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存在、行动、存在、行动：
自由是什么？
纳克索斯岛的老城科拉（Chora），就像希腊的许多城市一样，从海边沿着山坡攀附在赭黄色石地上。半山腰的某处有一个小广场和一家小吃店，阳光下，尤加利树在栉比鳞次的屋影间巍巍地伸展着红树冠。小吃店里的食物称得上物美价廉，因此每天晚上店里总挤满了背包客和年轻的小家庭。广场上可听见有人对着四周高谈阔论、女孩们的咯咯笑声以及儿童如麻雀般的叽喳声，至少这是1985年夏天的景象。当时在基克拉迪群岛的那段旅程，对我而言正是一切哲学的起点。我的第一个热爱——生物学，开始于小时候，当时我正思考为什么人在吞下了樱桃子之后不会从肚子里长出樱桃树来；而我的哲学之旅则始于一则格言。就在来到小吃店的第一个晚上，有一块如墓碑般嵌在墙上的石版吸引了我的目光。上面写着：
To be is to do（存在就是行动）——苏格拉底（Sokrates）
To do is to be（行动就是存在）——萨特（Satre）
Do be do be do（嘟比嘟比嘟）——辛纳屈（Sinatra）
后来我才知道，这则挺著名的格言其实并不是小吃店里的人发明的；不过它当时对我而言很新鲜，而它引起我兴趣的时间也远远超过了理解一个文字游戏所需要的时间。如同前面提过的，我是在这次的旅行中才第一次认真接触到苏格拉底，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说过“存在就是行动”，不过这不重要，因为我基本上已明白了“存在意味着行动”这个想法。第二个句子才是更值得思考的：行动的意思是存在吗？这的确令人困惑。我在那之前就听说过萨特了，我知道他是个非常热衷政治的人，曾经到古巴拜访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到监狱探访过恐怖分子安德烈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但是他从来不曾说明为什么行动就是存在。我们难道不是必须先存在，才能够做些什么吗？我当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而这可能也有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今天的我认为，萨特和苏格拉底两个人都错了。唯一有道理的人是辛纳屈，而这也正是我在本章所要阐述的。
结束了希腊之旅后，我开始在科隆大学主修哲学。学期刚开始，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年纪的女孩；她有一头深色卷发、清澈明眸和恳切而低沉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是否希望在这里被提到，所以我们就称呼她为罗莎莉吧。当我第一次到她的住处时，除了映入眼帘的宜家（Ikea）书架、高挂于织网中的植物和简单的日式床垫外，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她的枕边读物：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名士风流》。这位身兼萨特好友的法国著名女哲学家在书中描述战后巴黎美好的悲观主义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其中当然包括萨特与波伏娃本人——在无数的挑灯夜话中畅谈“存在”的无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而他们共同梦想着透过一个伟大的作为来获得解放。这本书非常畅销，虽然罗莎莉当时已经30多岁了，这本书还是给她很大的启发，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对巴黎的向往。巴黎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是欧洲最令人向往的城市，至少在大学生的幻想中是这样的。这个光景直到1989年的围墙倒塌后，才由柏林取代许多人心中巴黎原来的地位；第二个原因是，罗莎莉喜欢她在萨特哲学里发现的“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个想法。萨特认为，社会或心理特质并不会决定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做他要做的事，他完全为自己负责。个人的特色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今天被各地消费产业重新唤起的公式“人应该要不断创新自我”正是源自萨特的话：
“人的面貌是由其行动刻画出来的。”行动就是存在。当时的我也很喜欢“我的所有决定都仅取决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想法。然而在那之前，我和罗莎莉却都没有积极利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与巴黎的那些知识分子相比，我们在科隆的生活颇为无聊，而这只因为我对于生活的胆怯吗？这个念头让我沉吟思索，同时也令我感到不畅快，我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这难道真的只在于我缺乏勇气吗？或者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其他因素？罗莎莉毕竟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中断了大学学业，搬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去上演艺学校。然而，演戏也不过只是个职业罢了；罗莎莉参加了“寻找自我”团体，找寻那个神秘的“自我”。当我们见面时，我总是以严厉的态度挑战她，我对她引述当时在科隆大学相当风靡的那位卢曼的话，我后来的博士指导教授将卢曼的理论从比勒菲尔德引进哲学院。我当着她的面义正词严地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必然会引向一个混沌不明的境地，而且人们只能以虚伪的方式从这个境地脱离出来”。这番话丝毫没有打动罗莎莉。她还报名接受了心理咨询，对此我甚至也有一个卢曼的答案：“心理咨询师对于道德的影响力很难评估，却肯定令人担忧。”心理咨询（至少当时的我如此认为）大约恰好与萨特的“行动就是存在”背道而驰。心理咨询是在寻找一个“可拿来作为其他一切之基础”的存在，而我当时认为这根本就是胡扯。
