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和干酪以外：
可以吃动物吗？
想象一下，有一天外星生物从外层空间来到我们居住的地球，那生物就像好莱坞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里智力远超过人类的外星人。现实中不可能总是出现一位英勇驾驶战斗机的美国总统，而这次也没有什么让大家大跌眼镜的天才用地球的病毒造成外星计算机的瘫痪，因此外星生物很快就制服并囚禁了人类，一段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时期就此展开。外星人把人类拿来做医学实验，用人皮制作鞋子、汽车坐垫和灯罩，而毛发、骨头和牙齿也各有用途。此外他们还大啖人肉，特别是小孩和婴儿，因为他们的肉特别鲜嫩柔细，所以最合他们的胃口。
一个刚被他们从地牢里提领出来准备做医学实验的人对着外星人大喊：“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有感受而你们正在伤害我们吗？你们怎么能夺走我们的孩子，还杀他们、吃他们呢？你们看不见我们的痛苦吗？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残忍和野蛮吗？你们一点同情心和道德感都没有吗？”
那些外星人点点头。
“没错”，其中一个说。“我们有可能是残忍了点。但是你们看……”他接着说：“我们确实比你们更高级。我们的智力比你们高，比你们明智，会许多你们不会的。我们是比你们更先进的物种，过着与你们完全不同层次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跟我们相比，你们的生命根本没有价值可言。此外，就算我们的行为真的有些不妥，有件事是肯定的：没办法，你们就是太好吃了！”
1970年秋天，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坐在牛津大学的大食堂里吃着牛排。他是个爱思考的年轻人，不过当时的他还没想过虚构的外星人以及吃人的习性；他刚结束在墨尔本的哲学学业，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开始在大学授课。从少年时期开始，就没有什么比哲学以及生命的问题更让辛格感兴趣了。他的父母是住在维也纳的犹太后裔，德国和奥地利在纳粹统治时期迫害犹太人，他们只好于1938年离开奥地利，年轻的他们从奥地利逃到澳大利亚，而他们的父母，也就是彼得的祖父母，则遭到纳粹逮捕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里被处死。
辛格治学严谨，尤其是在道德问题方面；他渴望知道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生活方式。他坐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餐厅里吃牛排，发现同桌一名学生把盘中的肉拨到一边去。这名学生名叫理查德·科申（Richard Keshen），后来成为加拿大卡普顿大学（Cape Breton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辛格问他是否觉得东西不好吃，理查德则说他自己永远不吃肉；他说他是素食者，因为吃动物根本就是不对的事。辛格对他明确而坚定的态度感到惊讶；但是理查德却问他，请他说明为什么吃动物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辛格请对方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两人约定第二天再于餐厅会面，届时辛格将给理查德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人可以吃动物，接着辛格便静静享用他的牛排。此时的他并未料到那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份牛排。
在返家路上，辛格开始思考。当然，人类一直以来都是吃肉的；从史前时代猎捕原牛和长毛象，到后来牧人和农夫饲养绵羊、山羊、牛和猪，都是要吃它们的肉。远古人类以及许多土著如果没有肉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就不可能存活。然而，辛格也很清楚，他的理由都不适用于自己；远古的人类或是必须以猎捕海豹维生的爱斯基摩人，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吃动物，因为在英国即使没有肉也可以摄取身体所需的所有营养。辛格心想，毕竟狼、狮子和鳄鱼等动物也吃肉，并且从不在乎自己是否可以这么做啊！因为它们如果没有肉就会死。辛格知道，自己就算不吃肉也不会死；相对于狼、狮子和鳄鱼，他可以选择吃肉或不吃肉，而这个“可以选择”的事实，便是他与狮子的区别所在；他比狮子优越，也比他在大学餐厅里吃的牛、猪和鸡更优越。人类比动物聪明，有更高的智力，能说精确的语言，具有理性和知性。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哲学家都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吃动物，人类有理性，动物没有理性；人类有价值，动物没有价值。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有智慧的生物比智慧较低的生物更有价值吗？虽然辛格并不知道外星人的虚构故事，但是就像许多读者一样，辛格也愤愤不平：如果外星人对待人类的方式是不道德的，那么人类与动物之间类似的关系难道不也一样吗？更优越的智力水平并不是“道德特许证”，让人可以为所欲为。辛格花了三年的时间，深入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问题，并于1975年出版了《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这本书十分畅销，卖掉了50多万本。
