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之岛：
快乐人生是什么？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们生活的地方没有柏油路，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下资源。他们没有军队；居民都是些农夫、渔夫或餐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沟通颇有障碍，因为他们生活的国家有世界上最高的语言密度：20万居民使用10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些最快乐的人平均寿命偏低，约63岁。一位当地报纸的记者说：“这里的人们很快乐，因为他们要求不多且容易满足；生活围绕着群体、家庭以及互助合作。这是一个人们不必担心、烦忧的地方。”他们唯一害怕的就只有热带风暴和地震。
如果我们采信“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在2006年公布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那么瓦努阿图（Vanuatu）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瓦努……什么？”没错，这个国家确实存在。它是位于南太平洋上默默无闻的岛国，老一辈的人也许在学校里的世界地图上还曾看过“新赫布里底群岛”这个旧名。调查里问及对生活的期待、一般的满意度以及人们和生存环境的关系。根据这项调查，最适合人类的环境就在一个火山岛上，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7人；温和、阳光充足的气候，茂盛的植被；在宗教上融合了自然宗教、新教、英国国教、天主教和基督复临会；简朴却实在的工作，且有许多是自由职业者；政治上采用国会民主制，有个权力很大的总理、一个无实权的总统和英式的法律制度。不过，这项调查的发起者，包括环境组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根本不想知道得如此详细。他们原本只是想知道人类必须干预大自然并破坏环境到何等严重的地步，才能创造出让自己快乐的条件。而最后优胜者瓦努阿图提供的答案是：要获得快乐并不需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与这些火山岛相较，工业化世界中的富裕国家，那些先进、平均寿命很高的国家以及具有无限消费、休闲和娱乐可能性的地区，它们的快乐因子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德国的排名在81位，是欧洲第四快乐的国家，只排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卢森堡之后，不算太糟：广受赞誉的北欧国家如丹麦（112）、挪威（115）、瑞典（119）和芬兰（123）则全都排在这份名单的下半部；中国、蒙古和牙买加等国家比它们都还快乐得多；生活品质感受最糟的则是所谓“自由的国度以及强者的故乡”美国（150）、宝石与油矿丰富的科威特（159）以及卡塔尔（166）——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享有政府年金而不必工作。在178个国家中，几个可怜的倒数国家包括了俄国、乌克兰、刚果、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我们暂且先不去想瓦努阿图快乐的日子其实也所剩无几了，因为全球变暖和上升的海平面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也会把这座“亚特兰蒂斯”（Atlantis）给冲毁。我们更想知道的是：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向南太平洋这群快乐的人学习的呢？他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很简单明了，而且也肯定是调查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即财富、消费、权力和长寿并不能让人快乐！特别是当前，即使在富裕的西方国家中，民众的平均所得也不再增加的时候，这个信息更显得有趣。我们推测，正因为如此，聪明的经济调查中心如“新经济基金会”才会研究金钱究竟能带来多少快乐，而收入和财产是否真的适合用来测量一个社会的快乐与成就。“快乐经济学”（Happiness Economics）在这方面是个很有助益的新兴研究领域，而得到的认知结果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快乐经济学家透过问卷调查发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增长了一倍；而自认为快乐的比例却并没有相对增加，反而在过去50年内呈现了几乎不变的状态。另一项研究的精确计算得出，人均年收入约从两万美元起，快乐的程度就不再随收入增加的比例提高。对于这个“快乐增长不足”的现象，一个根本的解释是：“获取”本身虽然可以（短暂地）带来快乐，“占有”却不能（见“鲁滨孙的废油”）。某个要求一旦被满足，马上就会产生新的要求，因为人们很快就会习惯所拥有的东西并视为理所当然。因此，财富是相对的概念，人们的富有程度总是依据自己的主观感觉，而其周遭的人则通常提供比较的标准。例如，一个在德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就算能以这些钱成为加尔各答的财主，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富有。
