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聪明的动物：
何谓真理？
曾经，在闪烁着无数星系的宇宙一隅，出现了一颗星球，而居住在星球上的聪明动物发明了认知。那是“世界历史”上最傲慢也最虚假的一分钟，却只有一分钟。在大自然的几次呼吸之后，这颗星球便荒芜了，而那些聪明的动物必须死亡。可能有人会如此撰写一篇寓言，却无法充分描绘人类的知性在大自然中显得多么可悲、模糊而短暂、无意义而无所谓；过去历劫以来，并没有知性这个东西，而当知性消失以后，一切也仿佛未曾发生过。因为知性的使命从不曾逾越人类的生活。知性是属于人类的，也只有它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才会如此激情地对待它，仿佛它是世界的轴心一般。倘若我们可以和蚊子沟通，那么我们将知道，就连蚊子也是同样激情地遨游空中，并且感到飞翔着的世界中心就在它里头。
人是聪明的动物，却也完全高估了自己。因为他的知性不是用来理解重大真理的，而只能应付生活琐事。哲学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篇文字，以如此诗意却不假辞色的笔触，让人类在镜子前面自我检视。这段最美丽的哲学作品的开场白撰于1873年，题为“非道德意义下的真理与谎言”（Uber Wahrheit und Luge im auβermoralischen Sinne）。作者是一位年轻教授，刚满29岁，任教于巴塞尔（Basel）大学的古典语文学系。
不过尼采并没有发表这篇关于聪明又傲慢的动物的文章。他甫遭重大打击，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希腊文化基础的书，被批评者斥为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成了人们口中小时了了的失败者，其古典语文学家的声誉也一落千丈。
然而他的前途原本是不可限量的。尼采1844年出生于萨克森的小镇洛肯（Röcken），他在萨勒（Saale）河畔的瑙姆堡（Naumburg）长大，是众人眼里天资过人且勤奋好学的学生。父亲是路德派的牧师，母亲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尼采四岁时，父亲离开人世。不久后他的弟弟也过世了。其后举家迁往瑙姆堡，而尼采就在一个除他之外全为女性的家庭中成长。他的天才在小学和后来的主教中学（Domgymnasium）都受到注目。尼采后来又进入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普夫达中学（Schulpforta），接着于1864年到波恩（Bonn）大学研究古典语文学。他虽然也开始研究神学，不过念了一个学期就放弃了。他原本想为了母亲而当个牧师，只可惜他并没有信仰。那个曾经在瑙姆堡被称作“小牧师”（Kleiner Pastor）的虔诚的牧师之子已经抛弃了信仰。他的母亲、牧师的住所和信仰本身都变成了囚禁他的牢狱。虽然他逃了出来，但这个转变终其一生都在折磨他。一年后，尼采跟着他亦师亦父的教授转往莱比锡（Leipzig）就读。这名教授非常看重尼采，甚至推荐他任职巴塞尔大学的教授。1869年，时年25岁的尼采取得非教席教授的职位，而大学也顺利授予他所欠缺的学位、博士证书以及教授资格证书。尼采在瑞士结识了当代的学者和艺术家，其中包括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夫人柯西玛（Cosima）。他先前就曾于莱比锡见过他们。尼采十分欣赏瓦格纳，甚至在1872年受其热情激昂的音乐影响，写出了同样热情的失败之作《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Die Geburt der Tragodie aus dem Geist der Musik）。
尼采的作品旋即乏人问津。音乐所谓的“戴奥尼索斯精神”（Dionysisch）和造型艺术所谓的“阿波罗精神”（Appolinisch）两者的对立，其实早在浪漫时期之初就很有名，也被认为是不符史实的大胆空想。再说，当时欧洲学界所关心的是另一个重要得多的悲剧的诞生。一年以前，极富学术盛名的英国神学暨植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起源》，指出人类是从动物演化来的。虽然人类可能是从低等生物形态演化而来的想法至少已存在12年了（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就曾预示人类也可能是个“典型的例子之一”），这本书还是大受欢迎。19世纪60年代，许多自然科学家得出相同的结论，将人类和不久前才被发现的猩猩归为同一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主教和基督教不断抨击达尔文及其支持者，而尤以德国为甚。但自始就很清楚的是：已经改变的世界观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而作为人类创造者和带领者的上帝已经死了。自然科学纷纷打着实事求是的人类新形象庆祝他们的胜利：人们对于猿猴的兴趣已经超越了上帝。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这个崇高真理自此一分为二：那个崇高的真理似乎不足采信，而人类或许其实只是聪明的动物。