辛格在书中写道，对于生物的生存权来说，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智力、理性或知性。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在知性上低于一头猪，但是我们不能吃他或将其作为测试新洗发精效果的实验品。尊重生物及其生存权的决定性原因，是他有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就此而论，辛格与边沁的看法一致。边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就曾说：“那一天将会到来，其他生物也将重获人类以暴行从他们身上剥夺走的权利。有一天人们将会明白，腿的数目、体毛的多寡都不足以构成如此对待一个有感受的生物的原因。但是，什么会是不能逾越的界限呢？是说话的能力吗？可是一匹长成的马或一只成年的狗比一个刚出生一天、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婴儿都要聪明，社交能力也更好；而且就算不是如此，那又能改变什么呢？问题并不是他们是否会思考或说话，而是他们会不会感到痛苦。”辛格沿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快乐是好的，痛苦是不好的。”这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所有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生物，因为作为有感受能力的生物，动物和人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因此，当面对“人类是否可以吃其他动物”这个问题时，我们将很容易就做出决定，比起动物必须付出的身体、生命以及无法言说的痛苦，人类单纯的口腹之欲是微不足道的。
辛格关于“人类应该解放对动物的控制”的作品引起很大的震动：在英国、美国和德国都发起“动物权利运动”。而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和“动物和平组织”（Animal Peace）的目标都已远超出传统保护动物者的要求。动物权利人士抗争的对象不仅包括“大规模饲养动物”“毛皮兽养殖场”和“虐待动物行为”，他们质疑任何对动物的使用权。他们认为人类既不能吃香肠，也不能吃奶酪；不能把它们关在动物园或马戏团里，也不能拿它们去做动物实验。他们要求动物也应该有快乐生活以及自由发展的权利。
虽然辛格的观点乍看之下很有说服力，却遭到许多哲学家的激烈反驳。若理性、知性或智人的属性不构成道德，而是感受痛苦的能力，那么道德的边界在哪里呢？猪和鸡会感受痛苦，这点一般人很容易认同，它们被折磨或宰杀时都会哀号。但是鱼呢？鱼会痛苦吗？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鱼虽然不能表达，却似乎会感受疼痛。那么无脊椎生物，比如贝类呢？我们对于贝类的痛觉所知太少了，因此无从回答。更清楚地说，我们人类甚至不知道植物是不是也可能感到痛苦；当人把莴苣从土里拔起时，它是否觉得疼痛呢？
这么说来，疼痛的感受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而这个标准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深入动物的意识状态。在探讨脑部的问题时，我们曾提到科学在描写人类主观的经验状态时有很大的困难，而面对动物的状况更是难上加难。1974年，正当辛格在写那本关于解放动物的书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也就是现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身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内格尔对动物并不特别感兴趣，他想要说的是，其实人不必设想自己是另一个生物，例如蝙蝠，因为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他认为人唯一能够做的，是想象自己如果具备回声定位系统在夜间猎捕昆虫的话，会有什么感觉。但是谁又知道这感觉和蝙蝠的知觉有多少关联呢？也许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内格尔想要强调的是，意识总是主观的历程，因此是他人无法理解和进入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听起来都很正确。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动物的内在感受”这个论点，当然无法完全驳斥辛格“尊重动物”的立场，因为“我们不了解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不能作为伤害他们的理由。没有法院会以犯人无法知道被害人的感受为由而容许伤害、谋杀或过失杀人的行为。我们假定人都有完整的意识，这便足以构成尊重他们的理由。相对来说，许多科学家在面对动物时，却只以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它们的心理；然而，这种“刺激与反应”的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例如：长尾猴的欺骗行为是出于本能，还是有计划的手段？狮子之间的强弱斗争游戏是一种策略，还是一时兴起？谁能斩钉截铁地回答呢？人类的欲望也有如“厌恶疼痛”“性渴望”等生物需求，但是我们不会认为欲望仅限于生物需求。既然我们不会把“人类的心理经历”降低为机械化的官能，那么为什么不能也如此研究动物的心理世界呢？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把我们的感觉和意图投射到动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偏激地把动物视为单纯的机械性行为，却也是很幼稚的。我们怎么知道动物们的“游戏本能”只是单纯的功能性机制呢？猴子的性行为和性欲的确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去解释，但是我们因此就只能从功能去解释它们吗？
古代的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能真的了解动物的感受；但是他们却知道我们可以接近动物的内在世界，也就是透过类比推理。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说：“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现代的脑部研究也应用了类比推理。他们检查我们脊椎动物脑部的反应方式，并猜测其他脊椎动物脑部的类似结构可能会有和我们类似的经验。脑部学者不仅验证事实是否符合推测，更试着找出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对某些动物比对其他动物更能感同身受。当人们观察海豚时，会立刻从海豚的表情中联想到微笑，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因为我们以为自己了解海豚的表情而进行工作。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海豚很讨人喜欢；而具有“陌生”面孔的动物则不会刺激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不会让我们联想到熟悉的事物，也就不会刺激我们的同理心。另外，我们相信自己能够理解狗的某些行为，我们喜欢它们玩耍的模样，并觉得它们很快乐，不过这是有限制的。例如贾科莫·里佐拉蒂认为，“我们不知道狗吠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也无法以吠叫来与狗沟通。吠叫并不属于我们的活动机能。人类虽然可以模仿狗叫，有些人甚至学得惟妙惟肖，但是我们却无法理解狗吠的意义！”