奇怪的是，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个研究结果几乎无动于衷。“有足够的财富而不必工作”至今仍是工业国家中人们最普遍的生活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辛苦干活并投入生命中最多的时间，即使我们大部分的人永远都无法达到真正“自由”的境界。财富和声望处在我们个人价值体系的最高位阶，甚至超越了家庭和朋友。这并不让人讶异，因为快乐经济学家列出的价值等级表正好与其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与他人的关系（家人、伴侣、孩子和朋友）带来更多快乐；第二位是在考虑个人健康和自由状况下，觉得自己能对社会做些有用的事。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指标的话，那么富裕的西方世界里的大多数人都有着错误的金钱价值观。他们“有系统地”做着错误的决定，追求一个可能永远达不到的安全感；他们为了更高的收入而放弃自由和自主权；他们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为的是吸引他们不喜欢的人的目光，用的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钱。
这个错误看法的问题在于：不仅我们的心性，同时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大体上都建立在这个物质定位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家伯尔（Heinrich Boll）有一篇短篇小说《职业道德沉沦轶事》（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在一个地中海的港口，正午的艳阳下躺着一名无所事事的贫穷渔夫。有一位观光客对他说话，并试着说服他应该去捕鱼。“为什么呢？”渔夫想知道。“好赚得更多的钱啊！”观光客回答。他迫不及待地计算着，多少次的额外渔获就可以让这名渔夫变成一位富人和拥有众多雇员的老板。“目的何在呢？”渔夫又想知道。“为了拥有足够的财富，好悠闲地躺在阳光下享受宁静的生活呀！”观光客解释说。渔夫听了之后回答说：“但是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做了啊！”接着继续倒头睡去。
我回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中学时就必须读。这篇故事收录在我们的德文课本里，然而我当时的那位年轻女老师对这篇文章却颇不以为然。我大部分的同学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乖乖地”冷却自己的学习热情。但老师仍不断质疑为什么一篇态度如此消极的故事竟会出现在课本里，而且被视为有教育意义。她支持故事里的那位观光客，并努力说服我们：渔夫如果有更多钱的话就可以负担更好的医疗保险，退休金也将更有保障。不过这篇小说毕竟是伯尔而不是AOK保险公司写的。伯尔真的会想要主张确保稳定的资产阶级生活、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吗？
可以确定的是，比起我那位德文老师对于保障的渴望，快乐经济学家们应该更欣赏渔夫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离婚率和失业率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能说明国家的幸福程度。而他们也有意付诸实行：他们不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测量人民的满意度和政府的成效，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国家满意指数”，而这确实是当下应该做的思想改变。在这方面特别积极投入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Richard Layard）。莱亚德十分确定：生活中除了不断想要拥有一切之外，还有更多能够带来快乐的事物。不停追求（比他人）更多财富和地位的人，会表现出病态上瘾行为的症状。追逐物质会造成永远不满足的状态，以至于不会再有持续的快乐产生。
