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不可思议：
爱是什么？
1968这一年，德国多数大学的校务与往年不同。大学生运动正如火如荼，除了柏林之外，最大的中心应该要算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了，其中又以社会学系的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论战特别激烈。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两位教授虽然在政治上与学生们的立场相近，却不愿支持他们的革命冲动。这两位教授觉得将德国的现状视为“反动”和“后资本主义”是合理的，却不认为可以用暴力的手段来改变国家。
终于，大学在1968年到1969年间的冬季学期发生了一件不堪的事。阿多诺在授课时遭到学生严重抵制，这使这位著名的哲学和社会学家面对外界颜面无光；而“社会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也被学生占据。阿多诺在经历了这些事件后，一夕之间取消了自己所有的课，于是大学面临一个难题：学期进行到一半，该到哪里找一位胆子够大、敢奋勇跳进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个危险旋涡里的人来做代课教授？令人惊讶的是，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人选，一个默默无闻、41岁、来自明斯特（Münster）的行政专家。他的名字是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而他开的课名为“作为激情的爱情”。
一门关于爱情的课？正当社会学和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的当前和未来的时候？在学生的骚动情绪达到极限的时刻，这位勇气十足的代课教授来到大学主楼位于四楼的大讲堂中，站在仅约20个好奇且不想参与罢课的学生面前，以“亲密关系的理论”为题消磨时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卢曼于1927年出生于吕内堡（Lüneburg），父亲拥有一家酒厂，母亲则出身自瑞士的一个旅馆业家庭。卢曼就读于约翰中学（Gymnasium Johanneum），就在毕业考即将到来之际被召入空军服役，并于1945年身陷美军战俘营。1946年，他重新完成高中毕业考试，接着到弗莱堡大学念法律。通过了国家考试后，卢曼于1953年转到吕内堡的最高行政法院，不久后又到汉诺威去。由于他在那里感到枯燥乏味，便开始阅读各个时期不同知识领域的专业著作，并把每个有趣的想法记在卡片盒里。1960年，他在偶然的情况下获得了一个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深造一年的机会。
卢曼在哈佛大学研究行政学，并结识了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帕森斯的理论将社会分为个别独立的功能系统（functional systems），而这个想法立刻说服了卢曼。他回到德国，随即在施派尔（Speyer）的行政学高等学校接任了一个小小的讲师职位。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大材小用。直到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形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才有两位明斯特的社会学教授注意到这位性情固执而奇特的行政专家。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当时德国的社会学大师，发现了这个“沉睡中的巨人”。如同罗素在剑桥发现了天才的维特根斯坦，谢尔斯基发现了卢曼这个尚未被发掘的天才。不过卢曼对于在大学里发展的兴趣不高，而谢尔斯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卢曼到明斯特，让他“不至于以一个没有博士头衔的高级行政专员身份埋没在历史之中”。1966年，39岁的卢曼凭借他在施派尔发表的著作获得博士学位，这在德国大学是很不寻常的，却也与维特根斯坦的际遇相仿。更不寻常的是，他又于同年取得了教授资格，而且谢尔斯基甚至还为卢曼在刚成立的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Bielefeld）准备了一个教授职位，使他于1968年正式获聘为教授。由于当时系务尚未真正运转，他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学期到法兰克福暂代阿多诺的教职。直到1993年退休前，他都在比勒菲尔德任教。刚开始的十年他也居住在比勒菲尔德；妻子过世后，他即迁居到邻近位于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的小城奥林豪森（Örlinghausen）。他每天的作息非常规律：清晨便致力于写作直到深夜，只有中午会带狗出门散步一小段。1998年卢曼因血癌逝世，享年71岁。
