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吏长的时钟：
大自然具有意义吗？
年轻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众人眼中可以用“一场灾难”来形容。他在爱丁堡（Edinburgh）读医学时，总是学习力低落而且心不在焉；而解剖课的练习更让他反胃。比起教科书，大自然中举凡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星或螃蟹以及栖身田野的鸟类等，都更让他感兴趣。父亲眼看他如此不务正业了两年后，终于丧失了耐心，命令他结束医学的学业。于是，这个散漫的儿子来到国内最具盛名的英国圣公会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父亲心想，既然他做不成医生，说不定还有机会让他成为有用的牧师吧。
当达尔文于1830年来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时，被分配到两个非常特别的房间。曾经有一位名气响亮的人物在这里住过，那就是哲学兼神学家威廉·裴利（William Paley）。而这时裴利虽已去世25年，却在大学里受到近乎圣人般的崇拜，他的著作被印在达尔文的课表上，而且都不是过时的陈旧思想，而是无法超越、接近永恒真理的神学巨著，连达尔文也赞叹不已。虽然神学的学业比医学更乏味，但裴利的文章却是例外。空闲时，达尔文会漫游在原野和森林里搜集甲虫和植物，回到书房中便阅读裴利的《自然神学》：一本关于宇宙创世计划和大自然体系的书，让人可以从每只甲虫、每颗鸟蛋和每根草茎中看出伟大造物者创造万物的巧思和计划。这个让达尔文如此热衷的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上帝的存在写下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证明，而他的作品直到19世纪中期仍被视为对于自然的完备解释。
威廉·裴利，1743年生于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出身自一个教堂执事的家庭。在大教堂里担任执事的父亲勉强能够负担养活妻子、三个女儿和小威廉的重任。他杰出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能力使他还能在约克郡（Yorkshire）西部吉格斯威克（Giggleswick）的乡村里主持一所小学。威廉自小即名列前茅，他敏锐的理解力和智力让人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在他15岁时，父亲为这个柔弱、缺乏运动细胞却天赋优异的儿子报名进入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是一个英国神职人员和从政人员的干部养成中心。父亲认为，威廉应该要有一番事业，达成自己仅能梦想的成就。
裴利是剑桥大学里年龄最小的学生，而他的能力也确实非常出众。他在大学时就非常引人注目；他那一头很费工夫整理的长发、织了许多花边的衬衫以及脚上昂贵的丝质袜子，都透露出他是个想尽办法要出风头的年轻人。他在学院里的公开辩论会中也是个耀眼的人物，总是带着夸张的动作和过度的热情。也许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但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他，并佩服他那清晰透彻的思考与雄辩的天才。裴利最后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不过，他期望得到的回报并未实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前往格林尼治（Greenwich）一所高等学院担任拉丁文教师，直到突然有人请他回从前的大学授课。他于1766年回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一年以后被祝圣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不过，裴利的抱负还不止于此，他无论如何都要出人头地。在幻想的世界里，他看见30岁的自己成为律师，站在皇家法庭上；他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墙壁练习慷慨激昂的辩词，也曾在脑海中与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以及国会里最杰出的演说家辩论。然而出身平凡的他被分配到两个小教区。1777年9月，他来到艾波比（Appelby）的教区，也就是他日后的生活重心。虽然与梦想的发展相去甚远，但裴利得自于教区的收入至少还能够保障生活。他后来娶了一名富裕酒商的女儿，这名女子为他先后生了四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却不常见到丈夫的面。1780年，卡莱尔（Carlisle）（邻近苏格兰边境辖区的首府）的主教将裴利调到当地的大教堂，并于两年后任命他为会吏长（archdeacon）。