现在的我则觉得当时自己对罗莎莉的批判太过严厉了，我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其实正以我私底下怀疑的标准去评断她，也就是“人是自由而不受内在与外在约束的”。当然这个人必须坚强得足以摆脱这些约束。而我也怀疑是否可以单纯只用一个人的作为来评断他，如萨特所说：“人的面貌是由其行动刻画出来的。”这难道不是对人太苛求了吗？萨特究竟为何会这么想呢？
萨特的重要著作《存在与虚无》提出了一个想法：人是“受到了诅咒”而“成为自由”的。这本书大体上是萨特与其启发者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讨论。胡塞尔是现象学（Phänomenologie）的创立者；其中的新意在于他不再像康德一样，以有着规定和法则的“隐藏的本质”或“内部的存在”去解释人和世界，而是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如同现代的脑部学者一样，他也探索我们的“经验的各种条件”。康德虽然探究认知的条件，却没有研究经验的条件，因为他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直接以它为前提；相对的，胡塞尔却把经验当成重点：我的感官是如何向我传达这个世界的呢？由于他并不是生物学家，因此他以许多美丽且清晰易懂的图像与概念去描绘我们的感官知觉，特别是视觉和认知的关系。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著名而又具争议性的海德格尔，则将它们变成了一种生命哲学，一种对世界的“态度”。相对于胡塞尔精辟的概念，海德格尔的文字则有神秘主义色彩而晦涩难解，而这些文字也正因此而吸引了许多人，包括萨特在内。
萨特出版他的巨著时38岁。那是1943年法国被德军占领之际，而那些激起海德格尔认同感的纳粹党正是萨特的敌人。萨特加入了反抗组织，不过他在思想上依然欣赏海德格尔，和他的思想辩论更是《存在与虚无》暗藏的战争之一。第三帝国的学术泰斗与法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两者之间的分歧到了最大的地步：一方是乖僻、爱国、极度资产阶级的海德格尔，具备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双重道德以及小资产阶级对性爱的双重道德；另一方则是瘦弱矮小（仅156厘米高）的萨特，他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企图摆脱一切政治与性爱的双重道德，总是挺直身子坚持绝对正直的道路。
萨特的父亲是名英年早逝的海军军官，母亲来自阿尔萨斯。20世纪40年代初，他回顾自己那优秀的、市民阶级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他在祖父家长大，受的是私人教师与精英中学的教育。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严格的工作规律，而习得令人惊叹的广博知识：他固定的阅读和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并且终生维持这个规律。在哲学上，他深信没有什么可信赖的、至高的力量，在人类心中也没有道德的法则。他感觉到自己在祖父家中的多余，并认为每个人的处境也都同样是偶然且无助的。海德格尔视人类的存在为“被抛到生命里”（ins Leben geworfen），萨特则用自身的经验印证了这个形容。他以中学教师为职业，到法国许多城市去经历了多彩多姿的生活，其中有部分时间还有西蒙娜·波伏娃做伴，而她与萨特也曾有过一段情侣关系。1933年希特勒上台，萨特就在这一年到柏林住了一年，并开始撰写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恶心》。他返国后便与波伏娃开始了他们在巴黎“自由的”生活，他们同居于巴黎一间小旅馆中。二战初期，萨特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关于启蒙时代的作品。部分是在服役期间撰写的，当时他身陷德国特里尔（Trier）的战俘营，日子还算过得去。他于1941年因为眼疾而提前获释，并与波伏娃共同创立了一个反抗组织，对抗亲德的法国军事傀儡政权“维希政府”。萨特这时写了一些戏剧和小说，并开始撰写他的哲学专著。在德军于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会战失利后，他再度联系反抗组织并积极投身于政治。1943年春，《存在与虚无》在纸张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出版，这时萨特已经是位名人，一位法国知识圈人脉关系良好的重要人物。