尼采非常热衷于这个新世界观。他后来曾写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关于道德、宗教、美学的想象和感知的化学，犹如我们在文化和与社会大大小小的交流里抑或在孤独中体验到的一切感动的化学。”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个所谓的“化学”：一个没有上帝存在的生物学。不过尼采本身完全没有参与其中。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见解对于人类的自我认识有什么意义。它让人类更伟大或是更卑微？人类是失去了一切，还是因为更清楚自己而有所得？就在这时，他写就了一篇关于真理与谎言的文章，这也许是他最美的作品。
关于人类是变得更伟大或更卑微，尼采的回答总是依当下的气氛和情绪而定。他状况差的时候（他的状况经常不好）便显得沮丧、愤恨，发表世界是肮脏负面的看法。相反地，要是他情绪高亢，则激昂地怀抱着“超人”（Ubermensch）的梦想。他那如鹏鸟展翅高飞的想象力和书中无比强大的自信，与他矮小、微胖、柔弱的外表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了修饰给人柔弱印象的五官，使自己看起来更阳刚些，他蓄起了两撇有如大毛刷的胡子。但是自童年起就体弱多病的身体让他看起来还是很虚弱，而他也确实经常感到虚弱。他有深度近视、胃病和严重的偏头痛。35岁时的他已经觉得自己像个报废的躯壳，并辞去了在巴塞尔的教职。一般猜测，尼采后来更感染了梅毒，而这似乎让他濒临绝境。
1881年夏天，就在尼采离开大学两年后，他意外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位于瑞士上恩加丁（Oberengadin）的一个名叫锡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的小地方。那里绝美的风景立刻吸引住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往后几年他不断重游旧地，在那里独自漫步，激荡出新的热情激昂的想法。其中还有许多是他于冬季在拉帕洛（Rapallo）和地中海岸、热那亚（Genua）和尼斯（Nizza）完成的。从这些著作中大致可以看出尼采是个很聪明的、文学造诣很高并且毫不留情揭露西方哲学疮疤的批评家。他弃自己的新知识论和伦理学于不顾，醉心于不成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且经常流于模糊不明的俗气。他的文章表现越是慷慨激昂，就越像是费尽力气却扑了个空。他经常写到的“上帝已死”，其实大多数人在当时早已从达尔文和其他人那里得知了。
1887年，尼采倒数第二次来到锡尔斯·玛丽亚欣赏白雪皑皑的山峰，从以前的作品里重新发现“聪明的动物”这个题目，也就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他引发论战之作《道德谱系学》（Zur Genealogie der Moral）开头就说：“我们对自己并不熟悉，我们这些所谓认知者，不熟悉的对象竟是自己。这是其来有自的。我们既然从未找寻过自己，那么我们又如何会有找到自己的一天呢？”他在提到自己时经常使用复数，就如同在描述一种很特别的物种一样，而他自己是做这种描述的第一人：“我们的珍宝就位于我们的认知的蜂巢。我们总是熙熙攘攘，作为天生的飞行动物和精神的采蜜者，我们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能带些收获回家。”然而对他来说，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两年后尼采在都灵（Turin）精神崩溃。于是他母亲到意大利去接他，将他带往耶拿（Jena）的精神疗养院。当时尼采44岁。后来尼采住进了母亲家，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写作。8年后母亲过世，而已严重疯癫的尼采则搬到了他一直都不甚喜爱的妹妹家中。1900年8月25日，尼采于魏玛（Weimar）过世，得年55岁。
尼采的自信心很强，那是因为他在著作中一再对自己洗脑：“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它有朝一日将会把我的名字和伟大事件的记忆联结在一起。”的确，尼采在过世后被公认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然而他的不寻常或伟大之处又是什么呢？
尼采最大的成就在于他无情却又充满热情的批判。在他之前，不曾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如此激烈地指出人类如何狂妄无知地以自己的逻辑和事实（人类这个物种的逻辑）去评断所生存的世界。这些“聪明的动物”相信，他们享有得天独厚的地位。而尼采却坚决主张人类其实只不过是动物，因此人类的思维也像动物一样，受限于本能和直觉，受限于原始的意图和有限的认知能力。在他看来，西方大多数哲学家所认为的“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像一种自我认知的高效能电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真能认识自己和客观事实吗？