裴利在40岁时终于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能耐，他并非在国会里与人进行雄辩，而是在书中写下令人折服的论述。他的风格洗练、极具说服力而又浅显易懂。他支持同样来自英国的当代名人边沁，调解功利主义和教会的立场。和边沁一样，裴利认为一切哲学的目的都只在于一个基本原则：增加快乐。因此在基督教的意义上，人之所以是善的，不是透过他的信仰，而是透过他的行为、责任以及对社会的投入。就像上帝在自然界中设计出不同的机制、联结和彼此交错的关系，每个人也必须去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才能完成他的使命。
裴利成功了：伦敦主教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优渥职位；林肯（Lincoln）的主教任命他为主教堂区的会吏；杜伦（Durham）的主教为他谋得一个位于贝士威尔茅斯（Bishop Wearmouth）舒适且高薪的教区职位。不过他对教会的批评态度以及众所周知的自由派政治思想却使他无法晋铎为主教。裴利被授予剑桥的荣誉博士，并迁往贝士威尔茅斯这个位于北海岸的秀丽小城。
他在这里找到了完成其晚年巨著的时间。他依然认为“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越能够符合这个个人和社会的原则的目的，人生就会越好。然而，这个关于效益的想法是如何存在于世界的呢？造物者的意志和个人的生活原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自然关系呢？裴利最重要的著作《自然神学》就在他位于贝士威尔茅斯的研究室里诞生了。
这部著作是在很缓慢的进度下完成的。患有严重肾脏病的裴利偶尔会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无法工作，剧痛经常突然来袭。而这部巨著本身亦是十分艰难的挑战：一个以缜密研究自然现象为基础的宇宙理论。裴利谨慎研究他在贝士威尔茅斯所能搜集到的关于大自然“建构图”的一切：他到院子里搜集鸡毛，到海边搜集鱼骨，在路旁摘取花草并潜心阅读关于解剖学的书籍。
他这本新书中的关键词是“适应”。上帝如何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安置于自然界中，而这些生物又如何依他的意志彼此适应、交织成一个在形体和精神上的伟大整体呢？这本书完成于1802年，并且成为畅销书。50年后，裴利的《自然神学》依然是英国神学界最著名的“目的论上帝存在论证”。如同裴利的副标题所写的，这是“取材于自然界现象，为上帝的存在所做的证明”。
裴利非常敬畏生物界的复杂性。他了解生物界必须以特别的方式去解释，不过他的答案既不新也不具独创性。早在100多年以前，也就是1691年，自然科学家约翰·雷（John Ray）也有类似的尝试，许多哲学与神学家起而效仿。然而裴利对其观点的陈述比前人更为清楚且具说服力。其中最有名的部分就在于开头的钟表匠比喻，有什么比制造钟表内齿轮和弹簧的要求更精细、比将这些零件组装起来更复杂的呢？如果我们在荒野中发现一块手表，即使我们不知道这块表是怎么做的，单凭它的精密和设计的细致，我们就不得不想到“这块表肯定有个创造者：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一定存在一个或多个精密工匠；他了解表的结构、规划表的用途，以符合测量时间的目的制造了它。我们在手表上能够找到的计划背后的意义、设计背后传达的想法也都存在于自然界的作品里；差别只是：这些意义和想法在自然界里更大或更多，达到了超越一切想象的程度”。
从此这个自然界钟表匠的比喻就和裴利的名字密不可分了。他的《自然神学》以超过20版的发行量深入广大群众，不过钟表匠的比喻并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在阅读时发现荷兰神学家伯纳德·纽汶提特（Bernard Nieuwentijdt）使用了这个比喻。但是纽汶提特也不是这个比喻的发明者；威廉·德汉（William Derham）于1696年就发表过一篇《技术纯熟的钟表匠》的文章，而他也不过是将一个古典时期的概念翻译成适合当代的比喻而已，西塞罗（Cicero）在《神的本质》里就做过这个大自然复杂机制的比喻。
虽然裴利的“钟表匠”比喻原创性不高，但是他的态度却比所有前辈都更为严肃。他从头到脚指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小单位都能有其特殊功能，就像精细的钟表的内部结构一样。他尤其赞叹的是人类的眼睛，将其比喻为望远镜，认为眼睛被创造来看东西，就像望远镜被创造来辅助眼睛的功能一样，这证明了：无论是望远镜还是眼睛，两者都必定也有一个创造者。裴利以数量惊人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若是改变人类身体上任何一个小细节，比如把手指甲改装在手指的前面而非背面，那将变得多么不方便且不合理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老鹰的羽毛，甚至整个太阳系。这些都是最伟大的睿智的作品。”
这本书是裴利在承受身体的剧烈疼痛下完成的。他不断地问为什么在上帝良善且深思熟虑创造的世界里竟会有苦难和疼痛。如果上帝创造了肾脏，为什么不防止它疼痛和流血呢？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有时候裴利会为上帝辩护，说“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能超越“恶”；但有时候他又希望万物能够一直发展到邪恶与痛苦都完全从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才结束。然而裴利肾脏病的痛苦却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他未能戴上期待已久的主教帽，那从格洛斯特（Gloucester）迟来的机会。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只能非常虚弱地在床上度过。1805年5月，双目失明但神志清醒的他，终于在贝士威尔茅斯的住所里带着病痛离世。