《存在与虚无》的书名有个颇为简单的含义。萨特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思考“不存在的东西”的动物，所有其他动物都不具有复杂而完整的想象力，无法去想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也无法去想尚不存在的东西，而人类却能发明出从未存在过的事物：他们能说谎。一种生物的想象力越丰富，它就越自由；而相反的（萨特如此认为），这也意味着人类作为“赤裸裸的存在”，根本没有实体性。动物有固定的本能和行为模式，而人类却不同，人类必须先找到自己的行为模式：“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神学家和哲学家一直误解这个事实，而都想探求规律和模式以定义人类，然而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这些由价值以及道德规范所确定的本质也就不再有意义了。人类的唯一存在就是他的感觉：恶心、恐惧、担心、无趣以及荒谬。萨特称自己的哲学为“存在主义”。
萨特彻底抹杀了前人投射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并强调种种负面的感觉。对于这样的严厉态度，我们也许只能理解为他对战争的经验。而他对惰性及空无的憎恶也同样强烈，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反抗（纳粹）以及建立新的东西，而这个感觉在哲学上则表现于萨特无数的行动号召中：“人就是自己所完成的结果”，或者“只有在行动中才存在真实”，人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因为这么做只是逃避自己和责任的行为，而萨特认为这就是自我欺骗。
对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来说，在这里便推论出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他不久后完成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萨特将哲学家定义为启蒙者，其责任是教导他人如何自由地生活，并借此实现自我而成为一个人。萨特认为，重要的是人对自己所做的“规划”（Entwurf）。“人首先得是个规划，没有什么是先于这个规划存在的，而人首先将成为他所计划要成为的人。”根据萨特的看法，意志只是这种“预先规划”的一个结果：人先为自己拟订计划，然后才添加上适当的意志。萨特确实这样主张：“我们所理解的意志，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在人们为自己规划以后才形成的。”他这个想法不仅吸引了我的朋友罗莎莉，还启发了一整个世代的战后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过“规划”的生活。只不过这些强调个人色彩的规划却往往相似得惊人：这些存在主义者穿着黑衣，神色忧郁地往来于地下爵士酒馆、大学、电影院和咖啡馆，他们独一无二的地方就在于向时尚妥协。
直到1980年去世前，萨特的生活都是刺激而精彩的。他是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知识代表和广受推崇的道德指标，至于他那关于人类自由的想法是否切乎实际，这一点则是见仁见智。个人真的拥有不受内在与外在约束的自由，就像艺术家设计艺术品一般能规划自我吗？倘若萨特是对的，也就是说，为自己所设计的这个“计划”是在意志之前的，那么人不仅能够摆脱所有的社会期望，甚至还能够驾驭他的本能、习惯、愿望、角色模式、道德观以及从小就养成的反应，就像是人只需要勇气去仔细考虑并改变这些外部与内部情况即可。萨特所谓的“自我实现”就像是对我们的心理的盘点：滞销品将被清空，架上取而代之的是更吸引人的货物。你那市侩的教育阻挡了你的前进吗？摆脱掉它吧！宁可去过艺术家或享乐主义者刺激而无忧无虑的生活！康德早已相信意志有巨大的力量，能够理性而自由地做决定；不过，他认为自由的行为也必须是善的行为，这也是个巨大的限制。萨特也有类似之处，他虽然不相信康德所谓存在于我们心里的“道德律”，但是“自由是自我决定，而自我决定是好的”却也是萨特所认定的方程式。
然而，意志自由是有争议的。如同我们前面曾讨论过的（见“利贝特实验”），现在大多数脑部学者都抱持着与萨特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人类是不自由的。首先，人类是其天资、经验和教育的产物；其次，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并不是清楚的意识，而是隐晦的潜意识。就算我能够摆脱掉外在束缚，我的愿望、意图和渴求却依然是不自由的；并不是我支配我的需求，而是它们支配着我！正因如此，许多脑部学者认为我是绝对不可能“重新发明”我自己的。
这确实是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萨特的自由哲学是很吸引人的。在穆齐尔（Robert Musil）那本当时让我着迷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里，一开始便思考生命除了“现实性的感知”（Wirklichkeitssinn）之外，还应该有个“可能性的感知”（Möglichkeitssinn）。我是在一个可怕的莱茵威斯特法伦邦的小地方成长的，打从年少便有个深切的渴望，那就是睁开双眼去接收世上众多不同的可能性。然而若是实践或转化它们的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的感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真的因为我的经验、教育和塑造而在社会框架里被决定了，那么我的行为其实只是重复社会程序、扮演角色、满足规范和遵行社会脚本罢了，而我的意志、我的想法和我的机智，都只是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的反射而已。换句话说：我完全没有意志，也没有我自己的想象，我只是将它们记录到我的身上。
