗？
1848年的9月13日天气很好，午后阳光强烈而炽热，盖吉（Phineas Gage）一早便开始工作。他是炸药专家，同事们后来也都为他背书，说他是若伦德伯林顿铁路公司（Rutland & Burlington Railroad Company）“最卓越、最有能力的人”。他的任务是要为一条新的铁路线炸平一块岩地。佛蒙特州的工人都聚集在卡文迪西市（Cavendish）前方不远处；很快，穿越新英格兰州的铁轨将铺上，而满心期待的旅客也将能横跨200英里，从若伦德到波士顿去。盖吉刚刚把火药和引信填入一个新的钻孔，并要求助手将整个地方用砂铺盖住。他伸手取一根两米长的铁棍，打算压实铺在火药上面的砂。这时，有人从后面对他说话，他转身和他交谈了几句，同时熟练地将铁棍插进沟槽里；然而他没注意到，他的助手还没有把砂注入其中。盖吉说说笑笑，意外地在岩块上敲出了火花。
火药就在那一刻爆炸了。铁棍从盖吉的左边面颊插入脑部，射穿头部飞了出去，上头沾着血和脑部组织，砰的一声掉落在30米外的地面。盖吉躺在地上，午后的艳阳洒在岩块上。铁路工人都吓得失了魂，全身僵硬地站在一旁，只有少数几个人敢靠近察看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盖吉竟然还活着！虽然有个洞贯穿头颅，他还是恢复了意识。鲜血不断从伤口流出，但他依然能够对同事们解释意外的发生。工人们将他扶上一辆牛车，他笔直坐在车上，车行了一公里多的距离，来到邻近的旅店。他真是个顽强的小伙子！盖吉仍自己从车上爬下来，其他铁路工人都惊奇不已。他坐在旅店里的椅子上等待。当医生抵达时，盖吉还对他说：“我这里有不少工作等着您呢，医生！”
现在，盖吉的头颅被存放在极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内，并且让科学界伤透脑筋。盖吉在意外发生时25岁，头部遭重创后继续活了13年。那是一段奇异的人生，因为盖吉的伤口虽然奇迹似地复原，但整个事件却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名受伤的工头仍然能感觉、能听、能看，他的四肢或舌头也没有麻痹的迹象，他只失去了左眼，其他的器官都运作正常；他的步履稳定，双手也灵活如昔，甚至说话也和从前一样，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不过，他失去了火药专家的工作。后来盖吉在马场找到新差事，没多久又被炒鱿鱼了。无可奈何的他来到市集上，后来又到博物馆，他带着那根铁棍以吸引人潮。最后他移民智利，在那里待了几年，并在马园里担任马车夫维生。1860年，他来到旧金山，最后在阴暗小巷内结束了他的一生。他发作了几次癫痫，去世时38岁。人们将他和从不离身的铁棍一同下葬，那些曾经以头条新闻报道他意外事件的报纸，只以不起眼的几行字刊登了他的死讯。
盖吉的生活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呢？研究这个案例的脑部学者汉娜（Hanna）和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夫妇认为，盖吉于意外发生后在学习和说话方面的表现都完全正常，除了一个例外。当时有许多证人都指出，盖吉完全失去了对群体生活规范的尊重：他不停撒谎骗人，有暴怒和殴打人的倾向，并且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责任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脑部的创伤会让一个正直的好公民变成有严重性格缺陷的人？看样子这名铁路工人的道德罗盘已经被消磁了。若是如此，难道不也表示在人脑中存在着一个负责道德的生物中心吗？如果真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是否在我的脑中决定我的行为的良窳呢？
脑部学者达马西奥夫妇尝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研究盖吉的头颅。他们确定盖吉的脑部里负责人类重要特征（例如预想未来并且在社会环境里规划未来的能力）的部分已经被破坏。他们相信，盖吉失去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无法自由安排自己的人生。虽然所有其他脑部功能都继续正常运作，但那个负责让人有责任感的特定脑区——腹侧区（Ventromediale Region）却可能失灵了。如果这两位脑部学者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盖吉的意识便在意外后产生故障，而思考和感觉、决定与感受的关系自此都变得不正常。
必须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研究盖吉事件的人都同意该解释。有些人研究了他的遭遇，并且怀疑治疗盖吉的医生的医学鉴定。他们认为，盖吉的性格并不像达马西奥夫妇所说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考虑到，盖吉毕竟失去了他专长的工作，职业生涯宣告终止；而最重要的是，人们面对一个个性机灵的工头的反应，和面对一个容貌完全走样的人是很不同的。若干怪异的行为难道就不能归因于此吗？我们难道不能说，那场意外很可能对盖吉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这些异议都是合理的，但是难以改变神经生物学的诊断。达马西奥夫妇以许多动物实验证明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腹侧区是脑部极为重要的区域，它不但处理感觉，也负责构思计划和做决定。但是，别以为我们因为发现腹侧区，也就找到了一个小型的“计算中心”，它根据指令计算出我们的道德判断。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就太简单了。
我在儿子奥斯卡晚上睡觉前，会朗读芬兰童书作家托夫·杨森（Tove Jansson）写的木民系列（Mumin）故事。其中有一本书提到，精灵斯诺克（Snork）希望魔法师能给他一台计算器，让他知道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然而连伟大的魔法师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同样的，脑部中也没有一台道德的计算器，因为那并不是存在于某个脑区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涉及不同脑区的极为复杂的网络。如果有人问，脑部中是否存在若干负责道德的区域？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问题是，是否有一个脑区负责道德的感受和决定？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我刻意在上一句话里区分“感受”和“决定”，因为它们并非同一回事。在前一章里，脑部学者利贝特将两者归结在一起，认为我们的感受支配我们的决定。这当然不全然是错的，但是今天脑部研究已经知道，有非常多不同的脑区都参与了我们的感受和决定，因此很难具体细说该历程究竟是如何作用的。感觉、抽象思考，以及负责人际关系的领域，总是同时作用。我们很难说谁决定什么，而且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也可能并不总是一样的。显然，感觉和理性总是交错作用，而人们在面对研究设定的状况时也经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道德感的确存在，例如对匮乏的人们产生同情：我在街上看到一名乞丐时，会为他感到难过。那感觉在我心里油然升起，并非刻意营造。而道德观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想要给这个人钱，并且考虑这么做对不对。我会想：如果每个人都给他钱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去找工作了；或者，他肯定不会拿这些钱去买吃的，而是拿去买酒喝掉。我也可能会想：他想拿这钱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重要的是他得到所需要的钱。感觉和决定经常分不开，但是我们何以如此行为，却可能有别于我们如何以道德去评断某个行为。除了意图、思考、习惯以及种种其他元素，感觉也在行为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当我们进行道德评价时，感觉的影响却又显得不那么强烈。在我们攀登我们“道德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山——道德的直觉（Moralische Intuition）以前，让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脑部研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