裴利的著作完成了。他相信自己用生物“适应”自然的原则解开了一切受造物的秘密。整个生物界都是经过造物者有目的地安排和设置的。然而裴利却不知道自己并未将自然哲学推到终点；相反，他竟然在30年后成为一个新理论的先驱，这个理论为“适应”的概念赋予全新的框架。
在读了裴利的《自然神学》两年后，刚通过圣公会牧师考试的达尔文搭上了探勘船“小猎犬号”（Beagle）前往南美洲，他在那里对动物以及化石所做的观察撼动了他的世界观。如裴利所言，动植物确实会适应它们生存的环境，但是它们的适应行为显然不止发生一次，而是不断重复发生。他所看见的不再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一个将整个大自然如齿轮组一般环环相扣的体系加以调治妥当的钟表匠；而教会关于位格的上帝存在的教义也不再可信。
达尔文思考并犹豫了20多年，才于1859年出版了不同于裴利观点的巨著《物种起源》。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不能再继续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如同人类创造了门一样，贝类两片壳的完美啮合肯定也是由一个充满智慧的本质所创造的。”裴利想看到的完美和谐，却被达尔文视为“生存竞争”。如果自然界是一位钟表匠的话，那么这位钟表匠就是盲人，因为自然界没有眼睛，不能看到未来。它不预先制订计划、没有想象能力、没有先见之明，什么也看不见。那位备受推崇的卡莱尔会吏长在达尔文的书里只被提到过一次，也就是称赞他的一个正确的观察：“自然选择永远不会在物种里创造出任何对同一物种坏处多于好处的产物来。如同裴利所察觉到的，没有一个器官被造的目的是要带给其主人痛苦及伤害的。仔细衡量每个细节的益处与坏处，将发现它在整体看来永远是有益的。”
裴利对于达尔文的影响并没有妨碍他“物种自行适应自然”的演化理论。达尔文用自然来取代上帝作为动力因以及作用的原则，“自然为之”（Nature does）是他经常使用的说法。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佛洛昂（见“心灵的宇宙”）曾批评这个取巧的说法。他认为自然并不是个主体，如何能既没有目的却又为着某个目的行动呢？如果它不思考，又如何能构想出效益性来呢？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自行适应自然”的理论在大约30年内被广泛接受，但直到目前仍然存在一些根本的疑问。今天他的批评者喜欢将之整合在“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的概念下。
这个概念的原创者正是达尔文顽强的对手，也就是爱尔兰重要的物理学家凯尔文爵士（Lord Kelvin）。凯尔文的批评对达尔文有很大的杀伤力，因为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声誉卓著。凯尔文首先怀疑达尔文提出的演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确实发生。他计算地球的年纪为9800万年，后来又再把数字缩减到只有2400万年。凯尔文论述说，倘若地球的年纪更大的话，那么它的内部将不会像此刻一样如此高温，他忘了考虑放射性可以延长地球内部的高温。1871年（达尔文出版那本关于人类起源于动物的书的同一年），凯尔文提出一个强烈的推测，即存在一个“有智慧且调整至最完善地步的设计”。
直到今日，“智能设计”这个口号仍然号召了许多人，他们认为复杂生命共同体的原因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上帝。他们最有力的代言人是“发现研究院”（Discovery Institute），一个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保守基督教的思想工厂。“智能设计”的许多理论都具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立场——它们都认为物理和生物学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界；而他们也都相信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真正具说服力的解决之道：设想一位睿智的、预定一切的上帝。对这些人来说，“物理世界的常数能彼此完美地协调”就间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只要有一点偏差，就足以让地球上一切生命（包括人类的生命）无法继续下去。