不来梅的脑部学者杰哈德·罗斯认为，我的意志和想法在脑部学者的眼中也是如此。那被我视为我的意志自由的东西，其实只是一面被我不当竖起的自由旗帜，其中的理由在于意识极度的自我膨胀。位于额头后面的前额叶皮质把许多成就都揽到自己身上，但它们其实只是提供服务而已：“我们的知性可被视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团队，被控制行为的边缘系统所支配。”因此，真正“开放允许”我们行为的那个决定者是在间脑里，它们是经验与情绪的专家、感觉领域的管理员，即使它们对复杂的思考和权衡一无所知。虽然如此，边缘系统还是我们最终行为（只限于被认定是“情绪上可接受”的行为）的唯一决定者。
毋庸置疑，潜意识的黑暗势力不容忽视，问题只是：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如前所述，自由对罗斯来说是个幻想，而我们的确可以这么看；但我们也可以去问，意志自由是否真的取决于“我是否完全透视我的行为动机呢”？反过来问：我必须透视和控制自己到何种程度，才能让罗斯承认我至少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在我有限的可能性的框架下，我相信我认识自己。从前，若是有个偏颇的政治或哲学意见让我感到愤慨，我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感觉，因此我在大学里经常情绪激动。现在，当我与人争论时，我会保持冷静，而且也经常做得到。我从前虽然不想让感觉失控，却直到今天才让感觉乖乖听命于我的意志，个中原因在于“经验”。当我今天与人争吵时，我会坚定要求自己保持沉着，且一般都会成功。我会说：我的感觉学会了臣服于我知性的控制。这难道不能够证明“不只是感觉指挥知性，知性也指挥感觉”吗？当然，这个例子若用放大镜来看会变得有些复杂，因为我之所以会压抑我的激动，基本上也和我的感觉脱不了关系。我难道不是经常在这种充满火药味的讨论之后对自己生气吗？也就是说，这个“要保持冷静”的决定是“在情绪上可接受的”，是情绪所希望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我的自由意志影响了我的脾气，就算有些事情在我看来是情绪上“不可接受的”，我还是维持了沉着的态度。
这个例子的关键点在于：感觉具有学习能力！我小时候害怕的，现在不会再让我感到恐惧；而几个月前让我感到兴奋的，现在却觉得索然无味。这个“感觉的学习”肯定与我的知性有关，因此感觉和知性都融合在我的生活里，它们彼此影响；就算在某个具体的行为状态中是由感觉做决定，但长期来看，我的知性在背后也决定着我的感觉。虽然脑部研究目前仍无法说明这个冗长而复杂的作用过程，却不代表这个过程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具备学习能力的感觉”的话，成年人在面对一切状况时的反应和决定都与幼童无异，而世界也将一片混乱！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因为我们的确能决定自我。不过，这个自由会受限于我们的经验，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包围，成了我们自己的框架；然而，在这个框架里仍然可能会改变，只不过我们应该小心不要高估或低估这个自由，因为如果一个人裹足不前，那么他就不会有所发展；而一个人若是想依照萨特的想法完全发挥内在自由的话，他的要求将很快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因为人类并非先自我规划，然后添加适当的意志；难怪存在主义的高唱入云、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以及社会主义在心理方面的过分要求都已不再流行了。
知性和感性两者间强烈而又相互的依赖性，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的行为如此无法预知，也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好的想法和远大的目标——酗酒的人想戒酒、职员决定要对老板说出心中的想法——都无法实现。虽然对个人来说，这些听起来可能很不舒服，但是对社会却很可能是件好事。一个“所有人都能绝对依照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世界，应该也不会是个天堂。而我们也许该想想，许多外在的约束确实有其正面意义：它们给了许多人稳定和安全，若是没有了它们，恐怕将不会是众人之福，因为人们应该不会想要脱离家庭、脱离家乡的温暖、脱离温馨的回忆而生活吧。
那么，针对“是心理决定行为，还是行为决定心理？”这个问题，答案也就是：两者都对。行为和脑部状态活跃地交互影响，呈现了由行动与存在、存在与行动组成的无尽连续性：“行动、存在、行动、存在、行动”（Do be do be do）（嘟比嘟比嘟）至于在这个串联里有多少自由的活动空间，则因人而异，并且它与生活条件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否可以实现自我，也依赖于我在物质上的自由，即我的经济能力。由此我们便进入下一个与快乐和希望有关的主题：财产带来的自由和依赖问题。
当时年轻世代的品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