谢尔斯基的眼光一点也没错，这位行政专家果真成了社会学的巨擘。本书将他介绍为一个“爱情哲学家”其实是有些轻浮而诡诈的。不过他肯定会喜欢这个诡诈，因为从他在法兰克福冬季学期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富有敏锐的幽默感的人。当然，他应该还是会露出那招牌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眼神，对此浅浅一笑。从卢曼的著作里只选出关于爱情的思想，大概就像只把康德视为宗教哲学家，或只把笛卡儿看成医生一样。不过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面来说，卢曼整个复杂的思想可以清楚地在爱情这个主题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在爱情哲学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我们在此还是得对他的整体思想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卢曼主要的目标是要找出社会的功能。他在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出发点。另一个出发点则来自生物学，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与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赛（Herbert Spencer）（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就已经自心理学推论出社会学，从生物学推论出心理学。不过，卢曼对于这个模式（把社会视为由简单生物体构成的巨大生物体）却只能摇摇头。他认为，社会系统的发展虽然可以像帕森斯那样用演化理论的概念来解释，但是，虽然人类是生物，社会系统却不能因此就被归为生物系统的复杂形式。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构成并不是由生物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而是由沟通和意义的交换。由于沟通和意义两者和“蛋白质”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社会学家来说，根本不值得过度考虑生物学的基础。人类是生物，是“社会性的动物”，对这一点卢曼根本不感兴趣。“向生物学学习”对他而言代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真正启发他的，是智利的脑部学者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马图拉纳是“理论生物学”的创立者。这位脑部颜色感知专家于20世纪60年代专注研究“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他把生命解释为“一种自我生成并组织的系统”，就像脑部自己制造出所处理的物质一样，生物体也不断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产生自己。马图拉纳称这个过程为“自生系统论”（Autopoiese）。当他于1969年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这个基本想法时，与他同年纪的卢曼正开始在比勒菲尔德授课。卢曼后来听说“自生系统论”这个构想，立刻被吸引；因为这名智利的脑部学者不仅说明了生命和脑部的自我生成，还重新定义了“沟通”的概念。他认为，进行沟通的人不只是传达信息而已，他更以他的语言（不论是何种语言形式）组织出一个系统。细菌彼此交流而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脑区之间也进行沟通并产生一个神经系统（意识）。卢曼继续思考着：社会系统难道不也是一个自语言（“符号”）沟通产生的自生系统吗？
卢曼的计划很早就拟好了，也就是以沟通概念为基础去说明社会系统。他在“自生系统”的想法里找到了当时欠缺的一块拼图。虽然马图拉纳后来并不赞同卢曼大胆的沿用做法，这位比勒菲尔德的社会学家却远远超越了那位智利的生物学家和其他所有启发他的人。卢曼不仅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敏锐的社会过程观察家，而且是“知识的大陆”、最伟大的理论构建大师——光是把“沟通”这个概念作为出发点就已经是个创举了。
在此之前，社会学家谈的是人、规范、社会角色、机构和行为；但是对卢曼而言，人的行为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沟通；而谁在进行沟通，基本上是无所谓的，关键只在于“结果是什么”。在人类的社会中交流的，并不是如细菌般的物质和能量，也不是在脑部中的神经元，而是“期待”（Erwartungen）。然而“期待”如何交流呢？有哪些“期待”会被期待呢？而它又能产生什么结果呢？换句话说：沟通如何能造成期待的交流，好让现代社会系统形成，而且它们是在大致稳定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下运作的？这些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宗教、教育、艺术，或者还有爱情！
根据卢曼的理论，爱情也是一个由期待建立的社会系统；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由被期待的、固定不变的期待所建立的，即“符号”。卢曼的《作为激情的爱情》（Liebe als Passion）（他在法兰克福授课的15年后才将它出版）是一本关于爱情符号的历史和现状的作品。卢曼认为，我们今日对爱情的理解比较不像一种感觉，而更像是一种符号，而且是一种产生自18世纪末、资产阶级意味非常浓厚的符号；“我爱你”这句话远远超过了像“我牙疼”的感觉表达，而意味着承诺和期待的整体系统。一个为自己的爱提出保证的人，同时也许诺了他对感觉的可靠性以及为所爱之人付出的关心，也就是愿意在行为上做一个符合我们社会其他人眼中标准的“爱人”的人。
对于爱的需求其实源自某种“自我关系”。一个人越不受社会的固定框架所限，他就越需要“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然而现代社会给予个体的处境颇为艰难，因为现代社会解体为许多单一的社会系统，即自生系统的世界，而它们只在意如何保障系统的延续。在卢曼的说明中，这些系统确实如同生物体一般，遵循着达尔文主义的条件运作——它们利用环境来维持自身的延续，而个体也就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十年的行政事务经验，似乎让卢曼印证了社会系统并不重视个体性。今天，单一的个人分身于众多不同的领域——家庭里的父亲或母亲、职场中的某个角色、保龄球或羽毛球选手、网络社群的成员和邻居、纳税人和丈夫或妻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自我认同，他少了一面自我确认的镜子，让他在其中看到一个整体、一个“个体”。