这个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能否从而推论出“上帝为之”的结论，则必须看我们如何评价这个精密的协调性。事实上，如果说人类是由偶然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偶然也未免太惊人了，以至于人类自己也难以相信。但这难道就可作为“人类存在之必要性”的证明吗？就算是或然率极低的偶然，作为几百万分之一的状况也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些自然科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高估大自然界的意义。生物学家尤其无法接受“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精心安排而且是美丽而有意义的”的想法，毕竟我们地球的历史在各个地质时期曾经历过五次地理灾难，且伴随着动植物大规模的死亡。并不是每个演化的细节都是好的；所有哺乳动物具有七节颈椎，但是对海豚而言，若是减少一至二节的话肯定能更便于活动；相对地，观察过长颈鹿喝水的人都会希望它们能多长几节颈椎。生活在苏拉威西岛（Sulawesi）上的东南亚疣猪，其公猪都长有奇特的装饰性獠牙，这对獠牙显然对它们没有任何好处。至于它们仍长有獠牙，则不能说那是适应性的表征；更可能的解释是：这对獠牙并没有造成干扰，却也没有带来任何坏处。
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发现并非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经过智慧的设计的。例如深海虾鲜红色的外表既不是上帝的智慧，也不是适应自然的结果；它们看起来的确很漂亮，但是要给谁看呢？在深海底下没有光，伸手不见五指，甚至连虾子自己也辨认不出它们的颜色，因此红色对它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就连达尔文的演化理论也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要有鲜艳的色彩。另外，鸫鸟为什么在过了交配期、没有任何演化的益处时，还会模仿手机铃声、鸣唱最动人的鸟啭呢？其中有什么更深层的目的吗？有些人为什么会爱上同性伴侣呢？演化理论将每个现象和行为都诠释为对环境的适应，而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正显示出这个演化理论的弱点。不过，这些弱点却并不因此支持“智能设计”的想法，因为当我们指出达尔文理论违反效益性的原则时，也会批评“存在一个伟大计划”的想法。
因此，今天的生物学倾向以相对的角度谨慎看待这个“绝对效益性”。如此一来，“智能设计”的概念光芒更显黯淡了。新的观点是：生命大于所有个别部分的总和。人们不再只是四处关注简单的因果顺序，新出炉的神奇词语名叫“自我组织”（Selbstorganisation）。
自我组织所要传达的是：生物体并不只是由原子和分子像乐高积木般组合起来，而是经由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形成的。例如，一个马铃薯芽若是在地窖里无性生长的话，将呈现白色无叶的状态；若生长在田里则会是绿色多叶的样子。所有生物显然都有相同的作用。而大自然在与世界的反馈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面貌。可以推想的是，生命有极为复杂的结构，有非常特别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大于部分的总和的东西。就像在解释宇宙起源时一样，古典物理学的概念和思考模式在此依然显得不足。
1929年，爱因斯坦曾在接受一个访问时说：“我们的处境相当于一个孩童。这个孩子走进一个庞大的图书馆，馆内装满了许多不同语言的书籍。他知道这些书是某个人写的，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书里头的语言。孩子隐约感觉到这些书在编排上依循一个神秘的秩序，却不知道这个秩序是什么。在我看来，最有智慧的人对于神的看法也不过如此。我们眼见一个组织完美、遵循某个法则的宇宙，但我们对这些法则却一知半解，我们有限的知性无法理解这种让星系运动的神秘力量。”
我们看看这段话，暂且不管爱因斯坦是否认为存在一个有智慧的自然常数的创造者，也就是那位图书馆内众多藏书的作者。在他的比喻中，一般接受的事实是：我们的知性基本上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探索什么，都只是不断利用我们的思考方法与可能性来勾勒这个大自然。然而“脊椎动物的脑”以及“客观现实”却如同两块不相容的拼图；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客观现实”的所有想象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真正的真实”也将一直是个虚构的概念，至于那个我们想放置神的位置，则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我们究竟应该用因果论的基础还是用“自我组织”的基础来解释我们生存的世界？这一点仍将困扰生物学家很长时间，因为这里的争辩正处于开始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组织”这个生物学理论自始就被一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所利用：一名社会学家。这个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将在下一章中与我们见面，并为我们带来他对宗教以外最神秘的现象的解释：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