这么说来，所有工业国家致力达到的经济成长并不能为人们带来快乐。恰恰相反的是，人们将为这个成长付出很高的代价，也就是更不快乐。就算我们今天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大的汽车，可以随性就搭飞机到马尔代夫去玩，我们的心灵状态也不会随着购买力增加而变得更好，无论我们多么沉醉于这个幻想。莱亚德认为这只有一个逻辑的结果：由于人们对损失的恐惧大于获利带来的快乐，因此工业国家的政策必须做出思想的改变，也就是充分就业以及社会和谐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更重要。所以，应该追求的是众人的快乐，而不是经济的成长。
莱亚德的主张是否合乎现实，这点是见仁见智。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争论，不过其中的道理却很清楚：决定我们是否快乐的，并不是富裕和金钱，甚至不是年纪、性别、外貌、聪明才智和教育程度；更重要的是性生活、孩子、朋友、饮食和运动；而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对全球人类社会文化、道德、宗教和政治价值最大规模的统计），离婚对于幸福造成的负面效果等于损失2/3的收入。有趣的是，报告也证明：对快乐的期望非常有助于快乐本身，因为几乎每个人对于快乐都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想象和渴望。对快乐的梦想伴随着我们，即便它只是一个由我们的挂念、心痛或匮乏混合而成的想象。
撇开所有关于快乐的统计数据不谈，快乐也总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谚说：我必须找到我自己的快乐。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于1948年在《快乐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Glücks）里说：“我的快乐是当我与自己达到最深层的和谐的那一刻。”然而这所谓的和谐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听起来非常像罗莎莉的论调（见“行动、存在、行动、存在、行动”）。若是真的没有一个“我”存在，而只有八个不同的我的状态，那么何谓和谐呢？在这里谁和谁和谐呢？快乐的状态是否比我的其他状态更“接近本质”呢？当我快乐的时候，我真的就更接近我自己吗？
现在该是再次求教于脑部研究、回想几个老朋友的时候了：血清素和多巴胺（见“斯巴克先生恋爱了”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不可思议”）。每个躺在阳光下放松身心的人，对于“快乐和身体化学有关”这个说法都不会感到惊讶。阳光能提高兴致，用神经生物学的理论来说，也就是阳光能导致释出血清素。难怪生活在瓦努阿图的人比我们更容易露出笑容，因为气温决定脾气。此外，关于产生快乐的机制的脑部研究，经常被严重简化：有好的感觉时左脑会活跃，而不好的感觉则与右脑有关。这有点让人想起19世纪初期粗略的脑部分区图。其实那是感觉和意识、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皮质之间颇为复杂的交互作用。其实有某些物质如咖啡因、酒精、尼古丁和可卡因的作用，才可以如此简单解释。这些物质都能提高“兴奋传输器”多巴胺（有时候也包括血清素）的产量，导致短暂的兴奋和满足感。对于复杂和长时间的快乐状态却仍没有任何解释。相对来说，追求简单的快乐——以享受一顿美食为例——视觉、嗅觉和味觉都有其个别的重要性，甚至连餐厅气氛、对食物的期望和期待，对于快乐的感觉都很重要。
大部分的快乐情况，例如调情、性爱、饮食、旅游或运动，其背后的刺激点都是期望和实现两者的作用。大多数神经化学的快乐理论在这里就结束了，虽然真正有趣的才正要开始：巧克力能带来快乐，因为吃它的时候能释放血清素，光是它的香味就能让身体产生对抗疾病的物质。基本上好的气味都能促进血清素的制造，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更多的巧克力、长期服用的毒品和持续散发的花香，却不足以使人快乐。因此我们必须接着来看下一个观点，也就是：期待。一个跑步者偶尔会有亢奋状态，因为长跑会释放脑内啡，所谓的“跑者愉悦感”（Runner’s High）。但是当他打破自己的纪录或在一次赛跑中获胜时，他将又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快乐感受。这个“额外的快乐”并非来自身体在跑步时的自然反应，而是由于前额叶皮质，因为只有它知道纪录的数字。所达到的成就会褒奖选手，为他带来快乐，因为一个期待被实现甚至被超越了。
难怪今日脑部学者都致力于探究感觉和意识如何精确而缜密地交互作用，因为快乐的感觉经常不只是单纯的情绪而已。“笑”能够让某些忧郁的患者开朗起来，今天甚至出现了“笑治疗师”这个行业，那是不能用“简单的反射”来解释的。研究显示，光是想到不好的经历就能导致实验对象免疫系统的削弱；相反的，若是唤醒他美好的回忆，能立刻改善情绪并增强抵抗力。