即使脑部研究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动物的内在世界仍然是个未知领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法律、哲学甚至日常语言的使用上粗暴地界定动物的内在世界，就愈加让我们担忧。在德国，没有任何动物拥有被善待的道德要求权。从法律上看来，黑猩猩与蚜虫之间的关系比黑猩猩与人类的关系更近。人类有宪法和民法，而黑猩猩却只有动物保护法。这使得黑猩猩所受的保护和鼹鼠相比并没有差别；每个深入探讨过生物世界的道德学者，都会对这样的结果摇头叹息。
这么说来，至少像猿猴或海豚这类高度进化的脊椎动物，是不应该被随意归类在没有权利的层级的。辛格和偏好功利主义者一样认为，“自我意识”是让生命绝对值得受保护的条件；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自我意识并不是神经学上的确切范畴。一种生物是否具备自我意识，并不能透过核磁共振成像得知，有些哲学家把自我意识等同于“‘我’的感觉”。在探讨“我”的章节中曾提到许多不同的“我”的状态，其中“身体的我”、“定位的我”和“观察点的我”，在猿猴身上应该都存在，否则它们的社会行为会极度失序。
有些脊椎动物无疑具备类似基本自我意识的东西。但是这在道德上又应该给予多高的评价呢？以大象为例，如果在非洲有猎人为了贩卖象牙而杀害这种高度进化且敏感的动物的话，是否能够枪毙这些“私猎者”呢（枪毙私猎者在肯尼亚是合法的）？对辛格来说，这个例子很清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比大象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识。然而，若是一个人杀了三头、五头甚至十头大象呢？若被杀的是母象，遗留下悲伤的小象因恐惧而导致精神错乱呢？那么辛格认为，天平此时将会往大象的那一边倾斜。不过猎人的家属们又如何呢？在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用一切想象得到的版本继续延伸下去，而就算我们考虑得再周到，最后也非得做出一个专断的权衡不可。功利主义在这里对抗的是不可测量性以及无法控制的后果，而且无法摆脱它们。
以“自我意识”作为生物的生命价值的普遍标准，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探讨堕胎问题时曾提到的“非直觉后果”；因为，如果生物的生命价值依赖于其感受和行为的完整性，那么初生婴儿以及重度智障者的层级甚至低于一只牧羊犬。辛格并无意贬低婴儿和智障者的生命，他只是要提高动物的价值。然而，他招致的反弹却有如雪崩一般，以致许多残障协会的代表至今仍视辛格为眼中钉。面对动物问题和面对堕胎问题时一样，以“公平”作为唯一的标准是不够的。母亲会出于本能而将自己的婴儿看得比一只牧羊犬更重要，由此我们知道不应该把直觉和本能从道德哲学中抽离出来。
因此，“人类可以如何对待动物”不只是理性思考的问题，更是本能的问题。将人类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做不同的评价，是人类自然的本能。我们的道德感就好比在水中投入一块石头，会激起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一圈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和至交；外一圈则是朋友或我们的宠物；接着是普罗大众；而最外层则大多是盘中的鱼虾、烤鸡等。这些道德的圆圈并不能任意延伸。但是这么多可供食用的动物会处于圆圈的外围，并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受到压迫和思想控制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人的感觉纳入考虑，那么问题就会是：如果我无法亲自动手宰杀动物，我还可以吃它吗？在西方文明里，大多数人还是觉得难以动手屠宰一头猪或牛，即使我们知道屠宰的方法；但是要杀的若是鱼的话，则会有不少人下得了手；而“杀”鸡蛋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更不成问题了。屠宰动物在远古的人们眼中应该比较容易些，土著也不觉得为难；但是道德总是个文化敏感度的问题，它和“人”的抽象定义关系不大，却得视一个社会的感知能力而定。我们大可以认为这个感知能力在西欧目前已暂时达到了人类发展的高峰，因此我们今天才需要制造“假象”的肉品加工业，让小牛蹄尽可能看起来不像牛犊。我们的直觉将被误导，帮助我们更容易地驱散联想。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吃肉时不会感到恶心和畏怯，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目睹动物的痛苦。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会对屠宰场内牛犊的咆哮产生反应，而对一盒包装好的肉排则无动于衷。
在经过聪明的思考后究竟要不要改变自己吃肉的习惯，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如果理性考虑，那么我们恐怕必须说，无论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直觉来看，反对吃肉的论点可能都比赞成吃肉的论点更好也更有说服力。至于现在是要完全放弃牛排、汉堡和烤鸡，还是只比以前少吃点，则要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自身的敏感度，或是“被刺激出”的敏感度而定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看我们是否将它作为我们自尊（Selbstachtung）的问题看待。相对于我们的多毛近亲，再来看看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将为这个思考提供更多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