根据卢曼的看法，爱情可以实践这个“自我表述”（Selbstdarstellung），这就是爱的功能。由于这个沟通形式很罕见，也因此“不可思议”，但仍是很平凡的沟通形式。这样看来，爱是很平凡的不可思议，也就是“在他人的幸福里找到自己的幸福”。人在心里为对方的设想，将因为爱而产生很大的变化，不再以“一般”的观察角度去认知对方。这就是爱情独特的性质：恋爱的人只看得见对方脸上的笑容，却看不见嘴里缺了牙的空隙。卢曼以他独一无二的冷静客观说：“与外表世界的关联被淡化，而内心的波动则被激化（意为增强）。爱情必须靠个人的性格资源才能稳定持续。”
恋人协调彼此的期待的过程当然是非常麻烦的，因为那极可能会带来失望。它是所有符号中最脆弱的（而这就是爱情的矛盾之处），却应该保障最高的稳定。恋人越能够确定他对“稳定”的期待可以得到满足，那么这个恋爱关系（无论是正面或负面意义）就会越和谐。完美而和谐的“对期待的期待”（Erwartungserwartungen）虽然很可靠，却没有刺激感，因为它正削减了“不可思议性”，而那正是刺激感的来源。卢曼认为，把爱情视为感觉、性欲和尊重之综合体的浪漫想法，永远都会是一种苛求。因此，要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找到意义（就算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其实是很高的要求。
我们得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卢曼并未提供答案。为什么爱情关系初期的热切渴望无法长久持续，反而会日渐耗损呢？这真的只是因为可预见的“对期待的期待”吗？而它在沟通（也就是在期待的协调上）效果不佳的爱情关系里，耗损得难道不会更快吗？这个“日渐耗损”的情况是否可能还有个卢曼看不到的不同原因，例如生物化学的原因？
卢曼完全不考虑生物学及其对我们感觉世界的影响，因而招致诸多批评。不来梅（Bremen）的脑部学者杰哈德·罗斯（Gerhard Roth）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卢曼这样一位社会学家在将人类视为个体时，竟然完全不考虑生物学的角度。更糟糕的是，卢曼的启发者马图拉纳和瓦雷拉还被大部分的脑部学者讥为异类，因为他们的看法并不能通过实验去验证。
卢曼的回应非常泰然自若。他认为，只要脑部研究认定在脑部中彼此沟通的不是期待而是神经元联结，那么社会学家就大可以认定是期待而不是神经元联结在进行沟通。根据卢曼的看法，生物学和社会学在功能系统上的独立性正表现在这里，因为重点只是：在一个系统里重要的是什么？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卢曼在“爱”的概念上整合了许多非常不同的意识状态。我们虽然可以为他解释说，他每次所指的“爱”的概念，在社会的语境中大体上并不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在生活中总是能了解对方当下的意思；然而这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卢曼很笼统地将“爱”的概念视为我们在他人眼里“自我表述”的需求。这不仅在生物学，甚至在社会上看来，也只是众多状况中的一个。这个“爱”的概念肯定无法完全适用于初坠情网的感觉，爱慕某人并不一定也想在对方眼里看到爱慕；否则的话，青少年对偶像明星的爱岂不是没道理可言了吗？（虽然这种爱可能本来就没什么道理。）还有性爱也不见得是想要合为一体。某些人在性爱中的刺激点可能正是另一些人不想要的。性爱的诱人之处非但不是要让自己的主体性受到肯定，反而经常是角色扮演的乐趣，像是演戏一样。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爱真的只是人类的社会符号，那么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于动物世界（我稍后再回来谈这个观点），也不能用在人与动物的相处中；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对动物的爱”都将成为荒谬的冒险。因此，“爱”（Liebe）这个中古高地德语的概念（原意为“好的、令人舒服的、有价值的”）严格来说必须加以拆解。两性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以及动物界和亲情的爱，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付出爱的生物体对另一个生物体表现出强烈的意向，也就是“疼爱对方”。其中还必须区分感官和精神的爱、更复杂的情感以及道德命令，例如基督教的诫命：“要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不过，许多宗教都提到的“爱人如己”，其意义很值得怀疑。爱的感觉是无法强求的，因此以它作为道德的保障也是颇为可议的。“尊重别人，虽然你并不爱他”肯定是比较容易实践的要求。