快乐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事。它一方面代表正面的情绪、强烈的喜悦、兴奋和欣喜，也更加敏感，感官也更清醒、敏锐而开放；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意识作用：对事物与环境抱持正面的看法，以及正面的认知与回忆。在坠入情网或有重大成就时，一切都似乎突然显现美好的光彩。和谐、一致、强烈、统一、自由和意义等抽象的想象，都混合在这个印象中。自我满意度会瞬间升高，自我价值感会膨胀，有时甚至到了令人晕眩的程度。一个处在快乐状态的人，会因为其引人注目的行为而吸引人，表现出友善、热情、冲动、灵活和创造性。在自己的眼里，他的能力甚至大到能够移山。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这样陶醉的和谐状态并不能持久，而这也可能是好的。太多的血清素会让人变得冷漠，过量的多巴胺则会导致精神错乱、权力欲望、自大狂和疯癫，因为短时间之后，脑中的感受器会对这些化学武器迟钝而麻木，而神奇效果就会减弱。想用人为方式延长这种短暂状态的挣扎结果终告失败，而以染上毒瘾、病态渴求爱情和成功收场。
没有人可以在持续与自己处于绝对和谐的状态下生活。持续专注于当下，把时间和周遭一切抛诸脑后，安住于此时此地，这是东方哲人的美好想法，但从心理学来看，这是苛求。从神经化学来看，他们是把例外视为一般的状况。强烈的快乐感觉是我们生命海洋里的“幸福岛屿”。但是这样的状态当然不是一个成功人生的普遍药方，反而更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
只有当期待符合现实时，才有可能达到持续的快乐，若是快乐和痛苦状态根本上是“自制”的话，那么它们只是一个与自我相处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与自己的期望态度相处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解释处于艰难环境的人可能比享有特权者更快乐这件事。马尔库塞希望“与自己和谐”，也就意味着：与自己的期待达成一致，并且包含我所期待的“他人的期待”。用卢曼的话说，也就是“对期待的期待”。
一般都知道，与自己的和谐状态，如果没有同时和周遭的人和谐相处，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远东地区的生活理想在寺庙之外就很难实践的原因。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服兵役时，遇到一位社会工作者。他当时说了一句挑动了我情绪很久的格言。他的目标（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他认为那也是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人生目标）是从自己的期待中解脱出来。我的天啊！这是一个多么过分的期待！那也许是我对于生活所有想象得到的期待里最大也最不可能的期待，因为一个没有期待的人生是不可能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摆脱它们，而是我们如何为自己剪裁出自己的期待。还有一句智慧的格言是这么说的：总是尽可能降低期待的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失望。我们的确可以这么看，但这并不是个诱人的想法。因为低标准的期待透露出了两件事：一是对生活的强烈恐惧；二是在面对失望时有着明显的困难。这么说来，不是更应该学习如何有效克服失望吗？因为一个期待很少的人，在他身上多半也不会有太多事情发生。
即使如此，这种提倡知足寡欲的道德格言还是能得到许多大哲学家的支持。因为快乐和生活乐趣很少是他们偏爱的主题。因此，他们有不少人顶多只关注“满足”这个持续性较高的快乐前身。康德即为一例，对他来说，唯一符合现实的快乐就是满足其道德义务。然而，就这样把义务和快乐画上等号，可以说是一个拙劣和胆怯的尝试；相对来说，歌手艾迪·皮雅夫（Edith Piaf）把它们区分开来，就让人耳目一新：“道德就是以完全没有乐趣的生活方式活着。”因此，将康德无趣的后半生拿来当作快乐生活的典范，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合乎情理的。
快乐和满足感并不相同。我们应该小心别让自己把“追求乐趣”直接转换成为“避免痛苦”的策略。当然，这两者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在生活的丰富性里也都有他自己的着重之处。我们应该不难将周遭的人及朋友归类为“追求乐趣者”或“避免痛苦者”，因为这样的方向认定无疑与教育和性格有关。然而，虽然与“追求快乐”相比，许多宗教和哲学家更拥护“避免痛苦”，但那是没有根据的。而备受歌颂的“知足常乐”都是老人们的想法，这个生活智慧几乎无法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这至少是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快乐研究学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看法。对他来说，每个理论都有个中道理：快乐是“个人的享受”“人所怀抱的希望”以及“达成几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真正的快乐是由这一切组成的，其中包含舒适的生活（即享受）、好的生活（即对个人渴望的投入与实现）以及有意义的生活（实现某些目标）。这些听起来都很有说服力，但问题是：人们该如何完成这样的人生呢？我可以自由地形构自己的快乐吗？如果有的话，我又该怎么做呢？