他难道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大多数哲学家在此之前不曾存疑。有些哲学家甚至不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人类的思维就是普世的思维。他们认为人类并不只是聪明的动物，更是完全不同层级的生物。他们有系统地否定人类继承自动物界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打从他们早上站在镜子前刮胡子直到下班后躺在床上都如影随形。他们将人和动物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认为人类的理智和理解力、思考和判断力是唯一可以被接受来评价所处之自然环境的标准。对他们而言，“单纯”身体的部分是完全次要的。
为了确定他们对于“人类是卓越的”这个想象正确无误，哲学家们必须假设上帝为人类配备了不同凡响的认知系统，透过它，人类便可以阅读“大自然”这本书中关于世界的真理。但是如果上帝真的死了的话，那么这个认知系统也不可能有多么高明。因为这个认知系统势必只是个自然的产物，而如同所有自然产物一样，它也不会是完美无瑕的。尼采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著作里就读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只不过是一时的、有限的、短暂的、梦境的、如幻影一般稍纵即逝的生物罢了。”而对这些生物而言，拥有“可理解无尽、永恒、绝对关系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人类精神的认知能力，就如叔本华和尼采所预知的，与演化的要求有直接关系。人类的认知仅限于物竞天择的演化所产生的认知系统。就像其他所有的动物一样，人类也根据其感官和意识所允许的看法为自己塑造世界。因为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的认知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感官。凡是我们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尝不到或触摸不到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察觉，它们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即便是再抽象的事物，也必须以某种记号形式让我们读到或看到以后，我们才能够加以想象。若想对世界获得完全客观的印象，人类则需要超人的感官系统去接收所有可能的感官知觉：拥有老鹰敏锐的眼力、熊可闻出几公里外味道的嗅觉、鱼的侧线系统和蛇的地震感应系统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因此一个对事物全面且客观的观点也不可能存在。我们的世界永远不会是它“如实”的样貌，也不会是狗和猫、鸟和甲虫的世界。就像水族箱里的鱼爸爸会对鱼儿子这样说：“儿子啊，世界就是一只装满水的大箱子。”
尼采对于哲学和宗教的犀利眼光告诉我们，人类大部分的自我定位是多么过度夸张（虽然他自己也为世界带来了新的过度夸张和复杂不清）。人类的意识不是靠迫切地追问“何谓真理”构成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对于我能存活下去和继续前进是最好的？对这两者没有助益的，大概也没什么机会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扮演要角。虽然尼采隐约希望，也许正是这个自我认知能让人类聪明些，甚至可以把人变成真正扩大了认知感官的“超人”。但是，“谨慎”在这里显然还是比“慷慨激昂”来得稳当。因为虽然自尼采以来，人类在对于人的意识以及我们之后还会看到的“化学”的认识上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即使是最精密的测量系统和最敏锐的观察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人类不可能拥有绝对客观的认知能力。
但是这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倘若人类果真能完全了解自己，会不会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呢？我们是否真需要一个盘旋在我们头顶上自由而独立的真理呢？有时候道路本身也是一个很美的目标，尤其当它是一条有如引导我们通往自己的蜿蜒之路。尼采曾在《道德谱系学》中说：“我们从未找寻过自己，那么我们又如何会有找到自己的一天呢？”所以我们只能努力试着在现阶段能力所及的条件下找寻自己。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用什么方法呢？而我们最终找到的会是什么样貌？如果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都受限并且反映在我们所属的脊椎动物的大脑上，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从大脑着手吧。而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