动物是否有爱的感受，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身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见“香肠和干酪以外”），我们也不会知道动物是否会爱，关于这一点的看法分歧严重。无论如何，行为研究始终忽视“爱”的概念，并将它拆解成性行为和“结合”（Bindung）。许多行为研究者都有些奇特的想法，其中之一是从人类持久的单一伴侣关系推论出其独具的爱的能力。这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完全没有提到“父母之爱”，高等哺乳动物里非常深刻的母子关系，在这里非常草率地被视为“结合”而晾在一旁；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动物界的一夫一妻制也描写为爱情关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长臂猿和老鹰就有爱的能力，而黑猩猩和鸭子则没有；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人类也有非单一伴侣的爱情关系，而且从许多“不知生父为何人”的例子来看，这很可能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现象。从历史来看，人类单一配偶制的出现估计比爱的感觉要晚很多。生物学里常用的理论，亦即演化出“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Soziales Band）以确保人类特别长的哺育期，现在也有争议。难怪当有经验的生物学家被问到对爱的看法时，也只能耸耸肩或皱起眉头，因为“爱”的概念在生物学里找不到定义。不过在这里更勇敢的还是脑部学者，至少人们已经知道，控制我们性欲的是哪些脑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下视丘。显然男女在这里是由不同的核心所负责——女性是由“腹内侧核”，男性则是由“内侧视前核”控制性欲（部分神经生物学家认为这正是男性在视觉上比女性更容易受刺激的原因）。晚近借助于成像方式的研究更显示，这两个核心也与恋爱的感觉有关；如此一来，性欲和爱情两者之间在生物化学方面就有了一个联结，不过我们面对这个结论时还是得小心，因为在成像仪器之外的现实生活中，这两者还是经常分开出现的。就算爱情的感觉常伴随着性欲发生，但性欲却并非总是伴随着爱情；否则色情图片或影片的消费者岂不就持续处于恋爱状态吗？
爱情里的关键角色是一种名叫“催产素”（oxytocin）的荷尔蒙。当男女在享受彼此的性爱欢愉时，两人体内部会释放出催产素，其效用可比作鸦片，既有刺激也有镇静的麻醉效果。有趣的是，催产素被冠上“专一荷尔蒙”或“结合荷尔蒙”的称号，竟是因为平原田鼠的研究。平原田鼠是单一配偶制的，和其另一种具有较少催产素受体的近亲高山田鼠不同。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见“文化丛林里的猴子”）著名的约克斯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Reg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以中心主任为首的美国学者们用注射催产素阻断剂（oxytocin－blocker）的方式，拆散了大量幸福的平原田鼠伴侣，它们立刻变得不再忠诚专一，而是像高山田鼠一样性欲高涨。如果说平原田鼠此时表现的是“无选择性交配行为”，那么原本性欲强烈的高山田鼠在被注射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和催产素非常类似）之后，就变成忠诚专一、两相厮守的老鼠了。
现在一般相信催产素受体对于人类的相互结合的欲望和能力有重要影响。蒙特雷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波拉克（Seth Pollack）便指出，孤儿体内的催产素低于双亲关系亲密的孩子。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一种长效接着剂，催产素会启动产妇的分娩阵痛、决定乳汁供给并强化母子关系。而对两性而言，它则会让刚开始的性爱关系延续为长久的伴侣关系。
不过除此之外，恋爱中的大脑还有其他不同的区域以及生物武器在执行工作。有嫌疑的包括与注意力有关的“脑区扣带皮质”，扮演如“报偿中心”角色的“中脑边缘系统”以及产生“愉悦”感觉的苯乙胺（phenylethylamine）。当然还有其他的嫌疑犯（见“斯巴克先生恋爱了”）也不能漏掉，也就是与情绪激动有关的去甲肾上腺素和与亢奋有关的多巴胺。若它们的数值上升，而有让人入睡作用的血清素下降，则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神志不清。另外还有适量的身体内生麻醉剂，如脑内啡和可体松（cortisol）。这场喧闹会在一段时间后自然平息：一般认为三年的时间是恋爱感觉的极大值，3～12个月则是平均值。根据国际上的统计，离婚平均发生在固定关系的第四年，从前看不见的齿缝，此时看得一清二楚。从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此刻只有靠催产素才能挽救两人的关系。
以上对于“爱”这回事说明了什么？我们在催产素受体和“在对方眼里的自我表述”里面认识到什么？大脑的现象和卢曼的说法何者为真？凡是新的都让人感到刺激，凡是惊奇的都让人兴奋，而且不管是负面还是正面的事物；不可思议的比真实的更引人入胜。风险无论是好是坏都让人着迷。脑部研究和系统理论在这些点上都看法一致。无论在生物化学或是社会学的意义上，爱都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不可思议”：一个由著名生物化学模式以及同样著名的社会符号所规范的例外经验。我们的脑部害怕无聊，而它似乎就基于这个理由喜欢爱情。因此，没有什么比那位杰出的新教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所说的“爱不要对方的任何东西，爱要为对方付出一切”这句包装得很好听的话更可疑了。因为我们大概可以问：为了什么呢？如果爱真的是对方眼里的自我表述的话，那么它就算再无私，也永远只会反映出我们所认识最刺激的影像：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自己”是谁或是什么？不过它无疑和我们在生命里做过或即将做的决定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根据卢曼的理论，决定就是那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差别。问题是，我们在做决定时究竟有多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